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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

富萍

姊妹行

香港的情与爱

文革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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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

作者：王安忆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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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声喧哗

一

二

三

四

五

爱套娃一样爱你

释梦

林窟

恋人絮语

闪灵

游戏棒

众声喧哗

一

午后二三点时分的光线，令人想起过去的日子。太阳经过路南老公寓的山墙折射，收集了一些颗粒状的影，那是外层涂壁上的拉毛所形成的。过去的日光都是这样，毛茸茸的，有一种弹性。那时候，对面没有层峦叠嶂的高楼，天际线低矮而且平缓，路却是狭窄的，不像现在开拓得宽和直，所以就也会有开阔的错觉。汽车从街心开过去，轮胎和路面的摩擦声听起来很远，比无声反显得静谧，这静谧也是过去的。静谧中的闲散与慵懒，又有些气闷，让人恍然，就不仅是过去的，似乎还是将来未来的，无论世道如何千变万化，都是沉底，要说这城市有丝毫的悠古心，就是它了。

这时分有一种魅惑，它让人觉着漫长，简直不知道怎么才能挨过去，每当来临之前，甚至打怵。可是，等到日头在马路的西边下去，街面上的光里颗粒状的影调流走了，变得平坦淡薄，却似乎更亮了，此时此刻又觉着，时间简直转瞬即逝，一个世代都过去了。这世界上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啊！可不是吗？眼前的景物早已经旧换新，新的再换更新，旧的更旧。路南的拉毛外墙的老公寓，变得十分矮小灰暗，更加衬托出新建筑的光鲜，光鲜里其实是瘠薄，来不及养育出植被。老公寓的砖缝里都嵌满了垢，这垢就是膏腴，所以就丰饶啊，生长得出庄稼来。再是丰饶，仅有这么一点点，哪里抵得住排山倒海的新气象！在午后一两个钟点里，永恒与短暂，不变和变化就这么交替更迭，将时间的概念从一个极端推向另一个极端。说起来，还是光线作祟，它干扰着视觉的同时也影响着认知。

身处这一个时间的局部里，确实有空旷无际的感觉。欧伯伯靠在尼龙躺椅上，看着门前的马路，心里积郁着一些愁和烦，这真是比一生一世还要长，一生一世都要过去了，这一时却挨不过去！欧伯伯所在的地方是他的小店，店面浅得很，只是一条边，门打开，放一张折叠躺椅，就不能动了。门的右侧是柜台，一步宽，柜台后面，依墙打了几层木架子放东西，中间可供一个人走动。门背后，也就是左侧，只有半步地方，就放了饮水器，旧报纸，挂衣服的立架，扫帚拖把铅桶一些杂物。铺面是从原先的汽车间隔出来的，沿街这一排的底层都是汽车间，所以，门里的地坪是要低下去两级台阶，窗户是气窗，离地面很近，装着铁栅栏或者铁纱窗。现在，因为是临街，就都破墙开店。有的是户主自己做，有的是出租给外人。店是开着了，但生意一直很平淡，因为是在商业街的末梢，购买的热潮到这里就已经平息，人行道上又设了一条防护栏，妨碍对马路的人直接走上街沿，削减了人流。所以，这些店时开时关，不停地更换业主和经营，一会儿拖鞋店，一会儿毛巾店，一会儿又是旅游装备，一会儿再是镜框店，无法造就稳定的客群，只能做些零打碎敲的买卖。唯有欧伯伯的店，至少在二三年里，保持着专项业务，就是纽扣。

欧伯伯的纽扣店是自己家的房子。除去汽车间，本来还有二楼的朝南带阳台的大间以及二三楼之间的朝北亭子间。这样分散的居住状况不知来自何种渊源，反正，邻人们也多是东一间，西一间，上一间，下一间，极少有保持原先建筑设计中的完整单元。如此一来，厨房与厕所也就都是共享，一幢洋房被分割得七零八落。但从另一方面看呢，也形成大家庭，或者说公社式的温暖互助的生活方式。欧伯伯从结婚时就住进这里，称得上老房客。那是内战最激烈的时候，欧伯伯在印刷厂排字间学徒出师，家乡宁波的娃娃亲，由亲家母带着来到上海，让他迎娶。亲家母从裤腰带里摸出两条小黄鱼，算作嫁妆。拿着小黄鱼去顶房子，就顶下这么十三不靠的几间。也是沾了战乱的便宜，钞票不值钱，黄金为大。再有了，人们都在往外面跑，去台湾，去香港，去乡下。那时节，这里是偏僻地带，想不到后来成了高尚区。

家中有大人，新人房间自然是做在亭子间；二楼大间理应为岳母的居室，也作客堂和饭间用，小孩子生下来呢，一律跟阿娘睡；汽车间一半放杂物，一半支一架大床，给宁波来的亲戚住。最先住的是小舅子，读完书分在杨树浦厂里做技工，搬出去了。这就来了一对姐妹，年纪和小夫妻差不多，却要长一个辈分，就称她们二娘娘和三娘娘。等到小孩子也都跟着称“娘娘”的时候，辈分就又不计了。三娘娘很快嫁人了，对方也是同乡人，在布店做职员。所以更可能是早就定的亲，此时上来成婚，二娘娘则是娘家送亲的。这一送就没再回去，也没结婚，一径住了下去。其时，岳母年纪大了，小孩子也增添到四个，除了最小的，三个一并移至汽车间里，跟二娘娘睡。

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岳母去世，欧家夫妇升级到大房间；亭子间给二娘娘带老三睡，老三是女儿，十三四岁的年龄，与兄弟混杂已经不方便；三个男孩就住汽车间。不久，高中毕业的老大分到船厂，住大宿舍，周三厂休才回来睡一晚，有时，一晚也不睡，当日返回厂区所在的复兴岛去了。隔年老二初中毕业，下乡插队落户。这是家中人口最清简的几年，汽车间里实际只住阿四头一个人，其余地方就摆了吃饭桌，省得厨房和二楼之间，锅碗瓢盆端上端下，因为厨房是在底下公用面积里。汽车间的杂物大半清理归置，成了一个颇为正式的房间。这样的布局大约维持了四五年，之后又逐渐走入熙攘的日子。

先是老大结婚，很自然的，结在亭子间里。老邻居都说，这个亭子间有喜气，作过多少回新人的房间。这样，二娘娘重新移下去，和阿四头一同住汽车间，她已经是当年老太太的年纪了。老三移上去，与父母同住。下一年，孙子出生了，由二娘娘带了在汽车间睡。再过一年，老二顶替父亲返沪，汽车间里又多一张床铺。这就有些挤了，但格局还基本保持原状，真正的大变动是下一年老二结婚。老二的意思是，老大儿子已经生好了，应该轮到他了，所以能否让出亭子间，搬到汽车间。至于汽车间如何安置人口，则是下一步的问题。兄弟间、婆媳间的龃龉是免不了的，新账老账也要翻一翻，总算欧伯伯家中尚有余地，仔细衡量还可周转。最后的方案是，朝南大间一劈为二，老大老二各守一疆，阳台归一方，箱子间归另一方，没有偏倚，各得其所。老夫妻又一回住到亭子间，阿三下放到汽车间，与阿四头的床之间，拉一幅布帘。这样下棋般下了一盘，就又有三五年的安定。等阿四头到了结婚的年龄，阿三已经出阁，二娘娘老死，汽车间自然就归阿四头。

日子兴兴隆隆地往前过着，这一段的安逸，以及物质的丰厚，自然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其饱足，是欧伯伯生平中从未有过的，他不是一向拮据的吗？一向都需精打细算，用蝇头小楷记着家用豆腐账，每一分钱都有出处和去处。月底轧账，连小孩子扑满里的分币都要轧进去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头，进出项变大了，账还是要轧平，轧出来的数字有时让欧伯伯惊一跳，多么阔绰啊！会不会造孽了：冰箱，电视机，洗衣机，微波炉，鸭绒被；甚至，他们添了黄货：一对金戒指，老太婆的金项链和金手镯，每个媳妇新进门都有这么一套，小孩子出生则是一对金锁——孩子们一结婚便独立门户。以欧伯伯的洞察世事，懂得防患于未然，以疏治亲。平时各自过各自的，逢到年节，或者有大事情，聚起来，吃饭和商量，事毕后，再散了，各自过各自的。实际是联邦制，欧伯伯依然为一家之主，却免去日常琐细的各类麻烦。这样的日子啊，想起来都要鼻酸，千秋万代一直过下去有多好！可是，天下万物都有兴衰盈亏，就是不知道缺口在哪一轮上。

国庆节，照惯例是要聚的，这一年，女儿一家在日本回不来，其余三家都到齐了。三个媳妇一并动手，在各自的灶头上烹煎炖煮，然后汇总到老夫妻的亭子间里。虽然汽车间的地盘要宽敞些，但不符规矩。亭子间再小，也是大人府上，按宁波人的旧法，每天早晚，小辈都要去请安的。如今新社会，上海又是新风气，平日就免了，但少数几个年节，礼数就不能坏了。所以，这一天，几个儿子要将棕绷翻起来，床底下的圆桌面拖出来，摆开，团团挤坐一圈。这才叫天伦之乐！冷盆热炒铺到桌沿，最终个个底朝天，也是令欧伯伯满意的，这才是吃饭！晚饭结束，人散去，棕绷放下，被褥铺齐，老太婆悄声告诉欧伯伯，今天那一道蟹糊大约混进了一只死蟹，所以极腥气，至今还堵在胃里，不时作呕。欧伯伯嘱咐老太婆不要再多嘴，蟹糊是二媳妇做的，二媳妇是老二从江西带回来的，与他们家本就不大投契，对她就需格外谨慎。这也是欧家老夫妇治家的原则，亲严疏宽。老太婆当然按下不提，但事情并没有因此而化解。就从这天起，老太婆的胃口直落下去，什么都不想吃。有一夜，忽然急腹痛，送到医院，开始以为胆囊炎，再查下去，却不是，而是胰腺癌，并且到了中晚期。所以，事情的因头早已经有了，如此一来，回想那一段日子，安乐中就埋着隐患，变得危险了。

从住进院到最后闭眼睛，不多不少一个月。走的人没遭太大的罪，却将折磨留给了活着的人。借着一种应急反应的本能，欧伯伯挺过了最初的日子。他的脑子很清楚，情绪也是稳定的，亲自安排大小事务，分配给儿女们去落实。大殓过后，吃完豆腐饭，送走亲戚，全家人坐下来，商量欧伯伯怎么生活。四个儿女都说父亲跟自己过，欧伯伯知道，儿子多少是虚邀，不是说不诚心，而是碍了媳妇，就不大能有主见。女儿却是靠实的，已经拿好了户口簿，要去办护照签证。可是在欧伯伯的观念里，到女儿家里生活，不只自己没面子，也是不给儿子们留面子。再说日本那种地方，他可是在外白渡桥上吃过日本兵耳光的。欧伯伯要回了户口簿，随手翻了翻，看见老太婆的一档里写了“已逝”两个字，忽觉心上刺痛一下，几乎挡不住。刺痛过去，欧伯伯复又坚强起来。他说，一切照老样子，各人过各人的。一来他还没老到不能自理；二来楼上楼下照应起来也是极方便的。宣布决定，且态度十分坚定，欧伯伯看出小辈们，包括女儿，都松了一口气。他不觉失望，倒有些想笑出来，心中暗暗骂一声：小赤佬，没良心！

就这样，欧伯伯让儿女们放心了。邻人或者亲友问起来，他们欣慰地回答：老头子还可以，还可以！连欧伯伯都以为自己“还可以”。丧事的热闹平息下来，日子又一天一天往下过着。欧伯伯一个人吃一个人睡，儿子媳妇时常过来问问，捡些衣服去洗，送一碗新做的吃食，所以也并不寂寥。到了晚上，电视机开着，两个人不觉着，一个人的时候反显得格外喧哗。喧哗中，欧伯伯会想，过去没电视机的夜晚是如何度过的？那时候，谁家有一架收音机就很得意了。静夜中，有声音在天空下穿行，嗡嗡的，不怎么真切。倘若从外边走过，恰巧收音机又放在窗下，就可见窗帘布后面晶体管一闪一闪。那时候呀——欧伯伯忽又感到刺痛袭来，他其实一直小心地躲着，可还是迎头撞上了——那时候有老太婆啊！欧伯伯似乎方才意识到老太婆不在了。老太婆不在了的事实，是渐渐浮出水面的。刺痛的感觉不那么容易驱走了，而是滞留下来，并且一回比一回留得久。欧伯伯伤心地想，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有了再没有，还不如一起初就没有呢！可是，有没有又不是由自己做主的。这些疑问实际已经是哲学的命题了，可是在这里，却是每一个日夜的现实。

欧伯伯忧郁下来，他的眼睛时常含着泪水。要是能够放声大哭一场，也许就会轻松了，可又哭不出来。好像那一份伤心非要在身体内折磨他，不肯被释放出来。有几次，欧伯伯做了哭泣的梦，真是伤心啊，却又有一股子暖和，他纵情地哭着，哭到醒来，发现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流出，无比压抑。反过来，有时候他在笑着，多半是电视里的滑稽节目，用宁波方言说着趣话，说着说着就下道了。止不住就要笑，奇怪的是，眼泪却流了出来。欧伯伯擦把眼泪想，他真是做不成人了，哭，哭不好，笑，笑不好，大约死到临头，要跟老太婆去了。

这一日，欧伯伯很郑重地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桌子上摆了一扎钞票，让儿子们去做墓，做一个双穴的，说，老太婆先不要移动，还是在骨灰堂原处，等他走了以后，一并迁过去。再又进一步交代，在他闭眼睛的七七四十九日内办事，趁了丧假，一鼓作气结束掉；否则，就必要挨到冬至不可；冬至那一天，要是逢双休还好，可谁又说得准呢？平常日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大人要请事假扣工资，小孩子也要请假，功课拉下了，心也要野的。欧伯伯说一句，儿子们应一句，在外人听起来是要觉着滑稽，但这一家小辈受管教惯了，十分驯服，所以并不以为荒唐。听到后来，还都伤感起来，以为老头子马上就要走了，几乎垂泪。欧伯伯却十分镇静，甚至胸襟开阔起来，多日来的郁结散开了。

按着父亲的布置，儿子们分头动起来。女儿在日本出不上力，就出钱，将短缺处统统补足还有余。每一笔支出，大至墓地，小至跑腿时喝去的茶水，全到欧伯伯这里来登账。欧伯伯的豆腐账本又打开了，距离中断的日子，已有一年整。看着账本上的日期，欧伯伯哀戚地想，叫是叫老太婆，其实老太婆终年才六十六，自己虚长一岁，六十七，应该还有得活了，无奈天不享年，心中十分地不甘。在这时而振作、时而消沉的心情中，墓做好了，日子又过去半年。是期然，是不期然，欧伯伯生病了。全家都吓一大跳，想老头子简直成了神仙，揣得出天机，将事情做在了前头。一边忙着服侍病人，一边暗中准备后事，女儿一家人都乘飞机赶回，和一年半前为母亲送终时同样，全到齐了，围拢在父亲床前。欧伯伯睁眼看一圈，又闭上，眼泪流下来，心里热烘烘的，就像梦里的情景。

欧伯伯得的是脑梗，发病时很吓人，突然神志不清，睡倒在那里，叫也叫不应。二十四小时以后知觉就恢复了，医生说生命危险谈不上，但后遗症是免不了的，而针对后遗症并没有特效药，主要靠康复训练。于是，吊了半个月一个疗程的丹参，欧伯伯就出院了。女儿将女婿孩子打发回日本，自己留下来再住一段。兄妹四人须臾不敢松懈，因为不知道应该相信医生，还是相信老头子，相信科学还是相信天命。欧伯伯是什么人，会看不出儿女的心思？看见他们紧张兮兮的样子，有些好笑，有些鼻酸，他想宣布没事了，各做各的去吧！女儿也该回日本去了，年轻夫妻分开总是叫人不放心的。但欧伯伯的后遗症是左半边手脚不得力，舌头也不得力，说话就很费神，多少呢，也是存心和故意，过一日是一日，这气氛让人很受用呢！欧伯伯终究是明理的人，知道凡事都有限度，不可过头，物极必反，让小辈们生厌心，老的就没趣了。一日夜里，已经睡过一觉，却从床上坐起，睡沙发的女儿跟着要起来，他伸手止住，父女俩各自坐起半身，靠了枕头说起话来。

这一场谈话进行得颇为吃力，延续很长时间。夜深人静，后弄堂的一盏灯映在窗帘上，将光投进房间，家什与地板上蒙一层薄亮，两人的脸上也蒙一层薄亮。老头子看起来肤色温润，就像没生过病似的。在这样的静夜里，人的交流似乎变得轻松和容易，甚至不怎么依赖语言，谁和谁啊，女儿！欧伯伯这个老派人，也不得不承认女儿的好，不是说儿子不好，但总是隔着心，而女儿心连心。当然，有心还要有力，自己这一个恰巧两样都有，赚得动，又摆得平女婿。三个儿子无论哪一头有亏欠，都是靠女儿来填平。欧伯伯的意思主要有两点，一是他先前说的不吉之言，已经在这场病上应掉了，所以短期内不会有不测风云，他还将再活一段，于是乎就有了二，那就是如何安老。办法也想好了，在汽车间开一个小店，不为营利，只为解闷。欧伯伯的话是断断续续，辞不达意，但女儿还是将这些零碎的孤立的字和词组织起来。同时她还归纳出父亲开始运用一种新的句式，倒有些近似日语的结构，就是前边说一大篇，终于到结论的尾部，却是个否定。欧伯伯最后的否定语是“不可能的呀！”经过之前含糊犹疑的段落，这一句“不可能的呀”显得清晰肯定，而且富有表情。比如，“闲话讲讲，白饭吃吃”，接着是一串意义不明的语音，然后又是“闲话讲讲，白饭吃吃”，如此反复，最后——不可能的呀！阿三头猜出来，意思是说归说，不能当真。再具体些，他曾经说将要找老太婆去的预言不会兑现了。怕女儿不相信，欧伯伯要作进一步的证明，并且是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药吃吃，针吊吊”，这也是一种新句式，动宾倒置，“药吃吃，针吊吊”意即打针吃药，得到了治疗；另一方面是天命，两个字：“已经”！欧伯伯连连地说“已经”，然后——“不可能的呀！”女儿知道是已经生过病，说出口的话也就兑现掉，不会再发生了。虽然说话不方便，但欧伯伯的脑子一点不糊涂，脾气也还是过去一贯的，毫不马虎，道理一定要讲明白，推论的过程必不能省略。儿女们从小听欧伯伯的教训长大，无论内容还是方式已经谙熟，这也是女儿能够充分理解父亲的前提条件。

第二日，阿三头向兄弟们传达了父亲的意思，大家松下一口气。看起来老头子没事了，甚至为自己今后的生活做出安排，能见出对小辈的体恤，不禁心生戚戚之情。关于汽车间，阿四没什么意见，和亭子间对换好了，阿三头还愿意补贴阿四头由此减少的平方面积，不只是面积，还有作为商铺出租的价值部分。其实，除了老二，兄弟们都在进行买房的计划。像这样的老式公房，不能购买产权，就不能出售，只可出租，租金用来还贷。老大有意出租，半间房却不易找到租客，陌生人搬进又给另半间的老二带来不便，最好让老二一次性买下，这正是老二心里所想，只是生怕价格的差异太大，双方就都没有说出口。此时，趁老头子与阿四头调地方，不约而同地提出想法来。也是因阿三在场，有人主持议价，再有，更主要的，向来兄弟们利益上的差池，不都是阿三头平衡的吗？就这样，老大搬出去；朝南大间还原，归老二一家；阿四头住亭子间，其实房子已经买下，只是为了小孩子读书，还住在老房子里，出租的是新房子。老大也表示，他住远了，不在老头子眼面前，照顾的义务，老二老四也许就要多承担些，所以他让出的半间房，虽然超出老二的能力，但也还不是太夸张的。又一轮下棋，东排西调地安妥，接下来的事就是给老头子开一爿什么店。阿三头把问题留交给兄弟们讨论，自己先回日本去，过年再来。

做什么生意，总是要和过去所从事的职业有关。欧伯伯在印刷厂工作一生，小辈们第一想到的是开一爿书店，印刷厂不就是印书的吗？可是再想想，其实老头子一辈子都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书，家中的阅读物仅有一份新民晚报。而且，四个子女无一人的工作与书这样东西有关。到哪里进书，多少折扣，进什么书，如何交割买卖，件件桩桩都不知情。所以，书店的念头很快就放弃了。那么，从俗开一爿烟纸杂货店。虽然是没接触过的行业，究竟联系日常起居，又是大众化的生意，门槛比较低，比较方便入行。问题是如今二十四小时便利店兴起了，遍地开花之势，老头子开店虽不指望多大盈利，但给个夕阳产业，难免有敷衍之嫌，也未必敷衍得过去，可不是一直不点头吗？然后想到小五金店，自家的抽水马桶，电灯开关，都是老头子亲手摆弄的，平日里又喜欢各色工具，小五金倒也投其所好。紧接着问题来了，说是小五金，却是有些分量的，一捆电线，一盒钉子，一副花洒，一套落水，老头子掂得起来吧！因此，还要是比较轻巧的小商品，比如文具。不过，文具往往连带着饰品：发圈，发卡，卡通人形的手机链，假水钻的戒指……实在与老头子的年龄身份不符。最后，还是欧伯伯自己拿的主意，那就是纽扣店。儿子们一思忖，果然很对，纽扣这东西，小而又小，拈起来不费力气，放下来不占地方，不是吗？这汽车间至多辟出一半做铺面，另一半还要住人，全部开店——老头子说了：不可能的呀！进货也很方便，七浦路批发市场，跑一趟就可卖半年的。欧伯伯张张嘴，以为要说什么，却什么也没有说。儿子们已经习惯老头子欲语还休的神情，是说不出来，又还有些不屑于说的意思。倘是真正紧急的事情，无论如何也会交代清楚的。所以等一会儿，没有下文，就起身回各自屋里去了。

欧伯伯欲言又止的那一席话，等过年时候，向回家探亲的女儿说出了。欧伯伯和所有的宁波人一样，喜欢说话也擅长说话。宁波话是一种十分有力量的方言，音节铿锵，语风犀利，从语言学角度，还是一种修辞性很强的方言，词汇生动，比兴丰富，由此及彼，生息繁衍，一旦说开头，便止也止不住，汪洋恣肆。坊间流行的说法是，宁与苏州人吵架，不与宁波人讲话，那是讲不过宁波人呀！宁波人说话强硬，因为有底气，硬得出来。上海是国际大都市不错，但上海话里面有不少词汇语音来自宁波话，比如最著名的“阿拉”两个字，实在就是宁波话，所以说上海是“海纳百川”，对上海，欧伯伯还是服气的。如欧伯伯这样热爱说话的人，恰恰得了这一个后遗症，简直有点像天谴。然而，不是说上帝关上一扇门，同时又打开一扇窗吗？欧伯伯生病以后，渐渐掌握了另一种语言方式，就是极简主义。他先要将自己的思路整理清楚——欧伯伯没有一天停止过思想，将思路理清，然后找到最捷便的语言。听起来有些像小孩子说话，比如前面提到过的，“药吃吃，针吊吊”，事实上，小孩子的说话自有一番表现力，反是成人不可及。渐渐地，欧伯伯又领略到说话的乐趣了，过去做的是加法，现在呢，是减法。

这一回，欧伯伯和女儿说的话，就比较高深了，需要阿三头全神贯注，调集起她所有的阅历和体验，开动脑筋，最终理解。欧伯伯要讲述的是一个故事，大约关于——欧伯伯拍拍墙壁，阿三头明白是指隔壁邻居，以为就是如今这一户，但欧伯伯的右手臂固执地指向远处。阿三头左右上下，一直搜索到外婆家的邻居，欧伯伯方才点一下头，紧接着又摇一下头，期待地看着女儿。阿三头晓得方向对了，就从外婆家移到阿娘家——是阿娘家的邻居？欧伯伯放下胳膊，继续讲述。故事是这样的，宁波阿娘家的老邻居，祖上本是做官，退回原籍，因为什么罪愆，阿三头就猜不出了，这需要历史知识，阿三头恰恰就是历史没学好，只晓得一定有某种重要的原因，否则——“不可能的呀！”这一家人从此隐居坊间，过着清简但平安的日子。多少代下来，家人们保持一个族规，就是凡下锅的米，都是一粒一粒数出来的。欧伯伯从桌上药瓶里倒出药片在桌面，用一个手指头，一粒一粒，将药片从这边划到那边，聚拢起来——看着父亲的动作，阿三头心里一亮。她在日本，跟了几个小姐妹去寺庙玩，多玩几回，渐渐培养起信仰来，她揣测这数米其实与数佛珠的意思差不多，就是“修”！父亲手下的药片在眼睛里忽又变成纽扣，她终于明白父亲要开纽扣店的真正用心，这里面是有禅机的。欧伯伯将药片一粒一粒放回瓶子里，揿上盖子，然后握在心口上，说了一个字：“静”。阿三头眼泪都要流出了，老头子不仅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还给精神找到归宿，儿女们真可以放心了。

春节过后，纽扣店就开张了，营业执照上写的是欧伯伯的名字，店名则叫“阿娘纽扣店”，是为纪念老太婆，还因为现在会有谁买纽扣？不就是阿娘们吗！各色纽扣分别盛在排列整齐的小盒子里，除了纽扣，还有针线搭扣，顶有意思又有用的，是一个专供穿松紧带的夹子。看起来和镊子差不多，但套有一个上下移动的小铁箍，关键就在这里。当镊子的脚咬住松紧带一头，就可将铁箍往下推，推，推到推不动，松紧带便被牢牢钳住，再送进裤腰的贴边里，如何牵拉都不会脱落，可一径顺利地送到另一头。若不是亲手穿过松紧带，经历过松紧带中途滑脱的尴尬，如何设计得出这个小东西！不只是懂得机械原理，还体贴人心。儿子们建议纽扣店顺便销售电话卡，被老头子拒绝了，说：不可能的呀！意思是两不搭界。但他同意将电话移在柜台上，连接计时器，对外开放，承袭了旧日烟杂店兼备公用电话的传统。事实上鲜少人来打电话，一是手机普及，二是电话亭满街都是。但欧伯伯还是每日将电话擦拭一遍，推到醒目的位置，这就有了一种“窗口”的形象。自此，这条街就又破了一面墙，开出一爿店。

二

一切停当，欧伯伯靠在躺椅上，看着店门前的马路，方才意识到，在他经历变故的同时，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街区已经天翻地覆，换了人间。街面拓宽了，原本两边携起手的行道树没有了，新栽的梧桐还没长成，街心裸露出来，有一种惨白。马路对面耸立起一座称得上伟岸的建筑，有了它，两边的高楼就不显得突兀，而是挺自然，似乎本来就这样的，甚至于，很难想得起来原先的样子。在这一个不由分说的新世界，仿佛只是出于偶然才处身于其中。顺了宏伟建筑看，远远地，有一条直街蜿蜒过去，切断了大马路，纵深而入，留下一个森绿的路口。这是新世界的一点旧遗痕，被漏网了的，又像梦魅。这点梦魅要到午后，才会蔓延和洇染，一寸一寸，用光的形式，铺在宽阔的东西向的横街上。如同开头时说过的，过去的日子似乎回来了。也因此，过去的日子是在白日梦里面回来的。

欧伯伯在白日梦里盹住了，不知有多少时间过去，几乎是一辈子，都要转世投胎似的。因为他分明是个小孩子，赤脚穿双布鞋，走出船舱，“噔”一下跨上跳板，弹了几弹。睁开眼睛，看见一张俊脸，小孩子陡地长成了后生。是自己吗？又觉着不像了，而是像另外的某个人。疑惑中，那张脸又逼近了些，鼻头上有一层薄汗，嘴动着，有无尽的话要说，却没有发出声音。欧伯伯心下一急，也有无尽的话从胸中涌起，张开嘴，喉咙却一紧，止住了。欧伯伯这才从梦里跳出来，白日梦兀自从街面上闪闪熠熠地流过去。坐直身子，揉揉眼睛，看清了眼前的人。眼前的人果然是个后生，个头很高，又穿一身保安的制服，更显得英挺。脸型端正，五官轮廓鲜明匀整，十分标致。他将双手背在腰后互相挽着，这姿势很稚气，使他一下子变小了，小成一个孩子，那种腼腆的小孩子。事实上呢，假如他摘去保安的大盖帽，你就会看见他的额发已经稀疏，呈现败顶的趋势。他不很年轻了，大约有三十五岁。虽然如此，他仍然是年轻的。其时，他正笑着，他的笑容很天真，没怎么经过世事的磨炼，就没留下沧桑，简单快乐。欧伯伯避开眼睛，似乎不屑于看他，又似乎是招架不住如此通透的纯洁性，欧伯伯这一生蹚过多少污泥浊水啊！

年轻保安专跑得来，仿佛就是要让欧伯伯觉醒，然后就侧身站在了躺椅旁边。一个坐一个立，不说话，目光也无交流，其中却自有默契。凡是经过的路人，很容易就注意到这一点。曾有一个女人来配纽扣——偶尔也会有生意，遇到这种情况，欧伯伯抑制不住有点兴奋，他很耐心地将盛纽扣的小盒子，一格一格取出来，放在柜台上，供来人挑选。因为左边手脚不灵活，动作难免迟缓，所以嘴里就安抚着说：不要急！这是他说得流利的又一句话。其实来人只是要一种特定的纽扣，很快就找到合意的，或者很快就放弃了，欧伯伯一边交割钱款，一边说着：不要急！这一声里就流露出不舍的心情了。倘是来配纽扣，滞留的时间就略微久一些，连那年轻保安也一并帮忙寻觅，弯下身子，在玻璃柜台外侧，指点着里面的纽扣。女人问欧伯伯：是你儿子吗？两人相视一眼，同时摇摇头否定了。其实年轻人的长相与欧伯伯没有一点共同之处，欧伯伯即便在青壮时候，也只能算中等身高，现在又缩了些。欧伯伯是个瘦人，头型呈椭圆，接近橄榄状，宁波人大多有这样小巧清秀的头型，五官也是清秀的。欧伯伯又在薄削的鼻梁上架一副眼镜，看上去就有斯文气。而年轻保安则是血气充沛，圆头大耳。女人关于是不是父子的问题其实并不真的以为他们会是父子，却是反映出模糊的认识，这一老一少之间有着某种似是而非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呢？女人配到合适的纽扣，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欧伯伯说一句：不可能的呀！年轻保安跟了一句：就是讲呀！只这几个字，你也听得出来，年轻人有着严重的口吃。

这条街上的生意多半冷清，上门的不外是熟客，说是买东西，不如说是聊闲天。一二年下来，欧伯伯也有了一位熟客，就是那口吃的青年。这里的人都叫他囡囡，是乳名，更可能是诨号。这样高大俊拔，且已不是年少，叫作“囡囡”，多少带了讽意。事实上呢，在这城市的弄堂里，那些居住了二代、三代的老户，就有将“阿狗阿猫”的称谓叫到老的。在年轻保安出生的六十年代末，上海的弄堂还留有旧时代的遗韵，小孩子拉帮结派，弱肉强食——如今弄堂都不剩几条了，当年的小孩子成家立业，要么不生，要么只生一个，一个受几个管，再没有自由可言，小孩子的社会便随了弄堂一并消失了。囡囡是不入帮派的，照理行不通，人们不会放过他，但有姐姐们簇拥着进出活动，也就拿他没奈何，只能冲着背影跳着脚唱：小弟弟小妹妹让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

“囡囡”是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母亲怀他晚，怀在肚子里的时候，父亲去世，所以是奶末头，又是遗腹子，如何的宝贝可想而知。最小的姐姐也要长他六岁，最大的则已经十五岁，可作他的小妈妈。一家人囡囡长，囡囡短，“囡囡”的名字就是这么叫出来的。要说他的口吃，一半天生，一半是“嗲”出来的。小孩子说话上的毛病，是被大人打好的，打不好的，就到社会上，在耻笑中矫正。他呢？谁敢打他，耻笑他？不仅不矫正，全家都用他的腔调说话。本来只是咬舌头，说话不利索，上了学，就有姐姐们护不到的时候，心里紧张，不由得结巴起来。因为怕人笑话，索性不开口，又妨碍了他交朋友。但他不怕孤单，一旦回家，便是热乎乎的一窝人，而且都是女性，简直就是温柔乡。这温柔乡是害他，又是有益于他，那就是养成他格外驯顺的脾性，没有一丁点戾气。无论怎么欺他，最多走开去，也不会冲撞。时间久了，晓得是这样的人，毫无恶意，人们便也都善待他了。正合了一条坊间的真理：老实人不吃亏。

初中毕业上了一所旅游职校，他最合适学烹饪，因为不需要说话交道。但练刀功这一条就过不了母亲姐姐的关，从小家里就禁止他碰刀剪，再加上热火沸油，处处都是危险。那就做接待，每天早晨，穿了新做的西装站在校门口练礼仪。看他仪态轩朗，活脱是个前台经理，一开口却不行了。最后是做客服，就是客房的清扫工。虽然从小都是别人服侍他，他没有服侍过人，但却也没什么成见，很肯学。实习的时候，客人看他手脚勤快，人又长得可爱，很有好感，尤其是外国客人，看小伙子不说话，以为是不会说外国语，更觉着一点缺点也没有。很少有的，实习期就签约了。几年下来，可以晋升一级，担任楼层管理什么的，可管理层至少要对手下员工说些什么吧！于是，眼看着客服们一班一班轮替，越来越年轻，就好像是自己的下一辈人了。实在觉得难为情，三十岁上便辞职不做了。曾经打算学财会，考个上岗证，学费也缴了，可是，脱离学习生活久了，很难进入状态。坐在教室里，看老师一个人在黑板前讲东讲西，脑子不知溜到哪里去了，就没有学下去。姐姐也说了，即便考到上岗证，也未必有岗位，因为人人都有财会上岗证。果不其然，单他们这个班，就有五六十人，满满当当的。接着又尝试学电脑，办公室程序——都是姐姐们的建议和付的费用，不料更难学了。他埋头做客服的日子里，社会都进步到哪里去了！知识又更新到哪里去了！遭受挫折难免让他气馁，但也不顶严重，因为有姐姐呢！她们总会把他安置妥了的。这不是吗？他在这家德国投资的物业公司做了保安。这城市里，做保安的，要不是外地的，就是“四零五零”退休或者待退休的。前者是临时过渡型的，随时可能离开；后者呢，多是有些落魄，带着怨艾的表情。哪里有他这样年轻好看的上海人！立在小区门口，都能提升楼盘的级别。

没有父亲的他，在母亲和姐姐们的呵护下，衣食无缺，没病没灾地长大成人，就学就业，从家里到社会，一步未脱，唯有一班车落下了，那就是婚娶。他这般品貌，纵使有口吃的毛病，也不应该悬空。职校里的同学，做客服的同事，也有喜欢他或者他喜欢的，还有姐姐们呢，为他引荐的可不少。可总是不凑巧，他喜欢的人家不喜欢，喜欢他的，他又没感觉，或者两下里都有点意思了，姐姐又坚决反对。姐姐反对，母亲也只得反对，要按她的意思，个个都是好的。儿子的脾性随她，都是好说话。再加上，做娘的心里真是急了。时间一日一日过去，似乎越往后过得越快，二十五岁刚过，三十就赶上来了，翻过三十，三十五又赶上了。这个年岁的人，谁不结婚生子？私下里，她分别对儿子和女儿说过迁就的话，差不多就行了。儿子说，听姐姐的。姐姐们呢，多年已经养成习惯，垄断弟弟一切事务。在她们眼睛里，这个弟弟交给谁都不放心，都是受欺负，都是吃亏，其实潜在着占有的心理，所以挑剔得格外厉害。奇怪的是，三十五岁就像是一道坎，一旦翻过去，大家都平静下来。母亲不那么着急了，甚至还觉着母子厮守着更好，想不出介入一个外人会是什么情景。姐姐们介绍对象的频率也疏阔了，渐渐趋向于无为。他则是正好，陡然轻松下来，终于脱卸义务似的。就这样，这个年轻英俊的保安，还是一个未婚的童男，“囡囡”的称呼，真是名副其实。早晨，太阳照着那一片楼宇，小区的铁门大开，汽车进出，车身的反光交相辉映，他挥动手臂——戴着雪白的手套，指挥车辆，多么清新和神气啊！车主们通常会从摇下来的车窗里招手回应他。

清闲时，大多是在午后，当值的保安有两个呢，轮替着走动走动，他就到对面街上的小店看看。小店的业主通常比较慵懒，少有主动招呼买卖的，要是招呼上来，他可就窘了。还好，人们至多投来询问的目光，任他柜台上下浏览。渐渐地，他胆子大了，会跨过门槛，走进店堂，东看西看。他并不是想买什么，他需要买什么？样样都是现成的，只是看看，看看也好呀！草编的箩筐里盛着软木底的拖鞋，鞋面上打着蝴蝶结；毛巾一扎一扎摞起来，袜子也是一扎一扎的，却像手套一样五个脚指头分开着；后跟像锥子样尖利的女鞋，或者熊掌般镶铁钉的踩雪靴，鞋头上也画着五个脚指头，这他就看不懂了。他纳闷的神情看上去很像孩童，恰巧店主心绪不错，就会向他解释。他通红了脸，一句没有听清，比不解释还更糊涂，然后就放下东西，仓皇离开了。人们慢慢还是发现，这个小伙子语言上的问题，但并不妨碍对他的喜欢。当然，免不了的，要调笑调笑。他的标致，他的未婚，他的乳名“囡囡”，还有他的口吃，都是调笑的资料。尤其是那些个“四〇五〇”的阿姨们，其实是调情呢，缠住他不放。倘若这情形发生在纽扣店门前，欧伯伯就大吼道：烦死啦！声量之大，气势之汹汹，将阿姨们吓一跳，年轻保安乘机逃窜而去。

因为欧伯伯帮他解困，还因为欧伯伯的说话——年轻保安自己说话上的毛病，使他也不好批评别人，所以他宁可认为欧伯伯自有一套语言方式，而他竟然能够听懂。一片含混不明的语音，突然间，有几个字爆发出来，在他听来，是有振聋发聩的效果，其中藏着大道理！他专注地听着，欧伯伯因此也变得话多。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是继阿三头之后，又一个能听懂他话的人，但听的方式有所区别。阿三头是领全局而归纳推论，然后攫取主题思想；囡囡——这真是个奇怪的名字，这么长而且大的一个男人，却叫“囡囡”——不可能的呀！和阿三不同，“囡囡”是逐字逐句地理解。前者是用头脑，后者是用耳朵，这更接近于对话的本意，欧伯伯也就更能领略说话的乐趣。在欧伯伯长篇演讲的过程中，“囡囡”也会作出回应，“就是讲呀！”甚至于，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他会大胆地与欧伯伯讨论。他忘记了自己口吃以及口吃带给他的自卑，小孩子的学样，去看口吃矫正门诊，医生教他把每个音节拖得很长，发出古怪的声音，让他从此更不敢说话了。他吃吃吃地与欧伯伯辩着，欧伯伯连连摇头，脸上带着宽容的微笑，笑他见识浅。到底年轻，吃饭没他欧伯伯吃的盐多。至于说话不连贯，这有什么呢？可以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说话不过就是一些声音，重要的是声音底下的用心，声音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倘若有第三人在场，听他们说话，先是要笑死。笑到笑不动了，却会感到茫然，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显然的，他们是在说着什么，只是他不明白，于是就会觉着寂寞，然后讪讪地走开。

现在，年轻保安成了纽扣店的常客。中午吃饭休息，他溜达溜达就过来了。站在小区门岗，看到有送桶装水的车停在纽扣店门口，他一下子就蹿过马路，帮欧伯伯扛上水装好。有快递公司送货的，他也一下子蹿过来。他可是有眼力，而且有心。对年轻保安的效劳，欧伯伯一方面泰然受之，一方面也是有回馈的，那就是做人的道理，来自他一生的经验，称得上宝贵的财富，他都没有给自己的儿子说过。他给年轻保安说了多少话啊！欧伯伯说累了，靠回到躺椅假寐。年轻保安倚门站着，静静地看面前的马路。汽车驶过，平铺的光便流动起来，也不只是光，还有别的什么，是时间吗？他还年轻，又是颟顸的性子，体会不到人生的苍茫，但有一种失落，隐隐地，好像咬噬着心。这空旷旷的时间是养人也是害人，让人觉得有意思又没意思，有聊又无聊。好在，这一段惆怅的情绪不会太久，否则年轻保安真要挡不住，变得悲观。总是会有一点人和事来打岔，比如一笔极小的生意，什么生意能小过纽扣店的？甚至连纽扣都不是，只是一个搭襻。欧伯伯颤抖的手可拈起它还真有点麻烦，是怕麻烦，也是慷慨，一盒子搭襻统统倒在柜台上，叫来人自己挑。年轻保安好奇地看着女人的手指尖在一堆搭襻里划拉，数着一、二、三、四，因为一块钱可以买六副！这细金属丝弯成的小机关，能做什么呢？他疑问的目光在买卖交割的双方之间流连，欧伯伯自然明白，告诉道：没有用？不可能的呀！于是便晓得了，表情转为释然。这是一个打岔，再一个，是有过路人来问路，这就有些纠缠了。本来是可以用比画指示大致方向，但欧伯伯是有责任心的人，单靠比画人家怎么搞得清楚，再讲了，他又不是哑巴，所以就非要说个明白彻底。欧伯伯说了，年轻保安也不甘示弱似的，也要说，是以插话与应和的形式。有欧伯伯在前面挡着，他什么都不怕了。这一阵子，可是很热闹，很多只言片语在空阔的马路上飞来飞去。一开始没有头绪，后来慢慢地有了，呈现出秩序。在那老的含混的语音中，那少的往往能够点出一个关键词，同时却又往往阻滞在这一个关键词上，无法进行下去，这时候，老的便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截断，再发出一串语音。假如问路人恰巧是个耐心的人，又不着急赶路，就会有新发现，这一老一少知己知彼，可以不通过语言进行交流。但这看法却偏颇了，他们也是通过语言的，只不过是另一套语言，只要你谦逊，放弃成规，你也可以进入他们的系统。这不，人们最后知道该如何抵达他们的目的地，而且，没有走一点弯路。还有一种打破寂静的不期然，是少数之少数，偶然极了，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那就是有人来打公用电话。方才说了，人人都有手机，街上的电话亭三五步一个，可偏偏就有漏网的鱼，没有手机，又没有电话卡。欧伯伯站起身，将擦拭得铮亮的电话座机向柜台边推一推，意思是“请”。老少二人都沉默着，凝重的空气积蓄起来。打电话的人浑然不觉，兀自说着，言语流利穿行，简直如金蛇狂舞。这两人愈加沉默了，树叶间的光斑在地面上弹跳，就像那金蛇身上碎下来的鳞片，闪闪烁烁！这人怎么说得那么多，那么快，那么意兴盎然！这些话表面上是连贯的，但是底下呢？底下的意思是什么？有什么意思？不都是废话嘛！他们二人终于从那不断气的语音中喘息过来，相视一眼，会意地笑了。欧伯伯摇头，年轻保安也摇头，两人甚至感觉比方才寂阔的时分更加无聊了。于是，一个回到躺椅上坐下，一个穿过马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班。

倘若没有这些外来的动静，闷极了，年轻人会兀自走进店堂，推开一扇门，门里就是欧伯伯的居处。他常来常往，可自由出入房间。弯腰从床底下的米桶里抓起一把，出到店门外面，将米撒在地上，只一眨眼工夫，就有麻雀来啄食。一只，两只，然后五只，六只，最终为成群之势，扑啦啦地飞落下来。麻雀们都很茁壮，像一头头小鸽子，是欧伯伯家的米喂大的。它们中间先是有一只认识欧伯伯的家，接着，一拖二，二拖三地越来越多。它们埋头啄着米粒，连那嵌在地砖缝里的也不放过。有生出来不久，刚刚学会独立觅食的小麻雀，难免看走眼，就啄到欧伯伯穿了拖鞋的脚，甚至站上去，小爪子痒酥酥地挠在线袜底下的脚背和脚指头，欧伯伯做出很凶的样子：去！去！小东西并不害怕。年轻保安的黑皮鞋是不会误会成可食的吃物，大概也因为有一种威严，缺少一点谐谑性；麻雀其实是有风趣的禽类。一阵子嘈嘈过后，街面上的米粒一颗不剩，麻雀们一振翅，全飞走了，欧伯伯心里骂一声：小赤佬，没良心！

不知不觉中，太阳西斜了，将影子拖曳得越来越斜。街面上的光就有了对比，景物呢，也变得立体起来。车和人都约略地多了，就好像从空茫的时间里一跃而出。市声贴地起来，轰轰然的。昔日的时光收起来，越收越远，一直远到斜对角那个街口，陡地收拢。就像日落时，太阳在海面越垂越低，就在与海水相接的一瞬，落入金汤之中。那个街口，绿森森的，是从剧变中截留下的一段老日子，老公寓也是。老公寓站在街区的收尾之上，这城市的地面本来高低起伏，又有许多水道，修改填平之后，还留下许多犄角和弯势，为了取直，东开一道，西开一道，街道和街道之间，则形成一些三角形和多边形的街区。所以，欧伯伯所面对的这条大马路的背后，也就是主干道的内腹，地形相当复杂，但也因此而流露出微妙的情致。现在，新的高楼起来，高楼和高楼连成片，将这情致掩埋了。不得已而切下边角零碎，就是那些旧街口和老公寓，成了新城市里的残壁，一股子破败相，只有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的光线里，方才回复昔日的面目。时间过去，旧影消失，又接着颓唐下去。

这阵子活跃以后，时间就过得快了，眼看着向晚。暮色起来了，左右店铺相继关门打烊，纽扣店里却还有灯光。躺椅收进去，关上临街的门，柜台上的拉窗也拉上，通里间的门却开着，传出电视机的声音。欧伯伯的耳朵穿过这声音，还听得见那声音。说来也奇怪，无论电视机里唱也罢，说也罢，也无论音量放到多大，说实在，欧伯伯这岁数，再不服老，也是有些耳背的，可是只要窗外有人叫一声：有人吗？欧伯伯立刻就进了耳朵。甚至于，窗外的声音并不是针对他，而是两个过路人自己和自己说话，也进得欧伯伯的耳朵。他从里间屋探出头，先用眼睛看住来人，嘴里说着“不要急，不要急”地走出去。他的行动总要比思想迟缓几拍。慢慢走近柜台，拉开窗玻璃。窗外的马路像一条静河，路灯流丽，斜对面小区门口已经换了岗。路灯下，欧伯伯的眼睛反而看得很远。来人似乎有些惊讶，说：以为没人呢！欧伯伯说：不可能的呀！一边拿纽扣一边又添一句：做生意！来人又说：是呀，电视机开得这样响——这时候，陌生人的说话倒有些接近欧伯伯的系统了，在表面的不对应底下对应，可能是静夜的影响，可是事情很快又回到俗套上，那人接着说：电视机这样响，倒听得见！欧伯伯就只是微笑，没有回应了。并不是说不清楚，他有什么说不清楚的，而是不想说。要是阿三头或者“囡囡”在这里，他或许还有兴致说说这个话题。

将阿三头和年轻保安放在一起想，欧伯伯觉着对阿三头不公平，这怎么能比呢？阿三头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又有多少体恤心，是血亲啊！年轻保安呢，可是个笨人，但又不是不聪明。很多聪明人实际上是笨的。怎么解释？这就好像电视机的声音和人声的区别，电视机声音再响，也盖不过人声。人声，就好像，就好像一根针，针尖虽然小，却穿得透几层布。很多聪明人就是声音响，而有些笨人声音不响，甚至还很闷，但却像针一样穿得过去。阿三头，又是响，又是穿得过；年轻保安就只是一根针，要对准地方才有结果，对不准，也是麻烦。人生是这么大的一盘棋，百密还有一疏呢！莫说是百疏中唯有一密。说起来没人相信，这一年，老实人竟然也沉迷了。

保安的生活是乏味的，体力上没什么支出，但耗时间。尤其夜班，一个通宵，会有什么事情？没有事情加上瞌睡，就难挨得很。保安中很有几个油滑的人，下岗或者内退，“四〇五〇”，原先在单位做过，晓得规章制度的空子，又多是颓唐的，对社会有着诸种不满。他们当面对业主和老板逢迎，背地里不知发什么牢骚，多少疏漏都能被他们花哨的手势掩饰过去，文过饰非，于是，埋下种种弊端。在地下车库的一角，承重墙后面，正是一道吊梁，形成隐蔽的空间，到了夜间，这里就摆下一桌麻将。保安们已形成默契，分作上半夜和下半夜，轮替打牌和代岗。那年轻保安起先没有参与，他的牌艺不出家门，只和母亲还有几个邻居老太太玩过，都不敢确认自己会还是不会。再看那些保安们的牌局，形势之险危，出手之凌厉，还没看明白来龙去脉，已经放倒桌上，和了，就更不敢称自己会。所以，轮替总是从他这里跳过，为补偿他代岗的辛苦，同事们也会给他额外的照顾，管理层跟前说些好话，白天清闲时让他周游周游，偶尔他要陪母亲看病，替姐姐办事，私下里顶个班，也是无话的。总之，互通有无，利益均衡。事实上，年轻保安也并不以代岗为苦事，相反，在几座楼之间来回走动，还可打掉熬夜的瞌睡。静夜里，一个人走在小区，草木的清香缠绕。他专挑草坪上的卵石路走，露水将卵石洗得晶亮，在鞋底下打滑。小区中央有一个长方形水池，纵向排一列水泥方墩，方墩与方墩间隔半步宽，从上走过，就好像行在水面。尽管很多时候池子里是不放水的，为了节约物业成本，但即便是一个干涸的水池，走在上面，也会有凌驾于高处的得意逞性。年轻保安来回走着，调整脚步，调整到正好一步一墩，那是比一大步小一点，比一小步又大一点。水池的两边立着两排雕塑，都是外国神人的形状，扭曲或者伸展着半裸的身体，衣带袍袖翻卷飞扬，白天不觉得，夜幕下却好像活过来似的，是夜花园里的精灵。有时候，他替牌桌上的人买香烟，就要走出小区，越过马路，到对面街角二十四小时便利店。一旦出去，便发现无论多么晚，这城市其实还醒着呢！汽车穿心而过；远处的楼宇打着灯，有的是从外打上去，通体发光，有的是从里边打出来，一格一格的光；便利店里还有一些青年男女，买水和食品；柜台里的小姑娘眼睛亮亮的，一无倦意；树荫里倏忽就闪出夜行人来。

这只是在开始，后来人们就不让年轻保安置身事外了。出于一种不无阴暗的世故心，觉着必须将这一个纳入他们的地下活动，才保得住安全。年轻保安已经够口紧的了，可是，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人心隔肚皮，这年轻人看着老实，究竟也是三十五六的年纪，单身一个，终是古怪的，让人不能彻底地放心。于是有一日，几个人一抬轿子，容不得他说不会，有什么会不会的，吃饭你会吧，睡觉你会吧——这话就有些色情了，保安们自己笑起来——一摸自然就会了！他吃吃吃的又说不清楚，硬着被按在麻将桌前。方一上来，他真是让人笑掉大牙。说他不会吧，他倒也打起来了；说他会吧，路数又全不对。上家和下家都搭不到他的脉，出牌吃牌，看不出牌理，正糊涂，他却说“和”了。推倒一看，各色牌插花着，他却有个名目，叫“十三不靠”，大家就又起哄，吵着让他把牌翻回去。这才知道，老太婆们的牌路与外面世界完全不接轨，大约从古时候传下来，几乎称得上麻将的化石。然而，就像欧伯伯的看法，这一个笨人，却不是不聪明，很快，他就领略了这麻将与那麻将的同而不同。这麻将看起来限制严格，成一副牌不那么容易，对手们也十分精明老道，全不可与老太婆们同日而语。但正因为周密，所以也是可计算，有路径可寻。又是很快，他就沉迷下去了。坐到牌桌前，他一抖擞，眼睛放出光来。而且，麻将又有一桩特别适合他，就是不用开口，一张牌去，一张牌来，多么流利和欢畅啊！时间速速地过去，东南西北一圈，天光已经微亮。夜花园在晨曦中，退去了神秘性，变得澹泊而干枯，走在里面，只觉着眼睛发涩，哈欠连哈欠。身上呢，一股汽油，香烟，还有受潮的水泥气味。

年轻保安气色颓败了，脸也好像瘦一圈，就有些松弛。最主要的，原先眉目间的明朗没了，变得沉暗。照理是一样熬夜，可熬夜和熬夜不同，有的夜是清夜，有的则是浊夜。连他的身架都约略走形，微微佝偻下来，而且失去轻捷，有了疲态。他真看出岁数来了，别人看不出来，连他母亲也未必看出来，朝夕相处的人其实是盲目的，但欧伯伯看出来了。

午后时分，他还是照常过来，在欧伯伯的躺椅边消磨一会，不是站着，而是蹲下来，两只手扶在分开的膝头上，头垂在中间。欧伯伯嗅到他身上的气味，一股衰气，心中十分有数，只是不问，等着他自己开口。一旦开口，就有几分自知，还有救。所以，两人一个坐一个蹲，时间过去，几可听见汩汩声。年轻保安眼睛蒙上血丝，眼睑浮肿，时不时要摘下帽子，好像格外嫌热，于是裸露出稀薄的额发，发际又后退有一指。前额上一片油腻的反光，他变得爱出油了，显现出荷尔蒙分泌不平衡的迹象。他将帽子顶在手指头上转着圈，这个动作既流气，又透露出茫然。许多日子忘记喂麻雀了，似乎为了提醒，飞来一只两只麻雀，在他脚下徘徊，一会儿又飞走了。飞来和飞走，他都视而不见。他的手指头被烟油熏黄了，牙齿上染了茶垢，舌头在嘴里卷出点食物的渣，随便往地上吐一吐。这一段日子，一老一少在无语中度过。应当说，他们有许多时光无语地度过，但无语和无语也不同。那无语是你知我知，这无语却你不知，我不知。分明有什么将他们隔远了，究竟是什么呢？

在欧伯伯，“不知”的仅就是具体的这一桩事，从宏观来说，他其实是全知，也就是天地有知的意思，无非是移性，但移在哪一个关节处，就不得而知。年轻保安的“不知”正好是倒过来，具体的事是知道的，却不知这事究竟是什么事，为不知天地。两人这么隔着心，连平常的交流也没有了，比如互问吃什么午饭，夜里睡眠如何，小区有什么事故，纽扣店有无生意……没什么大不了的内容，更可能是仪式的意义。尤其这两个人，各自使用的都是一种经过提炼的片言只语，仪式感就更强了。好比孔子说的“尔爱其羊，吾爱其礼”，仪式可在外形上规定事物的性质，使其内涵不致涣散和流失。现在，仪式在崩溃。知己们一旦有了隙罅，就比普通的交道更加疏离，从物理上说是相吸相斥，力量的反弹，体现在心理上则更微妙，似乎过去的好都成了障碍，动辄碰壁，只得越退越远，终成陌路。

好在，习惯的力量是强大的，年轻保安是一根筋，欧伯伯呢，你可以说他墨守成规，也可以说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所以，午后二三点，保安必到纽扣店来，好比点卯，欧伯伯则来者不拒，照单全收。然而，在这惯性中还是加入了新的动力。自从开始麻将生涯，年轻保安的身心都在折磨中，他体尝到欲念的吸引以及自毁的威胁，期盼得到救赎，就像一个犯过失的教徒去到神甫那里告解，而欧伯伯自恃为救赎者，从不放弃责任。但保安没有教徒的自觉性，欧伯伯则缺少神甫的仁慈，多少有些苛刻呢！就是金口不开，等着年轻人说话。可年轻人不是在迷茫中吗？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要说什么。倘不是因为钱的事，这僵局就会继续下去。

刚上麻将桌的时候，年轻保安的手气很好。不排除人们为哄住他让牌，但还是新人新气象，自有威慑力量。起势过去，进入常态，局面就变得平淡了。他的锐气在老辣的对手跟前，渐渐挫钝下来。同时呢，他在麻将上的逐步精进补偿了运数的不足，所以有输有赢，总量上基本持平，或略在中线之下，下来的也不多，只一点点。凡打牌都是要赌钱，保安们的口袋大多比较瘪，但又多有破落户的心理，没有钱，就搏命，终又被胸襟限制住。因此，他们的赌注不算大，却也非是阿姨外婆的小麻将可比。年轻保安的零用钱勉强够应付的，再说，他不是在追求进步，不断增添经验。从概率上说，输赢是相抵，最终不赚不赔，怕只怕人为的因素。当年轻保安埋头于博弈的时候，根本注意不到牌桌上的那些眼色和手势，凭他纯良的性格也万万猜想不到。看来，人们将他拖进牌局，不只为同盟计，还因为，这是多么好的一个“冤家”！他不计功利，一心只在牌艺，赌品极正，从不拖欠赌债——他一个人，无妻无小，有个母亲，又不要他养，反过来大概还要养他，还没有烟酒嗜好的开销，到哪里去花钱！而保安们大多拖家带口，手头拮据。忽然有一天，年轻保安发现钱包空了，结不清账了。第一个反应是自责，自责懈怠与退步，待要鼓起士气，再接再厉，却难挽颓势。颓势激励又一轮的发奋，可发奋越剧，颓势越速，很快就无可制止，直落而下。其时，不知不觉，博弈蜕变成博赌，对策中的智力竞争单纯为进账和出账，而好运气离他越来越远。终于，他也同那些牌桌上的前辈一样，开始欠债。人家欠他时不觉得，他欠人家时方才知道，什么叫作生活的压力，什么又叫作世态炎凉。他不能向母亲和姐姐伸手，一伸手就会牵出打牌的事，亲人们会如何心寒。思来想去，唯有向欧伯伯开口了。倒不是说欧伯伯不会对他心寒，怎么说呢？欧伯伯不是至亲，伤得起一些。还有，欧伯伯有那么多见识，向来肯教导他，这一回也不会放弃他的。

三

年轻保安终至挨不下去，向欧伯伯坦言了自己的窘境。他是这么说的：拿点钱来用用！憋了那么久，米水都熬成粥，这几个字就是从牙齿缝屏出来的，简直掷地有声，一点没有迟疑和打顿。在别人听起来，不像是借钱，反像是打劫，但欧伯伯了解他说话的困难，又揣度得出他境遇的危逼。欧伯伯什么不知道啊！等了这么久，不就等他一句话，不论怎么样的一句话，都是透露了实情。其实，在欧伯伯心里，一番训诫也差不多百炼千锤，待到出口，却成绕指柔。这就是修炼的程度不同，慧根也不同。欧伯伯只有三个字：不要急！看似答非所问，但说的和听的全明白，这才是交心！保安惭愧地低下头，手指头上的帽子不转了，而是团在手心里，隔了一时，抬起来在眼睛上擦一把，原来落泪了。静默许久，又来了一只探视的麻雀，竟落在保安的肩膀上。这肩膀呀，原先多么饱满与挺拔，如今分明瘪了，也不是瘪，而是佝偻。衣服皱巴巴的，麻雀的小爪子，在上面爬，痒酥酥的，让人更加鼻酸。最要命的是，那样的压力和痛苦之下，依然还记得，今晚上轮到他上麻将桌。所以，“拿点钱来用用”的说法，一方面是吐露真相的突破口，另一方面也确实形势所迫，老实人的无耻是直逼逼的。

抹了一时眼泪，年轻保安又说出话来，是一个数字：两千，同时伸出两个手指。欧伯伯也用动作回答他，抬起方便的右手，在胸口紧拍两下，表示吓一大跳！意思却有些暧昧，可以是数字大得惊人，亦可以理解成一种反讽，其实不足为道。保安一径低着头，豁出去地，伸出一只手，手心向上。他真是个落魄人了，没脸没皮，破罐子破摔。欧伯伯一点不动气，将手握成拳，停在年轻保安的掌心上方，然后一松开，说了两个字：空气！好像变戏法。年轻保安的手收回去，和另一只手一起抱住头，他无地自容了。之后，两人再没有说话，无声相持着。午后的寂静渐渐换成喧哗，光线雀跃起来，在汽车顶上，还有人的脸上身上，交互流动。年轻保安站起来，走过马路回岗位去。欧伯伯靠在椅背，眼睛没有转动，余光里是一个无限愁苦的背影。他几乎笑出来，果然不出所料，好比孙大圣七十二个跟斗，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

晚上，欧伯伯几次听见拍击玻璃窗的响动，以为有生意要做。走出去，拉开窗，原来是梧桐树叶吹落地上，扫起沙沙声。行人兀自走着自己的路，汽车驶过。眼睛望过去，对面那幢宏伟的公共建筑矗立着，划下天际线，白天不觉得，夜里却是威严和肃穆。往西去小区连小区，楼体里嵌着灯光，不是堂皇的亮，却有一种剔透。楼和楼之间的路灯，却是流畅的，在森黑的树木中穿行。再过去就是那个神秘的路口，此时更加深幽，视线一旦触及那里，猝然时光倒流。那个路口分明是个时间隧道，街角，树种，建筑，红绿灯，都是几十年前的老样子。欧伯伯恍惚一下，视线退回几步，在路灯下徜徉，就好像等待约会。凭了柜台站一会儿，路灯在眼睛里洇成光晕，又扩大和澹泊开来，有过路的认识的人喊他一声“欧伯伯”，不由一惊，醒过来。拉上窗，离开柜台进去里屋，过一会儿，复又有动静，再出来。如此往返，直至夜深。欧伯伯方才发现，这条马路在夜晚里其实是相当繁忙的。来去几条车道，全是首尾相接的车阵，车前是白灯，车尾是红灯，转弯的黄灯一闪一闪，等待前边路口红灯转成绿灯，然后无声地流淌过去，寂静中升起一股喧哗。欧伯伯被震惊了，他凭着柜台，望着眼前壮观的一幕，简直是灯河啊，河面宽阔，对岸变得遥远而且莫测。

下一日，年轻保安没有来，欧伯伯晓得值夜的次日是休息，再下日才可排到白班。谷雨之后，白昼越来越长，午后的太阳尤显得漫无尽头。欧伯伯半靠在躺椅上，盹着了，做一个长梦，梦里面老太婆从黑发到白发，醒来树影动也没动。再盹着，这一回是阿大、阿二、阿三、阿四，一排萝卜头，脚跟前长到齐肩膀，再向头顶蹿上去。睁开眼睛，树影还是不动。第三回盹着，眼睛刚合起，却伏下一个人的脸，将光线遮暗了。那脸是笑着，有鼻息拂上来，健康的，清新的鼻息。陡一睁眼，树影移了一大块，那人呢？太阳地上印着疏阔的枝条叶片，转眼间，渗透进去，全偃息了。夜晚，下起雨来。雨线均匀落在地面，偶尔，响起一声咽，蓄积的雨水一股脑灌进窨井口。欧伯伯索性将晚饭端在柜台上，一边观雨景，一边用餐。街面，车身，楼体，金属栅栏，一并在雨中发起光来。灯就毋庸说了，晶晶莹莹，闪闪烁烁。连柜台下面的纽扣，都变成了琉璃珠子。这个人工的世界，从亿万年的蛮荒里进化过来，无数次基因变异，下了一个蛋，此时又和母体邂逅了。没带雨具的人们在雨中疾步走着，有一个女人放弃了和雨势赛跑，就站在欧伯伯的门口躲雨，门上只有二十公分宽的一道檐，也够她缩手缩脚地藏身。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雨小了，女人离开了。这一个夜晚很平静地过去了。下一个夜晚也平静地过去，年轻保安没来。

欧伯伯的账轧不平了。虽然只是几块钱的小生意，欧伯伯每天都要盘点的。和从前一样，角角落落里的出入都要核算进去，锱铢必较，这才叫轧账。不是欧伯伯器量小，而是对贸易与货币的正直心，没有一分钱不明来路，也没有一分钱不明出路。曾经有一个老太婆来买松紧带，是嫌欧伯伯动作慢，也是好心，不让欧伯伯麻烦，就声明不要找头，说“算了算了”的。欧伯伯顿时发火了，他屈起手指，用关节敲击柜台，说：不要急！不要急！同样的三个字，意思却大不同，是愤怒和谴责。老太婆果然被震慑住了，嘴里嗫嚅着，接过五个一角的分币。老太婆走了许久，欧伯伯还在生着气，他认识这老太婆，困难时候，在菜场拾过菜皮，可竟然看不起钱来了。骄傲！他对年轻保安这么批评道：骄傲！曾经还发生过一件事，一个西装革履、老板模样的年轻人，在路边等他的私家车。看纽扣店一分一厘的买卖，也是出于好心，觉着老伯伯不容易，上前就要把纽扣全买下来。欧伯伯不理睬，没有一个字的回应。年轻的老板说了几遍，连钱都摸出来了，厚厚一刀，欧伯伯还是不回答。老板也很窘，恰好，他的私家车也到了跟前，乘势收起钱，离开柜台，自我解嘲地咕哝一声：聋！欧伯伯立刻发出声音：不可能的呀！年轻保安则跟进一句：就是讲呀！老板砰一声关上车门，落荒而逃了。

向来认真对待生意的欧伯伯，轧不平账是多么苦恼啊！他早早关了店堂里的灯，坐在饭桌前，摊开账本。欧伯伯的账本多么干净、漂亮，完全值得收藏。账本一边是计算器，一边是算盘——也可以进收藏，可是有什么用呢？那几块几角就是轧不进去！欧伯伯回顾一整天的银两进出，有限的几笔，照理是清清楚楚，无奈思绪的链条常常脱落，就有漏掉的了。是什么在打扰他呀！欧伯伯晓得这么一径地想是想不出来的，要换个方向，掉头想过去，兴许就迎面碰上了。于是站起身，走到店堂里，重新开了灯，眼睛在柜台下搜索。窗外的防盗帘是一个一个金属扣，通过扣眼看见外面的马路，车灯静静地闪亮，犹如众声喧哗。欧伯伯的手挨个儿从一格格纽扣盒里抚过，抚过时便拈起几个，想起宁波老家数米下锅的邻居，渐渐平静下来。手下的大小纽扣忽换成金属搭扣，心头一亮，今天有人买去十来副搭扣，这可对不上账了。欧伯伯轻轻拉上柜门，将柜台下的日光灯灭了。这样的搭扣以前是作男式上装领口的风纪扣，现在很少用了。上一回有人来买，那名叫“囡囡”的保安还流露出不解的表情，自己怎么教他的？没有用——不可能的呀！欧伯伯掐指算算，又有一天过去了。

欧伯伯终有些颓然了，午后的那一盹可延至向晚时分。放学的小学生呼啸着从他跟前过去，掀起一股风，他依然在盹里，却也无梦，一片空茫。忽睁开眼睛，斜晖里嘈嘈嚷嚷，好似烟雾起来，就以为是梦。可不是吗？人们都在无声地呼喊，不出声的东西却在作响，无休止的，响个不停。欧伯伯左右看看，心中狐疑，从躺椅上起身，迈出一步，在门前马路上走动走动。从窗外看窗里，就好像人有分身术，一个自己看另一个自己。欧伯伯看见柜台上那部红色的电话座机，有一个小孔在闪，极远处有铃声，敲钟一样。就是这么奇怪，凡响的都无声，静着的都有声。意识处在偌大的虚谷中，摸索着将涣散的事物组织起来。欧伯伯不解地看着座机上闪烁的小孔，考虑良久，最后决定制止住这个固执的闪烁，就将话筒一提。铃声陡地停了，即便是遥远得很，这一停还是让人一惊。与此同时，提在手里的听筒传出另一种声音来：喂！梦境和现实在接近，形势变得紧张，欧伯伯有点挣扎。日头完全到了西边，光影合而为一，有一种平均匀和的明亮充满天地间。欧伯伯将听筒贴上耳朵，又是一声“喂”，欧伯伯回了一个长长的“喂”。对方停了一下，说出一个“我”——欧伯伯听出来了，其实他早就听出来了，虽然经过话筒，声音变得如此不像，可是，有什么能逃过欧伯伯的耳朵，或者说，还有洞察力。可是，欧伯伯依然承认，事情超出了他的先见之明。怎么想得到的呢？欧伯伯有些激动地说出一个“你”，那边再重复一个“我”，然后，欧伯伯就说了：不要急！他们从来没有通过电话，有什么必要通电话呢？像他们这样两个人，本不是通过语言来交流和了解的。然而，在特别的时刻，谁和谁都会有隔阂的时刻。其实也谈不上隔阂，只是隔了一面玻璃，彼此看得清清楚楚，只是走不过去，于是就要有一件东西敲碎玻璃——就是“小弟弟小妹妹让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的敲一记，欧伯伯看得很准，年轻人虽然笨，却不是不聪明，他的聪明，就是那个“敲一记”的笨东西，一下子穿过去。他们在电话线的两头，两头都不怎么说话，但听嗡嗡的电流声穿行。欧伯伯又说：不要急！那边回一声：不要紧！就在“不要急”和“不要紧”的互相安慰和鼓励之中，事情渐渐露出水面。原来年轻保安的母亲病了，所以这几天请假，而明天，就要上班了。最后，这边和那边说着“再见”“再见”地结束了通话。欧伯伯看着手里的听筒，里面传出挂断后重新响起的拨号音，心里恋恋的。他发现自己站在柜台外面，就像一个顾客，不觉好笑，挂上电话，回进店堂里。

第二天，年轻人应约来到。欧伯伯正交割一桩买卖，便立在一边看。银货两讫，生意结束，欧伯伯向他招招手，两人一前一后进到里间。欧伯伯将手向下按了按，保安凭桌坐下，就看见桌面上放了一叠钱。他吓了一跳，身子不由往后缩，欧伯伯则将钱一径向他推去。保安的背已经靠到墙壁上了，只得贴了墙站起来，欧伯伯拿起钱送到他眼睛前，再也没地方退了，他开口说道：不，不是的！不是什么？欧伯伯懂——不是为钱而来，不是老娘的病要用钱——可无论是什么不都是有短缺吗？而他老了，钱对于他——无所谓！欧伯伯说。保安又说一遍：不是的！欧伯伯又回答：无所谓！老人眼睛里流露出那样殷切的光芒，简直是恳求收下。年轻保安感到无地自容，他又要哭了，眼泪已经漫过眼眶。他一屁股的债还没清，牌友天天给他颜色看，以为借老娘生病躲他们，可是欧伯伯的钱怎么拿得落手！他哭着说：不是的！这“不是”还指不是因为躲债而谎称老娘生病，真是委屈啊！又真是难！欧伯伯的钱已经碰到他的手了，他将手举起来，不让碰，就好像做一个投降的姿势。可是欧伯伯的钱也举起来了，完全是贡献的姿势。最后，到底是没有拿。年轻保安背贴着墙挪出门，跑出店堂，跑上马路。当头的太阳底下，亮得呀，又是流着泪，眼都睁不开。耳边有喇叭响，还有轮胎与地面摩擦的锐叫，他险些撞上汽车。

保安变得沉默了，他原先也是沉默的，但那是轻快的沉默，如今压上了心事。挨到发薪的日子，他全部用于还债，母亲那里的饭钱交不出，就赖着。他的积蓄早空了，现在成了个一无所有的人。一个男人口袋里没有钱，是容易自卑的，不定要买什么，是用来壮胆。如今，胆没有了，手脚就缚住了，能做什么？只有去欧伯伯那里。自那天以后，他们彼此都感到窘，因为受了伤。在保安，是更加沉默，欧伯伯则是相反，比平时格外的话多，他说说这，说说那，说着说着，自己先笑起来，笑着笑着，又陡然收住，停一会，再启动。然后，就说到了两个字，一个是“嫖”，一个是“赌”！这两个字从一片模糊中跳出来，振聋发聩。年轻保安大大吃一惊，抬起低垂的头。欧伯伯伸出两个手指，朝他推过去：万贯家财——也是不可能！收回手指，点点自己，又点点对方：我，你——更加不可能！原来，先前的闲篇都是开道铺路，这才说到正题。停一会儿，保安说出这样几个字：没有办法！欧伯伯就说：不要急！这一声“不要急”有着无限的温柔，保安又要哭了。欧伯伯又说出三个字：苦恼人！这世上除了欧伯伯，还有谁懂，懂他的难处？夜里，他在小区里逡巡，暗憧憧的树影，姿态婀娜的外国神仙雕像，池子里残余的水的反光，还有倏忽间出没的野猫……原本的静谧都退去了，只留下孤单。地下车库里的方寸之地，是一座轰轰烈烈的城池，其中有多少战机，又藏着多少陷阱，瞬息万变，危象重重，然后再显天地。他是又怕它，又想它。保安摇着头，他向欧伯伯学会了摇头，但欧伯伯的摇头是了然于心，他则完全不自知，他只知道苦恼，苦极了！

欧伯伯站起身，又向他招手。保安犹疑地移动脚步，以为再次要给他钱，心中动摇，收还是不收？倘若欧伯伯坚持，那么，他软弱下来……可是欧伯伯并不像上回那样退进里间，而是走到柜台里。保安只得跟过去，那么逼仄的一点地方，真够他挤的。欧伯伯从货架上取下两个小塑料袋，拆开封口，往柜台一倾，倾下两堆纽扣。一堆蛋青色，一堆红粉色，手指尖大小，指甲厚薄，却也刻有细致的边沿，中间四个眼。欧伯伯又拿过两个纸盒，往台面上一顿：数！于是，一人数蛋青，一人数红粉，一、二、三、四，数进纸盒里。纽扣进货是论斤两，卖却是论颗粒，通常只是个约数，可欧伯伯做生意是不含糊的。路人从店面前走过，难免要觉着奇怪，这一老一少两个男人，拈着这些小东西，嘴里念念有词。那老的还好说，那少的称得上英俊——倘要是见过以前的他，就更要惊艳了，这英俊的保安，用他丰润颀长的手指，将那小片片，一片一片拾进纸盒里，实在滑稽得很，却也有趣得很。终于将纽扣数完，保安就该回岗位去了，等下一日再来欧伯伯店里，就听到了那个关于数米的陈年旧事。

比较和女儿讲这故事的时候，欧伯伯言语要流利许多，但年轻保安远不如阿三头机灵，到底是血亲，又有多年受训导的教养，一触即通，此时此刻，就不得不多说几句了。曲折蜿蜒，最终归纳到主题：静！一只手按在保安的心口上，这只手竟然很有力气，保安不防备，几乎后退一步。静！欧伯伯强调道。然后，那两个可怕的字又出来了：嫖，赌——绝对不可能！欧伯伯的眼睛看定年轻保安的脸。保安禁不住缩缩身子，声辩道：没有——欧伯伯说：有！保安再说：没有——欧伯伯再说：有！保安辩不过欧伯伯，垂下头。欧伯伯长长地出一口气，靠回躺椅，又说出两个字。这两个字就带有药方的意思了：结婚。保安说：没有——意思。欧伯伯还是说：有，接下去还有一句：也苦恼。想起老太婆走之后的那些枯坐的昼夜，有几回看电视看进去了，抬头要与老太婆交流一下，忽然间发现人不在，方才的情节就忘了，再接着枯坐下去。欧伯伯进一步解释：没有，无所谓；有，没有，就是苦恼人！保安便又说一句：没有——意思。

这样的谈话虽然是深入的，可究竟过于抽象，于保安的实际远水解不了近渴。他无法克制想念牌桌上的博弈，他甚至后悔当时没有要下欧伯伯的钱，他可是被钱控住了。有几回，他挨在牌桌跟前看牌，就有人说：什么钱都可以借，唯独赌资不可以借！年轻保安只是说话有障碍，耳朵又不聋，知道这话说给他听，于是悻悻然走开去。无奈欧伯伯从此再不提钱的事，这钱，已经成为他们之间的心结。等到发工资，他又上过几次牌桌，但工资究竟有限，不过三五局就见底。一旦没了钱，立即被驱走。人们现在也不怕他，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凡是嗜好，谈何容易戒断！那是动了欲念，饱是煎熬，饿也是煎熬。上桌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有他的手，都是猴急的，微微地战栗。下了桌，在小区巡夜，他迈着疾走的脚步，慢也慢不了。他整个人都变得仓皇而不安，就像药瘾作祟。折磨的日子里，幸好有个欧伯伯的去处，数纽扣已成必修的功课，那些人生的讨论时不时地来一下，零打碎敲的，总是有比无好。最大的辖制还是，没有钱。领到工资头几天，上桌摸几圈牌，很快囊中空空，他们不叫他“囡囡”，另起了诨号：“脱底棺材”。受着这般侮辱，可就是硬不起来呢！

日子这么不好不坏地拖着，心情总归是郁闷了。蹲在欧伯伯店门口的太阳地里，地砖被晒得煞白，眼前是光的波纹和线条。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年轻保安戴起一副黑眼镜。他变得惧怕强光，就像一个患青光眼的人，又好像陡地从黑暗中走到光天化日之下。这副黑眼镜不知是新流行还是过时的款式，溜圆的镜片，墨黑的玻璃，戴在敦厚结实的保安脸上，有着戏剧的效果，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戏台上的一个人物。欧伯伯现在称他“巡捕”，“巡捕”来了？“巡捕”走了？欧伯伯笑着与他打招呼，也是戏谑的意味。他红了脸，连耳朵根一起红着，哧哧地笑着，就是摘不下来。事实上，这眼镜不只是遮光，还是，遮羞。因为，他不仅在太阳地里戴，荫地里，甚至晚上也戴着。麻将桌上，任凭别人怎么笑话，他就是不摘。一反他温驯的性情，变得执拗。倘若能透过黑色的玻璃片，看见他的眼睛，就能看见里面的怒气。老实人一旦发怒，那是很可怕的。他出牌也变得狠了，和牌的时候，将牌狠狠向前一推，然后将交上来的筹码狠狠一撸，撸在另一只手的掌上，一把握住。这一记几乎是悲愤的，带着复仇的心劲。品行卑劣的人也都是欺软怕硬的人，保安身上新生长出来的戾气，真有些将他们吓退呢！欺他的动作不由收敛一些，于是，口袋里有限的余钱就容他在牌桌上滞留得略久一些。可是，打牌的乐趣却在离他远去，可是，还是可是，就像惯性一样，停不下来。

戴着墨镜，在小区里巡夜，奇怪的是，并不妨碍视线。他的视力好得很，而且，就像一种夜鸟似的，越是黑暗越看得清楚。墨镜呢，又像是有过滤的作用，将那些次要的庞杂的零碎滤去了，留下的是精髓。远近处的高楼，层峦叠嶂，排排灯光，向天际线铺陈过去。卵石上的小虫子，迅速地爬行，消失在树丛里，那里有它们的洞穴。隔了黑色的圆形的玻璃镜片，夜晚又恢复静谧。水池子里新蓄了水，因为售楼又进入高峰期，中介日日带人来看房，于是，喷泉日日开闸。走在水泥步墩上，他又成了水上行。但这水不是那水，这水，以及灯光，楼影，树丛，铁栅栏间隙中流丽而去的车身，都蒙着一层膜。也有戏剧的效果，不是它们自己，而是舞台上的一幕布景。这黑墨镜，保护他的同时，也离间了他和周遭环境，使他孤独起来。

年轻保安对麻将的心思渐渐淡了，应该说是好事，可又不尽然，因为他对其他事物的心思也在淡下去。小区里的保安轮替很快，有些老的不做了；又有些年轻力壮的外地人找到更赚钱的工作，跳槽了；还有些被裁员，因为物业成本增高，业主却不愿意增长物业费，不得不减少开支。他却没动，在新人里称得上老人马了。在外人看起来，他依然标致挺拔，大大超过一个保安所需要的仪表。只有对比过才知道，他可是今非昔比了。轮廓都还在，但没有了原先的快活劲儿，人就不神气了。他显出老态。三十七八岁的年纪，正是骑线，挺一挺还是年轻人，疲沓下来便向暮年走去了。拿一把小竹椅，坐在欧伯伯的躺椅旁，他也盹住了。梦里头白花花的一片，什么也没有，就是睁不开眼，一个空洞的白日梦。一老一少，坐在小店的一块门厅里，头一点一点的，陡地正起身子，再又一点一点垂下去。多么恹气啊！时间变成一条无边无岸的河，没有来路，没有去路，人在其中就不是漂，而是浮。

恹气，是会传染的。虽然欧伯伯不大看得起保安，以为年纪轻，阅历浅，将自己当作他的引路人，却没有意识到，正是年轻少阅历，生机才是清新勃发，有一股子蛮力，拉着人一起向上，或是反过来，拽着向下。现在，欧伯伯几乎又抑郁了，觉得万事无趣，百无聊赖。这倾向是危险的，起初可能只是心情，如不加以控制，就可能变成疾病，就是抑郁症。因为食欲不振，欧伯伯就懒得做饭。住三楼或者住亭子间的儿子要送些吃的，就吃一顿，有时则让保安替他买一只烘山芋混一顿。山芋吃下去难免泛胃酸，到夜半还平息不了，过了觉头再也睡不着，几乎睁眼到天亮。有了一回，就有二回，接着失眠的毛病也来了，睡不着比吃不下还要伤身和伤心。欧伯伯的眼睛变得混沌，看什么都模模糊糊，而且见光流泪。年轻保安借给他墨镜戴，欧伯伯枣核脸上就架了两个大圆黑玻璃，坐直着身子，就像栖在枝上的猫头鹰。年轻保安忍不住笑了，欧伯伯也笑，因好久以来没有笑过，这一笑反而令人伤感，从墨镜后面流下眼泪，年轻保安眼里也蓄满泪。许多不如意不顺遂涌到眼前，还有类似相濡以沫的暖意生出来，也就是这个要命，让人难过。这么流一通眼泪，到底轻松一些，但下一日，就好像有约定，到了时间，灰心的感觉又来了。

有两件事，欧伯伯坚持着，也正是这两个坚持，让生活基本维系正常，没有变形，那就是清点纽扣和账目。新进的纽扣继续一粒一粒数进盒子，流水账一丝不苟地记着。晚上，欧伯伯坐在里间的灯下，做着这两件事，心情平静下来。老太婆的照片在墙上看着他，便在心里骂一声：短命鬼！电视机开着，喧喧嚷嚷，多少填进一点热闹，但那空虚无边无际的大，填进一点不过是沧海一粟，转眼看不见了。不晓得什么时候，欧伯伯在电视机的闹嚷中困盹了，于是起身关了电视，上床正式睡觉，方才一片糊涂的头脑此时无比清醒，精神百倍，又是一个无眠夜。

日子恹恹地往下过着，一切都在期然之中，终于发生了一点不期然。这一天，来了一个北方女人，向欧伯伯租铺面。据她说，曾经在七浦路上遇见阿四头，聊起来，就知道他是替老爸进货，老爸开一爿纽扣店，还给她一张名片，她从口袋里摸出来给欧伯伯看。纽扣店确实印了名片，名片盒就放在电话机旁边，还是满满的一盒，谁会取一张纽扣店的名片呢？又不是名品名牌旗舰店，可是现在有一位，拿着名片上门洽谈。欧伯伯心里骂着阿四会来事，态度却郑重起来，倚靠的姿势换成正坐，脸上带着矜持的微笑。他左右环顾，伸出手，就地划一个圈，说道：不可能的呀！保安紧接一句：就是讲呀！唱和之中，有一股活跃暗中勃动起来。欧伯伯的意思再清楚不过：方寸之地，何处有租？北方女人立刻摆手道：老伯伯的生意照常做，我只租这一边！她将身子探进门里，越过坐在竹椅上的保安头顶，指向门后。保安不得不站起身，退后一步，于是女人顺势跨过门槛，这一下，连欧伯伯都站了起来。这地方小得不能再小，拥簇了三个人，转个身都难。女人请二位让一让，说其实只要一面墙，她卖的是服装，样品挂在墙上，货装在纸箱，靠墙根底下——一点不妨碍的！她说。那两个看着她，好像她才是这里的主人。女人两只手相互拍拍，掸去方才摆动门后杂物沾上的灰，然后说：签合同吧！

欧伯伯与保安愕然之下，相视一眼。倏忽间，一件大事降临了，签合同！他们都没什么准备呢。相比较，女人就显得格外沉着，她从门后退出，径直向柜台方向走去，欧伯伯不由跟她走去，保安跟在最后面。三个人鱼贯走入柜台前，女人仰脸看着侧面墙上的营业执照，说：太可惜了！欧伯伯又回头与保安相视一眼，两人更陷于懵懂。女人继续说：经营范围明明写着服装百货，可是这里只有纽扣！她的手指头点着玻璃台面底下的纽扣，很不屑的样子。欧伯伯心里顿时不舒服，要反驳，可女人的话又来了。她说话就像连珠炮，又像机关枪，谁挡得住？她说：现在好了，品种丰富了！她的口气，就好像是来拯救阿娘纽扣店，挽回资源闲置的损失。但是，有理不在声高，欧伯伯不是几句话能制服的，他竖起手掌，意思是且慢，然后说道：不需要！虽然话少，却掷地有声。女人一怔，脱口而出：为什么？这一句诘问就有点嫩了，失了对策似的。欧伯伯笑了，重复一遍：不需要！女人只得缓和口气，说：多种经营有什么不好呢？互利共赢又有什么不好呢？人家来买服装，说不定就看了纽扣，搭上服装的顺风车，纽扣也跑得快——说着说着，又呈滔滔之势，欧伯伯又笑了，这一回说出四个字：本末倒置！犹如四发重磅炮弹。保安张着嘴，说不出话来，这才是高手过招！他知道欧伯伯的厉害，但想不到是这般的，一针见血。

形势扭转过来，欧伯伯伸手做一个送客的姿势：请！女人拉住欧伯伯的手臂，表情是恳求的，还有一点可怜：等一等，老伯伯！欧伯伯还是做着“请”的姿势，无奈女人拉住他的手臂，一声声哀告：老伯伯，等一等！于是，侧目而对，等她再有什么可说的。女人说：一点点小本买卖，搭了老伯伯的大船，顺风顺水，任凭怎样的金融风暴，都不怕了！听到“金融风暴”都出来了，那两人都扑哧笑出来。这一笑，女人看见了希望，再不肯放过，一叠声地请求，改口叫欧伯伯“大爷”，又唤保安“大哥”——“大哥说句话，一言九鼎”，“大爷给大哥一个面子”，这样两头说着，其实又有些“本末倒置”，但这新鲜的称呼让两位都很开心，想绷也绷不住，笑得稀里哗啦。女人越发来劲，将欧伯伯一推一摇，欧伯伯站不住了，就拉住保安，保安扶着欧伯伯，三个人连成一串，这情景多少有些不尊重，可他们郁闷了那么久，稍稍放纵一下也无妨。终于，欧伯伯撑持住身子，收起笑脸，严肃地咳嗽一声。女人松了手，保安也被推开了，都看着欧伯伯，不知下一步如何发展。

欧伯伯分明感受到这等待的气氛，又咳一声，气氛就又紧一下。停一会儿，他从柜台下面取出一架电子计算器，端正放在面前，抬起头，眼睛看着女人，谈判开始。女人先松一口气，有门了，很快又提起来。欧伯伯的眼睛啊！在两个小圆镜片后面，镜片分成上下两部，上半部分，眼睛是在深邃处，下半部分，则越来越逼近过来，里面有着多少智慧。欧伯伯并不说话，再一次左右环顾，伸出手划一个圈。这个圈划得范围比较大，囊括了整个店面，收回手，在计算器上揿出一个数字，点了点，再揿下除号，接着是一个等号。欧伯伯的意思很清楚，店面的租金——这并不是凭空想出来的，居住改商用，是需要另核租金的，店面的租金除以二，一人承担一半。女人已经镇定下来，微微笑着，是一副应战的姿态。她将得数取消，重新按一遍除数和被除数，但这一回被除数不是“二”，而是“四”，她承担四分之一。欧伯伯将得数销掉，揿回原先的“除二”，女人则揿回“除四”。来回数遍，欧伯伯终将数字归零，撤回计算器，表示谈判流产。女人赶紧抢住了，重新揿出一个被除数，这一回的被除数令欧伯伯犹疑了，是“三点八”，于是，小数点出来了，而且是一串。欧伯伯思索一时，也重新起头，揿了一个被除数：“二点二”，又是小数点一串。数字变得越来越精确细微，将保安看得咋舌。这一场博弈相持很久，在女人，是有足够的耐心，欧伯伯呢，不免有几分恋战心。拉锯之下，两边逐步向中间接近，终于靠拢，那就是“除三”。欧伯伯承担三分之二，女人三分之一。

四

女人声称来自东北，名叫六叶，年龄在二十七岁。透过厚厚的脂粉，可见出一张窄瘦的脸，单睑的眼睛，梢很长，像要斜到太阳穴上了，就有一种狐相。身材也是瘦长，但明显是长出在腰。她的衣着往往上下不衔接，上衣短，边缘垂着流苏、珠串、金银片，裤腰或裙腰则很低，多是蕾丝装饰，在丝丝缕缕、叮叮当当的绰约中，那一段长腰显得很神秘。她不够顺眼，却也不难看，而是让人不习惯，质疑了以和谐为标准的传统美学观念。即便是欧伯伯这样洞察人世，也有些拿不定。有一回，他对年轻保安说，六叶——他屈指做出“六”的手势——六叶是乡下人；又有一回，他伸手做出“六”——是狐媚！年轻保安这就听不懂了。看着保安纳闷的眼睛，欧伯伯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你，当心！保安明白了，不禁红了脸，缩回脖子，看向别的地方。但到了再下回，欧伯伯又说六叶，他向保安推出“六”的手势——乡下人。年轻保安对六叶的评价就要简单得多，他认为六叶——他也跟欧伯伯学，用手做出“六”的意思——有时候，“难看”；有时候，“好看”。听起来，是在好看与难看之间徘徊，其实反映了对复杂情形的直觉，所以，年轻保安实在不是不聪明，只是笨。但等有一日，听到六叶对自己的说法，这两位就都大吃一惊。

六叶说，她是满族。满族，知道吗？她眼睛看着手机，飞快地发着短信，嘴上也是飞快。满族，就是皇帝家族，溥仪总归知道吧！我的祖母的祖母，就是溥仪的母亲，慈禧的堂姐，都是姓叶赫那拉。正因为这样，她的名字里就有了一个“叶”。她的老家，赫图阿拉城——听见过吗？她问两位。连欧伯伯都不敢说知道了，只能模棱两可地一笑。那是努尔哈赤起家的地方！努尔哈赤知道吗？就是我们老叶家的祖宗！短信发完，她将手机“啪”地一合，抬起头，看着两位。现在，她坐在当门的位置上，欧伯伯的躺椅不得不收起来，换一张靠背椅，坐到柜台后边。保安的位置也没有了，就站到马路上，凭着柜台，和欧伯伯一里一外面对面。不知道的人不知道，知道的人都知道，六叶说。她说话里的逻辑常常是悖反的，悖反之中呢，似乎又存在某种更真实的本质——有一回，在泰国——这也是她说话的一个特点，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跨度，而无论怎样的跨度，最后又都能归回此时此地——在泰国推拿，推拿师会说中文，他用中文说：小姐，你是皇族！我说：从哪里知道？推拿师说：脊椎！我又说：如果我不是呢？推拿师说：那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我知道！两位听众的目光投向六叶的背脊，从后颈直到后腰，真是长啊！

六叶所卖服装，和她身上的风格一致，装饰繁多：钉啊，锁啊，打孔，拉毛……又都是独一件，基本不重样。据她说，这就是服装的价值所在，个性。现在，人类早已经度过温饱阶段，穿衣穿鞋，不只为蔽体和御寒，而是彰显性格。这些人工面料才值多少钱？去过东莞没有？她问，不等回答继续往下说：遍地制衣厂，成千上万车衣机，日日夜夜，停人不停机，密集型劳动力啊！面料算什么？棉花多得是，尼罗河两岸，全种的棉花，还有合成纤维，只要看看马甲袋好了，满天飞！那么你们说，一件衣服的价值主要在哪里？她手提一件牛仔上装，衣襟至多齐胸。两人相互对视，再一并看她，她说了：知识产权！世界陡地打开大门，知识产权也进来了！

除去销售知识产权含量高的时装，六叶还经营大路货。那都是成打成打摞起在两张方凳上，方凳则放在门外墙下，不外是T恤衫，沙滩裤，围巾，睡袍，旅游帽，六叶称之为“量贩”。就是说以量大为模式，快进快出，薄利多销。这时候，就不讲“个性”了，回过头去讲温饱。她一口北方话清脆嘹亮，又有多少时新的思想和概念，那两位只有听的份，没有说的份。可这只是表面，事实上呢？欧伯伯对了年轻保安，将手掌朝天，复又向地，来回几遭，意思是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保安读出来个大概，也是提要，就是翻来翻去。两人会心一笑，真是无声胜有声。六叶听不懂这些，兀自说下去：量贩是普遍性，时尚是个性；先要有普遍性，才能产生出个性；有了个性，就能推动普遍性进步；普遍性不进步，人类就不能走向文明，依然停留在草叶兽皮——六叶显然掌握有一种朴素的辩证法，可将悖反的逻辑中和起来，这就超出欧伯伯对她的认识了，也因此，很微妙地刺激了欧伯伯的好胜心。别看他稳坐钓鱼台的样子，声色不动，脑子里可是在急速地运作，当听到“草叶兽皮”这一节，他忽然发出声音来：不可能的呀！这倒把六叶惊了一跳，她收住话头，转向欧伯伯。欧伯伯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前后晃悠，说出四个字：商品时代！这四个字大有深意。从字面上看，是一个温和的警告，切莫以为他欧伯伯是落后的人；进一步则可理解成提醒，谈的是生意，怎么扯到原始社会；于是就有了第三层意思：原始社会有商品经济吗？结论是，不要偷换概念！

这一回轮到六叶跟不上了。像她这样快速反应的人，思维往往是在语言的表象，对于言下之意，就有障碍了。一时上，她不能懂得欧伯伯的思想，只感觉到有一股强劲的抵抗，来自那几个字。正不知道该如何应答，欧伯伯却抬手向她送了送：请说！这就有了挑战的意味。六叶多少是负气了，回道：你说！这也有挑战的意味，她分明知道欧伯伯说话有障碍，当然，这只是从普遍性的意义来看。

现在，纽扣店一改往日的清静，变得杂乱，而且喧闹，但也因此令人瞩目。门面是这样不说了，六叶这个人呢，虽然是在店面里，风格却是做地摊的。有邻居告诉欧伯伯，六叶原先就是在几条街后面的马路上摆地摊。每到天黑，那里便出现一排地摊，盗版书，盗版牒，狗笼猫笼，景德镇瓷器——当然是假冒，甚至还有古董，有的是当地铺开，有的推一辆黄鱼车，像六叶这样卖服装的，就支一个衣服架子。白昼里安宁清洁的马路，此刻甚嚣尘上。六叶就将地摊的风气，带到欧伯伯这里来了。这风气怎么说呢？简而言之，就是嘴不闲，手不闲。她当门坐着，一旦有人路过，立即弹起来，跨出店门，热情发出邀请。方才说过，这里不是商业区，人们大多是路经，步履匆忙，急着赶去自己的目的地。然而，从概率说，总也会有一两个性格不那么决断，软弱的人，犹豫地慢下节奏，六叶几乎就要伸手去拉了。她来不及地抓一叠塑料袋，捧到那个人跟前，叫着“大哥”或者“大姐”，看看呀，看看有什么呢？那人的脚步更迟缓了，目光在她手上流连，她说着“来来来”，迅速将衣物从塑料袋里抖落出来，一下子，红蓝绿紫，简直眼花缭乱。然后是一件一件提起来，抻开在人身上比着：看看，看看呀！假如那人再动摇些，竟然开始触摸和检查，并且提出问题：洗过之后会走样吗？这时候，六叶的回答就令人一吃惊，她说：洗什么呀，一二十块钱的东西，就穿一个新头，扔了！这豪阔的手笔似乎又与“量贩”的原则不符，但六叶自有她的一套理论：你看大街上的风景，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人却不再是那个人，在有限的一生中活出无限的精彩！这就是时尚的精神，贵有贵的时尚，贱有贱的时尚，时尚面前人人平等！经一番说辞，还真有成交的可能。

再从概率计，总会有人踏下两级台阶，走入店堂，进到六叶生意的上层，时装部。这时候，出于本能，六叶会将开着的门掩一掩，多少有一点瓮中捉鳖的意思。如此，她的态度就要从容得多。循着客人的目光，从壁上的陈列徐徐滑过，她忽然变得温柔，说话的语调轻缓下来。屋内的光线稍暗，不由生出一种私密的气息。她说：看啊！这一款上衣的版式和颜色，仔细地看啊，这里和那里，有什么元素？一线品牌的元素！她嘴里吐出一串品牌名：芭芭莱，维维安，詹妮弗，阿玛尼……那些外国字急骤从舌头上弹出来，密集又流利，快得不能再快，陡一下收住，重新回到轻柔舒缓：有一句实话我对你说，现在反正也没有外人，其实我这里的衣服，就是品牌，货真价实！意大利，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的订单不是下到我们的制衣厂吗？一般都会多做，做了自己销，看啊，商标都剪断了，就为了稽查大队来检查，涉及侵犯知识产权的风险，否则，怎么会是这个价格！她的细长吊梢眼在室内微暗的光线里闪烁，显得幽深而诡秘。我再和你说句实话，时装，尤其是品牌，都是暴利！季末大减价，都能打折打到一折甩卖，就一折，还有利润空间！这时候，欧伯伯向年轻保安竖起三根手指。保安在那语言的汪洋中失了方向，转过头来，眼光都是茫然的。等欧伯伯将三根手指重重再出示一遍，方才明白那意思：三寸不烂之舌！可他并不像以往那样附和道“就是讲呀”，而是说出三个字：不容易！跟欧伯伯相处久了，就也学到欧氏句式，否定式的肯定。欧伯伯看出保安对六叶的折服，虽然不以为然，但他是什么肚量和风度？所以就只是微笑和摇头。

面上是这样，内里呢，总归是有点郁闷。欧伯伯在宏观上看得开，但在微观，难免受到一己私心的限制，影响了眼光。这一天，欧伯伯招手让六叶过去，表情分外慈祥。六叶以为有什么好事情，拔脚跑过去，只见柜台上端正放着那台计算器，旁边是一张报税单。像欧伯伯的小店，是很难计算营业额的，所以就只是酌情定个税额，每月上缴，每年再一总申报。六叶搭在里面做生意，虽是不出经营范围，却增添了交易量，税务部门一旦注意到了，就会重定额度。可是，不是还没注意到吗？并没有人上门说话，人们通常对这一类小店眼开眼闭。自家房子，又不占道，尤其欧伯伯，几十年的老住户，街道里委都知根知底，又搭上老和病，人情上更给予宽容。可是——又是可是——欧伯伯对六叶说出两个字：自觉！

欧伯伯用手按在胸口，拍两拍，意思很清楚，就是“凭良心”。六叶很同意，点了头。然后，计算器上揿上税款的总额。这一回，欧伯伯揿了一个乘号，真是令人目眩啊！六叶都难住了，不知以下会发生什么。乘号后面，欧伯伯按上“零点六七”的数字。六叶顿时明白过来，欧伯伯是要她承担百分之六十七，相当于三分之二的税款。她动手销掉得数，揿上乘数和乘号，后面则是“零点三四”。按照她承租店面三分之一的比例，她应该只负担税金的三分之一，但是，她愿意吃亏，承担三分之一强。由此看来，在计算上，六叶与欧伯伯程度相当。欧伯伯笑得更慈祥了，他不急着销去计算器上的得数，而是摆出论理的姿态。他说：你的蛋糕大——从“蛋糕”两个字可以见出欧伯伯并不闭塞，称得上是开放，他人在店中坐，遍知天下事。蛋糕的概念，可是MBA课程所涉及的。六叶先一怔，很快回过神来，既然运用蛋糕的理论，就要运用得彻底。她说：大爷和六叶，是同一个蛋糕，问题是怎么切！大爷是三分之二，六叶是三分之一。为使蛋糕的理论更为形象，六叶在纸上画了一个圈，分成三份，强调三分之二与三分之一的比例。欧伯伯却认为三分之二是六叶，他用手点着三分之二那一块，看着六叶的眼睛。六叶不明白了，天下还有讲理的地方吗？欧伯伯这时就又说出两个字：含量！六叶几乎要跳将起来，连保安都惊呆了，欧伯伯从哪里得来这许多知识啊！看他不声不响，半睡半醒的，实际上没有停止过一分钟的学习和思考。为什么？六叶叫道。不要急！欧伯伯说，不要急！可是究竟为什么？六叶决不放过，欧伯伯再说出四个字：知识产权！保安倾倒了，六叶再说不出话来。

经反复磋商，几轮拉锯，最后达成的协议为，目前以各百分之五十分担，倘若重新计税，欧伯伯所缴不变，增加部分全由六叶负责。欧伯伯将协议内容书写下来，双方签字，年轻保安则以中人身份，也签上自己的名字。自此，欧伯伯和六叶之间，已经有了两份协议文件。办完大事，三人都舒出一口气。欧伯伯和六叶坐回各自的位置，保安也该回马路对面的岗位去了。宽阔的路面已经斜下疏阔的树影，日头依然亮得晃眼，保安想起他的墨镜，不知什么时候忘在了哪里，他好久没有戴它，不戴也没有关系。除去那一层墨色玻璃，世界复又回进朗朗乾坤。

季候进入仲夏，店里开了空调，柜台上的拉窗闭起，“量贩”的货物收进来，关上门，门把挂一块牌子，面向外，写着“营业中”，六叶在底下添上英文字：“OPEN”。欧伯伯说“不必要”；六叶就说“有必要”。六叶每生出一个主意，必遭到欧伯伯的反对，然后由保安调停。他说：算了，算了！带着乞求的眼神，似乎是因为可怜他，两下里放弃争执，达成谅解。七八月的高温，这一条街，少有人迹，只有车“嗖嗖”地过去，带起雪亮的弧光。难得有不得已在光天化日下走路的，也没有心思光顾这些小店。隔着玻璃门窗，看着外面炽白的路面，立刻要烧起来似的，就很庆幸自己的清凉小世界，躲过一劫的心情。这样同舟共济的气氛使他们彼此亲好起来，欧伯伯会将冰箱里的绿豆百合汤取出来，与大家共享；保安则冒着毒日头去街那头的便利店买来冷饮招待；六叶呢，她手头紧，用她的话说，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必须最大限度压缩消费，不像你们——她对着二位说，已经进入中产阶级。他们面面相觑，想不到自己会是中产阶级！谁说她手头紧？说话就是她的财富，而且一点不吝惜。我的第一桶金从哪里来，你们知道吗？——显然，六叶有意识以说话作回报，也是取其所长，补其之短，谁让他们都那么沉默呢？“沉默”，这就是六叶对他们的认识。

我的第一桶金，来自于金沙菇，知道吗？金沙菇——六叶的细长眼睛在两位脸上来回梭行。欧伯伯笑一声，不屑于回答；保安的表情就要谦虚多了，满是求教的诚心。顾名思义，金沙菇就是一种菌菇，因生长在金沙里，所以叫金沙菇，什么是金沙呢？就是含有黄金的沙地！六叶说道。那沙地可不好找，迄今为止，全世界所发现的金沙地拼在一起也没有多少，南非有几块——帝国主义列强为什么殖民南非？就是奔金沙去的！日本为什么强占我们东三省，也是奔金沙去的！历朝历代，都有不顾艰难险阻去寻找金沙地的，这可是条不归路，大烟泡埋了顶的，熊瞎子吃了的，强盗匪徒绑了的，冻饿而死就不计其数！没等找到金沙地就丢了命，找到的呢，命也难保，所以就算有，也不知在哪里！那两位渐渐屏住气，店堂里除去空调运转的嗡嗡声，就是六叶的语音，简直珠润玉滑，流丽穿行。我们家一个表叔，也是皇族里的，他的祖上，大清朝得到一块封地，了无人烟的地方，又是天寒地冻，一直撂荒着；到民国时候方才进到里头开荒屯寨，料不到其中就有一片金沙，乌苏里江边上，几代人都守着秘密；几十年过去，到了一九四九年，天下太平，方才露出口风，上缴给国家；又是几十年过去，沙里的金子淘得差不多，却长出菇来，这种菇，产量极低，生长极缓慢，营养价值极高；凡得到消息的人，都奔了去采，一个夏天采下来，眼尖手快的，不过个麻袋底，东北的夏季短，赶紧带出去，就有关外的商贩来收，得了钱买酒买肉，足够猫一冬的吃喝，人们就这样将生产全用于了消费——

正说到此，门开了，这样的酷暑里，居然会有生意上门！进来的人面色赤红，被室内凛冽的凉爽激一下，大大吐出一口气，方才缓过神来。看起来是被热浪逼进来的，可一旦进来，六叶如何放得过他或她！她立即中断讲述，随手将冷饮一放，勿管它融化不融化，站起身迎上前去。六叶把声音放得极轻柔，含着一股小心，生怕将好梦惊醒。她说：看看呀！不买没关系，看看养眼啊！要是喜欢就试试，里边有试衣间！她指着通向欧伯伯房间的那扇门，邀请道。来人本来要退出的，也不好意思举步了，继续流连着。看看呀！她说，这些是欧版的，那些是韩版，都是最新潮流，同时呢，又到了季末，秋装马上要上市，时尚的脚步远远超前于自然的脚步，真正的时尚是很短促的，转瞬即逝，所以，要抓住时机啊！

等到客人送走，坐回到凳子，冷饮在柜台上化成一滩水，绿豆汤也变得温热。那两位等着她接上话题，继续下去，可她迟迟不作声，仿佛思绪还沉浸在方才的交易之中，兀自总结着得失。终于，保安忍不住发声了：没有了？六叶被惊了一跳，狐疑地望着面前的人。欧伯伯说话了：不可能的呀！六叶恍惚一下，大致回想起先前的主题，但金沙菇这件东西已经被遗漏了，她说起了白菜。老兔子各给小兔子们一担白菜，小灰兔把白菜吃了，小白兔呢，留下了菜籽，来年春天种在地里，收获了一季白菜，再留下菜籽，再种下——如此，白菜越来越多，这就是资本的原理！六叶总结道。对于这样的收场，两位谈不上满意，但也挑不出毛病。消沉地停一会儿，欧伯伯抬手向里间屋的房门指了指，问道：试衣间？然后说：不晓得。六叶笑了：灵机一动，别当真！欧伯伯摇头道：不作兴！保安就打圆场：算了，算了！但当真有要试衣的人，伸手去推欧伯伯的房门，这倒不是六叶的指示，而是那人自己的发现。欧伯伯的眼睛和六叶的相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六叶说道：里面有人！反应之及时，态度之坦然，那两位不由又要惊一跳。结果是，六叶抖开一条布单，张开来，她牵一头，保安牵另一头，拦住一个角落，让里边的人宽衣解带。这一幕不成体统，可也是因地制宜，欧伯伯有什么话说？只有摇头。

连续的高温天之后，大雨来了。只见拳头大的雨点砸在街面上，满地开花。将空调关了，打开门，一股子湿润的清凉扑面而来，这才明白已经郁结多么久了。垂直的雨帘从门前窗前挂下来，溅起的水珠子就像霰弹，四射开去。三个人，包括欧伯伯都挤到门口，任凭濡湿了身子和衣服，看雨中的人抱头奔跑，幸灾乐祸地笑。汽车穿刺过雨幕，带起成片的水浪，道路上已经积水。转眼间，成了个白茫茫的水世界。天地间被雨声充满，由于密集就变得无声，积水在窨井口无声地打旋，打旋，忽然“咕咚”一响，咽进去，又抽噎几声。路灯提前亮起来，灯光被水雾洇染开，一团一团的，就有了夜色。有一阵子，天光又明亮起来，就像晨曦降临，其实是雨和云后面的夕照。雨丝被映照成淡金色，从地上溅起的是金珠子，路灯反倒不显亮了。还是无声，汽车悄然穿行，人张开嘴悄然地叫喊，一个个都是落汤鸡，羽毛贴在身上。这一阵明亮过去，就迅速地黑下来，路灯倏地跳出来，车灯划开，水在窨井周围打着旋，不肯下去，于是，那“咕咚”一声也没有了，也被囊入万籁俱寂之中。雨，变成一层一层的，一层覆一层。汽车的速度减缓了，渐渐连起车阵，一律打开大光灯，照在水面，明晃晃的。这才发现车都变成了船，水淹没车轮，齐到车身。人行道上也漫过来薄薄一层，停在门槛外面。这一排汽车间改造的房屋，早就有了防汛措施，就是加高门槛，而且是防波堤标准水泥砌成。多日来的溽热驱散了，换了人间。雨在突然间收住，天地大光明，落到地平线上的日头焕发出最后的光芒，贴地照射过来，建筑的玻璃幕墙雪亮，映着几条街的人和车，就像海市蜃楼。天上的云染得通红，又变作黄与紫。保安冲出门，在水洼上跳跃着，躲避车辆，转眼到了对面，还回过身向他们挥挥手，他们也向他挥手致意。要是在平常日子，这情形就造作了，可是此情此景，风啊，雨啊，日头啊，不都是滥情吗？

这一夜，所有的人都睡了个好觉，一宿无梦。多少日子，不是在空调机的轰鸣和污浊气体中，就是汗湿的席褥上辗转反侧，睡一时，醒一时。不是空调病就是出痱子，蚊子也来凑热闹。哪个不缺觉，不是挂着黑眼圈，哈欠连哈欠。哪里来的这般滑爽沉醉的觉头？酣睡中，有谁听得见又一轮骤然而起的雷电，灌浆般的大雨，就算听见了，谁又肯睁开眼睛瞧一下？不都是睡了还想睡！早晨醒来，就好像又做了一世人生。欧伯伯静静躺着，隐约觉着有些不对，停一下，坐起来，再定定神，就看见床沿下，漂着一双鞋。积水到底还是漫过防波堤，同时呢，天井里阴沟下的水涌上来，从后门进来，两股水汇成流，淹了店堂和房间。

欧伯伯在此住了半个世纪，淹水的事情时常发生。随着门前马路拓宽，不免增高路基，淹得也就更剧；后来改建排水系统，添加泵站，又淹得轻些，甚而可至不淹；接着是又一轮建设改变地貌……在历史的起伏渐进中，这一带人家都具备防汛意识，电器家什架高搁放，有备无患，心态上也能够从容以待。所以，欧伯伯前后看看，就又心定，依惯例洗漱吃饭，开门营业，至于水，要退自然会退，不退谁也拿它没办法。六叶就不同了，她没受过水的历练，一无防范。她的货物，无论“量贩”，还是时装，也无论装纸箱或打包，全沿墙堆放，先是漂起来，等吸饱水，再沉下去。六叶进门看见这情形，就坐倒在水泥门槛上。此时，水已经到了门槛下面，她略一愣神，眼泪就下来了。为骑车方便，她的裙子，原来是撩起来扎在腰上，露出黑色的中裤，现在，裙摆松下来，全浸在水里，她也顾不上，只是哭。欧伯伯挽着裤腿，赤脚趿一双海绵拖鞋，站在跟前，眼睛里好像要落下泪来。他看见的不是六叶，而是他的老太婆，六〇年困难时期，全家人一个月的肉票，全叫贼摸去了，回到家，也是这样坐在门槛上哭。不要急！欧伯伯说。当年他可没这么说，而是一劲地骂，骂的话很难听：你好去死了呀！现在他的脾气可是好多了。不要急！欧伯伯说。六叶还是哭，哭着哭着就骂起来。先骂天，逞性子撒野，完全不顾惜生灵；再骂地，小肚鸡肠，尿一点的黄汤都容不下；这就骂到市政排水工程，一会儿破土，一会儿排管道，管什么用？谈何国际大都市，东方巴黎，还有全球化，骗纳税人的钱罢了！前面骂天地和市政，欧伯伯还不觉得有什么，但提到“纳税人的钱”，立刻想起关于税额分成的谈判，便冷静下来，眼泪也回去了。退几步，在椅上坐下，由六叶哭去。

在六叶的哭泣中，水退下去，清洁工挥着竹扫帚，唰唰从路面扫过去，将人行道上的水扫下街沿，进了窨井。门槛内的水则要消得慢一步，六叶却按捺不住了，从门槛跳将起来，弯腰拾起个塑料碗，不知遗留在哪个角落里，夜里优哉游哉出来的。六叶一边哭一边舀水，起落之间，腰显得更长，而且柔韧，百折不挠的样子。欧伯伯收着双膝，盘坐在椅上，神情泰然。他晓得室内的水是要从后天井的阴沟排出去，慢是慢，但终于会全部下去。他对六叶说：不必要！六叶没好气道：你不必要我必要！欧伯伯就摇头。你那些纽扣算什么？六叶说，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成桶成桶盛来，我的货从哪里来？巴黎，罗马，伦敦，东京，价值一样吗？千里万里一件一件挑得来，好比大海捞针！说着又伤心起来。欧伯伯就说出四个字：船到桥头——停了停，接下去是——不可能的呀！六叶奋力舀水，碗已经刮在地皮，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响：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相信人力，相信人定胜天！欧伯伯摇头。六叶说：你也不要太得意，仗着不动产，终有一天坐吃山空！欧伯伯指指天，说：天数！六叶横过一眼，说道：看你都活成精了，猴精！说到“猴精”两个字，六叶“嘿”一声笑出来，欧伯伯便说：一歇哭，一歇笑！

中午时，太阳高照，街面全白了，门内的地，也干了。六叶向欧伯伯借来桶和盆，将湿衣服浸泡在肥皂水里，纸板箱拆开，摊平在门前马路上。不一会儿，就有收废品的黄鱼车摇铃骑过，将半干的纸板箱收了去，也算是挽回一点损失。怎么办呢？金钱不会从天降！六叶说，将几张皱巴巴的纸币掖进腰包，将裙摆重新撩起扎好，开始搓洗衣服。不一时，保安过来了，相帮把污水拎到街沿，从窨井盖上倒去，再穿过欧伯伯的房间，到后天井拎来清水。他穿一身保安的制服，裤缝笔直，皮鞋锃亮。为了避免弄脏身上，伸长着手臂，将水桶提得远远的，另一只手臂便也张开着保持平衡，看起来，就像一只大鸟，勤劳的大鸟。拎水的间隙里，找来绳子，系在行道树之间，晾上淘洗干净的衣服。后一批晾上，前一批已经半干，于是收下来，拿进店堂熨烫。太阳又烘热起来，将暴雨带来的凉爽全收尽，甚至更加溽热，因为有潮气。关上店门，打开空调，冷风中夹缠着熨斗的热气，店堂里就壅塞着纤维遇热散发出来的气味，有一些些布臭，又有一些些肥皂的凛冽。那两个看着六叶的熨斗在熨板上推移，吱吱地响，丝丝缕缕白烟缭绕。看了一会儿，欧伯伯说出两个字：电费！这一回，六叶没有急辩，而是不慌不忙答道：不要急，大爷，不要急，等六叶我东山再起，送您老一座发电厂！欧伯伯便拍着心口，骇然的样子。别怕，大爷！六叶继续说，别怕，这点挫折算得上什么呢？我六叶蹚过的河比你们黄浦江还要宽，说出来别吓着你们，什么没遇上过的？野地里的土匪，街头流氓，白道黑道，有时候赶得不巧，赶在寸劲上，一个小毛贼就掀翻了你！我的第一桶金，金沙菇，卷在包裹里，枕在头底下，一觉醒来，睁开眼睛，枕头抽走了！火车哐啷哐啷，已经过了嘉峪关，关里的太阳，艳红艳红，就和关外不一样，红得邪气，很阴险，可是，也叫人上进！所以，我的资本积累是从第二桶金开始的。

下一日，六叶中午过后才到，进门就让这两个人吓一跳。她的上眼皮又红又肿，敷了一层药膏，亮晃晃，油腻腻，牵扯得眼睛又像睁不开，又像闭不上，直瞪瞪地看人。原来是新开了双眼皮。六叶说，她每一次走出低潮期，必要做个纪念，也是励志的意思。有一次，激光点去一颗痣；有一次，打耳洞；还有一次，打了第二个耳洞，所以，她有两个耳洞；再有一次，是文身，肚脐眼边上，文一朵带刺的玫瑰；这一次，就开了双眼皮。动过刀的眼皮，渐渐消了肿，呈现出两条深痕，抹上雀蓝的眼影粉，描上眼线，眼睛显得大了，而且额外添加一种表情，就好像始终被什么事情错愕着。

五

暑热继续着。树上的蝉，响成一片，天地间都是振翅声，那极薄的蝉翼竟然发出金属般的铿锵。新楼宇的现代建筑材料，密度高强，日光投射上去，顿时反弹回来，也是金属般的质地。路南那幢老公寓，拉毛的山墙上覆盖了爬墙虎；还有斜对面那个隐约的街口里，森绿的林荫，是这金属世界的两个破绽，流露出温柔的挚心。四处都反光，唯有它们是吃进光的，光浸润在松软的颗粒里面，就变成毛茸茸的。可这么一点点异类，哪里扭转得过全局。满地都在溅火，车流简直是刚出炉的钢水，滚滚烫地流淌过去。在这高度文明中，岔路口的红绿灯都变得原始了，黯淡地闪烁。人也进化了，进化成空调动物，门窗紧闭，在机器制动的冷空气里存活。欧伯伯手里还握着一柄蒲扇，却是象征性的了，蒲扇下的风，成了陈年旧物，被空调强劲的低温消弭了。六叶在空调叶片上洒了她的香水，令人忍不住想打喷嚏，又在刹那间收住。欧伯伯吸着鼻子，极力辨别是什么气味。六叶说：香奈儿，知道吗？来自法国！法国，世界香水名都，花草里提炼出精华，只需在手腕内侧——她翻过手，那是一双又大又长的手，在手腕内侧一点，暗香浮动，从天而降大花园。欧伯伯的回应三个字：不必要！六叶兀自说下去：熏衣草，郁金香，勿忘我，紫罗兰，罗丝玛丽……声音越来越轻，就像盹着了的梦话。生意清淡，让人意气消沉。忽然间一抖擞，像是被什么惊醒，她重新坐直身子，顿时高了一截，这是个长腰的女人。进货！六叶的眼睛在浓厚的眼影和新添的裥纹里，深邃地亮着：要进秋装了！欧伯伯不由笑起来，手中的蒲扇点了点墙上的日历，说出两个字：节气！停了停，又说道：节气啊！

那是老皇历，大爷！六叶说，那是农耕时代，看天吃饭，今天的人类，已经创造了另一种季节和气候！六叶再也坐不住，她四下里翻腾，找出一支粗水笔，在旧价码旁边标上新价码，三折，二折，甚至一折。正忙碌，却听身后哗啦啦一阵响，回头看去，柜台上撒了一把纽扣，欧伯伯在向她招手。六叶狐疑地走过去，欧伯伯从纽扣堆里拦出一半，拦到她跟前，重重一点：数！六叶看看纽扣，又看看欧伯伯的脸，脸上表情很严肃，数！又说了一遍，自己带头数起来，将一种镀黄的假金小扣子，数进纸盒中，嘴里念着一、二、三、四。就像中了魔咒，六叶不由自主也随着数起另一种镀白的假银小扣子，但她是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划拉进纸盒子。欧伯伯就不答应了，将她的纸盒子覆过来，数进去的纽扣又倾出来，说道：数！六叶先是一怔，接着就发作了，将纽扣一推。她可不是年轻保安，不仅老实听话，还与欧伯伯有沟通，参得了禅机；她是另一路人。六叶用盒子敲敲台面，说：您老不是折腾人吗？您是长辈，又是房东业主，我敬重您，让着您，可也得讲道理！您让我帮干活，数扣子，我虽然忙着，我也是有事业的人，我有我的数法，效率，懂不懂，效率是经济的命脉！欧伯伯被这劈头盖脑一顿教训激怒了，他拍着柜台，反问道：道理？六叶自然有话回，却让欧伯伯的眼神逼回去了，欧伯伯镜片后面的眼睛陡然变大：道理？六叶想到和老人说话要有礼貌，缓和了口气：人要讲道理。欧伯伯一下子顶了回去：天理！六叶简直要哭了，结果是笑出来：大爷，您在说什么呀！正不可开交，保安进来了，见斗鸡似的两个人，息事宁人道：算了，算了！一场风波算是平息下来。

六叶收拾停当，坐下来，臂肘撑在膝头，托着腮，腰拉得格外长。看上去不大像人，而是像一种兽，不是凶猛，而是机敏，好比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一旦招惹了，就将遭到激烈的反扑。她这么托着腮，沉静地坐着，思想在不知道什么地方徜徉盘旋。保安和欧伯伯谈论着对天气的看法，说来说去只是一个“热”字，底下则有无数信息互通交流。以这两个的体验，说话全不在多少，在于通。通的人不说也知道，不通的人说多少还是不知道。像年轻保安，欧伯伯所以为的，一根针的聪明，就是通的意思了。只要通，一个字，两个字，就足够用了。六叶算得会说话吧，一张口可以淹死一个两个人，可是通不通呢？欧伯伯的思想在这里犹疑了一下，不能说完全不通，但是太绕，走了弯路和岔路，到最后不免旁门左道，以致迷失方向。

空气中有一种静谧，是经过激烈的动荡之后，沉淀下来，松弛，安详，和煦，甚至温馨。连空调机的运作声似乎都变得柔和，保安和欧伯伯关于天气的交谈也歇止了，享受着这微醺的沁甜。其实都是由方才的争执化解而成，情绪紧张到了极致，然后舒缓下来，委婉下来。就像闹脾气的小孩子，之后总会有一段乖的时间，悄悄玩着自己的游戏。能量增长到相当的水平，必定来个总爆发，释放之后再重新积蓄。人们沉湎在慵懒的身心里，互相都遗忘了彼此的存在，兀自度着精神生活。不晓得有多少时间过去，事实上呢，不过是一小会儿，大马路的交叉口更替了一次红绿灯，车队停下来，然后启动向前流去。六叶转过脸，对了欧伯伯：大爷！那两人就都看了她，身体和意识都涣散在无边无际的空茫之中，尚未聚集起来。大爷！六叶又唤一声，语气是亲昵的，正是如此，才令人警惕，一股紧张的气流勃动起来——大爷，借我一点钱，两千块钱！“两千块”这数字一出口，那两人都惊一下。欧伯伯想：怎么又是两千块？年轻保安红了脸，有什么秘密被窥破似的。六叶浑然不觉，站起来，走近欧伯伯，手扶着柜台，倾过身去：借我两千块，一旦资金调过头，立马还您，按银行活期利息给付！

欧伯伯的回答是：不可能！为什么？六叶问，态度是耐心和蔼的，这样，就显得欧伯伯任性了：不可能！六叶还是耐心的：为什么啊？欧伯伯索性无理到底了，不理睬她。六叶叹一口气：大爷您难道不明白，我们只有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将资本调配起来，才可能在经济颓势中立于不败之地！欧伯伯伸出手，点点六叶，再点点自己，说出六个字：路归路，桥归桥！六叶倒被呛一下，顿一顿，说道：大爷，这就不好了，知道吗？要做规模，今天的市场竞争如此激烈，靠什么做赢？规模！钱是死的，资本是活的，要将死钱盘活，就要变作资本，我给付银行定期利息，还不可能吗？最后一句话，六叶简直是剜肉，痛叫出来。欧伯伯调过脸去，明显是免谈的姿态。六叶气起来了，说出一句极刻毒的话：把钱带进棺材里去吧！不料欧伯伯竟笑起来，活在他的岁数，生和死都已经了然，也就是知天命，这样的恫吓多么无力啊！六叶无奈，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上，继续动脑筋。就在这时候，保安忽然开口了，他目睹了借与不借的整个过程，开口了：我借！他说出两个字：“我借！”再多的话他说不连贯，也无须再说，欧伯伯和六叶都惊起了。

欧伯伯恼怒了，恼怒保安斜插一杠子，使得本来势均力敌的局面发生倾斜。他看着保安，一改否定的句式，说道：可能吧！六叶的心情是感动，这个颟顸的人，永远作壁上观，不想，却有着一颗同情心。她看着保安说道：谢谢，大哥，谢谢你，但我不能要你的钱！这倒颇令人意外，那两个就都附耳倾听。六叶继续说：大哥的那点工资只能用于消费，不像我们经商的，可出钱生钱！大哥你是个好人，也是个可怜人，难得那么慷慨大方，不像有些人——这“有些人”自然是指欧伯伯——大哥的钱可不敢作风险投资，投资总是有风险的，留着吧，娶妻生子……说到这里，年轻保安的脸红了一大块，就像被揭了伤疤，因此态度更强硬了：我借！一边从裤兜里摸出皮夹，却只有三五张纸币，就要去隔壁柜员机拉卡。他又渐渐积蓄起一些余钱了。正当要推开门，欧伯伯发话了：慢！欧伯伯的每一个字都是保安的定神针。保安定住了，欧伯伯站起身去到里间屋，掩上门。留在外面的两个人，都静默着，六叶不免有得意之色，因猜到事情正转向有利的方面；保安则是懊恼，懊恼自己说了大话，钱包却不争气。欧伯伯从里间屋出来，手里拿了一叠钱，放下来，脸对着保安，说了声：好人！话里含着讥诮和谴责。

借据上签了名，钱进了六叶的腰包，三个人都舒出一口气。这个午后行将结束，六叶却又出新招，她邀请他们随同一起去七浦路进货。对这建议，欧伯伯只觉得荒唐，考虑都不考虑，可谁能经得住六叶一张嘴，还有六叶的决心！她亮着眼睛，声音时轻时响：怎么和你们说呢？她斟酌着措辞，这么说吧！一片商铺中间，纵横无数条通道，每一条通道，无论从东向西，还是从南到北，一眼望去，几乎望到地平线。她的长臂向前伸展着——而这只是一层楼面，商厦从地下到地上，都有十几二十层。手臂直起来，伸向上方——这又只是一座商厦，这样的商厦，所占满街区，跨越地铁十号线上的多个站头！一出地铁检票口，直接就进入了七浦路的心脏，人流就像血液一般输送到各条动脉，你听见耳膜“嘭”一下鼓胀起来，轰隆隆的，那就是脉搏在跳动……市场经济呀！六叶发出一声喟叹，是有无尽的感慨。这时候，欧伯伯说话了，他说：热！这一个意见其实透露出松动来，六叶一下子抓住了，她笑道：什么年代呀！二十一世纪呀！人类早就走出原始的自然社会，进入文明了，有空调！只怕还会着凉，所以，大爷您千万记着带一件长袖衣！欧伯伯又说：走路？他笑着摇摇头，不可能的呀！六叶说：有车！听说有车，那两人都流露出惊诧来，一齐望向六叶。六叶微笑着点头道：有车！停了停，欧伯伯又出一道难题，这道难题是在保安身上，他指着保安说：上班，上班呀！不等六叶开口，保安就回答了：休息。又添一句：正好！欧伯伯看他一眼，说道：好人！至此，所有的疑问都解决，事情就定了。

次日清晨，太阳未出来，马路上的人和车还很稀少，纽扣店门前驶来一辆电动车，车后座上做了改装，做成一个两人座的加篷车斗。这样的车多是出入于城乡接合部，载货或者载客。从理论上说是违规的，可是偌大座城市，哪里会没有法律的网眼呢？所以，在平常的日子里，人们便持视若无睹的态度，一旦到严加惩治的日子，也不知哪里透露的风声，早一日路面上就干干净净，看不见一辆。等到局势渐缓，就又这里那里地冒出来，在快慢车道间往互穿行。大型工程车，水泥搅拌车，集卡重卡，撞翻的都是这类电动车，造成无数惨祸。可是，并没有就此降低电动车的数量，也没有降低它们的速度，说起来，电动车都是不怕死的，简直拥有骑士精神，将危险视作光荣。现在，这样的车就停在了市中心西区的马路边，下来一个人，是六叶。黑色的镂空花饰的长裙撩到腰间，系一个结，底下是黑色中裤。与往日不同的是，头上顶一块格子毛巾，垂到齐眉，给眼睛罩了一个凉棚。她按一下喇叭，这车也是有喇叭的，而且声音洪亮。店门立刻开了，走出来一老一少。这两个人可是都换了装束，六叶差点没认出来。欧伯伯穿一件浑花的衬衫，灰色底上煌绿的波浪漩涡，裤子是米色的，一种极薄又极挺的面料，脚上一双黑皮鞋。这身行头是女儿从日本带回给他，平时少有机会上身，所以是全新。在这老派的摩登里又加入了现代的元素，那就是一顶鲜红色的棒球帽。保安今天自然不穿制服了，他不穿制服的样子真还没大见过，就像个纨绔。一件芭芭莱黄黑格间红条的翻领T恤衫，配一条雪白的长裤，皮带是鲜艳的橘色，皮鞋也是橘色。虽是这样华丽的一身，手上却提了许多零碎，一根手杖，一把折扇，一瓶茶叶水，一个提袋，里面是擦脸毛巾、塑料药盒、风油精、驱蚊水，都是欧伯伯的随身物品。看见门前马路边上停着的车，不由都怔一下，可是，容得他们迟疑吗？六叶扶住欧伯伯的胳膊，往上一托，上车了，嘴里小声急促地说：快，警察来了！保安随着上去，方一坐定，车就像脱弦的箭，沿马路射出去了。

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眨眼已经离开有半站路，望也望不见纽扣店了。风在耳边呼呼地吹，马达在座椅下突突地响，震得人不时地跳一跳。座椅是背向的，就看见宽阔的路面从车底下退去，退去。极目处的天空变红了，气温在上升，好在有风，风在变热，却是干爽的。街上的人和车多起来了，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六叶就在车阵里左右穿行，超到前面，红绿灯一转换，第一个冲过警戒线。可是，真玄啊！尤其是大转弯的时候，那车在路中心这么样绕一个弧度，无数汽车轮子迎面而来，擦肩而去。欧伯伯手支在膝盖上，坐得笔挺，眼睛直逼前方，大气不敢出一下。保安略好些，也是没经过这惊险的，有几次张嘴要叫，又吞回去，将嘴紧紧闭住了。等日头跃上来，在几幢高层后面躲躲闪闪，玻璃幕墙放出耀眼光芒，他们就进入到店面稠密的街区。新楼之间错落有古式建筑，金碧辉煌的琉璃瓦的牌楼，时断时续的粉墙，原来是城隍庙到了。忽然之间，人流汹涌起来，车呢，拥堵着，似乎一下子失了排列秩序，从四面八方围拢，因为走不通，就打起结来，纠缠着，好一时，方才交汇过去，再四散开来。可六叶的车，总能突开四围，无论乱成怎样的一团麻，她都能从中取直一条路，等她穿过，那一条路立即弥合，重又是一团乱麻，可以见出她的锐利。其间，到底被拦下一回，一个年轻的交警挡住车头，让六叶下车，要检查她的电动车执照。六叶手在腰包里摸，嘴上套着近乎：老爸生病了，我和老公陪他去医院，老爸一百岁了！交警绕到车后，看看车座上的人，正在这时，六叶翻身上车，“嘟”一声开走了。看那交警追了几步，却被人流缠绕，脱不了身，欧伯伯和保安都笑起来。方才，六叶称他们是老爸和老公的说法，两人听进耳朵，都有些窘，但倒不是不高兴。车开出一段，欧伯伯回头看着保安，问：一百岁？保安也看他，两人相视一阵，像有无穷的困惑，然后，欧伯伯说：谎话！保安转回头，轻声附和道：就是讲呀！

七浦路并不像六叶形容得那么繁荣，倒是有些蛮荒。公路般开阔的街道上，横跨人行天桥，车就在底下飞速过往。街沿下，一簇一簇的摊贩，卖着果品饮料，切开的西瓜，还有剥好的菠萝，插着竹签子。还有煎炸的油锅，炭火上的串烤，炒栗子，烘山芋，都是明火。所以，这里的气温，起码要高出二到三度。上午八时许，太阳已经烤了，到中午更不知是怎么煎熬。可也正是这热，使混凝土的路、桥、房子，有了蒸腾的人气。来到七浦路，六叶这样的车就像回了家，四处都是它的亲兄弟亲姐妹，有的装货，有的卸货。因而可见得七浦路的市面早，白领们正在上班的途中，打卡机还没工作呢，这里已经热火朝天。马路两边，都是那种车间或者仓库式的楼体，一方一方排列着，就像是超巨型的集装箱，占地数千平米，五层六层高。天空就变得广阔，人显得渺小，更显得勤力，每个人都是负重，手提肩扛，上下在天桥。六叶放慢车速，停靠路边，又一阵激烈的震颤，熄了火。她翻身下车，来到后座，交代说，她先去办点小事，几分钟就回来，他们就在车里坐着，不要乱动。这两人怎敢乱动，这就算到了六叶的地盘，举目陌生，唯有六叶她一个眼熟的人。离开时，保安情不自禁叫了一声：喂——这一声里，有着无限的不安和疑问，六叶回头看着他乞怜的眼神，嘱咐道：有人要问什么，不必多话，只说我六叶的名字！说完就走上街沿，又从那一边街沿走下去，不见了。

气温越来越高，那帆布车篷遮挡了日头直接照射，但也积蓄起热量。幸好有风，所以，热归热，还不是气闷。有人走过来，打量他们一时，又走开去，没有人向他们发出问题，人们都在忙自己的事。人在多起来，因为地场大，不至于壅塞。欧伯伯指指保安手里的茶水瓶，要喝水，递到他手上，只喝了一口，又还回去。保安不接，意思再喝几口，欧伯伯就说了三个字：前列腺。保安明白了，接过去，旋上瓶盖。又过一时，到底忍不住渴，又要来喝一口。往返有三五次，六叶还没回来，却有人用力拍打车篷，叫喊着什么。两人屏住气，只是不作声，好让人以为车里没有人。可是，忽有头伸进来，直接对着叫喊，这一回就听出个大概意思，是要他们把车向前开一开，要装货！那喊话的人还特别指着保安，说“你，你，你”的。保安涨红脸，张了几张嘴，最终也没有发出声音。那人就更粗暴了，手指头快点到保安额头上：你！这时候，欧伯伯说话了，他几乎是吼出两个字来：六叶！那人倒是一愣，与其说是被“六叶”两个字，不如说是被欧伯伯的气势震住。欧伯伯也伸手指住那人，再说一遍：六叶！那人真的糊涂了，表情明显软弱下来，退回去。车里的两个人看他双手叉腰站在马路边，嘴里喃喃着，十分怅然的样子。站了一时，只得走开去另想办法。

等六叶终于出现，这两人觉得一上午都过去了。但看见六叶的喜悦和安心，将方才的怨艾全抵消了。六叶骑上车，突一下起动，向前驶去，风扑面而来，真是欢畅。开过两个路口，又拐弯，两边楼体的外墙上，布满店招和广告，字都写成斗大，用词也很震撼，“天下男装”，“全球睡衣”，“时尚麻辣烫”，等等。六叶的车最后停在“摩登王国”的大楼跟前，将两位客人请下车，请进了楼里。高温下待这么久，陡一走入室内，几乎打一个寒噤，正如六叶说的怕会着凉，称得上凛冽。方才喝进去的茶水，这时开始起作用，欧伯伯要方便了。六叶和保安一人一边扶着欧伯伯，在人流中左突右奔，寻找厕所。这里不知是从七浦路心脏通过来的哪一支动脉，毛细血管纵横交集，血流量可谓汹涌澎湃。上完厕所，六叶又引上自动电梯，上了一层又一层，不知是第几层，人潮略微平息一些，走道间的长凳也有了宽裕，六叶让欧伯伯坐下，再等几分钟，但是这一回她要带走保安。几分钟！她强调说，然而，欧伯伯已经领教六叶的“几分钟”，他看着六叶，说道：谎话！六叶生气了：怎么是谎话，什么时候说过谎话？我说的几分钟，难道不是几分钟！您经常教育我们“不要急，不要急”，现在您自己怎么急起来了？欧伯伯指着保安：他，不可能！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六叶多少了解一点欧伯伯的表述方式，她说：这里凉凉快快的，茶水添满了，尿也撒过了，有什么不可能！您怕什么？谁能怎么您了，有人劫持您吗？实话说给你，谁会要你？除了我和他，她指了指保安——谁会要你！话里面又是训斥又是哄，欧伯伯就好像成了个小孩子，谁让是在七浦路，六叶的地盘。欧伯伯眼巴巴望着他们走远，消失在电动楼梯下面，可是只一眨眼工夫，六叶的脑袋又从上行电梯升起来，她快步跑过来，将一根雪糕塞进老头手里，说一声：乖啊！转身又下去了。

吃着雪糕，心里渐渐定下来，欧伯伯开始环顾周围。他所在位置可说是层面的中心，或者说主干道，两边通出去无数甬道，真就像六叶说的，一眼望见地平线。甬道为商铺挟持，商铺占地都很有限，所以密密麻麻。小小的商铺，墙上墙下，门里门外，都是货物。以服装为主，再细分为内衣，外衣，裙装，裤装，鞋袜，帽子——单是草帽就专有一间，黑色的中筒底裤也专有一间，镶蕾丝的女衫再有一间，军绿色的迷彩T恤衫又一间，于是，在纷攘中又呈现出秩序。欧伯伯惊叹着东西的多，铺天盖地，他那个纽扣店，连沧海一粟都够不上。他还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六叶的那些巴黎伦敦纽约东京出品的服装来自于何处，不由得冷笑几声。在他左右身边坐着的人，大多是歇脚的女人，脚下是鼓鼓囊囊的箱包，有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年纪比他还大，单薄瘦削，照例该在家里孵着的，可却不识相地出门来，还拖着一具小车，车斗里已经装满各色衣物。竟然还有外国人，欧伯伯的眼睛都可瞪出来了！手中的雪糕已成为一根光秃秃的木棍，他犹豫一下，就扔在座位底下的地上。没人在意这样不文明的举止，四处可见雪糕的包纸，矿泉水瓶，点心的包装，串烤的竹棍，拆开的打包带，还有塑料袋。正浏览着，年轻保安陡然出现眼前，弯腰放下一个偌大的蛇皮袋，欧伯伯来不及问出一句话，他就又跑着下了电梯。看着这个蛇皮袋，欧伯伯总算明白六叶邀请他们来七浦路的真正用心，是让他们给她做小工呢！欧伯伯又冷笑一声。同时呢，因为有了这个蛇皮袋在，又安心一些，晓得六叶不会丢下他了。

接下来的时间里，保安又送来几回东西。每一回来，都来不及丢下一句话，飞快地来，飞快地走。欧伯伯也和左右歇脚的女人一样，脚边堆起大包小包。终于，六叶的身影与保安一起从电梯口升上来，欧伯伯甚至有一点激动。六叶连坐都不肯坐一下，将东西重新整合成几大件和几小件，分配给保安两大件加两小件，自己也是两大件两小件，欧伯伯呢，只需拿好自己的那些零碎，好自为之。就这样，一起下了电梯，盘桓几回，下到底层，出得楼来。骄阳下，都是装货卸货的人和车，油锅炭火更热烈了。天桥和街道的路面，反射出一种粗粝坚硬的光和热。汽车排出滚烫的废气，无数具大型空调外机轰轰作响，制造热浪。他们找到自己的车，先让欧伯伯坐好，六叶和保安将包裹砌墙似的砌上去，上到半腰，保安爬进去，翻身就座，六叶送进最后一件，这件就放在保安怀里了。现在，欧伯伯和保安的脸前，只留出一个窗洞的空隙，等车发动，便有股股热汤似的风涌进。六叶将车开得飞快，街道和楼房从两边速速退去，转眼之间，景色变得熟悉起来，欧伯伯的家到了。其实七浦路并不那么远，时间也不久，还不到十一点。但是欧伯伯却觉得，是到另一个世界里兜了一转，大有洞中一日，世上千年的感慨。

去的路上，经过城隍庙，六叶对交警说，车后座上是她老爸和老公，保安心里“别”的一跳。此情此景，没有想法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六叶在欧伯伯家租店堂一角做生意，外界就有风言风语，传到欧伯伯儿女的耳朵里，相继都到店里进行观察。看看老头子是这样，六叶又是那样，实在不可能有什么联想。再又看见，那年轻标致的保安，日日扎在店里，就觉着，要有事就是他们俩，于是放下心来。背地里，欧伯伯和保安也曾涉及这个话题，欧伯伯趁六叶走开，指指后背说：可能吗？保安摇头。欧伯伯就自己回答：不可能！又有一次，是以告诫的态度，也是指了六叶的背影，说：不要想！保安先摇头，后觉不妥，又点头。欧伯伯语重心长地说道：虾有虾路，蟹有蟹路！长期以来，大家能够相安无事，不能不说与欧伯伯的敲打有关。然而，从七浦路回来，保安却有些心思动摇了。他一看见六叶就会脸红，然后局促不安，再然后，眼睛放出光来。这微妙的情形逃不过欧伯伯的眼睛，他佯装打盹，甚至轻轻响起鼾声，忽然地，咳出一下。六叶没什么，保安着实就惊一跳。有时候，没事坐着，欧伯伯举起手里的蒲扇，在保安手臂上击两下，说：当心！保安又是一惊。这些惊跳已经叫不醒年轻保安的沉迷了，这个老实人的沉迷是以勤劳与忠诚为表现的，他彻头彻尾成了六叶的小工。他骑着六叶的电动自行车替她来回运货取货；他将自己的午餐盒饭送给六叶吃；不知从哪里觅来一个断胳膊的模特，让六叶套上最新式的时装，以供展示。现在，纽扣店门口，就立了这一具盛装的断臂美人，暴晒在太阳底下。欧伯伯无奈地目睹着年轻保安一步一趋地滑落情网，晓得说什么都无济于事，因此就不再说什么，静观事态发展。

这一天，保安来到时，六叶不巧走开了，不免失落与怅惘。与欧伯伯相对无言而坐，良久，冒出一句：伊好不好？显然，他渴望与人谈谈六叶，心里充满着激情和感动，真是压也压不住的。欧伯伯停了好一阵，回答一句：好人好报！保安低头羞涩地一笑，从这表情，欧伯伯晓得他并没有听懂，这一老一少，因为一个女人变得隔心了。可是，不要紧，好人好报！欧伯伯又说了一遍，这一遍是对自己说的，他相信，命运终究会放过无辜者。正因为有这样的信念，对保安的痴心，担忧归担忧，但还能够保持淡定从容。

果然不出欧伯伯的预见，可说是万分及时，出了一件事情。其时，大约早上九点十点之间，推门进来一个男人，手里抱三岁左右小孩。男人的目光很凶，从店堂扫过去，扫到欧伯伯，定住，嘴动了动，好像在骂人，却没骂出声。六叶回过身来，有一瞬间的怔忡，即刻回过神，张口就骂起来。骂什么，欧伯伯听不懂，他万分惊讶地发现，这时候，六叶她说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和原先的北方话大相径庭。那男人也开骂了，也是听不懂，但气势十分凌厉。男人一边骂一边企图将孩子塞进六叶怀里，孩子却不认六叶，直往后躲，而且开始大哭起来。店堂里一时间吵闹得很，孩子的哭喊夹杂着大人的谩骂。谩骂越来越激烈，两个人就像好斗的公鸡，已经头顶头了，猝不及防，男人甩了六叶一个耳光。犹如迅雷不及掩耳，六叶也回了一个。欧伯伯上前阻挡，说：不可以！不等他说完，男人已经将他搡到一边。作为一种抗议似的，六叶又将欧伯伯拉回来。欧伯伯夹在他们中间，耳朵里全是不明含意的语音。这种语音频率极高，音长急促，连珠炮似的，又像戏曲里的垛板。音变也很奇怪，前后音都是不相关的，十分陡峭，却能顺利过渡，一泻如注，实在是惊人。欧伯伯被这语言的奇观震慑住了，甚至忽略处境的危险。而就在这时候，保安推门进来了。

电子门铃“叮”一响——这也是保安在六叶授意下安装的，男人回过头，看见一个身穿制服的男人笔直立着，大约以为是警察，神情上略微收缩一下。保安惊异地睁大眼睛，看着陌生人。那男人几乎矮他半头，穿着花里胡哨的沙滩裤和旧汗衫，脚上趿着拖鞋，显得多么邋遢，而他又是如何的英俊！眼前的一幕将他吓住了，停了停，开口说：做，做什么？就这几个字，漏出他的弱项，口吃。男人陡然间明白了，他回过身，逼近保安。虽然个头不高，那一身上下的筋骨肌肉，却是不得了的，可以从地下弹到天上。保安受了这逼迫，不由后退一步。从小到大，他是从来没与人动过手的，动嘴的事，则全由姐姐们包办。男人握起拳头，在保安胸前比画着，眼看要砸过来，六叶从背后给了他一掌。这一掌也很有含量，男人趔趄一下，几乎扑到保安身上，但及时收住，转过身去，保安趁机闪开。男人又给了六叶几下子，无奈手里有孩子，不能全力以赴。孩子已经不哭，双手牢牢攀住男人的颈项，神情倒也不十分惊恐，看起来，相当习惯这样的打斗。保安却忍不住了，一下子出手，打在男人的手臂上，自然是弹回来。男人又要向保安出拳，被六叶抱住臂膀。男人真是怒极，挣出手一把抓住六叶的头发。然而，始料未及的事发生了，那小孩就像一条小狼从怀里蹿起，咬住男人的脸颊，死不松口。如此纠结成紧紧一团，谁也插不进手去。欧伯伯忽显出十二分的敏捷，他快步绕到门边，拉开店门，伸出一只手，请出去的意思。那三个，显然是一家三口，又拉又搡，几乎是跌出门外。欧伯伯要关门时，六叶用北方话喊了一句：我的东西不许动！欧伯伯再要关门，六叶又喊出一句，也是北方话：大爷的钱我会还！然后，门终于关上。

六叶走了。她的东西还在，墙上的时装，墙下的货箱，箱上摊开的“量贩”。挤在衣服之间，还有一具窄长的镜子，这具镜子可不能小视，里面暗藏机关。很难察觉的，它略呈仰势，使得镜中人无一不是高挑纤细。还有熨板，挑衣服的叉子，那断臂模特也收进来了，依在墙角。这些资产都是六叶驻扎下来后，一一添置的，流露出从长计议的心思。这满当当的一隅，如今却成空洞，将那两位的灵魂都要吸入了。每日里，望着它，不由满心惆怅。天气渐渐凉爽下来，息了空调，推出门去，拿下门把手的牌子，上面写着OPEN，又是一阵失落。门前的马路，重新又有了亘古的景色，时间在上面无头无尾地流淌。当下的一瞬里，或许会有截止，可一瞬过去，就又与过去、将来贯通，衔接得天衣无缝。许多当下，就这么连绵不断地进入时间的洪流。多少变故终又弥合起来，原委与结果都冥灭为过程。偶尔有时候，欧伯伯突然说出一声：不可能的呀！保安没有应和说：就是讲呀！而是停一会儿，然后说出三个字：天晓得！欧伯伯惊异地看保安一眼，想这笨人竟也通天地了。他们互相又对上话来，虽然有些错接，其实是歪打正着。在疏离隔膜的日子里，保安兀自成长着，欧伯伯自己呢，不也补充了他的人生经验，他哪里见识过六叶这样的女子？谁又知道她到底是不是叫六叶！可谓活到老，学到老。

六叶一直没有回来取她的东西，眼看着秋天到来，按时尚的气候论，应当销售冬装了，这些秋装却还滞留在自然的季节里。他们又好像看见，六叶在烈日骄阳下，踩着风火轮，往返于七浦路——七浦路就好像上一世的事情了！她拼力拼命地赶呀赶的，却还是被潮流甩远，同时积压了资金——欧伯伯难免会想起自己那两千块钱，也套在了里面，可是，他对保安说：无所谓！这一回，保安应和了：就是讲呀！也是错接，又是正对。再等些日子，依然没有人来，方才想到六叶的男人不会允她来了。想到那男人，欧伯伯愤然斥道：杀胚！保安自然知道指的什么，终究是不自在，扭开脸不作声。欧伯伯就又说了声：当心！保安还是不作声，但站起身来了。他站起来，从角落拖出蛇皮袋，撑开。将墙上衣服一件一件取下，折齐，叠平——每当叠好一件，就伸开手掌，那又大又温存的手掌，在衣服上按一下。叠成一摞，用手掌托着，另一手掀起袋口的沿，送进去，装好。欧伯伯看他做这些，终于按捺不住，问道：做啥？保安回答：送——她！欧伯伯又问：哪里？保安没回答，下巴抬起来，朝某个方向点一点。欧伯伯没有再问，问什么呢？再清楚不过，保安去找过了。

这天晚上，保安轮值夜班，欧伯伯早早打烊，一老一少跨出店门。少的肩背手提，老的拄了拐杖，相携着沿马路走去。转过街角，走上街心一块三角地。三角地周围的红绿灯闪烁不定，东边不亮西边亮，很难判断那一盏是为哪一条开通路。好容易等到绿灯，方一举步，四面八方的车就来了，到了红灯，则是长驱直入而来。红绿灯轮流替换了一遍，那老的还不敢移动，后来是那少的腾出手，硬是扶住老的肋下，挟持般强行过去。离开流光溢彩的主干道，他们渐渐走入幽暗。路灯变得稀疏零落，倒是两边的住宅楼，从窗户投下一些模糊的光影。两人走过二三条错落的小街，眼前忽又洞开一个光明世界，不是璀璨与辉煌，而是昏黄绰约，那都是临时接线瓦数不高的电灯泡，还有几串小灯珠子。溶溶的灯光中，地上铺着，车上支着，各种摊位占满半条街。日用百货，钱包手袋，围巾帽子，首饰头饰，还有一架一架的衣服，果然是冬衣了，棉的毛的羽绒的，连个世界的边角都没有落下时尚的季候。他们不约而同停下脚步，看见了六叶。

六叶正从黄鱼车上卸衣服，撑上衣架，挂在支起来的金属杆子上。黄鱼车的空了的纸箱里，坐着那小孩，双手捧一个苹果，竭尽全力地啃着。六叶穿一身红，胸前和腰间的亮片倏忽翻金倏忽翻银，脚蹬一双齐膝的黑皮靴，钉扣也翻着金银。脸上的妆很浓，眼影是一种孔雀蓝，嘴唇是巧克力色。可真是醒目啊，拓开昏晦的光线，越拓越深，越拓越广，照亮了夜市。这两位停在市口数步远的地方，不敢近前，一个是怕她男人，另一个是生怕以为来讨债，其实，欧伯伯想，他已经老了，无所谓了！这一个夜市，就好像从七浦路切下来的零碎，散落到此，离乡背井似的，于是就压抑住了声气，人们都在悄然中速速地动作。沉静中，却有一股子广大的喧嚣，从水泥路面下升起，布满，天地间都是嘁喳声。

2012年6月21日　上海

爱套娃一样爱你

有没有见过套娃？橄榄的形状，两头小，中间大，大红的底色，漆黑的眉眼，蓝绿黄图案，构成身体和衣着，是憨拙的俄罗斯农妇，又像扑克牌上的王后，有一种威仪，还像戴头巾的古代武士。在那些几何形的色块与线条之下，其实是一个抽象的人形，但这只是表面。在套娃圆鼓状的腰腹中间，有一道隐蔽的嵌缝，稍用力气，两头一拔，就脱开了。里面是小一号的套娃，同样的形状、款式、花案和颜色，同样颟顸而又凛然的表情，却比那大一号的显得肤浅了一些。如果说大一号的是中年，这就是青年。看起来，体积是起作用的。在体积里蕴含着某一种意义，当其他因素都退场，体积的意义就凸现出来，变成显性的了。好，让我们将第二号套娃，轻而有力地两头一拔，第三个套娃出来了。它更要稚嫩一轮，那一成不变的眉眼表情在又一号的体积上，竟变得佻了，它是套娃生涯中的少年时代，在前两个套娃跟前，第三号的大小，透露出俏皮，就像要和你开个玩笑。接着，第四个来了，怯生生的，挺害怕的样子。同样的格式在这一级的体积上就显出纤细和脆弱，量变就是这样达成质变。最令人兴奋的是第五个，也就是芯子里的那一个到来了，就像从第四个套娃肚腹里下来的蛋，一个小小的实心的套娃在了眼前。它是套娃的婴儿，那么小，可是该有的它都有，一丝儿不差。多么精巧啊！托它在手上，暖暖的，好像有体温，沉甸甸的，实心里是一股子心劲，急着要长大。于是，将它藏进第四号套娃；第四号藏进第三号；第三号藏进第二号；第一号套娃巍然而立，就是由那蛋一样的小套娃长成的。历史收进肚腹里，隐匿起来，面目又回复抽象。在这故作的呆板底下，其实隐匿着生动的个性。

它就像我们爱的那一个人，他的每一个时期我们都能够想象，并且与其亲密无间。

让我们从最初的时候开始，就是说从最里面的套娃芯子说起，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婴儿和婴儿，照理没什么区别，但那只是静止地看，事实上，生长的激素分外活跃，每分每秒都在塑造着这个存在，使之形象鲜明。额，颊，肩，髋，四肢，依着遗传的规律，同时也由这一个新生个体的独特性要求，从混沌中划下边界，形成轮廓。从大范围的人种上说，他应属蒙古种，在这长江下游，近入海口的地方，人群相当混淆，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人口大迁徙，向这里输送来北地民族的血缘，在城市开埠之初，又五方杂居，远近交流，什么样的人都有。这婴儿正朝着单睑长眼，秀骨清相上长呢！他是那种难养的婴儿，命运多舛，自打下地，便终日啼哭不止，江南的溽热天，母乳的稀或稠，虫蚊的叮咬，雷电的惊扰，不晓得缘于哪一件。家中是有老人的，所以就是旧式的育儿法，写了“家有夜哭郎”的帖子，张到四下里的电线杆上。否则，怎么解释昏暗的铁罩子路灯下，人们驻足在电线杆子前，喃喃念诵的情景。旧城墙的一角残垣上，传来打更的梆子声，众生祈福。到底入了梦乡，头上却起一层痱子，痱子消下去，又开始回奶，回过奶了，则拉稀，然后高烧不退，过了一劫又一劫。坊间就有传说，这孩子命贵，平凡的俗世怕留不住他，要起个贱名字，狗啊猫的。于是，贱名字也起来了，左邻右舍喊开了，又是众声喧哗。婴儿终于安静下来，肌肤温润，睁眼看人的时候，有一种老练的淡定，是出自身心和谐。他离我们邂逅的日子多么远啊，在那时间隧道的深处。可我们还是看得见，清清楚楚，而且栩栩如生，要知道，我们所爱的这个人，就是从这个核上生长起来，这个核在他身体里面，无论过去多久，都在着。我们看着这个人，也看见了它，爱情的眼睛是有穿透力的。

婴儿渐趋人形，各部位显现，细节增多，个别性更加扩张。这个阶段里所有的幼儿都是这样，感官苏醒，热切向外界伸出触角。这一个也是，什么都要试一试，先是用眼睛看，再是伸手触摸，然后放在嘴里尝一尝，伤害也因此而来。是不是这孩子特别背时，或者是他依然保持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他的感官常常受挫。放进嘴里的是辛辣的，触摸的又烫了或者割了手，看总是安全的吧，可偏偏就伤了眼睛。一日夜里，突然被眼睛的灼痛刺醒，大声哭号起来。母亲带往医院急诊，医生立即做出诊断，一定是看了电焊的光。这世界简直就像长了芒刺，哪里都扎人，哪里都是疼痛。但是，受挫的经验却并不足以教训他，他还是继续着这种危险的接触，当然，戒备心生起了，它在某种程度上中和了好奇心，使他接近理性。切莫以为幼儿是没有理性的，他们有，只是改变了形态。比如这一个，很奇异地，体现为一种胆怯。和他逐渐长大的身形不符，他格外的胆小，常有防患于未然之心。比如他看见小朋友们荡秋千，他立刻会担心：这秋千会不会砸到脑袋？上高楼，担心的是会不会失足跌下去，马路上的汽车又会不会驶上人行道。小脑袋里的十万个为什么，有五万个是关于生存危机的。他的保守的长辈们，又刻意渲染了人生的旦夕祸福，在这有年头的旧城里巷，就别提具体的故事了，单是看白天里喧嚣的街市，入夜后的森然，足可让人信服生活的阴暗面，他真是有些被吓着了。婴儿时的身心谐和破坏了，紧张取代了淡定从容，然而却有一种严肃，使这孩子的面容变得庄重。

可是，别以为这张脸会遮没婴儿时期的脸，它们存在于一体。这个奇妙的情形怎么来解释？套娃可以解释。我们每个人都是套娃，记不记得？弄堂里的歌谣：“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穿透力的眼睛将木头人解析成套娃。别管我们什么时候邂逅，那深远处的，孩子的面容一定浮现眼前。

这样，来到了少年。少年的他，有一种沉默的活泼。幼儿阶段的忧惧减轻了，因为他开始有自卫的能力，而且，一些预计的危险并没有发生，这培养了他的乐观主义，甚至，有些大意了。他的手、脚、身体飞跃性地发育，总是做那个惊险的梦，就是高空坠落，失重般地往下掉，永远也着不了地，人们说这是在长个子。也是在夜间，骨骼和肌肉突如其来地疼痛，又在梦醒时分平息，那是由生长的差异引起。很快，他呈现出运动型的素质：速度，控制度，协调性，爆发力，最重要的是，激情——就是足球场上，进入禁区全速奔跑时候，肾上腺汹涌分泌的能量，通常叫作“竞技状态”。运动开放了他的性格，本来，受伤的经验已经将他拘泥住了，而现在，他简直要飞起来，自由自在，挤簇的眉心舒展开了。虽然对于他的大意，还是有教训来临，跳远时，崴了脚踝；双杠下杠，又撑裂了手腕的骨头；再有，我们为国际关系进口伊拉克蜜枣，带来了肝炎病菌……也幸好有这些警戒，使他避免了鲁莽，有所顾忌。

他早已摆脱了幼小时的懦怯心理，人生的大磨难又没来临，他和外部世界正处在和平相处的阶段。许多成长中的磨折，其实是在他提早经历的焦虑中和解了，这就是他脸上流利线条的来源，没有赘笔，简约清晰，表情宁静，体现出顺遂的命运。运动让他置身在人群的热闹中，他是热闹中的那个静默，他静默地动作，奔跑，就像一头鹿，缄默、快乐、容易受惊，一旦风吹草动，站定，回头，四处望望，再继续奔跑，向着并不自知的目标。耳边不时掠过警告声，也是以弄堂歌谣的形式，唱的是“小弟弟小妹妹让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

这一回，我们看见的是动态，不仅凭想象力，还是理解力，起用和调动现存的条件，让那湮灭在时间里的肉体穿越，穿越，石破天惊，穿透岩壁样坚硬的现实——发生邂逅的那一个断层，地下的剖面，都保持着最生动的形态、温度和弹性，没有丧失一点水分。就像我触到你这样真实，那是一个小你，小一号，或者小两号，在眼前的大你里面。所以，我们称你套娃。

现在，青年套娃套上了少年套娃。我应该怎么描绘他呢？人生的复杂性和暧昧性使这个人面目模糊，同时令人遐想。初恋是在此发生的，这种恋情就是写在弄堂的壁上，某某某和某某某好！好像诽谤似的，其实再正当不过。那是从清白却也是空洞的少年时代走来，没有被欲念煎熬过和腐蚀过的身心，初次体验。由于害羞，由于蒙塞，还由于节制的天性，于是，谨慎地摄入，一点不贪嘴，也不浪费，渐渐地，充盈起来。情欲和满足，极其私密的经验从内向外，修改着人的轮廓。有一点点变形，很难说是好还是不好，那一种生机的活跃度，超出理性掌握，呈出无序状态，趋向出轨。还好，生子养家的责任，立足社会的抱负，再一次约束了滥觞的自由，沉溺的精神重又抖擞起来。这是一个颇具自觉性的人生，也许，难免地，会缺乏做人的乐趣，可是，这就是社会的中流砥柱，正是有他，还有他们，社会能够保持安全，稳定地进步。这阶段的形象，是最社会化的，前朝几代养育成的个性，如今都被概括了，概括成普遍性。所以我说他面目模糊，只因为是我们爱的人，才能从那么多相似的脸中辨认出这一张，不被爱的人像流沙一样崩塌倾泻，消失殆尽。奇异的是，不是在当时，而是在以后，当它掩蔽到邂逅的断面之下，方才透过层层剖面，呈现出来。这就是邂逅的能量，我说的是邂逅，而不是认识，认识是肤浅的，而邂逅是积聚起所有的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然后发生的机缘相逢。

那些自出生到长大的日月里，积养成的特质，并没有消逝，只是被压缩和收敛起来，封存在这社会型的人身里面，潜在地起着作用。他依然容易受伤，似乎是原始材质的缘故，比较薄脆敏感。但毕竟是成人，有更强大的膂力和控制欲，还有经验，他学会掌握主动，在伤害到来之前先就出击，多少有了些进攻性的人格。却也正因为是成人，创伤就更严重，同时呢，修复能力在降低，创口长久无法愈合，所以他的怯意也在增长。他不自觉地逃离更激烈的冲突，就像鸵鸟，危险来临，掉头就跑，一头扎进窝里。强和弱这两种性格在他身体里面对立，调整，较量，企图达到平衡，这是我们所以能将他分辨出来的原因，是这社会化形象里的个人性，一种悲剧感。这悲剧感使他的面容避免堕入平庸，而是显现出一定程度的深刻。在谨慎中的野心，强悍中的妥协，欲望里的冷静，理性中不时冒出来的妄想，最终都被折中起来，折中到悲剧里面去了。这一出悲剧里的世俗情节，由于人性的奥秘，具有了古典主义的情调。和莎士比亚相反，他是把古典主义情节给世俗化了。这人从幼年起就对世界的惧怕是对的，这种本能被教化所蒙蔽，兀自孤独地成熟着，到时候就会进入命运。当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惧怕的表情，它已不是幼时那样，单纯又甜蜜，而是变得生硬和沉重。生活如此粗粝，经它打磨，人们离开娇嫩的雏形越来越远。那个最小的套娃藏得越来越深，隐匿在芯子里。然而，还是有一种幼稚透露出来，暗示着纤细、精密、优雅的质地，只有体察入微的眼睛，才能从层层遮蔽，板结住的表面看出来。就是这一丝线索，引我们走进这个人的历史，一直倒溯到源头。

让我们将这一个套娃也藏起来，它的暧昧面容，已经是套娃的浅表层了。几乎听见了那套娃两头相扣，在腰腹部位发出的“嗒”一声，历史就这么锁住了，留给我们当时当刻——我们就是在这里邂逅。我们与他，面对面，彼此的鼻息都拂到了脸上。因为过于近了，他变成广角镜下的影像，变形，漂移，分崩离析，细节散落成孤立状态，肌肤上的纹理，眼睫上的毛刺，瞳仁里的影像——是一个变形的我，可我看不出来他是什么样子！陡然间，他的脸迅速退往焦点的深处，细节组合起来，呈现全局，有一种尖锐的清晰，针一样扎入我们的凝视，也是看不清，那是在视力的终端。然后又推前，放大，扩张到我们视野之外。这其实就是他的真实面目，处在活跃的生活里，正通向未来，未来是什么？世事难料，也许是个大错误！一生都走在正确里的人，要期望拓开新天地，就只能走进大错误。同质的能量急骤地聚集起来，涌动着，已经成型的形状将打破重来。而我们，也在活跃期，视角很不稳定，零距离的接触已经将他从客观世界摒除出去。那些从来没有经验过的，直觉以外的情景，却历历在目，唱着各自街区的童谣，循着各街区自定的游戏规则，穿越全不相干的命运，遥遥无期地朝这邂逅走来。爱情不止是想象力和理解力，它是超验的，它的超验表现在没有亲历过的事情如在眼前，眼前的事物却堕入虚无，于是，我们就成了探秘者，而他，则是永远的谜。

谁让我们邂逅在这一层剖面上呢？无论邂逅在哪一层，都是同样的遭际，远的清楚，近的模糊，未来是猜谜。我们的爱是像爱套娃一样，前面说过了，就算一个木头人，爱也解析成了套娃。活脱脱的，剥开一个，跳出一个，剥开一个，跳出一个，然后，再一个一个套起来，对起来，“嗒”一声合上，合成一个大谜语。想起来了，有时候，一阵痛楚在身体内掠过，花一样在胸前盛开，就是他在拆和装；我也是套娃，他的套娃。我们都是由命运积压起来的考古层，有一天，终于在时间的浸润中腐朽，酥烂，碎成齑纷，和在一起，就成了中国民间歌谣《挂枝儿》唱的：

泥人儿，好一似咱两个，捻一个你，塑一个我，看两下里如何？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

最后，套娃变作了泥人儿。

2008年8月7日　上海

释梦

和所有的梦境一样，背景是虚的，焦点只对着主题，而又从主题辐射出气氛，这气氛甚至比具体的画面更具有说服力，指示出所在的地方。这么说来，就是在闹市，有一种流动性，闪烁和跳跃，转瞬即逝似的，那一面橱窗就从这不稳定中划下区域。橱窗里陈设的是鞋，应该有许多种，但进入视线的，梦境里的视线也是弯曲变形的，视线里只有两只鞋，一只蓝色，另一只红色。做梦人抬起手，将橱窗拉开，那橱窗的玻璃就好像橱柜的移门，或者拉窗，可以横向推动。拉开橱窗，伸出手去，拿了那只红鞋，然后走进店堂，索要另一只。就在这时候，却发现手里的鞋分明是蓝色的那一只。错愕中，梦醒了。

这个梦，有些像魔术，做梦人是魔术师，魔术的机关藏在梦里，醒来就不得而知了。难免回头去搜索，关键就在红鞋变蓝鞋的一刹那，是在眼前发生的吗？不，还有一个细节，差点儿错过，从橱窗里取出红鞋，包在一张旧报纸中，再打开旧报纸，却成了蓝鞋。那么，报纸包有没有换过手？还有没有旁人在场呢？似乎有一个，谁？没有影像，始终在焦点之外。聚焦非常有限，只在于鞋，也说明有没有人，无关紧要。梦醒时分的搜索难免会蹈入歧途，因是沿着既定的路线，而梦境里另有规则，既定的常理中的思路顽强地要来干预，扰乱着事实的原型，可除去这条路径，又别无他途。梦里还有一个人，就是做梦人拿了单只的鞋试图向其索讨另一只的人，应该是店员，只有店员才有义务提供商品，服务顾客。模糊中似乎呈现出身影，还有对答，所以才会有接下来的情节，打开报纸包，露出里面的鞋，以为这一只，其实那一只。鞋又一回聚焦视线，“店员”虚化进背景，不剩任何具体性，那人原本就是醒里的常识虚构出来的，梦境里的规则及时限制住范畴，同时，锁定机关。

一个魔术还未解开，下一个又来了，还是鞋，好像暗中有一个磁场，将同一属性的物质吸引在一起。当然，更可能是出于事后的归纳，归纳是醒来后的理性本能，它习惯性地划分事物，使存在变得整齐有序，便于解释。做梦人，是另一个，而非同一个，做梦人在疾走，步履轻快，忽然间，有人——这一回，真的有人出场了，有人提醒做梦人，你脚上没有穿鞋！脚上没有鞋，是走丢了，还是一开始就没有穿鞋？这个梦里没有出现鞋，鞋却是梦的主题，是以缺席的方式呈现，就是没有鞋。那么，告诉的人是谁？他的身份变得重要，是目击者，见证人，说不定就是魔术的关键，分明是知道些什么。可他依然是虚化的，没有面目，没有身形，甚至，没有声音，直接就灌输给做梦人一个意识：你没有鞋！搜索总是以理性的方式，一旦进入梦境难免受阻，那里潜藏着完全不同的逻辑。但是，一定在某一点上，与醒后的存在贯通，这一点就是机关，困难是没有钥匙。

梦境不知是以怎样的物质成形，轻薄柔软，又相当绵密紧实，无缝无隙。就像陷阱，貌似平常，一脚蹈入，顿时换了天地，连做梦人都是另一个。所有的不可思议都是在梦醒之后，倘若试图回进去——可是，回得进去吗？这就是梦境的物质的欺骗性，它只隔了似有似无的一层，透着亮，实际却是河水与河岸的关系，邂逅永远只有一次。所以，无法再次检验它的合理性。其时其地，无疑理所当然，对它遵循的逻辑，无条件顺从，事实上，一定是有条件，只是梦醒时分，条件全瓦解，从逻辑链上凋落下来，漏进记忆里一些鳞爪，再也拼不起全貌。那真是一个奇异的空间，它寄生在做梦人的脑电波里，同时自生自灭。它依赖做梦人的意识，又不依赖做梦人的意识，梦和意识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是由哪个决定哪个，哪个解释哪个？这两种物质，又是哪个从属哪个，谁是谁的机关？

有一个做梦人，提供一条线索。梦里面，有人迎面走来，这可是千真万确，一个陌生人，向做梦人走来，说：我也是在做梦。这一句话可说振聋发聩，它说明所有的梦都可以走通，可以互相介入，在某一种条件下，又是什么样的条件呢？不知道，只知道，做梦人的梦其实不分彼此，完全可能是，这一个做梦人，做的是另一个做梦人的梦。如此这般，做梦人就很难使用自己的现实材料去破析梦了。也就是说，你的魔术机关钥匙，是被他所掌握；他有钥匙，却没有锁，就是说没有魔术，或者说，他的钥匙变成又一个魔术。从这个梦推至前两个，前两个梦里的隐身人也许就比较好解释了，是另一个做梦人。在第一个梦里，做梦人向其索讨鞋的，也是一个做梦人；第二个梦里，指出做梦人脚上没有鞋的，又是一个做梦人。各在各的梦里。换一个角度，那一个做梦人被人索讨一只配对的鞋，一只红鞋，对方做梦人出示鞋的时候，报纸包里却露出一只蓝鞋；再有，做梦人看见一个没有鞋的行路者，出于某一种义务，要向他指出，你没有鞋！多么古怪啊！也不古怪，在梦境里，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鞋不一定就是鞋，而是另有意味。这个物件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可以成对，也可以成单。“你没有鞋！”的意思未必就是没有鞋，而是没有另一种东西。什么东西？做梦人也许知道，梦里的人都知道，醒来的人却隔开千重山万重水。要想循迹，难免陷入南辕北辙的误区，离本意越来越远。

如此算来，就又多出两个梦，总共四个梦。就好像梦会繁殖，一生二，二生三；又像镜子，里一个，外一个，镜对镜，就不只是一加一；还像几何里的数字，成倍地翻长。不过，就有据可查而论，只是四个梦。

第五个做梦人来了，一个极恐怖的梦。做梦人负在陌生人的背上，盘旋在楼梯，一层一层向上走。前边一步的距离，同样也有人背人的一对爬楼者。负在背上的人最显眼，也就是说其余一切都虚掩着，焦点在那一个人。那一个人的其余部分也是虚渺的，唯有脚上的一双鞋，一双锃亮的黑皮鞋，随了攀登的节奏，一摇一摆。做梦人突然间疑上心头，那被动的刻板的一摇一摆，分明来自于没有生命迹象的躯体，那是一个——死者！如此至惊悚，却没有及时醒来，那一双大黑皮鞋定格在眼前，几乎触到了脸颊，脱离了画面，脱离穿着者的脚，孤立，突兀，鲜活，简直就要张嘴说话，试图要告诉些什么！可是做梦者的慧根不足，那呼之欲出的一句话最终没有说出来，留下的是罕有的悚然，这悚然不是来自死者，而是鞋！遗漏到意识里来的是梦的真相，还是醒的真相，或者是在这两个存在之间折中过的，变形的真相。鞋，确有一种悚然，它是所有物件中最象形人体部位的一种，可脱离所承载的实体而保持形状不变，既是自有独立生命，又因形状而附上人格，与做梦人的渊源大约就在此了，鞋真是做梦的好题材。这么说，就好像做梦人有自觉性似的，可以自由选择做什么样的梦，不做什么样的梦。即便是醒着，又有多大程度的自主权呢？尽管看起来，可以选择做这个，不做那个，事实上，这种自主权是被既定的逻辑所暗示的。所以，很难界定究竟什么是自主性。鞋总是涉入梦境，脱离醒来的这一个存在里的功用性质，上升为形而上，变成隐喻，也就是魔术。

有一种现象，说不定是从梦里渗透到醒里面，那就是脚步声。楼板或者地面，被鞋底拍响，以现成的经验，总以为有人走过，可并不是每一次都有好奇心去看一看，究竟是谁？很多脚步声逃过了证实这一张网。

第六个做梦人的鞋陷在了沼泽里，使劲一提，拔出来的是脚，鞋却嵌在柔软的泥里。透明的稀泥很快将鞋封存起来，就像一只昆虫的尸骸，时光倏忽过去，做成一只琥珀。是一只鞋，还是两只鞋？一只琥珀，还是两只？印象就模糊了，更可能是不重要，不是说它已经脱离了实用性，所以不是非要成双成对不可。梦还没完呢！不知怎么一来，机关往往是在这一来中，偏偏错过了知觉，就这么，不知怎么一来，鞋又回到脚上，带了亘古久远的时间，泥里的鞋印，透过无数的透明的考古层，那鞋印就像一只蝉蜕。在梦里，这些都显得平淡无奇，奇怪的心情都是在醒来以后。这一只老鞋子啊，会不会就是第一个做梦人手里的新鞋子，从拉开的橱窗里撷取的，颜色已经隐退了，无所谓红，无所谓蓝，时间将一切差异调和起来，你说琥珀里的尸骸是什么颜色？鞋是脚的尸骸吗？脚又是什么？人体的远端，又在根基部位。梦里的鞋，又是另一回事了。它从人体上塑了型，就脱离开来，就好像铸件从模具里脱胚。为什么偏偏是鞋，除去象形，还有没有别的特质，应用着某一种隐喻？比如，行走。在梦境里穿行，拥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人们只能以醒里的存在去复制它，也就是人格化，这限制了理解。倘若企图突破限制，又是遵循已知的路径，结果，蹈入限制里的限制，陷阱里的陷阱，越套越深。

那泥里的鞋印子，或者说鞋形的泥壳子，里面空空的，透明的考古层却封得好好的，真的很像一面橱窗，不过是躺着的，梦里的方位另有概念，需要重新考虑。第一个梦里的鞋似乎有了来历；第二个梦里的鞋是不是有了去处？去了泥巴底下！是泥巴下鞋的前生？然后才被第一个做梦人打开密封取出来？梦的时间也是自有排序，倘要用常识解释，可能就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可是，谁能说爱因斯坦不是一个最大的做梦人！那么，螺旋形上升的楼梯上，隐身人背负的隐身死者脚上的鞋，又是谁的前生或者来世？它是完整的一双两只，似乎又获有应用的性质，因而收回辐射出去的隐喻，削弱神秘的未知，变成一双庸俗的黑皮鞋。可恰恰是这，使它更加悚然，为什么？因为它过于肖真。梦里的原则就是这样，不可理喻的是常识。连气孔，鞋带，线脚，都是历历在目，一比一的比例……这一切，都暗示它正在归着醒来的存在，梦里的活物回进现实大约就是它们的死期，所以，它更可能是一双死鞋子！

第六个梦，是一只谄媚的猫咪，踩着四只小鞋子，悄然无声地行走，留下湿漉漉的鞋印。那鞋印里看得见脚指头，却又不是赤脚，而是透过鞋底，墨从纸上洇出来似的。多么古怪精灵的小鞋子！那两行脚印，就像两行花瓣，笑盈盈的花瓣；又像两行话语，说的什么？不知道；还像两串铃铛，听不见声音。是那前几个梦里的大鞋子诞下的小儿女？或者那双死鞋子的灵魂转世投胎的活鞋子？那些红鞋子，蓝鞋子，从有到无的鞋子，陷进去又脱出来的鞋子，是从它们长大的吗？那么说，它们原来是兄弟姐妹，后来失散了，也或许，天下的鞋子都是一个家族，彼此亲缘连接。看它们活泼泼地穿行在做梦人懵懂的意识里，忽隐忽现，忽往忽来，把做梦人当什么了？清醒时候不得已寄存在做梦人的脚，就像那种寄生蟹，到了梦里，反过来，做梦人成了寄生蟹，带着做梦人的脚，走到这里，走到那里。所以，看鞋，不能看久，看久会觉出它的妖冶。那死者脚上的大黑皮鞋，不过是把妖冶世俗化了，这样才能解释那个梦的惊悚程度。是不是意味着，接近解密的机关了？于是，做梦人，就是魔术的黑匣子，遮蔽着魔术的机关，用常识做标记，只是做的时候的意思，不是认的时候的意思。

做梦人总是及时地醒来，阻断天机泄露。醒里的经验一件都用不上，因为不对应。倘若反过来，把醒来当梦，梦作醒来，一切不都好好的？顺顺当当，理直气壮。因为是在魔术的核心，秘密的机关里。从这点看，梦更像是存在的实体。但是，醒来的占位却更大，它占据着主要的时间和空间，虽然，这只是表面的合法性。总之，不论怎么说，做梦人过着双重的生活，一半是实，一半是影，实体和虚影之间的通路是什么呢？是光。梦和醒的通路又是什么？找到通路也许就好办了，大约是白日梦。

白日梦里，听见有个声音没命地叫醒，就是醒不过来；有时候是反过来，醒着的，却向着虚空茫然。事物的变形其实就是在这一刻发生，进行，最终完成。可是又怎么知道，是什么变成什么？花鸟鱼虫，锅碗瓢盆，桌椅板凳，手指头的划伤，纸上的墨汁，咬不实的一口酥，褪颜色的五彩漆盒，不透明的玻璃，透明的一堵墙，故去的人，活过来的历史，一声不响的钟，大喊大叫的空房间，无形的活物，有形的魅惑，坚硬的河流，流动的大石头，冰冻的岩浆，燃烧的冰川……凡此种种，不知从何蜕变，又将蜕变成何物。其中，哪一个是鞋的侏罗纪？倘若有一个是，又经过多少纪年的进化，多少大年和小年，多少渐变和激变，多少大陆沉没，多少火山成堰塞湖，恐龙变禽鸟。抑或是反过来，那一切，其实是进化的结果，文明淘汰的碎片，废墟和残渣，鞋原来就是史前的生物，落在人类脚上的，其实是鞋的化石。

鞋在许多梦里穿行，羽翼褪化，退成软体，可以随空间变形，伸展拉长或者压缩收短，甚至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做梦人逮不着它呢！分明受着嘲笑，揶揄，还有诱惑。后来，我在故纸堆里找到一本释梦的书，出自某一位无名氏的手。无名氏自行设计一套破译梦境的公式，你可以说它机械，可是多少可以满足我们的好奇心。他假设每一桩梦中物都有一个指代：老鼠象征厄运；牙齿象征家中至亲，上齿是长辈，下齿是晚辈——前者比较直接，后者看起来有些不搭，其实倒很简单，就是从唇齿相依的成语中得来；谐音也是一个途径，棺材象征财富；冰象征疾病……那么鞋呢？算不算得上有意味的物件，算得上，却有些不搭，那就是，象征爱情。

2012年8月5日　上海

林窟

逝去的经验是如何埋藏在记忆里的？记忆的墓穴是如何挖掘，合拢，然后竖起怎样的纪念碑？碑上刻字还是不刻？未来的日子里又有几番回顾？沙滩上，如果十分留心，会拾到象形的卵石，像某一种动物，某一种植物，甚至一张人脸；曾经有山中的采药人，采到何首乌，恰似一对合欢的男女；那些成精的老树，想什么就像什么；最壮观的象形，大约就是海市蜃楼——氤氲运动，竟然呈现一幅人间景象，纤毫毕肖。看起来，这世界上任何一样形态，都有蓝图，或者说投射，抑或从一开始，就不是唯一，而是有许多许多，鱼撒子儿似的，漫天扬开，然后在生长过程中基因变异，转换不同的材质、体积、重量、颜色，从此离散，各在一方。茫茫然中，其实彼此都在寻找，这种寻找也许体现为复制。绘在岩壁上，凿着石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发出呜咽和叫喊，再将呜咽和叫喊归纳成语言，继而进化成文字，也就是人们所称之为的文明。文明大约就是企图复制，从不自觉到自觉。接着，艺术也来了，这是个顶不自然的东西，因它试图让自觉假装成不自觉。它真是一种假装，假装事物的本来面目，以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找到起源的初衷。它试图揭露复制，其实是在复制上复制，在文明上又覆上文明，干扰了进化的程序，迷乱了路径和方位。这也是没法子，我们找不到原始的摹本，只能做一个假的。

可我还是相信，同一桩事物，是可以体现在不同的形态上，比如粒子，化学元素，微生物，基因链……微观和宏观，抽象和具象，正极和负极，精神和物质，互相对应，互相照射。那么，假如记忆以另一种方式塑型，会是什么样的？记忆对于经验而言，似乎也像是人类的文明，它先是不自觉后是自觉地复制经验，从原形归纳成符号，一件家什用物，一股气味，一缕光线，最终光线收拢，合起，湮灭了。有没有与它对应的存在？将不可视变成可视，隐性变成显性，就好比在试管里滴一滴助剂，无形变有形。其实，说不定它就隐藏在物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无数个世代，谁知道哪一个时刻，量变到质变，邂逅发生。邂逅发生之前，几下里各自度着岁月，都以为是独一份的。独一份的快乐，独一份的煎熬，独一份的爱和痛，独一份的挽留和绝迹。每一份个体都尽心尽意，尽职尽能完善经验，使其成为当下的形态，或者是地貌，或者是星相，或者一颗卵石，一片叶子，抑或是人生，不是结论性的，而是样貌。怎么说呢？直接的描述总是落入语言的窠臼——语言就是后天主动性所制造的记忆，它具有将经验整理归纳的能力，但同时也损失了经验的生动性。所以，还是要寻找一样相应的存在，或者将体量充扩到足可以笼罩，或者提炼定律公式，能够完全概括。

为什么要有相应的存在，仅仅是为抵消孤寂感吗？是，也不是。是为发现隐蔽的细节，好来认识自身？有一点，出于镜相的原理，变我为他，主观变客观。更可能是因为相应的存在会揭示出普遍性，告诉我们所有的偶然性后面都有着必然性，必然性是亘古不移的意志，没什么商量，你可以说它不讲理，也可以说它讲的是大道理，不必告诉，告诉你也未必懂。那是一个蛮荒的世界，文明进化就为了懂它，事实上，文明的产物都是它的小小的微型的复制品，个别看惟妙惟肖，组合起来却大大走样，谬误百出，我们的经验就是其中之一种。经验的材质具有随机应变的弹性，柔软的表层下却是坚硬的质地，一旦成形再难改变，所以又像博彩游戏，机会多多，只可选一。博彩游戏不定就是从人生经验复制而来，看起来，文明进程中，还不停地将复制再互相复制。复制壅塞了我们的空间，混淆视听。就这样，经验就一步一步走上狭路，每经过一次选择，路途就狭隘一次，不可回头。偶然性走入了必然性，反悔心动摇着必然性：假如，事情从头来过，“假如”两个字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不是真实发生，而是假装。但也不能就此取消它的存在，它以思绪的身份纳入经验，经验的空间是多重的，最后再一同归入记忆。

记忆，这经验的存放物，究竟是怎样的形态？岩画；龟背上的鬼画符，最后变成我们的简体字，那是进化的终端；陶罐上的纹路；青铜器；游吟诗人的口口相传；野地里的歌谣；水坝和水库——村庄和街道沉在库底……那是人类文明，是后天的主动性的记忆显现，会不会有原发性的存在？不是溶洞，堰塞湖，岩石圈，云母，碳化物一类自然现象，而是在个体与天地之间——从长度来说，灵长类已经完成对智人的进化以后，自然呢，也形成适宜人类生存的环境；从广度来说，则不超出可视可听可感。总之，是从人出发。就是说，人在创造他的自然里面——假如我们将人当成对自然的某一种形式的复制，那么就有理由猜测，自然还保存有模型，只是不知道在哪里，又是何种样貌。各地不是都有神女峰，望夫石，五指山，五指河，阴山，阳山，这类人格化的地名地标，也许就是一种暗示；上古的传说，人是用泥捏成，又是一个暗示；再有那些《子不语》里的狐仙，蛇仙，蜂巢蚁穴的故事，是第三种暗示。植物就不必说了，有噬人花，含羞草，向日葵，雄花和雌花授受交合……那隐匿在深处的真相，一定会有一个彰显的形态。可能，就近在眼前，很轻易地骗过懵懂的眼睛，掠过去了。

退潮的海滩上，留下海螺，为什么不约而同都会拾起来贴在耳畔？海螺深处，传来呜咽声，传递出什么信息？这一种密码，谁能够破译？流沙的路线也是密码，大山的褶皱是另一个密码，声声提醒，提醒这，提醒那。可还是懵懂，错过再错过。许多信号交互穿行在我们的知觉里，就是唤不醒，不接受。可是，也许，累积起来，越来越多，声音就变得响亮。响亮的声音渐渐集合，最后，警钟敲响！当我走近林窟的时候，那钟声就正在最高频率上持续。

我后来才发现，大山的皱褶其实与一件事物非常相似，那就是大脑。听听那些名称：枕叶，顶叶，额叶，丘脑，桥脑，就可见出形状。还有，中国医学称大脑为“髓海”，这个“海”字，真是形象，它有一种壮阔的气象。走在大山里，盘山公路一层一层向上，再又一层一层向里，公路就像柳叶刀，切开了山体。人忽然间变成小虫子，在刀锋划开的裂缝里速速地爬行，这小虫子有个名字，叫作思想。思想在大脑里，就像个，不，就是个小虫子，他爬啊爬的！爬过一叶横梁，爬上一座丘，再过一道桥。四下里一片寂静，肃穆极了。植被保护着山体，水土不致流失，因而滋养着小虫子。小虫子的踪迹，就是思路蜿蜒。却还是在表面，不知要经过多少路途，再要有契机，才能进到深处。山还是个大果子，切开果皮，果瓤，触到果核，使劲一敲，不是用刀这样的物质文明，而是更高级的，比方说禅机，一敲，直至核心——思想的核心就是人心，最经不起，伤不起，所以要由坚硬的壳包裹和封闭。你就沿着公路爬吧，不知到哪里，才是大山的心。

时间消失了，那矗立着的，一幢幢的，轮廓光滑流利的山体，分明是上古的海底，云雾是洋流，于是，空间也消失了。历史退去，裸露出白茫茫的虚空，未来的小虫子，在未来里爬行。所以，未来也来了，此时此刻却消失。小虫子真是长寿的东西，自由自在的东西，它不依附任何载体，兀自活动，人其实是由它，也就是思想诞生的。思想是从低级到高级一整个进化史，人是每一个阶段的小产物。可人是那么样一种主观的产物，以为其他所有都因他而有，因他而息，所以，就懵懂呀！那石壁横断面的岩层，植物的形形种种，各色土壤，时断时续的瀑布，从遗传链上断裂的兽类和禽类，都是起源的温床，小虫子是小胚胎之一种。山里行走，还会遇上一种小虫子，就是山里人。他们忽隐忽现，忽有忽没，走了半日未见一个，冷不防却迎头撞上。他们是更接近于本质的小虫子，也就是起源性的思想，他们颟顸的表情其实是傲慢，不主动给予启迪，让你自己去思考。就这么着，渐渐接近了林窟。

曾经有人去过那里，这名字传了有一段日子。顾名思义，那是在山的极深极密处，就像一个洞穴。可是，洞穴里有过沸腾的景象，什么景象？生活。生活的总量是一样的，只是单位分配不同，由于落差形成压力，某些部分稀薄到什么程度，某些部分就稠密到什么程度，林窟就是一个稠密的浓缩的点。炊烟四起，锅开鼎沸，山溪上的石板桥，被人脚磨去一层皮，物质交流，溃决了自然产出的周期，情欲溃决伦理，高树变成矮树，深土变成浅土，长流水变成短流水……很多短见的东西进来了，比如交易，经济，比如政治，行政，比如权力，意识形态……许多被排斥的生活挤压到这里，大大超出它的承载量，于是，存在就缩短了周期，进入仓促的状态，来不及出生已经消亡。这么看来，总量的概念是不错，可是分配的均匀度却是一个问题。急骤的循环中花飞草长，月落乌啼，小虫子都介入不进去了。亘古恒长在林窟这地方被分配，分配成时间，好与有限的生命对应，比如昼夜，季节，岁岁年年。那林窟，其实曾经是时间的盛器，舀上一勺子，然后窥见了，枯荣生息。当我走过林窟的时候，它那一勺子时间已经漏完，漏完，又归入亘古。

开始，并没有看见它，草木填满了山坳，太阳轰轰烈烈地照耀，空气干燥得几乎燃着了。那些性喜阴湿的蛇虫们全在洞穴里，夜晚的花朵也关闭着它们的宫腔。这时候的山，都有一种苍黄和老绿，高温榨干水分，炽烈的光照也让颜色褪白。而且，山形在高光下消失了立体感，变成平面，伸手就能揭开它似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走近它，林窟。盘山公路一周一周绕行上升，有时是圆周，有时是阿拉伯数字的“8”字，将圆周拉成扁长，中间打一个结。再有时，是打两个三个结，就成了麻花状。这种时候，我们就离开了它，林窟，留它自己在山坳里。大山有许多山坳，在山与山的交接处，或者是干涸的瀑布曾经的落点，抑或陨石坠落，砸一个大坑，山地不是有许多地名叫作“坑”吗？谁知道那里的秘密。山川革命不像人类史，鸡毛蒜皮都要记录，记录历史也是对自然的复制，企图寻找变迁的由来。车越走越远，小虫子越爬越深，在丘体的褶皱里。回来是怎么发现林窟的？怎么发现那茅草杂树壅塞的山谷底下还有一个坳，叫作林窟。我们绕了半天都不知道有它，却忽然在某个点上发现了它！说起来似乎是命运，但命运总归要有具体的体现，我想，那就是牛。

牛，这种畜类，不能说是天地蛮荒的意味，但可说是人类文明的象征，它陪伴人类从不自觉走入自觉。尤其在这大河流域的农耕社会起源之时，这不知什么野东西就开始进化的脚步。它就是活化石！它行动缓慢，是为保存体力，将力量平均分配于各个受力面和阶段，这合乎种植的生产特性和土地的特性，是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里运行；它有反刍的功能，也是为了保存，保存食物，又是一种土地的特性，有丰有贫，有裕有欠，就需要自身的消化进行调节。莫以为它是畜类就瞧它不起，以为它没有思想，它只是不说，不屑于说。它就像人里面的禅道，讲的是静修，无须语言交道。这不，此时此刻，它来启迪我们了。

山坡上忽然有了颜色，橘黄偏红，又偏褐，一片苍绿中显得鲜艳，亮丽，悦目。也是小虫子，但不是爬行的小虫子，而是驻守的，思想的源起。山里转了大半天，终于遇见活物了，这“活”并不相对于“死”，而是相对于“存在”。那沉寂的大山无关乎生死，是“永远”，而“活”则是“暂时”的意思。所以，遇见那些短促的一时间的活物，自然就要留意了。但显然的，牛并不特别在意我们，它可能对“活物”的概念更广泛，总之，来到山里，人，这样物种就显出了短见。牛的眼睛，它那双湿漉漉的眼睛里，草啊，树啊，虫啊，即便被烈日晒得枯干，依然有一股子活泼劲。看它死翘翘了，还会遗下子孙，可能此物非彼物，但就是它的子孙。要不，经过那么多科学家那么多实验，怎么就得出了“物质不灭”、“能量守恒”的定律？所以，是牛，牛的眼睛告诉我们“林窟”这地方。当然，凭我们的悟性，还不够直接读懂这消息，只是，活物见活物，两眼泪汪汪。

就在这时候，看见很深很远的底下，没见过就想不出，草木会长满山坳，将它填平——在草木底下，有一条极细而浅的印迹，流露出模糊的踪迹。横生的无名的枝条网住了入径，使劲拨开，露出几块石头，断续成山道。试着下去，草木立时埋了脚踝，即刻到膝部，再就齐肩，然后淹没头顶。有房屋的瓦檐隐现，好像坟冢，谁的坟冢？人这种快手快脚，短命短识的活物，自会逃离出来，携带着生活用品，可是过往的生活呢？能带得走吗？只能留下，留在记忆里。骤然间，一个念头闪过，是小虫子忽然长了翅膀，飞起来！原来，这就是记忆，记忆就是这样埋藏经验。那些亲历亲为，贴肤贴肉，当时如同刀绞，事后渐行渐远的体验，最终就这样被掩埋在草木丛中。草木这杂芜的，进化最低阶的物种，有着惊人的生长速度，它们不需要培育，因为一直保持有原始的生命力，它们会封锁刻意为之、精心浇灌的人工。当我们获得自觉性，无时无刻不在制造与积累起一种名叫“经验”的作物，又复制出“记忆”的作物，好像培育良种，以使繁殖，而终于敌不过漫漫荒草。纸笔文字记录下的记忆，那些书啊，信啊，被称作历史的累赘物，无论北方的爱情，还是南方的爱情，脚踝上的伤，还是心口的伤，痛还是不痛，怎么敌得过自然的生生息息！我没有下得到林窟，荒草绊住了脚，只能遥遥远望。从那几间瓦顶看，曾有人家居住，溪水从山涧流淌，供作饮用，坡地种植，那一条浅径可往返进出，将地里的产出换成盐啊油啊衣服和铁制品。现在，溪水干涸，人家消散，只有牛，已经是多少代的后裔，说它们是活化石呢！是经验的坟冢的守灵物。从这点看，我们的经验并未埋葬，而是转换成另一种生态形式。

林窟这地方决不是杜撰，它确有其地，就在括苍山脉之中，沿楠溪江一路进去。方才说的曾经有人去过，那人就是我妈妈，去的时间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相隔四十年，我于二〇一二年走近它，走近它，然后弃它而去。

2012年8月16日　上海

恋人絮语

这么多声音里，哪一句是恋人絮语？

城市里的建筑，都是回音壁，所谓市声，就是回音的总和。建筑的立面撞击着声音，不一定是单一路线的来回，更可能是三、四、五、六，无穷无尽回环交叉的反射。由于建筑材质硬度密度不同，回音的效果就也不同。有时候减弱，有时候增强，无论减弱还是增强，总归是变形，与最初的声音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相信我们的耳朵，耳朵接受到的讯息其实并不针对我们的问和答，是不相干的。许多恋人絮语就这么错接和错失，坠入虚枉。

所以，也许应该到别处去倾听恋人絮语——我用了“倾听”这两个字，是依从积习，事实上，“到别处去”就是到别样的感官方式里去。已经说过，听是不可靠的，市声嘈杂，从中辨识出哪一个声音是对我们而言，几乎不可能。何况，恋人絮语是那么一种暧昧又简单的语言，说暧昧是因为它的意思并不在于它说出来的那一句；说简单则是它的意思就是它说出来的一句。它又是谜语的谜底，同时也又是谜面。它本来就真假难辨，哪里再经得起回音壁的魔术。回音壁就是一个魔术，它砌起来的迷宫，让人永远走不到目的地，所以我们只得去别处“倾听”。去哪里？恋人絮语最合适在的地方大约是夏天的林荫。为什么是夏天？因为学校里都放了假，街上再没有赶路的小孩子，最活跃的分子进入亮晃晃的夏眠，光线强烈，投影鲜明，闪闪烁烁，其实是恋人絮语遍地生烟。

日头升高，梧桐树下洒了一地碎日头，蝉在叫，严格说不是叫，而是翅翼摩擦，那满地的碎日头，就是被它震落的。梧桐树不也叫悬铃木？所以，碎日头也是金银铃铛，嚓啷啷落下来，变成一张网，晶莹，眩目，随风摇曳，那是情网。布在街面上，从街边到街心，从这一岸到那一岸，整条街全叫它网住了，人就像鱼，缠在里面，挣也挣不出来。那网眼里的白灼光，就是人的鳞次，不是说人最早的生物形态是鱼吗？那鳞次从有形进化到无形，最后就只留下些影了，此时又被日头洞穿，变成亮。这是成片的，还有一团一团，在弄堂里，不是梧桐树，而是夹竹桃，让院子的矮墙切成里一半，外一半。都是情网，那成片的笼罩全局的是抽象，成团局部的是具体；有宏大叙事，亦有窃窃私语，都是恋人间的情话。在漫漫白昼的梦魇里，睁不开眼睛，半明半瞎。夹竹桃下的投影要纷繁缭乱些，不像梧桐的影布局均衡，有对称感，可奇怪的是，光斑的形状各异，芯子中央的那一点，都是一个圆，圆周率为3.14159265358979323846……，因是来自同一个太阳的球面光源，无论走过多少光年，落下的那一个点依然是球面，那就是恋人的同心结。夹竹桃这名字倘要追溯渊源，最远可至诗经中的“桃之夭夭”，不是意喻“之子于归”吗？进化到这水泥墙垣中，进化不只在时间，也在空间中完成，到了这里，果实没有了，“于归”的喻义也没有了。进化的同时，有一部分特质不也是在退化吗？在夏季的学校放假的冗长的日照里，从林荫一团团的斑驳穿行，走到哪里，哪里都是，披挂了一头一身，除了恋人絮语，还会有什么如此缠绵？除去梧桐树和夹竹桃，还有壁上的爬墙虎的林荫，墙头的狗尾巴草，砖缝里的寄生物，蒲公英的种子飞得漫天，是空中林荫，细碎的亮和影四下里都是。这样弥漫，没有边界，也没有用途和意义，除了恋人絮语，又会是什么？

绰约，弥漫，暧昧，闪烁，明暗对比的特性，还有一个适得其所的空间，在哪里？电影院。应当说，这个空间带有模拟的性质，可它差不多抓住了本质，人工的大匣子，四壁隔绝中，摄入光和影——什么能比得上它具有以上的特性？将光和影封闭在匣子里，有限中假设无限。越过观众席的上方，那晃动交互的光柱子，直抵银幕，竟然是人和物的形状，完全合乎我们的常识。千万，千万不要走到银幕背面去，那就要拆穿西洋镜。进化真的了不得，它可以从有到无，再从无到有，还可以从此物到彼物，再从彼物到此物。太阳地里那些散漫的自由的无定规的黑粒子和白粒子，在这里组织起来，变虚无为实有。就像进化还未彻底完成，偶尔会出现的返古现象，比如说，一条尾巴。电影院这地方，上演着真假难辨，以假乱真的情节的黑匣子里，那光柱子剥落下的一些屑粒，犹如尘埃和飞沫，翻卷四溅，就是原始的恋人絮语。银幕上演绎的都是不相干，相干的私底下暗潮涌动，是将银幕上的图像重新拆成黑白粒子，还原，还原，还原成基本元素，光和影。可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太阳地里攫取基本元素，还要到电影院里来？是因为电影院的光和影是我们日常可辨识的形态，就是银幕上的假象，骗得过我们的眼睛，恋人絮语可不是要骗人眼睛的吗！它假装常识，其实呢，是非常识。可以说，常识是什么，它偏就不是什么；常识不是什么，它偏就是什么。电影院先将假象给我们，由我们自己拆穿西洋镜，凡拆得穿的，就不是，拆不穿的，才是恋人絮语。

电影院的建筑是专门的一种，滤光滤色，将个大匣子清得干干净净，空空荡荡，然后再盛上假东西。这人工的假东西，依据仿真技术，仿的真够真的。你不得不承认它对真实有认识，窥得破真谛。当银幕还未亮起，或者方一暗下，四周黑漆漆的，这仿真的黑夜比真的黑夜还黑，因所有的城市都是不夜城，所有的黑夜都是不夜天。除了黑，而且寂然，没有声音，声音是有的，是二万赫兹以上的频率，所谓超声波。假如我们是蝙蝠，就可以听见，听见恋人絮语，它在极高极高的万米高空振动蝉一样的翅翼。所以，电影院正和回音壁相反，它人工制造一个无障碍世界，提炼絮语的材质。可是我们不是蝙蝠，我们什么也听不见，人类真是蒙塞，需要文明推动。仿制一个假的，让开蒙者循序而入接近真相的原理。只是原理，具体的触及不着，只能从抽象着手，先找到原理，再剥开来，摸索理路，到大千世界进行对照。

假如我们还是“倾听”不到恋人絮语，那就再转移一处，也许絮语有着无数变体，就好像在与恋人们捉迷藏。有一种捉迷藏不知你们记不记得，就是将捕捉手的眼睛蒙上，藏的人喊着“我在这里”！循声而去，那淘气的孩子早已闪开，一扑一个空。捕捉手被引到这里，又引到那里，不禁气恼起来，耍赖地扯下蒙眼布，就在这时候，所有的躲藏者悄然在了眼前，一个一个看过去，不晓得“我在这里”，到底是在哪里。这游戏还可以叫作“蒙人”，让人蒙在闭塞中，四处都是“这里”，却永远到不了“这里”。就好像，全世界的絮语全合谋起来，专门捉弄恋人。它究竟在哪个“这里”呢？

捉迷藏的歌谣，也就是迷魂汤，有许多种，另有一味是：“笃笃笃，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吃你肉，还你壳，张家老伯伯在这里吗？”这一回，“我在这里”变成问句，“我”呢，确定为“张家老伯伯”，可问句使得事情更混淆，似乎谁都不负责了。提问式的歌谣还有：“老狼老狼几点了？”时间的事情为什么要问老狼？不明白的事物又有：“马铃铛，马铃铛，大家一起马铃铛”，马铃铛是什么？前句里是名词，到了后句，成了动词。再有一种，表面说的一件事，底下又暗示另一件：“小弟弟小妹妹让开点，敲碎玻璃老价钿”！“玻璃”这样东西像是隐喻，试想想“玻璃”敲碎，落了一地，不是“老价钿”的问题，而是一地金银，不就是太阳底下的林荫，小弟弟小妹妹总是在夏天里到弄堂活动，放暑假了嘛！所以，谁说得准呢，那童谣里的“玻璃”就是恋人絮语。老狼和马铃铛也很可疑，老狼和时间有关系，时间还有一个名字，叫“光阴”，马铃铛又是不是悬铃木的“铃”。糖粥，核桃，核桃壳，简直疑影憧憧，至于张家老伯伯，更神秘了。我将它当作一条密码，试着破译。“糖粥”是不存在的，只为引出“笃笃笃”的敲击声，敲什么？敲核桃。极有意味的，接下去是问“张家老伯伯在这里吗？”难道张家老伯伯是住在核桃里？核桃是什么呢？“核桃”是马路边弄堂口的邮筒，信就是其中的三斤核桃肉。“吃你肉，还你壳”，掏出信，邮筒关上，就是这意思。

看见吗？人车的涌动中，有那骑着绿色自行车，穿着绿色制服，像个青绿青绿的小蚂蚱似的邮递员，在大街小巷穿梭，都是来自邮筒的信使。那斜挎的绿色邮包里都是最私密的话，不是说出来，也不是闪烁出来，是将消息的声音或者说光影模压成薄薄的无声无光的一张，上面写着绿豆大小的字码，就像鬼画符。

字这东西，说它鬼画符也有一半对。古书上不是说，仓颉造字时，天降粟米，鬼神哭泣。至少在外形上，字和稻谷有所相像，都是一粒一粒，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一个落在田里，一个落在纸上——纸也是天工开物之一种。田里的收成是庄稼，纸上的则是庄稼的秘密，这就是神鬼哭泣的缘故吧！泄了天机。可是，人实在蒙塞得厉害，写在纸上的文字无计其数，那一粒一粒的单音节，好比蚕吃桑叶沙沙沙响，却还是参不透内中机藏。所以，这城市邮筒多呢，东也是一座，西也是一座，蚂蚱似的邮递员没命地奔波，单从手指缝里漏下的文字就有稻米的多少倍。可是，我们依然不知道，哪一句是恋人絮语。文字这一种文明的产物，是极精准的符号，而恋人絮语却漫无边际。说是“絮语”，指的也是形状，它是一种絮状物，而文字光滑干爽，拾起来是一粒，落下去是一片。它至少筛过两遍，第一遍筛去的是所思所想，第二遍筛去表情表意。我们写得越多，筛得越多。所以稻米的秘密还是在稻米里，文字反而将秘密藏得更深，好比象形字不停地简化，简化，简化到谁也找不到象形的原物，神鬼哭过一声之后便是窃笑不已。但是，无论多么辞不达意，也阻挡不了人们书写的决心，这也是进化的尾巴。无论文明将存在删减得多么简单扼要，原始的表达欲望并没有熄灭，邮筒这东西就少不了，小蚂蚱也少不了。许多辞不达意的文字在他的信囊里，带到四面八方，结果错中错。

有没有发现，世界上有许多字谜，就像捉迷藏的游戏，这里的“捉”叫作“猜”。那躲闪的活泼的淘气的小东西，本事更大，会障眼法，隐身术，还会摇身一变，老母鸡变成鸭！字谜是回音壁的另一种，反复交错地折射，从这个字找那个字，从那个字找第三个字，第三个字里又是第四个，离开其初的原意就越来越远。比如那一个——“倚阑干东君去也，刹那间红日西沉，灯闪闪人儿不见，闷昏昏笑话无心”，谜底是一个“门”，谜面却是“阑”“间”“闪”“闷”四个字，加上“门”里的“东”“日”“人”“心”，又是四个。这一堆字里，哪一个是恋人絮语？还有那种纵横字谜，完全不相干的人和事，上下来回，多义字打成同心结，又是一张网，网得住什么？想网什么，什么准从网眼里漏下去。邮筒不过是截流，截得住截不住也难说。

除了邮筒这绿核桃，还有一种红核桃，叫作电话亭。电话亭几乎是文明进化的终端，它不仅隔离了回音壁，使声音不再无序地反射来反射去，甚至，更进一步地过滤频率震动产生的颤波，乘着电波电流直抵目的地，最先进的是，它给特定的话语通路加密，就是电话号码，由数字组成。数字，是比文字更加抽象的符号，有限的几个数字，因排序变化，就可有无穷尽的内涵，它们阻隔与沟通了话语的传播。说是红核桃，其实不完全是，红色只是结构框架，块面却是玻璃，敲碎了不得了的玻璃，这是看得见的遮蔽，看不见的是电话号码。电话亭才是个过滤器，它将所有一切误解都排除出去，只剩下那些最没有歧义的。难说的就在这里，那些被排除出去的因素，也许就是恋人絮语。隔了电话亭的玻璃壳，看那打电话的人，机密地絮叨着，就像核桃里的仁，别以为“絮叨”就是絮语——那会不会就是“张家老伯伯”？歌谣里的他，就像一个圣诞老人，背着礼物包，一个大核桃，送给听话的孩子，可恋人絮语往往是“不听话”的那类话语。

电话亭的大红核桃里，恋人絮语又回复到声音的原型——走过太阳地和电影院的光影，捉迷藏的歌谣，邮筒和邮递员的信囊，又在字谜里转一遭，钻进电话亭，还原了本来面目，却是从几千几万种声音里筛选出来的一缕。你以为万无一失了，可是那不可目测的途经，又有着多少超出视听的赫兹，那是看不见的回音壁，折射来折射去，其实又成了历史的宏大叙事。倒是那些接不通的，嘟嘟嘟的忙音，或者嘟一声，停一停，再嘟一声，无人接听的信号音，好比“笃笃笃卖糖粥”的敲击声，说不定潜藏着一种可能性，就是恋人絮语。如此一来，事情真就坠入虚无，恋人们，究竟在哪里说话？有没有恋人？它们真是这个世界的隐身人？彼此听也听不见，说也说不着！那建筑和声波的回音壁，产生的总和，超越二万以上赫兹的频率中，总会有那么一个缝隙，泄露出一点真情。

有一个奇异的记忆，刚记事的时候，仿佛是一种幻觉，但又未必，那就是，万籁俱寂之时，有轮船的汽笛鸣响。这地方号称港口城市，但只是名义和理论，事实上，我们都住在城市的水泥芯子里，水泥的地平线上，从来看不见桅杆，江上汽笛能透过坚硬的壁垒，进入腹地吗？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是小孩子的谵妄，来自梦魇。一个人的没有旁证的梦魇，可是一点不感觉惊惧和压迫，而是甜蜜，欣悦，还有忧伤。梦魇穿越重重回音壁，在临界超声波的赫兹频率上，送往不可预见，没有命名的空渺中，大概，就是恋人絮语在飞行，它越飞越远，随我们长大成人，逐渐销声匿迹，终至全无。

2012年8月27日　上海

闪灵

飞机飞入布拉格上空，正是满城灯火，空气澄澈，就能看见光的碎粒子。那一颗一颗的光粒子，不见得多么亮，而是透，可穿通黑暗，形成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深长隧道，是光丝。无数光丝交互，却没有一丁点儿洇染，所以，就不是光晕，你能看出光的肌理，几乎触摸得着。那颗粒状的发光体，边缘清晰，内核饱满，就像丰收的谷粒子，撒下来，四溅出去。飞机盘桓着下降一层，那光粒子就近一层，量和质没有因为距离改变而改变，依旧是原样——对于光速来说，这些个距离算得上什么！还是在范畴之内，但你还是不能不受到影响，它们似乎在了你的周边，扑打着飞机的舷窗，让人吃惊不小。接近地面，在参照物对比下，速度呈现出来了。飞行在将要结束的时候方才获得飞行的外部形态，所有的东西都在狂舞，光粒子是泼过来的。然而，就在着陆的一刹那，光粒子全退去，退到地平线后边，所有的迷乱都偃息下来，平静了。飞机在跑道上滑行，隆隆的发动机声灌满舱内空间，也可以说是寂静之声，寂静发出声音来，就是这样，震耳欲聋。光粒子又升上地平线了，在那里，沿着一条平行线跳跃。那就是布拉格的灯光，等着好奇心潜入进去，窥探究竟。

现在，飞行器换作了陆行器。汽车穿行在灯光里，那光粒子疏散了许多，但却个体鲜明，几乎要说起话来，说什么呢？不那么正经，却也不是淫邪；是佻，且不失天真，就像那些调情的话，公开的昵语。于是，在狎昵的光里，一路过去。那一粒一粒的光，简直要跳到你身上来，终于没跳上来，戏噱地，闪一下，又跳回去，分明是精灵，调皮古怪。缠绵一时，破路而出，进到要去的地方。登上楼梯，推开房门，揭起窗帘看一看，光粒子又扑过来，窗玻璃上一阵响。赶紧放下帘子，它就在帘子上窸窣，用它的小爪子，利得很，又温柔得很，在撩拨你呢！你只有闭紧门窗，上床钻进被窝，不作搭理，可它们入梦来了！这一晚的梦，波光熠熠，全是光小耗子在作祟。一觉醒来，天光已经大亮，小耗子们全退去，静极了。然而，就在方才，它同你说的话，话里的机密，也全退去，一点痕迹也没留下。

天光就像光里的尘埃，贴地而起，弥漫开来，四处都是。那是原始的光的形态，不像灯亮，经过人工的打磨。人真是奇异的存在，它们耐心地、坚韧地、一代一代学习本事，锻炼手艺，于是，许多东西从无到有，从有到更有。原始的光显然是散漫的，不拘形式，落在哪里是哪里。所以，枝头一点，墙头一点，花一点，叶一点，眼泪里一点，笑靥里一点，尾翼上一点，一振翅飞走，那一点便成一线，化为漫天云彩。天光里，灯全岑寂着，人工哪能与天工较量？这些仿品，赝品，小伎俩，只可在天光偃止时候，趁虚而入，带着鬼祟的表情，蹑着手脚。你看那，暮色浓重时分，路灯一盏，一盏，一盏点起，由晦暗到微明，从微明到薄亮，再从薄亮稠厚起来，就是那蹑着的手脚。

从皇宫到查理桥，再从查理桥走上查理街，最能见出那抖索的心。街道很好，也是人工所制，在茫茫空间里开辟河床，筑起堤坝，盛着灯光，满满的。那样鼓鼓的光粒子，从黯淡的天光里筛下来的，将毛毛糙糙的破边和残屑筛去，只留下个大颗圆的。眼看着要滚开去，却没有，都嵌着呢，网住了。嵌在什么地方？玻璃！玻璃是光粒子的家，你看街两边的玻璃铺子，橱窗里，货架上，从地面堆到天花板，全是玻璃，可不是一张网？透明网。光遇到玻璃，可说遇到了冤家，它是光的捕猎手。光呢，是玻璃的猎物。类似爱那样，本来漫无边际地流淌，不料一下子被攫住——那玻璃上的镌刻的锐角，就是猎手的铁套子，将散漫的情欲扣下来，掬起来，镶在网上。说是网，其实是河床里的水，网格子是水的肌理，就是光粒子。就这样，纳入河床，从此有了来历和去向。

镌刻的刀，可以说是人类发展史里的二元悖反论。知道石器时代吗？人类走入文明进化，标志就是使用工具，最初的工具是石头。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又走过几千年，粗笨的石器变成精巧的石器，钻眼，凿孔，切削，打磨。所有的石头中最坚硬的一种是金刚石，金伯利岩是它的母体。蓝色的母岩腹中，怀抱着透明的子石，金刚石。能够镌刻玻璃的工具，唯有金刚石刀，可见玻璃有多么坚硬——倘不是高密度，怎么盛得住光这样渗透性的物质——但那是人工的坚硬，到底敌不过自然。历史在这里又走了个回头，向天地臣服。然而，问题又来了，那就是用什么去凿金刚石！原始与文明一旦相逢即刻悖反，证明人工的有限，也证明人工可能迂回前进，这真是太有戏剧性了。那玻璃上各种角度的镂雕，云形、花形、立体几何形，依着古希腊起始的美学观念演变成现代格式，最终付诸于实现的是石头——石器时代的产物，所以说，无论走到多么远，还是被元初的手攫住了。

光粒子是从光的原初形态，天光中进化而来。倘若没有天光，爱迪生从何而来亮的概念？人们从何得知什么是亮什么是暗？天光是灯光的摹本，同时呢，也是灯光的原始材料，就像金刚石来自母岩金伯利，然后才有金刚石刀。天光是灯光的母体，被人工提炼出某一种单纯的能量，无限累积，喷薄而出之时，陡地罩上玻璃，网了起来，看，玻璃又来了！玻璃是光的盛器，那光本来见缝就钻，如水银泻地，如今一丝一丝，全兜起来，漏不出去，没有一点流失和浪费。何况，不只是一层，而是好几层。第一层是玻璃灯泡；第二层是玻璃灯罩；第三层就无穷无尽了，是那玻璃器皿的镂刻，那立体几何形的剖面，有的是针尖那么一点，有的是头发丝那么一线，针尖里还有针尖，头发丝里还有头发丝，以强克强地切割开来——这是最后的归宿，同时呢，又是新生。光一旦进入这里，就开始向四面八方奔赴，这奔赴不停受阻，障碍物是什么，还是玻璃，布拉格就像个打碎的玻璃器皿，碎渣子落在地上，又飞扬起来，四处都是，怎么能不妨碍行动？光从这个剖面走到那个剖面，从这个棱角走到那个棱角。你知道，光这样东西生性就不安稳，可以说它轻浮，轻浮到像一个肥皂泡泡，肥皂泡泡不是透明的吗？只消吹一口气，就飞扬起来，手一触，破了。不是破到无形，而是破成一串小泡泡，最不灭的物质！这种轻佻的亮东西，就像爱情，又脆弱，又韧劲，看似幻灭，却又再生，危险得很。弄不巧，就攫住了你的人生，乃至命运，可千万别让它追上！

单从这点物质性来看，布拉格的灯光就足够不同凡响的了，事情却远不止此！布拉格还有一样东西，这东西怎么说呢？我们中国人的传说，工匠用泥巴捏成人形，毕真毕肖，终是个泥胎，必要由神仙吹上一口气，泥胎方才活起来，变成了人——这口气，布拉格也有，就是木偶。远的不说，就说查理街，那玻璃铺子隔壁，都是木偶铺子。铺子门前，木偶被扯着线，乱蹦乱跳，转圈打旋，翻着筋斗，扮着鬼脸，那木头眼珠子，黑漆漆的，纹丝不动，藏着多少狡黠。于是，就又多出一种材质：木头。要说，木头这材质的性格是颟顸的，怎么会和冰雪剔透的玻璃沾边呢？追根究底，就要从渊源里说了，木头的前身是什么？树，不是有“树精”这一说吗？根扎在地里，杆长在地面，枝和叶伸向空中，风餐露宿，日月精华凝聚于一身。别看木头呆——这多是出于成见，其实，却是个活物。将它做成个木偶，是给那活气塑个形。为什么是人形？好来骗人啊，是个障眼法，木偶是树精的小雏儿。

所以，在那人形的木头块里，不知藏着个什么灵魂！那人形，或许只是某种存在的变体，因是由人手塑造的，难免由己及彼。就像那个著名的意大利木偶匹诺曹，是被老头儿盖比都做出来的，他怎么说来着？他说：“我带了这东西到世界各处去旅行一次，好骗一口饭吃。”这不是真情告白吗？查理街上比肩接踵的木偶铺子里，上蹿下跳的木偶，都是小骗子。别看它们被线扯着手脚，受着支使，其实是看不起人类的，木头肚腹里都是耍弄人类的坏主意。他们的老爹盖比都早已经安息了，老妈还在，是谁？就是那个大篷车的女当家。查理街上的巷子深处，有一所木偶剧院不是？还是国家木偶剧院呢。说起来可不好笑，居然是“国家”！木偶这一回可骗大发了，骗到“国家”头上了。就算是国家剧院吧，国家剧院的票房就设在巷口，一具木板房子，高二米，宽和长一米，正像一具竖起来的棺材。棺材板上开一扇窗，一个女人就从窗口探出头来，这就是它们的老妈。

老妈一头又厚又重的黑发直垂腰间，穿一身黑衣服，眼圈画成深棕色，嘴唇也是深棕色，衔着一只长长的黑色烟卷。显然是意大利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油画上的圣母，都是这样的长相，据说都是从菜市场上拉来女贩子作模特儿，画家穷嘛！再加上，木偶的家族也是发源在意大利。那意大利老妈从棺材里探出头，目光如炬，横扫查理街，看准一个人，就说：“嗨！”很奇怪的，凡被她对着说“嗨”的人，一律乖乖地站住脚，向她回望过去，分明施了定身术。然后她将头一摆，烟卷的火头在空中一划，缩回了身子，不见了。而你就知道她在棺材里面等你，而你非得过去不可。走到棺材跟前，更没辙了，一定得买下她的戏票，无可抗拒的。她告诉你，这是一出古老的剧目，演了有一百年，大篷车走了全世界，像你这样的好人，聪明人，有缘的人，命运一定会把你带过来！她很慷慨地接受任何一种货币，这就使得“国家剧院”这名字变得可疑起来，似乎在“国家”背后有着更大的无隔阂的空间。更诡异的是，倘若没有任何一种货币，信用卡也行！她有刷卡的机器呢。果然，她亮出一架刷卡机，我们身在哪个历史阶段啊！巫术时代和数字时代完美地衔接起来，空间和时间打通了，形成一个混沌世界。老妈的眼睛在黑色睫毛的丛林深处看着你，于是你自然就掏出钱或者信用卡，交到她手中，换取一张通行证。

巷子的深长也是让人惶惑的，好像时间的隧道。终于走到一座木头房子，上了楼梯。楼梯是螺旋式上升，上升，一径上升，又好像要到空间的深处。那里有什么等待我们呢？木偶。这一出经久不衰的木偶剧，名字叫《唐·乔瓦尼》——这就到了西班牙，又到了中世纪，所以要穿越时空呢！看着木偶们放肆地表演情欲，就好像讽刺人类。人们被他老妈骗来，就专是来受嘲弄似的，你说它们鬼不鬼。

说过了木偶，还是要回到玻璃，我的意思是说，木偶怎么和玻璃勾搭上的，这是什么样的奇缘。方才说过，别看木头呆笨而且口讷，可它有一颗树的心，那心可就难琢磨了，你都不知道它在哪里。你以为在枝头，结果花开了；你以为在花蕊，蜜蜂却飞来了；你以为在蜜里，露水下来了；你以为在晨曦，结果呢，树悄悄添了年轮。那是非物质性的物质，好比“灵”一类的，它们无影无形，无迹无踪，你捉不住它们。你伸手去捞水中的影，结果风吹起你的篷帐；你按住篷帐，结果雨下来了，摊开手心接雨点，天边却出来一弯彩虹；眼睛追彩虹而去，却不料，背后平地而起海市蜃楼。真是淘气，古怪精灵，你缠不过它，只有认输。可那只是你，人！人的愚笨自是不消说了，进化中付出的代价又是祛魅，“魅”这样东西，可是与“灵”骨肉相连。玻璃则不同了。

玻璃是盛得住光的容器，光这亮东西，也是有灵的质地，其中的悖论是，它恰是由人制造。事情就是这样诡异，人将自身的原始性褪下来，存到他者身上，从此，世界从一元变成两元。进化就是一个离心器，将人的属性分离和归纳，于是，一个它就分成你、我、他。就这样，人将“魅”的一部分，制进了这一种闪烁、透明、密度极高的存在——玻璃，它能盛光，就也兜得住树精的小雏儿。任它怎么逃逸，总会兜得住一丁点儿尾巴。大部分从筛眼漏跑了，一些儿较为粗粝，或者说较为迟钝的，留在了玻璃里的光的网上。所以，布拉格的灯光是有魅的。那些个光粒子，都是活的，这与玻璃有关，玻璃呢，与隔壁的木偶有瓜葛。看起来，它们两不相干，还格外的冷淡，那都是假象，内里的诡计谁知道？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他不知道；玻璃铺子里的伙计不知道，他们都是嘴皮子有功夫，心却是一颗糊涂心；车玻璃的工匠不知道，其实他已经接近真相了，可惜人在事中迷；木偶戏班的老板娘知不知道——很难说，她成日价坐在棺材里，不知坐了多少岁月，看她的眼睛，深邃得看不到头，她可能知道些什么的。

光，玻璃，木偶，这三者的合谋是什么呢？它们的原始性加上文明程度，再加上现代性，孕育的果实是什么呢？我说是爱情。不是爱情里忠贞的一种，而是轻薄的快乐的天性，闪灵的那一种特质。它璀璨极了，也锋利极了，这锋利一不小心就伤了人，但绝不是存心，而是极度的渴望，渴望爱。于是将许多不爱，或是略微逊色的爱，全牺牲掉了。它们全力以赴而向的爱是极度的爱，最顶尖的锐度上的一点光，不可持续，变幻不定，刺痛了肉眼。从这个锐度跳到那个锐度，那个锐度跳到第三个锐度，同时又有新的光补上，犹如轮回。不会有空缺，总量是不变的。重要的是总量，总量是恒定的，必须在更替中才可保持总量，因为任何停滞都会流失质能。这就能解释从上空看，光粒子全面铺开，兀自滚动跳跃，落下，弹起，一片哗然。等到天亮，太阳从地平线升起，渐渐高照，于是，光粒子偃息了。切莫以为是熄灭，这是光粒子在呼吸。呼吸的频率是以昼夜为周期，这是对自然的模仿，企图模仿它的大手笔，模仿永恒秩序的巨大节拍。仿造出一个假天地，假天地里的真生命。

2012年11月1日　上海

游戏棒

我在巴黎左岸的小街上，一个小铺子的橱窗里，又看见游戏棒了。

我应该怎么称呼那铺子？橱窗里，除去游戏棒，陈设的有扑克牌，国际象棋，仅仅是这些，倒好办了，我可以称它棋牌铺子，可事实不只这些，还有骰子。与骰子配套的，是一副小型转盘，分两层，底下大，上面小，面上画着航海罗盘似的图案。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赌具。那么，可不可以称它赌具铺子？倘若是这样，那些棋牌游戏就都有了博彩的性质，连游戏棒也脱不了干系了。所以，当这熟悉的物件进入眼睑的时候，很快，又变陌生了。

许多时间流淌过去，几乎看得见水影波光，投在上面的眼眸，落英般地顺势而下，而我溯源头而上。“熟悉”这一个物种，就像菌，这生物界的低级类群，以腐生和寄生的方式摄取养料，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不知不觉中，遍布四下里。此时此刻，“熟悉”就在滋生滋长，蔓延开去。这街道仿佛来过，似曾相识。尤其下午四点钟光景，日头斜下来，“熟悉”便在光里洇染开来。光里面有飞絮在翻卷，就是那么屑粒的“熟悉”。可是，在哪里，什么时候的际遇呢？在这毛茸茸的光——有一种弹性，许多“熟悉”在肌肤上眼睫上头上发上跳着蹦着，痒酥酥的，忍不住要笑出来，可是，眼睛却湿润了。多么亲昵的小东西啊！骨肉相连的。再继续说那毛茸茸的光里面，人流通过，人脸上带着疲倦又兴奋的表情，下班了嘛，休息了嘛，生活的另一部分，或者说真正的生活即将开始。电影院门口排着队，是享受人生的序幕。还是“熟悉”，要知道“菌”生长的过程是化腐朽为神奇，这可不是“熟悉”吗？先死去，再从尸骸上开出花。后来，我为这制造“熟悉”的光线寻求到物理上的解释，那就是受光体的材质问题。我所居住的城市，建筑翻新，原先的砖，石，外墙涂料，以及涂料上的拉毛，在新科技推动下逐渐演变，变得密度极高，甚至直接运用金属和玻璃钢材，那都是溜滑溜滑的质地，光线从上面一泻如注，或者强强相逢，火并一场，四射而去，我们的光感已经被偷换了。到了巴黎的街头，那昔日的光照使得旧景重现，源头就是建筑材质——要知道，上海的西区曾经是法租界。先发展和后发展就是这一点不同，一个不进不退，一个不进则退。所以，我的“熟悉”被我朋友扣上一顶政治帽子——后殖民情结。

与游戏棒邂逅发生在上午九点十点光景，“熟悉”这样物质还在休眠中，不到风起云涌的时间。所以，空气是岑寂的，那赌具铺子——请允许我这么称呼它，我对博彩游戏没有成见，甚至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人生的摹仿。我们每做出一个选择都是在押宝，每一个选择都是从无数同等的条件中产生，被分配到几率或者无限的小，或者一半对一半。前者的难办显而易见，后者其实更不好办，无论几率有多大，一旦选中和选不中，结果不还是百分之百？心理的压力也许更剧烈。所以，我更愿意将那小铺子叫作赌具铺子，虽然它还具有儿童玩具店的色彩，在那些个赌具后边，还有一架小孩子学算术的教具，类似我们中国的算盘珠子，一颗一颗木头核子，横穿在木头杆子上。但这只是形式上相仿，本质却相差甚远，我们的算盘珠子代表的数量是相对而言，而这里则一是一，二是二，这也能看出西方思维的机械化。那一架计算的教具立在橱窗的较深处，我将它理解成概率中的数字规律，这不全对上了？这时候，赌具铺子还未开门，紧闭的门脸流露出一股子疲态。这城市的上午就是这副德性，搭眼就知道一夜无眠，宿醉未醒。这时分，整个城市都是苍白的脸色，你可以说是晨曦，好吧，就算是晨曦。晨曦中，它还睡着回笼觉，做着临醒之前的梦。那梦多半是比较清晰的，拖尾到醒里面，留下一鳞半爪的记忆，这就是晨曦有一种晃动的光影的缘故。巴黎左岸的晨曦延续得可真久啊！太阳都上一竿子了，从地平线上射过来，晨曦破开一角，我看见了游戏棒。

这是第一个醒来。这一个“醒”也像一个“菌”，在阴湿的环境中，翻卷出深色的叶瓣，越扩越大，空气里充满肉眼看不见的有机物，供养“醒”这类菌种。从它开始，四周的物件也褪去苍白的惺忪的睡意，变得鲜明。“醒”蔓出橱窗，向小街铺过去，那石卵路面，骤然间，揭开一层膜，暗影的膜，裸在阳光里面，所有的边缘都发出光来。说实在的，熟悉感在消散，就好比一种菌吞噬另一种菌，就看当时当地的气候环境更适合谁。前面已经说过，熟悉的物件重又变得陌生。那些赌具，棋牌，计算工具，一并冲淡记忆。记忆变得稀薄，更加暧昧，可是换来了理性的坚持。理性攫住了那一瞬间，转瞬即逝的一点熟悉，就像掬在手心里的水，不停从指缝滴走，直至滴完，可手心却湿了，就是这么一星点儿湿润，再用干燥的理性仿制，就是说，用概念去记录。有两条路径，一是以它的相对面进行说明，就是“干”“燥”的反义；二是即物的方式，就是“沾水”。词语真是个笨东西，概念真是个笨东西，它就想不出多几个同义词，使存在变得稍微稳定一点。

就这样，这似是而非的游戏棒到底在视野中站住了脚，驻留着，容我再搜寻一些证据，证明它是一件旧物。散失的游戏棒，我得一根一根捡起来。

那游戏棒总是握紧了一把，立在桌子中间，然后陡地松开手，“哗”一声，撒了满桌面。难免的，有的会落在地上，嵌进地板缝，甚至从缝里漏下去，终其一生躺在黑暗的地板夹层，游戏棒也是有着一生的。那些藏在家具底下，总有一天重见天日，但也很难说是好命，想想看，只剩孤零零的自己，人们都不晓得它是什么——只有在群体中，才称得上游戏棒，就此丧失了身份。后来的人，也许以为它是一支绒线针，于是将它用作编织，在其他真正的绒线针里面，它多么孤独。别以为它是没有心情的，和同类失散，身处异族，谁会好受呢！这还不能算顶坏的运气，因为有更坏的，那就是落到一些原始性未进化完全的小人儿手里，他们可是挺残暴的，将它用于野蛮的屠杀，挖掘崎岖的蚯蚓洞穴和蚂蚁洞穴。兽性不止遗留在小人儿身上，某些大人也会有倒退的现象，他们将它折断了，作引火的木柴使用。我居住的城市并非一起始就有煤气做燃料，它从农业文明脱胎而生，劈柴点火起炊的历史过去还不久。另有些大人将它截断削细，敲进松了榫的板凳的榫眼。说起来够惨的，可是也难怪，谁让它是这样一种不成器的东西，形状过于简单，性格又不分明，让人摸不着来路。东一根，西一根收集起来，方才渐渐有了模样。然后装进纸袋，或者纸盒，可不是橱窗里的木盒子，清水漆的原木上流淌着水波与漩涡的纹理，多么高贵的格调！这又抹煞了一些儿“熟悉”因子。

然而，游戏棒终究是游戏棒，本质的属性是不会流失的，本质性在哪里呢？无论它躺在盒子里，哪怕是华美的木盒子，也无论它被小孩子握在手里，还是撒下来——聪明的灵巧的孩子能撒成太阳光芒似的辐射状，次一等的可撒成扇形，最笨的则是乱七八糟，交叠错乱的一堆，让后面的事情很不好办，这在以后再说——无论什么形态，都看不出它的本质性。这本质性不是肉眼可见的，但也并不是非物质性，你能说制度、体制、律法、规则是非物质？不能！其实，答案已经不言自明，游戏棒的本质性就是，游戏规则。

计算机刚进入我们知识结构的时候，听一位专家讲解计算机，他真是一位体谅国情也体谅人心的专家，他用中国古老的算盘打比方。他说，计算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硬件，一是软件。硬件就是这——他举起一把算盘，算盘珠子一阵响；软件呢，他放下算盘，就是珠算口诀表，清楚了吧！事实上，在那橱窗里，最醒目的那些赌具，都是现象，也就是硬件，本质性的，软件，则是潜在深处，不怎么打眼。那一具计算模具，就是数学，数学里的几率，正是有了它，才规定了那些木头玩意赌具的性质。从几率出发，所有的偶然性都是必然性，或者说，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偶然性。这就有些类似命运了，像宿命。一切都已经安妥，我们不过是按顺序经历一遍，但是——这也是奥妙所在，我们必须什么都不知道，无法预计结果的经历一遍，做出清醒或者盲目的抉择，因为清醒与盲目全是作为条件而纳入几率的计算。必然性其实是将偶然性全部包括，再进行分配，偶然性的全体就是最后那个必然的结论。所以，我们还不能听之任之，放弃主观能动性，能动性早已被客观规律算计了。这也就是博彩游戏之所以会吸引人的原因，它将可知变成不可知，不可知又复为可知，变化仅在一霎之间。

小孩子的手紧紧握住游戏棒，陡一松，“哗”地撒开来。现在，小孩子要将交相重叠的游戏棒一根一根抽取出来，规定是，决不可触动其他任何一根游戏棒。方才说了，聪明的孩子手上有数，会撒成辐射状，在这分布较广的面积中，游戏棒叠加的几率会下降，运气好的话，还会有相当一部分游戏棒不沾不靠地独自个儿在，只要拾起来收入囊中。聪明孩子是天赋，也是计算进几率的条件之一。扇面的分布也不错，游戏棒大体是一头散开，一头交叠，需要小心，千万小心，将那一头一揿——要知道，相对一项限制，同时又会开放一项方便，就是上帝关上一扇门就会打开一扇窗的说法，所有的游戏规则都是根据这原理制定的。那游戏棒的两端被制成锥形，尖尖的，就在尖顶上又呈现出一个圆润的点，防止伤小孩子的手，所以，揿一头，那一头便翘起来。这又要看小孩子聪明不聪明，聪明的手一揿，那一头不动声色翘得高高的，十分骄傲得意，于是，轻轻拿下。这是玩游戏棒的基本手法，还有一种是挪移，就是在架空的游戏棒底下，停着一根，谁也不依，通路也是有的，问题是如何使它全身而出。这里没有什么技术，需要的是耐心，耐心也是天赋，计算进几率的条件之一。就这一根劳什子，费的功夫老大了！有些天才小孩，动作特别细腻，一点一点推拉，有时还用滚的方法，游戏棒别看它细，却是圆柱形，是在精密的摇床上摇出来，也是上帝开的方便之门。

那紧握之后的一撒手，你真想不出来能撒成什么模样。方才说的辐射形，扇形，交叠错乱形，都只是个大概，细节却是千变万化，完全在意料之外。还是用数学的方法，这几十根木头棍子，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多少种？无限！就好像音符，十二音符所组成的旋律，从巴赫算起，一直到无调性，几百年下来了，还有新的组合源源生出，这也是博彩的原理。所以，玩游戏棒，要有应变的能力，可以说，没有两次撒下的图形完全相同，就是古希腊的哲人说的，不会先后涉入同一条河的意思。小孩子对付游戏棒，实在是人生的预演。一堆一窝蜂乱的游戏棒，除了用手，还有一件工具——这是整个游戏规则的一个眼，玄妙极了，已经不是开一扇窗那么简单了，而是一只制衡的手，一个生物链。那工具就在游戏棒中，没什么特殊的，区别只在颜色。忘了交代，游戏棒是有颜色的，中段是本色，两端是蓝、绿、黄，有点类似三色旗，惟独这一支两端红色。你知道，当我走近橱窗，看见从木盒子里淌出来的游戏棒，其中有一支红色的，心就定了，规则没变。游戏中最机巧的一环还在，整个生物链就不会断裂。这支红色游戏棒具有一项特权，那就是它可用作工具——险伶伶架在一堆乱棒顶上的一支，拿它来，一挑！问题是，你先要拥有它在手。谁知道呢？世事难料，很可能它身处一团乱麻，无所作为，直至游戏结束。

这游戏实在是妙极了，简直就像一个江湖，要有秘笈方可制敌，然而获取秘笈本身就是一场较量。一个侠客也许永远得不到秘笈，只能用笨功夫，只能另开一途，也能混迹江湖，说不定还可自立一门，但道路就要艰险得多。反过来也是，那一根小红棒子，即便一上来就在你手，也不一定就是你赢。记忆中——记忆渐渐回来了，随着光线转换，“熟悉”这种菌繁殖生长，记忆中，很少，几乎没有一盘游戏棒坚持到终局，总是在中途失手，动摇了周边的游戏棒，或者，能抽走的都抽走，余下僵局一盘，小红棒子也拿它无奈何。聪明孩子和笨孩子的差异——只是在总量上，偶然系数平均到了必然系数，差异是在坚持时间的短长，早晚都是个输！就好像是命定的结局。可是小朋友们并不收手，而是一再地握起来，撒下去，一次一次地试着手和运气。

还是要以几率说话，从几率出发，而不是现实，几率常常是在理论上实现，但不能因此就说没有价值。比如爱因斯坦相对论，只能嘴上说说，纸上写写，要想眼见成真，可能吗？现在，大家翘首以望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冲撞机的实验结果，到那一日，天地宇宙会发生什么大事情！再回到几率，许多许多败局终会产生胜数，天使借了小孩子的手，撒下一把游戏棒，薄薄铺开一朵花，轻轻拾起凋落的花瓣，再轻轻摘下花茎上的花瓣，又是一批收获，恰逢仙机，那小红花瓣到了手，点开机关——最后的时刻到了，这是最容易错失的关头，因为求胜心切，还因为不敢相信好运气，反倒泄了气，也是累了，手心里出着汗，微微打颤，可是，稳定，这也是计算进几率的要素之一，头脑忽变得清明，有一股静谧的欣喜，唱起无声的歌，踩着行板的拍点，正合上脉动的节奏，多么好啊！小手就像得了神旨，一动一个准，要抽哪一支，就是哪一支，其余纹丝不动。奇异的是，最后的游戏棒，虽然交错叠加，同时又呈现一种秩序。原来，原来，它们是先后排列，依着排列就错不了，经过多少阅历方才认出这排列啊！早知道就早得手，可是人生阶段没有一个超越得过的。好了，余下的活就容易多了，花瓣一一拾起来，扔进小篮子，什么都没剩下，应该说，剩下一个“没有”。这“没有”是什么？它也是个存在，不能说它不存在，要不，我们忙乎那么久，受挫，奋起，再受挫，再奋起，难道结果是不存在？这么想显然是不对的，可它究竟是什么呢？让我暗暗给一个提示，那就是，巴黎是一个滥情的城市。

为什么是在巴黎？巴黎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虽然有光的物理作用，虽然有政治的后殖民情结，它还是与我们无干系。也许是因为人常是在无关乎痛痒的地方，才敢于联想骨肉相连的事情，因为安全，不再受伤害。这样的事情，不仅需要时间的保护膜，还要空间的保护膜，这是什么？再说一遍，巴黎是个滥情的城市。

2012年11月14日　上海

版权信息

富萍

作者：王安忆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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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奶奶

二 东家

三 富萍

四 吕凤仙

五 女中

六 “女骗子”

七 戚师傅

八 祖孙

九 舅妈

十 孙达亮

十一 小君

十二 剧场

十三 请奶奶看戏

十四 过年

十五 年后

十六 孙子

十七 不辞而别

十八 舅甥

十九 母子

二十 大水

一　奶奶

这天下午，富萍到了奶奶帮佣的人家里。弄堂里有几个小女孩在跳橡皮筋，皮鞋底擦着水门汀的地，有一点回声从弄堂的壁上碰回来。下午三四时许的太阳光，黄黄地照耀着。小女孩的衣裙，在太阳光里，变得很美丽。富萍依着奶奶信上的指点，走到弄堂底处的门前。门开着，富萍迎门一站，挡了光线。门里面走道上，坐了几个女人。看不清她们的脸，她们身后有一些光照进来，画出了轮廓。其中有一个，站起来，向富萍说：来了？富萍就叫了声奶奶。

奶奶是李天华的奶奶，也不是亲的，是将李天华过继给她做了孙子的。当时，媒人上门给富萍说亲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李天华是初中生，二就是他奶奶在上海做保姆。所以，虽然现在弟妹多，李天华又是老大，家里难免穷困些，但并不是完全没希望的。奶奶很早死了男人，没有儿子，一个女儿总是人家人，这样，就只一个孙子是她的后人，孙子的初中就是她供的。奶奶十六岁起就到上海帮佣，至今三十年，算得上是个老上海了，是个有身份的奶奶。富萍的爹妈死得早，是跟了叔叔婶婶生活，对自己的终身大事看得很重，又不好嘴上过问，只能用心。给她说亲，她就低着头，不说好，也不说不好。人要上门来，她则死活不露头，钻在要好小姊妹家一天，等人走了，才回家。若要带她去人家里看，她当然更不去了，无奈，婶婶只得自己去了。心想，可别耽误了丫头的大事，叫人说做叔婶的不把侄女儿的一辈子当一辈子。回来，再一桩桩说给她听：老人如何心慈，弟妹如何听话，大妹妹已经说好了人家，隔年就要翻房子，等等，等等。她还是不说好还是不好。一直等人说到了李天华，她才没躲。李天华来的这一日，在家煮了饭，烧了茶。她从低着的眼睑下，看见一双黑布鞋，并得拢拢的。鞋不大，有些瘦，略尖的圆口，衬着白纱袜，脚背高一些，不是一双下惯水田的脚。那种宽扁的脚掌，巴得住泥和水的。她就晓得这不是一个吃力气饭的人。后来，媒人就送了彩礼来。彩礼除去一般的毛线，衣料，花线，还有一份盘缠，是奶奶让她去上海玩一趟。这样，富萍就来到了奶奶这里。

奶奶说是奶奶，看上去比富萍的婶婶还要后生些。奶奶的头发很黑，前面看像是窝攥，其实是将短发顺在耳后。身上的褂子是蓝布的大襟褂，长纽，立领。奶奶的脸色不是城里人那样的白，也不是乡下人的黑，而是黄白的。脸盘比较丰满，皮肤绷得很紧，但并不是细嫩的，有些老，不是苍老的“老”，而是结实的意思。奶奶的手也是这样，骨节略有些粗大，皮肤也有些老。奶奶说话口音已经变了，不是完全的家乡话，但也不是上海话，而是夹了上海话的乡音。她走路腰板挺直，坐在椅上吃饭做事腰板也是直的，但一旦弯下腰，那叉开腿下蹲的姿势，就有了乡下女人的样子。奶奶的五官也是这样。她是那种不怎么鲜明的疏眉淡眼，有些富态，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但当她说话时，下唇微微前凸，上唇有些吊，露了点齿，依稀又变成了乡下的泼辣的女人。她的一个眼角上早年受了伤，没有落疤，只是使眼尾往里陷了一陷，形成一个坑。于是，眼睛往某一个角度看的时候，就有些“乜斜”的意思，有一点泼辣的妩媚。总之，虽然在上海生活了三十年，奶奶并没有成为一个城里女人，也不再像是一个乡下女人，而是一半对一半。这一半对一半加起来，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人。她们走在马路上，一看，就知道是个保姆。

在她们扬州乡下，女人历来有出来做保姆的传统。有做长的，也有做短的。像奶奶这样，已经在上海落下了户口，成为正式居民，四乡八里也有一些。她们大都是年轻时守了寡，或者男人没出息，荒唐，而且没儿子的。就像奶奶这样。她们没有靠头，只有靠自己。她们出去久了，难得回来。要回来，也住不长。已经不服此地的水土，不是拉肚子，就是身上发疹子。所以立即就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多半会带着一两个女人，带到上海去，替她们也找个东家。还有时候，她们从上海写信来，让谁家的女人去上海，也做人家。渐渐地，她们乡下的人，在上海就有了许多。而且是在差不多的地段做。东家和东家，有一些还是亲戚熟人，常常有得见面。这样，出门在外的生活，就变得容易适应了。

奶奶在上海三十年，基本是在西区的繁华闹市，淮海路上做的。她也和闹市中心的居民一样，将那些边缘的区域看作是荒凉的乡下。其实，在那边缘的地方，比如闸北，普陀，倒是她们家乡人的聚集地。那大都是在历年的战争和灾荒中，撑船沿了苏州河到达上海的船民。他们找了块空地，将芦席卷成船舱那样的棚子，住下来，然后到工厂里找活干。上海的产业工人里，至少有一半，是他们。但奶奶与他们向不往来。她也有市中心居民的成见，认为只有淮海路才称得上是上海。

奶奶在上海西区里做了几十年人家，各式各样的人家她都见识过，所以她真的是很有阅历的。她曾经在一个越剧女老生家做过，女老生是拿包银的，收入颇丰。她的先生则是个美容医生，开私人诊所。两人没有孩子，住一套外国侨民的公寓。公寓的看门人是印度人，开电梯的也是说洋文的。所以，奶奶她便也学了几句洋文，“早晨好”，“谢谢”，“来”和“去”什么的。她不用烧饭，也不用洗衣服，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细毛刷子，刷几堂红木家具雕花和贝嵌里的灰尘。她做了不久就出来了，她是不惯这样的清闲，而且没有人气。接下来的一户人家，是在淮海路略向东去的一条长弄里。家境很平常，孩子很多，男人一个人挣钱养家，在外滩的洋行里做事。她和女人一起忙家务，带孩子。那女人面色憔悴，衣衫不整，看上去倒更像是个下人。家里没一天不愁柴愁米，经常拖欠她的工钱。不久，男人又患了肺病，回家休养。奶奶不顾那女人哭泣挽留，坚执辞了出来，非但没要最后一月的工钱，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些汗衫短裤。这样糟践的日子，她也不能过。她还做过一户中等人家，夫妇俩都有工作，带四个孩子。夫妇感情特别融洽，男人对女人好到了“腻”。专为女人订半磅牛奶，早上煮给她吃。她嫌膻气，不吃，他就用调羹舀了喂到女人嘴边。如此亲热，就把孩子冷落了，所以，这四个孩子一上来就和她亲，她也喜欢四个孩子的乖，但她还是坚决地辞了出来。她看不得那男人的肉麻样子。她早年丧夫，一直过着清寡的日子，眼里揉不进沙子。只是舍不得那几个孩子。后来，她到了别家人家，那几个孩子还来看她。她就介绍他们与新东家的孩子玩，做朋友。新东家和旧东家只隔一条马路，新东家所在的弄堂则要高两个等级，是公寓弄堂。新东家是做医生的，那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关了私家诊所，在一家市立医院出任院长，上下班有汽车接送。这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就从来没和她说过话，也不同她一桌吃饭。她倒是器重这样的男人，有身份。女人也是好的，和气，大方，从不当了孩子和她，与男人起腻。只是那三个孩子太张狂。大的是个女孩，刚上中学，已经学着摩登了，烫头发，戴胸罩，穿她妈妈的丝袜，老是责怪奶奶洗坏她的衣服，摆出大小姐的派头。下面两个男孩，稍好些，但也是傲慢。旧东家的孩子来玩，他们并不理睬，而是兀自弹琴，将琴弹得飞快。看那旧东家的孩子瑟缩在一边，她就很心疼。不过，到底是孩子，装样也装不了，渐渐也玩到了一起。有一天，先生早下班回到家，见有陌生的孩子在家里玩，当面没说什么，过后就让女人传给她，请那几个孩子以后不要再来了。这使她非常不快，略过些日子，就找个由头辞工不做了。她虽然也不是那么不势利，但她很自尊，见不得太傲势的人。

她在上海已经很自如了，自信在保姆这一行里，只有她挑人家，不会人家挑她。而且她拿定了，只在西区的淮海路上做，只做上海人，那些说山东话的南下干部家里，她是不做的。曾经有人介绍她去虹口一个军区大院里，给一个司令家带小孩，工钱很高，可她只去看了一眼，就决定不做了。她看那司令家住一栋楼，家里也没什么家具，地板倒是打蜡的，沿墙放一圈沙发，像机关的会议室。厨房很大，却清锅冷灶，连水都不烧，由几个男兵到开水灶提开水。饭是到食堂去吃的，还吃的不是一个食堂，司令吃一个，司令的女人，也是个军人，吃另一个，小孩子再吃一个。不是居家过日子的样。她过不来。她又不喜欢军营的环境，也不是居家的样。她从大院里出来，走在空旷的天空下，路上也是空旷的。一眼望过去，不见一个人，也不见一户人家，十分的荒凉。这算个什么鬼住的地方！她心里骂。在乡里，也还有个塘，塘里有鸭鹅，田里有做田的人和牛。走走，就有了村子，村子里有炊烟，有母鸡打鸣，有北边飞来做窝的燕子。老远望过去，就见红砖房一座一座的。红砖是只在窑里烧一遍的粗砖，不如青砖细密结实，但看上去，丝丝杨柳中间，则分外妖娆。奶奶想起了扬州乡下的情景，多么有颜色啊！一辆军车开过去，扫起一片尘土。她的身上脸上已经蒙了一层，灰头土脸的。

到了四川北路、海宁路一带，奶奶的思乡病就好些了。街道重又狭窄起来，有了店铺，行人，电车，汽车。从弄口望进去，可看见晾晒的衣服，玩耍的小孩，厨房间里的油烟味，也漫出了一些。那里面是奶奶比较了解的生活。但虹口的楼房却过于整肃高大了。那种红砖的墙面，挂着小小的黑铁栅栏的阳台，更显得墙面的大、宽和陡峭。弄堂也是宽和大的，显得比较宏伟。那种骑楼，也有着压迫感。人呢？像是比较杂沓，连相貌都是杂的。因为杂，总体就显得眉目不端，有几个相貌好的，埋在里面，也显不出来了。她总归是看不惯。走在海宁路桥上，桥下是苏州河开阔的一段，可见远处的船只，挤挤地驶来。她也闻不来这种河水的腥气，还有带潮气的风。她回到淮海路上，才觉着心定了。那些较为短浅的，新式里弄房子，可看得见弄底。街道是蜿蜒的，宽窄得当，店面和店面挨着。有大楼，却不是像虹口，邮政总局似的森严壁垒。而是只占一个门面的门厅，从外可见电梯的开阖升降，电梯边上的大理石的楼梯，拐弯角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光正好照进来。门厅里开电梯的和门房说着闲话，激起一些回声，走过去，就可听见一两个字。街面上也很繁荣，但不闹，人来人往的，大都是本地段的人，所以，就不杂。这里的格局要小一些，因此，相互就有呼应，是住人家的地方。这里的人，长得也好，文雅。不像虹口的人那么，有些粗粝。这里的人也会穿衣服，倒不是一味地摩登，而是见过摩登的世面，反倒安静下来，还略有点守旧。

奶奶走在这里，思乡病完全好了。像方才说的，她已经染上了这城市市民的脾气，抱有成见。可谁能说她不是这里的市民呢？她要比那些年轻人更熟悉这城市。你听她说说她的奇闻异见，是你做梦也想不出来的。光是这条街上的，就够你听一大阵子的了。有拍花子的故事，就是说，有人往小孩子头上拍一下，小孩子就迷失了方向，眼前只剩下一条道路，跟着那人走，走，最后走不见了。有夜半鬼叫的故事，并且有名有实，就是某弄某里的老太，夜夜听见鬼叫，一直听了半年，然后就死了。还有主仆情奔，还有杀夫，等等的。她还会说许多戏文：祥林嫂，王魁和敫桂英，梁山伯和祝英台，杨三姐滚钉板。这些戏文大都来自这城市的市民剧，越剧。她甚至还会唱上两句呢！说出来不怕你不信，连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她都看过。比如，卓别林，她就知道。发的还是美国音：“俏别林”。但她并不怎么爱看美国电影，因为美国电影大多是皆大欢喜的结尾，而她崇尚悲剧。一说起那些悲惨的剧情，她的眼泪就下来了。她帮佣人家的小孩子，都听过她的故事。她讲故事，很合小孩子的口味。她并不严格地按照情节顺序来，多是些片断，七跳八跳的，但是，却有着强烈的气氛。她特别善于渲染恐怖和凄厉。比如，祥林嫂，她着重的是捐门槛这一段，强调阴世间两个丈夫分割一个女人的情节。王魁和敫桂英，是敫桂英还魂的一节。梁祝呢？是“劈坟”。杨三姐滚钉板的一幕尤为惨烈。小孩子听得煞白了脸，团在她身边，又怕又要听，不停地求道：再讲一个，再讲一个。

奶奶有时也会讲她们乡下的故事。这些故事也是恐怖的，是另一路的恐怖，透着乡俚气。奶奶乡下的乡俚气，多少有一些妖冶，不完全是质朴的。所以，听起来，也有些像舞台上的戏文，很有颜色。有一个是关于娶新娘子的，红颜绿色的迎亲队伍里，走着一顶花轿，坐着凤冠霞帔的新嫁娘，可她偶一抬头，回眸之间，却一龇牙，露出了鬼的真相貌。就这样，她将噩运带进了这户农家。还有，小鬼寄生的故事。这家夫妇，生下孩子总是夭折，至多养到一岁，夫妇俩伤透了心。后有通灵者授计，再生下孩子，就用剪刀剪掉他的脚指头，好叫他走不上门来。于是，那对夫妇便照办了。剪刀夹住婴儿的脚指头的时候，婴儿突然睁开眼睛，那是一双成人的眼睛。这是最恐怖的一刻，故事的高潮。再有，垂死的人看见了阎罗王派来的兵将，提着铁链来拴他走。那铁链的叮当，兵器的铿锵，被奶奶描绘得又是狰狞，又是威风，像戏台上的武戏，艳绝。

这些故事，是和奶奶的遭遇有关系的。她早早死了男人，两个儿子相继死去，她自认是命苦且命硬的女人，一生只有靠自己。多年帮佣，她是有些积攒，但也经不住三亲六戚来讨来借。借也是讨，不过说起来客气些，借去是不会还的。有多少人靠在她身上啊！女儿说了婆家，女婿要读高中，要她供。外甥子在县剧团学戏，头三年只管吃和住，穿的，也要她供。妹夫生绞肠痧，开刀，又是她的钱。现在，孙子说媳妇了，就更要她开销了。

她过继孙子时，上海的一些老姊妹，都劝她不要。现在就是人靠她，将来靠人能靠得住吗？不过是增添些要钱的户头。她现在做的这家东家，也劝她不要，不如自己把住钱可靠。还带她到银行里开了个折子，让她往上存钱，乡下人来要时就说，钱在折子上，不到期不好拿。可她还是过继了孙子。孙子其实是侄孙，她大伯子家的孙子。这年女儿就要出嫁，一嫁出门，房子就归她大伯子了。有了孙子，虽然还是归大伯子家里，但也是她的家。她老了，做不动了，回乡下了，就名正言顺地住进去了。为了这一天，她很有心计地给女儿结了一门姑表亲，亲家是她的哥嫂家。再退一步说，孙子不认她，娘家兄嫂也得收留她。虽然在上海做了三十年，有了上海的常住户口，但她不得不做告老还乡的打算，她这样借钱送钱，究竟也是为了临到那时，众人念她的情，不嫌弃她。有一阵子，乡里传出女婿和班上女同学相好的事，她托人写信去责问，女婿回了一信，信上说：“喝水不忘掘井人”，晓得是小孩子嘴乖，可这话还是说到了她心里头。奶奶不就是个掘井人吗？

二　东家

富萍来之前，奶奶就问过东家了。奶奶说，孙媳妇在这里吃，她少要五块钱工钱。东家很豁达地说，不过是多放双筷子，算什么钱，反正家里吃什么，她也跟着吃什么。奶奶晓得东家是好说话的东家，所以才开这个口。

东家夫妇俩都是机关里的干部，也是从解放军里出来的，但籍贯是江浙一带，所以就和那些山东南下的干部不同些。他们很适应上海的生活，在奶奶这样的保姆指导下，他们的吃穿起居很快就和上海市民没什么两样了。但他们却又和上海一般人家有所不同，他们比较开放，没什么成见。所以奶奶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原先他们过的是一种供给制的生活，就像奶奶在虹口的大院里看见的那样：住公房，吃食堂，小孩子有组织上配给的保姆带，他们对家务不必操心。现在，他们就将家务全交给了奶奶去管，继续过着省心的日子。而奶奶呢？则成了当家人。因为这，奶奶原谅了东家的一些不到之处。比如，师母——奶奶按着旧称叫东家，开始东家有些不惯，后来也就应了。师母什么衣服都拿给她洗，包括内裤，这是有点坏她规矩的。她是个守寡人家，就像是出家人那样洁身自好，像女人家的内裤，多少带有着秽物的成分。可她也洗了。她知道师母这样解放军出身的人，大多不大懂规矩，不是有意为之。再说，他们真把她当自家人呢！她扬州乡下来人，师母从来不多话的，见了还很和气地点头，留饭，很给她面子。奶奶在上海滩上做了多少人家，这样的新式东家是第一次遇到，她是喜欢这东家的。

新东家的宽容与开放，却并没有让奶奶松懈规矩，她一样地勤勉，恭敬，如同服侍旧东家那样服侍新东家。她每晚都给先生端洗脚水。先生是个老实人，话不多，比师母更不管事，见她端洗脚水来，不由惶惶然的，又没法阻止，只得由她端来。一经洗好，又端了走倒去。时间长了，便也惯了。奶奶还做主将他们的某些好衣服送去洗染店洗烫，反正家里开销都由她掌管。家里来了客人，她照规矩泡了茶端上，却并没有照规矩退下，而是在一旁坐下来，不走了。她做着针线听东家和客人说话，说话的内容是她感到新鲜的。她听得很有兴味，有时候还会插上几句。她的插言也使东家的客人们感到有趣，因为有着一种他们陌生的见识。而且，这些客人大都从解放军出来，有的，如今依然在解放军里，他们抱着平等的观念，并不将她当下人看。看上去，她不像这家的保姆，而像是这家人一个终身未嫁，抑或守寡的姑妈和老嫂子。像东家这样的上海新市民家中，有许多是这样，从家乡带出来一个单身的亲戚，帮助操持家务。

东家的家境，是那种既简朴又阔绰的家境，也是干部家特有的。他们没有家底，薪水却不低，还是双职工。他们住淮海路上的新式里弄房子，一间底层朝南的大房间，一间朝北的小房间。大房间里带一个小花园，照理是他家独用的，可他们很大方地将它开放了。所以，隔壁的人家，还有二楼的人家，也可走过他们的房间，进入小花园晾晒衣服。房子是蜡地钢窗的规格，房管处每季度定期来打蜡。在锃亮的保养很好的细木条地板上，放着他们从单位租借来的白木家具，钉着标了号码的铁牌。床上铺的是从军队里带来的白布床单和绿军毯。大房间的窗上没挂窗帘，朝北的小间，因是两夫妻住，又对了弄堂，才挂了一幅花棉布作窗帘。后来，渐渐地添了几件家具。一件是楼上买了一个大橱，尺寸太大，无论如何抬不上去，任何一个角度，都在楼梯拐弯处卡住，无奈，就与楼下商量，转卖给他们。他们欣然答应，连价钱都没问一下。他们花钱向来是不考虑的。这个大橱十分气派，漆成橘黄色的水曲柳贴面，边缘勾着简洁的线条，无脚的西洋的款式，对开门，镜子镶在里面，一边挂大衣，一边是抽屉。老实说，这个大橱和他们家一点不配，是配那种洋派的资产阶级人家。然后，他们又买了一个三人长沙发。奶奶一看这沙发，就晓得是什么价钱了。钢管镀克罗米的沙发架，木头的流线型扶手，坐垫和靠垫的席梦思，奶奶手一摸，就摸出里面是怎样的小弹簧，又是如何排得密，又软又不会一坐一个坑。沙发面是绿平绒，绒头相当细密，又柔软又硬扎。奶奶想，这也是过去的资产阶级才用的。沙发在他们家里，也不大配，可毕竟增添了一点生活的气息，不像是马上就要开拔的临时样子了。再后来，奶奶要求厨房里放一张桌子，好切菜用，就把单位租来的饭桌搬进公用的厨房，吃饭呢？再买一张。这一回，他们节省了，也学了些窍门，到寄售商店买了一张方桌，外带四把皮椅子。识货的奶奶也认出这是一件老货，核桃木的，四边和桌围全是细木工的雕花。花样是中式的回字纹，但桌子的漆色与贴面线条的款式，则是西式的。奶奶想，它原先的主人不晓得在哪里受罪呢，将家私都散了出来。在奶奶的建议下，师母又买了一口樟木箱。这样，就建起了一份家底。

他们生活在上海的市民堆里，不免要受影响，积攒些家底，好过长久日子。但主要兴趣还是在吃上面，夫妻俩的工资，主要也是花在吃上面。在奶奶看来，他们的吃，主要是肯花钱，还有食欲旺盛，其实是不太会吃的。比如，他们三天两头地下馆子，所下的馆子不外是那几个。马路对面的复兴西餐社，绿野川扬菜馆，再远些的，就是南京路上的新雅粤菜馆，洪长兴羊肉馆。倒也不是说这些餐馆不好，而是说，他们实在是没有多少辨别力，多是慕名而去，去了便一而再，再而三，吃的又大都是那几个菜，味厚的，量大的。这也是军队里带来的作风，大鱼大肉。奶奶烧的一手扬州菜，正合了他们的口味，同时，也将他们的口味提高了。在扬州菜的熟，烂，味透，酱色足底下，是精工，细料，慢火。奶奶的扬州菜又是乡间的一路，用料要重些，尤其多用酱油，风格也略为粗放。在他们吃来，就是至味了。因此，他们就经常地在家中开宴，招待朋友。客人们全都为奶奶的手艺倾倒。他们的朋友也多，多少有些行伍气的，豪爽热情，来了就坐，坐下就吃。所以，家中几乎三日一小席，五日一大宴，日子过得轰轰烈烈。

逢到夫妇俩出差，或者下乡，家里只剩她和两个孩子，就清静下来。那时候，大的刚上小学一年级，小的自从她来了，便死活不肯去幼儿园，待在家里。小学校就在弄口，每到课间，大的就飞奔回来，向她讨一杯水喝，或者一块饼干吃，再飞跑了回去上下堂课。放下午学时，她便搀了小的到弄口学校门前等大的。弄口有一个木板棚，住一个山东人，人称“老山东”，开一个生煎包子铺，她就和小的在这里吃一客生煎包子。肉馅和皮子是小的吃，她专吃一面烤焦的底。那老山东其实并不老，和奶奶差不多年纪，三十多岁，但穿得老气，是他们家乡的扎腿缅裆裤，剃光头，略有些驼背。他对这主仆二人很好，常常是站在一旁，看着她们一递一口地吃包子，眼中的表情是殷殷的，还有些迷蒙。不晓得是奶奶使他想起老家的女人，还是那小的叫他想起了老家的孩子。吃完包子，大的也该出来了，要是还不见人，她就会找一名老师问：先生，我们家小朋友怎么还没有下学，是不是留晚学了？奶奶一方面坚持某些旧称，比如“师母”，比如“先生”，另方面，也善于说新名词，什么“小朋友”。然后，她便牵了小的，按着“先生”的指点，径直进了教室。其实那大的只是留下在做值日，几个小学生奋力挥着扫帚，一房间尘土飞扬。她捂着鼻子，走过去，夺过大的手里的扫帚，斥道：造孽，刚换的衣服又要洗了！大的先是跺脚，踩了一阵也就安静下来，退出教室等着。奶奶三下五除二扫好了大的名下的一条地方，走出来，拍拍身上的灰，一手牵一个，带走了。

就这样，奶奶把弄口小学校走得很熟，一抬脚就走进去了。老师学生都认识她了，叫她某某人的阿姨。小学生便折过头去对某某人说：你家阿姨来了！大的看见她，照例是要跺脚，觉得学校生活受了干扰。她可不管，往大的手中塞几个糖炒栗子，或者一块蛋糕。还有时，只是为了看看大的是不是听先生话，有没有在疯。有一日，大的回家吹嘘，第二天下午要到复兴公园春游。小的一听，就哭了，觉着自己没有得去，很吃亏。奶奶说：不要哭，我们也去。她心里更偏小的一点，倒不是说小的比大的多了哪几种优点，只是因为和小的朝夕相处，更亲。第二天，睡了午觉起来，她果真带小的去公园了。在公园里还真找到了大的，正和小朋友坐成一圈，老师领着，做扔手绢的游戏。她们在大的身后坐下来，打开手绢包，包里有洗净的苹果，饼干和糖。大的先是回过身递白眼，让她们走开，然后就伸手过来拿手绢上的东西吃了。这天下午，这个班级的春游队伍，就拖了个尾巴，一大一小，始终跟在后头。有时候，东家的大人要带孩子出去，看电影，或者下馆子，大的还没放学，奶奶就到课堂上，和老师交涉，将大的领出来。奶奶双手交叠在衣襟前垂着，既谦恭又有身份的样子，和老师一句一句地解释缘由，句句都在理上，老师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

这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奶奶，年轻的老师都有点怵她的。她呢？比较敬佩的是一个年长的女教师，觉得她有知识，懂人情。女教师见了她，会站下来与她拉几句家常，态度十分和蔼。有一回，正遇大的向她跺脚，女教师就教育大的，不可以对大人无礼。大的立刻就老实了。女教师还会摸摸小的头，问几岁了，什么时候上学，是不是也到姐姐的学校里来读书？奶奶从和她比较要好的校工友明伯伯那里得知，女教师至今未婚，单身一人。奶奶很有见识地问道：是天主堂的嬷嬷吗？友明伯伯说也不是。奶奶就叹息了：这样有知识的人，也命苦啊！从此，对女教师更多了几分怜恤，觉得女教师不容易，一辈子做孩子王，没个归宿，很是念叨。

大的和小的，都是女孩，跟她比跟她们母亲的时间还要多些。日子长了，习性上都有些随她。喜欢粉粉的，鲜嫩的颜色；喜欢花；喜欢花露水的香味；喜欢带珠子的化学发卡；喜欢越剧。越剧的艳丽的头面，服装；娇俏的做派，唱腔；还有私情故事，都使她们入迷。她们的玩具中，有一种珠子，是最受她们青睐的。这种珠子，玩具店里是当玩具卖的，排列在玻璃盒子里，样式与质地都十分精美，价格也贵。另有一种，是用来穿珠包和珠花用的，那就要便宜得多。多是在城隍庙里出售，一缸一缸放着，称斤两卖。这些珠子要粗糙些，色泽也暗些，可量却很大。这两种，她们都有，粗粮细粮一样，掺在一起，装在小铅桶里，足有三四桶。她们怎么玩这些珠子呢？她们拿根针，引上线，将珠子穿起来，穿成越剧中头面那样的东西。然后丁零当啷挂在耳上，夹在发上，戴在颈项，手腕上，站在床上演越剧。夏天时，床上张了帐子，帐门一边一幅系起来，真像一个戏台。上面是两个小妖精，披珠挂翠，再裹上一条毛巾毯作水袖，咿咿呀呀地学着越剧的腔唱戏。

这游戏要背着她们的母亲。解放军里出来，仪态很大方的母亲，最看不得这样作张作姿的小儿女样子。看了就要呵斥，不许她们扮妖精状。常常是，正兴头上，只听奶奶轻轻叫一声：妈妈回来了！两人就赶紧地收场，骨碌碌地滚下床来。但等母亲一出门，她们立时装扮起来，重新登场。奶奶忙定之后，闲下来，就在床前摆一张椅子，坐下，一边做针线，一边看她们作怪。要是听到哪里有越剧的电影上映，奶奶就非带她们去看不可了。那一回，彩色电影《追鱼》放映，一早，票房没开门，就排起了长队，每人限买四张。奶奶带小的去占了位置，让小的坐在小板凳上排队，自己回去烧饭洗衣，中间不时过来张张，看开始没开始卖票，排队又排到哪一节上，然后给小的塞一点吃的，再回去接着烧饭。小的也很耐心，一动不动坐在小板凳上，等票房开了门，便立起来，将板凳抱在胸前，紧跟着前头的大人，一步一挪。直到中午，才买到票。主仆二人揣了四张票子往家走，都兴奋得红了脸。她们自家买了三张，另一张是给楼上人家的保姆买的。为了这张票，楼上人家的保姆还买了水晶包子送给她们吃。到了看电影这一日，奶奶一手牵了一个，兴兴头头往电影院去。前一场还没散，这一场的人已经挤满了门厅。大都是家庭妇女和奶妈保姆样的人，尤其是后一种人，说着各路乡音，闹闹哄哄。两个孩子紧紧拽着奶奶的手，挤在人缝里，只怕是临到最后一刻，事情会有改变。终于挨到进了放映厅，又暗下场灯，前方银幕上亮出绚丽的图景。这一时，她们全都被幸福笼罩了。

这一段时光，过得很愉快。她和这一大一小相处得很好。两个孩子都有一个毛病，就是蛀牙，也是糖吃多了的缘故，她就需要经常带她俩去补牙。牙科诊所的医生也与她熟络起来。这三个人出行在外是比较惹眼的，女人清爽利落，又很善言。两个孩子穿戴整齐，饱食无忧，并且各有特色。大的伶牙俐齿，小的呆一些，却要凶一些。因为她小，人们便爱逗她，逗她的话是通常逗小孩子的那种：不是爸爸妈妈生的啦，是在某处拾来的啦，等等。大的也在一边帮腔。先她还矜持着，不睬，后就撑不住，“哇”地哭了。奶奶便护她，替她回嘴。人们再转向她与她说话，问她东家的事情。她嘴严得很，并不多说，可也不叫人觉着扫兴。牙诊所的医生多半有着些江湖气，说起话来“海”得很，俗是俗，却也有风趣。所以，一边是看牙，一边也是玩。每一次去，都要多坐一时，一旦等到有人来拔牙，医生拿出大管麻药针筒，还有钳子锤子的家伙，这一大二小便吓得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等到小的上了学，大的升了四年级，情形就有些不同了。两个人，人大，脾气也大了。尤其是那个小的，不再和她那么亲密，也不像小些时候那样安静，比大的还爱和她顶嘴，跳脚。她特别要强，对学校的规矩过于顶真，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压力。为了早到学校排桌椅，擦黑板，晨读，她给自己定了起床的时间。有一回，睡过了，起来便大哭，怪奶奶没有叫她，饭也不吃就往学校跑。其实，这时离正式开课还有近一个钟头呢！升了两年级，开始争取入少先队了，她便要自己洗衣服，却又不知道如何洗。退而求其次，只洗手绢和袜子。本来就气馁不快，再有一日，回到家，见奶奶正在洗她的手绢和袜子，尖叫一声冲上去，像从火里似的，从肥皂水中拾起那一条手绢和袜子，又是大哭一场。她对什么事情都看得很严重，自己紧张，周围的人也紧张。这种紧张的情绪，把她的脸都变得不好看了，整日蹙着眉。大的呢，此时生出了大小姐脾气，衣服换得很勤，连阴天还照常换衣换裤。衣裤非要叠得平整，看上去就像烫过一样。从小都是吃早饭时，她给大的梳两条辫子，依着她的所爱变换花样和发卡发带。现在，大的却对她不满意起来，怪她把辫子编得乡气了。这大的和小的，都不再像小时候那么随她，喜欢鲜嫩的东西和颜色，越剧是不演了，那些千珍百爱买来的珠子，乱撒乱抛着，渐渐地都没了。因为东西得来容易，两个孩子都不爱惜东西，说不要就不要了。生性里的浮，这时一点一点显了出来。这种浮，还是因为生在这样的闹市，喧腾的世界里，人心难免就跟着浮动。这两个孩子，其实是没什么根基的。解放军出身的父母，却是扎在保姆奶妈的堆里，再有小市民的生活耳濡目染，就很难有什么定规。奶奶有时受了两个小人的气，就会去和她们的母亲诉怨：若不是看在师母你的面子上，我就不做了！她们的母亲安抚过她，再去和那两个小的算账，不许她们学资产阶级小姐的腔调，向阿姨耍威风。资产阶级是什么，他们是喊“阿姨”作“娘姨”的，庸俗不庸俗？虽然并不懂得什么是“庸俗”，但在那个时代里，对资产阶级还是鄙夷的。

富萍来到她们家时，她们就正在这样事事和奶奶作对的年纪里。

三　富萍

富萍长了一张圆脸。不是那种荷叶样的薄薄的圆脸，而是有些厚和团，所以就不像一般的圆脸那样显得活泼伶俐。加上她的单眼皮的小眼，就有些呆滞。鼻子和嘴都是小而圆，比较厚实，也显得呆滞。刚从乡下来时，她的两颊红红的，皮肤是皴的，粗糙，但饱满结实。是因为陌生，还是天生口讷，她极少话，但人家说话，她却很注意听，眼睛直愣愣地看着你。这时候，你会在她呆滞的表情下面，发现一种锐利，她的眸子很亮。在上海再住些日子，她两颊上的红渐渐褪去，像是白了，其实是黄，所以就显出些精明。她剪短发，齐耳，挑偏路，发多的一边卡一个塑料发卡，孔雀羽毛的样子，绿底上粉红的一周小点。跟了奶奶，她成天垂了头做针线，将奶奶的针线扁筐搁在膝上，一针一线地缝。替奶奶缝衣服，也替自己缝，是奶奶买给她的花布料。有时也替东家的大人孩子补袜子，钉扣子，做些小活。她从小在田里做，至多是粗针大线地缝些粗活，奶奶就教她各种针法：来回针，人字针，缲边，锁边，锁孔，做长纽，盘纽，排纽，暗扣。够她学一阵的。她的手是粗短多肉的，伸在袖口外的一截手腕，是壮硕的。她低了头，头发朝前垂下，露出的后颈和一点后背，同样是壮硕的，是那种肉背。但因为年轻，又是出体力的，因此，肌肉很结实，骨骼是紧凑的，看上去就匀称了。奶奶心想，媳妇还是很有眼力的，秀气的孙子就要找这样下得力气的女人，才有帮手。

富萍身上的衣服都有些显小，略微裹着。后衣襟吊在臀部上，后领则向后撅，衣袖抵到腕上一两寸的地方，裤腿也只抵脚踝上一两寸光景。脚上是一双阴丹士林蓝的横搭襻布鞋。她紧绷绷的，透出一股子鲜艳的乡气。和她的表情一样，她的行动也是迟钝的，看上去很“木”，但这“木”里面，却也透着一股子劲道。她的动作有力而且有效果，所以，虽然“木”，却并不拖沓。她来到之后，到粮店买米的活就落在她身上。五十斤米的袋子，扎得紧紧的，扛在左肩，左手撑在腰里，右手从前面抓住口袋沿，轻轻快快走过弄堂。这姿态也有一种鲜艳的乡气。城里女人不会这样开放自己的肢体，步子也不会这样碎而轻捷，有一点像台步。所以，富萍是有一种妩媚的，不是在长相里，也不是在神气里，而是在周身上下散发出的气息里面。这和她扬州的乡风有关，和青春有关，当然和性别也有关。

富萍对奶奶是敬畏的，因为这是李天华的奶奶。她和李天华总共见过两面，没有说一句话。这个人对她是遥远的。现在，她和他的奶奶朝夕相伴，晚上还一头一脚地睡一张床。她感觉到奶奶的体温，还有奶奶身上的头油味、香皂味和雪花膏味。床有些小，原先是奶奶一个人睡的，靠了北面墙，顶着东墙横放。靠西是房门，门和床之间，还放一张桌子，上头搁热水瓶，冷水瓶，茶盘。南墙的窗下，是一张大床，靠了西侧，东侧，是通向小花园的门，大床上睡两个孩子。在两张对角放的床之间，还隔着许多东西：东墙下的长沙发，碗橱，西墙的五斗橱，樟木箱，中间的方桌，皮椅子，几把小矮凳。可依然不显得拥挤，走动起来，并不磕碰。那两个小的，隔了半个房间，和奶奶顶嘴，取笑奶奶的扬州口音和不领世面，夸张地笑着，在床上滚作一团。她们是因为有富萍这个生人在场，格外地兴奋，人来疯。奶奶呢，多少也有一点。奶奶是有一些天真的，她倒并不像富萍那样在意她们之间的辈分关系。她炫耀地给富萍看她的箱底，多年积攒成的一件皮毛夹袄，几斤丝绵和驼毛，奶奶耳朵上还挂了一对金耳环，亮闪闪的。富萍看了闪着金耳环的奶奶的侧面，表情是木的，心里却很活跃。晚上，关了灯，裸着的窗户上映进月亮光和枝条的影，耳边是奶奶和两个小的斗嘴声。她们的斗嘴是有默契的，所以她这个初来乍到的人就不能了解其间的有趣，上海话她也并不全懂，只是听到一些活泼的声音，在房间里穿行。这一刻，假如能看见富萍的脸，就好了。她的脸变得生动，浮着一层薄光。她侧身躺着，勾着头，头发顺在耳后，露出腮，看上去很纯净。因为白天没出力，她的身体没有一点疲乏，精神也很好。房间里的家具在暗中显得有些华丽，流淌着幽光。木条地板上的纹理清晰可见，像河里的水纹。别以为富萍“木”，其实她一直在看和听，虽然不是十分地了解，但表面的特征却是抓住了。每天都有新印象，或者是旧的印象有更新。每天她都怀了一些新鲜的感受，在不知不觉之中睡熟。尽管是不疲累，可年轻的身体特别合乎自然的规律，依然有食欲，又睡得香，打着轻轻的鼾。几条疏淡的枝影画在她的腮上，她甚至显得姣好了。

奶奶有时会和她谈孙子。孙子，奶奶这么叫李天华。奶奶说：孙子老实，懂事，书也读得好，倘若不是家中弟妹多，指望他回家劳动，奶奶她有心再供他几年呢。富萍低着头，从不搭话，不知她是听还是不听。奶奶还说，孙子也来这里的东家家里玩过，师母很喜欢他，特地和他谈话，问他农村的事情，又问他怎么打算自己的前途。奶奶说了孙子许多好处后，就用一句话打住：将来我还要靠孙子呢！说完，不管富萍听是不听，起身烧饭去了。富萍怎么能够不懂奶奶的意思呢？只是觉得将来这一天还远得很，在这之前说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富萍和乡下女孩子不同的地方，她相信什么样的事情都会起变化，没有一定之规。

邻居中的一些老太，和做保姆的女人，因为有经验，比较识人，她们在背后同奶奶说：富萍比孙子调皮。她们说，她的眼睛很灵活。要说，她们真够眼尖的，竟然能在这木讷中看出灵活。这些阿姨阿婆难免是有些牵强附会，生怕别人不知道她们精明，又好生事。但也不能因此说她们没有见地，这都是一些有来历的女人，她们的话也许真有几分道理。和她们比，奶奶就算是老实的了，而且耳朵根子软。她们的话一下子就进到她的心里，她有点心病了。她想起有一天晚上，两个小的疯够了，都睡熟了，房间里静静的，忽然，富萍“哧”地笑一声。她问：你笑什么？富萍不说。当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这孩子真有些调皮的。将来会不会欺负孙子？她便用话去探富萍，说：你不给家里写封信？让那大的替你写，她很会写呢！富萍是存心还是不存心，说：我那叔叔婶婶才不记挂我呢。把奶奶说的孙子“家”，当成她从小长大的叔婶家。奶奶就拉了大的，自己给媳妇写信，然后问富萍，有什么要说的？富萍低了头不说，再问，就反过来问奶奶：我有什么要说的？那边大的已经不耐烦了，吵着要快些结束，好去玩。奶奶只得算了。探了几次，没探出什么，奶奶还都像是输给了她。奶奶就领教了富萍的“调皮”。

从前，看电影，是奶奶带着大的和小的。现在，奶奶就让富萍带。那大的和小的，是不服她，也是发“人来疯”，不让富萍搀她们的手，而是跑得飞快，期待富萍像奶奶那样来追她们，好在马路上乱窜一气。一会儿躲进商店，一会儿躲在树后头。她们和奶奶都喜欢这样的把戏。去看电影的这段路不长，却是她们的乐园。其中要经过一个百货店，一个家具店，一个熟食店，一个照相馆，一个弄口，一个服装店，一个中等规模的布店，然后过一条小马路，就到了。就是为过这条小马路，东家一定要让奶奶带，而不许她们自己去看电影。晓得大人不让过马路，她们偏要过。小孩子都喜欢做危险的游戏，这样很刺激。所以，当她们接近了这条小马路时，就像赛跑运动员看见了终点，全速奔跑起来。她们尖声叫着，挣脱了奶奶的手。并且东一个，西一个，让奶奶顾此失彼。等到奶奶惊慌失措地奔过马路，却并不见她们，再回到马路这边，两个小妖精一下子从转弯角的店堂里窜到背后，大叫一声，吓她一跳。其实她们才没有独自过马路的本事，虚张声势罢了。这样的把戏来上一回两回就知道套路了，奶奶也不用真着急，可奶奶就是真着急呢！每一回都急得脚跺跺的。这样，她们才能乐此不疲。没有奶奶，看电影的乐趣要少掉一半呢！有一回，奶奶得急性盲肠炎，住院了，她们只得自己去看电影，上家庭教师家学英语。母亲嘱她们一定要手拉着手，跟在大人身后过马路。于是，所有熟悉的景致都变得陌生，而且面目冷淡。当有一天，她俩走在回家的路上，忽然看见前面有个人，张开手，做出老鹰捉小鸡的姿势，等她们跑过去，是奶奶！两人撒手跑了过去。小的比较愣，抓住奶奶的手就不松了，大的则偎在奶奶怀里，哭了，奶奶也哭了。三个人搂作一团走回了家。

富萍对她们的把戏丝毫不领会。见她们跑了，并不去追逐，等她们在身后大吼一声，也不吃惊。她们很快就没了兴致，干脆落到后面，走得特别慢。互相勾着颈脖，对了富萍的背影叽叽咕咕的。富萍呢，也不回头，任她们去。到过马路时，她们只得放乖地走到富萍两边，一人拉她一只手，过了马路，走进电影院，枯坐着等灯黑开映。在她们眼里，富萍是这样没有风趣的一个人，也不和她们亲密。她总是木着脸，不晓得心里在想什么。其实呢，富萍真也没有那样复杂，对那两个妖精似的小的，她有些应付不过来。这里的人，眼睛都那么活，说话又快，反应特别敏捷，不晓得吃什么长的。她领会不了她们的意图，也不知这有什么意思。所以她也觉得，在她们过于聪敏的表面底下，也没有什么。还有那些阿婆阿姨，眼色是诡诈的，说话大有深意的样子，但内里，有什么呢？她也看不出来。她可不像奶奶那样软弱，容易受人影响，她有自己的见解。

弄前的这条街，她渐渐有些熟了。因为常被奶奶差使买这买那，还带两个小的看电影。走在街上，就像走在水晶宫里似的，没有一星土，到处是亮闪闪的，晃眼。富萍觉得好看，但到底是与她隔了一层，和她关系不大。那些摩登的男女，在富萍看来，好看是好看，却是不大真实，好像电影和戏里的人物。橱窗里华丽的衣物，也不大真实，只能看，不能上身，一上身就成怪物了。照相馆陈列的大照片，富萍比较喜欢看，倒是觉得非常真切，毫厘毕露，活灵活现，是个真人，可又是个天人。她真正有兴趣的是另外一类事物，比如，那个两间门面的布店。柜台上和货架上放着的一匹一匹的布，使她生出一股亲切的心情，就好像遇到了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她会驻步停在布店门前，向里看几眼。店员抻着手臂，一下一下地扯布。布匹在台面上滚动，拍出结实的“啪、啪”的声响。然后剪刀在对折起的布里面剪开一个小口，再听“刺啦”一声，一段布扯下了。紧接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地响一阵，账算好了，找头和发票往账台顶上的铁夹子一夹，向柜台那边一送，铁夹子便顺了一根铅丝“唰”地飞过去，到了店员手里。这时，布也叠成了一卷，包上纸，系上一根细细的纸绳，银货两讫。这些声音在富萍心里激起了反响，她感到兴奋。还有，马路对面一个小烟纸店，也叫她感到亲切。里面的老板娘，倚着柜台，手里捧一个蓝边细瓷小碗吃饭，有人来买东西，便把筷子垫在碗底下，一手端碗，-手接钱递货。要有相熟的人走过，则招呼一声，聊几句闲话。在小烟纸店过去十来步的一个弄口，又有一个裁缝铺子，总共师徒二人。师傅是个老年妇女，北方人，说着北方腔的上海话。徒弟则是个看上去有些弱智的姑娘，体魄高大，长了一个酒糟鼻，说话口齿不清，但并不妨碍她踏缝纫机做活。铺子很小，仅只是靠山墙起了三平方的棚，半面全是玻璃窗，因此就非常敞亮。行人从弄口走过，都回头看看里面。案子上堆了布料，两架缝纫机嗒嗒地响个不停。富萍看见了，水晶宫的底下的，劳动和吃饭的生活。这使她接近了这条繁华的街道，消除了一点隔膜。

富萍也渐渐地认识了这条街上的人。别看人多，熙来攘往，其实经常出入的，就是那么一些固定的人。她渐渐记熟了这些脸。有一个烫发的瘦削的女人，脸模子其实并不难看，只是气色不好，带着苦相。她经常穿一条西服裙，上面一件白色开襟的羊毛衫，提着一个手提包。看上去她像一个女教师，或者女职员，但却常常见她在应该上班的时间，在街上匆匆地走。有一个圆脸大眼睛的宁波老太，也是常见的。她在这条街上，有许多熟人，走一路打一路招呼，还站下脚和人说话，说话的声音十分脆响。手上很少空着的，或者提半篮菜，或者端一口锅。另有一个长脸的老头，长得像一个种田人，黑，瘦，驼背，理平头，腰里系一条油渍麻花的围裙。他是附近酱园店的伙计。有时候，他提着空油桶在街上走；有时候，是提着一口缸。又有一次，他端了一碗花生酱，酱上小心地盖了一张油纸，身后跟了一名哭泣的小女孩。原来，小女孩的找头叫人拿走了，他送小女孩回去向大人说情。再有一对黄脸的双胞胎姐妹。可能是在胎里受挤的缘故，两人的脸狭得惊人，一条缝似的。她们是小学生，却是成年人一样不耐烦的表情，斜着眼看人，嘴里咕哝着。还有一个东北的小脚老太，穿一身黑布袍，头上戴一顶黑帽子，帽子的前方镶着一块玉，脸上有麻子。这样一个老太，走到富萍的扬州乡下，都是不合适的，可走在这条街上，却没什么，很自然。没人把她当怪物，多看一眼。她身上散发出浓烈的葱蒜和酵粉的气味，说一口东北土话，可依然有人与她搭话。这条街其实挺杂，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些人，全都是劳作的，操持着各色生计。这些生计形形种种，非常丰富，它们开拓着富萍的眼界。

富萍对电影的兴趣远不如对这条街上的生活。她不像她奶奶，会为剧中的人物流泪，激动。她很清醒地知道，那都是戏中人。那些阿婆阿姨奶妈在一起讨论戏文，她也只有当无地听听。她却是注意听她们议论各家的短长，在这方面，她不得不承认她们的见识，她们知道的可真是不少。这里的人家呢？竟也有着这样复杂的历史，家家都有一本厚账，好像他们才是电影和戏里演的。乡间的人与事，多是几百年不变的，家家差不多，哪像这里，各有各的来处，并且历尽曲折。富萍原以为上海人是享福的命，现在就知道，什么是做人谋生的难？上海人就是。可这难里又不全是难，而是有得有失。富萍很善捕捉这些女人没头没尾的言语，很快就弄明白谁是谁，谁和谁又是什么关系。她从来不发问，只是听。上海话，她大致听得懂了，有一些俚语，口头禅，也了解了些意思。有些话是她们罩着耳朵，掩着嘴说的，从她们的神情，她竟能猜出二三分。她们不仅一起议论别人家，还分开来，彼此议论。原来，她们各自都很复杂。有一回，奶奶带两个小的去看牙齿了，留下富萍一个人看家。她坐在方桌前糊一张靠子，隔了房门，阿婆阿姨们坐在走廊上说闲话，只言片语送进她的耳朵。她听出她们是在说奶奶呢！富萍的手有些抖，倒不是生气，也不是吃惊，她眼前现出奶奶戴了金耳环的丰腴的侧面。她这才发现，奶奶看上去还很俏。

四　吕凤仙

邻里中，吕凤仙是个人尖。苏州人，生得长眉入鬓，高鼻秀眼，十分端丽。要是烫长波浪，穿旗袍，就像旧时月份牌上的美人了。只是没有美人那么温婉，而是有些凶相。她是走做的阿姨，在弄堂里有一间房，说起来，也可算是她老东家留给她的。她是老东家太太的陪房娘姨，从苏州木渎带出来的。专门留在房里梳头，做针线，偶尔下厨做几个苏州菜。一九四八年底，老东家迁去香港，问她是去是留。她虽然舍不得太太，但香港的地方，在她脑子里，就是像福州路那样，蛋硌路上，走着趿着木屐的广东女人。那里天气潮热，流行脚气病，不是都叫“香港脚”吗？她还想起木渎的父亲母亲，用她寄回家的钱开了个小锡箔店。她想，她终有一日要回去的，店面是她的，不能落到哥哥嫂嫂手中。所以，她回答太太，留下。留下的有三个人，她，厨子，还有车夫。厨子是有女人小孩的，一起住着。车夫很快在汽车行里找到了工作，走了。她和厨子一家守了一座房子，空寂得很。她不愿和厨子家一起吃，自己独自烧点。外面的世道又不太平，不敢出去找同乡小姊妹玩，就只能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开始还有心思打开房间通风，掸灰，后来也厌了，没了心思，就让门窗关着，只抹一把楼梯扶手上的灰。渐渐地，楼梯把手上也积满了灰，墙角里吊起了蜘蛛网。早上，她懒得起床，躺在被窝里。她的房间是朝西的偏屋，窗户对了后天井通前花园的过道，听得见厨子的女人在花园里扫落叶的声音，一扫帚，一扫帚。她真的有点后悔没跟了太太去香港。

不过，到底也没有寂寞多久。解放军进城以后，把这幢房子收去做了机关，厨子被机关聘用了，还住在原先的房间里。她则被迁出来，住到了现在这条弄堂里，三楼的一个亭子间。同时，也在这条弄堂里，找到几份人家帮佣。这一年，她二十五岁，在那时的风气里，对于婚姻，年龄是偏大了些，但还不是没有机会。东家以前的那个车夫就来找过她，穿了一身人民装，梳着锃亮的分头。脚上也是锃亮，一双黑牛皮鞋。这时候，他也是在一个政府部门里开小车。这个车夫比她长三岁，有正当职业，照理很相当。可她见不得他嘴里镶的那颗金牙，这使他像一个“白相人”。她终于没有应下他的话。老家木渎也有个人，比她小一岁，开木器店，很讨她爹妈的喜欢。人，她是见过的，虽谈不上标致，也不摩登，却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但想到，他的木器店挨了自己的锡箔店，会不会是对她的店面有偷觑之意？她又不敢了。一个有了份家产的女人，不得不多些戒心。再说，她是靠自己惯了的，没有男人，她生活得好好的。因此，一年，两年，三年的，就拖了下来。

又过了两年，公私合营，木渎也跟进，大店小铺都归了公。有的店铺实际还是原来的业主做，但是由上级发给工资，盈利也上缴。像她爹妈那样的锡箔店，因是迷信的产物，所以干脆关了。吕凤仙为自己将来准备的退路，就这样断了。好在，吕凤仙在上海有户口，有房子，也过得习惯，真要回去，她反倒不知该怎么生活。所以，心疼是心疼，但终究还好，不去多想也罢了。这样，她就在上海扎下根了。她是个能人，什么事都做得比别人强三分。虽然过去在老东家家里并没怎么做过，可她见过呀！她就有这个本事，过目不忘。看什么会什么。她老东家是什么样的人家？过着的是什么金枝玉叶的生活？她只要拿一只角来，便可让普通人家折服。因此，弄堂里的人家，要有重要的事情，都来请吕凤仙。请客，要弄一个鱼翅羹，或者奶油布丁；嫁女儿，要置办嫁妆，绣品的花样，针法，几式几样；发送老人，装裹的规矩，大殓的程序；孩子出疹子，吃什么忌什么，吕凤仙都是最懂的。她也乐于帮忙，不肯收报酬，相反，还要贴上自己的东西。这弄堂里，人人都欠下了吕凤仙的情，对她十分恭敬。

吕凤仙内心是喜欢这条弄堂的，在她心情灰暗的时候，才会拿老东家的生活与这里作比，证明自己在走下坡路。但事实上，这里的生活，虽然是小家小户的平常日子，却是她自己的。不像老东家那里，什么都是好，可都是别人的。而且，像老东家那样的大户人家，好，也是外面看着好，在里面，才知道一样的锱铢必较，点点滴滴。有些捉襟见肘的地方，是外面人想不到的。现在，老东家的生活，是给她做了一件资本，提高了她的身份。她虽然是帮佣，可和别人帮佣又不同，是吃自己饭的。不像奶奶她们，住人家的家，吃人家的饭。所以，大多数时间，吕凤仙是比以前过得惬意，人也胖了。这条弄堂，多是中等人家，过的是柴米生计，烟火气重，热烘烘的，蒸腾得很。吕凤仙从那座空荡荡的大房子搬来这里，有些像回到人间。且对着这条闹市的马路，电车叮叮当当地驶来驶去。早晨，店铺开门之前，店员们都站在人行道上做广播体操，音乐荡漾在街道上空，传进弄堂。即便是在寂静里，也有一种声浪，在明媚的阳光里流淌。到了夜晚，还有假日，这里就有些甚嚣尘上了。

吕凤仙所做的人家中，主要的一家就在奶奶东家的楼上，也是一对在机关工作的夫妻，没有孩子。吕凤仙有意挑选这样人口简单的人家做。她自己没有结婚生子，天性又很挑剔，对人家的小孩子就谈不上有什么喜爱。她爱干净，穿着素净整齐，带着些清高的神态，有小孩子的人家也不敢用她。像这一对夫妻正合适她，一放出话要找人，人们便立即想到了她。这夫妻俩早出晚归，实际上只在家中吃一顿早饭和晚饭，再洗两个人的衣服，收拾一间房间。所以她上午还到另一家去烧一顿午饭。这是在隔两个门牌号的门里，一个浦东老太，独自住一层楼面。弄堂里的一些知根底的人知道，她男人带着小老婆和两房的子女去了香港，是她自己要留下来的。一个人虽然寂寞些，却清静，少生许多闲气，倒过得很安适。吕凤仙替老太烧一顿午饭，洗几件衣服。下午呢，她是到弄口，小学校旁边的一户人家，专事收拾房间。用蜡把拖亮三大间房间的地板，再替一堂红木家具打蜡。大约三点钟光景，她再回到那对夫妻家中，烧晚饭。等他们吃罢，洗好碗，她便回自己的住处，做自己的晚饭。为了避嫌，她从不在东家厨房里烧饭，之间分得很清。等她烧好晚饭，已经七点八点之间了。她一个人坐在桌前，端一只金边细瓷碗，慢慢地吃着。窗下有一些噪声，有一声无一声地送进耳朵。有人在弹钢琴，当然没有老东家的儿女弹得好，但却也是悦耳的，勾起一些熟悉的东西。吃罢饭，洗过碗和手脚，吕凤仙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账簿，打开在桌上，将当日的花销一笔一笔写下。她会写几个字，是过去的太太教她的。差她买东西时，好认得东西的名称，牌子和价钱。吕凤仙很喜欢记账，而且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她坐得很直，一丝不苟地记着：葱，两分；瘦肉，三角；米苋，一角。她很得意自己竟能写出“米苋”的“苋”字，有一些读书人写的都是“针线”的“线”。再记下当月配给的半条“固本”肥皂，本季度的一张线票的线，然后在算盘上得出总数。最后，是清点钱包里的钱，核对账目。她合上账簿，拉上钱包，心里就有一种富足和安定的感觉。这是真正的劳动吃饭的生活，没有一点愧对内心的地方。

有时候，会有人来敲门。这样的来客不多，就几个。一个是隔壁的金师母，一个是另一个号头门里的五娘娘，还有一个就远了一点，是她老东家的世交家里的保姆，阿菊阿姨。这一家留在了上海，但将佣人都遣散了，只留下阿菊阿姨。这都是有身份，有见识的人，会来敲吕凤仙的门。或者打听往年做衣服拉丝绵的常州女人，今年还出来不出来了，或者请她帮忙拆几只蟹粉。阿菊阿姨有时是被东家遣来，向吕凤仙打听她老东家有没有消息，或者替她送来老东家的几句口讯。

客人走后，剩下的夜就不长了。她还要做一点针线，想一想明天做什么。弄堂里很静了，楼梯上还有些响动，过一会儿也没了。吕凤仙收起活计，脱衣上床，关了灯，睡了。

吕凤仙和奶奶彼此很相帮。吕凤仙不会杀鸡——世上到底还有吕凤仙不会的事情，奶奶却会。她很利索地捉住鸡的一对翅膀，再将鸡头向后弯过来，和翅膀捉在一起，拔去喉上的毛，一剪子下去。鸡腿挣了两下，毛奓起来，又伏下去，不动了。然后倒过来，让剪开的鸡喉里的血流入半碗清水中，转眼间完事了。等端午包粽子，就又是奶奶求吕凤仙了。吕凤仙坐在小凳上，面前一盆拌了赤豆的米，一盆浸过酱油的米，再有一盘挑选过的肋条肉，粽箬是浸在木盆中的清水里。她嘴里咬着绳，两只手将粽箬弯成一个三角兜，托着，空出的手舀米，一勺正好，再填肉，又一勺米，也正好。粽箬盖上去，窝下来，包住，又是正好，稍拖下一点粽箬的尾。角和棱略略掐一道，然后开始捆，这一回，嘴也凑上去帮忙了。来不及看明白，一只模样俏正的粽子出来了。肉粽是长脚粽，甜粽是三角，高兴了，还给两个小的包一串小小粽，一口一个的。边上围了人看，看她的手势。吕凤仙到苏州看爹妈去，一两天回来，奶奶就帮她楼上的东家烧晚饭，洗衣服。奶奶患盲肠炎住医院那几日，则是吕凤仙替奶奶的东家烧饭，洗衣。上回，奶奶和那小的排队买越剧《追鱼》的电影票，有一张就是给吕凤仙。奶奶是个不大有主意的人，凡事喜欢听别人的。吕凤仙呢，因为有主见，就爱帮人拿主意。于是，吕凤仙就是奶奶最常请教的人。但是在要不要过继孙子这件事上，奶奶到底还是没听她的。奶奶的那些亲戚比吕凤仙力量大。再则，奶奶毕竟不是像吕凤仙那样独立自主的人格，年纪长一些，思想也保守一些，不敢断了亲戚的路。吕凤仙对孙子说不出什么来，这样一个文静温和的男孩子，一说话就脸红的。但对富萍，就有挑剔的了。

富萍的，包在略厚的单眼皮里的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她，钝拙中，有一种尖锐。小姑娘不简单，吕凤仙心里想。有一日，她将她自己的菜，盛了大半碗，送给富萍。奶奶赶紧让富萍道谢，激动得脸都红了。相形之下，富萍的态度就要冷静得多。她只动了动嘴唇，就低下头去。吕凤仙又一次领略了富萍的不简单。有一回，吕凤仙走在弄前的马路上，看见富萍站在那家布店门口。她好像是已经走过去了，又停下来侧身向里看。这就使她的身姿显得比较活泼，身子微微后倾着，侧向里面。这和她平素木讷的形象有些两样。她没有发觉有人看她，将这样的身姿保持了一些时间，直到吕凤仙走过去了，还没有动弹。这也给了吕凤仙一个不安分的印象。还有一回，她看见那两个小的，和富萍调皮，说一些疯话去挑逗她。她一直不作声，然后就说出了一句很厉害的话，将她们呛了回去。平时吕凤仙也觉得这两个小的没规矩，可这一次，她却很保护地对两个小的说：过这边来，凤仙阿姨给你们削萝卜花。于是，两个小的过到她跟前，她一人给削了一朵萝卜花。红皮白心的小水萝卜，削一周皮，翻下来做花瓣，里面的瓤再剔几刀，就成了花蕊。富萍本应是有些尴尬的，但她一点声色不动，低头缝着她的针线。

这样观察了一段，吕凤仙便和奶奶说，富萍比孙子调皮。奶奶很愁地说：将来孙子会不会吃亏呢？虽说是过继的孙子，但孙子是个好孩子，奶奶是有几分真心喜欢的。她想到孙子是那样老实，上回来，师母和他说话，递他个苹果，他怎么都不肯接，两个小的硬是上去掰开他的手指头，将苹果塞在他手里。吕凤仙说：上海这种地方，还是不要久留，心思容易活。奶奶说：可孩子不说走，我就不能说走，我要得罪了她，不还是孙子受气？吕凤仙听奶奶的话里已经是惧她三分了，很是感叹，心里说：我只能帮你做事，不能帮你做人，就不作声。

奶奶虽然不如吕凤仙精明，但同样是谙熟人事的，她奇怪的是，富萍来到这么一个月，竟一点不想家，一句不提回家的事。她曾经试探地说：买些什么东西回去带给她叔叔婶婶，还有小表弟妹呢？富萍回答一声：不碍事。是指回不回去“不碍事”呢，还是说带不带东西“不碍事”？奶奶真是摸不透富萍的心，自己反没了主意，所以还是要找吕凤仙商议。吕凤仙出了一个主意：让孙子来上海，接富萍一同回去。这一着确实挺好，一来可打发她走，二来呢，又巩固了孙子和她这门亲事。奶奶却犹豫着，孙子是个脸嫩的人，肯不肯来呢？就算孙子来了，富萍又会不会和孙子“作”，不一同回去？这就要伤孙子了。男人叫女人伤了一回，就有第二回，以后再抬不起头了。吕凤仙针对奶奶的顾虑说：就看孙子的本事了。这话背后的意思是，孙子要是降不住富萍，将来吃亏也没话说。奶奶左思右想，终于得出一个折中的主意，那就是征求富萍的意见，是不是让孙子来上海，一同玩几天，再一同回去。她把这话去问富萍，富萍红了脸，低下头嗔道：我又不认识“孙子”。奶奶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好像急着要娶这个孙媳妇似的。

富萍怎么听不出奶奶的意思？她不仅听出奶奶的意思，还听出这意思里有一大半是吕凤仙的主意。来这段日子，富萍已经看出奶奶其实是个软弱的人，多少有些受欺，吕凤仙这样的知交，还在背后传奶奶的闲话。她毕竟是个孩子，没有多少人生历练，看人看不深。她只是不喜欢吕凤仙，觉出这是个坏人家事的女人。人们都捧她，在富萍看来，至少有一半是出于怕她。富萍在心里把她叫作“笑面虎”，因为她表面上总是很和气，白送人家好处。她心里是谈不上有多么喜欢自己的，却还送过吃的，穿的，又教自己挑十字花，补丝袜。这就不仅是富萍涉世浅，还因她到底是乡下人，性子直，不晓得人性的曲折。像吕凤仙这样的女人，再是个强人，内心也是寂寞的，想与人为伍。因为确实比人高一筹，就难免要作作祟，并不是一味要与人坏的。让富萍回去的事暂搁下不提了一段日子，吕凤仙却又替富萍找来一个活。弄堂里有一户人家生了小毛头，要找个洗尿布的，吕凤仙就想到了富萍。她对富萍说：自己赚几块零用钱，不必事事要奶奶开销，你奶奶也不容易得很。这话说得很贴心，富萍第一次温顺地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凤仙阿姨。吕凤仙的心软了软，对富萍改变了点看法。但翻转过去，对奶奶说的是：给她找个事做，好看紧一些。奶奶自然对吕凤仙感恩不尽。

当日，富萍就上工了。吕凤仙送她到产妇家，告诉她哪里是水斗，盆，这家的煤气，烧水的铜吊。教她怎么先薄薄打一层肥皂，再浇半滚的热水，肥皂沫就出来了，过两遍清水，肥皂味就没了。省肥皂又省水。这里不比乡下，水是河里的，随便用，上海的水也是钱买来的。富萍低头听她调教，心中并不反感。虽然洗尿布只是个小活，一个月才两块工钱，但是在上海，她凭自己劳动挣钱，这就是个大事了。富萍将一木盆尿布洗出来时，吕凤仙又来了一回。教她怎么将竹竿横在弄堂上方，一头搁在二楼窗台，另一头搁前边的篱笆墙上。检验了一遍她洗的尿布，才放心地离去。离去前，教诲她说：给人家做事，要做得地道，赚的才是良心钱。此时，富萍就有些感动了，想，吕凤仙到底是吕凤仙，怪不得人人都敬她三分呢！夜里，睡在床上，她笑嘻嘻地问奶奶：奶奶，你说凤仙阿姨是什么样的人？她今天心情很好，很想聊天，言语也变得活泼了。奶奶听了她的话，叹息了一声，说道：人是好人，就是太过要强了。富萍就说：要强有什么不好？奶奶说：要强是好，可是，人强还能有命强吗？人强得过命吗？富萍不服地说：命有什么？奶奶只管自己说下去：她的命还不如我呢，没儿没女，我到底有个女儿，还有孙子。听奶奶提起孙子，富萍就没话了。奶奶呢，也好像被自己勾起了心事，不再说话。一祖一孙，身子贴了身子，却又隔了十万八千里，各想着各的，慢慢进入了梦乡。

五　女中

富萍的东家在奶奶住的前一条横弄里。这一条横弄和再前一条横弄，就隔开很远了，中间是一个女子中学的操场。而那一条横弄则是从弄口东边的，另一个弄口进去的。房子的样式要比这一条弄堂的，更为老旧和高大，红砖的墙面，四层楼高。隔着一个操场，和这边的横弄遥遥相望。女子中学的校舍是在操场东侧，和前边横弄同样格式的房子，也和它共用一个弄口出入。上海有许多中小学原是私人所办，就在民居之中辟出两间教室。这所女中是所初级中学，没有高中部，资质中等。所以，所收学生也是中等学生，又多是普通人家的女孩，居住在这条繁华街道周边的小马路上。早上七点钟光景，便见女生们成群打伙地拥向这条弄堂。下午三四时许，又拥出弄堂，散在马路上。女中的学生都有些怪，单个，或者三个两个，走在外面，特别矜持，目不斜视，绷紧了脸。一旦进了学校，立即就疯了。吵吵嚷嚷，嬉笑打骂，喧闹声把这幢校舍都要抬起来了。所以，社会上就说，女中的学生最“痴”。这“痴”指的是“疯”，多少带着些鄙视。附近有所男女合校的上海市重点中学，前身是法国教会学校，学生多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气质自然不同了。女生们爱穿宽带的藏青短裙，或者格子布裙，白色的齐膝长筒袜，白跑鞋或者横搭襻黑皮鞋。短辫的辫梢与额发，烫成蓬松状。要是短发，发梢也是蓬松的。男生则多是戴眼镜，西装裤，皮鞋，那种大大的牛皮书包。他们中间不少人请了家庭教师，上钢琴课，英语课，有的是参加学校话剧社。这个话剧社在全市都很著名，也是有传统的，曾经上演过原版的莎士比亚戏剧，还有《茶花女》。这所中学的学生，显然不将女中学生放在眼里。女中的学生，在他们跟前，不由就瑟缩起来。

女中的学生们，就显得俗了。她们偏爱花色的衣服，书包也多是带荷叶边的花布兜。头发，是编成长长的辫子，卡着花卡子。也因为那样多的女生混在一起，有几个不俗的，看上去也不起眼了。课间休息，她们不是看书或者做游戏，而是拿出钩针和竹针，编织毛衣。课余时候，她们流行到照相馆穿戏装拍手指甲大小的照片。逢到节日，纪念日什么的，她们也排练演出。在操场上搭一座台，围起幕布，拉上电灯和麦克风，一个班级，一个班级地上台表演。节目大多是合唱和独唱，带一些戏曲清唱里的动作。有一次，两个女生上台演一出相声，穿扮成男相，一人穿一条男式西装短裤，反显得更加女人气，一种粗鄙的女人气。她们都要比同年龄的学生显得年长，其实不是年长，而是女人气重。做操，升旗，站队，上体育课，她们多是敷衍的姿态和动作，草草了事。要是杠上练习，或者跳鞍马，这些动作幅度比较大的运动，她们便都缩在一边，“痴”笑着你推我，我推你。教体育的是个男先生，看来也对她们兴趣不大，爱做不做，并不喝令她们。她们也就感到无趣了，讪讪地一个个来做，由那男先生在一边做保护。从杠上或鞍马上下来时，每个人都涨红了脸。女中里传出的读书声，也不像男女同校的那样清朗，而是黏黏缠缠的，心不在焉的样子。好像她们自知在读书上没什么前途，只是打发时间。在别人看来，她们的学生生活是不幸的：庸俗，平淡，没有希望。可谁知道呢？她们很可能自有着她们的乐趣。

女中的操场，以一道篱笆墙与这边的横弄堂隔开。篱笆墙有二米高，漆成黑色，散发出油漆味和陈年竹子的朽味。透过篱笆的缝隙，可约略看见操场上的情景，从二楼和三楼的阳台便能够俯瞰整个操场。当女中举行演出晚会时，这一条横弄的前窗，和前边弄堂的后窗，就都打开了，伏着人，一同观看。女中有时候还会放电影，在操场上挂起一幅幕布，前后窗口上就都是看电影的人。

操场其实不大，但数百个女生拥在操场上，就相当壮观了。这么些人，即便不出声已经嗡嗡嘤嘤的，一旦踏步走操，便嚓嚓嚓的一片，再要各人出点声呢？等早操过后，操场上唰地静下来，几乎有些寂寥，几只麻雀在空地上并脚跳着，啄着沙粒。这时，富萍就来上工了。她端出一木盆尿布，拿了肥皂搓板，坐在篱笆墙下洗起来。在篱笆墙的那边，是一排运动器械，站在沙坑上。沙坑沿了篱笆墙有一排，还供跳高和跳远。有时候，体育先生就带了一班女学生在沙坑边上课，翻杠子，跳高，等等。有一些声音从篱笆墙里传出来，送进富萍耳朵：尖叫，窃笑，私语，还有人落在沙坑里柔软又吃重的一记，间或有男先生的哨子吹响，“㘗”一声。这些声音虽然不大，也不嘈杂，可是却散发着一股活跃的气息。富萍偶尔会转过身子，对着篱笆缝里张一眼。看不真切，只见有花花绿绿的衣衫在晃动。

这一天，篱笆墙上忽然豁开一个门。原来，在这里是有着一扇篱笆门，平时都锁着，这一天，却打开了。升旗和早操以后，女生们没有和平时一样进到楼里去读书，而是呼隆隆地向操场门跑来，跑进了弄堂。她们起先也是排着很整齐的队，四个人一行，可跑出几十米就跑乱了，就见她们，潮水般地涌进横弄，再涌进直弄，从弄口涌上马路。她们一个个都跑得东倒西歪，嘻嘻哈哈地笑着，好像这是多么滑稽的事情，有多么好笑。平时静悄的弄堂喧哗起来，静悄的早晨的马路，也喧哗起来。都是她们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哗哗啦啦的笑声。行人们都驻步对她们侧目，想：这就是女中的学生，多么“痴”啊！她们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呢！当她们纠结在一起的时候，就变得分外强大。她们跑在马路上，队伍老早不成形了，有的干脆挽起胳膊，勾肩搭背的，拉拉扯扯进了学校所在的那个弄口。等到她们重新跑上操场，就是横流遍地的形势了，呼啦啦的，漫开一片。

富萍只得站起来，将木盆板凳拉到墙根下，自己也贴了墙站着。看那女生们呼啦啦从面前过去，惊得微微张开了嘴，直愣愣地看着。这样多面孔，重叠着，从眼前一闪而过，没有一张脸是清晰可辨的，都混在一起了。她们穿什么衣服，也混在一起了。弄堂里有几扇窗户推开了，不上班不上学的人伸出头看女生们跑步。女生里有几个放肆的，竟然仰起脸朝上看，喊他们：喂！其余的便大笑。她们沓沓地过完了，身后那扇篱笆门推上去，锁好，边缘用铁丝绞住。前后其实不过半个小时，却好像走过了千军万马。此时，安静了下来，只从校园的楼里，传出模模糊糊的读书声。弄堂的地上，留下几个黑色的铁丝发卡，一截蜷曲着的红色玻璃丝。

女中所在弄堂的弄口，是一个邮票市场，人迹混杂，有一半是闲人。邮票市场到了下午，交易最热烈，下了学的女生们，只得从邮票贩子中间挤出去。环境是有些污浊的。那条弄堂也很阴暗，高大的砖砌墙面，年代久远，光照又少，生满了绿苔。是老式的洋房。房顶很高，开间又大，走道，楼梯是大理石面，不吃音，说话走路就有回声。住在里面的人，多是旧式家庭，深居简出，大人孩子的脸色都是苍白的，而且身体孱弱。于是，女中的那一块操场，就显得日光明亮，朝气蓬勃。女生们的疯笑声，多少驱散了些弄堂里的阴霉气。她们的小女人气里，有一股俗艳的颜色，在这条摩登的街上，显得乡气了，可却很新鲜，对这条陈腐的弄堂是最好的抵制。在她们身后那排暗沉沉的楼房里，有着多少阴森的事情啊！到了夜晚，一盏公用的灯都没有，各家的房门一关，门厅，走道，楼梯，就伸手不见五指。那时候，女中里的人都走空了，校舍里也黑了灯，但操场并不因此而黑暗。后边横弄里的那排窗都对着它呢！前弄后窗里也有几扇亮着的，操场的顶头，与校舍遥相面对的横弄房子的山墙上，开了一些西窗，亮着，有人。这样，站在操场上，至少三面是有光的，静静地亮着，传递出家居的温暖气息。操场的沙地上蒙了一层薄光，在这里能看见星月呢！它显得很温柔，而且安谧。

每天，富萍到前弄人家来做工，把木盆拖出来，背对篱笆坐着洗东西，身后传来一些窸窣的声响。有时候，会有两个女生背靠在篱笆的那边，篱笆便轻轻地颤动。两个女生靠在篱笆墙上，说着悄悄话，叽叽咕咕的，还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撞着篱笆。篱笆很柔韧地弹在富萍的背上，富萍并不回头去看，低头搓洗着。等那篱笆不动了，平息了，叽叽咕咕的声音也没有了，她就感到一点寂寞。有一天，她听见里面有人在叫：姐姐！她不以为是在叫她，所以没有理会。等那声音连着叫了几遍，她回过头去，看见篱笆后面贴了一张脸，微微侧着，一只眼睛便从篱笆缝里露了出来，又叫了一声：姐姐！这下，富萍知道是在叫她了。她站起身来，对着那只眼睛，没有说话，只是询问地看着。那眼睛就说：姐姐，帮我拾一下毽子好吗？富萍四下里一看，看见弄堂的地上果然站了一只毽子。厚厚的毡布包了一个铜钱，中间缝进一根鸡翅管，管里插了三根芦花鸡毛。她走过去，弯腰拾起来，一抬手，扔过了篱笆墙。眼睛迅速从篱笆缝里退去，一个转身。富萍约略地看见了一个身影，一双长长的辫子活泼地跳跃着。这一回，富萍对了篱笆缝看了一时，她看见沙坑边几个女生在踢毽子。也不怎么踢，踢两下，停下来说说话，踢两下，停下来说说话。再远些，有女生们在操场上走动，三五成伙的。是课间休息，上午十点钟光景，太阳光铺满了整个操场，看上去分外明丽：在沙地的淡黄的底色上，女生们的身影就像开遍的鲜花。忽然，一阵铃响，沙坑边的女生拾起毽子就往楼那边跑，场上的女生们也往那边跑去。一眨眼，操场上干干净净，花儿全叫风吹跑了。

从此，富萍就很爱向篱笆里看了。看女生们做操，跑步，疯笑。她发现沙坑边上，是女生们很爱来的地方。她们喜欢到这里来，避开教学楼和人群远远的，在这个比较僻静的角落说话，做些三两个人范围内的游戏。放学以后，也会有那么几个特别要好的女生来到这里，将花布书包挂在双杠的杠头上，玩耍起来。别的女生大部分走净了，操场中心偶尔还传来一两下叫声，就更显得这里安静了。富萍一直没弄明白，常来这里的是不同的几伙人呢，还是固定的几个。她看不清她们的脸，还觉得她们彼此很相像：花衣服，长辫子，书包也是一样的镶荷叶边，碎花布。到了这里，她们的声音就放低了，细细的，鸟语似的，抱头接耳，像有着天大的秘密。有一回，她们正说得要紧，脸朝篱笆的那个却发现了富萍，她正趴在篱笆缝上看她们。她对她的同伴使了个眼色，两人立刻搂着肩膀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回头向这边看。以后，富萍就不好意思这样直对着她们看了。但她还是注意着那里的动静。那里的动静有一股子生气，解除了一些富萍的寂寞。

然后，有一天，富萍和她们竟然隔着篱笆墙搭上了话。下午，一伙女生，有七八个，大约是一个小组，搬了板凳到这里来开会。她们坐成一圈，说着闲话。东一句，西一句，渐渐没有话说了，就对了篱笆，看在弄堂里洗衣晾衣的富萍。富萍除去洗婴儿的尿布，还洗产妇的衣服，被褥。当她们静下来时，搓衣板上的揉搓声，就变得响亮，而且清脆。肥皂水从衣服缝里，一下一下挤出来，发出有力的“咕吱”的声音。看着，看着，就对富萍发话了，喊她：喂！富萍知道是喊她，却装不知道，心想：我又不叫“喂”。里边就干脆令她：过来！她没有过去，但停下了手里的活，身子转向篱笆墙。你叫什么名字？里边又问。这是一个大胆蛮横的女生，背靠篱笆墙坐，扭着身子对富萍说话。富萍不回答，愣着。事出意外，她不晓得如何应对才好。其他的女生七嘴八舌道：人家又不认识你，怎么告诉你？蛮横的那个就说：问问有什么呢？继续叫她“过来”。富萍这时也有些调皮了，她偏不过去，偏不回答，等她叫得紧了，反而起身逃开去。这一下，女生们都叫了起来：不许跑，不许跑，停下来！她们还都站起来，扑到篱笆上，推着篱笆，锐声一片。富萍到底撑不住笑了，只得向她们走过去。

这天，她们和她，一里一外地说了不少。大都是她们问，她答。问她从哪里来；帮佣的这家有几口人，做什么工作；这条弄堂里住些什么人；那些小孩子在哪所学校读书。还问她知不知道这条弄堂里曾经出过事，一个小女孩被扔在垃圾箱里。看起来，她们对这条弄堂挺留心的，听来一些半真半假的传说，问题特别多。反倒忘了再问富萍究竟叫什么名字。可惜富萍大多回答不知道，她们却也不显得多么失望。她们都是多嘴多舌的女孩，有人，又是生人，与她们说话，就很快活。富萍也很快活，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陌生人中间，不是吗？其实连奶奶都是陌生的，她的心是沉闷的。好在，她向来是在不那么亲密的人中间生活，早已经习惯了沉闷的心情。这一个下午，在她心里灌注了活跃的空气。后来，她再没有遇到过这一群女生，可能遇到过，但她们却不再有兴趣和她搭话。篱笆那边的女生兀自做着她们自己的，说着悄悄话。富萍则觉得她们都是曾与她搭话的那一伙里面的，是她的老熟人。

一定是有人看见富萍与女中的学生搭话了，传给了奶奶。奶奶就和她说，不要和女中的学生说话，那些女生疯疯癫癫的，还不规矩。于是，富萍才知道，弄堂里传着女中的流言。这些流言很不好听，说女中的女生，专会大肚子。奶奶认识的，弄口小学校的校工，友明伯伯，就住在女中的那条弄堂里。他原本是看弄堂的人，后来在小学校里做了校工，但依然住弄口的过街楼上。他说出的关于女中的话，应该是可靠的。可是，谁又能说定呢？人们都对女中学生有成见。富萍听奶奶说女中的坏话，心里有些别扭。奶奶到底是在上海住了多年，不大成体统了，竟和孙子媳妇说什么大肚子小肚子的话。她不禁要想起吕凤仙她们，在背后说奶奶的那些话。再看女中的学生，就觉得异样了。她们躲在篱笆底下那些嘁嘁哝哝的私语，原来都是有含意的。富萍有些看不起她们。但是，听到她们的动静，她们叽叽嘎嘎的笑声，她又心软了。

富萍做的这家产妇不久就出了月子，不用她洗东西了。富萍闲了下来，企望吕凤仙再替她找一份人家。但吕凤仙那里一直没有动静，倒是隔壁的阿娘向她介绍过一个带小孩的人家，却被奶奶回掉了，说富萍不会哄孩子。奶奶对富萍说，上海人家的小孩子都是金子打出来的，要有个闪失赔也赔不起。富萍嘴上不说，心里说：我知道你怕我不走！做了这一个月的工，再闲下来，就觉出生活的单调乏味了。奶奶差她去买东西，她就要多耽搁一会儿。有时明明在附近就可买到的东西，她却要走远些，到一条街以外的店里去买。这样，她又认识了一些不同的街面和人脸。虽然只差了那么一点路，但也有着区别。尤其是那些狭长弯曲的横街，简直连气味都不一样，人的脸相，衣着，举止，就更不用说了。奶奶也发现她现在买东西的时间久了，有时会说一句。她总是不出声，下一次，还去那么久。有一回，她从外面回来，见奶奶和吕凤仙、阿娘几个人，在厨房里头碰头地说话。一听她进来，猝然将头分开了。富萍晓得又是在说她。

过了几日，扬州乡下，富萍的婆婆来信了。信是写给奶奶的，显然是孙子代笔，语气很谦恭，行文十分文雅。问候“母亲大人”的身体，称颂了“母亲大人”的恩德，又谈了年景，再就是提到富萍的事了。说前几日，孙子又去过富萍的叔婶家，看过年能否成婚，又让富萍在上海置办些衣物。话这么说，却并没有寄钱来，明摆着就是向奶奶要东西的意思。也可见孙子性子的木讷和软弱，母亲怎么指使，他就怎么写。要说他自己，还是有自尊心的。奶奶说了声，这还用你婆婆说吗？富萍说：谁是我婆婆？说罢转身出了门。已是傍晚，初冬的天，又黑得早。富萍在街上走了一回，再进弄堂，天已黑透。家家的窗户都亮了灯，在吃晚饭了。富萍并不觉得饿，还不想回奶奶那里去，就从前一条横弄走进去，到篱笆墙边看一看。教学楼前亮了一盏灯，昏昏地照着近处的操场的沙地，这边，篱笆底下，则隐在黑暗中。富萍背靠篱笆站着，抬头看看，这城市逼仄的天空，给楼房划成一块块的。四下静得很，窗户里传出些话音，甚至碗筷的碰响。这时，忽听身后有声音，像一声抽噎。富萍回转身去，从篱笆缝向里看。暗中，恍惚有个身影，好像也觉出篱笆外面的动静，屏住了声息，不响了。邻家的婴儿却啼哭了起来。一股凄楚森然降临。富萍推了推篱笆，轻声叫：喂！没有回答。停了一下，一阵脚步声窸窣响起，远去。里面的人跑了。

六　“女骗子”

奶奶东家的大孩子，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虚龄十三岁，梳两条长辫子。每天早晨吃早饭时，奶奶就站在她身后，替她编辫子。早饭吃完，辫子也编好，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下午放学回家，总要带几个女同学来，一边做作业，一边叽叽喳喳地说话。经常跟来家里的女同学中间，有一个比其他人都要年长，名叫陶雪萍。因为她留了两次级，所以要比同年级的学生长两岁，虚龄十五了。这一两岁的差异可不得了，是一道分界线。分界线这边还是孩子，分界线那边已是大人了，陶雪萍看上去就要比她们年长得多。个子高半头，发育得又好，胸脯已经丰满了。脸颊也很丰满，肤色是象牙白的。不像其他那些人，都是黄而透明。她长了一双大大的杏眼，眼距较宽，鼻尖略往上翘，嘴唇的颜色很鲜活。她应该说是好看的，但由于她有一种卑屈和软弱的表情，情形就变了，变得不再好看了。她穿得很糟，每一件衣服都打着补丁。补丁打得很马虎，颜色不对，针线又粗。她的鞋不是露着脚后跟，就是露着脚指头。书包呢，四个角是四个洞。一个大姑娘，这样的邋遢和寒碜，实在有些触目惊心。更叫人看不下去的，是她还和一班孩子玩着游戏，玩又玩不上去，只是挨在一边看，为人驱使。女孩子们玩麻将牌，四个麻将牌一个沙包。沙包扔上去，赶紧将桌上的麻将牌翻出规定的花样，再接住沙包。沙包没接住，落在地上，陶雪萍就赶紧俯下身去拾。造房子，纽扣串，或者螺蛳壳串，还是橄榄核串，踢出了界，也是她追赶着拾起，再交到主人的手中，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人家跳牛皮筋，她插不进一脚去，只有等牛皮筋断了，中间套着的洋线轴滚了一地，她再去拾。能看出，别人都不爱搭理她。可这家的老大，是个马虎的人，在家里凶，出去个个都好。因此就被她沾上了。每天放学，她都跟了老大一起回来，等别人走了，她还不走。有时能挨到天黑。

她是跟了继母生活。继母自己有两个孩子，后来又同她父亲生了两个孩子，她最大。她难免是要受忽略的，而她又不是一个有心气的人，会自己努力，做出样子，不叫人小视。她以乞求的方式，来引起别人的注意。她跟了老大来家里，脸上挂着可怜兮兮的笑容，讨好地望着她同学的妹妹，还有奶奶，甚至邻居家的人。她的同学做完功课，将书包一推，就跑出去玩了。奶奶追上去，要她收拾好，她就对奶奶跳脚。这时候，陶雪萍便抢过去，帮她同学收好书包。她殷勤地帮奶奶择菜，穿针，叠衣服。她看准了奶奶会喜欢听她的悲惨故事，从这点看，她又是精明的。当奶奶问起她妈妈为什么不替她做双新鞋，她便告诉奶奶，她的妈妈不是亲妈。没有比后母虐待继女的故事更能打动女性听众的心了，她果然唤起了奶奶的热心肠。奶奶问她许多问题，还把她的身世转告给邻里的阿姨阿婆听。这样，当她的同学在院子里玩耍时，陶雪萍就坐在一群女人中间，讲述她的不幸生活，很快，女人们便流下了眼泪。

陶雪萍告诉她们，她的生身母亲和她父亲离婚后，住在南市的外婆家。她的父亲不让她和母亲见面，所以也不让她去看外婆，而她正是外婆从小带大的。有时她偷偷跑到南市外婆家，舅舅又不让她进门，说她自己要跟父亲，就不要来找母亲。这时她便诉苦道，这能怪她吗？明明是她母亲自己和她说的，跟爸爸，爸爸有工作，妈妈没工作，养不活她。她从南市回来，爸爸就逼问她去了哪里，还搜她的口袋，书包，捜出了11路汽车票，晓得她去过南市了，不给她饭吃，还打她。她撩起前刘海，露出额上的乌青，说：这就是他打的。生身父亲是这样，后母就不用说了，光看她身上的补丁便可知道那一般冷漠无情。奶奶将陶雪萍的故事说给大的听，好叫她受教育，不想她听也不要听，反警告奶奶不要上她的当，因为她是一个“女骗子”。

“女骗子”这个绰号，在她们班级上悄然流传着，到底也不知道有什么根据，可以这样诽谤人家。孩子们的事情是说不清的，可能只是觉得她不那么诚实，就很极端地定她为“骗子”。但也说不定真发生过什么。她至少在三个年级里待过，她的历史谁会去认真追究呢？一些传言多是藏头避尾，闪烁其词。然而印象却已经有了，而且相当牢固。说真的，孩子们的直觉是有一些准头的，在陶雪萍懦怯、讨好的眼光底下，真的是有着一种狡黠。她可怜兮兮地看着你的眼睛，实是带着观察和搜索。再说她那么大了，凭什么老跟着她们这些小女生，替她们拾这拾那，就像一个仆人。她在班上没什么朋友，除了这家的老大，也是陶雪萍跟她。但至少，这个同学不像别的女生那样不搭理她。就算是，这一个渐渐地，也有些对陶雪萍烦，可还有她家的人呢！奶奶，隔壁的阿娘，吕凤仙阿姨。她们爱听她的伤心故事，听一遍不够，还听两遍，三遍。自己知道了不算，还告诉给她们各自的熟人。

现在，陶雪萍在她同学家里，总是待到很晚。她同学的父母都在四清工作队，一个在工厂，每周回来一次，一个在郊区，一个月回来一次。平时只有奶奶、富萍和两个小的。她们四个围了桌子吃饭，陶雪萍就站在她们身后看，叫她一起来吃，她不愿意，往后缩着。作罢了，她又慢慢近前来，还指导同学的妹妹吸螺蛳：用筷子尖顶一下螺蛳盖，再使劲一吸，螺蛳肉就出来了。砂锅在垫子上放歪了，她就伸手正一正。甚至见人吃空了碗，要接过去添饭。连奶奶都不耐烦了，很直地对她说：我们吃饭了，你也回家吃饭吧！头几次，她回答说：不要紧，我们家吃饭晚得很。或者说：我不吃晚饭的。后来，她就应声离去了。她到底不是像看上去的那样颟顸，骨子里还是体察人意的。她离开同学家，却没有回去，甚至都没有离开这幢房子。她踅到了隔壁人家，倚门站着。隔壁的阿娘也是她的一名听众，这时正招呼儿子媳妇孙儿孙女，一大桌子人吃饭。这一家人口比较多，也比较闹，好半天才发现门口倚了人。阿娘叫她进来，她倒反走开了，不理她，她就走回来，依然倚门站了，听房间里孩子互相斗嘴，跟着一起笑。渐渐地，彼此都熟了，便门里门外地搭起话来。阿娘再向儿子媳妇介绍了她的身世，于是，他们也认识了她，以后，见面就很客气地与她打招呼。从形态上看，她实在已是个大人了。然而，次数多了，究竟不自在。吃饭时，门口站了个人看，说话也有人听话。所以，有一次，陶雪萍再去时，发现阿娘家一反常规，关上了房门。门里有孩子的喧闹，大人的叱骂，和碗筷的叮当。陶雪萍只能再去下一家。下一家，就出这幢房子了，在又一个号头里。这家吃饭是开两桌，大人在房间里吃，保姆带了东家的小孩子在灶间里吃。这就比较自在了，她坐在饭桌前的长板凳头上，看，说话，把人家小孩子吃饭的规矩都弄坏了，一到吃饭就发人来疯。就这样，她一家家地过去，和人家混得很熟。到后来，人家都不大清楚，她最初是谁家的朋友了。

前面说过的，吕凤仙有一个朋友，她老东家世交家中的保姆，叫阿菊阿姨。阿菊阿姨原籍也是苏州，离吕凤仙的家木渎，有一段路，胥口镇上的人。她结过婚，男人家里没有田地，与人合伙做生意。她在上海帮佣的钱，寄回去后，让男人在运河渡口独自开了一爿鱼铺。不想，男人和船上的一个女人搭上了，还生了儿子。开头，阿菊阿姨装不知道地混着。一九四九年以后，《婚姻法》公布了，政府不许纳妾，她男人二者必择其一，阿菊只好退出了。人家在胥口过着正经夫妻的日子，人家还有孩子，怎么说也是他们是夫妻，她不过是个名分。阿菊阿姨怨恨得很。她不是像吕凤仙那样有刚性的人，要不，也不会不明不白混这几年。她先是怨那抢她男人的女人，后又怨她忘恩负义的男人，再就怨自己的命。怨起来就掉眼泪，眼泪都流成了河。吕凤仙看在同乡面上，又是老东家世交家里用的人，不免另眼看她。要换了别人，吕凤仙才不理呢！她实在有些缠不清的。阿菊阿姨常到吕凤仙这里来，有时是晚上到她住处去，有时是白天到她帮佣的人家来，一来二去的，就也认识了陶雪萍。

陶雪萍的故事，引动了阿菊阿姨的伤心处。她流着眼泪，听了一遍又一遍。尤其是陶雪萍的父亲，不让陶雪萍去见她母亲的一节，因涉及了男人的无情，与她的遭际就有了相通的地方。她禁不住也要说起自己的往事。她们俩的故事，都讲得够多的了，即便是喜欢悲剧的奶奶阿婆们，也已经觉得了单调。所以，最后，就只是她们俩相对而诉。阿菊阿姨没有注意陶雪萍其实还是个半大孩子，而陶雪萍则表现得格外善解。她专心地听阿菊阿姨诉苦，为她叹息，挽着她的胳膊，送她回家。渐渐地，陶雪萍不再来她同学家了，也不再来她同学家的弄堂了，人们也把她给忘了。可是，谁知道呢？她现在频繁地进出于阿菊阿姨那里，成了那里的常客。

阿菊阿姨的东家住这条街西部的大楼公寓里。平时，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只有一个七十岁的老太在家，也挺冷清的。阿菊阿姨带来这个小姑娘，那么乖巧，顺从，一味地奉承，自然很喜欢。开始，老太是到灶间里听这小姑娘说话，后来，就让她进房间来。甚至，阿菊阿姨不在的时候，她上门来，老太也放她进去。但陶雪萍在这里要收敛得多。她看出这里的生活，要比她同学弄堂里的规矩大，不那么随便和开放。她走在大理石的楼梯上，听得见自己的脚步从高大的穹顶上碰回来的声音，有一股森严的空气笼罩了她。她从不在这里待久待晚。有过一次，她略晚了些，老太的儿子回来了。戴一副金丝边的眼镜，身上虽然是人民装，却烫得笔挺。从她身边过去，看都没看她一眼。陶雪萍不由便瑟缩起来。看大楼的老头，看她的眼光也是冷漠的，她不敢与他多话，晓得他不会爱听她的悲惨故事。只有这家的老太对她热切，虽然很多变。这一回与她说很多话，下一回却像不认识她似的。但总的说来，还是对她有兴趣的。

这个寂寞的老太，因为怕儿子，直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向儿子道出事情的真相。她告诉儿子，阿菊阿姨带来的这个衣衫褴褛的小姑娘，先后至少向她借过七八次钱。数目不大，一块，两块，最多三块，可却没有归还过一次。而且，这段日子，这小姑娘干脆就没露面。儿子听了很恼火，倒不单是为了钱，而是家里竟然有一个不明不白的人进出着，这破坏了他们严谨的门风。他立即向阿菊阿姨追查陶雪萍的来历，一查两查，很容易就查到了她的同学身上。这大的只是在家里凶，在外何曾遇到过这样的事情？把自己反锁在小房间里，哭得像泪人似的，怎么都不肯带阿菊阿姨去陶雪萍家讨钱。无奈，还要奶奶出面。吃过晚饭，奶奶带了阿菊阿姨，为了壮声势，也叫富萍跟着，一起去了陶雪萍的家。

陶雪萍家住这条街的横马路上，这条马路要杂沓得多了。沿街是板壁房子，间着一些店铺。菜场也是在这里的，于是，满街弥散着一股菜叶的腐味和鱼肉的腥臭。陶雪萍的同学都没去过她家，仅是听说她家住这条马路上的街面房子，隔壁有一个大饼油条摊。她们首先找进大饼油条摊的左侧门里，楼底是一条狭窄的过道，沿墙放几个煤球炉子，一架木扶梯，伸向楼上。她们摸了黑爬上楼，楼上更是一片漆黑，几扇门都关着，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人。她们胡乱在左右的木板门上拍着，喊着陶雪萍的名字。没有一个人来应她们，只得反身再鱼贯而下，木扶梯在她们脚下发出破裂的声音。出得门来，在街沿上站一会儿，定定神，再到大饼油条摊的右侧去。那里的一扇门倒是虚掩着，一推就开了。屋里开了电灯，一个男人坐在灯下喝酒。在他身后床上，一个女人坐在被窝里，抱了个婴孩喂奶。这对男女漠然地看这三个人一并挤进门来，听她们说是找陶雪萍，又接着听她们诉说陶雪萍的劣迹。她们很没趣地说完，停下来。屋里很静，只有婴孩吸奶的咂嘴声。自听到“陶雪萍”这三个字，女人就垂下了头，再没抬起，头发遮挡了她的脸，又是坐在影地里。她肩上披着一件棉袄，是那种混花的花色，颜色就暗暗的。男人始终没有中断喝酒和吃菜。奶奶挣着说了句：借债还钱，自古的道理。男人这才回了一句：我又没叫你们借钱给她。你怎么不讲道理！奶奶火了，放大声音。男人并不与她论理，埋头吃饭。奶奶的胆气壮了起来，她上前去，在桌子上拍了一下，说：你不还钱，我们不会放过你的。男人躲了躲，说：我没有钱。奶奶就没有遇到过这样无赖又软弱的男人，她再想吵，可却看见顶上阁楼边沿，伸出了一行小脑袋，暗中亮了一排眼睛，不觉手软了。

最后，是奶奶跑到小学校里，在课堂上，当场把陶雪萍捉了出来，逼她还钱。她当了老师和校长的面下保证，一定还钱。可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推到后来便不了了之。好在，阿菊阿姨的东家用意并不在她还不还钱，只是要告诫她从此不得再上门来，这样也就算完了。但这事在奶奶这边的弄堂里引起的激动，却久久不能平息，女人们谈论了很长时间。陶雪萍在她们的谈论中，变成一个险恶而且堕落的人。谁能想到呢？在她们规矩正派的生活里，竟会出现这样叵测的人和事。奶奶向人们描述她的家，父亲，继母，还有阁楼上的一行小弟妹。免不了添油加醋，可再添油加醋，又怎么及得上当时在场的一半感受呢！那是触目惊心的。不是穷，不是苦，而是潦倒，穷途末路。

陶雪萍的风波渐渐平息了，她不再跟她的同学上门。人们有时会问那大的：陶雪萍怎么样了？那大的很傲慢地说一声不知道，便走过去了。倒是富萍有一回在街上看见她。她一手抱了那婴孩，另一手拿了支棒冰。她将棒冰含在嘴里，含得很深，以致只露出棒冰的一截棍。她就这么含着棒冰，抬起一条腿，翻转过婴孩的身子，替他整理尿布，就像一个老练的母亲。婴孩的手一直向她脸上探着，扑打着，去够那根棒冰。她则偏了头，不让他够。后来，她终于从嘴里抽出棒冰，送到婴孩嘴边，棒冰已明显小去一圈。富萍是隔了马路看这一幕的，她看见的不是陶雪萍，而是自己，牵着叔婶家的一群堂弟妹。还有自己的将来，也是一群弟妹，只不过是李天华家的。所有的孩子都是一样的令人生厌，眼泪，鼻涕，屎，尿，争食，吵闹，打架。

陶雪萍竟然还在她同学家出现了一次。这一次，她穿了一身簇新的、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因从来没见她穿过完整的衣服，便觉得像换了一个人。一段日子不见，她又高大了一些，真是个大人了。她就好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那样，扑进门就吊住富萍的脖子，又抢了奶奶手里的锅帮着淘米。那大的和同学们伏在桌上正做作业，她过去拾了背上的辫子，解开头绳，编紧了，再系好。原来她是要去新疆农垦兵团，专门来向人们告别的。是因为穿了新衣服，还是前途有了出路，她神情显得明朗许多。虽然也还是四下讨好，但到底不是那么卑下了。她告诉人们，明天早晨就要到北火车站上火车，路上要走七天七夜，除了发她现在身上的单军衣，还发棉军衣，军大衣，衬里的卫生衣，卫生裤。还有棉被，棉毯，水壶，饭盒，手电筒。每月发工资，一年长一次。新疆那地方，盛产哈密瓜，白兰瓜，葡萄，随便吃。她巧舌如簧地说着这些，把人们都听迷了。在上海中心区的，这些保守的市民眼中，新疆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是戍边的兵士和充军的罪犯所到之处。可此时此地，却焕发出神奇的光芒，陶雪萍的生活从此而有了希望。

七　戚师傅

其实，富萍早就注意到了，房管处的戚师傅上门来修理房屋时，奶奶的神情就有了变化。

戚师傅是个身体壮实的中年人，剪着平头，穿藏青卡其的工作服，长方的国字脸。他极少言笑，但面相却又很和善，是个沉默的人。这幢房子里坏了什么，奶奶就直接找他，他也很上心，保证修得你满意。并且，他还会主动找东西修。有一次来修抽水马桶，他看见地上的马赛克脱落了几块，就记住了。这种老房子的装修材料，渐渐都不生产了。就说马赛克吧，是一种六角形的，比较小，又比较厚，和后来使用的马赛克规格完全不同。戚师傅就在别人家的旧房子上动脑筋。倘若有哪幢房子的浴室换地砖，他就将那敲下来的马赛克留几块，到这里来对。对了好几次，都对不上，他也不灰心。后来是找了相近的几块，很耐心地用锉刀锉成同样的大小形状，终于补上了。那段日子里，他一来到这里，什么也不说，就从口袋里摸出几块马赛克，蹲下身去对。对不上，也不说什么，站起来，停一会儿，又走了。奶奶呢，则背朝着他，干自己的事情，好像不晓得进来这样一个人似的。等他走了，才转过身子。

曾经有一回，厨房的地板坏了，戚师傅一连几天来修地板。照例是，走进来，什么都不说，将工具包扔在地上，伏下身去工作。近午时，又起来走了。下午，再来。奶奶也是照例背着身子，手不停脚不停地做事，可是话却比以往多，声调也高。人呢？活泼了许多。傍晚，收工的时候，戚师傅把工具收好，坐在小板凳上，点一支烟，慢慢地吸。奶奶就在跟前扫地上的木屑，烂钉子。这时，气氛是松弛的，奶奶也安静下来。戚师傅依然不说什么，慢慢地吸烟。等吸完这支烟，他站起身，走了。奶奶撂下手里的扫帚，反身也回了房间。斜阳从后弄里穿进来，照了厨房的一角地，地上新补的木条，是本木的浅黄颜色，上面嵌着铁灰色的圆钉。衬在发黑的旧地板中间，越显得干净，新鲜，散发着木头可喜的香味。

戚师傅是木匠出身。他们浦东乡下，有许多学木匠的，学完了就到浦西上海来做工。戚师傅的父亲，一个老木匠，先来到上海，而后再把他带出来。带他出来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念了几年书，手艺倒没怎么学，是跟了父亲一边做一边看，看出来的。老木匠在外国人的公寓里做工，除了木工，水暖电路，也要搭手做。他跟着，也看会了。这地方的手艺人就是如此，讲的不是精，而是杂，什么都要弄一点，什么也就是那么一点点，小毛小病。所以，别看戚师傅口讷，心其实很灵，比他父亲还行，一眼便看出症结，然后对症下药。一九四九年以后，房产国有化，戚师傅就进了房管所做修理。此时，老木匠已经告老还乡，大半生的积蓄在乡下盖起了两层的房子，一堂红木家具是他亲手打起的。土改分的地都入了农业社，做得动就去队里做几个工分，做不动，就在家里歇歇。反正有儿子从上海寄工资来买口粮。二分自留地种了瓜菜果蔬，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摘。买鱼买肉的钱总是有的，喝老酒的钱也有。老木匠享起了晚福，只等着一件事，就是抱孙子。

戚师傅是独子，二十岁家里就给娶了亲，正如俗语里说的：浦东大娘子。浦东人，比戚师傅长四岁，婚后就跟戚师傅到了上海。这样，老木匠才好放心回乡下养老。在上海，戚师傅住八仙桥那里。石库门的房子，一间西厢房。本来是租二房东的，现在，只向房管所交房钱。因为会木匠，便把这间旧屋打整得十分整齐。地板，门，窗，全都修理过。朽掉的地方换了新木料，插销，铰链，合页，锁，也旧换新。因此，严丝密缝，横平竖直。他女人又格外地要干净，窗上张了素花的窗帘，床上铺了素色的床单。柜子，桌子，凳子，地板，用碱水擦洗得发白。墙是用掺了胶的石灰水刷的，白得晃眼。走进去，人会觉得，干净到了寡净，有一股寒素之气。再细看看，才明白这样的过于清洁，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家没有小孩子。他们结婚多年了，却还没有生养。头几年，还寻医觅药，又弄些偏方来吃，七八年过去，就没什么想头了。老木匠也死了心，在乡下替他们抱了个儿子，说是替他们带大了，再送到上海去。可上海的两个人，回家去，看见那孩子，总归不贴心，热不起来。孩子也认他们生。看来是带不过去了，所以，就在老木匠家里过着。十三四岁时，老木匠曾想教他学手艺，可到底不是自己的种，死不开窍，只得罢了。

好在，上海这地方，对子嗣看得不重，不生养不算多么了不得的严重，就不觉得有太大的心理压力。两个人生活还比较宽裕，清闲。久了，就并不想孩子。只是，戚师傅是一个寡言的人，生性内向，很不善交际，极少朋友。这样的人，最需要家人了。无奈家人简单得很，只一个女人。戚师傅和他女人，也算合得来，但不是热切的那种，到底没多少话可以说的，还是没孩子，吵嘴都没个由头。所以，日子过得难免是沉闷的。戚师傅不像他父亲，有些贪杯，他就没什么嗜好。比较起来，他还是对手艺有兴趣些，除去上班，邻里们有什么活要他做，他随叫随到，都给做得很妥帖。因此，他虽然没朋友，人缘却是很好，都说他是个好人。只是这好人的日子，过得很淡。每天早上，他先去房管所报到，领报修单，然后挨家挨户去做活。做到中午，回家吃饭，歪在床上眯十分钟，再继续一家一家去做，到晚收工回来。

现在，他的活计就更杂了。不像以前在公寓里，多是修水管，电灯，门窗，电梯。现在，他做活的范围广了，人手不够的时候，那些旧式的弄堂房子里，天花板塌了，他要去糊，下水道堵了，他要去通。又有一片棚户，也属他们管辖，到夏天雨季，那就要上屋顶铺瓦了。他从不挑活，派给他什么就是什么。不像有些人，只肯做自己的手艺。所下面的地段上，居民们都认识他，“戚师傅”“戚师傅”的叫他。这时候，戚师傅感受到了一种热切，眉宇之间流露出几分欣悦。逢到小孩子在大人引导下叫他，他便尴尬起来，手足无措的样子，眼睛都不敢往他们脸上看，像是怕他们。他不晓得他其实是喜欢孩子的。

除去加急的活，要晚上加班，平时，都是白天。房主家多半只留个老太，或者保姆，奶妈，带着小孩子。他不善言辞，总是一头扎到做活的地方。问他事情坏在什么关节上，好不好修理，今天能否做完，他只简单地回答是和不是。于是，问的人也没话说了，走了开去，留下他自己。等再回来，他已经做服帖了，将地方收拾干净，挪开的东西放回原位，然后起身走了。人们晓得了他的脾性，从此也就不与他搭讪，全交给他，没什么不放心的。自己呢，该做什么做什么，说话也不避着他，反正他是个没嘴的葫芦，一点不碍事的。他确实也不听，听也听不进去。可是有一日，情形却有些例外。他在一家的浴室里装浴盆的落水，浴室外是一个过道，通往后门。过道里聚了几个女人，嘁嘁哝哝地说话。忽然，有一声抽噎传进他的耳朵，他的心牵了一牵，不由竖起耳朵。听见那抽噎的声音在诉苦，诉她没有儿子，受亲戚欺的苦处。戚师傅自己的生活非常简单，又很少留意别人怎么过。所以，他其实是阅历很浅的，无论大喜还是大悲，都了解甚少。这时候，听那女人诉怨，不期然间，领略了人世的炎凉，是相当触动的。他装完落水，又放水检验下水的快慢，顺便将浴盆抹洗了一遍，然后收好工具走了出去。走过那伙女人时，他的眼睛在里面找了找，找到一双哭肿的眼睛。这双眼睛回望了他一下，眼梢细长的，嵌进眼角里。半月以后，他又来到这幢房子，是三楼的踢脚板坏了。他从后弄走进去，后门左手是朝北的灶间，有一个女人背对着门站在桌边切菜。菜刀急骤均匀地剁着砧板，清脆地响着。女人听见有脚步声，侧过身望了望。这样，他就看见了砧板上排得很齐的胡萝卜片。女人趁了转身的空隙，顺手捞了片胡萝卜送进嘴。她耳垂上的一双金环子，随了转身的动作晃动着。胡萝卜鲜亮的橙红色，金耳环的金，衬了女人头发的乌黑，黄白的带点双下巴的脸，身上又是件阴丹士林蓝的褂子，这一片颜色，绚丽地进入了他的眼帘。他认出了这个女人。

方才说了，戚师傅的生活是简单的。不能说他没见识，但所见所闻都是与他无关的，他从来不深谙它们内部的含意。那一日，他窥到这个女人的生活，其实也很表面。但对戚师傅说，已经是相当深入了。他心里涌出一股同情，因此而有些缠绵。这一回，他依然没有同这女人搭话。后来，他还到这一个门牌号头里来过两回，却没有碰到这个女人。听邻居们说，她带东家的孩子看牙去了。这时，他变得注意听别人的闲谈了。他从那门里出来时，心情竟有些失落。他看见过道里，倚墙有一把小靠背椅，小孩子坐的那种。椅上放了针线筐，筐里搁着一件缝了一半的衣料。藏蓝的底上，一朵一朵小白花。衣料松松地团着，显出布质的筋道，硬挺和清爽。他无端地认为，这是那女人的东西。

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几乎叫戚师傅猝不及防。礼拜天下午，戚师傅到弄堂口买香烟和火柴，听见身后有人叫“戚师傅”，回头一看，竟是那女人。她说：戚师傅原来住在这里啊！他说：是啊，要不要进来坐坐呢？于是，那女人跟他进了弄堂。女人悠闲地看着两旁的石库门，门多是开或半开，露出浅显的一方前庭，大好的太阳里，有些飘动的衣影。女人告诉戚师傅，今天东家一家出门做客去了，她就出来找她的同乡玩。她的同乡就在八仙桥帮佣，和戚师傅你住得很近呢，女人说。不料，同乡也出去了，说不定就是到她那里去了。她说话的口音是掺杂了沪语的苏北话。戚师傅并不能区别苏北话和苏北话的不同，只是觉得这女人的话要绵软些，有些歌曲般的尾音。他虽然只是听着，但应答却比平时要活泼。女人跟了他从后门进去，走过天井。天井边，沿墙的地方生了些绿苔，两个并排的水斗的外壁上也生了绿苔。水泥平台上放了盆栽的花草，有一株月季，盛开着。太阳好，四周窗台上都铺了被褥在晒。天井顶上，横七竖八地晾着几竹竿衣物。午后一两点钟光景，一天井的太阳光。没有人。弄堂外边，马路上的市声，能听见一些，却隔了一层膜，变得柔和了。戚师傅把女人让在前面，走上楼梯。楼梯比较陡，女人的脚就好像踩在戚师傅的头上，他看见鞋底上的盘花针，还有鞋帮里边肉色的线袜。走上一截楼梯，她站住了，询问地回头看戚师傅，意思是到他家了吗？楼梯口很逼仄，戚师傅从她身边挤过去，摸钥匙开门。女人身上的气味扑鼻而来：柔软的，烘热的，雪花膏的艳香里边，隐藏着的微酸的体味。他终于开了门，先让女人进去，然后随手带上门，司伯灵锁咔嗒碰上了。这一声响将他惊了一下，身上忽地冒出汗来，他想都来不及想，就从身后抱住了女人。女人反转身来，窗格子后面有一条阳光，正斜在女人的一只眼睛上，眼睛周围的皮肤显得很肉。那一只眼睛好像是一只什么动物的眼睛，飞快地眨了一下。

后来，女人还到戚师傅家来过。星期天，或者晚上，他女人到浦东去的日子。女人爱说：当你是好人呢！然后对了镜子梳头。那时候，女人还留了髻，头发长长的，抿了刨花水，紧紧地贴了头皮。为了要更紧些，还在头顶勒一条布带，咬在嘴里。将梳齐的长发在脑后窝一个扁扁的髻，罩上发网，叉几柄钢叉，再松下布条。戚师傅看这女人梳头，心里有股子悸动。女人扣衣服也令他瞩目。是斜襟的布褂，长纽，女人一只胳膊抬着，另一只胳膊伸到那边的腋下，一粒一粒地扣下来。领口的那一粒是留最后扣的，她抬起两只手，将领口紧一紧，略显费劲似地，扣上了。这样，女人又变得端庄，整齐，规矩，而且素净。戚师傅平淡的生活里，终于尝到了一点甜头。可是，不久，这一点甜头就变成了人生的酸楚。

这一日，女人来了，没有往他跟前去，而是在他对面一张椅子上坐下，双手交叠着，放在并拢的膝上，样子很郑重。然后告诉他，她有身孕了。他渐渐听明白了这话的意思，开始还平静着，接着就激动起来。他搓着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因房间小，就老碰着东西，他也没觉着。女人看着他，以为他是发愁，不料，却见他在笑。笑容使他的脸多出几道平时不见的纹路，就有些变形。女人等着他拿主意，等久了，不耐地拍一下桌子，他却听不见。女人赌气说：我这就把小死鬼做掉去。不料戚师傅极敏捷地掉了个身，伸出手摇了摇，说：不要！不要什么？女人逼问道。戚师傅又重新搓起手来。女人不晓得戚师傅的心思，看他连人都变得陌生了，一气之下，站起身走出去，把楼梯踩得咚咚响。楼梯口的几扇门都张开了一点缝，看着这个女人的背影下了楼去。

戚师傅的女人多少有点知道他两人的事，邻里们自然会透露出一些。所以，戚师傅告诉她，那个女人身上有了他孩子的时候，她是有所准备的。气过了，哭过了，和男人闹分床睡，又回了一次浦东娘家，最后就决定要这个孩子。总归是一半的骨肉。做过决定，便平静下来。本来也不是多么卿卿我我，连柴米夫妻的那一点共患难，在他们也是缺的。所以，复回原状就算不上什么难事。现在，还有了一个孩子，在向他们招手，前途倒有了些光明。暗暗的，他女人甚至心存感激，感激有人替他们生养了。然后，戚师傅就去找那女人，告诉他的决定。他们夫妻商量好，接女人到浦东去生养，就说是一个远亲，又有何妨？生完了，留下孩子，各走东西，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戚师傅是借换铁窗把手的由头，上女人那里去的。他挑了个下午一点钟的时间去，邻居们刚吃了饭，在歇午觉，小孩子又去上学了。这一回去，距离上回女人来他家，告诉身孕的事情，已有一个月的时间了。这一个月没有见面，就好像隔了很长时间。他去的时候，女人端把小椅子，在房间前，花园的台阶上，擦钢精锅。她从什么地方讨来半畚箕黄沙，将锅擦得锃亮。当头的太阳下，沙子黄得特别鲜艳。女人的黑发，蓝衫，白袜，也特别鲜艳。戚师傅的心不由又动了一下，想起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其实发生才不久，可却显得相当隔膜。现在，他心里揣着一件紧要的大事，要找女人商量。戚师傅不是一个懂人情世故的人，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们这决定会对这女人起什么影响。所以，并不怎么困难的，他就把计划和盘托出。女人低了头听，手下着狠劲，在锅面上擦出一道道雪亮的光。听他说完，半天，女人笑道：你们倒是一条心啊！戚师傅不太晓得她的意思，但她的笑却使他感觉到害怕。他不敢再多问，做完活就走了。

戚师傅要不来这一趟，告诉说这一番打算，她兴许还下不了这个决心，毕竟肉是长在她身上。可戚师傅兴兴头头地来，兴兴头头地说他的如意算盘，这不免有些欺人了。当晚，她流着眼泪对吕凤仙说：我自己没儿子，倒给他们生儿子？我才不做这冤大头呢！然后，她就向东家谎称开盲肠炎，去医院动了手术。吕凤仙帮她做替工，送饭到医院给她吃，还找了自己在徐家汇的一个远亲的家，让她去养了两天。此事只有吕凤仙一人知道，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吕凤仙的嘴再紧，事情还是慢慢地泄露出来了。

孩子打掉了，戚师傅变得更加沉默。有时候回浦东家中，看到父亲替他领来的那个孩子，已经初中毕业，长成半个大人。这个孩子生得很俊秀，奇怪的是，也和他一样寡言。他不肯学木匠，读书也一般，就是喜欢养活物。养了一群鸽子，一笼兔子，猫和狗。夏季时，满屋都是叫蝈蝈和金铃子的叫声。所以，这座上下两层的房子，虽然人口不多，却很热闹。早晨，戚师傅躺在床上，听见那孩子噔噔地上到屋顶，打开鸽棚的门，招呼鸽子出来。那脚步和召唤都是活泼的。终于，有一日，他将这孩子带去了上海。他只许孩子带一对鸽子，还有一条狗。早晨，雾还没散尽，通往轮渡码头的路上，走着一父一子两个人。父亲背一个大包裹，儿子背一个小包裹，怀里抱一条黄狗，肩上站一对鸽子。

八　祖孙

一些日子以后，戚师傅和那女人都有些老了，过去的事情变淡了。偶有一次，戚师傅忽又动情，对女人说：我是想讨你的，可是没有办法。女人一听就动了气，说：你讨我？你讨得起我！她打开床头箱子上的锁，揭开箱盖，在箱底摸出一个小包，兜底往床上一倒。倒出金戒指，金顶针，金锁片，两个元宝，又摘下耳垂上一对金环子，扔在一起，说：你用什么讨我？她的上唇因讥讽的微笑更吊起了一些，显得厉害，也显得可怜。戚师傅走过去，想帮她戴上耳环，拙手拙脚的，挂住了头发。女人的头发已经铰短了，顺在耳后，稀薄了不少。正在这时，富萍走进来了。两人都一尴尬，戚师傅放下金耳环，走了。

奶奶在床沿上坐下，慢慢将耳环戴上，看着这一小堆金灿灿的东西，对富萍说：你也过来看看。富萍不动，迎着窗户外的亮，穿一根针。奶奶笑笑，又说：你过来看看，看看奶奶这么多年，攒的东西。她不管富萍过来不过来，兀自地细说起这些金货的成色，款式，价值。富萍渐渐转过身来，虽然还是没过去，可眼睛却看着，耳朵也听着。奶奶把东西一件件拾回袋子里，接着说：奶奶是命苦，可总归靠自己，连一根针，也是自己挣的。奶奶站起来，将东西收进箱子，再锁上，一边往下说：认了你那个女婿做孙子，是为了防老，可也不会让你们白赔的，不相信，问你婆婆去，孙子身上，她花钱多，还是我花钱多？这话很扎耳，但因为是带了一股豁出去的劲，兜底说出来的，富萍倒并没觉着被伤着什么。什么“女婿”啦，“婆婆”啦，这些字眼，要放过去，她是听不得的。可现在，奶奶的话里有着更重要的意思，那些字眼就算不上什么了。奶奶转头看看富萍，傻愣愣地站在窗户前。看她来这么些天，说是享福，却并没有胖一点，反而瘦了，话也不多，不晓得有多少心事呢！她叹了一口气，说道：孙子是个没性子的人，他，不会欺你，可你也指望不了他，你也是个靠自己的人，我们祖孙二人，是一样的命。这话可能是有些讨好拉拢的用意，却也不乏真心。这些日子下来，她看出富萍不可小视。

有了这一次交心，富萍和奶奶近了些。有时候，奶奶和她说起孙子，她也能听着，不像以前，拔脚就走。奶奶还是很心疼孙子的，她回忆他小时候剪个瓦爿头，夹个布袋子去上学的样子。后来长大了，剪学生头了，前面搭一绺刘海，眉眼又清秀，常被人认作女孩儿。过继给奶奶的时候，孙子小学刚毕业，年年都是三好生，可是家里穷，弟妹多，读不起呀！那一日，孙子穿一双露脚指头的鞋，站在奶奶跟前，一声不吭。他妈推他给奶奶磕头，说磕了头，奶奶就供他读中学。他不动，眼泪成串成串滴在面前地上。奶奶就这样把他认下了。再下一次，奶奶回扬州乡下，已经是两年以后，孙子到码头来接奶奶。他个头蹿了些，更显得单薄。还是不说话，低头将奶奶的行李归在一处，用根扁担，挑起就走。奶奶跟在后面，看着他一扭一扭地挑了担子走，还算有劲。到底是乡下孩子，身子再娇也拗不过命。奶奶自己的亲女儿，对奶奶认孙子自然要不高兴，说我可以养你老。奶奶说：你还有婆婆呢！认了孙子后，女儿时常来说她大伯哥大伯嫂的坏话。说他们怎么样算计着向奶奶要钱，要东西；盖房子时，又怎么奢侈，不节省，不晓得心疼钱；还和外人说，是看奶奶没儿子，可怜，才给她孙子的。话到奶奶的耳朵里，总会有反应，虽然不会直接去和儿子媳妇对嘴，可话不是最怕传吗？一传两传的，就要传出些是非。但无论何种是非，都没有孙子的事，都碍不着孙子一点。连奶奶的女儿都不说孙子一个“不”字。孙子是个好孩子。富萍静静地听着，眼面前渐渐有了孙子的形象和动静。她是没怎么见过孙子的，低垂的眼睛里，只有一双并得拢拢的脚，白袜黑布鞋。她也没怎么听过他的声音，那日他来送去上海的盘缠，和她婶娘说了几句，只有零碎的字音飘进耳朵。他们的乡音本来就是细柔的，他的更细柔一些，有些像唱戏。

从小生活在不是至亲的人中间，富萍对人一贯保持审慎的态度，所以，她是会识人的。她只一搭眼，便知道这是一个乖顺的人。现在，这个乖顺的人在奶奶的描述中，变得清晰起来。他牵了父母，弟妹，一大群亲戚和一大堆是非，站在富萍面前。富萍最晓得亲戚是怎么回事了，亲戚就是一大堆麻烦。所以，富萍看到了一个十分麻烦的将来。这时候，孙子的乖顺又成了一个缺点，这使他绵缠在这堆麻烦里，脱不了身。孙子的温柔也成了缺点，当断不能够断。富萍就有些对孙子生恨。这期间，孙子给奶奶来过一封信，找东家的那个大的念过后，奶奶就和富萍说：这信是写给你的。信上一句没提富萍的名字，句句都是问候奶奶。问上海的天气如何，有没有流行性疾病，饮食怎样？倘需要什么家乡的土产，他给奶奶寄，倘若过不习惯，就回来。奶奶的房间一直都收拾着，干干净净，院子里，他栽了几棵向日葵，大花盘正在奶奶的窗户边，打上了一些花影。家里喂的小鸡长大了，生了蛋，母亲把新鸡蛋都留着，给奶奶吃。鸭子也很好，每天拾一篮鸭蛋，猪呢？长膘了，等奶奶回来，可以杀了吃肉……奶奶说：他明明知道我不会回去，还不都是等富萍你回去？这是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写得很优美。富萍不由也被打动了，对孙子的恨意化作了一股怜惜之心。

到底，奶奶向富萍提起了回去的事情。此时，已到了阳历年底，奶奶的意思是，富萍应当回扬州过年。奶奶说：不是奶奶不留你住，哪有人过年还出门在外？像我，奶奶说，现在还做得动，就算是东家家里的一个人，你却不能学我。富萍低头不语，奶奶又试探着说：我晓得你也不喜欢你叔叔婶娘那个家，春节和孙子办了事，也好，你婆婆信上都提过两回了！富萍红了脸，奶奶以为她是害羞，哪知道她陡地生了气，心里说：没有家回也不去你孙子家。奶奶按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富萍，你要什么和奶奶说，奶奶送你。富萍说：不要。奶奶这才觉出富萍有些带气。这晚上，祖孙俩睡在床上，想着心事。两个小的睡熟了，安静得很，就听见钟的走秒声，嘀嗒，嘀嗒。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两人心里都犯愁，眼看就要到旧历年，人是回去还是不回去？

上海的街头，即便是这闹市的中心，到了这季节也萧瑟了许多。寒流来了，行道树一批一批地落着叶子，飘下来绿的，转眼间便黄了，踩上去，“枯滋枯滋”响。像东家家里那两个小的，专爱拣枯黄的树叶踩，踩响一个就高兴地跳起来。街头在这欢喜的叫声中逐渐荒凉下去。阳光变得苍白，惨淡。行人少了，要是有，也是在匆匆地赶路。商店，依然开门，生意却清淡了一些。店员们袖着手，怕冷地轻轻跺脚，在柜台里走来走去。富萍最爱的布店，布匹的颜色似也暗淡了一些，多是做冬装的灰、蓝、黑，质地厚重的呢料。富萍替奶奶买东西，从街上走过，感受到这寥落的气氛，也觉得是到回去的时候了。她怎么办呢？可能是她多心，她感觉东家的师母对她，也不像以前那么热情。近来，师母回到原先的机关工作，每天回家，在一张桌上吃饭。吃饭时，师母不如以前那样关照她。富萍知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看起来，奶奶这边开始着手准备富萍回去了。她给富萍买了一件红绸棉袄，中式装袖，是上海新近流行的样式。奶奶让富萍试穿，富萍不肯，让奶奶放着。奶奶给富萍剪了一段银灰舍味呢，要带她去做一条西式裤，富萍不去，说等等再说。奶奶又给富萍买了绸被面，枕套，羊毛毯，富萍看都不看一眼。奶奶无奈，流下了眼泪，说：富萍，你是嫌弃孙子了吗？富萍性子硬，就见不得别人软，又是长两辈的奶奶，带着哀告。她说：不是。奶奶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奶奶给你的东西？富萍说：我还小。说出这话，她觉着自己的眼泪也要流下来了。奶奶止了眼泪，叹一口气，换了冷静的口气：你还是有些嫌孙子，嫌孙子弟妹多，拖累大，说是进门当家，这又不是个什么好家，是个破家，当还不如不当。你还嫌孙子太老实，太听话，是个孝子，只怕要向着公婆多几分。富萍听得不由呆了，想奶奶看得真清楚。其实，谁又看不清楚呢？明摆着的事情。她以为自己的心思有多深，不过是三言两语便挑明了的。奶奶最后说道：我是为孙子抱屈，他是叫他这个家埋没了，单凭他的人品，就不定非找你富萍了。这又是一句挑明的事实，富萍当然不会不懂，可由奶奶直接说出来，到底受不了。她包了一眶眼泪，说：当初又不是我找你们！

富萍和奶奶生了隙。她还感觉到吕凤仙看她的眼光里，有着“配不上孙子”的意思。另外，东家的那个大的，有一日突然和奶奶说：你们害了孙子。两个小的也跟着奶奶，叫“孙子”“孙子”的。大的说：孙子的前途叫你们断送了。富萍也把这话听进去了。隔壁的那些阿婆阿姨们，带了更加严厉的表情审视富萍。富萍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立，她晓得人们其实是看不起她的。她有时天黑以后，走到前弄堂，女中的篱笆墙面前。天冷了，操场上很少人，女生们爱来的角落里也没了人，静悄悄的。她没有听到任何声息，便又折了回来。她走到弄口，站了一会儿，选择一个方向，走了去。商店大多已经打烊，橱窗里的日光灯还亮着，惨白地照着面前的地砖。倒有一些小店，还开张，一盏四十支光的电灯，垂挂着，有着些温暖的人气。她沿了马路走去，无意中拐过街角，马路变得窄小，而且昏暗。走着走着，她想起来，她曾经来过这条马路，是去陶雪萍的家。陶雪萍去了新疆。现在，这个城市里，她一个熟人也没有了。她正走着，身边小弄口里忽地窜出一个人，叫她道：阿妹，停一停！她一惊，那人已经来到跟前，觍着一张脸。看上去，很年轻，却相当油滑，一口白牙在暗光下闪烁。她绕过去，加快脚步。那人并不追逐，只是很遗憾地在身后叫：阿妹不要怕嘛！富萍怎能不怕？她索索地抖着，走出这条阴晦的小马路，走上略微明亮的大街，往回走去。她喘息未定地进了后门，厨房里聚了大人小孩，听奶奶讲鬼故事。奶奶脚边放了一篮洗净的豇豆，正用针和线将豇豆穿起来，晒干了好煮红烧肉。穿好的豇豆一圈圈盘在扁筐里。小孩子们抢着帮奶奶递豇豆，一边被奶奶的描述吓得惊呼。没有人注意富萍进来，更没人注意她惊怵的脸色。富萍走进房间，东家师母在小房间里，大房间黑着。她没开灯，其实也不顶黑，有微明的光照进来，照着地板上的木纹。富萍坐在床沿上，心跳得很快，气喘得又快又急，久久平息不了。最后，她想：你们要我走，我偏不走！

奶奶不是个有城府的人，心里的不高兴挂在了脸上。富萍呢？更是个性子硬的人，奶奶不和她说话，她也不会找话和奶奶说。奶奶不派给她活做，她也不会自己去要求做点什么。于是，她成日不说话，也没事做。因有了上回受惊吓的经历，她也不敢随便到马路上走去了。她坐在小板凳上，本来就生得木，这样不说话，不做事，更变呆了。小孩子就在她跟前玩那种游戏，一群孩子一边跳一边唱：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唱到“动”这个字，便煞住动作，千奇百怪地定在那里。小孩子都是墙倒众人推的“众人”的角色，见谁倒霉，就跟着起哄。有的孩子还将最后那个“不许动”的动作，定格在富萍的脸面前。而她一点不躲闪，好像看不见。尤其是东家家里的一大一小，看出奶奶在冷落她，吃饭时，就热烈地与奶奶攀谈，疯笑，衬托出富萍的寂寞。奶奶嘴上与她们搭讪，却是心不在焉，不时从眼角偷看富萍。富萍低了头划饭，把饭划成半堵墙似的陡，还一径地往里掏。奶奶终于忍不住，搛过去一筷菜，斥道：作兴这么划饭吗？掏空米囤子！要换个人，就能听出奶奶和解的意思了，可富萍的性子，给她个台阶也不下的。所以，就不回答，头都不抬，依旧划饭。

奶奶逐渐变得抑郁起来，时常流着眼泪，而且易怒得很，和两个小的斗嘴，也会认真动气。吕凤仙劝她，她就说：我对不起孙子，孙子要怪我了。富萍听不得这话，一听就要跑出去，顾不得马路上的险恶。她气鼓鼓地走在马路上，心里说：光天化日的，不相信有谁能吃我！那一回可怕的遭遇，隔开了些时间，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再讲真是光天化日的，能有什么呢？富萍倒因为那一次的经验，变得胆壮了。于是，她开始往外跑了。早上跑出去，中午，甚至傍晚才回来。谁也不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做些什么。最晚的一次，她回来时，家家都已经吃过晚饭了。奶奶等她进门，就流着眼泪说：富萍，我真不敢留你了，你还是家去吧！富萍不回答，但奶奶的忧伤还是叫她心软了。她走过去，接过奶奶手里洗着的碗，低头洗了起来。奶奶干脆就双手掩面，大声地抽泣起来。憋了一时，富萍齆着鼻子说了声：我家去。奶奶的抽泣慢慢低下去，最后停止了。

接下来的日子相安无事，富萍看起来是收心了。她看过奶奶替她买的东西，一件一件收好。又让奶奶陪着，去裁缝铺做了料子西裤。回来，经过那家布店，奶奶带她走进去，叫她挑自己喜爱的花布。富萍的目光流连在那一匹匹的花布上，神情变得有些怅然。她挑了许久，才挑定了两段。看那店员从货架上拖出来，摔在柜台上，抻着手臂扯布，布匹在台面上“啪啪”地翻着身。然后，剪刀剪开，“刺啦”地扯开，算盘珠子便清脆地响起了。钱款和票据夹在铁丝上，“唰，唰”地来回一趟，买卖做成了。奶奶又剪了两双鞋面布，吩咐富萍给孙子做两双鞋。富萍竟也没有回绝。祖孙俩拿着新买的东西，慢慢往家走。街面上比前阵子倒活跃了些，性子急的人开始办年货了。熏腊店挂出了火腿，腊肉，咸蹄髈，炒货干货也上了柜。大人带了小孩买新年穿的鞋袜。棉花店的生意热起来了，多是年里办事的新人在添置被褥。树叶子落尽了，天空显得开阔了一些，也清澈了许多。电车的电线从天空中拉过去，有一股疏朗和流畅的节奏。沿街的住户，有几家爬在窗台上擦玻璃窗，下午的太阳光打在玻璃窗上，窗又一摇一摇的，光便一闪一闪，有几下闪得特别耀眼。奶奶嘱咐富萍，回去后，和她婆婆说，乡下有人来，带一个猪腿，两只母鸡，东家师母早已经说过了。富萍便应着。

走的日子定下了，奶奶托那大的给乡下写了信，让孙子到时候去码头接人。邻里间晓得富萍要回去成亲了，都来送过东西。数吕凤仙的礼最重，两磅驼色的粗毛线，是给孙子的，一磅半粉红色中粗毛线，给富萍。师母送的是一对枕头套，其实是把钱交给奶奶，让奶奶做主买的。大约还有十天的时间，富萍也不出去了，就给孙子做鞋。长长的纳底线，刺啦刺啦从针眼里穿过，穿过，富萍的一生基本就这么定了局。

九　舅妈

这天下午，那大的放学回家，不像平日那般话多，一摸额头，原来发热了。奶奶就要带她去看病，让小的也去，却不肯。前面不是说过吗？小的正是样样作对的年龄。只好把她放在家里，好在有富萍。奶奶嘱咐富萍五点钟时，把饭先烧上，菜拣好洗好，不要让小的到外面去疯。等看过病，拿过药，回到家里，已是五点半。菜没洗，饭没烧，富萍也看不见了。小的倒很乖，一个人守着家，将八百年前的珠子搜罗出来，静静地穿着。问她富萍到哪里去了，小的回答，叫她舅妈领走了。奶奶心一沉，气都喘不匀了，说：舅妈？富萍哪里有舅妈，从没听说起过嘛！小的很沉着，说是一个大块头女人，讲苏北话，富萍叫她舅妈，舅妈说带富萍去玩几天再送回来。奶奶再问多少天回来呢，小的就白奶奶一眼：不是说几天就回来吗？奶奶转身去看富萍的东西，东西都在，给孙子纳了一半的底也撂在针线筐里。心里稍定了点，才去赶着烧晚饭。

这顿饭，奶奶完全乱了手脚。饭是夹生的，切菜切了手指头，汤里没放盐。向来不计较的师母也说话了，问奶奶怎么了。奶奶就推说带大的看病，回来迟了，才慌了。过了一时，还是忍不住，将富萍跟舅妈走了的事说给了师母听。师母沉吟了一会儿，说：孩子是老实孩子，就是不晓得这个舅妈的来历。可师母到底是从军队里出来的人，看事情比较简单，也习惯从好的方面去看，很快就释然了，说：也许富萍真有一个舅妈，带她去玩几天，并没什么的。奶奶心里就又定了些。然而，事情到了吕凤仙那里，便陡地严重起来。她的长眉跳动着，表情变得紧张，说：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个舅妈呢？

舅妈，其实是有的，还是富萍的亲舅妈。她舅舅从小跟了船上的大伯，到了上海。舅妈也是船上人家，做的同是运送垃圾的营生。后来，就归进了政府的环卫局。现在，他们在岸上落了脚，住在闸北，东火车站那一带。富萍不记得是否看见过舅舅，但有时会听叔叔婶娘说起，有这么个舅舅，名叫孙达亮，住上海闸北，摇垃圾船。当她和婶婶怄气，婶婶会说：不欢喜在这里过，到上海去找你舅舅啊！富萍母亲去世时，舅舅从上海回来，替姐姐送葬。办过事后，亲戚们就要安置富萍。其时，她父亲早三年走了，她这个孤儿，有两个去处，一是舅舅家，二是叔叔家。舅舅以上海不好进户口推诿了，富萍便到了叔叔婶娘家。因为时常听人们这么说起，所以，富萍对这个舅舅，便怀了相当疏远的心情。多少年来，舅舅可能是怕负责任，干脆绝了来往，连封信都没有的。其实，富萍也早把这个舅舅忘记了。可是，住在奶奶这里，后来的那些苦闷的日子，却逼着富萍想起了这个舅舅。

当她一个人，豁出去地，在马路上走着，满目都是陌生人，不胜凄楚地想：这么大个上海就没有一个可以投奔的人和地方。这样，她心里便跳进一个人来，舅舅！开始，她并没有下太大的决心去找舅舅，只是，反正没有地方去，一样在马路上走，何不就朝了火车站的方向走去？她记得来上海时，下火车后搭的那路无轨电车，现在，她就从那路电车的车站出发，沿了电线走。她并不是没有坐车的钱。孙子送来的盘缠里，供她零花的费用，她没动，收着。替月子婆洗小毛头尿布的工钱，她也收着。平时，奶奶两角三角给她的钱，她都收着，没有动一点。她没有搭车是因为她想走。她一点不知道，前边有什么在等着她，这样走着呢，心里却滋生出一些朦胧的希望。头两天，她走了两三站路就折回头了，不敢再往下走。渐渐地，由于对路线的逐步熟悉，她胆子大了，就越走越远。她往往错过吃饭的时间，甚至天都暗了，她才返回去。这时候，弄堂里已经空无一人。富萍想到明天还要继续去火车站，便振奋起来。

有一天，她已经走到了火车站，但是却不是东火车站，而是北火车站。人家告诉她，东站还远，沿了铁路再向东去。于是，第二天，她再从头来起。终于，她来到了东站。站在旱桥上，望着桥下那一大片棚户，她茫然地想：这里真有个舅舅吗？火车的汽笛声，在陡然开阔了的天空中回荡，有腾腾的白烟，涌起，又漫开，过去。是因为走熟了的缘故，走到闸北的时间比她预计的要早，大约是中午十二点的光景。这一片棚户的上方，萦绕着丝丝缕缕的炊烟，散着股柴火和煤炭味。太阳暖烘烘的，晒得她背上发烫，加上走路走急了，她出了汗。这就是人们说的，闸北，东火车站，旱桥底下，舅舅住的地方。可是，这片棚户那么大，而且密密匝匝，找一个人，简直是大海捞针。她看见底下，屋檐之间的狭缝里，有个女人在晾晒洗好的衣服，然后，走进去，不见了。眼面前，尽是屋顶的黑瓦，间有一些水泥的平台，凸出在黑瓦之上。黑瓦，一直连绵到天边。

然而，这一大片棚户，就像一张大网，它们互相联系。富萍问了第一个人，有没有一个叫孙达亮的男人。第一个人虽然不认识孙达亮，但他很负责地将她引荐给了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又将她引荐给第三个人。他们很有信心地将富萍这样接力棒似地传着，相信她一定能传到地方。富萍身不由己地被传给一个又一个人，有的是一个老人，有的是一个妇女。他们都说着富萍耳熟的乡音，富萍甚至能辨别，是在她们家东边的那个县份，还是西边那个县份。他们不像奶奶那样，带了上海腔的。富萍跟了带她的人，从狭窄的巷道里穿过去。有的敞开的门里，正在吃饭，一眼看见有陌生人来，便端了饭碗走出来问：找谁家的？带富萍的人告诉说找谁家，他们便一同歪了头想，想，然后提议说问谁谁谁去。于是，便一起去找那个谁谁谁。这些房屋大都是砖砌的墙，有的还用竹篱笆围个巴掌大的院子，种些瓜豆，藤攀上来，挂在篱笆上，就有一股草木和砖瓦的气息。又叫爽利的阳光一晒，更加蓬勃。地是泥地，有时会有一段砖铺的甬道，或者一方水泥地坪，中间立着一杆自来水龙头。富萍渐渐走进了这片棚户的腹地，她已经记不清被传到第几个人了，她甚至还在其中一个人家中吃了一碗青菜烂面。最终，人们将她引到了孙达亮的家。其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放早学的孩子呼啸着穿了过来。太阳略斜一些，光也柔和了。

舅舅不在家，面前这个女人大约就是舅妈了。胖胖的，大脸盘，大眼睛，短鼻梁，阔嘴，那种欢眉喜眼的样子。她和舅舅在一条垃圾船上做，今天休息，洗了一院子的衣服被单。做垃圾船是个腌臜生活，他们就养成特别爱清洁的习惯。见过他们的船吗？那才叫纤尘不染。红漆的床，柜，地板，板壁墙，每天都刷洗一遍。后舱里是垃圾，用帆布遮住，边和角都拉严实了，系牢，不漏一丝缝。那气味，还是很重，苍蝇成群结团地随了船走。可是，前舱和甲板上，却干净极了。矮桌子，小板凳，直接在河里刷过的，手脚也是随时洗，不穿鞋，赤了脚，在舱里舱外走来走去。要是回家，那更要大洗特洗，大晒特晒。岸上的人都嫌船上的人，说他们吃苍蝇下饭，其实船上的人最干净了，最容不得腌臜。

舅妈原先也是船上人家，后来嫁给舅舅，就到了舅舅船上。这是垃圾船上人家最通常的婚姻。别人家的女儿一般不愿意嫁垃圾船上的人，就像方才说的，有偏见，说人家是吃苍蝇下饭。也有嫁过来的，嫁过来，就跟了在船上做。运一船垃圾到江苏地界的垃圾点，来回两三天，夫妇俩做一条船，最方便合适。垃圾船上的女孩儿呢，至少有一半倒是不情愿往外嫁的，不甘心看人家眼色，总归好像高攀了似的。再则，她们也过惯了船上的生活。船沿了苏州河，一开出去，心里就开阔了。三四月份，两岸的油菜花都开了，亮闪闪的，粉蝶飞舞着。几场春雨下过，水变得清澈了，倒映着船身。到了中午，或者傍晚，船靠岸停下，生火点炊，烧饭吃。苍蝇是有的，而且很不少，但不见得是下饭吃。靠岸烧饭的，多是固定的几处地方，就有相熟的农人，过来招呼。向他们拿托买的上海的东西，又送几棵新割下的瓜菜到船上。这生活很有趣，也自由，船上长大的孩子，一般都喜欢，反觉得工厂里流水线上三班倒，不可忍受。所以，女孩子也就不大反对嫁船上人家。他们都是苏北籍贯，也不都是，有那么几个不是的，也跟着说苏北乡音。走进他们的住宅区，就好像走进一个村庄。他们比村庄还抱团，还心齐，一家有事，百家帮忙。在这里是这样，走再远还是这样，他们的乡音就又是一个标志，标志他们来自于同一个部落。联姻，又使他们的联系更加紧密和稳固。

舅妈抻着竹竿上的床单，大声和来人说话，问身后跟着的是谁家的女孩子。不等回答，反身引他们进了屋子。舅舅家的屋子是两间头的砖房，外间的中腰里又拦了一半，搭起个阁楼。阁楼上开一扇窗，就变二层的了。门和窗的朝向不甚明确，像是朝东，又往南挤过来一些。这里的房子全是这样挤挨着，见缝插针。有歪着的，有斜着的，但整体上看，还是整齐的，以巷道划出经纬。舅舅家也很干净，虽然并没有一件整齐的家具。床是没有床架的，床板在长凳，或者砖垛上架起来。柜子是用装货的木条箱做成的。只有一张桌子是正经木料打成，上了红漆，擦得锃亮。桌上放一把带提耳的粗瓷茶壶，上面画了老寿星拄了龙头拐，身边两个童子捧了蟠桃。舅妈提起茶壶，倒了茶，将茶碗推到来客跟前。推给富萍时，注意地看了看，说：这女孩子长得很富态哦。来人就笑：因为孙达亮富态嘛！舅妈说：你瞎七搭八，扯什么呢？那人说：我不瞎扯，不是说，三代不出舅家门吗？她舅舅富态，她不富态？舅妈这就“呀”了一声，眼睛再一次看住了富萍。

她想起了，孙达亮，果然是有一个外甥女儿，在扬州乡下，从小死了爹妈，曾经还要叫他家养的。可那时他家也负担重，孙达亮乡下的大伯妈和大堂哥，要他们养。自己娘家父母都有病，要贴补些。他们又刚有了老大，吊着奶头。一条旧船，从他大伯手里传给孙达亮，破得快不能走了，没有钱大修，天天就都要小补。那时他们船工还没有成立合作社，修船全要靠自己。怎么敢再额外添人口呢？于是，就听说那女孩子叫她乡下的叔叔婶娘养了。多年来，他们和乡下也没有联系，不曾想，这孩子长成个大人，来到面前。她看着这外甥女儿，心里倒有几分喜欢。舅妈是个直心眼儿的人，不大会多加联想，所以，她并不因为多年前，曾经将外甥女儿拒之门外，这时而有半点尴尬。她将茶壶往桌上一顿，说：今晚你和我睡一床。然后就坐下来，问富萍乡里的情形，还有一些远亲的情形。那引富萍来的人，也跟着一起问，一起听。又有新的人进来，因邻里们都知道这家来亲戚了，就过来看。虽然不是同一个故里，可凡是乡下来的消息，他们都很关心，这使他们感到亲切。富萍被人围着，回答着各方面提来的问题。她再是个口讷的人，也经不住这样七嘴八舌逼紧着问，这一刻说的话比来上海几个月加起来的还多。富萍不由也活泼起来，有一句，答一句。直到问到她有没有说亲这句话时，她才默了一下，然后说，要回奶奶那里去了。舅妈再三留不住，只得让她回去。

舅妈送富萍到汽车站，一路没大说话。方才有人问的，“说没说亲”这一句，触动了富萍，也触动了舅妈。

天已经晚了，街上站了一片片的人，是下班等车回家的。天寒了，风比市中心料峭得多。富萍随舅妈走着，舅妈问富萍什么时候回去，富萍说再过十数天就走。舅妈问为什么不多住些日子，富萍没说已住了近半年，而是说奶奶是帮人家的，长住奶奶东家家里也不好。舅妈就说那么住舅舅家来好了。富萍没搭腔，舅妈也没再说话，一直走到了富萍搭车的车站，看她上了无轨电车，才往回走。富萍方才心里还说：那时候不要我，这时候倒要我。这会儿，看着舅妈略微肥胖的身子用力挤出人堆，心里的气话又咽了下去。就是这天，富萍回到奶奶那里，奶奶对她哭了。然后，富萍便收心了。其实，也不是收心，而是再没什么想头了。舅舅家是找到了，可找到又怎么样？富萍对接下来的事情，没有一点准备。

舅妈看到富萍，动了什么想头呢？她想到她娘家侄子，今年二十三岁，还没有对象。就像方才说的，垃圾船上的男孩子，多是找垃圾船上的女孩。女孩呢，虽然有一半情愿嫁船上人家，但还有一半呢，是嫁出去的。男孩子的婚姻就多少有些吃紧。所以，他们有时会到老家去娶乡下女孩来成婚。上海的户口固然难进，可这地方的人倒不顶在乎户口的。乡下户口就乡下户口，有什么呢？不一样凭劳动吃饭。而且，环卫局在本市很难招到工人，市民们对这一行抱有顽固的偏见，环卫局通常都是在船工的子弟中招募劳动力。有时候，也不得不征用些临时工。像这些从乡下嫁过来的女人，就都跟了男人上船做，领一份临时工的工钱。碰到劳动局发放名额时，幸运的还能报进户口。这样，舅妈就想，何不把富萍介绍给她侄子呢？

一个人往家走的路上，舅妈想了很多。虽然是个心思简单的人，不禁还是想起了许多旧事。她想起过去没有收留富萍，富萍会不会心有积怨？但是事隔多年，这不，孩子自己找上门来，就不会太记恨，是想联络这门亲戚的。但会不会是来气气他们，意思是，没有你们舅舅舅妈，我不是也成人了？舅妈很使心眼地猜疑着。可是却不像，孩子来时并没露出一点骄矜之气，随随和和的，有问必答。说到幼年失怙的情形，也没有流露怨气。那么，她来找他们舅舅舅妈会是什么事情呢？这么翻过来，倒过去地想，把舅妈的脑子都想痛了。实在想不下去，她又换了个方向去想。想富萍说的奶奶究竟是谁？并没有听说她有奶奶，要有奶奶，当年还不立刻将她领走，要流落到叔叔和舅舅两家之间，推来推去的。那么就不是亲的，或者是堂的，过继的，他们这地方作兴过继儿女。这个问题很快就释然了，前边的问题也没有再来麻烦她。这样，舅妈就基本上把事情想清楚了。于是，一身轻松地走回家去。

家家都在做饭，炊烟四起，饭香也四起。尤其是炖肉的香味，都连成一片了。舅妈走进了自家的院子。这是个狭扁的院子，半扇木门，几乎要侧了身子才进得去。但也是个正经院子，砖砌了围墙，院里的地夯得很平，铺了细水泥，有一层光。大孩子已经淘米烧上了饭，最小的那个也在家里，小板凳上摆家家玩。中间的两个在外面却还没有野够，人影都不见呢。她摸摸下午晒出的衣服床单，已经干得绷脆，并且略有了凉意，再过过，就要沾露水了。于是赶紧地收衣服，收罢衣服，院子显得敞亮了一些。屋里亮了灯，夜晚降临了。旱桥在夜色中影影绰绰，有火车鸣着汽笛进站或者出站，一阵呼啸，地都有些颤动，白烟从天空掠过，然后，天又青了。巷道里不时有人走过，院子的门吱吱响，还有人高声说话，听听都不是孙达亮的脚步声。孙达亮替人盖房子去了。也是一名船工，住棚户的那头，过年儿子娶亲，在翻造房子，今天上梁，歇在家的男人们都去帮忙。舅妈收进衣服，把院子又扫了一遍，问大孩子：那两个野到哪里去了？大孩子正回答，那两个呼啸着进了门。她开口要骂，却看见他俩手里各提了半篮煤核，就改了口，让他们洗脸洗手，洗不干净不许进门。那两个就夺了盆，从门口水缸哗啦啦地舀水，洗了起来。一边洗，一边和邻院里的孩子高声搭话。家里立即变得喧哗起来。现在，舅妈只等着舅舅回来，好向他说他外甥女儿来过的事，再告诉自己的想法。舅妈是个急性子的人，恨不得立时把富萍接过来，和她侄儿见面，认识，谈拢，然后定下。她担心不等这里商议妥，富萍就先回扬州去了。事情就怕阴差阳错，好多姻缘都是这么给错没了的。

舅妈这么胡思乱想地开出饭来，看几个孩子风卷残云地吃完，又差大的洗碗，小的抹桌子抹板凳，然后在灯下写作业，自己又扫了一遍地。等时间到了八点，就赶孩子上了床。自己呢？也上了床，但不躺下，用碎毛线织毛袜子，专心等男人回家。这里的夜很静，没有市声，火车的轰隆声虽然震得床摇地动，但不是嘈杂，而是有力，反而衬托出夜晚的宁静。小孩子白天玩疯了，这会儿在梦里说梦话，挫牙，听来也是静静的。舅妈等不多久，瞌睡虫就出来了，放下手里的毛袜，身子一歪，睡着了。一觉醒来，发觉身旁多了一个人，晓得男人已经回来。硬推了他起来，把白天的事情说给他听。男人恍惚中听女人说起老家的人，不知是虚是实。被女人紧逼着问“好不好”，也不知究竟什么“好不好”，胡乱答应了，又一头栽在枕上睡了过去。但这一回做梦，却做到了老家乡下，水汪汪的，几座红艳艳的砖房。他离开有多久了啊！

接下来的几日，舅妈又征求了左邻右舍的意见。多是说好的，亲上做亲怎么不好？有比较多虑的，则说多年不通音信，到底不知就里。脾性如何，人品如何，那边的叔叔婶婶且持什么态度，又究竟是定了亲还是未定亲？这样年纪的女孩儿，乡里哪里有没着落的。可舅妈已经想定了，说不管如何，先接过来住几日，不就熟了？了解了？然后再作下一步计议好了。这样，舅妈就梳洗一番，换一身做客的衣服，拎一个花布木提把的包，去上海接富萍了。他们向来称市中心为“上海”，好像他们依然是住在外省乡下。舅妈这样郑重，是为见奶奶的。她想，原来“上海”有着一个老亲啊！不巧，没见着奶奶。舅妈多少有些遗憾地带着富萍回来了。

十　孙达亮

孙达亮初看外甥女，心里陌生得很，但听见她说话，那乡音使他感到亲切了。

孙达亮十二岁就离开了家乡，跟着大伯做了船工。孙家所在的那个庄是个穷庄，没几亩薄地，还都挨着大庄富庄的地边。灌水，放水，走田埂，很受人欺。差不多每一季都被人犁去一条。所以，就有外出闯码头的传统。也是一带十，十带百，第一个人是到上海粪码头那里租了粪船，操起拉粪的营生，后来的就多是干起了这一行。苏州河上往来的粪船，听口音，不少是这个乡这个村的。这庄的人，秉性很厚道，没出过能人。上海的粪码头，都是有大亨的幕后，一层层下来，不知有多少小粪头。连最底的那层，这庄人也挤不进去。因此，这一行里干了几代，依然是在粪霸头底下受盘剥，至多置起了自己的一条船。但就这点人家手指缝漏下的食，也养活了大半庄的人口。孙达亮刚上船的时候，连橹都够不着，就做纤工，背了纤在岸上走。等风顺了帆，再下船来。船到了地方，则做挑工。船从上海来时拉的粪，去时拉一船蔬菜，两头都要挑。自家人不够，还要临时雇工挑。本来就个头矮，背纤和挑担这两样，又把孙达亮压得不肯长了。如今四十岁的人了，从后面看，还像孩子。走在巷道里，有过路的榻车进来，在背后就嚷一声：小把戏，让开！待他回转身，才知喊错了。但他很有筋骨，皮肉紧得很，皮肤是一种铜色。因常在船上走，腿略有点外八。外八，照理走路都摇，他却不，很稳。他的脸模子仔细看，富萍竟真有些像他，厚厚的团脸。神情本来也有点木讷，却叫一件东西改变了局面，那就是一副眼镜。

孙达亮的团脸上架了一副白框的近视眼镜，这看上去有些奇怪，不大像似的，但他的脸因此却有了一种睿智。孙达亮在他们这代船工中，是很少有的识字的人。他读过九个月的私塾。他跟他大伯上船的第二年，十三岁时，他大伯将他寄放在一个教私塾的远亲家中，跟了先生读书。他大伯内心是有些将他当儿子的。他自己生了八个孩子，死了六个。船上的孩子总是死于三条：落水，伤寒，血吸虫。他家孩子都摊到了，只剩下一儿一女。他带了这侄子一年，便有些喜欢他，喜欢他肯吃苦，孝敬大人，并且聪明，看什么会什么。有一日，那教私塾的远亲上船来玩，听大伯说些家乡事。见孙达亮拿了张旧《申报》看，就从上挑了一个字考他，他说是“胥”，伍子胥的“胥”。问他怎么知道？就说向人讨教的。那先生在边上写了个“婿”，再考他，他也念作“胥”。何以知道呢？就说：虽然加了字，但读音不变，变的是意思。那么为什么就不念“女”呢？或许“胥”才是后加的呢？孙达亮认真地想了想说：“女”字是偏，应当从正。先生看他说话老气，好玩，再究底问：为什么“女”字就是偏呢？这有些把孙达亮问住了。但想了一会，他挣着回答：因为“女”字比“胥”字笔画少。这话露出了孩子气，先生不由大笑，但还是夸奖了他的肯动脑子。然后对他大伯说：这孩子要读几年书，就更好了。大伯二话不说，当即让孙达亮收拾了东西，晚饭后，就随先生去了他家。学费和膳宿费议定为一月半船蔬菜。

先生也姓孙，住南市，一个杂院里，两间偏厢房。里间是先生和师母的卧房，吃奶的小弟弟也睡在里面。外间是两个孩子睡一张三尺床板，迎门有一个条案，案上立了孔夫子的牌位。条案下方是一张八仙桌，吃饭，上课，先生写字，都在上面。桌后边有一张太师椅，是先生的座。底下一圈方凳，坐学生，晚上呢，就拼拢来，做孙达亮的床。学生连孙达亮有七个，一早来，连上四堂课，不休息。中午放学，下午就不来了。这四堂课里，两堂国文，一堂算学，另一堂是操行。国文说是教四书五经，其实就是识字，算学则是珠算，操行却复杂了。这也是先生和学生都最喜欢的一堂课，花样相当多。有时候是教歌，由先生的大女儿来教，大女儿在新式学堂里读书。教的是黎锦晖的“葡萄仙子”，还有“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有时候是练操，无师自通的，学了童子军的步伐走操。又有时是先生讲故事，讲的范围就广了。先生是新学旧学，各掺一半，没什么偏见。讲的有孔子与弟子们的传说轶事，有《太平广记》，有话本传奇，还有新读到的小说。最令他们师生欣喜的故事，是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先生很卖关子的，每天只念那么一小节，将孩子们吊得眼睛发直。无论是大林的富贵生活，还是小林的贫贱生活，都是那么异想天开，闻所未闻，且又合情合理，煞有介事，勾住了大家的心。有几次，孙达亮听见先生躲在里屋读书，不自禁地笑出声来，晓得是在读《大林和小林》。动过几回心思找来自己读，可先生将书藏得很牢，怎么找都找不到。有一次，他甚至找到米缸里去了，还是没有。回过头来，见先生在身后，很得意地向他笑。他悻悻地盖上米缸，两人心照不宣，各自走了开去。这师生俩挺合得来，有些老少兄弟的味道。先生虽然是个大人，却很天真。孙达亮呢？是个孩子，却比较老成。而他们俩又都喜欢书本，喜欢知识。书本和知识的喜好，使他们养成了同样风趣的性格。读过一节《大林和小林》，还剩下时间，先生就带学生去散步，这也是操行课的内容之一。倘若是春天，先生就叫作“踏青”，尽管这城市里并没有什么青色。他们常去的地方是江边码头。开春，水涨了些，一块块地涌动着。风还很寒，只是含了一股湿润，使寒意柔软了一些。他们的头发和衣服叫风吹得潮潮的。近午的太阳，把江水照得薄削了一点，折射出略微锐利的反光。江上船只如梭，吃水都很深，把江面犁开了一条条的沟。天地间，笼罩着一个洪大的声音，压住了所有的声气，因此就有了一种辽阔的寂静。先生和学生都不说话，看江上的船只，这样远远的，那摇橹的吱嘎声，却清晰入耳，令人不敢相信是真的。

大伯每月下旬就送一回蔬菜。孙达亮将蔬菜挑了来，整理一番。留出日常吃的，余下的就挑出去卖，卖来的钱全交给师母。他住先生家里，很有眼色的，见活就干，有些像学生意的伙计。他在院子里劈柴，和煤渣做煤球，先生就背着手，摇着脑袋，吟诵孟子的那段“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但在他刚来到时，早上去端先生房里的夜壶，师母没说什么，先生却阻住了不让，自己端了去倒。事后对孙达亮说，人可吃苦，却不可受辱。虽然是一桩小事，且也被先生夸张了，可是对孙达亮影响相当大。一生中，他都防止自己去做低下的事。孙达亮对先生，真的体会到“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跟先生读书九个月，他称得上终身受益。这九个月的读书生活，他一生都难忘记。后来，他再也没有来过南市，但是，他的眼前，总是有着一卷拉洋片似的图画：小南门内，沿了一条王家码头路，插进豆市街，再穿过一条无名的蛋硌路，就进了一个巷口，九曲十八折的，最终绕到一个凹处，凹处里有一扇柴爿门，很不起眼的，推进去，却是一个大院，院里还是九曲十八折，其中朝东的一曲一折里，就是先生的家。那个家，什么气味没有啊！腌菜的霉盐气，婴儿的尿臊气，煤渣饼燃出的硫黄气，饭的馊气，先生就在这热烘烘的一团气味里，摇头晃脑地读书，手里托了一把紫砂茶壶，壶里泡的是茶叶末子。每当画面拉到这里，就定格了。

孙达亮来到时，先生家的生活已经很拮据了。那是上海沦陷的第二年，先生一家的生计，全凭了学生缴的学费。此时，先后有两个学生退学。再接着，又有学生退学。不久，先生的大女儿也从小学堂里退了回家。到后几个月，只剩下四个学生断断续续地读着，学费是有缴有不缴。孙达亮的半船蔬菜呢，苏州河上不太平，从中山路桥到黄渡，三十六里路，三十六道关，来回七十二关，就不能按期送到，脱空了一两次。生活实在难以维系，达观的先生都有些愁苦了。逢到吃饭时，便走出门去，吃罢饭才回来，说在朋友家吃过了。再过过，孙达亮也在吃饭时躲出去了。有一回，吃饭的时间，师生俩竟在盐码头街不期而遇。两人都没有说破，一同走着。走了一段，先生手袖着，仰面嗅了嗅空气，说了声：“嘉庆年的风。”孙达亮不解地问：“怎么说？”先生说：“有豆香。”孙达亮还是不解。先生便说起了康熙二十三年，开海贸易，黄浦江一派繁忙。每年冬去春来东南风起，沙船乘风而来，载着东北的大豆，云集于大东门江畔。码头上豆货堆积成山，行栈鳞次栉比。到了嘉庆年，豆货交易达到鼎盛，举一个例子，豆市交易所用银两称作九八荳规元，沪上各业便遵为一切交易的通用货币。孙达亮这才发现，先生带他正走上了豆市街。先生又告诉他，“豆市街”的“豆”，原本是有草头，为“荳”，有一些雅兴，这便是古意，如今，人心都变得实惠，没有一点奢趣。先生在战时的冷清的街道上开讲，凹陷的脸颊生出红晕，显得丰满了些，眼睛里放着光亮。天黑了，街两边的板壁房子里，透出点点如豆的灯光。孙达亮随先生走到街这头，再折回身，向街那头走去。

等到日子实在维持不下，先生决定携一家大小回兴化老家。孙达亮搭先生家租的船，到封浜与他大伯汇合。苏州河上，到处是日本人，惴惴不安的，倒把离别与变故的悲戚放在了一边。等想起与先生这一别，不知何时能再见，先生的船已经不见了踪影。再回到大伯的船上，他长了一岁年纪，十四岁了。堂兄看样子也染上了血吸虫病，虽然肚子没有鼓胀，但精神十分萎靡，从早瞌睡到晚。睡着了，针扎也不醒。大伯这一年则明显见老。于是，孙达亮便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力。他个头没长，还是那么一点，脸上却有了成人的表情：沉着，镇定，从容不迫。由于在暗淡的光线下读书太多，他的眼睛明显地近视了，看稍远一些的东西，便不得不眯缝起眼睛。这也给他孩子气的团脸增添了一股思索的神气。这样，自然而然的，他从大伯肩上接过了生计的重担。天空是阴郁的，苏州河夹在铅灰色的水泥建筑里，缓慢地流淌。孙达亮一橹一橹地摇着船，行进在这条逼仄的，压抑的水道。

苦难却没有个头。没过多久，船便让日本人征用了。日本人押着船，到虹口，装上红砖头，向浏河口去。红砖本来重，日本人又死命地装，水吃到船帮上来了。船行得很慢，挤挤挨挨地走出江口，浮力大了，才略好些。有风，都张起了帆，江鸥也飞翔起来。船队散开了些，布在逐渐开阔的江面上。船上那个日本兵叽叽哇哇地说着日本语，和邻船上的同胞说话。忽然间，孙达亮的肩膀头被推了一下，回过头去，看见那日本兵向他做着手势。他一手指着邻近的船，一手张开，再迅速地合向那只手。他重复了这动作三遍，孙达亮明白了，是要他把船向临近的船靠拢，不要落单。他心里一阵好笑，发现日本人其实是害怕的。于是他回应给他一个更复杂的动作：他弯下腰，垂下一支胳膊，猛烈地划动几下，再将两手并拢，又一下分开。表示水流过急，船和船必须分开。他也一连做了三遍，估计那日本兵看懂了，脸上流露出无奈的神情，一个人摇摇晃晃走到船帮，向隔远了的船上的同胞挥手喊叫。他的声音在江面上散开，听起来非常微弱。孙达亮不由一阵爽快，这些日子积郁在心里的愁和闷，此时释解了许多。他放开喉咙唱起歌来，唱出口的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他的声音叫风给堵回来，重新灌进喉咙，变成了呜咽，他的眼泪就下来了。

生活就这样一点一点挤了过来。坏到底了，再一点一点好起来。日本人走了，然后，国民党也走了。苏州河上逐渐太平，粪码头收归国有，大小粪霸再没了势力，虽然还是劳动和吃饭，可两项都有了保障。一九五〇年，孙达亮二十二岁，他娶了亲。像前面说的，女方也是船上人家，和他操的一种营生。大伯去世了，大伯妈带了堂兄住回老家。共产党政府免费替堂兄治好了血吸虫病，但终究不再是个健康人，只能干些轻活。母子俩在乡下，全靠孙达亮寄钱回去生活。这也是应该，大伯的船留给了孙达亮嘛！孙达亮两口子就在这条旧船上，接着往下过日子。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合作社，统一编队调配船只，他们调作运垃圾。大家轮着使用集体资金大修了船只，运输量提高了，吃喝用度外，竟有了节余。太平的日子，人就生出了一点奢望。他们的奢望是在岸上买一间房子。看着小孩子腰里系根绳子，牵在桅杆上，在船甲板上爬来爬去，像个蚂蚱，两口子就想岸上的房子。夜里，船泊成一片，亮了一河灯，老大和船工们在船帮上跳来跳去地串门，喝酒，聊的也是岸上的房子。有卖了乡下的老屋，凑了钱在岸上买了房的，虽然还是水上走船的时间多，但一泊了船，见那一家子收拾了东西上岸去，各条船上便纷纷笑骂着，送他们远去，心里想的还是岸上的房子。终年在水上漂流的人，做的梦也是岸上的房子。孙达亮两口子缩衣减食，他女人连瓶雪花膏都不舍得买，他呢，戒了酒。船上的人，为了驱潮驱寒，也为了聊解寂寞，都是有些贪杯的。可孙达亮到底不同，他是有一些精神力量的，说不喝就不喝了。这就是他和其他船老大的不同之处，也因此，他在船工中间，有着比较高的威信。他女人在水上算得上一枝花，却看中了他这个身量短小，其貌不扬，还有着许多拖累的人，非他不嫁。也是有眼光，看到了他的不同凡响。

他们几乎隔年生一个孩子，添一次人口。又总有些大事情，陡增额外的开销。比如孙达亮的姐姐，也就是富萍的母亲去世，回一趟乡下。再有，大伯妈去世，那更是要厚葬的。女人娘家也不时有些红白事，孙达亮且是个重情理的人，每次都是尽心尽力。但是，尽管有那么些漏洞，钱还是一点一滴积攒了起来。眼看着买房有望，不料，却到了一九六〇的饥馑年。再要接着积攒是不能了，万般无奈之下，还需从已有的积攒里刨出一点来应付眼前，总是糊口活命要紧。有几次真是不得过了，孙达亮甚至动过当年先生的念头，携家还乡。可是，当船走出上海，来到郊外，两岸荒落的景色，又使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咬着牙又挺过来了。在这艰苦的时日中，买房的计划变得渺茫了，却没有熄灭。相反，还更经常地呈现，升起，照耀着孙达亮，成为他生活的远大目标。虽然难，可孙达亮却没有一点松懈。积攒耗去了一些，但大半没动。等年景缓和过来，立刻补回损失，继续上涨。于是，到了一九六三年，他们的积攒达到了一千一百元，买下了岸上二十二平方的一间破屋。破屋的主人，一名船上的老大，就是在饥馑年里没有坚持到底，回了乡下，房子拖了两年才卖出手。

孙达亮带了一家人，终于上岸了。他们几乎是光身走进了这间破屋。站在屋里的泥地上，四面八方都透着亮，蜘蛛网垂在他们头上。梁上垒了一个燕子窝，听见动静，齐刷刷伸出一排小脑袋，毫不生怯地望着新主人。女人将被窝卷往地上一顿，下一声号令。立即，小孩子像觅食的小兽，四下里跑了开去。女人挽起袖子，操了把铁锹，铲起屋里的垃圾，同时，将七凸八凹的泥地铲平，黑灰的泥地上露出新土的鲜黄色。不一时，孩子们就一趟趟地捡回了砖头，瓦片，或者半篮半篮的沙土。孙达亮看着女人忙碌的背影，心里涌出一股温柔，他就是喜欢女人这个：一股劲地往前奔日子！他吸了一支烟，然后才动手，做了进门以后的第一件事，从包里摸出一本日历，钉在了墙上。这时候，门口的碎砖碎瓦，已有一小堆了，土也有一小堆了。小孩子叫喊着奔进奔出，周围邻居都推门走出，围拢到这里来了。

那时候，这一片棚户还不像两年后的今天这样挤，房屋和房屋，有着比较宽敞的空隙。孙达亮和邻居们打了招呼，将他家门口和前边房屋的后墙之间，一条窄巷封起来，做一个院子。这样的话，人们就要稍稍多走几步路，走到大巷口，才能穿行。但人们也无异议，都给了方便。这一个院子小得，小得出门就要碰鼻子，可终究是个院子啊！他们用碎砖砌起了院墙，把房子上的破门卸下来，做院门。另外去向人家买了一扇旧门板，刨光了，上一层红漆，做房门。孙达亮将窗框也漆成红的。墙，补好了，用纸筋石灰泥了缝，再刷一层石灰水。屋顶也补了瓦，碎的换整的。于是，白墙，黑顶，红门窗，连着一道斑斓的砖墙，多么鲜亮的一座小屋啊。屋内呢，石灰水刷了墙，地铲平了，用罗细了的土洒一层，借个滚子压实压光。白墙上，张贴了扬剧《百岁挂帅》的年画。红窗户边，挂了孙达亮用棒冰棍子插成的，叫蝈蝈笼，目前还空着。再过个月把，就有叫蝈蝈在里面住了。

十一　小君

前面就说过，孙达亮家有个阁楼，一年前加盖的。他家房子分里外两间，这间阁楼是在外间一半的地方，从一人高处拦去一截。勉强也有大半人高，近屋脊呢，就有一人多高。从屋脊坡下来一点地方，开出一扇窗，安了窗框，玻璃。阁楼是为放东西的；木料，三合板，油毛毡，棉胎，瓦缸，孩子读过的旧课本，还有一个橡皮轮胎，一捆旧报纸。都是过日子攒下来的，当时虽然没什么用，可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凑手用上了。这就是家呀，总是屯着一些备而不用的东西。现在，舅妈准备接外甥女来住，想想还是单为她弄个地方妥当，毕竟是大姑娘了，碍着她舅舅总是不便。再说，自己家的大小子十二岁了，在家在学校都很分男女，也不方便。于是，就把阁楼清理出来，让富萍睡。收拾阁楼时，隔壁的高小毕业生小君跑了来，很殷勤地帮着搬东西。她身段灵巧，在木梯上噔噔地上下，很帮了舅妈的忙。她和舅妈要求，和她家新来的姐姐同睡，舅妈一口答应了。

小君家兄弟多，相继成了亲后，她就被挤得今天睡这家，明天睡那家。她也喜欢这样的生活，因家中只她一个女孩，就觉得孤寂。她是个合群的女孩，应当说，这里的孩子都合群。他们多少沾着点亲，人不亲不是土还亲吗？所以，就像一个大家庭。比起别的孩子来，小君又格外活泼一些，也是因为独女的缘故，哥哥们都让着她，个性就发展得很自由。她小学毕业没有考上中学，在家闲着。有时也上船玩玩，但家里并不靠她劳动。劳力多，连她两个哥哥，有三条船呢！这么多人，不会少她一口饭吃。她也觉得自己还小，因为上学晚和留级，其实也有十六岁了，但在家里，可不是最小？所以就用不着发愁将来，日子过得很快乐。她每天的生活，基本上就是串门。她在人家家里，非常勤快，而且能干，不像在自己家里那么懒。她帮人家烧饭，洗衣，带孩子。谁家来了亲戚，她就赶了去看热闹，帮着招待。要是亲戚中有一个与她差不多年纪的女孩，那么，转眼间就成了朋友。她对人特别热情，人家呢？也容易受她感染，对她产生友善的感情。但是，她又有一桩交友方面的缺点，就是见异思迁，她永远是被新鲜所吸引。所以，她虽然朋友多，却并没有多么长久的朋友，总是交一个，丢一个。还没来得及培养比较深的友情，她就转向下一个了。她和人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只停留在表面的好感上，谈不上什么交情的。现在，她的热情移到了富萍身上。

富萍第一次来，小君没见到，只是听人家说。心里遗憾得不行，就常常去孙达亮家，向他家大人小孩打听，富萍还来不来？等到听说富萍要来住一阵时，她便激动起来。她问了许多关于富萍的问题，她舅妈其实也并不了解，只告诉她，富萍今年十八岁，比她长两岁。小君这样热切地盼望着富萍来，富萍还没到，心里已经和她亲得不得了。等富萍到了呢，见富萍淡淡的，没有多少话说，她也并不觉扫兴，偎在身边，一口一个姐姐。晚上，她吃过晚饭，早早来了，一个人爬到阁楼上铺床。

她从家抱来一床新垫被，展在阁楼的地板上，再压上一床棉毯，罩上床单。一张舒适的床铺就有了。然后把自己和富萍的被窝挨着拉开。两床被窝都是花的，一床枣红底白花，一床宝蓝底粉色花。都在太阳头里晒过，厚厚松松的。顶上的电灯黄黄地照着，看上去又暖和又热闹。小君做完这些，就坐在被窝的脚头，等富萍上来。他们这里都兴早睡，尤其是这冬天，天本来短，人又恋被窝，吃过饭，洗过涮过，大人小孩就都上了床。小君等了一会儿，见富萍还不上来，就立起身，找块旧布将灯泡擦了一遍，灯就又亮了一些。她听见楼下有叮当盆响的声音，还有泼水的声音，心想，富萍在洗脸洗脚呢！小孩子在高声吵嘴，被他们的母亲压下去了。就是没听见富萍的声音。小君重又坐下来，拿起带来的毛线活织着，等着富萍上来。她那个娴静的样子，就好像一个等着新郎入洞房的新嫁娘。富萍显然被她舅妈留住了，两人好像进了里间屋，有开合箱子的砰的声音，她舅妈在找东西送外甥女呢！果然，好一会工夫，小孩子都打起了鼾，富萍提了一个包袱，上阁楼来了。

富萍爬上阁楼，看见邻居家的女孩端端正正地坐在被窝里织毛线，这时抬起头，满脸堆着笑，不由也还她一笑。这一笑使小君激动起来，她不顾天冷，钻出被窝，去接富萍手里的东西，忙不迭地告诉她：东西放在哪里。她揭开阁楼角里一块花布，里面是无法蹲人的斜角，安置着一个木头肥皂箱。小君很恭敬地将富萍的东西放在箱子上，又放下布帘。回过身，把富萍脱下的鞋对齐了，跟向里尖朝外地放在脚后头。再把电灯开关的拉线系到自己一头，让富萍起夜时务必喊她。富萍哪里受过这样的侍奉，赶紧催她进被窝。小君执意要将富萍安顿进了被窝，才肯进。两人争执推让着，来来回回地话就多了。等她们终于都躺下，拉灭了电灯，彼此间就已经相熟了。小君告诉她，自己叫什么名字，今年虚龄多少，在哪里念的小学，家里有几口人，嫂嫂的脾性如何，哥哥对她的好坏，以及经济账目。富萍听着，并不插嘴，最多“嗯”一声，表示在听着。最后，小君说累了，渐渐地住了嘴，睡熟过去。富萍还醒着，月光从她们头上的一方窗户照进来，照在她脸上。她想起了奶奶。仅仅是半天的时间，她的生活却翻了一页，接下去，将是什么等着她呢？

第二天早晨，舅舅舅妈要出船去了。走时，舅妈说：让小君陪你上船玩去！富萍就说：我在家给表弟妹们做饭吧。舅妈说：他们会做，不用你。富萍又说：那我跟舅舅舅妈去。舅妈说：你跟我们老头老太婆有什么好玩的，去光明船上吧！于是，就上了光明的船。

光明就是舅妈的侄子，跟他父亲的船。去年在内河航运处考到驾驶，现在做副驾驶。如今，船都换成轮机船了，编了船号，光明的船号是六〇〇五，专管到淮安路码头装建筑垃圾。小君兴兴头头地回家，向家里要了肉和菜，用铅桶提着，拉了富萍去找光明。

光明这个年轻人，穿着很摩登的。虽然在船上，还穿了皮鞋。腕上戴手表，笔挺的西装裤，不穿棉袄，在毛线衣外头套一件橘红色的橡皮水手背心。他不说苏北话，而是说上海话。但他的上海话，却有一股子苏北腔。原因在于，一些轻轻带过的语音，他都一律作着重的处理，反露馅了，也是说得过于认真的缘故。他人其实不坏，但这样的外表却多少给人一种轻浮的印象。在他们圈子里的女孩，大都看他不上眼，骂他“烧不酥”，没人肯嫁他。圈子外的女孩，除了有偏见，也觉着他酸，更不搭理他。他自己呢？眼界还很高，就这样，拖到了二十三岁。这个年龄，在他们这里，已经相当大了，再不娶亲就真晚了。他自己心里也有些急，对年轻女孩子就显得比较殷勤。这时，看见小君和富萍来，就咧嘴笑着说：欢迎，欢迎！他的牙很白，也很整齐，脸也称得上英俊。只是风里来，日里去，皮肤比较黑。黑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梳了一个大大的飞机头，上了厚厚一层发蜡，衬着黑脸，恶狠狠的，像旧上海的一个流氓。小君一见他就要呲他，他就去揪小君的长辫子。两个都是从小在船上长大的，在船板上走路就和平地走路没两样，绕了船舱兜圈子追逐，把船摇得七高八低。富萍险些儿站不稳摔倒，叫光明看到了，赶紧向小君认输，由她在背上拍了几十下，才算息战了。

正当婚龄的青年总是敏感的，他姑妈，也就是富萍的舅妈，把这个姑娘引到他船上时，他已经猜出了几分。他嘴里是和小君说话，打闹，眼睛却一直留意着富萍。这天，富萍在花布棉袄外面套了舅妈的一件栽绒领、蓝卡其面的短棉大衣，手插在斜插袋里，有点像城里人的做派。短发斜分着，卡了一个塑料花卡子，又有些城里人没有的乡艳。在上海住了这些日子，脸颊上的红已经褪去了，有些黄。眼皮也不像来时那么厚，眼睛的轮廓略清晰了，就显得清秀了几分。她静静地站在一边，看他们两个打架，有时眼睛移开去，从水面滑过，有着一些心事的样子。光明有点心动。他的内心并不像表面上那么油滑，而且因为没有恋爱的经历，他要比同龄的男青年更为腼腆。所以，他忽然就不自然起来，脸一阵一阵红。小君要再接着与他打闹，他也不接茬。有一时，还认真生起气来。气得小君狠狠抽他一下，再不搭理他了，回到富萍身边，搂住她的脖子，看岸上的风光。

船在苏州河里走着，河水有些发稠，黑亮亮的，映着他们的船。天很好，没有风。沿河岸的板壁房子，窗户上挂着洗涮过的拖把。有人在河里洗东西，互相转了头在搭话，听不见声音。还有小孩子，张了大嘴哭，也听不见声音。机轮船的马达声轰响着，盖过了一切。所以，虽然离岸很近，可又像隔了很远。有几幢楼房，好像一直跟随着他们的船，耸立在晴朗的天空底下，水泥的楼顶反射着阳光。比较起来，河道里要暗一些，他们有些像行走在建筑物的阴地里。但河水从底下折上来一层幽光，打在人脸上，使得影调柔和了，而岸上的光则有些硬了。从河道的角度看这个城市，城市显得巍峨和庞大，而且生分。这是这城市比较疏阔的边缘了，挤簇的建筑离他们远了，但还能看见。由于建筑物繁复的块面，将日光折来折去，最后集聚在那里。所以，看过去，那里就有一丛格外耀眼的光，就好像那里栖了一个小太阳。河道里，嗖嗖地走着一些细碎的风，脸和手脚都有些冻。但也没事，都是冻惯的人。两个姑娘没什么，光明却戴起了一只白纱布口罩。小君忘了方才的没趣，又去找他的事，说他变成了一个大夫，可是，大夫到船上来做什么呢？光明的脸红到脖根，不知是拿掉好，还是继续戴着好。尴尬了一时，到底是趁人不注意摘掉了。小君就说：光明今天像个女的，而且是个要上花轿的女的，脸皮那么薄。富萍装看不见，听不见。她这样在乡里长大，对男女事情十分谨慎的女孩，是相当敏感的，一眼就看出端底。她很诧异舅妈的用意，心想：怪不得，怪不得呢！

因为在光明这里碰钉子，觉出光明对她不起劲，小君对这趟出船就减了兴致。她撺掇富萍，上岸去，一路走回家，可玩到很多有趣的地方。小君说：你去过大世界吗？没有，我带你去。不由分说，就喊光明停船靠岸。富萍倒不是想玩大世界，只是领悟到舅妈的意思，再乘在光明的船上，就觉不自在，小君提出上岸的建议，多少是解了她的围。于是，等船靠了个墩子，停下，她便跟了小君爬上岸去。那船突突地响着，缓缓离岸，再向前去。这会儿就已经入了淞江，水面宽了，船小小的，显得有些寂寞，还有些不舍，远去了。

这一片岸，也空廓得很，是冬日有些荒寂的农田。麦种下在地里，正休眠。地角上有几株藤蔓的作物，叶子也发了黄。小君站定一会儿，忽然高兴起来，大叫一声：走啊！拉了富萍的手，奔跑起来。富萍挣着手，却挣不出来，被她拖得只能撒开腿跑起来。小君也穿了一件富萍那样的蓝卡其短大衣，但是在颈上系了一块大红的方围巾，十分醒目。她的两条长辫子在背上跳跃着，腿抬得老高，踢起了穿着白跑鞋的脚。她原来是水上子弟小学的长跑健将呢！富萍怎么跟得上她？几乎是被她扯着拽着，气都喘不过来了。小君终于停了下来，哈哈笑着，任富萍怎么骂她。这么一跑一骂，富萍不由也活泼起来，上去捉小君的辫子，说要薅了这两把玉米缨子。小君就躲，人躲掉了，辫子却落在富萍手里。两只手护住辫子根，弯了腰，与富萍转着圈子。太阳这会儿高了，将两个姑娘的影子投在地上，像在做着什么舞蹈似的。最后，小君向富萍讨了饶，这才松开手，两个人一起沿河岸向回走去。苏州河里走着船只，有小君认识的，小君就挥着手同人家招呼。有调皮的问：后面那个是谁？是你嫂子吗？小君就说：你嫂子！然后才正经道：孙达亮的外甥女。又跑后两步，攀住富萍肩膀说：别理他们，我嫂子哪有你好！富萍就要打她。她头一歪，还是攀着富萍的肩膀。两人这么很要好地走了一阵，上了一条岔路，离开了河岸。

农田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房屋稠密起来，多是低矮的板壁房，路也变成狭窄的石子街道。二楼窗户开着，伸出竹竿，挂着晾晒的衣服，万国旗一样，快垂到人头顶上。再举手跳一跳，就摸到屋檐了。沿街的洋铁铺子里，叮叮当当地敲着铅桶，吊子，钢精锅，闹得很。街上壅塞着一股熏腊腌的气味，很浓的油蛤气。小君在转角上的店面前站住了，她的脚踩在木头槛上，鞋尖在装排门板的槽里滑进滑出。木制柜台上方的屋框有着一些镂空的木雕，空隙里积了灰尘和油污。因年经月久，油漆已经斑驳，当年该是一种荸荠色，现在是黑的了。柜上放了一排广口玻璃瓶。瓶嘴是歪着的，对着柜台里面，塞着大软木塞。靠近瓶口处是一些薄草纸包成的小三角包，底下是散着的白糖杨梅，白糖莲心，咸甜支卜，檀香橄榄，香草桃板，蜜渍梅子，盐金枣，等等。所有的零食都洒了一层甘草，散发出一股苦甜的药味。小君流连在这里的时候，富萍却被零头布店吸引了。那些布头就堆在铺板上，因被人大肆地翻拣着，或绞着，或团着，乱着，散着，更显得花团锦簇。这些零头布，大多差那么一点点，才够做衣服或者裤子，可是耐心挑呀，就能挑到正好合适的。还可以拼呀！拼得巧的话，可真是好。这样的零头布店，一排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卖扎拖把的碎布，论斤称。富萍仔细看过去，有不少几块是可以拼了做正经用途的。又有卖纽扣的小铺，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竟有上百个格子了，每一格一种纽扣。各种颜色的不说，每一种颜色呢，又有各种样式。单是那种最常见的小白纽，就有四个眼的，两个眼的，暗眼的，有边，无边，或者花边，纯白的，带水波的，闪光的。再有专卖针线的铺子，从最小的绣花针渐渐到最大的缝被针，足有几十种大小。线呢，除了粗细之分，还分丝线，花线，十字花线。滚条的种类也是无数，布的，绸的，缎的，斜纹的，平纹的，千缕万缕地挂在门面上方。富萍想，小君这疯丫头没说瞎话，果真是好地方。她们两个各看各的，终于碰拢一起。

小君买了爱吃的东西，硬塞在富萍的嘴里，是一块牛皮糖。两人嚼着糖，走出这个繁荣的街市，再向西去。已经是中午，两人肚子都空了，咕咕叫着，可兴致却很高。脸都红着，额上出了薄汗，互相搀着的手心里也出了热汗。她们将短大衣的扣子解了，敞了前襟，露出里面的花棉袄。看上去，真像姐妹俩。街道宽阔起来，换成柏油的路面，有了无轨电车的电线，在头顶上盘结着。楼房则高大起来，行人呢，也多了。她们走得可不短，到静安寺了。可都是能走路的人，又都是兴致高的人。只是小君到底饿得受不了，坚持要吃东西。富萍先是不肯，后又碍着小君非要请她吃的面子，才勉强同意下来。然后，两人就为吃什么争了起来。小君要吃面，可推进馄饨面店，一眼看见店堂里有几个男人在吃，富萍立即退了出来，说什么也不愿了。小君劝她不动，只得在一个熄了火的油条摊上，买了几个冷大饼，两人一边走一边啃。街上人来人往，难免会有轻薄的男人，看她们两眼。富萍又不愿意吃了，小君这回真生气了，将大饼往她怀里一塞，自己咬着饼在前头走了。富萍跟在后头，走到人少的地方，才低了头慢慢地咬起来。

等她们终于走到大世界，两人脚上都打了泡，腿肚也抽筋了。连富萍都顾不上了，跟着小君在路边坐下来。富萍想：在乡下，她挑了担能走十几二十里路，这会儿怎么就不行了？再想一下，就想出原因了，原来是上海的地硬，都是洋灰铺的。而乡下，却是泥地，软，就不伤脚。她把她想出的结果告诉了小君。和小君在一起，她也变得比较肯说话。小君听了又是笑，说地还有硬和软吗？又不是馒头和米饭。富萍和她说不通，嗤一声鼻子，不说了。歇了一会儿，两人决定起身到大世界跟前看看。不料，这一起身，两人都站不住了。脚底的泡好像趁这一歇的时间，鼓了起来，踩下去，针扎一样。小腿肚子就更别提了，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了。两人站起来，一下子都没站住，都想扶住对方，结果互相扶着，又坐了下去。再要起来，再坐下去，两人抱作一团，笑得不可开交。路人们诧异地回头看她们，富萍也不在乎了，脸贴在小君的背上，笑个不停。大世界的门就在她们身后，几乎可看见门厅里的哈哈镜了。那生日蛋糕一样，圆形的，一层层收小的建筑，很花哨的，带着些乡气，还有些俗气，却很天真的，喜气洋洋耸立在日暮的天空中。光从比较低的底处照来，又比较弱，均匀，平面，细腻地打着，将它贴在天幕上，像一幅布景。

十二　剧场

在他们居住的这片棚户的东南面，有一个水上运输大队的文化站。据说，早些年，这里是个有名的扬剧戏院。最早的淮扬大班，就在这里演出请神戏。有些老人们，还能记得起名角，也是班主潘喜云的样子。行头特别壮丽，艳红的盘身大蟒，宝蓝，鸭黄，翠绿的令旗大靠。大锣大鼓通天敲响，戏台四周香火摇曳，真是痛快淋漓。现在，这戏院成了个礼堂。开会，做报告，放电影，偶尔也会有外地不知名的小剧团来演出。平时，却冷清得很，只留一个退休的老船工看门。这里的小孩大都认识他，叫他公公。下了学，跑到这里，叫一声公公，公公就放他们进去玩了。进去其实也没什么好玩的，就是地方大，空空的一个院子，地上新铺了水泥。原先铺地的石板，撬起了，有一些，还堆在院墙底下。那礼堂也修过了，外墙上涂了水泥。门前两根立柱，原来是木头的，现在换成了水泥。只是底下两个柱子墩还是木头的，残留着一些斑驳的红漆。场子里也是水泥地面，长条凳都推在两边，一条搭一条地垒起，一直垒到齐窗户。窗户开得很高，扁扁的一排，有些像澡堂的气窗。那戏台并不大，大约，宽有十数步，深则七八步。台两侧各有一根立柱，倒还是木柱，颜色也褪得差不多了。戏台的木头地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板缝里就挤出一缕缕的灰。戏台的后墙是一层薄薄的板壁，那边就是后台了。两侧各有一扇门，供上下场用。后台是一个通间，和前台齐高，齐宽，只是略浅两三步，就是细长的一条了。地板地，中间一条带抽屉的长桌。那些细心的爱捣腾的孩子，从抽屉里面就可能找出一朵泛黄变脆的旧珠花，一条包头布什么的。依着那座板壁墙，放着几个戏装的箱子，上面写着一个“陈”姓，不晓得是哪个年代，也不晓得是哪个戏班留下的。后来的人也没去考究，只怕是老鼠已经在里面做了窝。后台还另有一个角门，走下几级台阶，台阶已经换成水泥的了，走下去，就到了后院。泥地，露天的厕所就在角落里，横着是“男”，竖着是“女”。对面的角落里有一棵紫荆树，可以想见，男女演员候场时，就在这里喊几下嗓子，把脚举在墙上拔筋。这个戏台子像是没怎么动过，否则不会这么旧。唯一新的地方，是戏台正面的上方，用水泥塑了一个五角星，涂了红漆。小孩子进来玩，大多爱到这戏台子玩。

他们在戏台上，跳上跳下，互相追逐，叫喊。叫喊声在顶上激起回声。对了，还没说那顶呢！顶上横着木梁，木梁熏得发黑，想来是唱请神戏时，香火熏的。木梁上头，黑压压的，依稀可见人字形的椽子，吊着些蛛网和灰串子。梁上爬了电线，安了电灯，罩着铁皮罩子。顺了梁，隔二米有一盏。过去应当是汽灯，再远些是蜡烛盏，现在有了电，当然改电灯了。这戏院子的样式多少有些像庙宇，说不定真是庙宇改的呢！所以，别看它小，却有一股森严的气氛。孩子们玩到下午四时许，光线沉下来一些，贴了门槛往里照，就看见有许多灰尘在亮亮地飞舞。场子的四壁有些黄，涂了一层釉似的。这时候，不知怎么就有些瘆人。不定哪个调皮孩子夸张地呼啸一声，于是，全都惊乍起来，一窝蜂地跑了出去。

这戏院子里有着些可怖的传说。说有一日夜里，公公听见戏台上热闹极了，锣鼓声大作，在唱戏呢！唱的是《杨家将》。公公想什么时候又进的淮扬大班，他怎么不知道？就披衣起床，从他睡的门房走出，走过院子。只见戏院子里烛火大明，将院子的地都映红了。公公这一夜就好像中了癔症，他都没想一想，这是什么时代了，早有电灯了，哪还用得上烛灯。他只是兴奋地挪着脚步，一个劲儿地往戏院子里奔。门关着，他这才发现自己忘带钥匙了。公公还是没有想一想：既然他没开门，淮扬大班怎么进得来？他却觉得这一切都很对头。公公扒在门缝上往里看，第一眼，是千支万支蜡烛盏，融融的一场子红光。再一眼，他全身的汗毛奓起了。戏台子上跳着，蹦着，唱着的，是一窝黄鼠狼。中间那一只，背上还扎了令旗，两眼炯炯的，大约扮的是穆桂英，细长的蜂腰一折一转，出神入化。公公一身的冷汗下来了，脑子也清爽了，他磕磕碰碰地退回自己的门房。这一次，他在院子地上看见的不是红光，而是石板缝里的杂草：车前子，狗尾巴，足有半尺高了。他想，这戏院子是太荒了，所以才闹黄鼠狼呢！

后来，院子里的石板地全撬起来，浇成了水门汀。再有，有剧团进来演出，公公一定要他们烧香烛，供一供。但这院子里依然有一股阴森的气息。这一带，小孩子不听话，大人就说：再闹，把你放到戏院子里去！小孩子立马不闹了。而家中要有夜哭郎，大人则会到这戏院子的后院，烧一沓纸。这样，夜哭郎立马也不哭了。因此，这戏院子真的有些像庙宇了。公公，就兼了庙祝的职责。扬帮人都有些迷信，又因是水上生计，不测的事情较多，难免就会疑神疑鬼的。可他们又不像航海生涯的闽广人，经的风浪更大，有宿命感，便生出类似宗教的观念，有了自己敬崇的神：林祖。沿海地方，都有着供奉林祖的庙：天后宫。扬帮人的信鬼神还达不到这程度，他们的鬼神比较平凡，比较民间化，不是像林祖那么神圣并且专能的。他们的鬼神散见在日常生活里，因人因时有所不同。这些上海的扬帮人，多是凭苦力吃饭，也不像闽广人财力雄厚，能够气势壮阔地祭神。他们只能小来来，零打碎敲地来上那么一点，带有些商量的意思，他们的鬼神也多是比较好商量的。就这样，这一带，他们都比较相信黄鼠狼。

等到家乡的剧团来演出时，这里就又成了会馆。四周的扬帮人都来了。他们看着剧团的人卸车，装台，起灶烧饭。就像方才说过的，这是一个设施简陋的戏院子，剧团的演员，夜里就宿在戏台上。女演员，睡后台，化妆桌、凳子、椅子拼起来，作了床。箱包是不能动的，有梨园的规矩。再用一块幕布拦起，留出过道，好让男演员去后院上厕所。男演员就在前台打地铺。生活是相当艰苦的。但在四周的扬帮居民看来，却十分新鲜有趣。在这段日子里，他们到哪里去，都尽可能绕道走过戏院，也不进去，站在院门口，朝里望一眼，说不定就看见剧团的人在空地上走圆场，练腰腿功夫。他们更愿意看的是一些生活场景，比如那个当家花旦在院子里晾晒衣服。她将洗过的头发束一条带子，散在背上，直垂腰间。穿一件家常衣服，碎花布的，有些旧，还有些小，裹着身子。运气好的话，可看见他们开饭的情景。多少有些像军营。饭是在公公门房旁的棚里烧的，那里砌了一个灶，烧煤，煤是和道具布景一起拉来的。公公借给他们一张条案，拖出在院子里，上面立一口大锅，几个菜盆子。然后挨个儿打了饭菜在茶缸和饭盒里，就散在各处吃起来。有的蹲着，有的站着，一边晒着太阳，说着闲话。洋铁勺子在铝制饭盒里磕碰着，发出清脆的叮当声。这些戏台上的人都是画中人，这会儿走下画来，竟成了凡人，就特别地令人生奇。这时，住在附近的人，会端了碗过来，和他们一起蹲着吃饭，听他们说着家乡的事情。

晚上开演之前，公公就把院门关严了，可总还是能有一些早进去的。有的是公公的熟人，有的是剧团里人转弯抹角的熟人，他们早早来到剧场。这时候，剧场已经变了样，推在墙边的长条椅一行一行排齐了，两边和中间留了过道。舞台上呢，垂了紫红色的大幕。增添了这些东西，剧场并不显得挤，反而还变大了一些，因为整齐和堂皇。这时灯还没有亮，场子里暗暗的，就还有些肃穆。早来的人不由自主地放轻了声息，穿行在排排座位之间。水泥地是泼上水扫净的，留着一片片的水迹，发散着森凉的气息。这时，隐约有笑声和说话声，好像来自低垂的大幕的后边。早来的人便鼓了勇气，从幕侧踏上两级木阶梯，揭开一点大幕，到了台上。台上更黑，顶上有一排大灯，吊在木架上，有两三个人影在忙碌。看起来，人影很小，因为台是空阔的。但黑暗里，有两道亮光，就是那两扇通向后台的门，说笑声从那里传来。走进去，原来这里是另一个世界。开着两盏起码有一百支光的电灯，四壁照得雪亮，一屋子的美人。美人们，有的对了镜子描眉，有的是两个美人脸对脸互相上妆。或者一个站在一个背后，帮着勒头。上了粉底的脸，比一般人似乎要大出许多，如同满月。眉眼也被描大描黑，唇是血红的，两颊的胭脂艳若桃花。他们大多换了半身戏衣，勒了头，也没有上头饰，都像是戏中的慵妆的睡美人，有那么一点点腻味。近处看，那些戏衣都不够干净，发着乌，还有着胭脂和口红的暗红的污迹。美人的牙齿衬了雪白的脸和鲜红的唇，很黄。从他们嘴里发出的调笑，也很不雅，不该是他们发出的声音似的。但是，就是这样半戏半人好看。后台渐渐挤满了人，看演员化妆，说笑。有上好妆的，走出后门，在后院里“噢噢”地喊嗓。手里端了一缸茶，喊一口，喝一口。天色沉暗了，他的化了妆的脸从暗色中突现出来，有点像变作美人的厉鬼。

此时，场子里熙攘了，灯光全亮了，虽然不是忒亮的灯，可架不住多啊！所以，也挺辉煌的。屋梁上的顶，漆黑的椽子，全隐去了。灯下是攒动的人头，还有松脆与婉转的扬州乡音。这是扬帮人的大聚会，几乎全来了，有人还天天来。人们互相招呼，孩子们在座位间奔跑，追逐，尖叫。并不是每个人都来看戏的，很多人只是为了看看家乡来的人。所以，演出的时候，场子也很嘈杂，始终安静不下来。有几次小孩子打架打凶了，叫公公一手一个揪了出去。但这也并不妨碍他们看戏。每一个新角出场，他们都报以热烈的掌声与喝彩。一些熟悉的唱段则一人唱，众人和。最受欢迎的，是武戏。锣鼓一响，一行跟头过去，屋顶都抬了起来。有那么一两个失了手脚的，也不要紧，退回去，重来，终于过了，又是一片叫好。但人们多年传颂着的，却是一个旦角。那旦角一出场，全场都静了下来。她的声音很特别，尾音略拖长，又略向下行。念白的字音转折慢一些，但又不是慢，行腔比较低，也不是低。“盗仙草”一折，白娘娘一改青衣装扮，换了短打，显露出蜂腰，瘦肩，纤手纤脚，眼神流转了，声音也清脆了，真是一人千面，变化多端。人们都想起公公见过的那只黄鼠狼。人们敛着声气，随她的动作移着眼睛。等她进去了，锣鼓响起，虾兵蟹将一行武丑上来，才吐出一口气，哄一声闹起来。

苏州河静静的，有几点灯火，是泊着的船上投下的，像钉子一样，扎在稠黑的水面上。远处的几幢楼房，薄薄地贴在天幕。天空很黑，但黑到边上，就是接近地平线的地方，又微明起来，是这城市的市光。那是另一番景象，摩登的光和影，摩登的男和女。这里却不是，这里是小世界的热闹和绚丽。

这一年春节前夕，剧场又一次热闹起来。从苏北兴化来了一个扬剧团，演出现代戏《夺印》。虽然是小剧团，但行头，道具，灯光却不可与旧时代同日而语，装了有满满登登几大卡车。景片是一面真正的山墙，或者真正的院门，合起来，可搭一座房子。还有一卷卷渔网似的网子，几个人才搬得动。等到装台，吊起的网子“唰”地放下，旁观的人们都傻眼了。一片微风荡漾的稻田展现在了眼前，几乎可嗅得见稻花的清香了。灯光从四面照耀着，如真如幻。服装呢，虽然都是现代人的装束，可就是好看呀！颜色鲜丽，而且多，几排衣服架都挤挤挨挨的。鞋子有几箱，箱子做成一格格的，写着各人的名字，不是演员的名字，是戏里角色的名字，各人是各人的。幕布是新的，还有一道纱幕，放下来，就是早晨起雾的景象。乐器也很新，鼓面绷得紧紧的，一块补巴都没有。笛子声清亮得，像个小哨子。唱词，行腔，剧情，都是新鲜的，但还是好听呢！女角总是俊俏的，只是做派大不相同。剪短发，腰间束皮带，像男人一样举手投足，有一股子英气。也是好看！那个地主婆，照旧戏里分，该是个丑行吧。扭着腰肢给干部送汤圆，真是好玩啊！这是最接近旧戏的一个角色，每次出场都能博得个满堂彩。这个现代化的剧团，在此地引起了极热烈的欢迎，每晚都满座。还有一些没有票，被公公私下放进去的人，站在过道里。院门前是买不到票，又进不去的人，黑暗中散散地站了一片，听一点里面的锣鼓声。

剧团所来自的兴化，是孙达亮的老家，剧团中有一个琴师，还是他的同庄人。两人都是从小出来，并没有照过面，可论起乡里乡亲，彼此都有共同的相识。这些日子，孙达亮只要在家，就天天晚上去剧场。开演前，坐在幕侧乐队的地方，和琴师聊天。有时也到后台，听其他家乡人说话。带去的小孩子，就散开在台前台后疯跑。小君也跟着孙达亮跑了去，还拉上富萍。富萍和她舅舅生分得很，心里还有些怕他，住这里十来天都没说上几句话。但有小君陪着，舅妈又催着，便去了。有两回，走到剧场门口，看到光明站在那里，手上还拿着事先买下的戏票，等他们一同进去，富萍就知道是舅妈的用心。一路人浩浩荡荡进去，舅舅要与琴师话旧，小孩子要无拘无束地四处跑跑，小君要看的是演员化妆，富萍无可无不可，只是跟定了小君，光明则跟定了富萍。于是，这三个人便早早就坐在后台口的板凳上，等着演员吃了早晚饭，涮洗过饭盒，再泡好一大搪瓷缸酽茶，慢悠悠地过来化妆。光明自然要找些话和富萍说，问她这，问她那。富萍先是不愿理他，再一想他是舅妈的侄子，也算个亲戚，理两句怕什么？渐渐地就与他搭起话来。

早说过，小君是个见异思迁的人，她看到了剧团的新人，便把富萍忘了。她很快就和剧团一个女学员搭识起来，替她端洗脸水，泡茶，调制刨花水抿头发，又从家里带菜给她吃。这女学员刚进团两年，还没出师，只是跟着跑龙套，管服装。她习的是生行，眉眼很俊拔，真像个秀美的青年。大约是脾性有些怪癖，在团里没大有要好的，进来出去，常常落单。所以，对小君的殷勤献好，并不推辞，而是欣然接受。这样，小君忙着和她的新朋友热乎，撇下富萍和光明两个人。现在，没有小君隔着，就光明和富萍坐一条板凳，富萍嗅到他的头油味，还有脸上手上的香脂味。光明不时撸起袖子，现出腕上亮晃晃的表面，向富萍报告：现在五点三十九分，现在六点零一分。富萍难免有点烦他，和小君一样嫌他“烧不酥”。但也明白光明不是个坏孩子，心眼还很实。就忍着，并不回头，只是看男女演员化妆。演员们一边化妆，一边斗嘴。兴化的口音和她家有些距离，略北些，就有些侉音，比她们家的话要硬生。总归是大不离，说起来，又是她的外婆家，也还是亲切的。那男角，捧了女角的脸，一笔一笔地替她描眉画眼。两人的脸都上了粉，粉红粉白的，像两张假脸，鼻子尖都快要对在一起了。但因为这样的不真实，看上去就没什么腻歪，还很有趣。眉眼一点点显了出来，鲜艳欲滴的，倒有些吓人。富萍正看得出神，冷不防被人拉了一下，转脸一看，光明的脸凑得很近，她嗅得见他嘴里的鱼腥气，夹在头油，面油的香脂味里，很不舒服。光明说：已经六点四十七分了，下去坐位子吧！这一回，富萍没管住自己，她猛一让身子，离开光明远些，不搭理他。光明有些急，说场子里挺乱，都不按着座位号坐，他已经搭眼望过了，他们的位子叫别人占着了。听了这话，富萍才悻悻地起身。她并不是怕没座位看戏，而是不想与光明拉扯。

她随着光明从大幕旁挤出来，走下木梯，耳边立即壅塞了嗡嗡的人声。因是从明亮的后台过来，场子里的光线就显得暗了。只见十数盏电灯底下，人头攒动，这里一堆，那里一堆，起着纠纷。都是争位子的，都直着喉咙说话，结果谁也听不见谁的，谁也不让谁的。他们终于挤到他们的位子旁边，果然都坐了人。这一回，光明买了四张票，他一张，富萍一张，四个小的挤着坐，两张足够了。舅舅反正不看，在上头和琴师说话，小君也不看，要伺候她的朋友呢。可是这会儿是怎样的呢？四个位子坐了有七八个人，里面只有一个自己人，孙达亮家老大，缩着身子挤在人缝里面。光明过去就和人吵起来，却无人理他，反问道：是你的座位为什么不来坐？有一个还搡了光明一下。光明红了脸，撸袖伸拳地要与那人讲究。此时，场子里的灯暗了，脚灯打上去，大幕前亮了一圈，戏马上要开演了。于是，场子里平添了一股紧张的气氛。公公挥舞着一支巨大的手电筒过来了，在空中划出模糊的光柱。“有种出去打！”公公嚷着，将光明和那人一同扭了出去。大幕拉开，碧绿的秧田在纱幕后头一下子亮了，喧嚣声渐渐平息下来。富萍这才发觉自己一个人立在过道上，进不能，退不能，真是尴尬啊！这时候，身旁伸来一只手，将她拉过去。扭头一看，是一个老太，精瘦的，面色却很清爽。她让边上的儿子，一个也是清瘦的，戴眼镜的青年，朝里挤了挤，硬让富萍坐下了。

十三　请奶奶看戏

舅妈和富萍说：去请奶奶来看戏吧！算起来，富萍到舅妈这里，已有十来天。离过年呢，也只有几天了。不晓得奶奶那边怎么样，也不晓得乡下，孙子那边怎么样了。想到李天华，富萍就低下了头。这天下午，舅妈让她在家守了一砂锅冰糖肘子，自己往淮海路上，奶奶那里去了。

舅妈穿了新做的蓝布罩衫，领口翻出格子布假领。脚上穿了舅舅的新棉鞋，那种黑灯芯绒面，滚白边，有气孔，系带子的样式。肩上背一个灰色人造革拉链包，是向小君借的。头发梳平挽在耳后，看上去就像一个干部。她把见奶奶看作一件大事，很郑重的。奶奶所住的淮海路，在他们住闸北的人眼里，是真正的上海。所以，舅妈穿过棚户间的长巷，遇着人问她上哪里去，她就朗声答道：到上海去！去做什么呢？人们再问。接小孩奶奶来看戏！舅妈回答。她走出棚户区，走上马路，到了车站。是星期天的下午，天呢，好得很。车站上人不多。这时节，年货已经备齐了，都在家里扫尘，腌鱼腌肉，生烟囱炉烧水，大人小孩洗澡，就等着辞旧迎新。舅妈家里也都差不多了，大人小孩的新衣服在柜子里叠着，一只咸蹄髈，一只咸腿，还有一只风鸡，都吊在院子里竹竿上。夏天吃下来的西瓜籽，当时晒干收起的，前天也叫大孩子炒熟了，还加了几个白果，一把黄豆，封在了铁罐子里。舅妈去接奶奶，顺便到淮海路上的商店买两斤软糖。这个年，就挑不出一点缺点了。舅妈想：要是奶奶愿意，请她来吃年夜饭，就更热闹了。现在日子好过了，亲戚也该走动走动。

无轨电车一站一站靠近奶奶那里，舅妈的心也和奶奶更贴近了。她想见奶奶，还为了同奶奶商量富萍的事。她看得出，光明对富萍有几分意思，只是看不出富萍的态度。自然啦，富萍是姑娘，她能有什么态度呢？还是要做大人的出面。舅妈兴兴头头地想：过年就把孩子们的事定下来才好呢！舅妈从小在船上长大，出力做活，吃饭睡觉，生活简单得很，她也看不出有什么复杂的地方。当初是她看上孙达亮，直接就和大人说，大人劝她，孙达亮个头矮，和她不相称。她回答说：你们嫌他矮，我却不嫌。大人又说：孙达亮要养老娘和哥哥呢。她说：我也不嫌。大人拗不过她，找人去说，一说一个准。结了婚后，果然很好。日子是苦些，可谁不吃苦？孙达亮且是个有志向的人，苦就苦得有名堂。这不，苦出头了！哪里是从船上到岸上？明明是从地上到天上。舅妈看世事虽然简单，倒没有出过错。所以，这一天接下来的事，就有些出乎她的意料。但舅妈并不是那种不转弯的人，她愿意回过头去，把事情从头再想几遍。再想几遍，就发觉，原来是那样的，怪不得呢！于是，一切又对头了。

话说回去，舅妈兴冲冲下了电车，往奶奶住的弄堂去。路上就遇到一家食品店，里面满满地挤着人。她把肩上的背包拉到胸前，紧紧护着，挤到糖果柜台。什锦糖有两种价格，一种是软硬掺杂在一起，一块二一斤，再一种是纯软糖的，一块五一斤。想到小三和小四专爱争来抢去的，就不再犹豫，很爽气地掏出三块钱，买了两斤纯软糖。两斤糖装进包，包就饱满了许多。她挤出食品店，额上已出了一层细汗。街上的人多极了，大多手上拿着东西。街面上的店家，也都挤了人。车“行行”地在街心驶着，电线在阳光里闪烁着亮光，像蛛丝一般。舅妈想：到底是“上海”啊，这般的热闹！她认出奶奶住的那个弄口，弄口也频繁地进出着人。熙攘的人群里，还有挑了热水的挑夫穿行着，一边叫嚷：开水，开水！桶盖的木缝里，冒出丝丝缕缕的热气。舅妈找到奶奶的时候，奶奶刚给两个小的洗过澡，自己也洗了，脸色红红的，头发略有些乱，手里提了倒空的木桶从浴间里出来。两个小的只穿了毛线衣，在房间里踢毽子。大块大块的太阳光投进来，两人的红毛衣和绿毛衣，在黄灿灿的光里面，格外的鲜艳。舅妈一看就很喜欢，拉开拉链包，抓出糖分给她们，一边告诉奶奶，她是富萍的舅妈，来接她去看戏。奶奶的脸有些沉，说：我老了，不爱热闹，不看戏。舅妈没有看出奶奶的不悦，一劲地相邀：不为看戏，只为玩玩，富萍在家炖肘子等奶奶呢！奶奶听到“富萍”两个字，不由软下来，她叹出一口气，说：这孩子一跑就不来了，我如何向她婆婆交代呢？舅妈一听这话，大感诧异，两个眼睛睁得又圆又大。奶奶看她一眼，晓得她不是那种有心计的人，心又软了几分，便将她与富萍的关系一层层地说给舅妈听。舅妈听了，难免是有些失望的，但也庆幸没有着急向光明挑明。她想，其实是问过富萍有没有婆家的，当时她并没有回答，自己就以为是没有了。其实呢，这样大的女孩子家，怎么会没有婆家？分明是自己呆，将女孩儿的害羞当了真。

奶奶交心交肺的诉说，感动了舅妈，她想：这真是个好奶奶，虽然她一点不像个奶奶，还显得很年轻。就再一次请奶奶去看戏，还说看完戏，就让富萍随奶奶回来。这一回，奶奶松了口，说要看东家的意思，马上要过年了，事情也多得很。舅妈就撺掇奶奶去同东家交道。其实奶奶也晓得东家好说话得很，不过是借一个托词，摆一摆身份。两个小的，站在一边，早竖起了耳朵，一等她们母亲同意奶奶去看戏，便一同缠上来也要求去。舅妈自然高兴得很，搀住那小的手说：可不是嘛？也带你们去的！于是，小的拉着大的，大的再拉着奶奶的手，四个人连成一串出了门。

四点钟光景，太阳斜在棚户的篱笆上。富萍打酱油回来，正要进院门，奶奶她们来了，两个小的老远就喊她富萍、富萍的。两个小的都忘性大，早不记得富萍对她们的不买账，只是看到许久不见的一个熟人在这里出现了，就又惊又喜。富萍心里倒一热，再看奶奶脸上并无不悦，只略说她几句：不该一去不回来，让奶奶着急。富萍吊了一天的心，这时放了下来，对奶奶不由就比以往殷勤了些，嘴上也肯喊“奶奶”了。奶奶看她进来出去地替她冲白糖米花茶，又炒花生，还找了她舅舅的香烟敬奶奶，眼圈都有些湿了。想她毕竟是个孩子，能有多大的本事，蹿上天去？自己恐怕是多虑了。舅舅、舅妈这两口子已经有点叫奶奶喜欢了。舅妈是热心热肠的人不说了，舅舅虽然不多言多语，但却十分诚恳有礼，喝茶，吸烟，就坐，都让奶奶先。家里的孩子，一进门就挨个儿被逼着喊了奶奶，磕了头，然后就带了东家的那两个，跑出去野了。那两个小的，平时哪里见过这许多同伙？又都是自来熟，一去就不露面了。邻里早知道有个住“上海”的奶奶要来，这时都赶了来看。一看就觉着这奶奶比预先想的还要有身份，有气度，于是便有些怯场，还有些激动。几个年长见过世面的男人，坐下来和奶奶说话，女人们则站着听，有手脚勤快的就去帮舅妈做菜。剁肉做狮子头，切豆腐煮干丝，全是一色的家乡菜。等天稍一黑，舅妈就着人把那两个小的追回来，开了饭。又让自家的孩子去剧场占位子，可不是怕乱抢位子嘛！这时候，光明正好来了，一听说，立刻就要去剧场。忙到现在，舅妈方才想起还有光明这个人，心里不由叫苦。但她终是个豁达的人，不是太觉着为难的，先让光明去了，思量日后再向侄子说明。说到底，她也不信，光明这样的，会讨不到女人。

看孙达亮家的饭桌，就好像提前过了年。堆尖的盘子碗，通是浓油赤酱，红亮亮的。那两个小的，本来就馋肉，这一下可大饱口福。奶奶怕她们吃坏肚子，拦着，可怎么拦得住？多少双手抢着往她们碗里夹肉。后来，奶奶自己也吃开了胃，什么时候是人家烧给她吃的？又口口声声的“奶奶”“奶奶”，叫个不停。记不得喝了几盅酒了，只觉得耳热心跳，心里且十分快活。坐一桌吃着，站一圈看的，啧着嘴，赞奶奶会喝酒，两个“上海”的小孩也那么会吃肉。等大人们放下酒盅盛饭了，他家的小孩子们才挤上桌来，就更热闹了。小孩子都是人来疯，争着抢着，比往日要多吃几倍。他们方才已经玩熟了，这会儿就有些熟过头，开始吵嘴，比着谁能吃肥肉。大人吆喝着，也不是真吆喝，反而鼓励了他们。眼看着盆子里唰唰地浅下去，见了底，堆尖了，再浅下去，见底。人们嚷道：孙达亮，还过不过年了！舅妈红着脸膛，眼睛亮着：过！怎么不过？天天过！这时，有人过来传话了，说戏快开场了，人多得不得了，让奶奶快去！于是，一伙小孩裹挟着新来的两个，就向剧场跑去。奶奶跟在后头，舅妈搀着一边，小君搀着另一边。此时，小君又出来了，左一声奶奶，右一声奶奶，问奶奶耳朵上的环子是不是金的，又问奶奶身上的棉袄是不是自己裁的？富萍落在后头，孙达亮落在再后头，这样，拉拉扯扯一帮人进了戏院。

今天恰巧换戏，上演古装戏《孟丽君》，观众更多，简直挤塌天。光明占的大半排位子，渐渐叫人挤去了不少，好歹还剩四五个座。光明左挪右移地堵着，也已经很危险了。一旦看见奶奶一行人进来，不由跳到座位上，挥着双手大叫起来。他的头发乱了，粘在汗湿的额头上，那奓着手脚的样子也很好玩，奶奶就笑了。待他们挤过去，硬是坐下来，终于落定。奶奶伏在舅妈耳边，笑嘻嘻地说：我看，你这侄儿和这丫头倒是一对儿。她拍了拍胳膊弯里的小君的手。小君没听见，只顾告诉富萍，她那小女朋友今晚什么时候出场，穿怎样的衣服。富萍却听见了，略略走了一下神，又回来了。舅妈心里则一亮，想到底是奶奶，比她看得准。人声还没有偃息下去，锣鼓就开了场。待幕一拉开，满眼的羽衣霓裳，飞翠流丽。底下又是哄然。这是一出文戏，人物多是俊扮，腮红齿白，钗环叮当。把奶奶她们眼睛都看直了。每到幕间，舅舅便欠过身来，与奶奶讲解戏文。他讲得很细，连前后观众都伸过头来听。讲个差不多时，下一幕就开场了。

散场时，已过十点，随了人群拥出剧场，又拥出院子，走到了街上。脚踩着石子路，啪啪地响成一片。分别走上几条巷道，人群就稀疏了些。天气很清朗，下弦月出来了，挂在高空。风略有些寒。看戏前喝的酒，这时醒了。看戏的兴奋劲渐渐过去，人们放低了喉咙，开始感到夜晚的静。那两个小的脚下已经在磕绊了，奶奶也感到身上有些软。到了车站，大家都默了下来，在车站上站了一片。舅舅对奶奶说：要是不嫌弃，就拿他们当小辈，有事情招呼一声，他们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奶奶就说：他们已经是亲戚了，可不是吗？你们的外甥女是我的孙媳妇嘛！说到此，就回头看了富萍问：富萍，你跟不跟我回去呢？富萍低了头，说：那就回去。又停了一会儿，车才来。将他们送上车，再等车开了，站上的大人孩子便举步向回去。走了几步，一向沉静的舅舅忽然扬起嗓子唱了一口，小孩子纷纷回应。电车开走了半刻，还听见他们的声音在静夜里回荡。

车上很空，不过五六个人。奶奶带两个小的坐一边，富萍自己坐另一边。小的，已经在奶奶怀里睡熟了，大的也歪在了奶奶身上，两摊泥似的。奶奶这时倒清醒了，对着窗户，看见的是窗玻璃上自己的影子，眼梢里有着耳环的一点亮。富萍眼睛对着司机的背，这是最末一班车了，司机转动方向盘的动作有些急躁，赶紧要开完这一班车，好回家睡觉了。富萍有一时以为那开车的是光明，光明不也是这样扶着方向盘，转动时，背和腰就欠向一边，又再回来。就在这一刻，富萍的头朝前一磕。车停了，她们到了。

回来以后，奶奶将这晚上吃的饭，看的戏，以及舅舅舅妈这一家人，一一讲给吕凤仙听。最后感叹道：是好人，日子过得也不错，就是房子破了些。吕凤仙却说：我晓得他们是好人，就是不晓得他们为什么急吼吼地要把富萍带走。奶奶辩解说：现在不是让富萍回来了吗？吕凤仙就冷笑道：你这奶奶真好说话，他们“让”富萍回来，他们要是不“让”呢？这样一说，奶奶也觉着自己好欺了。可不是，富萍干他们何事呢？他们忽然横插进一脚来，是凭的什么？那晚上带回来的情义，渐渐寡淡了。但两个小的却无法忘怀这一回经历，她们时时问奶奶这，问奶奶那。奶奶就说：我不知道，富萍知道，问富萍去。富萍也说不知道，奶奶说：你的舅舅舅妈，你怎么不知道？富萍说：我爹妈死得早，没人和我说，我怎么知道？这就是富萍从那里回来以后的变化，她会和奶奶顶嘴了。奶奶气得厉害，提了声音说：你不知道的人，怎么能跟去了那么久？富萍不说话了，气鼓鼓的，涨红了脸。有时候，奶奶和富萍心情都好些，奶奶就试探地问富萍，在舅舅家玩些什么，遇见些什么生人？富萍说没玩什么，没遇见什么生人。奶奶就又气了：怎么没遇见？小君，还有光明，不是生人吗？富萍也气了，再回嘴：一个是邻居，一个是亲戚，怎么是生人呢？富萍的嘴就变得这么尖，原先还觉得她是个口讷的人。

临近过年了，奶奶和富萍却闹得这样不开心。两人心里都憋着火，一不好就爆发出来。这天，小年夜的下午，舅妈兴头头地，抱着一个包裹，闯进门来。嘴里喊一声奶奶，又喊一声富萍。富萍和奶奶都没怎么回答，坐着不动。舅妈并没觉察，兀自将包裹扔在床上，打开来，一件一件往外拿东西：富萍啊，这是舅舅舅妈送你结婚的东西，奶奶不要嫌弃东西不好，都是粗东西，乡下人也用得过去。一套大红卫生衣，一双大头鞋，一扎白纱手套，显然是船工们的劳防用品，但两双尼龙袜和一件棉袄罩衣却是新买的。其中还有小君送的一件东西，手织的半截手套，劳动时可以戴。再就是一大包食堂里做的白馒头，是带给奶奶吃的。奶奶和富萍都没有往东西上望一眼，停了一会儿，富萍反而拔起脚走出门去了。舅妈一怔，煞住话头，看看奶奶。奶奶低了头推水磨粉，房间里充斥着沉闷的石磨声。舅妈说：我外甥女生我气了。奶奶说：你外甥女是生我气。这一回，舅妈听出来了。她放下手里的东西，说：奶奶你在生我的气。奶奶没说话，本来对舅妈生出了芥蒂，现在看到人，心又软了。舅妈说：奶奶是怪我们当年不收养富萍吗？可那时候多难啊！自己都保不住。于是她说起了那些年的难处。奶奶听着听着也出了神，叹道：你们确实也不容易，可我并不是为这个怪你。舅妈又不明白了，说：那么奶奶到底为哪一桩怪我呢？奶奶就说：你不该招呼不打就把孩子领走。舅妈还想辩解，是富萍先来找他们，她才来领富萍，那天不巧奶奶又不在，可奶奶拦住了话头。奶奶说：这孩子，从你那里回来，就变了，你看方才她，不高兴，撂腿就跑。舅妈想到了她曾经打算给富萍介绍光明的事，不由有点心虚，转开了脸。奶奶接着说：舅妈也知道，我要指望孙子养老的，我要是把孙子的媳妇搞丢了，我有脸见孙子吗？说着，奶奶的眼泪下来了。舅妈见不得长辈的眼泪，脸烧得通红，眼睛亮亮的，也要滴下泪似的。她拉住奶奶的手，说：奶奶，我错了，我原是不知晓富萍是您孙媳妇，只以为直接是她一个过继的奶奶，当时我确实想把我娘家侄儿介绍给富萍，可后来我知道了——听到这里，奶奶反拉住舅妈的手问：是那个梳包头的吗？舅妈点点头，她看见奶奶眼睛里包着的泪一点一点收了回去。

奶奶最终平静下来，她理了理头发，握住小磨的木柄，继续推起来。房间里又响起霍霍的磨声。奶奶说：乡下小孩子，到底还是老实的，富萍也只是一时与我闹闹气，并不会有旁的什么心。舅妈此时只觉得自己闯下个天大的祸事，心里直说：奶奶呀，从此再不敢来沾富萍了。她干坐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奶奶说：舅妈把东西带回去吧！自己留着用，富萍她有，我替她谢谢舅妈。舅妈连一争都不敢争，将东西胡乱打进包裹，提着走了。听舅妈的脚步远了，奶奶停下磨来，自己出了一会儿神。磨声止了，外面的声音就传进来，小孩子已经放寒假，在弄堂里玩，是踢毽子或者跳绳，脚底有节奏地拍在水泥地上，嘴里跟着数：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厨房里，大约是隔壁的阿娘在炸鱼肉丸，油锅哔剥地响。一个安静、祥和的新年就要来临了。

晚上，奶奶将磨好的水磨粉倒进纱布袋里，吊起来，下面接一个锅，滤着水。又把摊好的蛋饺蒸熟。赤豆淘干净泡在清水里，明天一早好煮酥了炒豆沙。青鱼已切成片，浸在酱油作料里了。鸡在院子角上的鸡窝里，咕咕叫着，又撒了一把米，杀鸡的刀早已磨亮了。该做的都做了，已经十点钟。她走出门，走到前排房子，吕凤仙给她留了门，正等她。电灯照得亮亮的，桌上铺好纸，墨也磨好了，要给奶奶乡下的媳妇写一封信。

十四　过年

年里，有忙也有闲。从大年三十起，东家就开始请客。那些客人都是知道奶奶手艺的，进门就问：有没有狮子头？有没有红烧蹄髈？然后就宽衣脱帽，打仗似的坐到桌旁。奶奶一道道菜上，他们就一次次为奶奶喝彩。奶奶是听不得好话的，听了好话就忘了累。有一日，一个客人喝醉了，夜里就和先生睡一床，把师母挤到小孩子床上。第二天一早，奶奶就端上鸡蛋煎糖年糕和酒酿圆子。这样，他就又在家里吃了一天，接上下一批客人，晚饭后才走。到了年初三，就闲下来了，轮到东家一家上别人家去吃了。这一天，奶奶就和吕凤仙相约，去大世界玩。前一日呢，戚师傅又来修水斗，说他今年值班，到浦东吃了年夜饭就回来了，老婆和过房儿子都还在浦东。吕凤仙说，大世界这样的地方，要有个男人一起去好，就约了他也一同去。临时又拉上阿菊阿姨，加上富萍，一共五个人。

这一天，奶奶穿上压在箱底的驼绒夹袄，虽然略单薄些，但因天气不冷，也正好。她又逼富萍换了衣服，从新买的衣服里挑出那件红绸棉袄。富萍本来是没什么心劲过年的，但到底顾忌着年里头不敢说败兴的话，勉强穿上了新棉袄，忍不住在镜子里端详了一眼。红绸面将脸映得红艳艳的，头发呢，乌黑，奶奶又强着她别上一个翠绿的花卡子，真的很娇呢！富萍不由害羞起来，赶紧从镜子前走开，心里却生出一点喜气。奶奶看着富萍让过镜子，头发遮住半边脸，嘴角上有了一些笑影，心里揉了一下，想道：一定要把富萍好好地交到孙子手里。她从手绢包里抽出一张五毛的角票，塞进富萍手里。富萍不要，奶奶就说：是不是嫌少？就只好要了。祖孙二人又换了鞋袜，就出了门。

弄里的地上，积着红色的炮仗纸。天不亮时已经扫过一遍了，可到了这午后，又炸了一层。走上去，脚底下软软的。还有小孩子在点，一个一个零散的，一时响一声，一时响一声。走出小弄堂，就看见吕凤仙和阿菊阿姨了。吕凤仙穿了咖啡色女衣呢的短大衣，颈上系一条绸巾，墨绿、橙黄与蟹青的浑花。阿菊阿姨穿的是织锦缎的夹袄，笔直的西装裤。两人就这么醒目地站在午后的太阳底下，身后是女中操场的黑篱笆墙，看上去像一幅画。等奶奶和富萍走拢来，大家彼此打量过，又取笑过，便一起向弄口走去。戚师傅会在大世界门口等她们。一是从八仙桥他家去是近路，二是他先去了好排队买票。年初三，一般都在走亲戚，街上的人似乎比平时还少些，又是刚过中午，就比较清静。她们平时都是忙惯的，这时悠闲着在街上走，天暖暖的，真是惬意得很。她们仔细地打量橱窗里的摆设，看街上摩登的男女，电影院前的海报，又进到电影院前厅里看明星的照片。谈论道，她们哪一位同乡人帮佣的大楼里，就住了其中的一个明星。于是，联想起在另一幢花园洋房里，住着另一位明星，名气更大，派头也更大，每天汽车进汽车出。她们像女学生一样，嘁嘁喳喳地说话。走出这家过去叫“巴黎大戏院”的电影院，就拐到横马路上，乘电车去了。她们先是争着买票，争来争去，到底争不过吕凤仙，让吕凤仙买去了。然后就推让座位，这回是吕凤仙推不过她们，第一个坐下。过了两站路，有人陆续下车，于是，就都有了座。开始是分散的，又过了一站半站，再有人起来下车，四个人才聚到一处。一起扭着身子，看窗外的街景。时间到了下午的缘故，街上的人多起来。小孩子手上举着鲜艳的气球，不小心脱了手，飞上天去，在空中摇摇曳曳，最后落在电线上，像打了一个彩色结子。有装扮十分浓艳的女人，披着长波浪，抹着口红，西式长大衣里是旗袍，足下踩着尖细的高跟鞋，在人群里十分突兀，好像戏台上的人没卸妆就走了下来。她们看着街景，还牵挂着不要坐过站。不曾想，这一站下的人特别多，几乎半车人都拥在车门。便不慌了，等人下了一半才慢慢从座上起身。

这边，戚师傅已经买好门票，在车站上等着。车来了，扑落落下了一批人，又开走。就是没有她们的人影。戚师傅的脖子都望酸了。等到这一辆过来，又是扑落落地下人，眼看着要没希望，却见姗姗地下来这几个，赶紧举了票迎上去。迎到奶奶跟前，眼睛望着吕凤仙，说：我以为你们不来了呢！奶奶闪过身道：怎么会不来？吕凤仙便向他解释，四个人会齐用了些时间，在路上东看西看用了时间，等车又等去了时间，于是就来晚了。阿菊阿姨和戚师傅不熟，只是笑笑。说着这些话，奶奶早已经走在前边，一个人走到检票口，背对着这边，等大家上去。戚师傅赶紧跑前送票给奶奶，跑了几步，又想起后面那几个，回身来照应，弄得两头为难。今天戚师傅穿了一身海军呢的人民装，和平时有些不像，更加拘谨了。再叫奶奶这么一耍性子，便手足无措，看上去挺可怜。吕凤仙很知趣地拉了阿菊阿姨跟上去，富萍也跟了上去，戚师傅这才放开脚步追到奶奶身边。五个人检票进去，站在了哈哈镜前面。

趁着大家照哈哈镜笑，吕凤仙凑在奶奶耳朵边，小声说：今天我请戚师傅来玩，看我面子，脾气好一些。奶奶听了这话，方才觉着自己失态了，被吕凤仙看出，多少有些气恼。但吕凤仙不是戚师傅，是不好对她任性的，只得忍了。再看哈哈镜，笑得就有点勉强。富萍躲在人后面，怎么都不肯往哈哈镜前站，生怕露丑似的。几次想逃过去，却叫阿菊阿姨抓回来，逼着她照镜子。阿菊自己呢，走了一遭，回头来再走一遭，吕凤仙只得过来拖她走了。戚师傅看她们这么开心，就笑着，眼睛却不时往奶奶脸上瞟。想近前去和奶奶说话，又不知道说什么，怎么说，奶奶会不会更生气。心里彷徨着，脚底下也彷徨着，一会儿走前，一会儿走后。好在吕凤仙有眼色，伴在奶奶身边，同她说这说那，又回头招呼戚师傅几句。渐渐，奶奶脸色和悦了，戚师傅也难堪得好了些。阿菊拖了富萍走在后头，她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都要看三遍。吕凤仙是要嫌她烦的，奶奶看起来兴致像是不大好，所以，就将富萍拉拢来，与她一起走。

戚师傅建议先走一遍过场，再挑有意思的仔细看，大家都同意。于是就跟了戚师傅绕着中央广场，一层一层盘上去。四边阳台的木栏杆上趴满了人，看底下中央舞台上的杂技表演。只听见人群不时掀起惊呼声，偶尔，从人缝里可看见有一个亮闪闪的人，飞鱼般地跃起来，又落下去。后来，可能是杂耍的小丑登场了，人群中又爆出阵阵笑声。阿菊被这情形撩得十分着急，拉了富萍试着挤到栏杆边去，哪里挤得进去，连边都挨不着，还遭了人家的白眼。戚师傅过来说，这一场演完，人们走散时，可抢先占下位子，等着看下一场。阿菊便下狠说一定要早早占下位子，而且要占底下台前的正经座位。暂时搁下，继续上楼，直上到楼顶。楼顶平台上也是人，可到底宽敞了。人们走来走去，俯瞰街景，小孩子四下里奔跑，小贩们兜售瓜子五香豆和棒冰雪糕，敲着木梆子，声音在空旷里散开了。大好的太阳照得晃眼，风很大，但不料峭，带了几分春意，畅快地吹动。他们站到水泥围栏边，看底下的街道。只一眼就不敢看了，心慌，离远了些，再看。便看见连绵的屋顶，顶上的瓦，细鳞一般，齐整地排列着。不少窗户洞开着，注进阳光去，含了一汪亮光。还有晒台，也盛了阳光。有一些墙破了，露出残砖，光便把砖缝勾勒了一遍。晾晒的衣衫在风中很起劲地飘扬，有一条系在晾竿上的鱼，在风中折着斤斗。戚师傅跑去买汽水给她们喝，她们几个背靠围栏站着。灿灿的阳光下，她们这一群着实鲜艳得很。其中，奶奶显得素了一些，可她的金耳环，她的黄白皮肤，她的朝后梳的，前面看起来像盘了髻的头发，却藏着一股媚。所以，并不逊色。她们四个站在那里，看一家子五六个孩子玩捉人。这几个孩子，彼此只差一两岁，都长着他们父亲那样的刀条脸，脸色黄黄的，但都很活泼。有几次，那最小的奔到她们中间，硬挤进她们的腿后面，伸出一张脸，窥伺着他的哥哥姐姐有没有向这边来。他们的父亲也穿着戚师傅那样一件海军呢上装，却旧得多，皱巴巴的。他双手插在裤兜里，因为怕冷，微微耸着肩，两页衣襟便像翅膀样地支开着。风吹得他的瘦脸变了色，脖子上起着鸡皮疙瘩，可他始终微笑着，看他的孩子们游戏。他们的母亲呢？原来站在背风的一面，头发全叫风从后边翻上来的，钩织花边的女人，就是她。一寸见方的一幅花，钩好一块，就收进斜背着的人造革包里，最后连起来，便是一块桌布或者一条沙发巾。这对夫妇就是靠他们的手艺和力气养活这一大群孩子的吧！玩了一时，父母亲带着孩子走了，她们这四个才发现戚师傅去了这许久还没有回来。阿菊说应当去找他，吕凤仙说千万不能走开，一走开就谁也找不着谁了。奶奶则说随他去，找不到就找不到。这时，戚师傅却来到她们跟前，倒把她们唬了一跳。他两只手满满地抓着几瓶汽水，都没法拭额上的汗了。原来，他先跑了去打听杂技什么时候演下一场，然后再去买汽水。卖汽水的地方又不让押瓶，一定要在跟前吃。他好说歹说，拿出工作证和十块钱一起，才算答应给他押瓶。回来的路上，他又去杂技场看了看，所以就来迟了。

她们喝着汽水，下了平台，转进木阳台。这时，杂技表演已经结束，人们散开了，音乐也止了。她们这才看见底下的舞台，通对着圆形的穹顶，四周环绕着阳台，一层一层上去，共有四层，相当壮观。现在台上空着，上方缠结着一些电线和钢丝，台前的座位里已经坐上一些人，耐心地等下一场开演。四圈木阳台上，人们悠闲地散着步，从阳台的里侧传出弦管的乐声。阿菊被这乐声吸引，对杂技的心就淡了。她吵着要看越剧，大家就进到里面，沿了走廊，一间间剧场查看。有一间是演电影，里面黑咕隆咚，场子倒挺空，只坐了大半。电影演的是家庭的故事，一个儿子要穿毛料衣服，吃过苦的父亲高低不让，她们不由被吸引住了，站定在那里。戚师傅就趁机过来收她们的空汽水瓶，让她们在这里看，他去退瓶赎回工作证和押金。但关于毛料衣服的情节很快过去了，她们到底不大喜欢这种大白话的艺术，就走出来，站在走廊里等戚师傅。阿菊是头一回和戚师傅相处，与她们说：这真是个好人，对外人都这样细心周到，对自己女人就不消说了。吕凤仙因是知道内情的，怕奶奶尴尬，不好怎么附和，倒是奶奶应了一句：也是个无事忙。过了一会儿，戚师傅回来了，问怎么不看了。大家说不好看，接着一间挨一间走下去。下一间是游艺室，摆了五子棋桌，扑克牌桌，屋子上方还吊了些彩纸，写着谜语，让大家猜，猜对了有奖。奖呢，就是一些歌片，明信片之类。大家一是猜不来，二是对奖品没兴趣，就走了过去。再下来一间，是书场，一男一女在说。男的拨一把三弦，女的怀抱琵琶。这一回，吕凤仙和阿菊听见了乡音，格外地亲切，倒是想坐下来听听。可奶奶却有些不耐烦，说自己带富萍到别处转转，把戚师傅留给她们使唤好了。可是待会儿，上哪里去找她们祖孙呢？商量下来，还是先让戚师傅跟奶奶她们去，待她们选定了地方，坐下，再由戚师傅转回来告诉她们。这样，她们就暂时分两下子去了。

戚师傅带了她们祖孙俩走了，有一时尴尬着，谁也不说话。走过一间剧场，里面敲锣打鼓着，三个人竟都没有停步，走了过去。走了一段，戚师傅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封套，往富萍手里塞去。他早就准备了这个，几次想递给富萍，却递不过去。一则是碍着吕凤仙和阿菊阿姨，二则，这孩子一直冷着脸，他就怕她不要。果然，她是不要，挣红了脸，躲闪着。奶奶也在旁边说：你给她做什么！他可真是难堪了，富萍就像和他打架似的，推着他的手，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惊恐的神色。后来，奶奶看他实在是窘极了，眼睛里都有了泪光，才说：富萍，大人给你，你就拿了！不料富萍将摁在她手里的红包往奶奶身上一按，反身跑开去，远远地站着，红包从奶奶衣襟上滚落到地上。戚师傅转过脸，装看不见，最后还是奶奶将它拾了起来。他们正站在一间剧场的门口，不知演的是哪一出，只听咿咿哦哦地唱。戚师傅嗫嚅着：你们看戏，我去找她们。逃跑似地走了。

戚师傅来到时，吕凤仙和阿菊也正有些不自在。书场里听书的多是些老书客，与台上两位说书先生相熟得很，常常台上台下地搭话，插科打诨，又都是些暗语似的，别人并不明白。她们这两个外人，听了这一时也没听出什么名堂，一看戚师傅来，二话不说就跟他走了。戚师傅领她们绕到方才与奶奶分手的地方，见祖孙俩已经坐进剧场。台上在演沪剧，是个不出名的区级剧团，演的又是现代戏，因此观众零落得很。人们走过，在门口观望一时，再走过去。她们几个坐了一会儿，也觉无味得很，商量要去寻一个好看的戏，从头到尾看一场，就算不白来大世界一遭了。还是派戚师傅去侦察，她们先等着。台上那出戏不知不觉中也演到了尾声，拉上了大幕。这时，大约是下午四五点钟，大多的场子，在这时歇场。人就都拥到走廊和阳台上，人声嘈杂起来。玩到这一时，四个人都有些累了，倚在靠背上养神，不说话。场子朝外的那一面的长窗，绰约映出霓虹灯管和铁架的影子。这时候，窗上微微发黄，是夕阳斜射的缘故。场子里开了几盏日光灯，虽然亮，却有些惨淡。人几乎走空，偶尔有人伸头看看，又退出。正人意阑珊时，中央广场内奏起了欢快的音乐，小喇叭“嗒嗒”吹着，人心又激奋起来。

戚师傅带来了好消息，说大剧场里七点钟开演越剧，《柳毅传书》，是个什么“芳”还是“香”的名角演的。大家振作了精神，决定到那里去候场子。至于晚饭，还是劳动戚师傅，去买一些糕点来。于是大家赶紧起身，往那大剧场去，生怕占不到座位。果然，已经有人坐在那里了。她们在前排坐下，开始凑钱买糕点。自然要争一阵，戚师傅说他请客，大家说他已经请客了门票和汽水，应当大家回请他了。吕凤仙又提议也不要算富萍的份子，因她还是个孩子。奶奶又不同意了，说富萍虽然是孩子，可不是有奶奶我吗？争了半天，富萍算一份，戚师傅则不算。后来，戚师傅经手去办时，却还是把自己算了进去。这时，她们各自交出钱，让戚师傅再跑一趟腿，方才安下心来。无论外面怎么热闹，都不干她们的事了。外面的天已经黑了，里面则更加明亮，有些灯火璀璨的意思。大世界是个不夜天嘛！戚师傅买来了蛋糕，桃酥，豆沙卷，还有橘子，分给大家吃。现在，他也总算可以坐定了。看起来，奶奶也平静下来。富萍只是别着脸，不朝她奶奶看，但有阿菊东一句西一句和她搭讪，就还好一些。这样，他们静静地等戏开场。

灯又明了几盏，穹顶上飘着一些大气球，人比下午时又多了有一倍。小孩子骑在大人肩膀上，在人头顶上往前移动。剧场里，人已经坐满了，黑压压的。幕里面呢，偶尔漏出一点调弦弄管声，幕底下的脚灯亮了一亮，又灭了。这时，富萍想上厕所了。吕凤仙和阿菊指点她怎么走，告诫她快回来，否则，人多，挤起来，占了半天的座位就不好说了。戚师傅本来是可以引她去的，但方才碰过钉子了，他都不敢同这孩子说话了。奶奶想起来跟她一起去，结果却没起来，脸色煞白着望了她挤进逐渐汹涌起来的人潮，喊了声：快点回来！却叫人声冲散了。气氛真是有些紧张了。

富萍按两位阿姨的指点，下了半层楼，在楼梯拐角后面进了厕所。厕所里排了队，等了一时，好像听那边传来了悠扬的女声。她急也急不得，终于上了厕所，挤出来，按原路回去，不料却没有方才的大剧场。走廊是回字形的，围绕中央广场，她可能是转错了方向，其实坚持向前走终能走到。可她偏偏以为是记错了层，原是上了半层楼，而不是下去半层。于是，她就回到厕所边的楼梯下去了半层，再沿走廊过去。还是没有。她转身走了几步，杂技场上的高音喇叭扑面而来，原来她走到阳台上去了。木栏杆就像下午那样，趴满了人。等她回进走廊，就真的想不起来，方才的剧场在哪里了。这时她反而镇静下来，观察了一下地形，发现只要沿走廊走，终能绕回走出来的地方。可她其实是错了层，再怎么绕也绕不到那里了。她试着又下一层楼，这就又错了一层。等她想起可能错了层，再往上走，却已经彻底忘了，她究竟是下了几层了。她急急地走着，人越来越多，这是大世界一天中的高潮。她在人群中挤过去，踩了人家的鞋，又不晓得道歉，招来痛骂。她还感觉到，有人在她胸前摸了一把。这时，富萍完全丧失了信心。她浑身颤抖着，走下去，走下去，一直走到前厅，走出了大门。街道上奔驰着汽车，车灯和路灯辉映，形成一条灯河。富萍在灯河里走着，头顶是变幻的霓虹灯，耳边是刺耳的喇叭声。

锣鼓开场的时候，奶奶她们一行四人鱼贯出了剧场，上上下下地找人。她们四双眼睛搜寻着，见到年轻的穿红的女孩，就上前看个究竟。后来，看到不穿红的年轻女孩，也要上去看看。渐渐地，便胡乱找着。许多脸都重复看见几遍了，可就是没有富萍的影子。奶奶撑不住了，她断定是方才给红包的事情激怒了富萍，她才赌气跑的，就向戚师傅发作了。这一阵子，连愚笨的阿菊都看出奶奶和戚师傅不一般，不敢作声。最后，吕凤仙说：不如回去，说不定孩子已经在家了。

回到家，九点都过了，奶奶推进门去。房间里黑着灯，两个小的熟睡着，床沿上坐了一个人。月光照着她身上的红棉袄，像个新嫁娘似的，可那身影却惶悚得很，喘息不定，胸口起伏着。奶奶冲到嘴边的呵斥，退了回去。

十五　年后

年初五，隔壁的太太死了。太太是阿娘的婆太太，过年正好八十岁。所以是按喜丧办的，孙子曾孙子都戴着红孝。宁波人最重礼，又是这样的高寿，丧事办得很隆重，奶奶就将富萍指派过去帮忙。

太太裹了一双粽子样的小脚，只剩有指头粗的一绺头发，在脑后端正地盘个髻。她每天早起就坐在一张宁式红木梳妆桌前，对了镜子梳头。这张红木梳妆桌有年头了，镶贝和雕花的缝里，嵌满了灰尘。本是两头沉的样式，中间一面蛋形的大镜子，镜子下面有一排小抽屉，放头绳，粉什么的，脚底还有一面踏板。现在，踏板往下弯得厉害，两头的矮柜便向中间倾着，镜子也模糊了。太太坐着的凳子，也不是原配的红木凳，而是一张普通的方凳。太太从早开始梳头，可梳到中午。梳好头，她就等着媳妇给她端上菜。阿娘每天中午专要给她烧两碗菜。年纪大了，口味变了，她一改宁波人嗜咸嗜腥的习惯，而是非常嗜甜。牙齿没了，就必得吃软的。所以，阿娘给她烧的菜，就是那种烂熟甜腻的菜。太太梳好头，就坐在桌边吃这两碗菜，很贪馋地凑到碗沿上，直接往嘴里划。将这两碗菜吃完，她开始午睡。这一睡就不起了，晚饭是阿娘端到床上给她吃的，比较简单些。脸水也是端到床上给她洗。脚呢，一礼拜洗一回，时间在中午。吃好两碗菜之后，阿娘打好洗脚水，放块干净脚布在旁边，太太自己洗。这可是漫长得很，邻居家的孩子都跑过来看，可没有谁能坚持到底的。太太把双脚浸在一个黄铜脚盆里，这脚盆也是老货，太太专用的。盆比一般的盆要深，盆沿比较窄，因此，端在手里，就有些像捧。太太的脚插在盆里，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一会儿，阿娘自会往里添一点热水。添到后来，水满了，再舀出一些来，继续添。看太太洗脚的小孩子，往往在这头一个程序中就退却了。

太太真是很老了，耳聋，眼花，牙齿几乎全掉完了，背驼得厉害。可她就是有一股威风。她一个人在房间里摸摸索索地活动，那苍老，萎缩，畸形的身体，很奇怪的，有一种凛然。这间房子和奶奶东家的房间并排朝南，窗外是院子，院子的门开在奶奶东家那边。在他们窗户的前边，栽了一棵大梧桐树。再有，邻家的院子里，依着这边墙种了夹竹桃和枇杷树。所以，就把光遮掉了。房间显得比较暗，晃动着枝叶绰约的影子。房间里的摆设很老派，和这新式里弄房子一点不相配。除了方才说的那梳妆桌，还有两件红木家具，床和桌子。床的样子是像炕那样的，应当叫榻吧！三面有床档，两头矮些，中间一面高些，坐着，可及腰。同样的，床档上的一些贝嵌雕花里边，也藏了成年累月的灰尘。揭开垫被，就可看见篾编的床绷补了几块，显然，补上去的篾条不如原先的，又破了。那张红木八仙桌还保持原样，只是颜色暗淡多了，桌面上的槽道里，也有灰尘，还有一些饭米粒。八仙桌四边，放着几条长凳，原先在老家时，放灶间里用的。一口柜子，虽不是红木，倒也是硬木的。最上面是一面档板，扣着，放下来，里面是一些瓶瓶罐罐，盛着豆酥糖，麒麟糕，牛皮糖什么的，下面是抽屉。在房间的另一角上，支着一架双人棕绷，是阿娘带了孙子睡的。房间里有一股气味，很混合的。有年迈老人身上的捂熟气，有被褥的隔宿气，有地板，木器夹缝里的灰尘气，还有一股宁波人家特有的咸鲞气。这是一种有家世的气味。

太太的丈夫原本在宁波地方上做一个小官，钱谷之类的幕僚。人很聪明，也心善，可惜寿短得很，不到三十就夭折了，留下太太和一个儿子。太太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她没有依着夫家读书做官的传统，只让儿子读了几年私塾，然后就打发到上海，在一个亲戚开的当铺学生意。人家都说她命硬心也硬，但也佩服她有眼光，有魄力，还放得下架子。这儿子虽然是独子，可从小在太太的威仪下生活，没有一点骄矜，反是十分谦和，忍让，要他怎样就怎样。独身在上海，虽然是自家亲戚，但到底是学生意，幸亏他会克索自己，也熬得下来，真就三年没有回老家。又过几年，他就成为一个能干的朝奉了。这时，太太在家乡已经替他找好了一个媳妇，就是现在的阿娘。阿娘是平常人家出身，家里开个小糕团店，做一日，吃一日，过着勤勉克俭的生活。阿娘是个寡言的女人，长得很小样，脸相很清爽，眉眼有些下垂，还不至倒挂，而是有点孩子气，却十分会干活。满满一屉蒸糕，她双手端住，腰微微一陷，手一转，就翻过来，倒扣在案上。然后，手指头敏捷地在滚热的糕上点一遍，看有没有蒸透。太太就是买糕的时候看中了阿娘，然后就派人去说。阿娘家哪有不允的道理？人家是做官人家，儿子又在上海做朝奉，新年里回到家乡，穿一件狐皮领子的大氅，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身子长长的，脸白白的，头型是长圆形，嘴略有些雷公，和他父亲很像呢！虽然在生意淘里，却十分风雅，到底出身好。下一个新年，就办了喜事。成亲后，太太让儿子回上海，将媳妇留在自己身边，开始做婆太太了。阿娘已经有了身孕，一直到生产那日，太太才是自己打的面水。她遣人叫来阿娘的娘来服侍月子，带信给儿子说母子平安，不必回来探望。直到新年里，婴儿两个月了，儿子才见到自己的头生子。住过年，儿子回去上海，给阿娘再留下了身孕。这样，五年过去，小夫妻俩在一起总共不超过两个月，可是生下了五个儿子。这也是太太有眼光，她老早就瞄准了，阿娘的母亲生下阿娘这个头生女以后，连生了三个儿子。生养方面，女儿是随母亲的。其时，儿子在上海准备起自己的灶头了。然而，却得了父疾的遗传，生了痨病。太太亲自动身，带着一个叫香香的丫头，到上海去接独生子回家养病。

船开出宁波港，驶上浩渺的海面，情景变得荒凉。太太坐在通舱的铺板上，没有合一下眼。太太不是没有钱坐舱房，但她以为不值得。当年儿子走时，也是坐的通舱，她对儿子说：你是去学徒，不是去做官。后来，学出道了，为了面子，儿子才坐舱房了。现在，她坐在儿子坐过的船舱里，舱里壅塞着脚臭和口臭，还有乡下人箩筐里的鸭屎臭，体会到了儿子少时离家的苦楚。次日清晨，船抵码头，开当铺的亲戚晓得是太太亲自来，便也亲自去接。一路上太太没有问一句话，黄包车一路拉到儿子住的静安寺路末梢上一条杂弄内。杂弄庞杂得很，伸出无数条支弄。有的支弄里排列着还算正经的石库门房子，大多却是些板壁房屋，还有些北方民居那样的杂院。那亲戚引错了路，进一条支弄，又兜出来。支弄逼仄得很，前后两辆黄包车不容易转身，慢了下来，太太的小脚狠跺了一下车板，那亲戚才晓得太太心里的急。

儿子住一间板壁房的二楼，一架木扶梯陡陡地搁在楼板边缘。太太抬着小脚，自己噔噔地上去了。房间仅只有七平方大小，一张床，一张抽屉桌，一板箱，再就是几张方凳，一张搁火油炉，一张搁洗脸盆，还有一张空着供人坐。儿子躺在一床薄被底下，扁得像没有似的。床里边的板壁上，敲了一排钉子，挂着儿子的几套行头，那件狐皮领大氅也在其中。还有一件毛葛的长衫，一套白色西服。衣服上都仔细地罩了布，防落灰的。太太是要儿子节俭，但没想到儿子在上海过得这样寒碜，连那亲戚也大感意外。太太想起儿子每月给家中寄去的钱，现在已经要起新灶头。这还不是最伤心的，最伤心的在后面。太太打发人去买回程的船票，雇去码头的车，自己和香香动手收拾东西。在三屉桌的抽屉里，看见有一双老大小时候穿的虎头鞋，太太这才知道儿子有多么孤寂。儿子的亲子之情触动了太太，她不禁失声恸哭，擂着自己胸口反复叫着：真正痛煞，真正痛煞！

回到宁波，太太将儿子安置在媳妇房中。以她看人的眼光，她知道媳妇是个清心寡欲的女人，不会让儿子伤身。再则，儿子已经这样了，就让他享些天伦之乐吧！这是他们夫妻聚首最长的一次，相当于几年里加起来的天数。因怕孙子受传染，太太只许小孩子站在房门口，和他们的父亲见面。房门口上了半截的栅栏，五个孩子挤在栅栏后面，媳妇蹲在床里，扶起男人的上半身，点给他看：那瘦的，像他的，是大的；那矮胖的，是二的；不老实，老要动手欺别人的，则是三的；以下是四的，五的。男人说不出话，很吃力地微笑。点过一遍，全身上下已出了一身虚汗。一早一晚，太太都让孩子到栅栏后面站一站，媳妇则在枕边，大的，二的，数一遍，顺便说出他们一些淘气的故事。他们夫妻俩本是生分的，媳妇也是个不会来事的人，可做娘的说到孩子，难免就有些饶舌，絮絮叨叨的。男人很安静地听，涣散的目光此时聚了起来，显出专注的样子。这样，五六天过去，病人的精神倒矍铄了一些，扶他坐起时，身子也不那么沉了。全家上下竟都生出了一点指望。可是，事态已经无法阻止，他还是颓败下来。最后的十多天里，已经扶他不起，他侧卧枕上，眼睛对着栅栏后边五个孩子。这个生性柔弱的男人，特别怜悯弱小，可他却无法抚育他们了。

儿子死了，太太没再哭，她一夜一夜地不睡，吸烟，烟蒂扔了一地。儿子还没有出七，太太就做起了高利贷。后来，她被乡人们咒骂“伤阴骘”，就出于这。其时，日本人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水陆路都不通畅，银行、钱庄变通就不灵了。一些小本生意的店家要掉头寸，难民要生活用费，还有寡妇失业，家有急难事的，市面上很缺现钱。太太却有。丈夫给她留了一笔，儿子留下一笔，还有月月寄来攒下的，媳妇带过来的嫁妆，虽是小家小户，可因是高嫁，生怕女儿受委屈，所以尽心尽力，媳妇进门后，就交了婆婆。花销是有的，可是太太样样克紧，还是进账多，出账少。这时候，太太就活络了。太太早年读过两年私塾，学来的字正够写借据。借据按着时间先后，收在梳妆桌镜子底下，放桂花油的小抽屉里。不用看，太太心里一清二楚。日子一到，她在家等半日，还钱的不来，中午时，她梳好了头，换一件干净衣服，就上门去了。给他下半天去筹钱，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平账。要是求她宽限几日，她就说：我一个女人家，两代寡妇，五个黄口小儿，吃一份老本，怎么宽限？人们却并不把她当女人，觉得她比男人还狠。要是再看不到钱，她就带了香香去翻店搜屋，略有像样点的东西就带走。她是连吃饭人的锅都敢端走的。香香这丫头，跟她多年，也练就了铁石心肠，一点不手软。太太一声令下，她拿起就走，有太太看不见的，还提醒着。她终身未嫁，一直跟着太太，是这家的功臣。家中的孙辈称她香伯伯，曾孙辈称香外公。可到底没有太太命硬，走在了太太前面。

几年下来，太太彻底坏了名声，连阿娘的娘家都不敢同女儿来往了。小孩子走在路上，会给人扔石子，绊跤。门上，经常被张了下流的帖子。有一日夜里，有人摸到太太的房前，对了窗户放了一鸟铳火药。这一下，把太太惊得不小，她没想到，乡人们与她结的怨，会这么大。她心里不服：我帮你们解难，当是你们的恩人！人穷极了，真是没有道理讲了。此时，日本人已经投降，大孩子也到了当年他父亲出去学生意的年龄，于是太太就做出了决定，举家迁往上海。太太向来是个说做就做的人，这么想定，立即收讨债务，变卖房产，打包装箱。一周之后，就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

到了上海，太太通过一个发迹的宁波人关系，在新闸路顶下一幢石库门房子，做起了二房东。照理说，做二房东是可以坐吃了，但太太却不肯。她给大孙子找了家浙江人开的参店做学徒。因二孙子比较有脑子，又听说做古董有前途，就找关系想送他到广东路古董行做打杂伙计。可二孙子却不像大孙子那么好说话，他硬是要读书。又是不吃饭，又是剪破手指头写血字据：二十年后定归还祖母学费，膳宿费！闹得不可开交。太太看这是个有性子的孩子，就依了他。可不是嘛！还是依他依对了。后来他一直读上去，读的是机械，在大隆机器厂做了工程师。太太、阿娘就是跟了他生活，享他的福。有了二的这一闹，底下几个，太太也不便管，不想管了，要不说她厚此薄彼呢！到了孙辈身上，太太到底手软了些。再说，太太是个识时务的人，这时代，又是在上海，小孩子都兴受教育，她就让他们受教育吧！她自己，还不想闲着，装了架电话机，跟着一个金号交易所的同乡，炒起了黄金。后来，在金圆券的兑进兑出之中，赚来的钱全赔了进去，可比起别的小户散户的倾家荡产，她亦可算作是赚了。其时，也到了一九四九年，太太已经六十五岁。算算看，手里的积蓄足够用到孙子们出道，赡养她了，这才歇下来。这就是太太的一生。跟她一辈子的心腹香香对太太说：老太太是威风凛凛的一世人生。太太谦虚道：你忘了我在静安寺路的那一场哭？香香说：那是金刚落泪。太太就扁了扁嘴。

来吊太太丧的人很多。自家的子孙一帮，远些的亲戚一帮，同乡再一帮。房里统是邦硬响亮的宁波话。房间里挤不下，就散在外面。曾孙们腰里系着白麻布，头上的孝帽顶，缀着红结子，在弄堂里奔跑，点炮仗。吃饭要分几拨，小孩子专在弄堂里开一桌，由富萍照应。幸好有备着的年货，要不，临时去买也供不及的。人们都说太太的福气好，走在热火火的迎财神的时辰里，什么都不缺。虽然人已经送去殡葬馆了，但家里还是依旧例守灵。小孩子都驱回家睡觉，留下孙子们守夜，围了八仙桌打扑克。阿娘为他们做夜宵，前半夜一餐，后半夜一餐。后半夜这一餐，一个个就瞌懵懂，汤圆都要送进鼻子去了，扑克牌也撒了一地。阿娘把五个又长又大的儿子搬上床，横七竖八的，自己坐着看，越看越喜欢。他们小时候的模样历历在了眼前，一岁一岁地长大，长到了现在这样。过去的日月也跟着在眼前走一遍。这都是太太打下的天下啊！天一点一点亮起来，隔壁的门响了。过一会儿，自家的门也响了，富萍探进头来问：今天做些什么？

大殓这一日，阿娘家做了三大锅豆腐羹，邻居们都来讨豆腐羹吃，要分享太太的福气和寿数。人来人往，热闹得不行，阿娘家的门槛都要踏平了。富萍在灶间里舀豆腐羹分给孩子们。后弄堂里在放炮仗，一个高升蹿上去，爆成几瓣下来。还有那种喷火筒，咝咝地火花四溅，有几下子正投在灶间的玻璃窗上，将窗户映得通红。富萍脸红红地守着大锅，锅里的蒸汽熏上来，眼睛就有些起雾。她很有权威地吆喝小孩子站好了队，别挤翻了锅，把过年的新衣服污糟了。轮到奶奶东家那小的，她就多给了一勺，有人不服，她就说：我认识她，不认识你，就给你少。有嘴硬的小孩顶她道：又不是你的东西！她说：你这么讲，我连给都不给你了。她和小孩子对着嘴，心里是快活的，劳动使她意识到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在哪里活不下去？新年到底也给了她新希望，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第二天清晨，富萍起了一个早，在后门口扫地。昨晚放的炮仗，又积了一地的碎火药纸。还有瓜子壳，花生壳，橘子皮。她仔细地扫着墙角和阴沟，把垃圾扫成一堆，再进灶间去拿畚箕。太阳没有出来，风寒，有些冻手，可凛冽的空气使人呼吸舒畅。年里，家家都晚睡，晚起，这又轮上了星期日。阿娘家昨晚办完了事，今天都睡懒觉了。弄堂里只富萍一个人，真安静啊！连麻雀的叫声也声声入耳。富萍低头往畚箕里撮垃圾，有一双脚进入了她的视线，是一双穿了白袜黑鞋的脚。鞋是黑直贡呢面，尖圆口，鞋身瘦瘦的。她一怔，抬起眼，看见了面前的人。她猜对了，是李天华。

十六　孙子

孙子是应奶奶的招呼到上海来的。奶奶的信里并没有说别的，只让孙子来上海玩玩，奶奶替他买几样东西，再同富萍一起回乡下。但富萍迟迟不归，直拖过了年，总是叫人犯疑。孙子还注意到，这封信换了笔迹，不是过去的幼稚的铅笔字，而是一笔一画的毛笔小楷，算不上什么字体，可却有一股郑重的味道。里面就好像藏了什么事。孙子带了两只鸡，还有一个腌猪腿，是送给奶奶的东家。富萍叨扰了这多日，难得人家不嫌烦。他乘了一夜船，天蒙蒙亮时上了码头。这个城市还在睡，从喧嚷的码头走上街道，便陡地静下来。能听见，石子路面在他们这些外来人脚底下，清脆地敲响。商店都上着排门板，沿街住户闭了门窗。有一个到给水站挑水的人，铁桶在扁担上“哐当哐当”地响，也没打破静寂。方才下船来的熙攘的人，由不同方向的汽车送进这城市蛛网密布的街道，一下子疏散开了。在码头起始站上车的人，陆续下了车，却少有人上车，车渐渐空了。发白的天光中，楼房，街道，人，都变得平面，好像不太真实似的。孙子下了车，向奶奶住的弄口走去。他识路。弯过一个路口，路口有一个“四季春”饮食店。几年前来上海，奶奶带他到里面吃百叶包油面筋双档。沿马路直走，要走过一个菜场。菜场与这条马路相交，横着延续有两条马路。今天，菜场也是安静的，人们备足了过年的东西，年里就不来买菜了。送菜的乡下人，也可以略睡几日晚觉。再往前走，是一所学校，从前是外国人办的，楼顶上还有着耶稣和玛利亚的石像，从奶奶那里都看得到。学校早放假了，透过铁栅栏门，可见里面空寂的操场。学校过去，有公寓楼，高大阴森的门厅，两边夹着些小店，此时也关着。接着就要拐弯了，连拐角上的文具店都还在。孙子转过文具店，向东走，这里有一个叫煤烟熏黑了的弄口，弄口有一个老虎灶，倒已经开张了。灶口里的火熊熊烧着，在逐渐明亮的天光里，火苗变成单薄的红色，有些寒冷似的。现在，孙子已经可以看见奶奶弄口的街心花园。一切都和几年前一样，没有改变，连气味都一样。街道上方飘着奶油面包的烤香，生豆油的腥气，女人头脸上的香脂气，炒青菜的菜焦香。路上还是没什么人，弄堂里也很少人。弯进小弄堂，却见有个人，穿一件天蓝底碎黄花的棉袄，进来出去地忙碌。不曾想，这人正是富萍。

富萍转身进了房间。再接着，奶奶出来了，两个小的出来了，隔壁阿娘也跟着出来了。这一天，孙子就扎进了人堆里，见了这个又见那个，应了这个又应那个。师母让他进房间去坐，他又不愿意。奶奶也愿意他在灶间里，陪她烧饭，好说话。灶间是三家人合用，奶奶，吕凤仙，阿娘，各占一角。小孩子见来了新人，也都在灶间里挤热闹，赶也赶不走。孙子是个害羞的人，被人看得头也不敢抬起，耳朵根子都是红的。富萍在人堆里忽进忽出，连个背影都看不真切。吃午饭时，东家师母让孙子一起吃，孙子不去，两个小的一人一只手地拉他。等孙子坐好，富萍却死也不肯上桌，只得由她去了。吃完饭，略清静了些，东家一家出去访朋问友。奶奶问孙子要不要睡一觉，孙子说不要。要不要出去逛？也不要。祖孙就在房中坐着。富萍在灶间里吃了饭，又洗碗，再不进房间。孙子问奶奶身体怎么样？奶奶说还好，就是手脚的关节不如先前灵活有力，尤其是阴天雨天，膝盖这儿还隐隐作痛，大约是得风湿了。孙子说这就要喝药酒。酒里泡上药材：桑枝，梧桐叶，丁公藤。每天喝一小盅，天长日久，定会好些。奶奶说，其实归根到底，是老了，还能做几年呢？怕是要成人家的累赘了。孙子就说：怎么会呢？奶奶又不是没有家的人，不是有我吗？奶奶说：是啊，等孙子成家，奶奶就不做了。提到“成家”两个字，奶奶和孙子都默了默，然后奶奶岔开话题，问家里过年有没有杀猪？回说杀了，卖了半爿，留下半爿，除了年里吃的，还腌了好些。奶奶说：你娘也是，还让你带这么个猪腿！孙子答：娘说，咱们扰了人家师母这多日，难为情的。奶奶说：这倒是！两人又默了一下，再换了话头说起隔壁太太的丧事。可惜孙子晚到一日，没吃到老寿星的豆腐饭，一条弄堂里的人都来讨。孙子低头笑道：这多难为情！奶奶说：这有什么，福气嘛！又说，今晚，隔壁阿娘让你睡她家，和她孙子睡一床。孙子就说：她孙子肯不肯呢？奶奶说：有什么不肯？我们就像一家人样，太太办事，富萍过去帮忙呢！终于说到富萍的名字，祖孙又绕开了。奶奶开始讲阿娘的不容易，做太太的媳妇，一做几十年，几十年如一日地供奉着，好像供奉菩萨。像太太这样强硬的老婆婆，做她的媳妇难不难？不像你娘，性子像棉花，做她的媳妇可是好做。就好像世上江河通大海，什么话头一提起，终会通到富萍。通到富萍，两人就小心翼翼地绕开。下午，富萍还是没有露面。晚饭，吕凤仙硬要孙子在她那里吃。她特意做了几碗精致菜，铺排在灶间她那一角的方桌上，自己则一反常例，陪孙子在这里吃饭。奶奶说：孙子，你好大的面子啊！这回，富萍就又进到房间里去了。

晚上，奶奶让孙子在灶间洗好手脚，带他去阿娘家睡觉。自己就和阿娘在灯下做针线，聊天。大事情办过了，这会儿很清静，阿娘精神很好，和奶奶说些太太的往事。说了一时，再回头看，床上那一大一小两个孙子已经睡熟了。那小的已经十岁了，芋艿一样长圆的头，嘴也是雷公那样包着，眉眼很细巧。他特别和人亲热，胳膊勾住孙子的颈脖，孙子则搂着他的小身子。两个孩子脸贴了脸睡着。奶奶和阿娘看他们的睡相，两个都是清秀温柔的孩子，姑娘似的，真是好看啊！

孙子比富萍还小一岁，过了年才十八。要在上海，只是个中学生。现在，他却挑着家庭的重担。他还不懂男女之情，所以，其实也并不感觉富萍对他有什么吸引，可他懂得父母的疾苦。他晓得，他们这个烂摊子的家，就靠他了。他要早日娶进媳妇，媳妇是他的帮手，是过日子的帮手。当然，他也决不反感富萍，单是富萍应下他这个人，就叫他对她有了好感。他想：他有什么好呢？事实上，许多姻缘都是这么结成的。就像富萍从没有正面看过他一样，他也没有正面看过富萍。这次来，在后门口，那一个不期然的照面，可说是他俩第一次正眼看对方，但立刻闪开了。可富萍在孙子心中，却是鲜活的。那也是因为一个基本的理由：她是他的媳妇。这个年轻人，对他的命运是驯顺的。不能简单地看作软弱，其中有着一种负责的精神，有时候，是相当坚韧的，甚至要比反抗更为强大。关于富萍迟迟不归，乡里人有着许多议论，孙子也是不安的。现在，看见了富萍，心便放下了一大半。富萍比他想象中，还要少变化，没有学城里人，甚至有些乡里人那样烫发，穿的还是乡里的衣服，偶尔耳边吹过她几句话，依然是熟悉的乡音，依然是那样过分固执地回避他。可是，他看得见富萍的内心吗？他们彼此了解得那么少，几乎是两个陌生人，连表面的认识都难说，哪里谈得上内心呢！

下一日，大人们上班去，学校开课，小孩子都上学去了，周围清静了许多，孙子就自在些了。富萍呢，经过上一天，有些习惯孙子的到来，也自然了点。甚至，中午，奶奶和孙子带东家两个小的，在一张桌上吃饭，她也上桌一同吃了。吃过饭，奶奶让孙子脱下毛线衣，叫富萍将两个烂了的袖口织一织。富萍从奶奶的针线筐子里捡了两小团颜色相近的剩毛线，坐到小院子里，织去了。太阳热烘烘地晒着，将毛衣上孙子的气味晒得蓬蓬松松。她拆掉几圈断毛线，毛头夹着灰尘飞扬起来，那气味也飞扬起来。富萍低下头，用竹针一点一点挑起来，续上新毛线。奶奶和孙子在身后房间里说话，奶奶劝孙子在床上歪歪，孙子不愿意，奶奶又不知说了什么，孙子轻轻笑了。富萍没回头，似乎是，孙子被奶奶硬按在床上，他便顺势歪倒了，有一句没一句地与奶奶搭话。此时，他说话的声音变得有点慵懒，就更柔和了。隔壁的窗户里，阿娘的孙子扒着铁窗栏，细着声音喊：孙子，孙子！富萍压着声凶他道：“孙子”是你喊的吗？奶奶问她和谁说话，她答：不和谁说话。奶奶说：我听你在说话嘛！富萍说：没说话就是没说话。她俩对嘴时，孙子就静着，富萍晓得他在听她和奶奶说话呢！

第三天，下午，小孩子放学回到家，要让孙子带着看电影，阿娘的孙子也跟了去。奶奶让富萍一起去照看着，富萍不去。奶奶骂富萍：死样子，为什么不去？还不快去！富萍就是不去，孙子带了三个孩子走到弄堂拐弯处，停下来回头望望，望富萍有没有跟上来，然后才走了出去。孙子走后，奶奶问富萍：怕我孙子吃了你？富萍低头不说话。奶奶又说：我孙子哪点配不上你？富萍还是不抬头。奶奶就说：明天非叫你和我孙子看电影去！富萍埋着头，奶奶低下头去看她脸，她不禁笑了，赶紧把头抵住膝盖，不让奶奶看。奶奶的手指头重重点了点富萍的头，咬牙道：真不知你在想什么！停了会儿，奶奶叹了口气：我孙子老实，你可不能欺他！富萍抬起头，脸红红地说：有你这个奶奶，谁敢欺他？奶奶说：你就敢欺他。富萍又说：他有一大家子人呢，我就敢欺他？奶奶再说：一大家子人，你也敢欺他！富萍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起身跑了。奶奶点着她的背说：跑，跑，看你跑哪里去！富萍不回头，直跑到前房间小院子收衣服去了。

近晚时，孙子带几个孩子看电影回来了。进了灶间，奶奶问他看的什么，好看不好看？孙子回说是海岛上面，抓蒋匪特务的。说话间，不时看一眼，背对着在水斗边洗菜的富萍。忽然，情不自禁地向上一跳，摸高上篮的动作，触了一下门框的上方。奶奶说：这么高兴啊！孙子就笑。今天他活跃多了，露出一个十八岁少年的天真面目。他站在那里，左右甩着手臂，告诉奶奶电影的情节。隔壁那孙子又过来问他算题如何写，他便耐心地讲给他听。阿娘说：孙子有小孩缘，以后要有了自己的小孩子，不知怎么样欢喜呢！奶奶说：谁晓得以后怎么样呢！阿娘说：以后结婚，生子，奶奶变成太婆！孙子听了这话，拉着那小孩子躲了出去。两个老太婆相互使个眼色，一齐看富萍。富萍一直背对她们，这时将洗好的菜，排在砧板上，顺着菜梗划两下，再横过刀，刷地切下去，砧板“当”的一声响。

晚上，祖孙三人在阿娘房间里坐了一时。孙子从贴身衣袋摸出三十块钱，交给奶奶说：我娘让奶奶买些东西。奶奶说：让我买？让你媳妇买吧！孙子光笑不说话。奶奶又说：你娘也是，牙齿缝里挤出这么点，人家也不放在眼里呢！又转向富萍：富萍，你婆婆给你钱呢。富萍说：不要。奶奶让孙子自己去给，孙子大着胆子，把钱往富萍膝上的针线筐里一搁。富萍没料到，躲已经来不及了。孙子红了脸，奶奶望了他说：死样！孙子羞得没办法，一歪身躺倒在奶奶身后的床上。富萍也红了脸。奶奶望着两个孩子，看他们真是嫩得像刚出壳的笋尖，不由暗暗叹了一口气。过一会儿，东家两个小的也潜过来凑热闹，三个小的，先是要孙子讲故事，孙子不擅此道，奶奶替他讲了一个。是曾经讲过多少遍的，鬼扮新娘子的故事。阿娘也讲了一个宁波老家流传的事情，叫作“父子两连襟”。讲一个贤良的媳妇，死了丈夫，眼看夫家无后，就将自己的姐妹做媒给老公公。小孩子们听得不太懂，就吵着要孙子唱歌。东家那大的还拿来自己抄写的歌本，让孙子挑上面的歌曲唱。孙子对唱歌有些兴趣，却不大好意思，只是一页一页地看歌页。三个孩子一径地催，最后才答应唱一支。还没唱，孙子就红了脸。那边呢，富萍则错了针脚。两人都很紧张。又屏了一会儿，孙子终于唱了。他选了一首电影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乐曲曲折婉转，不那么好唱，第一句出来时，声音颤抖着，调门也有些跑。三个孩子都笑了，富萍的头已经埋到膝盖上去了。孙子听见孩子笑，反而豁出去了，就镇静下来。第二句明显地好转了。再接下去，就更自如流利，声音也清亮了。原来孙子还是个歌唱能手呢！房间里静下来，大人小孩都专心听孙子唱。他音切得很准，咬字则带着浓重的乡音，听起来略有些滑稽，但他唱得很认真。孙子渐渐地把周围的听众忘了，尽情地唱着，头也抬了起来，眼睛正视前方。脸依然红着，却不再是方才害羞的红，而是一种兴奋的，庄严的神色。

一曲终了，气氛大大地活跃起来。几个孩子纷纷从歌本上挑选自己喜爱的歌，请孙子唱，孙子唱时便一起附声唱。奶奶却说，新歌没有旧歌好听，要孙子唱一个旧的。孙子想了半天，才找出一首民歌：《拔一根芦柴花》。因是扬州话唱的，便十分风趣，三个孩子就笑倒在床上，两个老太也跟着笑，富萍则埋头偷笑。这一个晚上过得十分快活，临到散时，阿娘方才想起明天正月十五，元宵节。上海是不大讲究的，要是在老家，比大年初一还热闹些呢！孙子说乡下他们家也是热闹的，他娘要炸圆子，炖鱼，他爹会扎灯，扎给他弟弟妹妹点。奶奶说，才来几天，孙子你就想家了。孙子说不想，停会儿又说，家里的事，他娘忙不过来，地里也要有活了。

下一天，孙子就要去金陵路买船票。奶奶舍不得孙子走，但想想，富萍早应该回去了，再不回去，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拖了一天，就答应了。她塞给孙子船票钱，孙子不要，说出来时带着有。奶奶高低要给，最后还是塞在孙子口袋里。再下一天，孙子一大早走，直到中午，才回来。问他怎么去那样久，说是人多，排很长的队，又是走回来的，就迟了。奶奶说：走回来做什么，省几个车钱？孙子就笑。下午，奶奶带两个小的去补牙，留富萍和孙子在家。富萍在房间桌上糊一张靠子，孙子在外面收拾小院子。把杂草拔了，废纸，枯叶，碎石捡在一起。奶奶晾衣服的架子，也重新扎紧了。中间和富萍说了几次话，一次是向她要畚箕用，二次是向她讨一些细绳子，第三次是问垃圾倒什么地方。富萍就说你放着，我来倒。她打开院子的前门，就近去垃圾箱倒了。倒了一畚箕，孙子再撮一畚箕。来回有三四趟，才把那堆垃圾倒干净。富萍盛了半脸盆热水，搁在孙子面前，自己退回到桌子边继续糊靠子。孙子洗完手脸，自己倒了残水，坐在对院子的门口，看那本大孩子抄的歌本，嘴里哼着上面的曲调。他干活干热了，脱了棉袄，只穿一件洗褪色的红球衣，更像个正在读书的学生。船票买的是两天后的，五等舱，座位对号。晚上船开，第二日一早就到了。

太阳好得很，孙子唱几句，就眯起眼，看看阳光下的院子。方才除了杂草，现在可看见一些小虫子在土里拱，看上去，痒酥酥的。忽然，听见身后富萍叫了他一声：李天华！孙子颇为惊讶地回过身去，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富萍脸对着桌上糊的靠子，手里的活停下了。孙子看见的是她的侧面，眼睛平视着前面，有一股郑重的意味。什么事？孙子问。富萍迟疑了一下，然后坚定了决心，说：我们分出来单过。孙子就说：我父母亲怎么办？他回答得很快，好像没加思索，但他用了一个书面的词：父母亲。所以，就也有了一种郑重的意思。富萍重新开始糊靠子，孙子又回过身子，接着翻歌本，但不再哼唱了。气氛略有些沉闷，有一些严肃的东西，在这两个年轻人中间生长出来，并且渐渐弥漫开去。太阳斜过去一点，在院子的地上，切出一些阴影。隔壁男孩跟他阿娘去庙里烧香，还没回来，整幢房子都静得很，弄堂外面的街道上，很远，又很清晰地传过来嗡嗡的市声，间着电车的“当当”。富萍糊完了靠子，起身从孙子身边走进院子，收下晒得绷脆的衣服。其中有两件是孙子的衣服，也一并收下，抱进了房间。

因为早上起早了，孙子这天晚上就睡得早。才过八点钟，已经睡熟了。富萍到阿娘房间来问奶奶要细针和丝线，师母请她帮忙缲一缲大衣羽纱里子的散边。奶奶一边在针线筐里找同色的丝线，一边问富萍缲得好缲不好，否则还是等她来缲。奶奶找东西时，富萍看见了睡熟的孙子。阿娘那孙子的两只小手捧着孙子的脸，一大一小就这样鼻子对鼻子，四只眼睛合着，睫毛低垂，随了呼吸微微地颤动。富萍迅速回过脸，接住奶奶递来的针线，走出了房间。

十七　不辞而别

孙子终于没有带走富萍。

晚上就要上船了，下午奶奶遣富萍去买两斤桃酥，带给媳妇家那些讨债鬼，富萍去了就没再回来。打好的行李放在床上，连换洗衣服都在。奶奶给她买桃酥的一块钱，放在针线筐子上面。孙子这回来，交她的三十块钱，压在包袱里。但她自己的钱，一分没留下。显然，她是打算好走的。奶奶猜想她是跑到舅妈那里去，她谅她舅妈不敢收留她，早晚是要打发回来的。可一天，两天，三天过去，富萍一直没有回来。开始，奶奶还想，去闸北把富萍找回来，可后来却想：人回来，心不回来，有什么用？孙子走时，很硬气地说：咱们不求人家。奶奶流泪说：奶奶把你媳妇弄丢了。孙子就像个大人似地安慰奶奶：下一年，我定带个媳妇来让奶奶看。背过脸去，奶奶看孙子眼睛红了几次，却没掉下泪来，硬不让奶奶送，一个人挑着行李，拐出了弄堂。想起一回，难过一回，心里就发狠一回：富萍你要是回来，跪地求饶也不收你了！可富萍始终没有回来。

富萍确是跑到舅妈那里去了。除了舅妈，她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舅舅舅妈出船去了，家中只有几个表弟妹，见她来，并不多么意外。上回她睡的阁楼还没收拾掉，只是将铺盖卷起在墙角。她用抹布抹了地板，将被褥抱下来晒晒吹吹，重新铺好了。吃过晚饭，她洗过碗，把小的打发上床，自己就上了阁楼。楼下几个大的在背书，背一阵子，困了，便也关灯睡下了。上回说过，这里的夜降临得很早，四周静寂得很，月光从小窗里泻进来，亮堂堂的。屋脊下的一张蜘蛛网，丝丝发亮。富萍有一时怀疑地想：她这是在什么地方？又有一时想的是：船开到什么地方了？后来，她睡着了，好像睡了很久，醒过来，下面巷道里有自行车“刺刺”的飞驰声，就像在她耳边驶过。谁家的柴爿门噼喳地响，有女人高声地说话。其实，才入夜不久呢！她再睡过去，忽又醒来，以为舅舅舅妈回来了。曾有一回，他们也是夜里到家的，黄渡那边船多，泊不下来，只得连夜赶回了。可并不是，是风，将一张硬纸从地上吹过去，刮出窸窣的声响。睡睡醒醒，最后，月光收起来了，换了一种灰暗的光线，描画出物件的轮廓。富萍晓得天明了，坐起身来穿衣，下阁楼。灰暗的光线里，孩子们还在熟睡。她走过房间，推出门去，眼前豁亮了。低矮的屋瓦顶上，天空很高，灰白色的，没有一丝云，十分干净，均匀。空气里含着水汽，冻着手脚，吸一口进去，连肺都是凉的，却十分新鲜爽利。富萍捅开煤球炉，烧上泡饭，然后开始洗漱。孩子们一个个起来了，房间里有了一点热闹，巷道里也有了点热闹。富萍到集粪站去倒马桶，遇到些熟人，问她几时回来的，怎么没见她回来。

这时候，天色发白，有一丝丝的亮透出。终于，在天际聚成一道金边。太阳出来了。空气中的水汽收了，还是有些冻，但已经不那么尖锐。吃过早饭，富萍端了孩子换下的衣服到给水站洗衣。又遇到些熟人，让开地方给富萍接水。看看她盆里的衣服，说到底是孙达亮家伢子的衣服，一点不脏。有见富萍没带小板凳的，就抽出自己屁股底下的，给她，说自己这就洗好家去晾了。还有人叫富萍相帮着绞被单，床单。天好，来洗衣服的人不断，忙忙地洗出来，又忙忙地抢太阳回去晾。新年的喜气还留在人们脸上，人们回溯着大年三十的酒菜，谁家炮仗放得红火，还有到“上海”逛去的小君几个年轻人。他们摇了一只手摇船，沿苏州河到外白渡桥，上到外滩，下半夜才疯回来。就问富萍见小君没见，富萍说还没来得及，谁晓得她又疯到哪里去了。那问的人有些神秘地眨了眨眼睛，说：你们快要是亲戚了。富萍正诧异她的话，不料却另有一人，忽想起了什么，对富萍说：不是说你去乡下结婚了吗？富萍脸唰地红了，她端起衣服就往回走，心跳着，想：到底是知道了！孩子们都上学去了，小的那个出去玩了，院门开着。富萍闪进院子，将门带上，擦了竹竿，一件一件晾上衣服。太阳要照进这偏窄的院子，还需有一个时辰。舅妈她什么时候回来呢？富萍晾完衣服，将手掖在棉袄底下暖着，木了的手指先痛后痒，渐渐有了知觉。她将两手一撒，横下心来，管它呢！

下午两三点时分，舅舅舅妈回来了，推门看见富萍，都一怔。舅舅没说什么，点头，笑笑。舅妈的脸色却变了。富萍到底有些胆怯，接了舅妈手里抱着的被褥，拿到太阳下去晒，转身替舅舅倒了洗脸的热水，再去将中午的剩饭剩菜烧一锅菜泡饭，端上桌来。这时，孩子放学回来了，纷纷喊饿，她又到锅里挖锅巴塞给孩子，然后就提了桶去担水。走在巷道里，迎面遇上小君，也没看见。小君呢？往边上一站，让她过去了。下半天时间，富萍忙碌着烧饭收衣，舅妈插不上手，也照不上面。只看见富萍的身影闪过来，闪过去，不定得很。或者吆喝孩子洗手吃饭，不要打架，声音比平时高，而且来得急。舅妈心里有一百一千个问题，只是没机会问出口。终于等到饭吃过，碗洗净，小孩子上床的上床，背书的背书，孙达亮出门找人下棋去了。房间里安静下来，舅妈成百上千个问题已经归结为一个，那就是：奶奶知道你来这边吗？

富萍起先沉默，后又被逼问了一遍：奶奶知道你来这边吗？就答道：我这么大个人，丢得掉吗？舅妈瞪大了眼睛：那就是不知道！随即又叹气道：你三番五次往我这边跑，奶奶当我和她抢人了！富萍顶嘴道：抢什么人，抢外甥女？舅妈不由火起，擂了下桌子，亮着嗓门说：抢她孙子媳妇！富萍又回嘴：谁是她孙子媳妇？舅妈冷笑一声：不是她孙子媳妇，你叫她奶奶？你花她盘缠来上海？住她东家屋里？这就把富萍说瘪了。舅妈看她的样子又可怜，缓和了声音：做人不能这样，要讲信义，人家待你不薄，在你身上花销够多了，退一万步说，人家待你不怎么样，你应下的事也不能反悔，要被众人指脊梁骨，骂祖宗八代！富萍听到这话，站了起来，说：我是有娘生，无娘养的人，祖宗八代干我什么事？说罢，转身上了阁楼，留着舅妈瞪着眼在楼下，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一帮小的光听她们吵，也不知道吵些什么，只觉得气氛紧张，便像受惊的雀子一样，一崭齐地抬头望了母亲，又去望头顶上的阁楼。

富萍抱着腿坐在地铺上，不开灯，周围都是暗的。她将下巴抵在膝头上，想着：舅妈要不留她，她再到什么地方去？有一列火车过去，轰隆隆一阵响，房子都动了。然后是汽笛的锐叫，沉重的吐气。富萍和舅妈吵开了，反而平静下来，她再一次对自己说：管它呢！然后慢慢往后退到铺上，脱衣躺下。刚想了一句：小君怎么没看见？便睡熟了。

这天晚上，轮到舅舅舅妈睡不着了。是留还是不留这个外甥女呢？留，是丧良心，帮着欺负人家。不留呢？方才富萍说她有娘生无娘养，分明对他们的怨很深，他们还能再得罪她吗？隔了那么多年，长大成人的外甥女来到他们面前，多少是使他们感到心虚有愧的。他们这两个重仁义的人，今天真是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翻来覆去了一夜，第二天，再看见富萍，就有些不自然。舅舅本来不多话，点点头过去了，舅妈则变得客套起来。原先是要吩咐她做这做那的，现在见她拿起什么，就赶过去让她放下。几个孩子也变乖了，不等大人吆喝招呼，该做什么，做什么。一时间，地扫了，碗刷了，床单拿去洗了，菜，米，油，盐，有人去买了，要补的东西藏起来了。等人走净了，富萍一个人对着干干净净一个家，闲了下来。她跨着门槛站了一会儿，看着往下滴着水的被单子。院门开着，有说笑着的女人走过来，沓沓的脚步很响。富萍侧耳听了听，脚步声又过去了。富萍停了停，走出院子，带上门，决定去找小君。

太阳和前一天一样好，脚下的地有些软了。谁家篱笆里的迎春花，疏疏朗朗地开着小黄花。向东拐一下，再向南拐一下，一座三层的水泥房，就是小君家。小君妈在家，坐在太阳地里，守着一报纸的陈米捡米虫。迎着光，一时看不清人，非等富萍说出孙达亮的外甥女，才认出她。接着就问一句：嫁去成亲了吗？富萍装没听见，就不回答，问她小君在不在家。她妈说：跟光明出船去了。昨天早上在给水站，那女人的一句话，这时在耳边又过了一下：你们快要是亲戚了！原来是这个意思，当时自己怎么没听出来？富萍有些心跳，蹲下去帮小君妈从米里捡出几条米虫。听小君妈告诉她，小君现在申请了临时工，等和光明结了婚，就正式在一条船上做。做几年，有了额子，就可以转正式工，他们家是三代船工，还不受照顾？又说，光明虽然大几岁，可小君这种毛毛糙糙的孩子，男人大几岁倒好，是过日子，又不是过家家，对不？然后，又添了一句：咱们就是亲戚了！富萍说：那小君怎么也不来了？她妈说：她不知道你来。富萍说：我这就是来告诉她的，我来了，想来就来玩！富萍又替她捡出几条米虫，站起身，拍拍手上的米粉，走了。

下午，也是一个人。舅舅舅妈到队里开会，小孩子放学回来又去捡煤核。巷道里的走动比上午时纷沓了些，可并不见人来串门。富萍的事情，只这一天半，人们都已经知道了，都有些避她呢！这多是些淳朴的人，遵守着做人的道德。他们虽然离开了乡土，但依然对家乡怀着亲近的心情，家乡发生的事情就像发生在他们中间。由于他们在这里的社会扩大了，家乡的概念便也扩大了。不只是某一个村庄，某一个县份，而是一整个，操他们这样苏北方言的地区。富萍的作为，使他们觉得不光彩。而且，十分同情那个受她欺骗的青年。他们没见过他，可是见过他奶奶呀！多么和气，多么雅致的一个奶奶！见过世面，但同他们谈起乡里乡亲，又那么谈得来。不用说，他们对富萍有了看法，意见还挺大。这天，遇到孙达亮的几个小孩子，就颇有讽意地问：你家大姐姐住下了？请她吃什么呢？小孩子头一低，走过去了，自此也对富萍冷下来。富萍坐在院子的太阳地里，这会儿，院子完全罩在太阳里了。她拿了一柄斧子，将一根引火柴，慢慢地破开，破开，最后破成一把细木条。小孩子推门进来，将篮里的煤核倒在墙脚，怕她碰似地声明一声：星期天我爸爸做煤基子！再拉门出去。门“砰”一下关上，又剩富萍一个人。她提起斧子，将那把细木条拦腰劈一下，用手胡噜起来，撒在木柴堆里，起身进了屋。被单干了，在风里鼓荡着，挂起了一个角。富萍并不去收，由它去，径直上了阁楼。

晚饭是舅舅上阁楼叫富萍下来吃的，这也有一种隆重的意思。富萍当然不能和舅舅赌气。她对舅舅始终抱着敬畏之心，所以本来不打算下来吃饭的，如今只得下来了。饭菜已经端上了桌，孩子们捏着筷子，等她坐定后，方才开吃。饭桌上沉闷得很，只有筷子碰碗的叮当。偶尔，舅妈低声嚷一句：慢，噎住了！倒是舅舅向富萍发问几句，问，到上海逛了哪些地方，有没有看过电影？在这样尴尬的时刻，就需要舅舅出来调和了。富萍埋着头划饭，回答着“是”或“不是”。舅舅又说吃菜啊！舅妈便往富萍碗里拨菜，无奈富萍将碗拿得远远的，硬是不让拨。最后舅舅说了句：让她自己吃。舅妈才将菜碗在富萍跟前放下。一顿饭好容易挨过去了，舅妈刚站起身，孩子们就像一队训练很好的小兵，你拿碗，我拿筷，一眨眼，饭桌撤干净了。富萍并不去争夺，只顺手将几张方凳送进桌肚里。这时候，小君进来了。

小君的样子有了改变。长辫子剪短了，辫梢和刘海烫成蓬松的球。上身穿一件绿呢外套，领口系一条乔其纱花巾。照理是很摩登，可事实上却变得乡气了。一看便是光明的作用，他的审美观现在落实在了小君的身上。虽然都说光明“烧不酥”，其实年轻的心都是开放的，向往着时新。小君看见富萍，不由就往灯影里站了站。富萍说：我今天找你去了，问你来不来睡。小君先说来睡，后又说她二哥去“上海”学习，她要陪她二嫂睡。说罢，两个人都沉默了一下。当初，她是知道舅妈给富萍和光明撮合的意思，后来，却变成她和光明了。尽管她没有一点责任，可总归是别扭。现在富萍又是这样一个人地回来，小君多少以为自己有一些不对。她很年轻，在简单善良的人中间长大，受着父母哥嫂的宠爱，实在是没有多少经验的。落在这个难堪的地位，恨不能事情不要是这样，重新来过一遍才好。可她又觉得很幸福，光明待她很体贴。当然，有时候他过于温存了，叫她很难为情。可毕竟是从小认识的人，不生分，很自然，很愉快地接受了下来。最重要的是，她将要有自己的小家，她必须要把自己的小家过好。这样，她就变成一个勤劳，操心，负责，又略略有点唠叨的女人。方才说她样子有改变，衣着发式只是外表，真正的改变是在这里。她变得有些老气了。

舅妈拉小君坐下，又拿出过年吃剩的瓜子让她嗑，问她光明怎么不来？一听光明这名字，小君便红了脸。舅妈也有些不自然，就忙着抓瓜子给富萍嗑，好像她是方才进门的客人似的。富萍反倒镇静下来，她很大方地问小君几时办喜事，她决定送小君一对枕头，好不好？小君将头埋在桌上，哧哧地笑。这才露出些以往的疯傻样子。富萍挑开了话头，舅妈也放开了些，说着喜事的细节。新房怎么做，酒席怎么办，光明送小君什么东西。小君就说不要，又说自己家里有。舅妈说：那自然是的，你家就这么个宝贝闺女，你爸妈要好好地发送呢！这话刺了富萍的心，脸变了。舅妈觉察了，又收不回去，力图要补回来，说：我们是富萍的娘家人，出门时也要好好发送的。这又是说不得的话，富萍硬着脸笑道：你发送小芬吧！小芬是舅妈最小的那个，也是独生女，今年才六岁。吃了外甥女的呛，舅妈也只好赔着笑几声。谁让她是舅妈！坐了一会儿，富萍偶尔回头，见窗户外有个人影向里探着，站起身推门出去。院子里进来个人，双手插在裤袋里，晃着。一看，是光明。富萍说：光明怎么不进来？一边回头对小君说：人家来接你了！光明低了头从富萍身边挤进了屋，喊他姑一声，就在小君坐的板凳头上坐下。舅妈说：富萍，你站着做什么呢？富萍说她在看鸡窝有没有堵好。看了一会儿，她才进来，坐好。

光明低头侧身坐着，又比以前壮实了一些。脸在灯影里，看不清，但看见头发改样了，不是原先包着的飞机头。而是剪短了，比较潇洒的分发，大约是依了小君的要求改的。看上去是年轻了，也清爽了。舅妈和他谈着队里的事情。调派船只，交换垃圾定点，什么的。小君也插上话来，发表自己的意见。她说话时，光明听着，然后就笑道：你也懂？说多了，小君就反诘：我怎么不懂？光明立即退缩：好，好，好！舅妈则抚着小君的发辫说：她怎么不懂？我这姑娘懂得很呢！说了一会儿，光明就说走吧！舅妈说：小君不走了，就和富萍一起住了！富萍听见说自己的名字，一抬头，正遇上小君朝她这边看。两人的目光对上了，不由都怔一下。小君挣脱舅妈挽她的手，跟了光明一同向外走。出门时，一只手很自然地插进光明的臂弯里，两个人就这样挽着手走了。

舅妈送两个孩子回来，见富萍一个人在收拾桌子。将没嗑完的瓜子装回铁听，再把瓜子皮撸进畚箕。这一时，舅妈感到了对不住富萍，过去抢她的畚箕。富萍不由恼怒起来，将畚箕往舅妈手里一送，转身向阁楼去。舅妈也急了，不分青红皂白，对富萍辩解说：你莫怪我，我原本是想把你说给光明，可是——富萍已经上了梯子，又下来，煞白着脸：舅妈你越说越不像了，光明干我什么事？你又不是我娘，凭什么把我说给什么乌龟王八蛋！舅妈受了外甥女这般抢白，一时眼泪都激出来了，富萍眼里也包了泪。四目相对着，终于移了开去。富萍上了阁楼，舅妈进到自己房里。一个晚上又这么过去了。

十八　舅甥

日子是难挨的。和舅妈吵了两场嘴，彼此都伤了心，连话都不说了。明摆着是住不下去，可富萍还能去哪里？心气再强有什么用？好在舅妈在家时间不多，和舅舅隔一日半日出一趟船，往返就要两日。大多时间是，富萍守了一伙孩子在家。孩子到底是孩子，和富萍疏远了几日又随便起来。尤其是大人不在家的时候，进门就问：大姐姐晚上吃什么？偷起懒来，就把换下的衣服撂给大姐姐去洗了。这于富萍多少是点安慰，觉着自己不完全是白吃饭的。但她是个犟人，在面上还是对这些表弟妹冷冷的，并不与他们亲热。其实，孩子往往是大人的桥梁，通过他们，富萍很容易同舅妈和解的，舅妈又不是个难弄的人。而富萍却不懂得利用这个机会。她不和孩子们多话，但该做的都做好。于是，他们就对她又害怕，又有些依赖。舅舅舅妈出船在外，把家交给她，总归是放心的。有几次，也想与她说句好话，可看见她的脸，又收了回去。事情就这么僵着。

富萍和邻里们的关系也僵着。倘若她能向人们诉诉苦，做一些解释，也能争取到理解和同情。但富萍自然是没有这根软筋的。她不再与人打拢，一个人独进独出。现在，她一到哪里，本来人们热热闹闹在说话，这时便肃静了。等她走了开去，再重新开始说话，但却不是原先的话头了，而是关于富萍的，声音也放低许多。富萍也知道她们是在说她，心里与她们更隔膜了，甚至抱着敌意了。小君再没有来过。听孩子们在饭桌上传，说他们“五一”节结婚，出了正月，光明家就翻房子，砖头已经拉来了。还说小君年龄不够结婚，他们偷着改了户口簿，登记完了再改回来。富萍让大孩子去和他妈借点布票，转眼老大就拿了来。她买了几尺西洋红的府绸，配了褐色的花线，开始给小君绣一对枕套。是吕凤仙教她的花色和花样。想起吕凤仙，就像是上辈子的事了。富萍到底给自己找到了事做，心里安静下来。否则，这么多的时间如何打发呢？

这一日，舅舅舅妈休息在家，舅妈自己去买菜洗菜。富萍并不和她去抢，上了阁楼，针针线线地绣枕套。忽听舅舅叫她，说带她出去走走，别老是闷在家里。舅舅的话不能不听，富萍放下绣花绷下了阁楼，跟着舅舅出了门。舅舅走在前，她走在后。巷道里迎面遇上人，就问：甥舅俩上哪里去啊？舅舅就说：随便看看。甥舅俩走出这一片棚户，穿过一条马路，上了旱桥。这就是富萍头一回来找舅舅时，在这里站过的。现在看上去，似乎有了很大的改变。那屋顶上的炊烟，屋檐下晾晒的衣衫，巷道里走动的人影，都比那时活跃，生动，也凌乱。这是因为，富萍对它们比较熟悉和了解了。她跟了舅舅走过旱桥，并不明白舅舅要带她去哪里。看上去，舅舅也不像有目的的样子。他双手背在身后，慢悠悠地走，遇到熟人，就站下来，互相借个火，说两句话。有火车过去，白色的烟雾贴了旱桥那边的屋脊，拖弋过去。白烟消失过后，显出一崭齐的低矮的屋顶，上面是辽阔的天空。这天空可真广阔啊！富萍心中的郁闷略好了些，她舒出一口长气。

舅舅下了旱桥，走在了一条稍窄的马路上。马路前方是个道口，已经下了路障，红灯一闪一闪，马上要有火车通行了。舅舅在距离路障十来米远的地方站住，对跟上来的富萍说：是过货车，听得出来。还没等富萍来得及听，车头已排山倒海而来。街面剧烈地震动起来，白烟淹没了街两边的矮房，一节一节的油罐车驰了过去。路障两边的行人都停止了说话，多少露出些被震惊的表情。巨大的车轮有力地撞击着铁轨，发出巨响。火车过去，铃声响起，人们回过神来，从缓缓举起的路障底下越过铁路。铁路那边，房屋零落了，渐渐地有了农田，也是零落的一块一块，然后就连成了片。地里已经有了绿意，麦子露头了。舅舅拐上一条小路，顺着铁轨慢慢走着，富萍跟在后头。天空开阔，是与方才站在旱桥上的开阔不同，这里的开阔带着舒缓的起伏。而且，天空湛蓝明澈，不像方才，有一层铅灰色。总之，这里的景色比较柔软温和，而方才，则有着一种硬度。

走过一个水塘，上面铺着厚实的水草，岸边有一条木舢板倒扣着，就好像陷在了草丛里。舅舅站住了，等富萍走上去，指着厚绿的水草，问：你们叫这什么？富萍说：水葫芦。舅舅就说：水葫芦只是水草中的一种，这一种和你同名呢，也叫“浮萍”，不过，音同字不同。舅舅蹲下身，拾根草棍子，在地上划字给她看：这是“浮萍”的“浮”，这才是“富萍”的“富”。又问：读过书没有？富萍摇摇头，却没有说叔叔家一大群孩子，怎轮得上她读书？舅舅“哦”了一声，丢下了手里的草棍。舅甥俩相跟着走了一段，又看见铁路了。是一个道岔口，停了一辆养路车。舅舅在路边的一截水泥桩子上坐下，让富萍坐在十来米远的另一截上。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了香烟，点着，慢慢地吸。太阳已经很高，天空的蓝色变得很浅，很淡，近乎透明。地里的水汽蒸发掉了，变成一种偏黄的褐色。树的枝条依然秃着，但略有些发茸，芽在萌动呢！两股铁轨像麻花一样拧了一下，又撒开来了，并列向前，在视力终极处又合成一股。枕木的木纹清晰可见，底下的碎石，大小和形状都很均匀，反射着白花花的太阳光。有几片纸飘在枕木上，是哪个过路的旅客抛下来的。从他们坐着的地方开始，铁轨两边栽着了白杨树。树显然种下不久，树干细细的，也不高，却笔直笔直，夹着铁路，伸远去了。舅甥俩隔了一段距离，坐在水泥路桩上，晒着太阳。看不见的地方，不时传来当当的，铁锤敲击钢轨的声音，是养路工在检修路轨。

舅舅终于站起身，掸了掸吹到衣服上的烟灰，向富萍示意了一个向回走的手势。富萍便也站起了身。向回走，舅舅就换了一条路。先沿了铁轨走一段，然后跨过去，走上一条小路。小路转过几间平房，弯上一条空旷的大马路。两边有一些厂房，矗立着高大的烟囱，路上走着载重卡车。舅舅和富萍走一起，富萍本来不算高，只是中等个头，但看起来，还要比舅舅猛一点。舅舅打量了富萍一下，笑道：咱家个头都低，你大约是随你父亲。富萍说：不知道，我不记得他了。舅舅又“哦”了一声，默下来，继续走。横街上，人就多了些，路边是新村样的房子。三层，或者四层，方形，连体，一行行的，楼房间的空地上栽着绿树。街道略微狭了一些，分出上下街沿。富萍望望绿树中的新村房子，说：舅舅为什么不住这样的楼？舅舅也看了那新村房子一眼，然后说：舅舅是船民，上岸不过二三年，原是住船上呢！富萍“哦”了一声，懂事地说：舅舅也不容易。舅舅就笑。富萍被笑得有些难为情，撑了一会儿，也笑了。

他们走入了一片棚户，要比他们所住的那个规模小，房子也破旧低矮，甚至有一些是土坯茅顶的泥屋，巷道也逼仄弯曲。舅舅熟门熟路地在里面穿着，穿到一个巷口的拐角处，石灰白墙上写有“卤水”两个字。门里一张案上，果然有纱罩盖着一盘卤味，统是猪头上的物件：门腔，口条，耳朵。舅舅朝里喊了一声，出来一个老头，穿黑棉袄，说北方话，很熟络地和舅舅招呼。一边顺了舅舅的指点，从纱罩下抓起-块门腔，在砧板上切成丝，用刀铲起，推在油纸上，卷起，一掖，裹成一个三角包。舅舅让富萍拿好，自己从口袋里摸钱。老头问：这是哪来的闺女？舅舅说：是我外甥女。老头说：这么大的外甥女！舅舅说：我姐姐长我八岁哪。接过找头，舅甥离开老头，继续在棚户间穿行。舅舅告诉富萍，老头是河南人，他的卤水是从家乡带出来的老汤，据说已有三代的历史，在这一带十分出名。说着话，就出了这片住宅，一抬头，看见了旱桥。原来这已经离舅舅家很近了。穿过一条夹弄，夹弄两边是两座工厂仓库样的大房子，就到了旱桥底下。走进门时，桌上摆了菜，正等他们吃饭。舅妈接过富萍手中的卤水，说：回来了？富萍答应了一声：回来了。孩子老早等不及了，扑到桌边。一家人团团坐下，吃饭了。

日子再往下过着，舅妈对她又和过去一样了。街坊邻居呢？也渐渐回到先前的样子。这里的人都是没大有记性，事情过去就过去了。甚至有一个糊涂的老婆婆，来和舅妈提亲。一提亲，舅妈才又想起那桩做错的事，她可不敢再惹这事了。富萍绣好了那对枕套，还镶了荷叶边。叠好了，让舅妈交给小君。小君现在躲着富萍，富萍就不好硬找上去。舅妈抚着这对喜庆的枕套，想问一句：富萍，你打算怎么？可挣了几下，还是没敢问出口。富萍已经成了他们家中的成员，她担起了家务。有几次，舅舅，或者舅妈有事或者不舒服，她就上船顶一趟工。她虽然不大会做，可她能吃苦，肯做，所以也顶事。舅舅舅妈把她替工的钱算出来，交给她，她总不要。硬塞下，她又去买了布料针线，给孩子们做了衣服。这家里，真有些少不了她了。可是，在心里，她其实还是同他们隔得很远。她的话依然很少，晚饭以后，她就早早上了阁楼。舅妈让她和邻家的女孩子出去看电影，玩，她也总是不去。也是，这里都是早婚的，和她一般年纪的女孩儿，大多成了亲。所以，能陪她玩的，就多是比她小的孩子。和她们在一起，更容易上心事，想到自己的将来。倒是和舅舅，富萍觉得比先前亲近了。

她顶舅妈工，同舅舅一起出船。船走在苏州河，岸上的楼房像拉洋片似地拉过。又像换片子一样，换上另一番景色：遍地的油菜花，瓦蓝的天空。她和舅舅都是寡言的人，大半天也没几句话，各做各的。可富萍却觉得很自在。中午，喝了几盅酒，现在，生活好了，舅舅有时就会喝几杯，可从不过量。他喝了几盅酒，略有些兴奋，话就稠一些。他会向富萍说过去的事情，还有书上读来的事情。有一次，他给富萍说了“大林和小林”的故事。当他说到王子的帽子，挂在了月牙儿的钩上，富萍就觉着，舅舅真像个小孩子。而且，也把她当小孩子。这样的故事，是该讲给他家小四儿听的。于是，她就笑个不住，几乎喷饭，并不怕舅舅恼。富萍很少笑，所以，她笑起来的样子就有些陌生。眼梢略略下挂，眼距本来就宽，此时就显得开朗。嘴角咧开，有一些稚气。她变得比较天真。午饭，总是在封浜靠岸烧了吃。封浜有户人家，住河边不远，家中的人都是舅舅舅妈的朋友。那家的男孩子，要比舅舅家的老大长两岁，常常捧了副陆战棋，站在河岸，等舅舅的船来。舅舅吃过饭，就和男孩下两盘棋。一大一小，坐在岸边的地上，铺开棋盘，四角压上土块，下将起来。他们爱下暗棋，富萍就给他们做公证人。为此，她学会了棋子上的字：司令，军长，师长，士兵，等等。还学会了谁比谁大。下完棋，他们上船，男孩就低了头，很惆怅地叠棋盘，拾棋子，然后一个人走进棉花地，远去了。

和舅妈出船，不像这般有趣。富萍是个记仇的人，和舅妈吵过几场嘴，舅妈不经意说出的话，却是伤了她，心里就种下了芥蒂。但舅妈快人快语的，一会儿叫她这，一会儿叫她那，就比较热闹。尤其是过夜时，她俩睡一床被窝，你挤我，我挤你，到底有些亲热的感情。夜又很长，没有话也要找出话来说，有一回就说到富萍身上去了。舅妈说：你就和我们一起过吧，我们也没有你这样大的孩子。富萍立即说：我要小，你们就不要了？一句话又把舅妈噎了回去。但话说开了，总比不说好，之间的紧张就松弛了。停了一会儿，舅妈回过气来，说：你就对我凶，对你奶奶，你敢吗？这有些触到敏感处了，富萍还是回了句：我不敢，我只敢跑。说完，向里翻个身，脸朝板壁，蒙头睡了。

顶工出船总是少数，大多的时间，是在家里，照料几个孩子。富萍从小给叔婶家几个弟妹吵怕了，就不大喜欢小孩子。不过她是在亲戚家住惯了的，很会约束自己。所以，倒比舅妈自己做的还更周全。舅舅家不像叔婶家，苦吃苦做，一年到头，忙口粮就忙得直不起腰，还有鸡，鸭，猪，羊，灶上灶下。舅舅家也不像奶奶那里精细，针线茶饭，磨人得很。舅舅家吃穿不愁，也没有多出来的讲究。大锅煮饭，大锅炖肉，穿的多是队里发的工作衣，劳防服。小孩子的衣服总是老大穿了给老二，老二给老三，最后穿到老四。所以，家务其实很少，针线也没什么，闲工夫很多。富萍给小芬留了小辫，每天就多出一点事：编小辫，却也打发不了多少时间。闷的时候，富萍就出门去逛。她常常是到上回舅舅带她买卤水的棚户去。这一带没什么街市，自己所住的棚户，她又对邻里们有成见。再加光明家热火朝天地正翻房子，一绕就绕到了跟前。再怎么说与自己无关，心里还是有点躲。她还不敢走得太远，这一片可是比奶奶那里荒落得多。到那边的棚户去，就正好。

那片棚户过去为什么没去过？因为它是在这片住宅的背面。又与它隔了几爿厂房。平时，这里的居民出行总是以旱桥为标记，不容易注意背面的街区。并且，这片棚户比他们小得多，住户比较杂，有江苏的盐城，射阳，涟水的，又有安徽，山东，河南的。不像他们这里，几乎一色是扬州，高邮，兴化，操的是水上运输。而前者干什么的都有：剃头，磨刀，菜场里贩葱姜，刮鱼鳞。这就多少带有了大庄瞧不起小庄的意思，也是没放它眼里的一个原因。这片棚户是狭长的一条，有些像弄堂，但不像弄堂那么齐整，而是相当凌乱。房屋一丛丛地挤在一堆，巷道七拐八折。但在低矮歪斜的屋檐底下，却也钉着正式的，蓝底白字的地址门牌。地名叫作“梅家桥”。过去，这里是一个垃圾场，后来拾荒人在上面用芦席盖起了滚地龙。渐渐地，滚地龙翻成了土房，砖房，最终被市政认可为正式住宅。因此，这里的居民就多是拾荒人出身。

走进去，仔细地看，会发现，在那破烂的房屋里，藏着形形色色的营生。有一扇窗户口上，放着两个玻璃瓶，瓶中装了红绿弹子糖，还有一瓶是褐色透明的粽子糖。紧邻的一家门里，天不亮就蒸糕，热气腾腾，米粉发酵的酸甜味散布了整片棚户。天亮，就放上一辆旧童车改装的推车，去到前边马路口卖。一天中的其余时间，则是在门前晒米，磨粉，再用一个石臼舂面。隔一个巷口，住一个拔牙的，同时镶牙。牙郎中的邻居，终日在折锡箔。再过去，是山东人，到了年底，就会来许多山东老乡，住他家灶披间里，连夜制作炒货。于是，浓浓的奶油味便散发开去。拐个弯，那家从事的工作类似钣金工，将废弃的铁听敲平，再敲成大大小小的畚箕。罐头盒就敲成做蜂窝煤的模子。还有洗衣服的，到前头机修厂收来单身汉的工作服洗。那工作服硬得可立在碱水里，散发的是汽油味。又有一家专糊鞋靠子，拾来的破布，洗净晾干，一片一片糊成靠子，一角钱一大张。可以看出，不少营生是从拾荒这一行中派生出来的，甚至还有人继续操着他们前人的营生。在他们房前的空地上，就堆满了拾来的杂物，一家大小手不停，脚不停地分拣着垃圾。废纸放一边，破布放一边，金属类再放一边，皮革制品又放一边，气味十分复杂，是混合型的。这里的营生，因为杂和低下，难免会给人腌臜的印象。可是，当你了解了，便会知道他们一点不腌臜。他们诚实地劳动，挣来衣食，没有一分钱不是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在这些杂芜琐碎的营生下面，掩着一股踏实，健康，自尊自足的劲头。它们从各种细节中流露出来。

富萍有时候，用舅舅舅妈算给她的工钱，去河南人那里买老汤卤水。河南人已经认识她，叫她大侄女，还把她介绍给前后左右的邻居。所以，慢慢地，这里的人就与富萍熟起来。他们对富萍很友善，他们对外面来的人都有着谦恭的态度。但这并不等于说是卑下，而是含有一种自爱。有一日，富萍到梅家桥去找铁匠，砸火钳上的铆钉。路上遇见一个老婆婆，吃力地提着一篮子煤渣，便接过来替她提着，一直送她到家。那老婆婆热情地邀她进屋坐，她没进去，从门口望见屋里床沿上坐了一个青年，瘦削清爽的脸颊，那老婆婆也是很清爽的脸色。富萍觉着有些面熟，想了一会儿，才想起。有一回，在戏院子里看戏，自己的位子被人挤掉，后来有一个老婆婆拉她一起坐，老婆婆身边，坐着一个青年。原来就是这对母子。

十九　母子

这对母子，祖籍安徽，老家则在江苏六合。那儿子小的时候，过了几天好日子。他的父亲是中国银行的一名小职员，一家三口住万航渡路上的职员宿舍。像他这样的低层职员，虽然只有一间房间，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可也是抽水马桶，白瓷浴盆，管道煤气。房内打蜡地板，落地钢窗。那儿子，也是穿了开司米连衣裤，乘在带遮阳篷的童车里，由他母亲推着去公园里，在悬铃木底下晒太阳。他母亲呢，穿一身布旗袍，外面再罩一件对襟的羊毛衣，提一只草篮，里面放着绒线活。这一幅安谧的母子图，是上海公园里常见的情景。可惜，好景不长，他的父亲患了伤寒，又治晚了，很快走了。撇下这对母子，一夜之间改变了命运。他父亲是个才能平平的人，毫无升迁的指望。性格又拘谨保守，在行里并没结交知心朋友，上司同事仅只是例行公事地前来扶丧。当派来帮忙的几名工友，抬棺要往徽州会馆去时，那一口松木棺材却沉得灌了铅似的，无论如何抬不起来。这时，其中有一名老工友，就站了出来。他在棺材前面烧了一盆纸，说道：弟弟你放心，弟妹和小侄子我们一定会照应的。说也奇怪，然后再抬，就起来了。这一番情景，使得平时交情淡薄的同事们都唏嘘起来。过后，大家筹了一小笔款，送给了新寡的女人。而那个对了死者发誓的老工友，说话算话，当真担起了照料他们母子的义务。无奈他自己拖累也很重，到底不能赡养他们。过了几个月，行里委婉地提出住房的事情。其实，行里就算不提，他们也极难再住下去。房租，水电，膳费，虽然有一笔抚恤金，还有同事的捐款，可坐吃是决不够的。所以，同老工友商议着，觉着还是回六合老家。他家算不上富户，但有地有房，论起来也应当有他们母子的一份。家中兄弟也不是很多，再讲，这又是个孙子，他们家的正宗传人。于是，一边给六合去信，一边将这里的东西典的典，卖的卖，卖不出价又带不走的，就暂存老工友家中，日后再说。不多日，老工友就将母子两人送上了火车。

六合的老家，是在县城。乡下有一些田地，土改时都分给了农户。所以，一大家子，其实是靠几个在镇江、滁县做事的儿子寄钱回来养着。本来，上海的这一个儿子，是家中最好的，和家眷一起在上海住，每月还给二老寄赡养费。这一下，少了一份进账，却多了两个人口。开始，家中自然对孤儿寡母安抚了几日，接下来，妯娌间就有了议论。觉着自家男人在外辛苦，倒养了人家的妻子儿女。再接着，婆母就嫌这上海媳妇不会做。穿了高跟鞋到河边洗衣服，连人带衣服掉到了河里。又穷讲究，大冷的天，还要给孩子洗澡。水是井里打的，不要钱，可烧水的柴火，取暖的炭，不都是儿子们挣来的血汗钱？公公是个不管事的人，又有鸦片瘾，自己都要看人的眼色，当然不会念及那死去的儿子多年来，一月不差地孝敬自己，现在理应恤孤。上海奔来的这对母子的日子，渐渐难过起来。冷言冷语不说，有时甚至吃饭不叫他们。他们因无人理睬，多是缩在房里，等人叫吃饭，就出来吃。无人叫，就饿一顿。受着冷遇，母亲就想着箱底的那一笔钱，心里说：什么时候受不下去，就回上海。然后，又鼓励自己：再受一日吧，实在受不了就走！这样，反一日一日受了下来。到了阴历年，叔伯从外面回来了，嫁到邻县的大姑子、大姑夫也来了。那大姑夫是个生意人，其实是个掮客，跑南京，跑徐州，贩棉花。夫妇俩是头一回见这上海弟媳，倒很和气，带来的礼也有上海侄子的一份。夜里，大姑子还到弟媳房里来聊天。把这母子住寒的心，又暖热过来。老人都是宠闺女的，闺女的态度放在那里，就都得顺着，老婆婆自然也对他们母子好了些。妯娌们呢，究竟是被各自的男人辖制着，也不好太过分。男人，又是挣钱的男人，总归要大度一些。祭祖的一日，见那小小的孤儿，腿脚骨软软地跪下来，磕了头，众人心里都是酸酸的。所以，年是过得不错。吃饭有人喊了，小孩子有人领着玩了，大姑子和弟媳妇也做了伴。临回娘家的前一夜，大姑子大姑夫一并来到弟媳妇房中，说出了合伙开铺子的计划。

大姑夫早就有这个打算，租赁一个门面，开棉花店，冬天卖棉花，夏天卖草席。门面看好了，店名起好了，进货的上家也谈得不差了，就是缺本钱。现在，他们就和弟媳妇说，她入股来，每季按利润分成，这样她不仅可挣几个饭钱，小孩子将来读书的费用也有了。就这么一点死钱，坐吃山空，不如将它盘活了。她听了觉得有道理，更要紧的是，大姑大姑夫待她这么好，她真心想报答他们。所以就把那笔钱的十之七八拿了出来，交到大姑夫手上。大姑子一定是向婆婆说了这事，婆婆对她就一直保持了年里的和缓，妯娌们也是。大家都等待着，大姑夫那边发达，这边就可以有进账了。可是，进账迟迟不来。先是说没生意，后来有生意了，却又缺货。再就到了进货的时候，货又叫新政府统一收购了。第一年就这么过去了。众人怪大姑夫不会做生意，可碍着老人家的面子，不好说，就冲上海嫂嫂撒气。怪她有钱不早点拿出来，买几担米也是好的。并且，她拿也未必全都拿了出来，一定还有私藏着的。这样的说法多少要传进婆婆耳朵里，老婆婆不由就想：这是什么钱？儿子的抚恤金，也该有老人一份吧！她当然不会去对媳妇说，可脸上就露了出来。于是，母子的地位又回复到了先前。接着，就到了一九五〇年，棉花店收归国有，把大姑夫安到对过碗店做了店员。棉花店从开张起第一天就在亏，所以，资本核算极低，还了债务，剩下几乎是个零。这样，本来苦日子里的一条后路，现在也没了。

这一年，县里开一个织布厂，招工。上海嫂嫂去了，本来只想试试，不料竟招上了，做粗纱工。很好，苦是苦一点，可有工资。其时，妯娌们也都各自找了事做，小孩子大的上学，小的丢给婆婆带，老婆婆能圈住他们就算不错了。这一天，上海来的这一个发烧，老婆婆给他喝一碗姜汤，捂在被子里发汗，就完事了。他母亲下了工回来，也觉得不要紧，再喝姜汤，再接着捂汗。烧了几天，终于烧得抽起来。好在，当时正有个解放军的医疗队在这里巡回医疗，连夜送了去看，诊断是小儿麻痹症。病治好了，可是残了一条腿，所剩下的一点钱也花光了。织布厂呢，生产了几个月，技术上不去，改为纱厂，专为南京、上海的布厂提供粗纱。像她们这样结过婚，年长的女工，便都让退了职。想再找个事做，哪有那么容易。孩子且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人都说，一个瘸孩子，上什么学！做母亲的则想：一个瘸孩子，不上学更不行！到底是大地方待过的，晓得为孩子的将来着想。山穷水尽的她，便给上海那老工友写了一封信。老工友立即回了信，还寄了盘缠。她是晓得老工友的家境的，便知道这份情义的重，也知道她这个决定的分量。她抹了一把眼泪，转身就收拾了东西。踏出老家的大门时，上海嫂嫂已经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了。

老工友到火车站去接他们母子，几乎没认出他们来。那母亲穿了蓝布衫裤，头发在脑后草草地别起。三十来岁的人，脸上已爬上了粗糙的皱纹。儿子就更可怜，两只小手握一支木棍，撑在地上，将那条残腿甩过来，好腿立定，再向前撑一步。他是从那两口牛皮箱上认出他们的。只有这两口箱子，还能看出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老工友辛酸地上前抱起孩子，说：何必叫他自己走呢！母亲说：还能抱他一辈子？说话的口音带着了六合的南北腔，口气也硬硬的。他们先是在老工友家挤了两天，然后老工友便在闸北，梅家桥里找了间披屋。屋主是老工友的大同乡，同是涟水一带的人，本是他家的灶间，现在租给这对母子，只收极少的租金。老工友将他们母子走出前寄存在他家的几件家具搬过去，又凑了些锅碗瓢勺，再替孩子觅来一副别人家用剩的小双拐，把母子俩安顿下了。安顿下来，报上户口，这时候，上海的户口好进好出，不像后来，出来容易进去难。报上户口，头一件事是替孩子报名上小学校，第二件是找事做。前一件好办，很快就找到附近的水上运输子弟小学，上了一年级。找事就难了，也不是说绝对找不到，但要找到合适的，稳定的，想也别想。她什么事没做过啊！火车站打包、发货，苏州河清淤，替船工做饭，洗衣服，代人看管自行车，铸造厂敲砂模，拆纱头，洗碗，运垃圾，倒马桶。这些活儿学不来什么手艺，却练出了吃苦的本领，她是再不怕吃苦的了。日子就在吃苦中过去。孩子一年级一年级地读上来，成绩不错，年年表扬。每年，老工友都替他换一副拐，一直到初中三年级，个头长停板，那副拐就不用再换了，一直用下来。升学呢，也难了，这样残疾的孩子，高中一般不收，由所住街道安排工作。道理是这样，可实际情况是，这一带多是大工业，很少有残疾人合适的手工工场间。所以，他待在家里，一待也有几年过去了。

这青年生性温和，他对幼时的好日子全无记忆，其实是在困顿中长大的。受苦是最普通的事情，受苦中些微的温煦，倒给他留下深刻和丰富的印象。所以，他对六合的回忆，并不像他母亲那么黯然。冬天里，叔伯家的小孩子围了炭盆爆黄豆，他也捧了个铁盒。虽然挤不到炭盆边去，可那爆出的黄豆蹦得老高，也有落在他铁盒里的，“当”一声响。离老房子不远，就是长江，江上走的船，鸣着汽笛。夏天发大水时，孩子们都叫着，看水啰，看水啰！纷纷爬到屋顶上去看水。这时候，水是白茫茫的一大片，看不见对岸，却有无数只水鸟在天空飞翔。尤其是过年，大姑妈来了，家里人的笑脸忽然变得和善，塞给他好多吃食：芝麻糖，云片糕，蜜枣，柿饼。送大姑妈去码头，这时，长江又变细了，但格外的长，蜿蜒到看不见的远方，天地可真是大啊！生病是一件惨事，可他还记得解放军大夫的手，摸着他的额头，夸他乖。那些日子，所有的人都对他亲善，用怜恤的眼光看他，好吃好玩的东西塞在他小手里。来上海乘的火车，也给了他强烈的印象。车厢里那么明亮，宽敞。车窗外，风景流淌过去，由于颠簸，轻轻地，有节奏地跳跃着，连绵不断。每到一站，便吓人地嘶叫，吐气。停下来，还不甘地推动着，好像停不下来。然后，上车的人涌入了，沓沓地踩着车厢的木板地，带来一股激越的情绪。

然后就到了梅家桥。当他拄着小拐，一撑一步地走在狭弄里，冷不防，就会有一双手，粗鲁有劲地将他拎起来，连人带拐地往平车，或者三轮拖车上一蹾，然后就骑走了。带他到地方，再往车下一拎。等他大些了，遇到有自行车过去，就会很利索地将双拐一合，歪身上了车后架，搭一段。有几家拾荒的，收到书本什么的，就送来给他挑选。看有没有用得着的课本，写字簿，省得再花钱去买。有一度，他特别爱到那几家去捡钥匙。一串串各式各样的钥匙，讨回家去，将格式相近的归到一起。慢慢地，他琢磨出，说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其实每一把钥匙间就差那么一点。他先给自己家配钥匙，找一把接近的钥匙作胚子，再用锉刀改一改齿，竟真的能用了。后来，他又替他的小朋友配，多是丢了钥匙不想让大人知道，也都蒙混过去了。正在他干到兴头上的时候，母亲坚决地遏止了他这项爱好。她将他讨来的钥匙统统还给人家，把他自制的那些锉刀什么的工具，也一并送给了人家，任他怎么哭闹也不让步。被他闹急了，就斥道：这算什么手艺，溜门撬锁？小心人家赶你出去！他才不作声了。母子俩就是这样谨慎，自知是被收留的，不可有一时忘形。梅家桥人性厚道，就更要识趣才是。这弱者的自尊自爱，是他从境遇中自然而然养成的。

在水上运输子弟小学就读，他的同学们大多来自前面旱桥底下的住宅区里。他们那里的房子高大坚固，也整齐。他们的父辈都是苏州河上的船工，收入有保障。他们说着一色的苏北扬州话，因一代代下来，难免掺进了些沪语的行腔，就比原先的要硬和响亮。他们穿着劳防用品的大头鞋，防水靴，橡皮背心。他们多少是有些傲慢，不怎么把这些小棚户的同学放在眼里，有意在人家跟前说些人家不明白的事情，显出自己是正宗，而人家是外来的。他们也许读书读得并不是太好，但他们的前途也是有保障的，通常都可以上他们父母的船上去做，然后转为正式船工。他们不无鄙夷地称他们作“梅家桥的”。但是，他也还是交了几个朋友。一旦交上了朋友，就发现他们其实并不那么自傲，他们还要比梅家桥的孩子更大度和豪放一些。他们这几个，成日价到梅家桥他的家里玩，其中有一个就求他配过钥匙。而他一次也没上他们那里去玩过，这种过头的自尊里难免含有着一些小肚鸡肠。这也难怪，在这样贫贱的生活里，有一些自卑很自然。在他对他们的所有羡慕之中，他还羡妒他们谈起苏州河的口气。他们自由地往来于河上，好像苏州河归他们所有。当然，这并不妨碍他和他们交朋友，因为他是一个温和与克制的人。

后来，他认识了那个住在旱桥底下的扬州姑娘。她先只是替他母亲提煤渣回家，并没进门。以后的几次就进门了，坐在桌边，帮他们母子糊纸盒。他就问她有没有跟船出去过，船要经过一些什么地方，日行几里，等等的问题。现在，他长大了，不像小时候那么内向，要豁朗得多。他母亲禁止他配钥匙之后，他又迷上了修理拉链，钢笔，雨伞，以及更为精密的座钟，收音机，缝纫机，他喜欢机械一类的东西。那几户拾荒的人家，凡收上来这类破玩意儿，都送到他这里，有当无地拆拆装装，竟也有修好了再能派用处的。所以，实际上，他已成了一个小小的修理匠。可惜，他们这一带，少有人家拥有这样的用品，他的名声又不可能传到更远去。所以，这个才能就无法为谋生所用。不过，此时，老工友，他称为老伯伯的，帮他奔走申请了一份残疾人生活补助，虽然菲薄，但总归是固定的收入。他母亲年岁大了，干不动重活了，邻人让出纸盒厂的一份计件工给她，母子俩从早不停手地糊到晚，再挣得一份进账。自从富萍来过一次，就时常来了。她很快就学会了糊纸盒，速度虽然跟不上他们母子，但对初学者来说，就相当不坏了。她坐在这间屋顶透亮的小披屋里，糊着纸盒。屋子里有一股湿潮的霉味，但被又一种室外的泥土，干草，太阳的气味盖住了，就显得比较洁净和新鲜。炉子上滚着一些土豆，山芋之类的炖菜，散发出酱油的带有酵味的咸酸气，是母子俩的饭食。富萍心情很安谧，因为这对母子都生性安静，还因为，这两个人的境遇甚至连她都不如，可是也过得不坏。

她很乐意回答这个青年的问题，虽然并不以为这有什么可说的。出船，做工，提水，烧饭，停岸，过宿，不就是这些？但这青年却很感兴趣。她发现他有些像舅舅，像在哪里？就是舅舅同她说故事，帽子挂在月牙儿的钩上，那样的地方。好像他们不是大人，而是两个小孩子。她和他们母子都想起他们其实是见过面的，在那戏院子里，他母亲拉这姑娘和他们坐在一起！这青年就想起当时她站在过道中间，张皇失措的样子，很叫人怜惜呢！现在，他们已经是熟人了。这姑娘有时候会提来一篮煤渣，并且帮他们和煤面，做煤基。有一日太阳好，她一早就来了，将屋里东西全拖出去，被褥也抱出去，在太阳里晒着。自己登着一架木梯，将顶棚全糊上了。报纸掩住了黑暗霉烂的屋顶，房间变得明亮了，充斥了浓烈的油墨香，吃足太阳的家什被褥散发出饱满的干爽气味。又有一日，她提来一篮子猪的大腿骨，洗干净，放在木柴墩上，用斧背啪啪地砸几下，就烂了。放上水，葱姜，黄豆，在炉子上炖着，一会儿便香气四溅。披屋里就有了一股富足的气味。这天，他母亲一定要留姑娘吃饭，姑娘执意不从。母亲使劲将她往门里拽，她拼命往外挣。这时，他忍不住说话了。他是说：让你留你就留嘛！带了些武断和不耐。姑娘怔了一下，然后便像受了惊的鸟兽一样，挣脱了身子，飞快地跑了。接下来的几日，她都没来。以为她不会来了，可她却记得去纸盒厂送货领料的日子，准时来了。借了一部手推车，将糊好的盒子装上车，推走了。回来的时候，母亲又要她留下吃饭。她不作声，儿子就在披屋里说：人家不愿留，不要硬留。不料她对他母亲说：吃就吃！他母亲忙着添菜去了，她把纸板搬进披屋。大部分安置在屋角的一口木箱上，小部分放在床上好拿的地方。青年伸手取过一叠，在桌上熟练地工作起来。两人各自忙着，都不说话，房间里很静，炉上焖着一锅菜饭，不时从锅盖沿下发出“咝”的一声。她走过去，将饭锅略斜着，慢慢在炉上转着。房间里暗下来，门外却亮着，她的侧影就映在这方亮光里面。

吃饭时，母亲问她：不回去吃饭，舅舅他们会等吗？她说：不碍事，今晚上他们全去吃喜酒了。问是谁的喜酒，答是一个亲戚。你怎么不去？母亲问，她就没作声。

二十　大水

这一年，雨水特别大。黄梅天时，雨水就比往年多，老也出不了梅，老也出不了梅。那些平房矮屋，不是生霉，而是生蘑菇。衣服都是阴干的，人的身体里，湿气都很重。三伏里，有几天大太阳，来不及晒出霉气，雨又来了。还是并着汛期，一同来的。整个苏杭地区都是多雨，水从上游泄下，于是，洪也来了。叫作“三碰头”天气。苏州河水涨了，涨过水泥台阶，与岸齐平。水的颜色浅了，质地也薄了，流淌的速度就增快。到底不是黄梅天的那种黏湿，而是比较凛冽。弥漫在空气里的潮气收燥了。雨呢，也是滂沱地下着，很快，街道就积起水来。人们卷着裤脚管，将鞋脱下来，拎在手上，在水中走，叫作“划大水”。小孩子最开心了，大人叫也叫不住，扛了油布伞，或者直接淋在雨里，划大水。从东划到西，从西划到东。那些主要干道的大马路，地势一般比较高，下水的设施也比较好，所以不积水。在四周那些积水的小马路中间，就好像一条水中陆地，汽车从陆地上飞快地驶过去。小马路的积水，混着阴沟里的污水，稀脏的，漂着一些垃圾。那些“划大水”的男孩子，才不怕脏呢！他们大多赤着膊，只穿一条短裤衩。经夏天大太阳晒过的皮肤，黑极了，又都瘦，胸脯上显着肋骨。可是筋骨很好，身体非常灵活。他们咧着嘴笑，牙齿显得格外白。在这一场大雨和下一场大雨的间隙，大水就迅速地退下去，半天时间，街面露了出来。他们止不住地失望，可是，没容他们失望多久，雨又来了，而且降水量比上一日更集中。

发大水的雨，倒不是那种瓢泼似的大雨。那种是阵头雨，夹着七八级大风，把雨柱刮得横过去。房屋，街道，就在风雨中震荡，变形。这样的雨，来得猛，去得快。发大水的雨，是比较沉着地下着，没有那样大的风势。看上去没什么，但降雨量却很大，每一柱雨，都结实饱满，而且密度高。你一看是这样的雨，就知道一时半会停不了，后劲足着呢！不一时，阴沟里就咕噜噜地向上冒水了。那种新式里弄房子，有后天井的，所有的管道都通向后天井，就像一个共鸣箱，阴沟里的声音最响亮了。水泥钢筋的阴沟盖就顶了起来，一动一动。天井成了一方小池塘，再过一会儿，灶间里也有了一厘米高的水。前后弄堂，便积成了河。这是有力道的雨，你可以想象是怎样大，而且厚的一块雨云，罩在这个城市的上方，把这城市裹起来。

雨天里，吃菜是个问题。菜农拉菜的榻车，半个轮子埋在水里，一步一步拖到菜场。鸡毛菜全生了蚜虫，叶子一个洞一个洞。茄子，丝瓜，黄瓜，刀豆，番茄，全走了样。蔫，黄，生虫，出水，腐烂。熟菜店和酱菜店的生意就好起来了，还有吃罐头的。这也显得不寻常，好像到了战时。糕点面包销出很多，这最合小孩子意了。小孩子总是喜欢不正常，越不正常越好。但事实上，生活还是很正常。工厂的车间里，进水了，工人赤脚站在水里开车床，开龙门刨。电工们却比平日忙碌，检查，修理，和保护电路呢！防止短路。机关里就更不妨碍了，照常上班。有几路汽车停开了，但大多数还照常，开来开去，将人运来运去。学校虽然还没开学，可教职员工已经过完了假期，正准备进新生，开学。商店也照常营业，店堂要进了水，店员就站在水里做生意。米店里比较忙，人们都急着来买米。家里只要有米，发怎样的大水也不怕了。米店门口，挽着裤脚管，撑着伞的人，就排起了短队。连电影院都正常放映电影，并且观众一点不减少，还提早来到，湿淋淋地挤在电影院前厅，等着上一场结束。甚至还有举行婚礼的，新娘新郎来到照相馆拍结婚照，上半身整整齐齐，下半身兴许就狼狈了，像要下河去摸鱼的样子。总之，发大水，并没有影响这城市的生活，一切照常进行，还添了一股勃勃然的兴头。

不过，黄浦江上的航运到底是受影响。水位抬得那么高，弄不好船就堵了桥闸，叫作“闷桥”。已经有过几起，港口派出驳船去硬拖出来。但这几日，黄浦江好看得很，水道变宽了，非常壮阔。从防波墙弯下腰，就能够到水面。岸边停泊的船只又多，真显出是个大港口。从吴淞口飞来一群群的水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飞翔，带来了一股悲剧式的气氛，使这城市从庸碌的市民生活中升华出来。外白渡桥上的黑铁栅栏，袒露出早期工业社会的审美观念，显而易见的功能和均衡对称的格式，和黄浦江的景象特别贴合。此时，也是水淋淋的。水汽多少缓和了钢铁的坚硬程度，使它变得婉约了一些。背后那一排殖民时期的石头建筑，依着江岸的弧度，形成一道屏障，这个地处长江三角洲的近代城市变得巍峨了。尤其是那几个塔式尖顶，在久积不散的雨云前面，勾画了欧式的古典图案。江岸有很多人，看大水。轮渡“呜呜”地鸣叫着，声音传到很远，江面就更辽阔了。这一带倒不大有积水，是开拓者最早铺设的下水管道，按着近代工业的规模格式，打下了这个城市发展的基础。江边马路多是灌木树丛，不像大街小巷的梧桐，被雨打下许多树叶，铺在路上。它们比较低矮，所以就没什么损失，相反，被雨洗得青绿青绿，十分醒目。

在巍峨的巨石建筑身后，是无以数计的民房的屋顶晒台。晒台的鸽棚里，鸽子挤作一团，羽毛贴在身上，咕咕地低叫着。好在，鸽棚里还比较干燥，只是有老鼠，被大水从下水道里赶出来，在这些陈旧的带夹层地板的楼房里乱跑，鸽棚里的小米，黍子，引来了它们。这是危险的敌人。鸽子的主人都是警觉的，他们的脚步声总能及时地驱走它们。有一些栽花的瓦盆碎在地上，一裂几瓣，花朵枝叶就粘在湿地上。夜里，这些纵横交错的里弄内，披着橡皮雨衣的老头，打着铃走过，喊着：门窗关好，火烛小心。然后就加上一句：花盆拿进，当心敲碎。雨天里，天短得很，很早就入了夜。下班的人回到家中，用干脚布拭了脚，吃过晚饭，就上了床。溽热叫雨洗去了，夜甚至很凉，盖毛巾毯都不顶事了，要盖薄被。草席还铺着，滑溜溜的，爽身得很。夜里，雨转为细密型的，比较柔和，特别催人入眠。野猫都躲进巢了。趁着雨细，水好像下去点。小孩子划了一天的大水，现在都在做梦呢！肚里有虫的，则在铿锵地磨牙。晾在房间的湿衣裳，在温暖的鼻息中，一丝、一丝地烘干。架在屋外的空竹竿，雨水沿了竿子聚拢，再滴落下去。然后，竹扫帚扫水来了。哗，哗，哗，给人雨止天晴的印象。再一看呢？扫水的人穿着橡皮雨衣，高统套鞋。天上下着细密的雨，又一个雨天开幕了。

这城市的建筑都变了颜色，变深了。红砖，黄沙砾墙面，黑瓦，或者铅灰水泥楼顶，都显得很沉的样子。但不是沉郁，而是颜色饱和，颗粒细。因雨这样下着，就有了活跃流动的节奏，比较明快。胶鞋已经不大顶事了，有人穿了木拖板直接上了街，木拖板呱唧呱唧拍打着脚后跟，把水踩得溅起来。也是明快的。三轮车的生意比往常好，涂上一层桐油的车篷拉起了，前面放下帘子，一个结一个结地系好，不让雨淋进去。车夫自己呢？头戴一顶笠帽，身上披一领蓑衣，完全像一个古老的渔翁。可是管用得很呢！又挡雨，又不挡视线，也不妨碍行动。他们把裤腿卷到膝上，赤脚穿一双元宝套鞋，有力地蹬着车。雨中的街道上，行驶着这样一个渔翁，挺古怪，也挺好看。这阵子，到处，商店里，电车上，电影院里，都充斥着一股雨衣蜡的醋酸气，刺激着鼻膜，呛人，却也不顶难闻，还有喜欢闻的呢！反正是怪味道。腌腊店的腌腊味，明显地蛤了，浓郁地弥漫开来，油滋了出来，亮光光，黄蜡蜡。有人买吗？有！菜不好买，煤球又受潮，在饭锅上蒸一块咸肉，腊鸡腿，不就都有了？所以，连人的头发里都有了这油蛤味。虽然不好闻，但却是很富足的气味。小弄堂里，那些烧煤炉的户头，常见有用火钳夹着一只烧红的煤球，恨不能揣到怀里，用伞遮着，三跳两跳地窜回家，放进熄火的煤炉里，就好像原始人取来了火种。还有的是夹一根燃烧的木柴。老虎灶的生意更比往常好，自家炉子不争气只得到这里打水。还有把半熟的饭，端过来在灶台上焖着。老虎灶的煤，炉膛里烧一批，灶前灶后焙着一批，不能叫它断了。老板一家人都动员起来，老板照管火，老板娘照管煤，阿大灌水，阿二收水牌子，有人不给水牌子，阿三阿四就一起尖叫。所以，这里是热火朝天。

奇怪的是，雨天里，竟还有救火车当当当飞驶而过，原来是去救水的。哪里的水泵出故障了，就用消防车去抽一阵。哪里有房子塌了，消防队就去救人。那些棚户房子，有不少坍了，或者眼看坍了，进水漏水算是小事一桩。家家都叠床架桌的。凳子架在桌子上，箱子架在凳子上，吃的，烧的，再架在箱子上。床呢，一张架在另一张上，床顶上再扎一块大油布，挡雨。巷道早已成了河道，威尼斯一样。有特别深的地方，就放一辆拖车，让人攀上去越过。比较大的水域，架的是木板，临时搭一座桥。这里最紧俏的是油布，有本事弄一块两块来，就可以高枕无忧，一觉到天明。要帮忙就是送一块油布来。还有，关于天气的预测，也颇受欢迎。谁家老掉牙的老爷爷，黄昏时分让儿子从床上背下来，背到雨地里，朝南站一站，朝北站一站，嘴一瘪，就吐出金玉良言：天黄有雨，明天还下。这话立即传了开去，比电话还快。大人小孩都在说：天黄有雨，天黄有雨。雨天里，火车的汽笛就远了，蒙了一层水膜，绰约地游弋着。震动，好像也变得柔软，比较有弹性，不那么激烈了。小孩子天一亮就跑过巷道，跑到苏州河边去看水。这里的孩子就不说“划大水”，他们这些河边长大的孩子，水的世面见得多些。

苏州河变成了一条大河。他们赤脚沿了河边跑，跑过恒丰路桥，天目路桥，江宁路桥，武宁路桥。当他们不得不暂时下了河岸，从桥墩下面走的时候，他们的光脚丫就在水泥桥墩下激起了清脆的回声。穿过桥底，苏州河又在眼前。水清澈极了，甚至看得见岸下的青苔。水上有船过去，有一些正是他们父兄的船，于是便跳着脚，扯着喉咙喊。机轮船的柴油机声盖过了他们的叫喊，开了过去，他们就接着再往前跑。水面映出他们赤条条的倒影，雨点又激起涟漪，将他们的倒影搅花了。跑到一处，他们停下来，喘息一阵，然后说声：家去！掉过头再跑。雨把他们淋得精湿，反正也无所谓了，就这样了。虽然下雨，天色却不是沉暗的，反而变得透彻，天光照射。孩子们的叫喊散得很开。

这天早上，闸北，旱桥下的棚户巷道里，走着四个孩子。两个大的各扛了一支木桨，小的提一个篮子，最小的女孩，空着手，努力交替着小脚，不使自己落后。最大的那个，不时回过头去，等她跟上来。他们走在曲曲折折的巷道。有人问这是上哪里去？孩子回答说：接大姐姐去！他们左一拐，右一拐，走出巷道。再走过几座大厂房和仓库，穿过一条街，又走进一个棚户。这里的地势明显低了，积水更深，屋子里都进了水。孩子们在更狭仄的巷子里穿行，走过墙上写了“卤水”字样的房屋。“卤水”两个字被雨浇得淌下来，每一道笔画都挂得很长。小屋的门锁了，河南人可能到亲戚家躲水去了。四个孩子都穿了短裤衩，小的女孩子穿一件大人的汗背心，从肩上一直挂下来，盖住了屁股。他们走在这里，虽然不是熟门熟路，可也绝不陌生。你看，一点岔路没走，径直来到那间小披屋门前。挨着小披屋的山墙，新搭了一个更小的披屋。

披屋里，东西都摞了起来。两张床叠着，底下床里，坐了那母子。母亲在床这头，悬了脚剥毛豆，儿子靠着半张方桌，摆弄一架收音机。那半张桌上，放了一个煤炉，炉上炖着一锅鸭壳子汤。富萍坐在上层床上，头顶到顶棚了。她在腿上放一块搓衣板，当桌子，糊着纸盒。见孩子们来，就高声叫他们上床。床上哪坐得下啊，最小的就攀着床架上了二层。互相问了好，又问学校几时开学，舅舅舅妈有没有出船。说了会闲话，大孩子就说了今天的来意，原来是奉父母的命，来帮富萍他们搬家。水上运输队将戏院子开出来，让坍了屋的职工去住。舅舅舅妈想到富萍家的披屋不保险，就去占了块地方，安好床板什么的，让他们趁早过去，等屋坍了就不好办了。那母亲先还推让，富萍却说：搬就搬！说着，将小的放下水里站着，然后用块大油布，将纸板纸盒严密地包起来，扎好，交给大孩子接着。自己再下了床，站到桌上，往摞起的箱子里捡出各人的换洗衣裳，卷起来，叫年轻人背着。米，煤，菜，归拢起来，自己拿。婆婆呢，提炉子，连带炉上的砂锅。富萍又细细在屋里看一遍，关上窗户，锁上门。婆婆住的小披屋也锁好，关上窗。一行人出发了。

孩子们事先借了一条船，停在最近的河边上，但也要穿几条街呢！好在人多，东西一分也就不多了。那年轻人腿不管用，可拄着拐，走得不比谁慢。身上还交叉背两个包，一包衣裳，另一包是他的电烙铁，电表什么的宝贝。身上湿就不管了，反正湿天湿地湿衣裳。一路走，一路说笑，路上有人停下脚来，看这支奇怪的队伍。他们就对着他笑，笑得他不好意思，转过脸走开去。终于上了船，船是舢板船，坐定以后，就离了岸。走了一段，孩子嫌船走得慢，三个孩子扑通通跳下水去，后边一个，两边各一个，推着船走。小女孩子坐在婆婆的怀里，从篮子里取出馒头吃。炉子一直燃着，飘着鸭的肉香。富萍正划船，忽然一个转身，丢下桨，对了水要吐，却又吐不出。只有婆婆一人看见，暗自笑了。那青年望着涨水的苏州河，河面开阔，河水清泠，船抬得很高，几乎与岸齐平。沿岸的大仓库，还有人家，画卷似的慢慢展开，罩着水色。天也罩着水色，一律发出青蓝的颜色。人在其间活动，都变得薄薄的，绢人儿似的。三个小孩子推着船，其实是在嬉水，将身子浮在水面上，脚踢打着水。婆婆问怀里那个小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是观音边上的莲花童子，专来送子的。富萍一下子红了脸，低下头去，再没抬起来。

二〇〇〇年一月三日一稿

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二稿

（原刊于《收获》2000年第4期）

版权信息

姊妹行

作者：王安忆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版权信息

鸠雀一战

天仙配

酒徒

招工

姊妹行

临淮关

厨房

黑弄堂

鸠雀一战

小妹阿姨从谢家出来以后，在附近愚园路上一幢临街的大楼里找到份人家。说起来是公寓，实质上，他们这一套公寓住了两份人家，什么都要合用，这家只占了一大间和一小间。夫妻俩睡小间，小妹阿姨带了两个读小学的孩子睡大间。吃饭也在大间，会客也在大间。虽是大间，三张小床和一张吃饭桌一放，也就挤得很了。因此，小妹阿姨的有些东西便只好暂时不带过来，仍旧放在谢家，比如那口红木五斗橱，那三只樟木箱，还有她的户口和粮油。她不想在此做长，一旦有了合适人家，她是立即就要走的。反正谢家好姆妈很好说话。

这人家日子过得马虎，小妹阿姨的精细没了用武之地。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以后，她也少了壮年时候的锐气，不那么一往直前，却开始为自己的退路着想。夜晚，睡在这间挤满白木家什的房间里，耳畔充斥了两个孩子此起彼伏的鼻息声，月光和路灯透过单薄的印花布窗帘，将个房间照得透亮，没了遮蔽，她觉得好像睡在马路上似的。难以入眠，就想着以往的大半生。过去的时光倒流一般，一幕一幕在眼前展现：她脑后用二寸长的红头绳扎起一根独辫，进了余杭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做丫头；绸衣绸裤绣着“回”字纹的花边，随着大小姐嫁到了上海的张家；大小姐从少奶奶做到老太太，最后魂归西天；她却被张家小辈辞了出来，然后到了谢家，又到了此地……几十年来，她送了老的，接来小的，小的扶成人，老的又托生，弄到头，自己倒孑然一身。虽说是挣了一些钱，可却没个地方安置，那钱便也成了孤魂儿。她想着这些，心中生起无穷的感叹，要强了一辈子，竟脱不了吃人家饭、看人家眼色行事的下场。然而，岁月流逝，心力确是一年不如一年，不服输也是不行的。要是真到了老得做不动的时候，可是连个歇身之处也没有啊！莫不成再回余杭乡下去？从那里出来了几十年，她早已是上海人了，她从不曾以为自己是个乡下女人。她小妹阿姨是上海人，是上海人必得生活在上海，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然而，这只是她对上海的态度，上海对她的态度，却并不是那样明朗和确定。想到此，心里不由悔悔的，该趁早成个家的。到底是那时节年轻气盛，只当有使不完的力气、用不完的精明、过不完的年月呢……她在这懊丧的心情里昏昏睡去，刚合了眼，便听见楼下马路上，扫帚扫着路面的“沙沙”声，该起来买菜了。她勉强起身，肩背发酸，眼皮发沉，哈欠一个连一个，上一日的懊丧还没退去，便又添上这一日的，日日积累，小妹阿姨眼见得憔悴了。

经过一夜一夜的苦思冥想，小妹阿姨终于想明白了，她应该有一间房子。其实，所谓家，便是一个巢，巢可不就是房子？有了房子，她就有了栖身的地方。她可以不住别人家了，只帮人买买菜、洗洗衣，或者帮人烧一顿中饭或晚饭——加起来，收入只会比现在多，而不会少，况且，她是很不在乎钱的。说到了钱，她从现在起就可以坐吃，如果她愿意的话。可就是没个“坐”的地方啊！自然，钱总是越多越好。只要有了房子，赚钱的门路也就多了。她还可以去买一部缝纫机，给人家做衣服。西式衣服她不会做，可是中式的，包括拉丝棉、翻丝棉袄，她可全会。那就更为清闲、干净，也尊贵了。她也可以到里弄去申请一份工场间的工作，那么，连生老病死，都可有了一定的保障。然后，她可以去过继或领养个儿子，有了儿子，自己的一切，便都有了交代，自己这一世的辛苦也有了永久的意义。想到儿子，她不由精神大振却又微微地惆怅。反正，有了房子，怎么走都有路，哪条路都走得通；没了房子，便只剩下一条越走越窄的羊肠小道。想明白了这些，小妹阿姨倒平静了下来，心绪不再烦乱，身上也恢复了活力。

她要一间房子。小妹阿姨的生活有了目标，重新抖擞起来。她发现自己的心力和精明还很充足，对前景也就更乐观了，行动也更坚决。她首先想到的是张家。从小跟了张家老太太出来，足足跟了三十年，为什么不能算是张家的人？新社会人人平等，主佣都是一般高低，决没有理由将她从张家划分出去的。

星期日下午，她去了张家。走近张家门前时，脚步却犹豫起来。小花园光秃秃的墙头，在她眼里忽然长出了茂盛的常青藤，老先生在藤下摆弄着几株杜鹃花，苍苍的白发映着粉红的花朵，修枝的剪刀清脆地剪着，咔嚓咔嚓。生性荒唐的先生，末了还是让她帮了老太太把他制服得安安分分、小小心心，走路都难出个响。她不由抿嘴一笑。这一笑却笑醒了，红云似的杜鹃没了，满墙的常青藤也没了，剪子的脆响更没了，只剩下一栏光秃秃的墙头，墙角上升出一树夹竹桃，花是早已谢了，叶子也绿得旧了似的。她迈开脚步，绕到了后弄堂。后弄堂的水门汀地，碎出更多的纹路，错综交叉，网似的缠脚。弄堂似乎窄了，墙却高了，她觉得气闷。午后的阳光越过楼房，刚抵到却又越过墙去了，黄黄地照着楼房背阴的墙上。她看着自己的身影皮影戏似的从墙上走过。后门开了几扇，却露出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声音。她向弄堂尽头的六号走去。

六号张家的房子是与众不同的一幢。原本是和这弄堂里所有的房子一样，双开间、三层楼。后来自己又动土木扩展了，将弄堂的横头整个儿地拦了进去，又多出了两上两下的一幢，隔了一个天井与原来的房子相对着。房间再多再好，她也不眼馋，她只要自己原先住的那一个八平方的小房间。在那里，她住了足足三十年。小房间顶上是洗澡间，几次漏水在天花板上留下一些水迹，那花纹边缘的水迹于她都是稔熟得亲切了。

她走进狭弄深处，刚要走近六号门前，那门却陡地开了，旋风似的出来两个龌龊的男孩，从她身边旋过，几乎将她撞倒。她正考虑是否要骂，不料那两位已经回过头来，吐出一句曲折而又露骨的脏话，使得从未结过婚的小妹阿姨红了脸，她只得装作没听见。好在门已开了，只需往里走就行了。那房子并不如她梦里几度回时那样凄清廓寂，反是过于热闹。楼梯过道上堆了满满的垃圾般的杂物，门窗无所顾忌地碰响着。她立在厨房门前，心里又恍惚起来。

楼梯上缓缓地走下老太太，一直向客堂走去，那里有一张牌桌。要是三缺一，她便说：“小妹阿姨，你来吧！”小妹阿姨便在她对面坐下。老太太的牌局从她那副茶色墨镜里反映出来，进入小妹阿姨的眼睛，她便可依着老太太的心思出牌了。老太太赢了钱就说：“小妹阿姨，有你在，我就心定，脑子也灵光了。”她则回答：“是老太太手气好啊！”老太太便笑，一双很富态的手娴静地洗着骨牌，将牌洗出圆润的声音，珠玉落盘似的。她又要笑，骨牌的玉响消失了，换得一阵噔噔的脚步声。

楼上走下一个小姑娘，很平淡地看看她。她刚想开口问一声，那小姑娘却走了过去。她渐渐地静了下来，四下打量，看见底层大房间门口放了一口她所熟悉的白漆碗柜，于是她断定这里面住的必是张家无疑了。

她走上前敲了门，顺便朝碗柜里张了一眼，里面除了几叠空碗，还有一碗雪里蕻炒毛豆和一碗冷饭，收拾得十分清洁，却有一种凄凉。她正看着，门开了，只二寸宽的缝，露出张家大儿子一张苍白削瘦的脸，眼圈、鼻沟和上唇都红红的，受了寒似的。眼神惶惑不安，露出谦卑的微笑。待到认出了小妹阿姨，便收了笑容，略略傲岸起来，却依然掸不去那一层惶惑。

“大弟在家啊！”她豁朗地笑道，用了亲切的小名招呼。

他只得让她进来。

她迈入房门，双手相握着静静地垂着，夹竹桃的树叶掩着阳光，将房间遮暗了。门在身后轻轻地关上，大弟悄悄地走近跟前，说道：

“坐啊，小妹阿姨。”

“大弟，你不要客气。”她回答，还是坐了，在一张老式的沙发椅上。沙发套上的流苏残破了，有的地方拉出老长拖在地上，有的地方却一缕也没了。这是老太太生前常坐的，她摸着光滑的扶手，努力去感觉老太太的体温，扶手凉凉地沁着她的手心。

“还是在谢家做啊？”大弟在她对面的一张皮椅子上坐下，眼睛看着她，当她回看过去时，却又溜开了眼睛。

她反问道：“大妹、小妹，还有小弟都还好吧？”

“小弟大学毕业到苏北农场劳动去了；大妹已经结婚，住在婆家，威海卫路那里；小妹在家待分配。”大弟一一介绍道。一边打量小妹阿姨，一经对视，又溜之夭夭了。

“倒没有叫她插队去？”小妹阿姨打量着房间，房间里是一张双人床，床下有女人的拖鞋，还有小孩子的玩具，一只塑料小碗。打量了房间，再看大弟，大弟的眼睛立即避开去，看着小妹阿姨刚看了不久的房间。

“她身体不好，不情愿去呢！”他回答。

“学校里倒没有强求？”

大弟苦笑了一下，不说什么，眼睛仍然在偷袭对方。

小妹阿姨立即十分理解地说道：“这件事情，你是不好说话的，否则倒像是你容不得妹妹了。”

他感动了，眼睛更红了，却松弛了下来，活动得不那么紧张了。

小妹阿姨心里却说：“这样的成分能逃过插队，总是有点法道的。”自然提高了警惕。

这时候，大弟站起身泡来了一杯茶，恭恭敬敬地端过来，说道：“如今，上门来看我们的也只有你小妹阿姨了。”说到“小妹阿姨”几个字，声音陡地轻了下去，要哭的样子。

小妹阿姨心软了，脸上还强笑着，说道：“你们都大了，翅膀硬了，有没有小妹阿姨不要紧了。”老太太大殓那一日，小辈们将她辞走的情景陡地升起在眼前，记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午后，虽是阳光明媚，可到了下午，屋里却总是暗了。眼里不由要落泪，却硬是忍了下去。

“小妹阿姨，你不要再气了，过去的事情就算过去了。”大弟说道，垂下了脑袋，偶尔还用眼睛看小妹阿姨。

“开头，我倒真是气了，暗地里骂了你们多少日没良心。可后来，慢慢地好些儿了，却还有点高兴。我想，这时候从你们家出来，倒是好事呢。和老太太的缘分尽了，也不至于叫人以为我对老太太有什么图谋。可是我这人心软，如不是你们小辈先开口叫我走，我是怎么也硬不起心肠走开的。”小妹阿姨吐了一口长气，将眼泪压下去，慢慢地说道。

听了这一席话，大弟不知该如何反应，只是不做声，心里的感动却似乎难以平息，一味地想哭。

“好了，弄到头，还是我心软、骨头贱。说是不管你们，还是放不下呀！前几日遇到三号里的小红奶奶，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你们就吃大苦了，家抄了，房子封了，东西拖走了。我是一夜一夜睡不着，只有想到老太太，心里才好过一点儿。她享饱了福，早早去了，看不见这一场造孽，是她的福气啊。留下你们，是前世没有修好，也是太浮躁任性，命里注定要吃苦受罪。虽这么想还是想不开，你看，今天，人争气脚不争气，自己跑来了。”

大弟这才抬起头，将这场变故的大概经过说了一遍。

“现在，就只给你们这间房间啊？”她慢慢地问道。

“还有一个小房间，就是小妹阿姨过去睡的，现在是小妹住。”

“带我去看看吧！”她站起身说道。

大弟不很明白，却还是起身随她去了。

小房间的门一推开，便涌来一股阴凉的气息，是她熟识的，还是那样，只是多了几件家具，她的木床换了小妹的弹簧床。天花板上的水迹更深了一些，正合着她记忆中的模样。窗帘撩起了一半，映进天井里的半边水池，一个女人在刷着什么，刺耳的“刷刷”声在深深的天井里激起回声。她停了一会儿，望着熟悉极了的四壁，随后走到窗前，将撩起的窗帘轻轻放了下来，转过身子，看定了大弟。

大弟的眼睛又要想溜走，却溜不去了，叫小妹阿姨的眼睛活捉了。

“我说大弟，我还是想住回来。我的户口在张家的户口簿上留了有三十年，那时迁走并不是我情愿。这房子说到底是该归我的。”

大弟的眼睛叫她捉住，更加动不了了，只喃喃地说道：“这，这怎么能这样说呢？小妹阿姨！”

小妹阿姨继续说：“要是早两年，‘文化大革命’头上，我就到这里来闹，还不定能闹到多少好处呢！可是你知道，大弟，小妹阿姨不是那种投井下石的人，小妹阿姨不会做那种墙倒众人推的事情。所以我想着，这两年事情过去得差不多了，再和你们商量。”

“这，这，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大弟不觉后退了一步。

“你们住那一大间，这小间还是还给我。小妹总归是要出嫁的人。”

“可是小弟劳动完了还要回来的呀！”说了这句，大弟顿时感觉到一股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的悲凉，几乎要大放悲声。

小妹阿姨转过眸子，放过了大弟的眼睛，说道：“我一从乡下出来，就住在这里，一住三十年，户口是你们让迁走的。我本来可以找你单位造反派说这个事，可我想，还是先来和你商量的好啊！你说是不是，大弟？”

大弟的眼睛定在了小妹阿姨的脸上，忽然他双膝一屈，软软地跪了下来，喉咙里有什么打着滚，声音颤着：“小妹阿姨，看在姆妈的面上，你放了我们这一回吧！”

这一手却是小妹阿姨始料不及的，不由得有点慌乱，伸手去抓他的胳膊，想把他抓起来，他乱抡着胳膊躲闪：

“我们辞了你，是忘恩负义，黑了良心，不是人。这几年我们理当遭到报应。我单位造反派来抄家，叫我们在地上爬，我女人四个月的肚子活活地流了；大妹学校里的红卫兵来造反，拖了我们在弄堂里斗……”他两手撑着地，哭得说不出话来，头越垂越低，几乎触到了地板。

小妹阿姨看着蜷曲在她脚下的这个男人，眼泪终于滴了下来，这是她亲手带大的啊！她没生过小孩，这就像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她所能体味到的全部母爱便是对这男人的了。可是，她可怜了他，谁来可怜她呢？她擦去眼泪，慢慢地镇静下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大弟便也静了下来。

“说实在的，大弟，”她说道，“大家都不容易，我小妹阿姨从十三岁到你外婆家，看着你姆妈成了家，又看着你们成了家，可我自己还没个家呢！我不能在人家家里做到老死，等不到死我就会做不动的。我向你要回这房子，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也是不得已，我想了多少年才决定这样做的。”

“小妹阿姨……”大弟抬起了脸。

小妹阿姨便说：“你站起来说，你不起来，我不听。”

大弟则说：“你听了，我才起来；你不听，我不起来。”

最终，还是大弟拗不过小妹阿姨，站了起来：

“小妹阿姨，过去我们是做得太绝了，吃苦也是活该。将来有了可能，一定改过，向你赔罪，养你老，送你终。可是，眼前自己也是没有办法，就这么两间房子，我和我女人、小孩住一间。小妹住一间，小弟还要回来，他们只是去锻炼锻炼，一定要回来的。他回来，还是这一间，实在是多不出来给你啊！”

听他这么一说，小妹阿姨的心肠又硬了：“我现在也是顾不得许多了。这样看来，和你商量也商量不出结果，我只好另外想办法了。”说完就向外走。

“小妹阿姨！”大弟跟在她后面，叫道。

“你也不要老是‘小妹阿姨、小妹阿姨’地叫了，你心里究竟有几分小妹阿姨的地位啊！”望着这张涕泪纵横的瘦脸，她激愤起来，同是这张面孔，却曾是那样的冷漠、傲岸。想到这里，她心里再没什么犹疑，坚定地迈开脚步，快快走了出去，将大门重重地摔上。铁门沉重地“哐啷”了一声，随即便传来一声恶骂：

“寻死啊！”

她回过身，见是二楼后窗伸出一张睡意蒙眬的脸，爬满眼垢和口水的痕迹，便回骂道：

“你寻死，骂人就像吃饭一样！”骂完就赶紧地走，不再去听那一声紧似一声的回骂。

这幢房子，已不像从前那样，在她记忆中很是庄严。于是，要去侵入它的决心也更坚定，更没了犹豫。在来之前，她心里还有一点点畏惧、一点点不忍，像是要亵渎了它似的有点羞愧。而今，她很坦荡地走出了弄堂。

这一夜，小妹阿姨又失眠了。今天的行动只是一次摸底，稍带点儿要挟，可是心底是虚的。她在此地度了几乎有四十年光阴，新旧社会都经过了，可算是个老上海。她明白，户口不在张家是很不过硬的地方，张家满可以不认账的。为了这个，她只能自己与张家打交道，立不了公案，只好私了。因此，她就要仔细地权衡她与张家双方的力量。那大弟看上去，萎得像条虫，大男人动不动就屈了腿跪下，可是，或许这就是他厉害之处也说不定，要是当锣对鼓地闹，兴许倒反好弄呢！小妹阿姨将这一场会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在心里反复温习，最终也不知谁优谁劣，反弄得精神大振，一点儿睡意也没有，却又困顿得手脚发凉。想睡又睡不着，睡不着还想睡。折腾了大半夜，早起见了什么都不顺眼，东家夫妇俩也不敢招惹，只在背后悄悄说：“这个阿姨脾气忒大了。”

这一日，谢家弄堂里五十七号的阿姨跑来看她了，虽然只隔了两条马路，十分钟就能走到，可是见面的机会却是极少。最近，五十七号的大女儿又生了毛头，她简直是一分钟也离不开了。这一回，也不知怎么的她溜了出来。小妹阿姨心下虽然是瞧不起五十七号阿姨，可是见她百忙里抽空特地跑来看自己，可见得有情有义，便也十分地感动，擅自拿了东家的好茶叶招待她。

“姐姐，你在这里做得可还称心？”五十七号阿姨很虔诚地捧着一杯茶问道。

“你自己看好了。”小妹阿姨回答。

“要我看，不如谢家。谢家多清静，这里好像很乱的。这一扇门里究竟住几家呢？”

“住是只住两家，可是人多。我们家连我五个，隔壁一家七个，夏天洗澡排队哩。”

“你要还在谢家多好，我们也离得近了，可时常见面说说话。”

提起谢家，她便有无限的委屈，可也不想在五十七号阿姨面前露出来，便说：“他们看起来清静，其实烦得很，外人不知道罢了。”

“姐姐也是眼里掺不得沙子的人啊！不像我能够将就的。”五十七号阿姨感慨道。

“你近来还好吗？乡下还时常有人来缠？”

提到此事，五十七号阿姨的眼睛就红了：“我告诉你，你又要骂我贱了。银行的折子上，还是你在的时候那么多钱，再没有添过。”

小妹阿姨忍不住敲了一下桌子：“我说你这个过房儿子趁早不要了吧，没有儿子怕什么呢？天下没儿子的多呢！”

“老了，做不动了，怎么办呢？我这么忍着，都是为老了的时候想啊！”

“你穷得叮当响回了乡下，过房儿子还会收留你吗？就是做老了的时候想，你也不该将钱早早地松了手。话又说回来，你要有钱，在哪里不能过？就是不回乡下也是可以的。你小叔叔不是有间房子吗？”说到此地，她的心扑地一动，立刻狂跳起来，脸都红了。她强使自己镇定下去，继续平缓地说：“你与他那样的交情，将来住他那里养老有什么不可呢？”

五十七号阿姨脸红了一大块，朝地上呸了一声：“他的房子是他的，关我屁事！”

“随便说说的，你又急了。”小妹阿姨轻巧地说完，笑了。

五十七号阿姨也笑了，脸还红红的。

小妹阿姨觑了她一眼，说：“你老实对姐姐说，你们又混账过没有？”

五十七号阿姨就要捶她，她便躲，两人闹了一阵，小妹阿姨叹了一口气，说道：

“有了事吧，‘姐姐救我，姐姐救我’，硬找了上来。现在好了，事情过去了，连句老实话都没了。”

“好姐姐，你也不看这是什么事，就能这么敲锣打鼓地唱嘛！有什么光彩，也不怕人骂我贱，骂我下作。我是和你亲姐妹似的，什么都说了，你也不该拿这事来取笑我啊！”说着就抹眼睛。

小妹阿姨这才正经下来，诚心诚意地说道：“我这么问你，是为你坏吗？你看这里可有第三个人了？你的事过去这么些日子，你到底听到什么风声没有？”

五十七号阿姨摇头。

“有时想想你的事，我也真替你伤心。其实那一回，你肚里的肉，倒是个亲的。自己亲血肉，偏偏要打掉，倒把辛苦钱贴给什么过房儿子。就为的那块肉来路不正，没法向人交代。其实，要敢横下一条心来，管它什么来路，落在你肚子里，就是你的。可是，我们敢吗？我们不敢。”

五十七号阿姨早已哭成泪人儿了，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

“好了，不说这些伤心话了，我给你绞把热毛巾，你洗洗脸也该回去了。要不，你家师母又要吵了。”说着便起身倒了热水，拿自己的毛巾让她洗脸。

五十七号阿姨简直是受宠若惊，自然不好意思再哭，那就太对不起小妹阿姨了。她压住抽泣，洗过脸，匆匆地走了。

小妹阿姨站在窗口，看着她从大楼的门洞里出来，走入熙攘的人群，在人群里绕来绕去，不是碰了人，就是叫人碰了，好不容易，才走得不见了。

她想着：她小叔叔有一间房子呢！这一个念头充满在她心里。她淘米、烧饭、炒菜、吃饭、洗碗，最后上床，心里不时冒上这么一声：“她小叔叔有一间房子呢？”她躺在被路灯和夜光照得一无遮蔽的房间里，耳畔起伏着孩子的鼻息，心里盘算道：总有一日，她小叔叔要退休，退了休再待在上海，怎么也不是长久的事。如果趁早把户口迁了过去，那——自然，这事不能甩了五十七号阿姨，小妹阿姨不是那样的人。她憧憬着，与五十七号阿姨两人在那一间小屋里度日的情景。那一间小屋被她想象得十分温暖，而五十七号阿姨脾性的好处也被她一一记起，即使张家的房子不能得手，那么，闸北的房子也未尝不是一条退路。看来，只要用心，动脑筋，路是很多的，她渐渐乐观起来。而对未来的憧憬却打扰了她的平静，她是很难睡安恬了。睁着眼睛等天明，到了天明，则打着瞌睡盼天黑。她沮丧地想到，自己怕真是老了，昔日的精神到哪里去了呢？于是，要找一间房子的任务便更加迫切了。

如今，她是双管齐下。张家那里，她决不松手，每个星期日都要去一次，日益逼近。那大弟每次都是涕泪纵流，面对她的攻势，只有后退和讨饶。也遇到过小妹两次，小妹脾气比大弟硬，一旦开口，就被大弟呵斥，不许她说话，她并不听，依然是吵。可毕竟年幼，没有世故，几个来回之后，小妹阿姨就不再将她放在眼里。每次归来，她都像个得胜的将军，嘴头上一句亏也不曾吃得。然而走到半路上她却不安起来，她发现事情并没有进展，房子依然是张家住着，她的户口还是在自己这里。每次一样地进去，又一样地出来，只进去永不出来的希望一点儿看不见。这时候，她才认识到了大弟用鼻涕一样的黏软包裹着的厉害。这却更加激起了她的愤怒和斗志。在这同时，她开始和五十七号阿姨走动得勤了，与她的关系日益增进。终于有一日，五十七号阿姨请得半天假，邀请她一同去闸北小叔叔家，给他做五十岁生日。她推辞了一番，便答应了下来。

这天下午，五十七号阿姨头发梳得溜光地顺在耳后，穿了一件簇新的海昌蓝斜襟单衫，俏俏波波地来邀小妹阿姨了。小妹阿姨只略略收拾了一下，提了一个线勾的网袋，两人搭伴走了。换了两部车子，车子越开人越稀少，两边的高楼逐渐矮了下去，矮成了平房，马路宽阔了，却寂寥了，车门开开关关，上上下下，乘客和行人的形状似也有些陌生，开口以苏北话居多，像是到了上海以外的另一块地盘。连在上海度了四十年光景的小妹阿姨都有些自惭经验不足了，却也自觉出了身份，脸上不免有些不屑，看什么的目光也多了一种冷淡。

下了车，走过一条公路似的马路，走了一段，随后一弯，路却陡地狭窄起来，连两人并排都觉勉强，便一前一后走着。两边矮矮的屋檐直伸到肩膀上，屋檐下坐着人，嘈杂着。脚下是一条七高八低的台硌路。几步一走，小妹阿姨顿觉脚心长了老茧似的生疼起来。走出一条狭路，到了十字路口，有一块开阔地，却矗立着一杆水龙头，水哗哗地直流，几个女人坐在水下咕吱咕吱地搓衣服，搓完了，就地将木盆一侧，灰色的肥皂水就顺着地势奔腾过来。小妹阿姨来不及地躲闪，那水流沿着她的鞋边顺进了一条浅浅的阴沟，算是找到了归宿。小妹阿姨却已出了一层薄汗，心里愤愤的，又不敢多停，人生地不熟的。五十七号阿姨在前边走得飞快，稍稍懈怠便没了影，只得紧紧地跟了上去，心里则是一肚子的埋怨。待到五十七号阿姨停了脚，她赶了上去，那小叔叔紧接着就出现在一扇木门前边，她也不好意思发作了。

五十七号阿姨轻轻一跺脚，说道：“真该死了，这条路这么难走，车子挤死人，累死了！”

小妹阿姨站在一边，心里说道：“这路你并不是头一回走了，再说车子也不挤，你累死还赶命似的跑？”脸上却微微笑着，暗暗打量那小叔叔。

小叔叔看上去倒像是大伯伯，说是五十，却足有六十的样子。脸上的皱纹刀刻似的，手上的皮则像树皮。但再细细看，却看出了一身好筋骨，没有一点儿虚长摆样子的肉，骨节里都是劲道。他在汗背心外头直接穿了件劳动布工作服，头戴一顶工作帽，帽檐下露出霜似的头发根。她一边端详，一边联想起他与五十七号阿姨间的关系，莫名其妙地红了脸，便在心里唾了一口：“下作！”

“难为，难为！”他说道，将她们请进了屋。

眼睛陡地一暗，停了一会儿，才慢慢地看见东西。这是一间十六七平方的本地平房，砖铺的地，缝里嵌着永远扫不出来的垃圾。石灰水刷白的墙，又叫烟熏黑了，贴了一层又一层的画，是当作墙纸贴的，并不讲究排列，就那么横七竖八地叠了起来：祝英台头上横了一条胖娃娃的白腿，石油工人和牛郎织女肩并着肩。一张硬板床，卷着一床薄被，挂着一顶泛黄的蚊帐，一个白木柜，一张方桌，几只方凳，一把竹椅子。墙角倚着一张缺了腿的抽屉桌，上面放了火油炉和一个小碗柜，上方的墙上挖了一个方洞，洞里放着油盐酱醋瓶。小妹阿姨粗粗地将房子打量了一遍，心情便有些黯淡，她自然不会以为五十七号阿姨的亲眷能住到什么好地方去，可也决计没想到会是这样寒碜的一间房子。失望叫她更觉出了疲劳，便一屁股坐倒在竹椅子里，将脚架起在膝盖上，用手揉搓着裹了雪白尼龙袜的脚踝。

五十七号阿姨在催小叔叔倒茶，小叔叔便张罗着找茶叶拿茶杯，五十七号阿姨却嫌杯子脏了，小叔叔只得去洗。小妹阿姨留心到他洗杯子的水是从水桶里舀出来的，便想，水大约是要从刚才走过的水龙头那里去提的。由自来水想到厕所，这才发现那张硬板床并没有贴墙放，而是留出了空当儿，系了一角花布帘子，那自然是方便之处了。正考虑，五十七号阿姨已经恭恭敬敬地将一杯茶送到了手里：

“姐姐，你喝茶。”

“怠慢，怠慢！”小叔叔跟着说。

她正要说话，却叫五十七号阿姨抢了过去，她侧头斜了小叔叔一眼，说道：“这么噜苏的，快把买来的鱼拿来给我杀。”

小叔叔便去拿鱼，很欢喜的样子，故意跑得颠颠的。鱼刚到手，五十七号阿姨便嚷：

“刀！”

于是又颠颠地拿刀。

小妹阿姨见他们忙，心里嘲笑，嘴上却说：“我来做点儿什么吧！”

五十七号阿姨则用膀子推她坐下了，说：“我不叫你动，今天名是做他的生日，实是要请姐姐你的。姐姐吃多了好东西，今天就尝尝我们的粗茶淡饭。”

小妹阿姨只得坐下，心里嘲笑道：“却已经‘我们我们’的了！”

天，渐渐地暗了，屋子里则更黑。五十七号阿姨叫了声：“灯！”灯便亮了。小叔叔蹲在她身后，随时接过命令立即就可执行。看着今日里五十七号阿姨少有的威风，小妹阿姨心里麻麻地不自在，又有点发酸，暗暗骂道：“说是请我，还不是叫我看看你的神气，看看你那个不正经的样子！”脸上自是什么也不露，慢慢地很尊严地喝茶。

五十七号阿姨忙了锅上又忙锅下，忙了冷的又忙热的，终于，七煎八炒都上了桌。她脸热得红扑扑的，头发从耳畔散了出来，蓬松着，一举一动都透着活泼，换了个人似的。这时候，屋外的天也黑透彻了。家家户户闭了门吃饭，喧声平息了。一条斑斑驳驳的台硌路，弯弯曲曲地伸出去，伸向前边深蓝的夜天，别有一种宁静，小妹阿姨的心渐渐平和了下来。

一盏电灯不明不暗地照了一桌热腾腾的菜，小妹阿姨给这叔嫂俩硬劝下了一盅酒，心里身上腾地热了起来，头脑微微发晕，眼睛蒙了薄薄一层泪，再看这小屋，朦朦胧胧的，便觉出了一股温暖。她慢慢地移着筷子，再一次看这房子，心想：只要有个窝，弄好弄坏就全凭自己的本事了。一个男人家会过什么日子，洋房都能糟成了狗窝，这房子要细细整理，也会成个样子的。她光顾着盘算自己的心事，没发觉桌子底下正一脚去一脚来地热闹。

走出屋子时，已经满天星斗。小妹阿姨惊异星星会有这么灿烂，而天是又深又高。她抬头望了一会儿天，然后迈开了脚步。

两人都喝了酒，各自有着不可言说的满意，心情很好，路上便格外地亲密起来，胳膊挽着胳膊。五十七号阿姨喋喋不休地讲起小叔叔的每一桩家事，小妹阿姨饶有兴趣地听，听到后来，才慢慢地问道：

“小叔叔退休了，回不回乡下去呢？”

五十七号阿姨顿时静了下来，静了一会儿，才说：“不回乡下回哪里去呢？”

“住在上海养老好了，不是没有房子的。”她轻轻地说，提到房子，心里又是一动。

“他那女人让吗？再说，他舍得下那伙讨债鬼吗？”五十七号阿姨忽然愤怒起来，声音抬高了。

“就是啊，到了这一步，他也是做不了自己的主了。”小妹阿姨同情地说。

“他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走到哪里都是路，不像我这没儿没女苦命的。”说着又要落泪，又咬牙。

“算了，算了！”小妹阿姨劝解道，“一个人有什么不好，反倒清静。你看，我不也是一个人，也没像你，要死要活的。”

“姐姐是强人，不同我，没心计，耳朵根子又软。”

“我看我们老了就两个人做伴养老吧！”小妹阿姨用戏谑的口气说道。不料五十七号阿姨却认真了：

“姐姐，你说的是真话吗？”

“我什么时候说的假话？”她很俏皮地反问，使之更像一句假话了。五十七号阿姨更着急了：

“姐姐，你不开玩笑：咱们俩要是做伴，我心里就踏实了。”

“我们俩做伴是好，可是两个没有家的孤鬼怎么做伴呢？怎么养老呢？有哪个东家肯收两个做不动的老太婆呢！”

“我们找间房子嘛！”

“房子？你说得好听，这上海不比你们乡下，路上能拾到金子，都未必能找到房子。”

“我们将他的房占了，”她恨恨地说道，“让那死鬼回乡下，让那群讨债鬼拖死他算数！”

小妹阿姨的心又扑扑地跳起了，酒意退去，头脑像是沉淀了渣滓，忽地清醒起来。五十七号阿姨主动说出此话，既出她意外，也入她意中。她停了很长一会儿没有回答，因为不知该怎么接过话去，既不能接得太急，把她吓退，又不能不接，把她放了。正考虑，五十七号阿姨又急急地说道：

“真的，姐姐，我的主意你说好不好？”

有了这句话，小妹阿姨便有了把握，就慢慢地说道：“难为妹妹你有这个心，只是你叔叔他未必愿意。”

“他敢！”五十七号阿姨逞起强来了。

“你们叔嫂自然是自己家亲眷，不比外人。可房子的事，可不是别的事。”她又说。

“后天得了空，我就去对他说。”五十七号阿姨下了决心。

汽车渐渐地开进市中心，路灯闪闪的，将条柏油马路照得发光，星星却黯淡了。她们手挽手下了车，一阵凉风吹来，不由打了个哆嗦。

自从闸北回来，小妹阿姨心里就好像托了底。她的奋斗目标仍是张家的小房间，将闸北的房子做了她的后盾。虽然那房子离她的理想很远，可作为一个后盾却是完全够格的。有了这条退路，她便可以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她有了底气了。

她将存在谢家的箱子取出了一个，带到张家，放进了小房间。大弟苦着脸跟在她后面，一无作为的样子。可是等她下一次再去时，却看见箱子立在了门外，门则锁上了。大弟无可奈何地说，是小妹锁的门，钥匙也带走了，她的脾气很丑，做哥哥的也奈何她不得。小妹阿姨吵着要撬锁，大弟便给她找工具，找来一把头、一把螺丝刀，一并交给了她。她一手拿一件，却不知怎么撬，最后，将东西狠狠一摔，走了。走了半路又不放心那只箱子，再折转身要把箱子提进大房间，不料大房间也锁了，大弟溜之大吉。她只得硬着头皮去敲隔壁的门，请求将箱子暂放一下。开门的是个做工模样的男人，说话还客气，问她是什么人，箱子又是怎么回事。她一气之下，将自己的委屈全说了。那人便更加热情起来。将她请进房间，坐下，更详细地打听着。她反倒警惕起来，慢慢地住了口。她一住口，那人就说道：“这种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心肠是大大的坏了！”她一听这话很不是滋味，就想走，并且后悔说得太多。她看出，这人与她、与张家都不是一路人。可是那人却又说道：“你这样和他吵，是没有用处的。”

一听这话有了点儿为自己出主意的味道，便又坐定了下来。

“你要拿着户口到派出所去报，就报到他们户口簿上。”他说道。

“可是张家的户口簿拿不到手啊！”她说。

“你去向派出所讲嘛，如今是什么世道了？资产阶级的狗崽子还这样逞凶霸道，压迫穷人。派出所出面去和他们讲，他们就老实了。”他很耐心地告诉她。

于是她开始跑派出所，不料派出所的态度并不如那人积极，反问她：“你和张家什么关系？”

她照实说了。

“不行，什么时候了，还想用保姆。”他们立即说道，一棍子就打死了。

她赶紧说明这与雇佣无关，只是要一间房子。

那人皱皱眉头，不耐烦了。目前正大煞抢房子风，她却有了这样的心，要及早收回去才好。他们教育她。

她便细叙她与张家的特殊关系，以解释抢房的嫌疑。他们听得倒仔细，听过了就说：“你已经不在张家做了，就不好说了。”

她憋了一肚子的气往回走，那张家的房子越来越遥远地留在了身后，脚下的土地动摇似的让人走不平稳，头脑有点虚恍，做梦一般。她觉得自己是不如从前了，从前的她，只要想做什么，没有做不到的。张家、谢家，都被她攥在了手心，可是，最终不还是孑然一身地出来了？她忽然嘲笑起自己。毕竟不是自己的家呀！没有了家，就是没了站脚的地方，纵然有一身的力气和智谋，也是使不出来呀！到了这年月才意识到这个真理，似乎有些晚了。可是她不认输，何况还有闸北的房子做后盾呢！想到闸北的房子，她心里又稳住了一些，稍定了定神，调整了脚步，继续走去。

她积极鼓励五十七号阿姨常去闸北，白日里抽不出空，就怂恿她晚上去，只要第二天一早赶回去，东家就不会有话。至于小菜，她顺带着就买了，买了放在这里。五十七号阿姨下车从这里弯一弯就捎走了。每逢带菜的时候，小妹阿姨总将好菜让给五十七号阿姨。要是买了两只蹄髈，骨头小的后蹄总是给五十七号；买了一块肉，肥的留下，精的给五十七号，五十七号的师母自然不好有意见了。这样的早晨，五十七号阿姨蓬着头匆匆来到，两颊娇红着，眉眼间却有些发黑，拿了菜就要走。小妹阿姨就赶着说一句：“不要昏头，昏了头我再也不管了！”五十七号阿姨来不及地唾一口，赶紧地走。有一次，五十七号阿姨从闸北回来，告诉她：“死鬼答应了！随时都可迁户口了。”下一次，从闸北回来，则告诉她：“死鬼变卦了，不知听了谁的鬼话。”再下次回来，却又答应了。一会儿答应，一会儿不答应，没个一定之规。小妹阿姨却也不着急，因为张家这边的持久战还在进行，胜负尚未揭晓，她抓不住一点儿可靠的实证，却也不灭希望。如果这时候，闸北那边立刻让迁户口，她倒不好办了。直到有一天，她得知，张家大弟走了门路办理了分户手续，才最后死了心。张家将户口分了两份，他和他女人、孩子立一户，住在一个大间。小妹和小弟自立一户，住一个小间。无论是房管处、派出所，还是造反派，都没有理由连一户一间房也不给的。小妹阿姨方才晓得大弟的法道，也晓得了小妹所以能逃脱插队运动的缘由。虽则张家已经一败涂地，成了历史的渣滓，可是既然世道还允着张家的人存在，就总有他们活动的余地，即使是一道夹缝和一个漏洞。小妹阿姨只是不明白，张家老太太那么软弱，老先生除了荒唐以外什么都不会，后辈却是从哪里继承来的精明与手段，或是从上上辈子创业的祖宗隔代相传，或者就是从小妹阿姨自己身上学得的。

现在，她只有一条路，她的后盾推到了前沿，她没有后盾了。她是孤注一掷了。

夜晚，漫长得不可打发，夜光与路灯照耀得房间一无遮蔽。她闭不上眼睛，眼皮上有着光亮的压力。孩子的鼻息声扰着她思想，满腹的心事却涌了上来，集中不了，弥漫得到处都是。最平静的夜晚于她却是最不安宁，心里是一片热闹。过去、将来，在脑海里翻了个，混成一团，待要细细地去想，却又空白成一片，只剩下孩子钟摆样有节奏的鼻息。

闸北方面，需她亲自动手了。

找了一个她小叔叔厂礼拜的日子，小妹阿姨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线勾的网袋里装了一盒沙琪玛，往闸北去了。下了一部车子，又上了一部，车子越往前开，地场越寥廓，苏北话音越来越响亮，也越来越坦荡。小妹阿姨由着车身摇晃，随着窗外景色的清廓，渐渐升起一股凄凉的心情。阳光过于辉煌，照耀得人彷徨起来。她下了车，沿着那公路似的马路走了几步，然后拐进了弄堂样狭窄的小街。阳光直射在台硌路上，路上每一块石子都在朝四面八方反光，刺得眼花。她踩着一块块光亮的石头走了过去。中午时分，街上极静，十字路口那一个水龙头没关紧，水珠滴在水泥地坪上，溅开细得看不见的水花，滴滴答答地响。

她几乎有点认不出那间房子了，它是那么矮小，似乎要被两边的房子挤没了，缩头缩脑地勉强站住了脚，一扇木门上下漏着两指阔的缝。她犹豫了一下，最后看见钉在门上的门牌号码，才下决心敲门。没有回应，她再敲，便听门里有人嗫嚅着答话，像问：“是谁？”她觉得不好回答，只好又敲门。

门开了，小叔叔睁着一双蒙眬的睡眼，总算认出了小妹阿姨，慌乱起来，赶紧请她进房间，却又迟疑了一下，可小妹阿姨已经跨进了门。床上被褥摊开着，充斥了一股夹了葱味的屁味，小妹阿姨几乎要捂鼻子，可又忍了下来，笑盈盈地说道：

“小叔叔没出去啊？我正好有事从这里过，顺便弯进来看看小叔叔的。”

“我想呢，哪阵风把小妹阿姨吹了过来，难为，难为！”他不晓得应该过去叠被好，还是不叠的好，犹豫不决地站着。

小妹阿姨拖了一张凳子自己坐下，说道：“麻烦你倒杯水给我好吗？走路走得很累，就是想喝口水歇歇脚的。”

小叔叔这才找到了事情做，便很殷勤地去倒茶。他早已从嫂嫂处听得了这位小妹阿姨，视她为大恩人，见她登门，自然是不晓得怎么才好了。

“小叔叔平日里自己烧饭，还是吃食堂呢？”小妹阿姨专心地喝着茶，慢慢地问道。

“在厂里就吃食堂，下班回来就自己烧。”他这才找了凳子坐下，慢慢地回答。

“烧煤炉啊？”

“烧一只火油炉子。”

“哦，怪不得你嫂嫂向我要日用卡办买火油的卡呢？”

“她平时总是麻烦你，真是谢谢了。”他说话渐渐流利起来，也有了些灵感，说出了很聪明的话。

“她和我就像亲姐妹一样，她有事不找我又找谁呢？”小妹阿姨放下茶杯，理了理头发，从网袋里摸出点心盒子，随手放在桌上。

小叔叔立即站了起来：“这是干什么？是特地来叫我难为情的吗？”

“一点儿小东西，你这么推我倒要难为情了。”

“不行，不行，你无论如何要带回去的，小妹阿姨。”

“这点点东西，哇啦哇啦的，叫人听了也忒小气了。”小妹阿姨将盒子重重一按，那盒子便像按进了桌子里面似的，不好再动了。小叔叔只好干搓着手，连连地说：

“难为，难为！”心里却是极明白，小妹阿姨必定有话要说，要说的什么，他是半明半暗。

小妹阿姨重新端起茶，细细地喝着。小叔叔盯着她喝茶的嘴，等着从那里说出一些很难应对的话。她终于放下了茶杯，却问道：

“烧开水用的也是火油炉？火油不是太费了吗？”

“附近有老虎灶，到老虎灶泡水哩。”他回答。

“那好。”小妹阿姨说了一句，就不再说什么了。

“姐姐今日来此地是找人吗？”小叔叔问道。

“有事，正好从这里走过。”她说。

“我嫂嫂还好吧？”

“你要想她来，我回去就对她说一声，很便当的。”

“没得事，没得事。”小叔叔微微有点发窘，摊平手掌摩挲着短短的头发根。

“你嫂嫂命很苦，你要对她好才好呢。”小妹阿姨很知心地开导他。

“是啊，是啊，我哥哥死得太早了。”他回答。

小妹阿姨又喝了一回茶，放下茶杯，他便抬起头看她，等着她说话。他盼着她赶紧说，说了反倒安心了，他决不相信她是没有来意的。她则站起了身，说：

“歇够了，茶也喝了，该走了。”

小叔叔紧张了这半天，不料什么也没发生，简直有点失望，却也松了一口气。

小妹阿姨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回头说道：“那事，你嫂嫂没有和你说吗？”

“什么事？”本来已经松懈下来，这时不由一怔。

“你退休回乡，我们给你看房子的事呀！”

“她说了。”他措手不及，就这么说道。

“你真的想想，这房子，让我们住，总比空关着好。户主是你，房主也是你，我们不过结伴住住罢了，你说呢？”

“小妹阿姨考虑得很周到。”他只得说道。

“就当出租给我们住的，我们每月付房租好了，小叔叔。”小妹阿姨微笑着，半真半假地说。

“小妹阿姨又说笑话。”小叔叔额头上冒汗了。

“不说笑话，我们是亲兄弟明算账。”小妹阿姨微笑着看他。

“钱的事情好说，不过……”他挠着短短的头发，头发便发出沙沙的声音。

“不过什么？”小妹阿姨问道。

“要到我退休，你们才好住进来呢？”他说道。

“那自然是要等你退休了。本来就是商量退休了的事情。现在请我住过来我也不来呢，这样冷清，这样路远，做什么也不便当。”

“就是这话，就是这话。”

“不过，户口倒可以早点儿迁过来的。”

“户口不忙，户口不忙。”

“忙倒是不忙。不过事情还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办着好，我不喜欢临到时候心急慌忙的。”

“是啊，是啊！”形势迫人，小叔叔的灵感调动不起来，只有应付的份了。

“好，我走了。我让你嫂嫂晚上来啊！”小妹阿姨见这情形，明白不便逼得过紧，到好就收了。她走出狭狭的小街，水龙头正大开，哗哗地冲击一条床单，水花四处溅着，落在她穿着方口布鞋的脚背上，凉沁沁的。她走了过去。

汽车慢慢驶进嘈杂的市中心。人潮如涌，推着她身不由己地乱走，好容易过了马路，走进了五十七号阿姨的弄堂，告诉她晚上去一次闸北，她小叔叔有事找她，然后就慢慢地回自己的大楼了。她相信，在她今天努力的基础上，再由五十七号阿姨来一些枕头上的缠绵，事情就有八九成的希望了。她虽没有结过婚，也没经过男女间的故事，可是其中的道理却是无师自通的。

张家方面的路一断，她的全部心思便注入在了闸北方面。每隔一二个月，便和着五十七号阿姨去一次闸北。带点儿菜去，在他的火油炉上烧几个小菜，小叔叔吃得眉开眼笑，什么事情都应承了下来。小妹阿姨乘机就提迁户口的事，他便说：“已经是妥定了的事，户口不过是早迁晚迁，我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怎么会欺骗你们。”五十七号阿姨早已叫他几句好话说得晕了头脑，也跟着说：“姐姐忒性急了，他要敢反悔，看我不杀了他的头。”说着便用手在他颈后砍了一下，他则及时缩了一下脑袋。

小妹阿姨坐在灯影的暗处，默默地看着叔嫂俩一句去一句来地逗嘴，心里怅怅的，有一点儿屈辱，有一点儿气愤，又有一点儿忧愁。脑子里什么也不愿想，什么也不敢想，只怕想多了，会放声哭起来。她将相握着的手，平平地放在膝上，静静地坐着。脸蒙在灯光的黑影中，头部与肩膀的轮廓上镀了一道光亮，纹丝不动，一座观音似的庄严和肃穆。

距离小叔叔退休尚有十年的时间，小妹阿姨决计等待十年、奋斗十年，直到搬进房子的那一日。她对那一日的渴望已经到了不敢憧憬的地步。她不再观望远处，只注意着眼下的每一日、每一月，勤勤恳恳地度着岁月，好将那岁月一日一日地度过去，然后走进那房子。与那房子之间，有着十年的路程，小妹阿姨除了她固有的精明以外，还要加上耐心和执著。她毫不懈怠地一步一步走着，走到第五个年头上，希望的曙光开始隐现，再有同样的一段时光与努力，房子便可得了。

却不料，粉碎“四人帮”不久，恢复了顶替制度。遵着这制度，小叔叔提前退了休，让他家老三，一个呆头呆脑、土里土气的小苏北佬儿进了工厂，迁入了户口，成了房子合法合理的主人。他将在这房子里娶妻、成家、生儿、育女，一代一代地过下去。

小妹阿姨大病了一场，躺在病床上，她细细想着自己的一生。她想：当年在张家，要想着终会有老太太没了的一日，就不必太逞强称霸，至少讨好讨好小辈；既要逞强称霸，干脆逞到底，再赶也不走，死不迁户口；既为了脸面，只得走了，这时好歹找个男人；就说不嫁人，趁着“文化革命”开始，不那样心慈手软的，挤进去抢一间房子；退到最后一步，要趁小叔叔高兴的日子，硬拿了户口去迁，他不依，就告他个欺侮寡嫂……事情败就败在她做事为人，不能好，又坏不到底。她虽是有勇有谋，却又少了眼光。可是，纵然小妹阿姨有多少精明，能奈何得了时代的潮流吗？小妹阿姨再逞强，终也强不过命了。

天仙配

夏家窑的村长发了大愁。他日想夜想，这事可如何收场呢？

事情要从打井说起。打井又要从夏家窑的那股泉眼说起。那股泉眼是夏家窑的生命之泉，它从山那边淌过来，淌到这山折折里的夏家窑。夏家窑，就好像一只飞得特别高的老鸹下在山折折里的一个蛋，挤在石头缝里，再也找不着了。可夏家窑却世世代代地生存下来。夏家窑古时是烧炭窑的。那时候，山是青山，树林非常茂密，泉水就从树林里穿行而过，坡坡坎坎里，都是窑眼，烧着木炭。所以，夏家窑就被窑烟蒙了一层白雾，夏家窑又像是天上掉在山折折里的一朵云。从这庄名也可看出窑家是夏姓人，但这只是开始，后来又来了一户孙姓，是沿着挑炭出山的山路找过来的。夏姓人慷慨地收留了孙姓人。反正有着满山的树木，泉眼很旺，日夜不停，从春到秋，从冬到夏。淙淙的水声，是夏家窑的天乐。又是很多代过去，夏姓和孙姓繁衍后代，人丁兴旺，坡坎里的窑眼挤挤挨挨，把山都挖麻了。不知不觉地，树林稀了，土也薄了，接着，泉眼细了，争窑的事端就此开了头。先是来文的，到衙门打官司。其时，夏姓和孙姓都是富户，买得通官，请得起讼师。可官司是个无底洞，扔几架金山也咽下去了。官司打了十几年，夏姓人和孙姓人的钱养肥了几任知县知府，状子就是批不下来。于是，就来武的了。两姓都是旺族，有的是人，前仆后继地打了几年，最后是，孙姓人把夏姓人赶下了山。这也就是夏家窑里没有一个姓夏人的缘故。再是多少代过去，树木都烧光了，窑呢，一口一口地熄了火，凡是有土的地方，都驴拉屎似的种上了庄稼。夏家窑如今连个旧窑址都找不着了。泉眼只剩手指头粗，很稀薄地贴着山石，一点一点洇过去。甚至有那么几次，很危险地断了流。打井的事情，就这么来了。

打井是村长的提议，村委会讨论通过，大家集资，到县农科所请了技术员，买了设备，每户按人口田地摊派义务工。然后，钻机声就在夏家窑寂静的天空中隆隆地响起了。此时，山已经是秃山，山折折里尽是石头基，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屋，挤仄得前檐接后檐，人就在檐下侧着身子走。钻机日夜不停，歇人不歇机，拉了电灯，照得铮明，小孩子在灯下窜来窜去，可真是热闹啊！像过年似的。村长就背着手，走来走去，吩咐这，指示那，哪想得到会出什么事呢？样样看来都是喜庆的迹象，技术员说不两天就可出水，没一个人说过晦气的话，做过有凶兆的梦。天天都是晴天，大好的日头。可是清石头的时候，却把孙惠家的独苗，孙喜喜，埋在井下了。村长恨不得在井底下的是他自己。

孙喜喜今年十八岁，去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准备复习一年，今年再考。他长得清眉朗目，宽肩长身，又爱穿西服，就像电影上的人。初中时，就有女同学给他写信，表达爱意，还有上门来提亲的，但都被他拒绝了。他一心要考大学。他认为，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走出夏家窑。走出夏家窑，是夏家窑这一辈的青年普遍的想法。他们认为上级政府对夏家窑的种种扶贫政策，其实都是白搭。什么送电，拨款，传授养长毛兔的技术，等等，都不是根本的办法。根本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迁徙，丢下这块不毛之地。当他们听说二十年前，政府曾经动员夏家窑迁到山下平地去，还给了迁移费。可夏家窑就是不走，有人呢，走了，走上个把月，花完了迁移费，又回来了。这一段历史可把他们气炸了。他们甚至还有人动心思，去乡里讨回这个政策。可是乡里回答说，这可不好办了，现在都分地了，二十年来，平地上的人口更稠密了，你们往哪儿插呢？谁能匀出地给外来户呢？这样，走出夏家窑，就只有靠个人奋斗了。像孙喜喜这样有知识、有头脑的青年，走出夏家窑的决心就更比别的青年要坚定、执著。可是，现在他非但没走出夏家窑，还埋在了夏家窑的山肚里了。

孙喜喜他爹妈只他一个孩子，还是个老来子，四十岁上得的，传宗接代的指望都在他身上。兴许是那遥远年代，孙夏二姓争窑的胜负结局给后人留下的生存原则，夏家窑特别重子嗣。若不是人多，怎么能打败夏家，占山为王？人嘴能吃穷山，可是没人呢，连穷山都没了。人，是立足之本啊。夏家窑不怕穷，只要有儿子，就是个富户。院子里，爬着带小鸡鸡的，披屋里，草盖着寿材，那么就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做人的着落就有了，其余都好说了。为了这，夏家窑每年都要欠下大笔的超生罚款，说实在的，它的穷有一半是罚穷的。村长要不是为超生，部队上带回来的党籍怎么能丢了。所以这里的青年定亲都早，怕人家女儿不肯来这穷地，就下大彩礼，夏家窑的彩礼大是著名的。这一来，又把它那一半穷掉了。孙喜喜他爹妈早为孙喜喜积攒下厚厚的彩礼，人民币都掖在炕席底下，就等着定亲那一天。无奈孙喜喜就是不要，硬是要上大学。就这么一个儿子，什么事都指着他，又什么事都由着他，挺不好办的。不过，孙喜喜就这件事上不听大人的，其他地方都是个好孩子，性格特别绵善，也孝顺。这不，打井派义务工，他爹孙惠一个人就够了，可他偏不，要顶他爹去。孙惠觉得儿子是顶他去死的，心都碎了。

孩子就这么走了，孙惠用年前备下的板子发送了儿子。这板子原先是备给自己打寿材的，备料时怎么想得到睡的会是自己的儿子？孙惠又觉得自己是送儿子去死的，年前就送上路了。真是过不去啊！发送完儿子，老两口拾掇拾掇，就喝了农药。幸好半路被人看见，夺下瓶子，再连夜送到乡卫生院，救下了。人是回来了，可那心却回不来了，只剩一口气罢了。村长看着并排躺在炕上的一对孤老儿，心想，怎么才能救老人的心呢？村长想了三天三夜，终于想起了这么一件事。

这事就更远了，要远到打胡宗南的时节，几十年前的事情了。村长是五十年代生人，这事也是听老人们说的。说的是胡宗南进攻陕甘宁的时候，夏家窑跑来一个受伤的小女兵。不知是哪个部队的，叫胡宗南的队伍打散了。小女兵伤在肚子上，沿着一条古时挑炭的旧道，硬是爬到了夏家窑，钻进了孙来家的草堆里。那时，孙来他奶奶还是刚进门的新媳妇，早起抱草烧锅，见那草堆都让血染红了，接着就看见草里窝着个小女兵，小脸苍白，眼闭着。小女兵在孙来家的草堆里窝了七天七夜，乡亲们都去看她。开始还想搬她进屋，可一动她，肚子上的洞就流血，再不敢挪她了。也不敢喂她吃喝，她一吃喝，肚子上的洞就流脓。她已经说不出话了，问她什么也未必听见。她只是睡着，偶尔睁开眼睛，很安静地看看天，夏家窑被山挤成狭缝的天空。她的眼睛特别黑，特别大，眼毛又长又密。看一会儿天，又合上了。她只剩一口气了，可这一口气就是不散。乡亲们都落泪了，想她实在是舍不得走啊！那么年轻，还没有活过人呢。大家一起相帮着在孙来家草堆上搭了个棚，好替她遮挡夜里的露水。草堆上摞几床被，围住她。小女兵显得更小了，就像个婴儿似的。就这么，第七天傍晚，小女兵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咽气前，她开口了，叫了声“妈”，声音很脆生，就像没受伤的好人似的，可是紧接着就闭了眼。这时候，脸上竟有了丝血色，红润润的。人们听她叫妈，就想她妈在什么地方正牵挂着她呢，哪想得到她是来了夏家窑呢？这一声“妈”，就当是叫夏家窑吧！大家凑了副杂木薄板子，几十年前的夏家窑，虽然不烧窑了，树还是有几棵的。大家凑了副板子，发送了她，将她埋在村口高岗子坟地里。人小，棺材小，坟也小，像个小土墩子似的。到了清明，自会有人在坟头给她压层土。

这时候，村长就想起了小女兵。在人们的传说中，这是个俊俏的乖女子，有一双大而黑的眼睛，尖下巴颏。村长想，给孙喜喜结个阴亲吧，老人心里好歹有个念想。他又想，孙喜喜一心想考大学，就为了走出夏家窑，走到什么不知名的地方，现在走不成了，可小女兵是从外边不知名的地方来的，兴许是个大码头，当兵嘛，也多半是有文化的人，说给孙喜喜，也称他心的。还有，这两个孩子都走得叫人心疼，前一个遭了老罪，后一个呢，是眨巴眼间没了天日，神都返不过来呢。又都是花骨朵样的年纪，还没活过人呢！村长在想象中看见了小女兵望着夏家窑的天的大眼睛，一点不诉苦，一点不抱怨。这两个苦孩子会互相心疼的。村长的眼眶湿了，心里十分酸楚。停了一时，村长摇摇头，对自己说，你还当真了呢！他虽然丢了党籍，可毕竟是受过教育的，是唯物主义者。此时却想，还是唯心主义好，唯心主义慰人心，让人走到哪一步，心里都存个念想。

夏家窑替孙惠家办了这门阴亲。将小女兵的坟起了，与孙喜喜合了坟，立了夫妻碑。因不知小女兵姓甚名谁，就新起了一个，叫凤凤。是个娇名字，想她这么苦，这么孤，现在有人疼了。纸扎了洞房，贴着白色的喜字，内有床柜被褥、电视机、电冰箱、电话机，院子里除了骡马猪羊，还停了辆汽车，和着纸钱，一起烧了。请来一班吹鼓手，吹了大半天。又办了几桌酒水，凡有头有脸的都上了席，包括那名打井来的技术员。酒席上，村长红着眼对孙惠两口子说，往后，你们过你们的日子，孩子过孩子的日子，两下里都要好好的。从此，孙惠家果然安宁了。倒不敢说不伤心，伤心还是伤心，不时也要哭上两把，可到底是把日子过下来了。一日一日，冬去春来，不知不觉三年过去了，新坟变成了旧坟。然而，不曾想到的事来了。

这一日，近晌午的时候，夏家窑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开到村口就不得已停了下来，走下三个人。头一个是熟人，王副乡长，来过夏家窑几回。一回是来宣布对村长的处分，二回是来发救济款，三回是通电那晚，还在村长家住了一宿。后两个就眼生了，但一看就是城里的干部模样，一老一少，都穿着黑皮夹克，脸白白的，戴眼镜。王副乡长对看热闹的小孩一挥手，告你们村长去，客来了。于是，一串孩子顺着山坎，一溜烟地跑了。等这里磕磕绊绊、脚高脚低地走近村长家院子，村长家的鸡已经杀了，正等着锅里水滚好拔毛。派去供销社买烟的小孩也回来了，村长则站在院子前迎客。王副乡长向村长介绍那两位，一位是县民政局的老杨，另一位是县文化局的小韩，边说边进了屋。初春的日子，还冻得很，屋里生着烟囱炉，炉上坐了茶水，主客围炉坐下。先是一番问暖嘘寒，再是一番秋收春种，然后静场一时，那个民政局的老杨掐了烟，咳一声，说话了。

老杨开口第一句便问村长，今年多大年纪。村长说，比王副乡长虚长一岁，五四年生人，属马。又转而问道，王副乡长可不是属羊吗？老杨又问，家中老人在不在了？村长道，母亲是七岁那年没的，父亲呢，年前也走了。老杨再问，这庄里目前还在的，年纪最长的老人是谁家的？村长就笑了，说老杨您有什么事，尽可问我，只要是夏家窑的，不敢说上下五千年，一百年却是敢讲的。老杨被村长这么一说，脸上便有不悦之色。王副乡长在一边圆场道，这里的老人没大见过外人的，话又说不清，不如先问村长，问不到了再去把老人找来问。这样，老杨才说到了正题：一九四七年春上，夏家窑有没有来过我们的伤兵。村长心里咯噔了一下，嘴里却说，可不，您问的这事我正知道，打小就听老人们讲古，说是胡宗南进犯的时候，跑来过一个伤兵，沿着古时挑炭的旧道爬过来的。老杨和小韩对看一眼，又问，是男还是女？村长心里又咯噔一下，想他们怎么想起来问这个？嘴里就有些含糊，女的吗，女伤兵可不多。老杨说，还是去找个老人吧。村长一听，只得把话说实了，是女的，所以我才记下了呢！老杨这又坐定了，再问，多大年纪。村长说，当兵的年纪总归大不了。这一回，老杨很坚决地站了起来，小韩也站了起来，他们要村长带去找老人家打听。这时候，村长家里的以为他们要走，便上前留饭，说面条都擀好了，鸡也炖烂了，说话就齐，怎么也要吃了饭走。村长就不让走了，王副乡长也帮着说话，说吃过饭再去找老人也不迟。这样，那两个只得坐下来，暂把话题搁一边，说些闲篇。喝着酒，吃着辣子鸡，老杨的脸渐渐红了，眼睛带了些水光，柔和下来，说话也不那么硬了。村长一边劝酒，一边暗地思忖他们的来意。听他们的问话，句句都是指着那小女兵，不像是胡乱问的。是小女兵她家里人找来了？又为何这多年没音信，这会儿却特地来问？要是她家里的人，就不知是个什么身份，在什么地方，想把她怎么着？倘若知道有孙喜喜这门阴亲，又会是个什么态度呢？村长不敢想，心里很不安。有几次走神，问他话只支吾着，等醒过神来，就想，这样不行，他要争取主动，摸清来人的底，再想对策。这样一径地躲，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吗？

这样，村长就将搁在一边的话题再又挑了起来。他从孙来他奶奶在草窝里发现小女兵开头，直讲到第七天傍晚，小女兵终于开口叫了声“妈”，合上了眼。最后，他大有深意地结束道，小女兵这一声“妈”叫的是夏家窑啊，所以这多年来，夏家窑一直把小女兵当成自己的孩子。饭桌上一阵寂静，都有些动情。半晌，老杨才说，看来就是她了。停了一会，村长小心地问，就是谁了？老杨看了他一眼，说，烈士李书玉。接着，便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道来。

李书玉，江苏人氏，一九三〇年生人，金陵女中学生，在学校时就接近革命，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男友一同赴延安。不久，延安战略撤守，在过黄河时遇敌军追击，受伤掉队，从此没有下落。据最后看见她的同志说，她受伤就在这一带。她的男友一九四九年后便从部队转到了地方，曾在南北数省任领导，现已离休。虽然早已成家生子，但几十年都怀念着他的初恋女友李书玉。尤其是近年来，他开始写作回忆录，往事涌上心头，就生出寻找她下落的念头。早在半年前，就由省民政局发函来问过。这位小韩，是负责撰写这一地区的党史的，凡是当年发生过激烈战事的地点他都去寻访过了，却没有收获，回了上去。这不，前几日又下来一函，让再寻访寻访，说是受了伤掉队的，总走不远，一定是在这一带。于是这一回，无论是有过战事还是没有过战事的地点，都挨个儿走上一回，这才来夏家窑了，是这一乡最远最背的地点。来时是从县上开一辆桑塔纳，到了乡里，因是要去夏家窑，便让派出所出一辆吉普，换了车，一路颠上来，有几处石头滚了坡，还都下车去搬石头，推车，这才到了夏家窑。原是没抱什么指望的，不想倒有了结果，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老杨一是高兴，二是喝酒，话就滔滔不绝起来。

村长听着这些，心里茫然着，怎么也不能把小女兵和“李书玉”这个名字联系起来。草窝里的小女兵，这个苦妞啊！虽说是几十年过去了，夏家窑少有人见过她，可却是活生生的。再加上和孙喜喜的阴亲，就更是眼一闭就到了跟前。不过，这回不是窝在草堆里了，而是偎在孙喜喜的怀里。可是，“李书玉”是谁呢？“李书玉”和这些有什么关系呢？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就像老杨说的，一个女烈士，可以上书上报，是个大人物。夏家窑原来还隐姓埋名着个大人物啊！村长就像在做梦似的。他就是趁着这股迷糊劲，应了老杨要去瞻仰烈士墓的要求，将面碗一推，站起身，走出了门。

酒喝得有些上头，脚下微微发飘，身子就很轻快，心里也很轻快。晌午后的太阳明晃晃的，略有些懒，庄子里很静，猪在圈里哼哼，鸡安静地啄食，偶尔地“咕”一声。村长带着那三个在夏家窑的沟缝里走着，还走过了孙惠家院子。院子里没人，晒着一席粮食，门框上挂着一串红辣椒，挺醒目的，日子过得像是返过一点神了。村长心里依旧茫然着，从孙惠家院子前走了过去。渐渐地到了村口那片高岗上，是夏家窑几十辈子的坟头啊！看见坟头，村长脑子清醒了一些，他想，他们这是来做什么呢？脚下却机械地绕着坟头，向孙喜喜那里走去。现在，没有退路了。

这四个人站在了孙喜喜的坟前，是个双坟头，石碑上刻着两个人的名字，孙喜喜，凤凤。村长抬头看看天，天蓝蓝的，远处，山坡上是人家庄里的苹果树，褐色的树枝，矮矮地巴着地。清明没到，已有人赶早来上过坟，有几座坟头上的土坨是新铲的。还有一座新坟，扬着白幡。他向四周望了一遭，转回头看见了那三人疑惑不解的眼睛，他惭愧地笑了一下，低下头去。

村长从此就开始了发愁的日子。开始，没什么动静，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那吉普车一开走，转眼没了影，什么老杨小韩的，也都没了影。再过几天，庄上就有传言起来了。传言说，小女兵的家人寻了过来，要把小女兵接回祖籍去。又说小女兵的家人都很发迹，也有权势，有说在北京的，有说在上海的，还有说在香港台湾的。话传到孙惠两口子耳里，老人就来找村长了，问有没有这回事。村长心想，能瞒一日就瞒一日吧，说不定事情就到此为止了，不是没动静吗？那老杨小韩兴许在别处找到了真的李书玉，小女兵就还是小女兵了。这么想，便说，没这回事。老人却又问，要真有这事可怎么办？村长想都没想，脱口就道，有又如何？咱们给烈士找婆家也没错，孙喜喜是个正派孩子，当年学生下放，不还有找庄里农民成亲扎下的？老人这才舒了口气，回去了。村长再回头想想自己方才的话，心里好像也有了底。一天一天平静无事地过去，村长就更有底了，心想，没事了，没事了。正这么想的时候，乡邮递员却捎来了王副乡长的话，让他明日去一趟乡里，有话同他说。

村长颠颠地骑着自行车，往乡里去，心里七上八下的，不知是什么事情在等着他。沿路常有各庄子派出的义务工在修路，大多是星期天放假回家的学生，脸在学堂里捂得白白的，穿着牛仔裤，或者西服，怕脏了衣裳鞋袜，干活不免就乍手乍脚的，还不时停下来讲国事，说笑话。听见自行车响，就回头看，脸上还带着笑，露出一口白牙。村长心里一惊，他看见了孙喜喜。太阳热辣辣地晒在背上，浑身上下出了点汗。有几段路是要下车推着走，又有几段是要扛着车走。山下平地里的麦子都有一拃高了，山里就有了些单薄的绿意。村长想着，王副乡长招他去，会有好事还是坏事呢？上回开除他党籍就是招他去乡里说话的。但有几回发放救济款也是招他去乡里说话的。不过他任怎么想，对这一次说话，心里还是有几分知晓的。离乡里近一步，心里的明白劲就强似一分似的。

星期天，乡里的办公室都锁着门。村长沿着砖砌的甬道，穿过办公室，走到后院。后院有两排平房，传来剁馅的锵锵声，还有电视机里的歌曲声。王副乡长就住那里。王副乡长正蹲在地上拾掇自行车，一架车给拆得东一摊，西一摊，一盆水里泡着破破烂烂的一根车胎。村长正想在王副乡长跟前蹲下，王副乡长却站了起来，乍着两只大黑手，说，我看你怎么交代，把人家女烈士娶了阴亲。话这么挑开了，村长倒心安了，他耍着油嘴说，我的党籍已经开除了，你就开除我的人籍吧！王副乡长不和他油，盯着他问，你说怎么办？村长又笑，王副乡长就说，人家信都来了，下个月要来看坟呢，你拿什么给人家看？村长笑不下去了，抬眼看着王副乡长，看得他有些心软，说，回去把坟刨开了，另立一块碑。村长一急，说，坟不能刨。王副乡长说，不刨怎么办？村长说，要刨坟，老人又喝农药。王副乡长一听这话就蹲了下去，接着在水盆里洗猪肠似的捏弄那根破车胎。他也是乡里人出身，如何不知道刨坟的事大。村长也蹲了下去，将手插进水盆，帮忙的样子，然后就说了那天和孙惠说的同样的话。王副乡长“嘿”了一声，道，这阴亲配得也不合适，岁数就不对。村长也“嘿”了一声，你连这个都不懂吗？人在阴府是不增寿的，否则，为什么要叫阳寿呢。王副乡长说，你同我说这话行，你同人家说行吗？村长觍着脸，那你去说。王副乡长把水盆一拖，背对着他不说话。村长空着两只湿手，脸上十分尴尬。半晌，他慢慢地站起身，说，走了。也没人搭理，王副乡长生气了。

往后的几天里，村长有几回走到孙惠家院子前了，又折回来。老人家门框上的那串红辣椒，辣着他的眼，这好像是一点过日子的心劲，不是那么旺的，稍不留意就会扑灭了它。还有几回，他走到了那口井边上，往里瞧瞧，黑洞洞的深处，有个人影，远远地望着他，一言不发。村长想，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庄里的谣言传过一阵又平息了，这时倒是格外的安静，只有村长才感觉到不妙。清明到了，村长给老人坟上添土时，看见孙惠家的也在坟地，烧了一沓纸，又烧了一些纸扎的小孩衣裤鞋帽。他装作没看见，不料孙惠家的叫住了他。村长，她说，一边擦着泪眼，这俩孩子也该添人口了吧。村长嘴里敷衍着，那是，那是。脚下快快地挪步，想离她远些。她却也挪快了步子，紧随着他，口里念着，添个闺女，再添个小子。那是啊，村长说。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庄，终于分了道，各走各的，村长这才放慢了步子。他将手插在袖筒里，腋下夹着铁锨，慢慢地往家走，心里定下个主意。

清明过去半个月的光景，果真如王副乡长说的，来人了。一个是老头，另一个是老太，都花白着头发，腰板倒挺得很直，是大干部的模样，由县上的干部陪着。王副乡长，还有老杨，小韩，也来了，却到不了跟前，只尾随着。早有人去报告村长，村长一路小跑地迎去，脚下打着绊，几次要摔倒没摔倒。迎到跟前，就往兜里摸烟，竟摸不着兜。这时，他才发现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嘴也在哆嗦，话都说不成句了。那两个老人却很和蔼，还同他握了手。引去村委会的路上，村长心里颤颤的，但却是另一番心情了。他看见了老人花白的头发，还有脸上的褶子，尤其是那老汉，虽然是干部的装束，可那眼皮下的囊肉，和庄稼老汉差不多。他们的和蔼触动了村长，清明那日定下的主意，在这一时竟动摇了。他想，他们也不容易。走到村委会，门早已打开了，地扫净了，水烧开了，人一到就沏上了茶。坐下，聊了几句闲天，人口啊，提留啊，年收入啊，就学率啊，等等，便言归正传，那老太发言了。

老太操着一口清脆的普通话，听声音就像个年轻妇女，广播电台里的那种。她开门头一句就是，感谢老区的人民，保护了我们的烈士。然后又接着说，李书玉同志是老樊青年时代的朋友，一起参加革命，几十年来，我们没有一天忘记过她。村长的心渐渐静了下来，他忽然明白，这对老人不是小女兵的父母，而是她的同辈人。他这才想起来，这老头原来是小女兵的未婚夫。就是说，小女兵要是活着，就该也像这个老太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装扮，一样的清脆的普通话，称他们为“老区的人民”。村长心里的感动平息了，甚至有些不舒服，他再接着方才的思路想，那么，这老太算什么呢？她不是占了人家李书玉的窝吗？当然，李书玉死了，老樊总归是要娶的，可人家既然旧情还在，她在这里来什么劲呢？照理说，她都不该跟着来的。村长心里的不舒服变成了反感，于是，方才动摇的决心，此时又定了。

老太说完，大家都静着，等村长说话。村长咳了一声，慢慢抬起眼睛，说道，真是对不起首长和领导，事情兴许有些误会了。所有人的眼珠子都瞪起来了，先瞪村长，又转过去瞪王副乡长、老杨和小韩。那三个通红了脸，不约而同要张嘴说话，却被樊老头的一个坚决的手势制止了，示意人们继续听村长说。村长说，昨天夜晚，听说首长要来，就特地把夏家窑七十岁上的老人会齐来问情况，老人们有的说记不清了，有的倒还记得，说孙来家草窝里的小女兵其实不是兵，是不晓得哪个地界上的砍柴的女子，失了脚，掉了崖，挂在树枝上，才留住一条命，然后顺着古时的挑炭的旧道，爬到了夏家窑来了；因为正是胡宗南进攻的当口，人们就把这两件事联起来传了；还有，那小女子头几天还能说话，见大爷叫大爷，见大娘叫大娘，好像是山西那边的口音，这就对不上了；因为是烈士的事，政府的事，不能有半点差错的，要不，咱们也对不起烈士李书玉啊！老头的脸板着，十分僵硬，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村长发现，至此，老头还只字未语。老太显然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向陪同前来的副县长发难了，你们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老樊知道找到了李书玉同志的下落，激动得几夜没睡，血压都高了。副县长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只能对老杨和小韩责问，老杨小韩再向王副乡长责问，最后是王副乡长望着村长，虽然一言不发，可那眼睛是把村长十八代祖宗都骂到了。村长不接他的茬，把眼睛挪开，看外头。外头地上站着乡亲，静静地看着这一幕。村长将人头看了一遍，没看到孙惠和他家的。

老太又说，老樊也知道你们搞了迷信，结什么阴亲，但老樊并不计较，农民嘛，是需要长期教育的，老樊只是想把李书玉同志的遗骨送进烈士陵园安葬，也了了几十年的心愿，对后代也是教育。真不知道你们基层的工作是怎么做的，这不是不负责任嘛！村长心里静得很，老太说什么他并没听进去，只是看着她的嘴，想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词这样不间断地从这嘴里吐出来，就像炒锅崩豆子似的。忽然间，那老头又做了个坚决的手势，老太戛然而止。老头站起身，说道，看看那女子的地方吧。他声不高，言语也不多，可村长却震了一下，他不由跟着站起身来。他又在老头那双垂着囊肉的小眼里，看见了一些熟悉的东西。就是这些熟悉的东西，透着一种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的了解，厉害着呢！村长又有些不安了。他乖乖地引着人们走出村委会，门前的人群默默地让出一条道来，看他们走过去。

村长带着他们沿了沟坎走，阳光从屋檐上漏下来，一条条的，照着半张脸，都沉默着。离他们一段距离，是夏家窑的乡亲们。屋檐后边是光光的山崖，崖顶是雪亮的太阳，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崖的那边是另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人们来到了孙来家院子，孙来和他媳妇还有他爹妈，站在院子里，比划给来人看当年那一堆草垛的地点，又比划给来人看当年的院子是如何，现今改掉了哪些。南墙朝外推了几步，山墙也撑了出去，所以地形就有些两样了。一边说，一边往四处撵鸡，不让它们到中间那块地面来，鸡就喳喳着。人们围了院中间的空地一圈，想象是当年窝小女兵的草垛的地方。老头沉着脸，听孙来他爹说话，说那小女兵在草堆里度过的七天七夜。孙来爹也是听他娘说的，他是小女兵来到后的第二年生人。村长蹲在人圈外头，不再说话。孙来爹的声音好像是从很远处传来，漏出好些破绽，他口口声声称她为“小女兵”。老头并没有置之疑问，村长也不去纠正。他知道没什么能哄住这老头的，他钝钝的，却看得清底细。这老头身上有一种东西，确实打中了他，这也是钝钝的，是钝钝的悲哀。

然后，队伍就由老头带领了。他领头出了孙来家院子，村长不由得随在身后，向村口坟地走去。老头将手背在身后，抬起头四下里打量。看门里的院子，圈里的猪，场地上晒的粮食。有小孩子挤了他的腿，他还摸摸小孩子的头。老头的脸色松开了些，不像方才绷得那么紧了。那种钝钝的东西，似乎变得柔软了，可以流动的了。近午的阳光照着他花白的头顶，村长想，多少日月过去了啊！从这老头的头顶上过去，也从夏家窑过去，可是小女兵还是小女兵。他们来到了高岗上的坟地，站在孙喜喜和凤凤的合坟前头。清明添的土还湿润着，坟头的土坨坨也是新的，土坨坨下压着一张粉红纸，炫目得很。老头对着坟站了一会，转过身，看一眼身后围着的乡亲，低下头从兜里摸出一个小钱夹，夹子里摸出张相片，递给人群中一个老汉，说道，您老看看，是这个女子吗？

老汉拿了相片看了半晌，没吭声，传给了另一个比他还老的老老汉。老老汉看了一会，也没吭声，再传给一个老婆。老婆又传给老汉。相片在人群里传了一遭，最后传到了村长手里。这是一张比手指盖略大一点的旧相片，泛黄了，却还是清晰的。照的是半身正面，学生头，齐额的刘海，旧式便褂的竖领，嘴抿着，不笑，眼是黑漆漆的。从未谋面的小女兵一下子跳到了眼前，村长觉得已经认识了她几十年似的。几十年，他在娘肚子里从无到有，再从光腚猴长成这么个半老汉，可小女兵却一直是这副面容。就和相片上一样，不笑，不吭声，眼睛黑漆漆的。这个受了伤的小雀儿啊！村长眼睛湿了。他将相片还到老头手里，见几个老婆老汉都在擦泪。停了停，村长使劲将喉咙里硬着的一块东西咽下去，哑着声说，这多年来，夏家窑把她当自家闺女看。老头也哑着声说，她信仰共产主义，是无神论者。老头说过后，就看着地面，一动不动了。这时，村长知道，他到底是输给了这老头，他到底是犟不过这老头的。

这天晚上，村长迈过了孙惠家的门槛。他晓得，今晚他要迈不过这个门槛，老人家一宿不得安泰。他要一直迈不过这个门槛，老人家就一直不得安泰。老两口子见他来，立即明白了，掉起了眼泪。孙惠家的一把一把地擦泪，眼睛擦得通红，都烂了，那是叫眼泪腌的。哭了一会，孙惠家的便起身要去烧茶，被村长拦下了。村长说，这几天，早想来同你老说，可是一直没得闲工夫，说实话，也怕你老哭，就挨着，可不说呢，又老堵在心里，是块病。孙惠就说，村长，大家都知道你也不好办。村长拦住他的话，等等，你老先听我说。有半个月了，还是清明前，我就做了个梦，现在想来，是喜喜那媳妇托给我的。她对我说什么呢？她说，她和喜喜小日子过得不错，和和美美的，可是不期然的，玉皇大帝点了她去投胎。你老知道，她上一世没活够人呢，吃苦比享乐多，尤其是最后那七天七夜，真是煎熬啊，她想活人呢！我就说，那就去呗，你先去，二年把喜喜拉扯去，再做夫妻。她就说，大叔啊，你不知道，夏家窑太背了，挤在山折折里，路又不好走，还没有水，玉皇大帝的船撑不进来接我呢！她说，大叔，你能不能送我出去呢？梦做到此就断了。开始我倒并没有上心，不就是个梦吗？可是过了一段，这不，来了个首长，专为了认这女子，要把她带到省城的烈士陵园。我心里就不由一惊，这不是应了那日的梦了？是玉皇大帝托人来引路了不成？

第二日，村长就专派人到乡里，给王副乡长捎了信。说是一切都妥帖了，三天后可来人领遗骨，事情由他来操办，请领导和首长放心。

这一天，吉普车先后三辆连成一队，开来了夏家窑。近村口时，就看见高岗上许多人忙碌着，有白烟腾起，被风吹开，夹着些焦黑的纸屑。有指令从最后一辆车传到了第一辆，吉普车停了，停在距村口二百米的地方。没有人下车，就这么等着。高岗上坟地里的人们没注意到吉普车，兀自干着。他们由村长带领，在孙喜喜和她媳妇的坟头四角烧了四堆纸，一边烧，一边念叨，大爷大娘，大叔大婶，我走了，感谢这三年的处处照应，和睦相处，我走了，撇下喜喜和孩子，还请多多相帮。念罢，便开始起坟。铁锨试探着插进土里，辨别着方向，然后才下力一掘。再烧纸，这回是烧给喜喜的，说着劝慰宽心的话，还有大丈夫要自立自强的话。烟裹着烧不尽的焦纸，飞扬着，就像一群黑蝴蝶。经这几番折腾，几十年前的薄板子早已散了，村长将遗骨拾在一口坛子里，又在喜喜的棺木跟前抓了几把土。等他直起身，便看见了村口路上的吉普车。他将坛子捧在手里，想这坛子只装了这些遗骨和土，怎么就突然变沉了。他小声地说了句，凤凤，这就送你出山呢。他下了岗子，走上路。最后一辆吉普车里走下一个人，是那樊老头，手里拿一块红布，等他走过去，便用红布蒙在了坛子上，然后接过了坛子。车上的人纷纷下来了，没有那老太，村长心里感到少许的安慰。而就在这老头接过坛子的那一刻，村长觉得小女兵突然间变老了，也变得像樊老头那样的年纪，头发花白，垂着大眼囊。几十年的日月一下子走了过来，闪忽之间，没有了。

老头上了车，随行的人，王副乡长，老杨，小韩，都纷纷上了车。然后，车就开走了。村长站在路上，望着车沿了山路，慢慢远去。在他身后，人们继续干着活，将孙喜喜的坟重新垒圆，垒高，四周添了新土，又烧了一圈纸。石碑上，凤凤的名字油了红漆，表示人在阳间，留着个寿穴。

酒徒

每一次喝酒，都是他赢。一上来，他并不怎么的，有些软弱地坐着，等别人向他敬酒，就礼貌地喝一点。菜却吃得比较多，这也不像会喝的人。所以人们便注意不到他了。其实，有心的人，或者是事后回过头来想，会发现这中间他并没间断喝酒。他缓缓地喝着，吃着菜，好像不是在酒席上，而是在家里，独斟独饮，挺享受的。但从酒场上的策略角度看，这时候的喝，有些像是铺底，或者热身。等他吃喝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呢，脸色润泽了，眼睛里有了光，显得很满足。不是酒足饭饱的满足，而是恰如其分的，正好。看上去，他似乎变得胖了一些，腰也直了。而酒桌上则是到了酣畅的阶段。人们互相敬着酒，酒杯碰来碰去，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不像刚开初时，人人都很警觉的，小心翼翼，谨慎地接受敬酒，再谨慎地想好说辞，去向别人敬酒。那是闸还没拉开，迫于水的压力，必得一点一点地打开闸门。等打到约莫二分之一，抑或是三分之二的光景，水流便推开闸门，一泻千里。酒喝到酣畅，就类似这个情形。

这时候，酒桌上的节奏是流畅的，类似行板的节奏。人人都很快乐，警惕性已经放下了，感情变得十分亲和。酒也变得滑润了。最初的辛辣的刺激已被微甜的回味盖过。它们尖锐地击中舌头中间的那一点，转眼便充盈到整个口腔，化成暖意融融。身体变得轻盈起来，思想也变得轻盈，而且绵绵不断。口齿则格外伶俐，妙语连珠。就在这时分，他来了。他开始敬酒。他敬酒的样子也是软弱的，甚至有些腼腆。总之，他就是这样叫人放松警惕。他都没有站起来，还是坐着，开始了敬酒。他的敬酒看上去只是礼节性的，完成一个仪式而已。只有在他一仰脖喝干杯中的酒时，那一仰脖的动作是带了些锐度。他迅速地、利落地一仰脖，杯底就干了。并且滴酒不洒。对，他喝酒从来不洒杯，不像有些人，酒洒了一路，滴滴答答，可一径洒到对面的菜盘子里。他斟酒也很利落，一条线下去，酒及杯沿下一分，再一条线收住。也是滴酒不洒。他吃菜也是这样，面前没有一点汤渍酱渍，鱼刺肉骨，在盘子里顺在一边，干干净净。他的手比较瘦，看上去略有些干燥，显露出骨骼。其实却很柔软，而且暖和。他的手形是较长的那种，但并不是艺术型的，而是有着劳作的痕迹，比如茧子。但依然很柔软。在那种枯干、粗糙的表面之下，有着一种敏感的气质，也不是艺术的，还是和劳作有关。他的手，是一种特别能够控制动作的手。准确，简练，镇定，从不失手。

现在，他一圈酒敬了下来，人们还是没有注意他。事实上，酒桌上闹成一团，谁也注意不到谁。在一片喧哗之中，只有他是安静的。但他的眼睛比方才活跃了，脸上有了微笑，有一种微醺的表情。他又敬了一圈。他一仰脖后，将杯底朝前一推，让对方看他干了的酒杯，果然滴酒不剩。这个动作渐渐显示出一点挑战的意思，开始影响对方了。他似乎是有点存心的，脸上的微笑更明朗了，好像是说，要的就是这个。他脸更红了，但不是那种猪肝色的，满头满面的红，而是根据不同的区域，深浅有致，就像一个气色特别好的人。他的手也红了，这使它们看上去丰润了一些。他还是不大说话，只是用酒杯往对方跟前送着，这就有了些逼迫的意思了。可是，酒喝到这会儿，多一杯少一杯已经无所谓了，你不叫他喝，他还要喝呢！这种快感，是有着惯性了，有些刹不住车的意思。可是人们却发现自己处在了被动的位置，而这一个后来者，竟掌握了主动。这不行。

酒场上，就是这样。不在于谁喝谁不喝，而在于谁叫谁喝。喝，其实都要喝的，谁也不甘心少喝一点。虽然，事情弄到后来，就像是谁也不愿意喝的样子。这很像是一个意志的角斗场，也像个谋略的角斗场。但意志和谋略都是从属的部分，真正的实力，还是酒量。所以，说到底，还是酒量的较量。意志和谋略都是为这场较量服务的。因为，如何保存实力，如何伺机出击，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占据有利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决定胜负的作用。

这样，人们开始要反击了。威胁来自一方，所以，人们便携起手来，共同出击。这看起来有些不公平，可也是酒场上的纵横捭阖，撂倒一个算一个。这时候，人们集中力量，向他开火。这形势多少是有些严峻，可他却抖擞起来。他眼睛里的光，亮闪闪的，眉眼里都是笑。他出了些汗，额发掠了上去，露出端正的前额。他眉棱略高，这使他眼窝有些陷。鼻梁较直，略长的人中之下，是薄削的嘴唇。腮骨窄而少肉，但健全的咬嚼功能使它显得有力。下颏很有形，见棱见角。他的轮廓有些拉丁人的味道，却又不是，而是江浙一带人，乡野的精明的相貌。年轻的时候可能相当英俊，可现在是老了。但也可能正相反，年轻时因肌肤丰满，倒是有些呆气和乡气，如今老了，见筋见骨，型就出来了。现在，他的眉棱跳跃了几下，劲头上来了。看来，他是为这个时刻蓄意很久了。是为了忍住笑容，还是笑容本身所致，他的嘴形略有些不平，左边稍高，右边稍低，这使他看上去很有涵养。他扬了扬眉毛，接受了人们的敬酒。他仰脖干了一杯，便把酒杯递向下一个，请那下一个给他斟酒。可酒瓶子在下一个手里打着颤，老也对不准酒杯。他皱了皱眉毛——这并没有妨碍他保持笑容——他皱了皱眉毛，从那人手里接过酒瓶，自己来斟酒。他是那种有洁癖的人，特别不喜欢邋遢。之后，虽然是接受别人的敬酒，可酒瓶却一直掌握在他手里了。而他决不因此营私舞弊，比如给别人多倒点，给自己少倒点。或者来个移花接木，给别人倒的是酒，给自己倒的是白开水。这种不上品的小把戏，他是决不染指。倘若遇到这样的对手，他则哈哈一笑，依然一仰脖，喝干杯中的酒，然后将酒杯轻轻一撂，两只手互相往下抹了抹衣袖，就像要把卷起的衣袖放下似的。这就像是一个散席的信号，之后，便散了。酒喝到这个份上，他的影响力就出来了，成为酒桌上的主宰。关于这个酒杯轻轻一撂的情形，后面还将提到，是事情的关键部分。好了，他掌握了酒瓶，可是不偏不倚，对每个酒杯都是一条线下去，酒及杯沿下一分，再一条线收住。只是加快了节奏，动作也有些跳跃，像舞蹈似的。但这决不影响他的准确度，依然滴酒不洒。他站了起来，他的身量也是江浙人的类型，不高大，却精干，有劲道。他替人斟完酒后，就将酒瓶向前有力地一指，带着不可抗拒的意思。对方只得乖乖地喝下去，只是酒洒得满桌都是，有种溃散的感觉。

酒到了这时，就有些像白水了，喝到嘴里没了感觉，而他却依然能喝出滋味。每一口下去，脸上都流露出惬意来。他微微地咧了咧嘴角，做出一种怕苦的表情，其实是舒服。他真的是很舒服的，身体舒展开来了，各个关节都松弛而且润滑，这从他略有弹性的动作上可看出。酒精在他体内起着美妙的作用，它使他焕发，昂扬。他眼睛里的笑意几乎就要溢出来了，光也要溢出来了，盈盈的。他脸上本来是少肉的，有些严峻，现在却有了笑靥。他的头发也变黑了，变厚了，发出光泽。他变得年轻了。人们集中火力地进攻他，他就像京剧里大打出手的能手，以一当十。他哈哈地笑着，笑声不高，却很痛快。他变得有些调皮，假装不肯喝了，要逃跑了，可人们一着急，他立即转回来，继续喝下去。他还假装不行了，要晕了，转瞬间又站直身子，睁开了眼。把人的心弄得痒痒的。他变得这样，活泼泼的，和刚开场时判若两人。其实，所有人都与开场判若两人，但别人都变糟了，脚步歪斜，口鼻也歪斜，语不成句，歌不成调。而他却变好了，变得有魅力了。酒这奇怪的东西，它总是剥离人的常态，而且将人降到常态以下，唯对他情有独钟，使他升到常态之上，为他增添了异样的光彩。

酒已经喝成了河。就算喝不出酒的滋味，却也停不下来了。这有些像赌博，越赌越难罢手，越赌越结束不了。赢了不行，输了更不行，这就和输赢没有关系了。这就叫瘾。人到了这里，就身不由己了。那些人其实都成了泥，瘫下来了，却还在喝着，这就叫灌了，和味觉无关。心里也知道该收了，可就是收不了。人们早已经无法与他对阵，自己和自己乱喝着，胡乱碰着杯。他呢，也放过了人们，却还是站在那里，手里也还握着酒瓶。他自己给自己斟了酒，喝下；再斟一杯，也喝下；然后是第三杯。三杯过后，他哈哈一笑，将酒杯轻轻一撂，两只手互相抹了抹衣袖，走了。即便是处在极度混乱中的酒场，此时也不由得静了一静。然后就有人扯着嗓子怪叫了一声，意思是，抓住他，别让他跑！可都知道只是徒然，他去意已坚，谁也左右不了他。停了一时，便也都散了。

回过头去，想酒场上的情形，自然是他酒量最好，喝得也最从容，但真正使他克敌制胜的一着，则是最后，他在最高潮处，最欲罢还休之时，将酒杯轻轻一撂的一举。能够在最难了断的时候，了断。这是他最终制服人们的。在酒场，这种放纵的场合，他却依然不失控制。这叫人佩服，也令人生畏，好像，他性格里有着一种，一种类似于秘密的东西。是什么呢？

应该说，他是嗜酒的，每顿都要喝上两杯。遇到酒场，他也都欣然前往，并且，总是由他掀起高潮。喝酒，使他改变了面貌。常日里，他不免显得有些灰暗。倒不是精神不振，而是，缺乏那么点光彩，不够焕发。他是一个寡言的人，到了酒场也依然不多话，像那种通常的喝了酒的胡言乱语，在他身上从没有发生过。可喝了酒，他的那种活泼，甚至是比语言更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他的身体也不怎么样，各器官都呈现出衰退的迹象，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更苍老一些。可酒却使他年轻，富有活力。这些现象，甚至多少有些暗示，他已经有着轻微的酒精中毒。但是，没有酒，他也行。有一个阶段，邻近的省份，发生了假酒案，并且，经调查，假酒已向周围地区蔓延。这个时期，他滴酒不沾。即便去了酒场，看着别人畅饮，他也决不为之所动，开一开禁。他虽然没了喝酒时的那种风采，可也决没有因为不喝酒而变得萎靡和颓然。他依然正常地生活，上班和下班，骑着他那辆“老坦克”自行车，为了保证身体有一定的运动，他一直骑自行车上下班，直到现在，他退休以后再返聘工作。他是六十多岁的年纪，在市级文化单位做一名资料员。这个城市的路很窄，而且弯曲，他既没有因为喝酒跌过跤，也没有因为不喝酒跌过跤。

还有一次，他出差到一个北方城市，那里可能是因为气候寒冷，嗜酒成风。这还不去说它，方才说过，他也是嗜酒的。然而，那里的嗜酒却在粗俗的民风之下，演变成了一种恶劣的酒场风气。酒场不是酒场，而是是非场。敬酒辞是一句“不喝就是看不起人”，便逼得人无处可逃。不知是酒的质量比较粗劣，还是人的体质有问题，那里的人虽然嗜酒，却并没有多大的酒量，几杯一下肚，便醉态百出。大约是有真醉的，也有借了酒盖脸撒蛮的，旧恨新仇全在这一时抖落出来。也不管场合对不对，人家了解不了解你那些来龙去脉，只是纠缠个不休。到后来就真动了气，都有大打出手的。像他这样外地来出差的，冷不防被推进这些陌生的人和事，颇感尴尬。虽然事后那一个个都像没事人一样，要是装的就太有城府，要不是装，那也醉得太不成话，醉的形态也太过戏剧性。总之，是江浙人说的“恶形恶状”。因此，他尝过一次味道后便坚辞不喝，无论怎样“不喝就是看不起”，他也不喝。其他人还都找些不喝的理由，什么酒精过敏，什么服药忌酒，以招架对方的逼迫。而他不说任何理由，只是一个不喝，人家终也没有办法。背地里，他对一同出差的同事说，酒不是这么个喝法。意思是那不是喝酒的正道。那么，偶尔地，一同出差的同事自己一处吃饭，要些酒来，他也不喝，说舌头不干净，不能喝。那个城市的酒风恶浊，饮食也相当恶浊。冷菜热菜，炒菜汤菜，都没有正色正形，总是混沌沌的一团。本色是看不见的，说是酱色也不是。味道呢，更是莫辨一是。只有两样东西搞得清楚，因是不惜大量投放的，一是味精，二是芡粉。并且所有的饭店，食堂，都是风格一致。他说的舌头不干净，不是指中医里舌苔不好的意思，而是味觉意义上的。好像是，这些晦暗不明的食物玷污了他的味觉。

就这样，这次出差过程，除了第一天，不明就里就上了一回当，之后他再没有沾酒。后来，终于离开了那城市，到了下午，长途汽车驶入一个加油站加油。转弯的时候，他望着窗外的眼睛忽然一亮。车一停稳，他立即下车，往加油站外走去。拐弯处的公路边上，搭了一个凉棚，棚下是个粥铺。他坐到铺前的小板凳上，身后是尘土飞扬的北方公路。也不用任何菜过粥，就这么大口大口地咽下两大碗米粥。当他站起身，回到汽车上的时候，脸上就有了一种清爽的表情，好像把这多天来的恶浊洗净了。回来以后，他又喝酒了。

他还不喜欢行令的喝法。如今，流行于酒桌的也不是什么雅令，都是些引车卖浆之流的俗令。什么猜拳，什么老虎杠子鸡，都是免不了要大喊大叫，气急败坏的令法。他认为不是喝酒的正道。在他，酒，就是酒。立题是酒，立意也是酒，要加入别的，就偏题了。他觉得行令多少是有些喧宾夺主。所以，他就是不行令的。别人行令，他也不反对，只是不参加。等人们行得差不多了——这些简单的酒令大都是单调的，往返那么几次就没了耐心，到了这时，他再登场。也有遇到那种一根筋的，行令要行到底的，他也决不干涉，并不扫人的兴，而是陪在一边，独斟独饮到底。所以他就算不喜欢行令，但也不以为这是酒场上的不正当，只不过有些小儿科。他坚持原则，可却并不偏狭，甚至很能迁就。在喝酒的品性上，他是个合群的人。他喜欢同人们一起喝酒，有些喝酒的新玩意儿，他也能欣然接受。比如眼下兴出的一种“潜水艇”游戏，将一盅白酒连杯带酒投到啤酒杯里，一气喝下，特别容易醉，可说是拼酒的攻坚战，白热化的。酒桌上的拼酒，是有着一种激发的作用。酒精在这激发下，会加速循环，有力地打入体内各条血管，血液便欢快地勃动起来，将人推升上去。只有酒，才能如此深入人的感官，从感官直达精神领域。真是身心两全啊！

他对酒的爱好也不偏狭，什么酒他都能接受，喝出它的好处。他不挑眼，也不盲目崇拜，保持实事求是。连那种最低廉的二锅头，他也能品出意思。他说二锅头是酒的正味。而像茅台，五粮液这样的名酒呢，他也觉得好，可也不是好到怎么样，太清爽，他说。这个太清爽是什么意思？好像是“水至清则无鱼”的意思，又好像不是。像威士忌、白兰地的洋酒，他也能接受，但是“不下菜”，是空口喝的，不是正餐，类似点心的那种。啤酒呢？就有些像酒场上酒令那样的东西，稍稍有些跑题了，不过，他也喝，是陪喝。由于阅历的限制，他对酒的见识不那么广博，喝的就是通常的几种。也够了，他喜欢，也正是那通常的几种。他这样进行比喻，山珍海味固然宝贵，可吃不厌的还就是一日三餐。而普通的大曲，比如双沟啦，洋河啦，就是一日三餐。剑南春呢？是一日三餐的红烧肉，大荤。四川的郎酒？南北货吧。他说着，自己也笑了。说到酒，他的话就略多了一些，于是趁着他想说话，人们就提出那个问题：黄酒是什么呢？料酒。他回答，然后哈哈一笑，起身走开，结束了聊天。

关于酒的问答，总是这样结束的。已经记不清同样的问答进行过多少遍了，但很奇怪的，人们一点不腻味。他对酒的看法，谈不上精辟，可是很有趣，是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的见解。不过，他对黄酒的看法有些刻薄了，有失公允。看来他对黄酒真的有成见。像他这样对酒广采博纳的人，却绝对不沾黄酒。人们提出的那个问题，其实是有着针对性的。在他们的江南地方，人的习性与黄酒普遍相合。酒这样的东西，其实也是水土，有合与不合。黄酒它的水土习性似比白酒更加尖锐和突出，倒不是他所说的四川郎酒那种南北货的性质，而是类别概念更大，带有系统的含义，而不止是色彩方面的。它和地理，历史，生活习俗，甚至宗教信仰都有关系。北方人喝黄酒特别容易醉，醉得伤身，而在江南，黄酒却是妇孺皆宜，滋养性质的。女人做产，老年风湿，小儿受寒，都喝它。它的酒性是完全另一路的，在舌头上有一股滚滚而来的气势，不是那种一根针，一条线的。如按着他的划分，黄酒也该划入一日三餐，是三餐里粮食的那种。可是，他却不喝。这使他稍稍显得有点怪癖，与他的大家风范不符。是一个小小的缺憾。但终究无伤大雅，他还是最出色的。但是，有一次，他遇到了一个无聊之辈，竟然将黄酒当撒手锏。

如他这样的出类拔萃者，难免是会招来忌恨的。幸而他酒品极佳，从不干狗皮倒灶的事，颇得人心。但人和人到底不一样，总有一个两个不服气的，就要伺机进逼，灭他的威风。也是一种对权威的反抗心理，你越行，就越要你不行。这一天，是年底，科室小金库里节余了一些钱，想花在大家身上，又不敢发现金，就决定在一起聚一聚。下了班后，大家来到一家新开张的酒楼。门口张灯结彩的，挂着大红宫灯，将门前空地映得红彤彤的。老天适时地又下起了小雪，雪虽不大，却很干，颗颗粒粒的，在地上积了薄薄的一层。这在南方是少见的，有一种旧式年画的意境，使人感觉到旧去新来的吉瑞气象。他们一伙人，正够一桌酒的人数，嘻嘻哈哈地踏上店前铺了红地毯的台阶，进了酒楼，由小姐引领着上了二楼的包间。新装修的房间，护墙板，地板，门窗，漆得亮亮的，还没叫油烟气熏染。桌布也是新的。圆桌中央是一个巨大的暖锅，竟然烧着木炭。为了驱散炭烟，房间里装了两个排风扇，悄无声息地运作着。大家都说地方选得好，夸奖那个提建议的人，说要好好地敬他几杯。他谦虚地说，还是让他来敬他们吧！酒席就是在这和谐气氛中拉开了帷幕。

科长很慷慨地让大家点好酒，辣手点，他这么说。于是，大家便很放肆地要点茅台，五粮液，还有XO，拿破仑什么的。这么起了一阵哄，他发言了，说还是剑南春吧，今天我们要细水长流地喝。因为受到感染，他比平时要多话一些。他的意见一经提出，立刻便被采纳。这一个细节，也是引起后来事故的因素。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可是忽然间，有人提出再要一瓶“古越龙山”酒。这也没什么，科长方才说了，尽管要自己喜欢的，要什么，上什么。所以人们并没怎么在意，也没有人想起他不喝黄酒这一节。然后，酒就上来了。在一簇剑南春之中，那一瓶古越龙山就显了出来，这人又很张扬地要小姐替他买一袋话梅。话梅来了，又差小姐去找冰糖。这是从台湾传来的喝黄酒的方式，在这里引为时兴。这人是新分来的大学生，本地人，在北京念了几年大学，分回了原籍，二十二三岁的年纪，还没结婚。这样的孩子，往往是狂妄而浮躁的，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他们从来轻视别人的感受，而自己的呢，却比一切都重要。就是这么不公平。要等到碰了几回钉子，亲历几回世间冷暖，才可知道轻重。当着些年长的同事，他这样张着声势要这要那，已经不太妥当了。而他的夸张又似乎有些存心，存心要人们注意到这瓶黄酒。

就这样，这瓶黄酒茕茕独立于酒桌之上，终究有些触目。有人说了一句：有不喝黄酒的。那学生没作回答，也可能没听见。其他人也没说什么，暂时就这么过去了。人们开始互相斟酒，剑南春的香气冉冉升起，带着些锐度，却又不失含蓄。不是如通常所说那种沁入，而是穿透性的，有点单刀直入的意思，但不是侵袭的状态。由于暖锅，还由于人们的呼吸，室内空气渐渐湿润，窗户上布满了哈气。于是，酒香变得温和润泽，莹莹的。古越龙山呢，也斟到了学生的杯里，泡着冰糖和话梅。大家情绪都很好，他和学生开了句玩笑，说他是中国鸡尾酒。这句相当善意的玩笑，也成了后来事故的因素之一。这学生也不知从中听出了什么歧义，感到受了讥诮，伤了尊严。像他这样一个盲目自大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并且缺乏幽默感。但这也过去了。因是科室岁末聚餐，免不了要有些程式。科长讲了话，总结了即将过去的这一年度的成绩和不足，对下一年进行了展望，再向在座的各位表示了美好的祝愿，然后全体干杯。接着，又有副职发言，话就说得俏皮了一些，开着玩笑，大家再干杯。第三位发言的是个惯爱说话的人，说得又多又啰嗦，结果是被大家喝住的，干了第三杯。而饶舌的这位，因为辛苦了大家的耳朵，干了双杯。场上的气氛渐渐起来，几个性急的，已经开始拼酒了。

剑南春确实是个好东西，它有性子，但不急，不冲，一点不疯，不颠倒。脉搏均匀地跳跃着，加快了节奏。但因为轻快，并不加重心脏的负担。得，得，得的，打着点。场面看上去有些乱，其实有着章法，进退有序，一点伤不了和气。一杯杯的，也是打着点。酒香浓郁，菜香也浓郁。前者是飘扬的，后者则是沉底的。小姐上菜进来，报告说雪下大了，街面和房屋都白了。因此，这一暖锅的炭火就更加喜气洋洋。他细酌慢饮，和几个老人员聊些旧事，从沸腾的暖锅里搛鱼圆蛋饺，还有黄芽菜吃。他脸色润泽起来，流露出舒泰的表情。和以往一样，人们这时候都注意不到他。也不是不注意，而是明摆着不该他上场。这就像京剧里的大轴，最后一个才是。只有那个新来的学生，老要挑他，把那一杯泡了话梅的古越龙山向他一举一举的。他倒并不见怪，每一回都端杯子，还很宽厚地说一句：你就喝黄的，我喝白的。表示象征性地接受，所以并不干杯，只喝一小口，按着自己的节奏饮着。他不卑不亢的态度，不知是纵容了学生，还是激怒了学生，他敬酒敬得越过频繁，这简直带有些骚扰的意思。他不得不停箸应付。他脸上没露什么，别人倒嫌烦了，就有人夺了学生的黄酒杯，换上白酒，要同他干几杯，意欲阻止他继续打扰老前辈喝酒。学生的行为不只是扰乱了他，还扰乱了整个酒场的秩序。人们一拥而上，开始围攻学生，带着点教训的意思。这情形是学生始料未及，可却又一次地刺激了他。他看见了自己的弱势。

应该说，这小子是有些量的，又年轻力壮，不怕死，很拼得起。他换了白酒，一杯杯地车轮大战。有年长的，仁厚的同事，便提醒了一句：小心喝混了。要知道，黄酒和白酒混喝，是有危险的。这两样酒性太不合，特别容易起冲突。可这样的提醒只会激将他，他一点不退让的，以一当十。这一阵子，这小子是有些把他的那段忘了，情绪好了起来，激昂地叫着阵。别人也忘了是为什么和这小子叫起阵来的，被他的酒量和气势激动起来了。刹那间，他变成了，或者说还原成了一个此地土生土长的，村气十足的孩子，野野的，虎腾腾的，怪叫着。大家差不多就要喜欢上他了，将他接纳到酒圈子来。他长的是典型的本地人的小身量，浑身的筋骨则像装了弹簧，一蹦老高。还是个蒸笼头，头顶冒着汗气，再加暖锅的蒸汽，近视眼镜上就结了白雾。他一下子甩了眼镜，这一举是相当豪迈的，奋不顾身的样子。他再脱了件毛衣，只穿了贴身的棉毛衫。这件棉毛衫显然是穿反了，领上露着一个商标。这使他更像一个孩子，在巷子里野得不回家的孩子。

就在这时候，他站了起来。很难说不是受了这孩子的感染，他的独斟独饮比往常似乎结束得早了一些，参加进来得也早了一些。并且，一参加进来就站了起来，这也有些违反常规。他通常是先坐着，然后，渐渐地，情不能禁，最后站了起来。其实，事情从一开头起，就有些偏离常规，有一点新的因素在起着作用。他站起来，脸上提早地显出兴奋的神情，他表现得略有些性急。

酒场的章法略有些乱了，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慌忙。好像没有做足铺垫，就要进入高潮。人们陡地转向他来，丢下了那孩子，另起一个开头。情绪中断了。人们忙不迭地接受他的敬酒，都还返不过神来。好在他久经沙场，能够控制局面。仅仅在开头时乱了一会，很快就稳住了阵脚。这提前进行的篇章渐渐流畅了，蓄敛起情绪来。有一些不和谐也慢慢调整了，方才的那一点焦虑与急躁几乎消失殆尽。还是因为剑南春的好，就像他说的，细水长流的酒性，能抵挡得住突发的变故，沉静。

现在，他成了中心，人们撂下了那孩子。孩子头上的汗气渐渐止了，却还只穿了件反了的棉毛衫，手上端着杯没来得及喝下的酒。一时都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突然就晾了下来。等他那边敬了一圈，最后敬到这里时，方才悟过来，原来是被他抢了风头。但事发突然，又毕竟是个孩子，没经过多少场面的，不知该如何应对，直接的反应，便是接受了敬酒，乖乖地将杯中酒干了。他赞赏和鼓励地笑了笑。这一笑又刺激了他，可他并没发火，反倒平静下来。他放下酒杯，转身将脱下的毛衣重新穿上，又慢慢地将近视眼镜镜片上的水汽擦干，戴上了。这时候，他又变回了一个学生，在北京受过的四年教育又回来了。他将原先黄酒杯里的话梅和残酒倒在碟子里，加了一颗新话梅，斟上小姐重新温来的古越龙山，缓缓地品着。此时，酒桌上的形势又发展到新的篇章，人们在对他进行围剿。这也是省略了一些细节，提前进入的。这一切都有些类似一支失常的乐队，在开始的乐句中赶了半拍，结果越来越赶，拖也拖不住了。

人们集中火力向他发起进攻，他从容应战，容光焕发，都有些不像自己了。头发由于受了潮，平伏着，脸上的红晕又使脸形显得宽和平了，就有了种平庸气似的。还有他的笑容，也显得有些廉价。只是手势是一贯如一的，稳稳地握住酒瓶，一条线下去，一条线收住，滴酒不洒。但这熟练与精确之中，却透露出一丝得意，于是就变得轻佻了。总之，他今天不够含蓄，整个酒场都不够含蓄。因此，就稍稍有那么一点降格。

那孩子沉吟了一下，就是方才说的，北京四年的高等教育又回来了，他变得冷静，沉着，处心积虑。他停了停，然后端起酒杯，参加了进攻的集团军。他看了一眼孩子手里的黄酒杯，依然慷慨地说：你就喝黄的，我喝白的。孩子却笑了笑，放下黄酒杯，端起那个空白酒杯，说：我也喝白的。端到他面前，让他斟酒。等他一条线下来，刚及未及沿下一分的光景，却将酒杯收了回来。于是，一条线就没收住，有几滴洒在了杯外。虽然这算不上什么失手，可在他，却是前所未有的。他脸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了。孩子则浑然不觉，豪迈地干了杯，很夸张地将酒杯底翻给他看。他也干了杯，这就过去了。

接下去他稍稍有些沉默。倒不是说话少了，他本来就是少话的，而是指他的情绪。他略略地减了些兴致，但还不致有所表现。然而，酒场上的节奏却微妙地起了变化，进攻的力度有些松弛。几乎是无人觉察的，可是瞒不过他。他放下酒杯，要求缓期执行，引大家注意新上的鲍鱼，削成薄片排在生菜上，端了上桌。于是，大家暂时熄火，开始对付鲍鱼。这种间歇就很好，它将一些尖锐的东西错开了，因此缓和了，削弱了，使局势又能健康地发展。当然，这是指自然的状态。就是说，倘若这一切是在无意中发生，还可以调整，事态本身都包含着平衡原则。怕就怕有人蓄意，这使得事情离开了自然的轨道。

鲍鱼在筷子头上略一收缩，便迅速挑出汤面，十分鲜嫩。而涮过鲍鱼的汤就像提了神一样，突然地味美起来。人们吆喝着小姐来添汤，唯恐干了锅底。另有一种热烈起来，带有洗涮过去的意思，一切都露出重新开头的迹象。到底姜是老的辣，知道如何变不利为有利。现在，他也振作起来，有些跃然，意欲开始又一轮的进攻和反进攻。人们呢，经了这一轮吃菜喝汤，舌头和口腔又恢复了敏感，剑南春的香味再度呼唤了它们，就好像刚开局的一样。有一股新鲜的兴致起来了。有人起来向他敬酒，却被那学生抢了先，说：我要敬你三杯。并且要替他斟酒。他犹豫了一下，让他斟了。这小子还真行，眼睛管用，手也管用，也是一条线下去，再一条线收住，滴酒不洒。旁人就起哄，说他带出一个徒弟。他笑说不敢当。这话本来没什么，这时候却带了一点醋意。前一局的形势还在起着作用。那孩子不吭声，一连斟了三杯，自己也干了三杯。他刚要放杯，孩子却要再干三杯，这就有些纠缠，但他还是端了杯。这简直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孩子有些坏规矩的，但这都是酒场的前辈，大人不记小人过，还是应付着。他端起了酒杯，那孩子斟过来的却是黄酒，说：我陪你三杯白的，你再陪我三杯黄的。他一惊，杯子一躲，酒洒了手。他脸色陡变，一松手，酒杯落了下来，他说你干什么，脏了我的手。他厌恶地甩着手，在餐巾上擦着，然后坐了下来。

这场酒，便到此结束了。人们都想着回家，科长叫来了小姐买单。即便他一败如此，可依然掌握全局，那就是，人们不约而同地，再不想喝了。人们走出酒楼，雪已经下白了街道和房屋，门口灯笼也罩了白雪，在雪下面融融地点着。可却人意阑珊。人们默默地踏着雪，各自回了家。

好了，酒场的事就是这样，它有时会伤及人的尊严。这一场事后，人们不再和他谈酒经了，因为，人们发现，黄酒对他，显得过于严重了，这多少有些没意思。好像这不止是个喝不喝的事，而是，而是怎么说呢？带有禁忌的性质。应该说，他所介入的酒圈子，是个有品格的酒圈子，他们彼此都很尊重，允许各自保留自己的忌讳，从不越轨触犯。那小子是个酒场上的流寇，流亡无产者，他怀着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的无赖心理，等待他的，或者是被封杀，或者就是混迹于一些不入流的酒场，自甘堕落。然而，有没有必要像他那样认真呢？

人们再同他喝酒，就有些小心翼翼的，好像有心要避免些什么，躲着些障碍物，绕道而行。事情变得不那么自然了。他有足够的经验和敏感的天性，觉察到这种因他而起的紧张，以及对他的照顾。他也变得不那么自然了。虽然没出过什么毛病，可终究有些磕磕愣愣的，彼此都感到压力。这样，他便识趣地退了出来。开始时，人们还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他则坚辞不受。久而久之，人们就不再勉强了。至此，他可说从酒圈子里彻底隐退，人们不再看见他的沉着，潇洒，收放自如的身影。因没了他最后那一撂酒杯，有力的收场，酒场就变得拖沓，冗长，画蛇添足，不那么完美。纪律也有些松弛。然而，不知不觉中，酒桌渐渐地换了代，更年轻的一代酒徒登场了，就像那孩子一样的作风。他们比较开放和自由，没有一定之规。并且，如今又大兴洋酒，洋酒是民主的欧风，以个体为主，抱不成团的。无形中，酒圈子也瓦解了，那种热闹的，激烈的拼酒场面，便跟着偃了声息。

他也老了，彻底退休，不再上班。他每顿都要喝二两，有了客，也必留人喝二两，但都处在浅尝辄止的状态，那种拼酒的大将之风，也偃了声息。他变成了一个酒场的隐士，又像是赋闲。而他那一条线下去，再一条线收住的斟酒手势，却在各个酒场上蔓延开了，是由那孩子传播的。这种精确的滴酒不洒的斟酒法，成为一种衡量标准，衡量入酒道的深浅。但他那轻轻一撂却是想学也学不会的，这不在于一个手势，而是一种能力。喝到酣畅处，谁也收不住，再上了惯性，便身不由己了。酒是什么？酒就是叫人卸了武装，轻装上阵。什么约束都没了，只剩你自己，放和收都只凭你自己。可说放容易，说收就难了。放只要由着自己，收呢，却是要反着，逆着来的。不要小看这一收，喝酒的功夫其实就在这一收上，有些炉火纯青的意思。在他之后还没有出现过更漂亮的收势呢。不过，人们也渐渐地将他忘了，因为他谢了场，也因为喝酒改了风气，散多聚少了。

又过了两年，他虚岁七十。生日那天，在家中开了一桌宴席，请几个老酒友，他很节制地备了两瓶茅台。现在，他倒常喝茅台。像茅台这样的阳春白雪，是要经过长时间的冶炼和熏陶，才可真正领略到精微之处。否则，便是暴殄天物。他自觉得已经到了喝茅台的时候。他今天备的就是茅台，不多，只两瓶，多了，也是暴殄天物。菜也是极精致。可说是顿精品宴。就像他对茅台的评价，吃得很干净。到底是上了岁数，这干净正好对胃口。略留下些不足，以待后日。是七分的尺寸。到晚上九点半，便散席了，也是七分的尺寸。人们告辞着起身，说着留步留步，他还是送到了巷子口。

他家住一条旧巷子里，小小的独院，只两间瓦顶砖墙的平房，厨房是另盖的一间披屋，院里种了些常见的花草。这样的旧屋旧巷，这城市里已不多了，所余下的这些，也已经千疮百孔，破烂不堪，只等着拆迁。但是，在这早春的温暖的夜晚，它们却变得好看起来。墙上的裂缝，破砖烂瓦，在月光下有着水墨画的效果。巷子的地砖，本来坑坑洼洼的，这时却呈现出一幅冰裂纹的图案。有几家院墙上爬着些藤蔓植物，这时抽出点芽，看上去就茸茸的，包着些枝枝节节。空气是暖和而清新的，他嗅了嗅，竟嗅出了一股酒的曲香。他背着手，慢慢地走回去，方才喝的那点酒，正好叫他心情轻松，开阔，微感兴奋。他走回自家的独院，这其实是从别家的院子边上，拉出一个角来，圈起来的。所以门就有些偏，院子也有些歪。不过不要紧，在这江南城市里，方位感相当模糊，没有正南正北的概念。有些随心所欲的。他走到自家院门前，听见隔壁院子里的动动静静，停了一停，脸上露出了微笑，想这就是过日子。然后去推自己的院门，那扇旧门发出吱嘎的声响。本是刺耳的，但在夜露的浸润里，也变得悦耳了。这个夜晚有着一股甜美的气质，唤起着人们对生活的向往。他回到院子里，看看那几株寻常的花草，其中有一棵迎春花，疏朗的枝条上已生出小小的花蕾，他用脚往花根下踢了些土块。又看看院里的水缸，缸里养了两尾鱼，一动不动地停着，过些时，只听“扑哧”一声，掉了头。他正看鱼，忽听院门响了两声。他以为误听了隔壁的声响，没动。不料，又是两声。这么晚了，会有谁来？他想着，一边挪动脚步去开门。门口站着个人，因背着月光，看不清，只有一个轮廓，小小的，手里还提着东西。他正猜，来人的脸动了动，受了些光，有什么在脸上闪了一下，是眼镜。他认出这孩子来了。两人都停了一下，然后一起说起话来。他们拔高了声音，又提高了语速，有些嘈杂地寒暄着，因为生怕冷场，就格外地多话。他不是将客人迎进屋，而是拽进了屋，这才发现他手里提着的，是一束四瓶剑南春。

他一时语塞，竟鼻酸了一下，一些往事回到眼前，不知是喜是悲。那孩子也停了说话。两人都安静下来，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那不堪回首的既已经揭开了，就由它去吧，不必再掩饰什么了。他问道：吃饭了吗？那孩子说：吃过了。喝过吗？他又问。没喝，孩子老实回答。他不再说什么，扭头叫一声，老太婆，上菜！

现在，这一老一小面对面坐了下来。方才吃剩的菜，冷的，拼了盘，热的，再回锅。酒是新的，就是刚提来的剑南春。那孩子也长大了，做了丈夫和父亲。人胖了些，脸上有了操劳的痕迹。他们静静地喝着，也不说敬不敬的酒辞令，只相对略一举杯，再干下。斟酒的活就交给了那孩子，那孩子已经练得不差分毫。而他，倒是有些手抖。他搛了一筷菜，停在半当中，让孩子看他的手抖，告诉说：喝酒喝的。半天，就只说了这一句。再接着静静地喝。只两人喝，没那股一哄而上的热闹劲，而是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细流入海的意思。两人都有些酒意了，小的毕竟道浅，开始多话，也论起了酒经。那是有些五四式的，将酒和人生联系起来。还是有些夸张，但也有限了，到底是受过生活教诲的，晓得书上的东西的虚实。他只是微笑，这些浮夸的东西让他看到了青春，心里也是高兴的。到他这个岁数，拿起的都拿起，放下的也就放下了。应当说，他还是有一点吃惊。他吃惊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见识过那么多的酒。这么多的酒，排起来，比这孩子活过的日子还长呢！他们才有多少日子？当然认识是不够的，这么多的见识反而使他的认识有些乱，杂，莫衷一是，前后矛盾。“人生”这个借喻，又难免过于抽象，于是，便在底下偷换概念。但他还是很欣慰地看到，这孩子论酒经虽然有些嫩，可到底不跑题，不豁边。谈酒就是谈酒。他又联想到多年前冲犯他的那个夜晚，也是以酒对酒，不是借题发挥。就像更多年前他去过的那个北方城市，真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杂念。所以，这孩子的路子还是正的。他赞许地下了结论。

等到老太婆将剩菜收拾收拾，拼成一个暖锅端上来的时候，那晚上的情景就又一次出现眼前。暖锅的热气蒙了人的脸，彼此都隔了一层膜，有些模糊不清。他生出了倾诉的愿望。他说：小什么——他从来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自打那回酒场过后，就更不需要知道了，他就只能这么叫他：小什么，小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喝黄酒吗？他说。即便喝到此情此景，这问题依然令小什么有些酒醒。这个碰不得的东西，没想他这样轻易地出口。因为那是料酒，小什么很乖觉地回答。他摇了摇筷子：那是玩话。那就不知道了，小什么老实地说。他只是笑。机灵的小什么看出他有倾诉的愿望，还有，这问题一经提出就有些叫人放不下，于是便大了胆追问一句：那是为什么呢？他卖关子似的一径笑着，就是不说。小什么却欲罢不能了，非问他，还很耍赖地夺他的酒杯，不说不给喝。他本来不喝也行，这时却非喝不可，就要捍卫他的酒杯。一老一小争着那一满杯，拉过来，扯过去，杯中酒一滴不洒。两人都有些忘了年纪，嬉皮笑脸的。最后，他只得让步：好，好，好，我说。小什么就把酒杯松了。他握着酒杯，并不喝，却说：不告诉你。有些赖皮的。这真有点“老小”“老小”了。老了，就像孩子了。小什么自然不愿意了，嗷嗷叫着。他赶紧说：告诉你告诉你。为什么？小什么逼紧了问。那是料酒。他狡黠地说。两人这么缠来缠去，至少有一个小时过去。问题还没有答案，还是在老地方兜圈子。他老太婆已经管自己睡了，邻家的院子也都灭了灯。四下里静静的，却有一股花香沁了进来。说香也不是香，只是一股气味，清爽的，新鲜的，有点水气，又有点土气。其实，也不是什么花，只是夜的气息，那些白昼里被人的潮热声气压着的，万物的气息。瓦，砖，墙角的土，土里栽的树。树的干，根，枝，叶。花的茎，瓣，蕊。草的齿和须。还有水缸里的水，缸壁上的青苔，水里积起些的微生物。白天还都是干枯的，现在经露水浸润，气息就漫开了。

两人静了一时，酒潺潺地在他们体内循环。他又说：其实黄酒是土味，不是酿的，倒是夯出来的。经他这么一说，小什么也有同感了，想那黄酒的颜色是有些浑淘淘的。他纠正道：那不是浑，而是稠，土味是厚味。他接着说，南方的土不比北方的土，北方的土里有一半是沙，这里的土是纯土，水淘得干干净净。土是物之正本。所以，黄酒的味道你别看它出了格，其实是味之本，白酒是经演化和提炼，是味之精髓。他下了结论。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酒催促着人的思维。小什么感觉到有一种重要的，认真的东西在接近过来，不觉有些敛声屏息，等待他再往下说。可他却不说了。他的脸色看上去很郑重，而且，很奇怪的，有一种忧伤。小什么不敢触动他。就在这静默的等待的时刻，他们之间忽然升起了一股相知相识的空气。知的什么？识的又是什么？都是不明了的，可就是相知和相识。

他果然又开口了。这回他说的是他的一个酒友，这个酒友后来喝死了。小什么轻轻地叹了一声。他却说，喝死了倒也算了，人总有一死。这也是的，小什么赞同。他活着还不如死了好，他说。他的话虽然还是短句，但是呈现出连贯和流畅的趋势。小什么不敢打断他，耐心地等待。你知道，他喝到后来，连料酒都喝！他向着小什么笑着说，眼睛里闪了一下，不知是泪光还是酒光。他们家的酒都叫他老婆锁起来了，瘾一上来，真是生不如死。所以，小什么，你记住，你喝死可以，喝上瘾不可以。小什么点点头，继续等待着，等待着他说下去。有时候，我们一同去谁家玩，走近门口，他突然加快了脚步，直奔进人家灶间，喝人家的料酒，他总是出洋相。这一回，他真的掉下泪来。看来，“料酒”这回事，直指他的痛处。你不知道，他喝起酒来，他女儿扇他嘴巴，他都放不下杯。小什么体会到了一种痛彻，不知是在何处，直指肺腑。后来，他就死了。他说。

小什么又开了一瓶剑南春。由于喝得沉着，依然可闻到酒香冉冉地在瓶口升起，然后，积累起来，充满了整间小屋。这种老房子，别看它到处是破绽，可它特别能含得住气味。因是土木的质地，有着融合的性能。他又向着小什么笑了，有些难为情地承认：我也喝过料酒，不过不是别人家的，是我老太婆的。他摇了摇头：喝酒喝到了料酒，就下作了。然后，我就想戒了。戒酒吗？小什么疑惑地问。是戒瘾。怎么戒？就是喝呀！喝到头，喝到底，喝到死，死就死了，死不了就死不了了。他说他选择来喝死的酒是黄酒。为什么是黄酒？道理很简单，料酒就是黄酒的下脚，一条路上的，他就上这条船吧。这一天，他背了老太婆，还有孩子，自己在屋里，还做了几个菜，就开喝了。他又回到了那天的情景，脸上有一种憧憬的神色。

说实在，黄酒是真好，温柔。他用了个新派的词汇：温柔。它是一层一层垫底，垫得很细密，针针线线的。他形容酒的词汇真够小什么的学一辈子。还好配菜，他继续说，用它的下脚作料酒，真是几千年的文明。他突然说了句浮夸的词，有点不像他，却又就是他的幽默。开始的时候，我差点儿都忘了到底要干什么了。他笑了起来。有些孩子气的。喝着喝着，他想起来了，因为，因为他老也没有醉的意思。这么多酒下去了，却没有醉的意思。就像先前说过的，江南一带人，特别受用黄酒，与这水土之酒性合得很，真是醉不了的。黄酒的劲是后劲，江南一带人，就是后劲足，都是后发制人。这才叫两强相逢呢！他一点不醉，只觉得越来越舒泰。黄酒是糯性酒，人家说酒水，酒水，黄酒却是羹，对肠胃知冷知热的。他回顾道。可这时候，他有些急了，那时还年轻，不像现在沉得住气。他急了，就猛喝，大口大口的。菜也吃完了，只得空口喝。终于，渐渐地，酒不像酒了，而像，像“黄汤”，他用了一个常用词。就是“黄汤”。喝下去已经不管用了，他想他怎么喝不死呢？或者半死也行，就像街上酒馆门口常有的那些醉鬼一样，打着难闻的酒嗝。奇怪的是，那样香的酒一经过肠胃的转化，再回上来，就其臭不可闻了。还有呕吐出来的秽物，也是臭不可闻。他想他至少要喝到这种程度，叫自己厌恶，就能断瘾了。他是一个有洁癖的酒徒，不能容忍下作。

可是他没有感觉。但他却看到了一线希望，没感觉比有感觉好，这至少标志着一种程度，没感觉了。而这并不会使他罢手，反倒是因为要寻求感觉，他必得更大量地喝。需有多于原先数倍数十倍的酒，方能榨取一点酒意。所需的酒量还在不断地增加，酒意则正成反比，不断地微弱下去，直至完全榨干。他沉溺在一种艰难的搜索之中，搜索对酒的感觉。这搜索越来越变得盲目和茫然，于是他沉溺得也越是深。事情已经谈不上有什么享受了，他进入了惯性。他竟还有足够的清醒意识到：他进入了惯性。这可不好办了，他知道惯性的力量。其实有多少酒徒是因为享受不能罢手？都是惯性，欲罢不能。他到底身不由己了。他到底喝到这一步了。他被酒推着走了。他迫不及待地开着酒瓶，倒进杯子，灌进嘴里。其实，他说，我已经是有点酒精中毒了，你看。他又伸出手，让小什么看他的手抖。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了，他说。不知是说手抖，还是喝酒。那时候，他年轻，筋骨好，真难喝倒啊！他醉是醉了，就是倒不下来。他还很镇定，斟酒还能斟成一条线来，一条线去。他喝着喝着，竟又喝出了感觉，他的味觉又回来了。可是，他喝出的却是，料酒的味道。酒还是原来的酒，可味道却变成料酒的了。他很天真地检查了一遍酒瓶，都是一个牌子的，从一家店买来。他不甘心地喝了又喝，恼火地发现确是料酒的味道。他撒气地再喝，渐渐发现这股料酒的味道不是从酒里来的，而是从他的口腔中发出。酒从他胃肠道走了一遍，化成了泔脚的气味。他有些厌恶，但还能抵挡。这股味越来越浓，直至他呕吐。这是人间秽物之秽物。

他从小什么手里接过酒瓶，斟了一杯，干了。再斟一杯，干了。又斟了第三杯，干下。然后将酒杯轻轻一撂，两手相互抹了抹袖子，完了。

招工

刘海明和吕秀春是一对知识青年夫妻。刘海明是县城街上的知识青年，临下乡前，有亲戚给他提亲，说的是邻县街上的知识青年，和刘海明同是高中六六届生，人长得俊俏，性格又贤惠。两人见了面，彼此都很满意。两家的大人，尤其满意，并且觉得，两个孩子搭伙过日子，也更教人放心。既然是插队落户，成了亲才是真正的落户。县城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区别其实不大，每一户人家都有亲戚在乡里，乡里呢，也有一些亲戚在县城。他们认为，在哪里都有会过日子和不会过日子的人，会过日子的人在哪里都能过得好！所以，就并不顾虑在农村安家这件事，相反，还对在农村的生活有着种种认真的设想和准备。刘海明在下乡前就结了婚，对象名叫吕秀春。

每个知识青年都有一笔安家费，加上零点三立方的木料，他们俩合起来就挺可观，各人家中再帮助一点，于是，就盖起了两间小屋，还是半砖的。地点在村后，坝子底下。虽然有些孤，可不远处就是小学校，有上课下课的铃声，还有早晨升国旗的国歌，小学生的读书声，就不显得那么冷清了。

生产队呢，虽然是不怎么欢迎知识青年的，因为占了他们的粮草地亩，但见这对青年是认真来过日子的，也还是欢喜的。因为这里包含着一种对他们世世代代的乡里日子的尊重和肯定。他们很慷慨地批给这对新人宅基地、自留地，将安家费交付他们自己支配。而不是像对其他知识青年一样，将旧屋折成安家费和木料给他们，自留地则以提供瓜菜的方式抵掉了。其他那些青年，也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并不像刘海明那样，每一件事情都要和队里计算明白，对自己的利益特别保护。逢到这种时候，队里一方面觉得他不好对付，另一方面觉得，这是个真正扎下根来谋生计的人。他们一半佩服一半讽刺地说，要是在旧社会，刘海明准能成个地主。

刘海明如不是十分的清秀，就要显得厉害了。他皮肤很白皙，眉眼有些像姑娘，身条儿细长而匀称，衣着相当整洁，态度斯文。但他的样子，却更像一个标致的农民，而不太像城里的学生，这是因为他有一种退缩同时又警觉的表情，这表情来自狭隘的、关闭的心理状态。他心里很细，打算很多，又都是埋在肚里，平时和人说话打交道，也是颇随和大方的，但一有了事，他的心思就全显了出来。

他的对象吕秀春却是另一类型。她果然如那介绍人说的，俊俏又贤惠。她是那种天生的黑皮肤，要是在城里，就会被人称作“黑里俏”。她的眼睛本是大而圆的，很深的双眼皮，笑起来却变弯了。但一点不媚人，而是特别的心善的那种。她的脸形略有些见方，但轮廓是柔和的，看上去就很大气。气色又总是很好，黑亮亮的。头发黑漆漆地剪到耳下多一点的地方，挑个偏路，发多的一边夹一个花塑料卡子，是有些乡气，却是好看的乡气。她又说着那个邻县的口音，在自我为中心的本乡人心目里，外乡总是偏远的，所以更觉得她是乡气的。那种口音是将“哎”的音发成“哎”和“啊”之间的那个音，口型张得很大，舌根却向上顶着，“嗳”、“嗳”的。人们就叫它“癞子腔”，也叫“侉腔”，乡俗里是有些成见的。就有小孩子学她说话，她并不生气，只是有些腼腆，笑着，轻声骂一句。她就是这样一个温柔的媳妇，队里人称呼她，也像称呼庄上那些外嫁来的媳妇一样，姓前边冠以“小”字，叫她小吕。

这两个人，一个是精明，一个是老实，在乡里人的吃苦上又加上了街上人的高要求，所以日子过得就很有样子。方才说过，乡里的生活与街上的，差别本来不大，挑水，烧锅，这些为一般知识青年视做畏途的劳动，在他们则得心应手。还有喂猪喂鸡，也是有经验的。他们的猪圈还特别干净，灶台也特别干净。屋子铺了水泥，扫得像镜面一样。屋前一块地，虽是泥地，也扫得镜面似的。案板，矮凳，条案，都是新打的，没上漆，散发出木头的清香。有一些家什是从街上的家中带来的，不是乡里人家中可见得到的，但也不是奢侈，而是极其的实用。比如一口带纱门的小橱，放着碗勺、筷子、碱面、火柴和剩菜。还有铝锅，也是乡里没有的，带着街上生活的气息。总之，他们这个家，你要走进去，真是觉得称心称手。小吕呢，又特别地和人亲，见人来就让人坐，忙着烧茶。刘海明是爷们儿，自然矜持些，脸上带着笑容，也是欢迎来人的意思。能看出，他们俩都很为这个家感到满意，期待别人的夸奖和羡慕。

不久，他们就有了小孩，一个男孩。脸模子，眉眼，皮肤，都极像小吕，但很微妙的，脸面这一块，却像刘海明，面薄，而更奇妙的，这两项合起来，反倒谁也不像了。他既不是小吕那样的老实温柔，也不是刘海明的玲珑剔透，而是有些深不可测，很神秘，谁也看不出他将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孩子，小吕变得更温柔，而且甜蜜，看看婴儿在她怀里，脸颊一鼓一鼓地咂奶，她脸颊上的笑靥也一隐一显，渐渐地就入了神。现在，她甚至不下地了，婴儿成天在她怀里，队里也格外对她宽容。因是知识青年，也因为小吕的人性实在绵善，拉不下那个脸说她。婴儿就养得很娇，一刻离不开妈。在后来的煎熬的日子里，母子俩都因此受了大苦。

这是第一年和第二年，生活平静安乐地过去，甚至称得上幸福。无论是婚姻，还是插队的日子，都是新鲜的，开头不久的，还有些未能深谙的乐趣。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有点把他们家当作自己的家，没事时来坐坐，聊聊天。他们的插队生活，是飘零的孤苦的生活。他们的样子也很落拓，衣服是脏和破的，头发是多日不剪的，脸色是黯然、凄惶的，对待人和事是放浪和玩世的。他们没有责任心，没有拘束，说话口无遮拦，喝酒也无遮拦。他们看上去，就是这种没有着落的样子。然而，也是事无定局，他们将来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还是个未知数。刘海明的，却已经在了眼前。

事情的变化，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知识青年聚集在一起，大都是述说苦闷。这些苦闷无疑是出自对当下生活的不满，而刘海明他们，就是过着这样的生活。他们的苦闷有时候就像一面镜子，照出刘海明生活的无望。刘海明也知道，他们虽然到他的家里来坐，来玩，来吃，享受着一时的安乐，但要他们用苦闷来换这安乐，他们也是不干的。刘海明听着他们发牢骚，骂娘，不时也应和几句，心里其实是比他们更苦闷的。他们的处境是简单的，而自己则相当复杂，奋斗也更曲折了。

下乡之后第一次招工的消息传来，所有的插队两年以上的知识青年就都待不住了，他们往公社，县城，甚至地区跑着，探听着消息。或者是知青点和知青点之间互相跑着，交流着消息。有时只是盲目地奔走，重复着仅有的一点消息。这虽然只是一次招工，但它给知识青年们指示了一个前景，他们想，他们终还是有出路的。在人们这样四处跑着的时候，刘海明很镇定地出工，收工，照常生活。乡人们说，刘海明不用跑，跑了也白跑。人们都知道，招工条例有一则，结婚成家的知识青年不在招工范围内。刘海明听了这话，嘴上不说什么，心里是不能没有感触的。他虽然结婚生子，但他到底也是一个知识青年，有着城里生活的出身和阅历，为什么他就应该就此决定命运，做一个农民？

然而，他是一个心计比较深的人，结婚生子的经验也使他增添了世故。由于是有家庭的人，他就要比一般知识青年更深入农民的生活，因此也更了解农民的需要。事后很久，人们才会想到，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生产队、大队的干部形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协议。而这一切，也决不会如人们以为的那样，从头到尾都是在小吕不知情的情况下做成。其实，很难想象，夫妻之间能够完全背着对方做些什么，尤其是这样一对称得上恩爱的年轻的夫妻。所以，事实上，很可能，这计划是得到小吕的首肯，只是后来苦得熬不住了，小吕便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刘海明身上。这样想来，刘海明实在也是很苦的。

刘海明的心思，不久便初露端倪，那是在张主任奶奶的丧事上。

张主任是公社的主任，家在大刘庄上，他女人又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张主任是个很能干的主任，并且很记乡情，总是不忘为本庄谋些利益。当然，其中不乏逞能和显摆的心理。他是个气盛的人，特别爱听奉承话，爱别人拥戴他。但他决不是白受的，他一定记在心里，一旦有了机会，便加倍地报答。所以，他又是讲义气的。像他这样的人，朋友就很多，社会关系相当广泛。他奶奶办丧事，送花圈送丧幛的人络绎不绝，通往大刘庄的土路上，成天都是自行车的铃铛声，车轱辘碾过土坷垃，哐啷啷地响，花圈堆在他家那三间两进的院门前，白花花的一片。丧幛挂在丧棚里面，层层叠叠，三道幕、四道幕似的。张主任家所在的生产队，歇下工来帮着办事，还正是麦收的时节。大队的知识青年，有个打头的，叫钱涛，蚌埠人，高中生。年长些，又是那类领袖型的，虽然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是散在各生产队，但他有意无意地还是担任起召集人的角色。代表大家去和队里交涉一些什么，或者将知识青年聚集起来搞点什么活动。这时候，他就来串连知识青年了。

其时，知识青年都像飞倦的鸟儿，歇下枝来，他们无一不是碰了壁的。招工的消息听听有一大片，待去证实，却还是那么一点。他们在外边奔波，其实都是在忙事情末梢上的过节，什么单位在招工啊，有多少名额啊，公社招工由谁负责啊，县里又由谁负责啊，等等。而事情却是要从根子上起来的，这根子就是，首先要由生产队、大队推荐。没有这一条，什么都是无用。这时候，一个个都恹恹的，事情还没着手一点点，已经丧失了信心。一日近一日的招工，反变得渺茫起来。就在这时候，钱涛又把大家召拢了。分在六七个生产队里的知识青年，总共有十个，加上刘海明和小吕，就有十二个。钱涛并没有将刘海明和小吕排除在知识青年之外，而把他们一同招呼了。这就是钱涛有威信的道理，他周到，既通政策，也通人情。

钱涛召集大家商量什么呢？商量的是大家一同向张主任家的丧事表示点意思。他建议十一个人合送一个花圈，为什么是十一个人，那是因为刘海明和小吕算一人份，他俩是一家嘛！大家都很赞成，同时也很感激钱涛，倘若不是他及时地提议，他们将多么失礼，这会给张主任留下一个什么印象？而现在，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竟都振作了一下，忽然意识到，应当行动起来了。这件事情虽然谈不上对招工有什么直接的益处，因是大家共同参加，而他们在招工中是处在竞争的关系。但是这个切实的行动却把他们从消沉中拯救出来，并且感受到同舟共济的情感。他们又忙碌起来，派几个人去县城购买花圈，再算账，派份子，写挽联，拟悼词，最后一同抬了花圈，献到张主任奶奶的灵堂前。

他们这一群人有些浩浩荡荡的，神色十分庄严，进到了灵堂。灵堂里点了两盏油灯，被这许多人呼啦啦一挡，顿时暗了一暗，火头也摇曳起来。他们在钱涛带领下，给老太太鞠了三鞠躬，弯下腰来，黑压压的一片。鞠完躬，就念悼词。张主任正在灵堂后边的屋里陪人喝酒，这时走出来，亲自点了一盏玻璃罩灯，从头至尾参加了这场小型的追悼仪式。知识青年的悼念使张主任很受感动。第二天，他的大女儿，一名回乡知识青年，便到钱涛的住处，代表张主任，邀请全体知识青年前去赴丧宴。张主任就是这样一个豪爽的人。

张主任的大女儿受命前去邀请，按礼节客套了一番，却是以她自己对事物的态度。她受过中等教育，人相当聪明，也很清高，对知识青年们的造访，她心下并不以为然，还觉得很有些造作，那悼词也写得不伦不类，当时就觉得好笑，现在说的是感谢话，却是反讽的口气。你们何必呢？我老太太又不认得你们，一辈子锅台下转，她的死怎么能重如泰山？诸如此类的话，还又特别提到刘海明，说本来意思一下就行了，他却送双份，前天送了一段幛子，昨天又凑你们的份子送花圈。

钱涛听了这话，并不说什么。然后就到了这天，到张主任家赴宴。张主任在里屋陪公社的几个书记坐席，没出面，只是叮嘱大女儿向大家劝酒上菜。酒席笼罩在融洽甚至有些缠绵的气氛之中。大队里的知识青年因为分散各队，平时关系都比较疏离，此时，这一件集体活动将他们连接起来，又都是受了挫折的当口。于是，心里就生出些夸张了的友情。他们挤挤挨挨地围了一张案板坐着，互相谦让，照应着吃菜吃酒。几杯酒下了肚，心情更加软和，他们彼此间几乎是温柔的了。就在这温情脉脉的时分，钱涛从口袋里摸出一小卷毛票，放到刘海明面前的桌上，说：“你已经送了幛子，花圈就不要凑份子了。”刘海明的脸“刷”地红了，人们都停了筷子，看着他，眼睛里的光陡地冷静下来。温情脉脉的面纱落了下来，他们看见了现实。现实是，他们被人甩了，并且是在这样举足轻重的时刻。

刘海明张了几张嘴，脸上的红又退了。他将那卷毛票从面前推开，说：“花圈是花圈，幛子是幛子，我和小吕在这里安家，做了大队的社员，受照应很多，要比大家多一层关系。”他说得很坦然，钱涛反倒说不出话了。人们也都疑惑起来，犹豫着要不要接受刘海明的解释。刘海明已经镇定下来，继续喝酒吃菜。几个年龄小头脑又简单的便以为没事情了，也跟着动起了筷子。他们都有些惋惜地想要挽回方才的气氛，于是就劝钱涛喝酒。钱涛推开酒盅，却点了一支烟，闷下头吸着烟。这样，刘海明也只得放下了筷子，他也不想存心气钱涛。两人沉闷了一会儿，刘海明说：“兄弟别怪我，在这里，我最大，是个有家庭的人，处世为人都要比你们上点心，不曾想得罪了兄弟你。”钱涛就说：“这叫什么？就叫人有千虑，必有一失。”刘海明就笑了：“我还怕有一失吗？我都失了几失了，还能再失什么？”钱涛也一笑：“还能失去锁链呀！不是说，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有锁链？”这话一说，大家都笑了，觉得这话特别幽默。气氛又变得好起来，一股蒙在鼓里的、混混沌沌的快乐，弥漫了开来。

他们两人话里有话地交谈了一番，好像彼此都表明了心迹，也下了决心。他们松了口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现在，招工的事情具体化了，就是一桩，生产队推荐。生产队把自己队里的知识青年都推荐了上去。谁也不想和知识青年过不去。再说，这一回不推荐，下一回也要推荐，终是要推荐走的。留下他们干什么？又不会生出粮草田亩来，要生，也只能生儿子，生吃口。大刘庄原本就人多地少了。这一来，就将难办的事推给了大队，因大队只有四个推荐名额，这是按照百分之四十的招工比例。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有十名，当然不算刘海明和小吕，他们是已婚的青年，不在招工之列。这四张推荐表给谁呢？谁都是这么巴巴地望大队书记的脸，没事就到他家堂屋里坐着。开始互相间还有些避讳，到后来避也避不开了，就一并在他家屋里坐了一片，有些火并的意思。书记他不能热了谁，也不能冷了谁，干脆谁也不搭理，闷头喝稀饭。心里是有些难过的，好像，手心手背都是肉似的。事情进到了白热化的阶段，谁也顾不了谁了，反正是八仙过海，各凭各的本事。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刘海明了。他好像是在上次送幛子的事情上接受了很大的教训，就有些故意地远着知识青年，也远着大队里的干部。所以，人们几乎看不见他似的。小吕呢，好像也看不见了，可能是抱了孩子回了县城的老婆婆家了。倘若留点心，就会发现，村后他们那两间小屋常常上了锁，冷清得很。

过后，人们凭怎么回想，也想不出刘海明是怎样把这桩事做成的。事情有多少个关隘啊！又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而他竟在人不知鬼不晓之中，一步一步做成了。像那些知识青年，闹出了多少动静！这就是刘海明的能耐了，他沉得住气。再仔细想想，当时还是有一些迹象的。就说小吕抱了孩子回婆家这一条吧，就不那么简单，其实这时他们两口子已经在为退还大队安家物资做准备了。同时，小吕日后推说不知情也有了不在场的证明。还有，百分之四十，这推荐比例也是一个可乘之机。十个人的百分之四十是四个，那么十二个人呢？经过四舍五入，就可能是五个人。倘若将刘海明和小吕也算进大刘大队的知识青年，不就是十二个人吗？所以，大刘大队很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五张推荐表，而不是四张。那么，第五张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有第五张推荐表，所有的纷争，较劲，都是围绕着四张推荐表展开。再一个问题，这第五张推荐表是受了谁的启发去争取来的？大队书记不会想到百分比的机巧，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有着务实的头脑，他凭着勤劳肯干，还有大姓旺族的背景，当上了干部。他很世故，甚至不乏狡黠，百分比的机巧却需要一个受过教育的文化人的心智。但是，假如有人向他提醒，多走一个知识青年可多让出一个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倘若这个知识青年又不是一般的单身青年，却是拖家带口，那么，让出的就不止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甚至更多人的口粮，烧草，自留地，宅基地……况且，多推荐一个知识青年，还会证明大队教育知识青年的工作做得好。他虽然只是个农民，可毕竟是个老党员，多年的支部书记，政绩他是重视的。他虽然在仕途上没什么野心，可他知道工作做得好，就和上面好打交道。麦种啊，化肥啊，拖拉机啊，返销粮啊，上缴公粮估产啊……所以，他就会很乐意接受这样的建议，然后他可以向上面报十二个知识青年的数字，他只需要做个小小的手脚，连手脚都算不上，只是个隐瞒，隐瞒知识青年的婚姻状况。他还可以夸奖一番他的知识青年，说他们如何受到乡人们的好评。作为对建议人的感谢，他会将这个多得的名额赠送给他，因为此人不仅提出了建议，还最符合上述的最大限度节约的原则。这个人是谁？不用说，就是刘海明。

所以，这一次招工中，大刘大队走的是五个知识青年，而不是预期中的四个。五个知识青年，三个蚌埠的，回了蚌埠，钱涛也在其中。另两个县城的，一个到了手管局，再一个，也就是刘海明，去了淮北煤矿。他走了一段日子以后，人们才知道他去了淮北。其实这也是小吕闹出来的。是小吕熬不下去了，才给闹了出来。别人不知道也还可能，知识青年竟然也不知情，就奇怪了。他们一个个都有着四通八达的关系，他们知道的不会比实际情况少，只会多，多出来的那部分就是谣言。而在刘海明的问题上，他们竟然变得如此闭塞。这也教人想到，刘海明和知识青年，尤其和钱涛之间也形成了一个默契。在大刘庄的知识青年中，能与刘海明交手的，只有钱涛，他们很可能订下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条约也是建立在那个百分比的基础上的。刘海明保证决不占用众知识青年的名额，他自己解决名额的来源。这至少是没有对钱涛不利，并且也消除了刘海明对钱涛的威胁。倘若，刘海明硬要挤进四个名额中来，钱涛就多一个对手，这个对手的分量他是知道的。送幛子的事情，对于钱涛也是一个教训。所以，他当然也是愿意大刘大队多一个名额。要保证这个名额进来，最好的办法就是缄口不提。不提是不提，看法还是有的，并且积蓄起来，等日后事成定局，再慢慢地泄露出来。因此，当小吕来大队闹起来的时候，人们对刘海明就已经怀了成见，他成了一个阴险的人。

刘海明走了以后，他的两间小屋归了大队，自留地则归了生产队。屋子里面的家什、锅碗，还是小吕的，暂存于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也算是借给她们使用。小吕一直没有露面。年底分粮时，是她小叔子，也就是刘海明的弟弟，带了钱将她那份口粮提走的，同时还拉走了她的一部分东西。有人进县城买返销粮，遇见过小吕，说她还是住老婆婆家，就在县粮站附近。遇见的人回来说，小吕瘦了一些，却白了，孩子呢，也大了，还是抱在小吕手上。小吕一手抱孩子，一手挎个大篮子，里头装满了衣服。要去分洪闸下洗衣服。那人说，看人家街上人，多少衣裳！人们以为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可不料，小吕又回大刘庄来了。

小吕再回到大刘庄，形容可就大变了。她是像遇见她的人说的，瘦了，白了。但她这样天生的油黑皮肤，一旦白起来，却不是什么好事。她的脸上就像长了白斑似的，深一块，浅一块，皮色又很枯。两个大眼睛显得更大了，眼梢挂了下来，里面全都是委屈和怨恨，失神地看着人。那张嘴本来略宽一些，笑起来才是好看的，但这时候是笑不出来了，就显得格外的苦相和命薄。孩子呢，确是长高了有半头，那双极像他母亲的大眼，此时也像他母亲一样，眼梢挂了下来。嘴也是，要哭又忍住的样子。而人们一看见他，就又想起了他的父亲。他的薄面里头也生出了他父亲的退缩和窥伺的表情。他们母子空着手来到大刘庄，身上穿的都是原先的衣裳，洗得更旧了。走到大队书记家，就向他要人，要刘海明。

像小吕这样生性温柔的人，吵起来也不过是哀哀地哭。将孩子搂在怀里，垂着头，头发遮住了脸。头也还是乌油油的，还没熬焦了，只不过别着的花发卡子换了铁的，就少了些俊俏。大队书记家里的陪着她落了一阵眼泪，留了饭，然后，大队书记便带她来到寄放东西的两个女知识青年的住处。在屋子另一头安了一张凉床，母子二人便算是住下了。

小吕虽然也是个插队青年，但因为有个家，过的是正经日子，又是刘海明当家，事无巨细，都是他操心。所以，她其实是有些娇的。像知识青年这样带着“混”的日子，她是过不来的。当晚，睡在知识青年那间又放床又烧锅的屋里，守着那堆从她和刘海明原先的家里搬出来的东西。灯是个墨水瓶，点一根芯，扣在墙上，满地的黑影。她搂着孩子，又是哭了一夜。早起也没烧锅，因为没粮食，粮食已教她小叔子领走了。那两个女学生也是不烧锅的，冷水洗了脸，再咬块冷馍，就下地了。小吕想烧点热水给自己和孩子洗洗脸，洗洗手，又不敢动人家的烧草，她的草也叫小叔子领走了。她坐在床沿发了会儿呆，就又抱着孩子上大队书记家了。

这样，在大队书记家吃了两天，书记家里的就要小吕领她进城，到刘海明家里拿东西。小吕却死活不去，又是哀哀地哭，又气又怕的样子。没法子，书记家里的就自己去了。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让小吕所在生产队的队长也跟着，拉了一架平车，好放东西。到了她老婆婆家，才晓得事情的棘手。小吕在这里住不下去，说到底就是为粮食烧草的事。刘海明家兄弟姊妹很多，除刘海明，还有一个下放的，一个待业的，几个上学的，都是吃口。虽然有粮本，可不还要拿钱去换？刘海明在学徒期，一个月加上下矿补贴，有三十来块钱，听起来不少，可是下矿的人会吃，吃剩下来，不过几块钱。这几块钱，老婆婆算计着买粮买煤，小吕算计给孩子添衣服，买零嘴儿，不是她男人挣的钱吗？她的粮草不是都已经给她小叔子拉来了吗？矛盾就这样起来了。老婆婆先是有话，然后小叔子小姑子一起挤兑。小吕母子俩凄凄惶惶跑到大刘庄的前天夜里，是个雷雨天，母子俩睡一张铁架床，冷不防手触到床架，被电了一下，电得浑身发麻。乘着闪电，看见床架上连了一根电线，胶皮剥了的裸线。小吕吓得抱起孩子滚到墙角，蹲了一夜。等天亮雨停，就往大刘庄跑。大队书记家里的原先觉得是小吕被老婆婆气糊涂了，才把不经意的事情当作有心害她，可到了刘海明家，见了她那婆婆，她却也要和小吕一样看法了。

书记家里的没想到街上人也有这么泼的。还不像乡里人，只会一味地泼，她泼，还会讲道理。一条，二条，三条，讲得书记家里的一句也答不上来。她也没想到，街上人的家竟也这么贫寒，院子里铺了张凉席，席上晒的也是酱豆子，酱萝卜条，黄盆里醒着一盆面，也是杂面。鸡和猪似乎更苦寒些，没处找食，地上尽是砂石瓦砾，地方又逼仄。最后，她只拿到些小吕母子的衣服。拿回去，经小吕检点，说都是些旧的，差的；新的，好的，全让扣下了。好像是对老婆婆最后的希望灭绝了，小吕倒不哭了，她很硬挺地说，要上淮北找刘海明，或者回来，或者离婚。于是，她便又一次离开了大刘庄。

此时，人们还不及去想事情的前因后果，只是可怜小吕，痛恨刘海明。刘海明，这个不仁不义的人，为了自己的前程，抛下妻子儿子。这样柔弱的小吕，她怎么才能摸到淮北矿上，找到她男人呢？有时，庄上的姊妹们到那两个女知识青年屋里玩，看着小吕只睡过三夜的那张空床，还有那一堆过日子的家什，便觉得小吕是回来了。就算她回来了，这日子又如何过下去呢？她们就一起骂刘海明，把个好好的家拆散了，这日子有什么过不下去的呢？难道这样妻离子散的倒更好？那两个知识青年则要骂得更远些，是从根子上谴责起，她们说，知识青年结什么婚呀！结了婚就算完了。总之，无论是知识青年，还是姊妹，都认为小吕和刘海明的生活是没有希望了。

又过了段日子，收秫秫的时候，小吕回来了。这一回，孩子是牵在手上，走回来的。另一只手提了个旅行袋，装了东西。大人和孩子都胖了，红润了，小吕的脸上，也有了笑影。她在透支账上摁了手印，分得几十斤大秫秫，到年底再一并算清。然后，借了簸箕搓玉米粒儿。孩子在一边玩耍，她不时喊一声，孩子便应一声。推面的时候也是，她顶了花手巾赶小驴，孩子在磨房外玩，磨盘的霍霍和驴蹄的嘚嘚声里，她喊一声，孩子应一声。她去了趟淮北，好像得到了什么主意，回过劲来了。她沉下心，决定重新过日子了。她把那些堆在屋角的家什，拉到门前太阳地里，用碱水刷了，洗了，再一件件安置在她那间屋里。灶呢，就和那两个女学生合用。那两个知识青年，一个是从上海来，叫小汪，一个也是从街上来，叫小聂。小汪是个马虎人，凡事都不太计较，小聂的性子则有些像小吕，也是温和绵善。所以，三个人虽然分三锅吃，却还合得来。那两个再顾不上自己，到底没有拖累，有时还能帮这一个一把。只是无论小汪还是小聂，两人很奇怪地、都不太喜欢那孩子。那孩子的一双眼里，好像盛满了愁苦，有些吓人的，一点不像人家孩子那样天真无忧。所以她们有意无意都有些躲避他似的，看见他蹲在那里，并不去抚弄他，假装看不见，绕了过去。日子就这样过着，还可以，但不是家庭式的生活，而是临时的，过渡的性质，不知道归宿在哪里。

晚上，她们三个聊起天来，大都是声讨刘海明。小聂倒还好，小汪就过激了，出着决绝的主意，小吕就笑，脸上露出柔和的笑靥。要是有经验的人，就能看出，小吕和刘海明还是恩爱夫妻，是打算过到头的。可小聂和小汪是没出阁的闺女，又是学生，道理都是书上的道理，不懂人情里面的微妙，只是一劲地替小吕生气，觉得小吕太老实，不抓紧对刘海明报复。小吕就向她们解释，说她去淮北找过刘海明，把刘海明整得直哭。

那天，她乘车乘船地来到淮北矿上，四处打听刘海明的宿舍，就有一个工友带她去找。到了宿舍楼底下，那工友大声喊刘海明的名字，刘海明从窗户里伸出头，一见是她，脸一下子白了。他把她带进宿舍，又去食堂打饭，米饭、馒头、鱼、肉、菜，摆了一桌，让她吃。她不吃，刘海明埋下头就哭了，哭了一顿饭，她便不好再说什么。然后，刘海明把她母子安顿住下，其实工友们也能猜到他们的关系，可谁也不说破，坏他的事有什么意思呢？到了晚上，就都出去，有上白班，或者下夜班的，也都另外找地方睡，给他们空窝儿。住了半个月，领导也知道刘海明是有老婆孩子的，不符合招工条例，可既然已经来了，怎么办？再回去吗？井下的活儿比田里的还苦一百倍，就是多一份商品粮，青年们真的很难了。于是，又住了半个月，加起来有一个月，就回来了。小吕说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渐渐沉醉起来，将小汪和小聂也感染了，便安静了下来。

可是，生活还是惨淡的！那孩子一直是娇养着，又受了惊吓，一刻离不开小吕。可小吕要做活儿挣工分，要不拿什么换口粮？全指望刘海明的工资吗？刘海明的工资也不能全花完，要攒起来，将来的日子还长呢！小吕现在静下心来，开始筹划将来的日子，倒是可喜的。她是个老实人，不会偷懒躲滑，但生性太绵软，干什么都不泼辣，挣工分就不多。她咬着牙，撒开手，把孩子留在庄上，和乡里的孩子一起玩，脱出身下地做活儿。那孩子却有些犯孤，不合群，玩着玩着就只剩他自己了。又总是抱在妈妈怀里的，一旦下了地，对周遭环境生得很。有一回，一下子掉进粪坑，没了顶。幸好有人路过，看见粪坑里，一双小手在动，赶紧提上来，口鼻耳朵眼里都糊满了。当晚，孩子就发了高烧，惊厥了几次。还好大队有医疗队，打了针，才好些。小吕抱着孩子，哀哀地哭。哭着哭着，孩子从她怀里挣出手，吱哇叫一声。那场面，看到的人都感到凄楚。

过了年，大队买了挤面机，机房就设在她们住的屋里，让小汪和小聂搬走另找地方住，小吕却留了下来，看挤面机，记账，收钱。两间屋中间砌了道墙，里面放机器，外面住小吕。这样，她可以不下地，一边看孩子，一边就把工分挣了。小汪和小聂走的时候，对小吕都有些不高兴，冷冷的，觉得是被她占了窝。姊妹们劝解她们，说，小吕拖着个孩子，而你们终是要走的，小汪就很凶地说：走，往哪里走！她们说话都不避着小吕，小吕听了也没什么，她现在是个受尽人们可怜的人，不能有什么脾气了。

小聂和小汪好在过惯了这样东搬西挪的生活，这时她们一个住到一户老乡家里，另一个住一个下放居民家的堂屋。那个下放居民盖了这两小间屋，就走了，不知到哪里谋生去了。里面屋锁了，外间屋让队里使用，记工，开会，放东西，知识青年就住在这里。有时候，她们会去大队机房挤面。机房里白蒙蒙的，几乎看不见人，小吕在白蒙蒙里活动着，头上身上都是粉面。外屋的床上，家什上，也都罩了一层粉面。在机器的轰隆声里，她还是一声一声地唤那孩子的名字，那孩子便一声声地应。因为机器声盖耳，母子俩都要将声拔得很高，好像是为了强调她的呼唤，小吕连名带姓地喊孩子的大名。这大名起得很庄严，叫刘之鹤。孩子就像被粉面染了似的，睫毛眉毛都变淡了。他们母子，就在粉面里生活着。

姊妹行

分田和水出门的时候，村里人就不看好，觉着这两个姊妹太癫狂，胆大心不细，弄不巧就被人拐跑了。想不到，还真让人说中了。

分田的对象在徐州当兵，来信让分田去逛逛徐州，分田又邀上水。乡里边男女对象的交往总是这样的，女方带一个要好姊妹陪着，就像小姐带一个丫环。一来可以避嫌，二来也可解了当事人的尴尬，所以，这个“第三者”是受欢迎的。与惯例一致，水比分田小两岁，还没对象。这两人玩心都大，就敢结伴去徐州。要说，分田那对象，安排得够仔细，他事先寄来一张路线图，让两个姊妹一早到韩集搭中巴，中巴乘到大王集，再换乘长途车，到曹城。此时应当是下午三点光景，而曹城傍晚五点有一班到河南商丘的慢车，正好在车上过一宿，一早到商丘站。到了商丘站，她们就与他通个电话，电话号码他写在路线图上，“商丘”两个字的旁边，底下用小字说明如何使用投币电话，身上要留好几个硬币等等。通上电话，晓得她们平安到商丘，他便可放心。她们呢，也好告诉他买了哪一班到徐州的车票，从商丘到徐州的车次就多了。到时候，他会带他的战友去徐州站接车。他特别强调他的战友这一细节，“战友”这两字使他有了一种走上社会的新形象。这孩子，说起来要比分田小十个月，可行事却沉稳得多，这也是分田应下这门亲事的缘故。他是分田姑那个庄的孩子，当然是姑做的亲了。现在到底比以往开放了，两人见了面，一同逛了韩集，不用说，还有水一起。他回部队时，分田也是同水一起去送的。所以，他们虽不算十分熟，可也不是完全生分。这也是分田愿意接受邀请的一个原因。

分田她们应当说是基本按照路线图走的，只是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作了点小小的改动，甚至连改动都称不上，仅只是一点变通。这一点变通，虽然是因情因景而易，但也可看出这两个姊妹的性格。这些变通里面，终有一个酿成了事端，所以，要说后来的变故是怪她们自己，并不为过。那天，她们确是一早去了韩集搭中巴，但不是走去的，而是拦截了一架手扶拖拉机。她们出了村不久，就听身后土路上轰隆隆地跟上一架手扶，那车主她们都认得，邻村的萧小，初中里同过学，自己开了砖厂。于是，很自然地，两下里打了招呼，她们爬上车斗，摇摇晃晃去了韩集。她们搭的中巴，也是熟人的中巴，中学里的另一个同学，姓林，和他的堂兄合开一辆中巴。她们上了车，坐到前排座与林同学一路聊天，到大王集。林同学邀她们一起吃了午饭，就在汽车站边上的饭铺里，要了一个凉拌粉皮，一个花生米，再各人三两水饺。虽然没喝酒，可因为老同学见面，谈起许多往事，很有感慨，所以三个人都很兴奋，红了脸。然后分手，林同学折回头往韩集，这两个上长途车去曹城。这一段比较寂寥，也就是比较正常，没有遇见熟人，也就没有计划外的事发生。因为起早，亦因为兴奋，两人都乏了，这时静下来，就打起盹儿。就像是一个盹儿的工夫，就到了曹城。不过，天色已经暗了。曹城是个县城，路要宽许多，车要多许多，人也要厉害几分，她们还没走出汽车站，已经被推搡了几个趔趄。可她们并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振奋起来，觉着这场面很有气势，并且想，徐州肯定要比曹城更有气势。汽车站和火车站，几乎紧挨着，找到售票处，正掏钱买票，窗口底下蹲着的一个妇女却站起来，说她有两张去商丘的票，本是她男人和儿子晚上要走，忽然吃坏肚子，患了痢疾，走不动了。分田和水想这人是不是报上常说的票贩子，那女人立刻猜出她俩的心思，说她一分钱不多要，只要给她原价就成，倘去窗口退就要扣手续费，她当然也不愿意亏。分田和水都是热心肠的姊妹，不愿看见别人为难，将票接过来，正来反去验了几遍。那妇女又说要送她俩进检票口，保证不会是假票。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一步了，还有什么可怀疑呢？

事后，分田也猜疑过这女人，想她会不会与拐她们的一伙有关系？想来想去，事情还是出在手机上头，联不到她的边。所以，这一个插曲，看起来有点玄，事实上，却没什么，她们不是顺利地上了车？车，正点发，喇叭里广播的终点站，果然就是商丘。到了商丘，正是分田对象说的那时间，天还蒙蒙亮。她们出了站，买了去徐州的票，就打听哪里有投币电话。问了几个人，都说得不准，白奔了几次。分田急了，拉了一个人说：到底哪里才有电话？那人停下脚步，看了分田一眼，然后就从口袋里掏出手机，说：借你打一个。分田后来检讨最多的实际上是这一拉，她想：怎么能在大街上随便拉人呢？这就给人一个轻率的印象。当时，她自然没想这么多，接过手机，却不知怎么用，那人就帮她拨了号，再让她说话。从手机里传来的声音，初听起来不大像，再听听就像了。她告诉他，她们已经到了商丘，车票也买好了，几点几分的。他就说，她们下了火车，从地下道出站，他和战友就在出站口等她们，“不见不散”。他最后说了这么一句，带着一种新颖的潇洒派头，代表着他正身处其中的开放生活，分田觉着既陌生又喜欢。经过一昼夜的周折，此时她俩都不觉疲乏，也不觉着这人地生疏的城市有什么可畏惧的。她们虽然没大见过大世面，可毕竟是读过书的，有着书本上的见识。所以，她们在嘈杂混乱的车站广场穿行来，穿行去，镇定自若的，买包子，买水，买路上看的杂志，还给分田那对象，以及他的战友买了一袋面包。她们看着一些奇怪的人和事，不觉可疑，只觉好笑，并且因为心里高兴，还因为不在村里，身边没有认识她们指责她们的人，就分外放肆地笑。这一会儿，她们俩见什么都要笑。比如，看广场边放了一行课桌，坐了一排人，分明是一个报到处，什么报到处呢？牌子上写着技术学校，学习项目有孵豆芽，养蚯蚓，修理挤面机，可是就没有一个人前来报到。她们当然要笑。一个青年，穿一身师出无名的草绿制服，有肩带，肩带上钉铜纽，像军人，头发却留及耳下，几及衣领，就像外国军人。她们也要笑。再过过，又来一名同样的制服军，然后，第三，第四，才发现许多青年都是这副装扮，原来这地方就兴这样。她们更要笑。发展到后来，她们彼此之间，互相看看，竟也看出许多值得笑的地方。她们本来就是爱笑的姊妹，有时都能把人笑烦，人就说：笑，笑，哭的日子在后头呢！不料，这话也让他们说中了。

她们高高兴兴地度过了商丘火车站的等候时间，正点上了车，汽笛长鸣一声，往徐州去了。她们乘的是慢车，沿途每个小站都停，似乎还没停稳，就又动了，可是，车厢里却进了新人，又有几个方才的旧人，留在站牌下面，从缓缓移动的车窗前退下了。就这样，映在车窗上的太阳渐渐到了窗外很远的地方，停在收了秋的田野上，小小的红黄的一个球。田野变得很辽阔，而火车停靠的站台则变得很小，而且寂寞。但此时，以她们的心情，完全不能体味旅途中，忽然间涌起的孤寂之感。她们只是略略有些嫌车坐得久了，说坐火车比做活还累腰。由于是这样的慢车，旅客的更替便很频繁，刚看一个大叔面熟，大叔却下了车。才与一个小孩说上话，小孩又跟他姥姥下了车。倒有几个长途的，看上去又不怎么面善，她们就不高兴搭理了。车上人时少时多，有一阵子，她们俩就独占一个四人座，两人面对面地，学着那些老乘车的男人，脱了鞋，将脚搭到对面座上。脱鞋时，才发现脚有些肿，而且散发出浓郁的怪味，是皮革和脚汗的合成。她们把腿伸直了，腰也放平，下巴颏儿抵在胸脯上，很舒坦，也很懒的样子。反正边上的人都不认识，管他们怎么看。两人互相朝着笑，说着大胆放肆的话。她们已经习惯了频繁的停车开车，新上的人也不大引得起她们的注意，她们自觉着已经是老练的出门人了。就在这时，车停靠了一个站，却不由使她们生疑了。

从车窗里向外看，站台上的气氛似乎要杂沓许多。几条铁轨后面，不是敞开着的农田、厂房或公路，而是围墙，就成了个正式的站，水泥站牌上则赫赫写了三个大字：徐州西。她们疑惑着是否这就是徐州，心下又觉着徐州站应当更宏伟一些。那么，徐州西这三个字且是什么意思呢？不过，她们基本还是确定在“徐州西”之外，另有个“徐州”，就像“大王庄”以外，还有个“王庄”。可是，没容她们想定，车窗前却急急地跑来三个人，显然是沿了站台一路寻过来的，一边还用手敲着车窗。一看到正趴在窗前朝外望的她们俩，便大声问：是不是分田！两人一下子探出半个身子去了。接下来便是一阵忙乱，穿鞋，拿行李，收拾茶几上的食物杂志，和正挤进过道的人推搡。两人还没在站台上落脚，身后的车就动了。两人惊得说不出话来，互相瞪着眼，简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等火车一径向东开去，越开越快，转眼间变成一团白雾，白雾散尽，便没了踪影，她们方才定下神来。这时，她们注意到这站台的清静，围墙外是近晚云色有些乱的天空，立了三两杆水泥大烟囱。站台上就站了她们这几个人。那三个人都穿了军服，关于军服，是分田后来反省的第二点，她怎么就这样相信军服呢？只要稍稍回想一下，在商丘车站，看见的那些穿草绿制服的长发青年，就可以知道，如今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人穿不得？可她们就信了他们呢！他们说是那孩子的战友，“战友”两个字也是让分田相信的。还是那个意思，什么样的话，什么样的人说不得？他们说是那孩子的战友，那孩子接到紧急任务，要去执行，就委派他们几人来接站，并且，那孩子还突然想起，没同她们说明是在徐州西下站，所以，特别关照，要他们进站里去接。多险啊！差那么一点，就把她们错过了，回去可怎么向战友交代？三个人将她们的东西一分，她俩就空着手了，跟了出站。车站很浅，出门就临街，街上跑着车，还有人，骑车或者走路。车喇叭声、助动车马达声，甚至还有手扶，突突地冒着烟，天似乎陡地又暗一成，可明明街那头还挂着太阳。不过，太阳也是灰白的一个。噪音，空气中的煤烟，还有突变的形势，一起让她俩发蒙。有一时，分田犹疑地回头望望，身后那青年很礼貌地抬起手，做了个“请走”的姿势，很有“战友”的派头。于是，她又跟着走了。他们引着上了一辆吉普车，原来，其中有一人还是司机。这样，三个人中的两个人上了前座，另一人与分田、水在后座，然后开车了。车，很溜地掉个头，刮起一阵土，就朝了那灰白的，快落到街面上的日头开过去。此时，分田心里闪过一个疑惑：方才是从西向东，这怎么又向西，不是开回去了吗？就是这点疑惑，日后却给分田指了路。

分田到最后其实也没弄明白，她在那家做媳妇的，是在哪个地名上。巴掌大一片洼地，挤簇着十几座砖墙瓦盖的平房。可能是窝着的缘故，看上去，砖也砌不直，瓦也铺不匀。分田从没下过地，不知地又是怎样的地，只知道家家院里，屋顶，都铺了塑料布，布上是烟叶。想来是种烟，可却不像会侍弄烟的样子，那烟叶被露水打湿，都有些沤，散发出一股霉烂气味。颜色是一种青黑青紫，遮盖得这小庄子，越发显得疲乏。人，也是疲乏的样子，多是低头垂目的表情，说话是一种侉音，喉头噎着似的，听起来就很耿。穿着又灰暗，尤其是下雨天，七扭八拐的泥路上，挣着腿脚，身子乱歪，真觉着快要烂到一锅里去了。分田倚着门，望着灰蒙蒙的村落，心里郁闷极了。屋里的灶底下，留三，就是买她的那男人，留三他妈在烧锅。满地碎草屑，碎豆稞，人就在上面歪着，就像趴地上一样，对了灶眼吹火，越吹越倒烟。此地用的灶也不对，烟道从灶后面大大地转一个角，上去，只伸出屋顶一小截，大约是为屋里暖和，又为省烧草，可不就容易倒烟了？屋顶本来就矮，至少比分田那地方矮三砖了。于是，顶上椽子便熏得漆黑，屋不像屋，像洞。分田看着留三娘吃力又笨拙地做着这些，并不伸手去帮她，心里只觉着厌烦。留三娘都不敢同她说话，从她面前过，也是低着眼睛，快快地挪着步。留三走路也活脱是他娘的步子，显得腿短。事实上呢，也许并不短。可能是因为，总是生活在逼仄的地方，不仅走路矮着腿，还缩着身子，胳膊肘和腰长在一起似的。留三也不敢看分田。早起和他爸一同去地里，分田还蒙着头大睡，等傍晚爷俩回来，依然是他娘给端上一盆水洗脸洗手脚，再摆桌盛饭。分田呢，或者早已经吃了，或者就盛上到屋里自己一个人吃。她坐在屋里，多少有些占着屋的意思，留三就不敢进。这屋在晚上，电灯底下，显得还比较明亮。此时，分田的心情相对白天，也平静了一些。她四下打量，地上铺了水泥，用旧报纸糊了顶棚，四壁刷了石灰水。有几件家具，一个大立柜，门上镶半截镜子，油黄色。一张床，床上网了帐子，天气是方才入冬，这帐子就显出一点奢侈的意思，显露出娶媳妇的能耐。地上还有张桌子，带抽屉，面上放了镜子、梳子、擦脸霜什么的。墙角立了脸盆架，窗户上挂了布帘子。床架，桌腿，立柜的几个角，还残留了原先包裹着的旧布，旧报纸。分田想到，这家具备下有日子了，就等着人呢！可是这个念头并不会让她心软，相反，更是火起，她怎么就进了这么个窝囊人的屋！她听见堂屋里他娘在催他进屋，训他，他申辩着。两人说话都嘟嘟囔囔的，不清楚，好像没有字音，只有声气。后来，他娘进那边屋了，只剩留三一个人在堂屋里，摸摸弄弄磨蹭，就是不敢进屋。此时，灶里最后一点余烬也灭了，烟道凉了，实在抵不过夜寒，方才蹑着手脚进屋。再是多么不像男人的一个人，分田不由也会起一层鸡皮疙瘩，紧张起来。

分田不敢脱衣服，和衣裹在被子里。留三却也没有碰她的意思。在另一头，也裹紧一床被子，睡下了。这庄子的夜晚静得连一声狗吠都没有。分田浑身燥热，几乎透不过气来，她甚至希望这人来招惹她，好叫她踹他，撕他，唾他。可是没有，他一动不动，裹得比分田还严实，就像一个大石砣子。在这大石砣子里面，不仅是木呆，还有着一种持之以恒的决心，这决心因为愚顽而变得更加可怕，似乎是，你终于撼动不了它的。有几次，分田非常危险地，用脚去踹他，他竟也不动。分田控制不住了，跳起来，站在床上，对了这大石砣子，又踩又踢，终于将他蹬到床底下去了。这情景看起来，很像一对闹气的却恩爱的小夫妻，床的响动也叫住那头的大人放心，而分田却觉着，自己快要疯了。她颓然坐倒在枕头上，那大石砣子在床底下，纹丝不动，黑乎乎的一堆。不知多少时间过去了，分田从床上下来，穿上鞋，跨过大石砣子，径直往门走去。她竟忘了门是从外面锁上的，一直要到第二天早起，留三喊门，他娘才过来，开锁。她砰砰地擂了几下门，没有回应，整个庄子都像死过去了。再又回到床上，已经感到了冷。她打着寒噤，缩回被窝，裹紧了，不知不觉进入睡梦。很多个夜晚在这样的冷热交替、梦醒不辨中过去。入冬了，不知什么时候起，屋顶上，院子里的烟叶收净了。树枝，地头，路边，最后一些绿意也收净了，村落变得干净了些，却更寒素了。留三家依然不让分田出门，也没有人来串门。分田倚门坐在板凳上，看着村道上蠕动的人。在冬日少雨的天气里，村道变成一种硬邦的灰白。留三娘烧尽了草，换成烟煤，用一架破风箱烧火，于是，屋里便充斥了风箱枯干刺耳的开合声，咕嗞咕嗞。煤烟布在空气里，越是晴天越觉着脏和呛人。没人和分田说话，分田也不和人说话，她快变成哑巴了。原先她是个多么爱说爱笑的人啊！

晴冷几日，天奇怪地暖起来，阴霾却一日重一日，分明在作雪。留三和他爸在做出门的打算。从家人的只言片语中听出来，他们是要去邻乡一家窑厂做活。而且，庄上有不少男人一起结伴去。虽说依然没人来串门，这家人依然少言寡语，可还是有一种骚动，在沉闷的生活底部，微微地震荡了。留三娘架了个鏊子摊煎饼，屋里的煤烟味里加进了浆子味和豆稞味，留三娘又拆洗父子俩的被褥，再絮上新棉花，一针一针绗上，空气里便飞扬着白生生的絮花，还有线头；父子俩则很奢侈地买了几斤酒，餐餐喝几口，他娘就给做葱花蛋和熬骨头，屋里又有了些膏腴的气味。这一些都使这家贫瘠又枯乏的农户，增添一种较为活跃的气氛。动身前一夜，留三似乎流露出想碰分田的意思，在这顸颟的人，亦只不过是表现在一夜的辗转反侧。分田紧张地流了一夜的汗，紧紧地裹住被窝，听见自己的心擂鼓一样跳。这一夜终究安然度过。分田没有像往常那样，等留三起来很久才起床，而是在留三起来之前就起来了，她很难再在床上挨下去，这给大人一种她给留三送行的印象。分田坐在门口板凳上，留三从她身边擦过，到灶门取出温罐，倒进脸盆，然后双手抄起水扑到脸上，呼啦啦地洗了一气。分田头一回注意到他做事还有着一股泼辣劲，却是被木讷的外表埋住了。她看见他洗红的脖梗儿，以及耳后的一片地方，散发出腾腾的热气。这是留三留给她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印象。

留三父子走了，庄里有其他不少户男人也走了。男人少了倒不觉得，却觉得女人多了。女人们进出走动似乎比往日频繁了些，有时就立在村道上说话，可说好一会儿。说话的声音挺响亮，女人家的衣服也比男人的鲜亮，这个寒碜的小庄子，由此变得活泼了些。留三娘还是寸步不离分田，但分田坐在门口看见的风景，多少要有些变化。天下了层细雪，村落蒙了削薄的白，显得洁净了。可是很快，又弄污了，化了或是踩了，一片黑，一片灰，满是破绽的样子。日头又浅浅地从阴霾里透出。这一日，村道上忽有一些动静，说是动静，其实就是有三两个人往村子南边快步跑去。分田不由得欠起身子，向前探探头，可正在门前晾晒烟籽的留三娘却陡地转过身，向她扑过来。总是悄无声息，矮着身子挪动来挪动去的女人，此时此刻敏捷得像一头兽。她依然是矮着身子，就像从地上匍匐过来，几乎是“嗖”一下到了分田跟前。她伸出一双青筋暴突的手，紧紧握住分田的两只脚踝，像是要将它们按进地里去似的。分田吃惊地一站，没站稳，伸手把住了门框。留三娘还是按住她脚踝不松手，歪过头去，哑着嗓子喊了声。分田看见了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惊恐而且凶狠，也像一头兽，心中又是一惊。应着她叫喊，门外又过来两个女人，一左一右携住分田的胳膊，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她往门里推。分田忽有些觉出，庄上一定出了什么事，是她们害怕她分田露面的。越过门前院子，台子下村道上又有几个大人，往南边去。南边的岔道口有一棵槐树，落了叶，树杈杈后面似乎有着什么骚乱。分田死力把住门框，不退进屋里。那三个人则把住她的胳膊、脚，叫她立不稳。分田便改变战略，她松了手，却把身子向前倾去，几乎是背着手翻了个筋斗，从留三娘头上翻过去，就地打两个滚，滑下台子。她还蒙头蒙脑地，已经在了村道上。她踩着硬实的土路，一径往南跑去，身后是三个女人的嘶喊。她听不明白她们的话，但声音的绝望叫她害怕。她跑到槐树下，却并没有人，左右两边的砖平房静静矗着，没有动静。方才的骚动已经过去了。或者说根本没发生过，只是分田的错觉。而且，一旦走出屋子，分田才发现她对这庄子一点不了解，完全不知道哪里是哪里。后面那三个女人跟上来了，并且分散开，像张开一面网，从各个方向去断她。正在这紧急关头，分田听见一声汽车喇叭声，在这空旷的小村落里，既隐约又清晰。分田辨出喇叭声是从东面过来，于是又转向东跑。东边有一口井，井旁站了留三娘喊来的女人，正张开胳膊等着逮她。分田直跑过去，伸出胳膊一挡，险些将她挡进井里去。分田此时简直力大无穷，而且，非常快乐，就像要飞起来似的。汽车又鸣了声喇叭，还有发动机声，她已经看见了吉普车绿色的顶篷，停在又一面台子底下的村道上。她攀上台子，终于看见一堆人。她惊愕地看见，这背静的小庄子里竟有着如此多的人。

人们簇拥在一座砖墙瓦顶的平房前，其中有两名城里人打扮的女人，还有一名穿制服的公安，他们辖住一个女子，正从人群里往外挤。那女子，分田见过几回，头一回从村道上过，分田以为是谁家的孩子，但觉着长相与此地人有些不同，长了一个宽额头，额头下是一双极大的眼睛。她从留三家院子底下过的时候，抬起眼睛往分田这边扫了一下，使人觉着挺机灵。后一回见时，分田却看见她衣服前襟撅起来，好像有了身孕，才知道是个小媳妇。这时候，她身子更显了，由那两个干部样的女人架着胳膊往外走。分田心里明白了大半，她抢前一步，奔下台子，几乎是跌到吉普车跟前，拉开车门，坐进去。等那一拨人拥了小媳妇坐上车，分田向他们声明，自己也是被拐卖的妇女，要求与他们一同走。他们本还想细问，但形势已经不容多留，村人们团团围着吉普车，虽只是沉默着，但谁能预料得到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们只得坐挤了，关上车门，车一动，沉默的人群让开了道，油门加大，车在土路上蹦了老高，落下来，再蹦几下，开跑了。人们松下一口气，而分田却筛糠似的抖起来。抖索着，她看见挤得黑压压的车厢里，那小媳妇向她投过来的眼光。在她布满孕斑的小脸上，那双眼睛更显得格外的大和锐利。分田后来一直想起她，看上去，她比自己要年少，却那么有主意。她从更远的四川被拐到这里，就有办法将自己解救出来，还把分田给捎带解救了。

分田收了秋走的，回来正赶上过年，前后不过三个月，可村里人却好像不认识她了。见了面就很生分地笑，还谦让地偏过身，让她先走，嘴里说：回来了？一出口又觉不对，想分田并没有出嫁，回什么回？回门子吗？过年了，那些外出打工做活的回家来，村里人都会很积极地问外面地方的人和事，有少不更事，或者问滑了嘴的，也问分田“徐州的地场如何”，不等回答已经知道错，赶紧收住，讪笑着走开去。还有馋嘴的小孩，伸手向分田讨糖块吃。从外面回来的人，都给小孩子发糖块吃，给大人发的是烟卷。小孩子也叫大人拉走了。甚至，连她娘，也像是不认识自己闺女了。有一回，分田走在前头，无意一回头，见她娘正盯着自己的后背影看，来不及撤开眼睛，窘得红了脸。又有一回，她梦里一机灵，睁开眼睛，见娘伏在她脸上，紧张地瞅着什么。分田其实心里隐隐地明白，娘正打量她什么。老年人有许多种说法，是关于姊妹和媳妇的区别。在村里人欲说还休的表情里面，所顾虑的也还是这回事。关于这点，分田心里是坦然的，她自己对自己说：谁说也不算，自会有人说了算！这人是谁？就是她对象。想到此，她不禁有些骄傲起来，她分田是对得起那孩子的，没有叫他丢脸。那些日日夜夜，她是怎么熬过来的呀！分田有时候很想与人说一说，可是怎么说呢？整个事情是那么复杂，连分田自己都理不清，一团乱麻里究竟哪个是头？倘若不是身临其境，无论如何是不能听信的。只有一个人能听信她，就是水，然而，水在什么地方呢？

分田到水家里去了几趟，说明当时的情况，表示自己的歉意。对水，分田感到万分抱歉，倘若不为了陪她去徐州，水是不会遭人拐卖的。所以，她感到水的家里人，是她回来以后最难面对的。她带了几卷粉丝，特别说明是她哥带回来的，她哥同人合伙开着一个粉丝厂。分田不由得也受了村人的影响，觉着像她这样从外面回来的人，是不适合带东西送人的。水的大人，木着脸听分田说，说到徐州西下车这一节，便张口拿些旁的事情问，问她哥的粉丝厂如何？他们家的提留款交齐没有？分明是截分田的话。分田并不觉着他们对她有太大的怪罪，而是，有一种难堪。他们分明流露出羞惭，这使分田联想到自己家人的态度。从水家里告辞出来，分田心想总有一天水落石出，那孩子会还她清白的。她已经给那孩子发出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费周折。本是应该交代一下情况，可一旦交代起来，就好像在做辩解，心里忽涌上无限的委屈。分田是个坚强的姊妹，从遇上事情后，想的多是如何对付，并没有觉过委屈，可现在却不同了。那孩子好像就站在跟前，她刚要开口，就哽住了。她怨艾地想：她又没有做错什么，为什么需要辩解呢？这股怨艾很奇怪地使分田的心情变得温柔起来。最后，她免去了整桩事情的过程，只是说：由于意外的发生，推迟了我们的会面。然后报了平安，再嘘寒问暖一番，最后写道：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呢？写完这一句，分田不由叹息了一声。现在就靠你了！她在心里说。想到自己还能靠个人，心里又是一阵温存。可是，紧接又想：水靠谁呢？是啊，水，怎么办呢？于是，下一日，她又去了水家。这一回去，她对水的大人说了那个四川女子的故事。说她如何在那家人的监视下，偷偷地带出一封信，给她四川的家人，她家人就和当地妇联，还有公安联系，将她解救出去了。所以，分田对水的父母说：你们可以向徐州的政府联络，说女儿就在那一带被拐卖了，一定能救出水。水的父母很入神地听分田说这个勇敢的女子的故事，一直没有打断，但等听到分田提出建议的此时，水的父亲则说了一句：嫁哪里不是嫁？分田说：水一定等你们救她呢！她娘抹起眼泪，抹了一时，却是说：那四川女子的孩命苦了。分田又一次黯然地退出水的家。她想水比她小两岁，平时就没什么心肺，能抵挡得住吗？可是再想那四川女子，黄瘦的小脸，一双灼灼的大眼睛，似乎又有了信心。

十五那一日，分田的姑来了。看见姑，分田不由红了脸，她恨自己没出息。分明是由姑而想起了那孩子，再想起那孩子该有信了。因为生气，分田的手脚便重了些，端板凳，倒茶，煮糖水荷包蛋，噼里啪啦的。姑呢，该生气的，倒没有，而是很不安，看侄女儿脸色的样子。分田撒气似的忙完，就被她娘差去集上买活鱼准备待客菜。分田骑着自行车，从村子中间穿行过去，再上公路。集是个小集，二里地远，因逢元宵节，竟也很热闹，有卖兔子灯的，粉黄身子，大红眼睛，底下木架上镶了轮子。分田买了两个，自己侄子一个，再一个让姑带给小表弟。这样，她又恨自己了，恨自己巴结姑。可轮到买鱼时，她还挑大的欢的，于是就再恨自己一回。就这样，车把上挂着活泼乱蹦的鲤鱼，还有卤肉、酱猪蹄、烧鸡、白肝，一包山楂糕，专做一种元宵的馅儿。后车架上，一边一个搭着两盏兔子灯。心里揣着恨恨的气，分田飞快地踩着车回村去。姑却已经走了。娘红着眼睛，显见得哭过了。爸呢，倒是笑着，却比哭还难看。分田一看这情形，心里明白了大半。她下车，支好，将东西一件件放下，然后卷起袖子，提起鱼尾巴，往机井台上“啪”一摔，说：杀鱼喽！鱼鳞在刀刃下飞溅开来，雪亮雪亮。这一餐饭，全是分田一个人操持，八盆八碗，还有元宵。分几种馅儿，芝麻的，山楂糕的，猪油白糖的，搓成一般大小，然后在匾里滚。天黑时，分田点上兔子灯，小侄子一个人牵两盏灯在院里走，木轮子拖着地，磕棱磕棱的，挺热闹，却又显出冷清。

分田姑这么一来一走，村里人就都知道，分田的对象吹了。人们看分田的眼光，都带着怜悯。而分田倒比往常更快活，话更多，笑得更响。一边笑一边用眼睛扫着人，眼睛里的意思是：谁吹谁啊！要放了过去，人们就又要说她癫狂，说：笑，笑，哭的日子在后头呢！可现在，谁也不敢拿这话说她了。而且，这话想起来，都是有些诅咒的意思，更叫他们不敢想了。所以，不由自主地，人们都有些躲着分田。要是正走个对面，那么，眼睛就躲着。这很叫分田恼怒，有意迎上去，追着人家眼睛说话和笑，甚至找到人家里去，坐着说和笑。就像要逼人家承认，她分田是没什么的。村里人家还不够她串，她骑着自行车，到邻近庄上，中学同学家去串。分田的事，早已在这一片地方传开了，可都是耳闻，等人到跟前，不由要惊一跳，想：她竟然在这里！这时候，分田又成了个稀罕人物，人们都过来看这个“同学”，脸上带着好奇的渴望的表情。在这一团热闹中，分田则感到孤独了。她能说什么？说什么是人们懂的？于是，她又很快离开了这个村子，这个同学，向下一个村子，下一个同学那里去。遭遇都是差不多的。分田这么疯跑，她爸她娘并不说，由她去。她哥去粉丝厂了，这回连她嫂子也一同去了，留下小侄儿。家家都在锄麦子，浇麦子，她爸她娘也不派她这个闲人去，而是自己掮了锄子，下那三亩七分地。这反而叫分田着恼，她夺过她爸手里的家伙，推开院门，一个人去了。

地里的麦子，有一拃高了，青绿青绿的。分田家这块地分得好，在阳面。这里多是岗地，阴面和阳面就很重要，离水近和离水远也很重要。分田家的地呢，正临沟渠，收了麦，即刻可引过水来整水田种稻。联产责任制，得这块地，正是生分田那年，所以才取名叫“分田”的。也所以，爸和娘都特别疼这个闺女，倒把长子，她哥忽略了。也因为此，她嫂嫂不高兴。幸亏她哥罩得住，还不至于发生什么龃龉。照理，这是一个幸福的家庭，可现在，情形全不同了。分田一个人立在麦苗地里，觉着这片地有无限大似的，而且有无限高，顶着天，天地间只她分田。这几日，都是在聒噪中度过，这时静下来了，分田都听得见锄板划拉土时，冬眠的小虫子四面奔跑的响动。太阳迎了脸，上了头顶，又到了背后。锄过的地，觑着眼望去，就像抹了一层油，深黑，衬得上面的苗更显青翠。太阳走过，将地留在余晖里，又改了一层颜色，黑和绿都变黄了。分田锄到地边时，暮色已经起来，降下一层薄灰。分田提起锄子，往家走去。细溜溜的风贴了地，从麦行间走过，麦苗弯曲着，发出轻柔的窸窣声。

第二日一早，分田骑车往韩集去了。天还没大亮，路上已经跑着汽车和手扶了，从她身后超过去，将风声和马达声灌满她耳朵。分田并没有想这是和水一同往徐州去的路，因为人和事都改变太多了。她一路骑到韩集车站，搭上往县城方向开的中巴，车上座位都有人了，她就坐在一麻袋花生上面，分田在县城下了车，顺了人指点，到了县政府，又顺了人指点，到了妇联办公室。妇联办公室里坐了两个女干部，多少是敷衍着接待分田，可分田的故事很快叫她们入迷了。她们放下手里做着的零碎事情，专心听分田讲述。这是分田头一回完整地叙述她的经历，她很惊讶自己能把事情说得那么清楚，就好像讲过许多遍了。事实上呢，她连完整地想一遍都不曾有过。她还惊讶自己能那么冷静，就像是讲别人的事情似的。当然，两位女干部聆听的态度也鼓励了她。她说了事情的全过程，又说了后续发生的退婚，最后，她向二位妇联干部提出请求，能否以妇联的名义，和那孩子写一封信，劝告他收回自己轻率的决定。二位干部对分田表示了莫大的同情，一口答应她的请求，并且进一步允诺，倘说不转那孩子，就同他们部队联系，当然，现在暂且给他留点面子。分田走出县政府院子，还有兴致逛了趟街，再往车站走。回去时，她是坐在一袋化肥上面。这是第一次往返县城，往后，还会有第二，第三，无数次。她很快就会将这条路跑熟，还会将去县政府的路跑熟。然而，随着她一趟一趟地跑，事情则变得越来越没指望，妇联二位同志的热情便也在逐渐降低。她们给那孩子发出的信，不久就有了回音。那孩子信上说，家乡的组织对他个人问题关心，很表感激，但分田与他的关系尚处在互相了解阶段，并未作决定；在他们的关系中，双方都是平等的，不存在谁抛弃谁的说法；现在，他认为他们都还年轻，前途广大，还是暂缓婚嫁之事为妥。妇联的同志几乎要被他说服，但依然坚持着不变，又写去一封信，强调了农村风俗的约定性现实，他们既已通了聘礼，众人就都视为婚约形成，应照顾女方在此环境中的舆论压力；还强调了分田在事件中受害者的地位，希望他本着一个军人的职责，体恤爱护分田。那孩子很快又来了一封信，看起来，他挺热衷这样的笔墨官司，尽情发挥着他的辩才。信中针对妇联同志的说法提出意见，第一是关于移风易俗的必要性，第二则谈到了爱情。他尖锐地指出，同情不等于爱情，这对分田亦是不公正的。妇联又去了第三封信，这封信中多少流露出理尽词穷的急躁，以与部队组织联系为警示。于是受到那孩子礼貌却严格的批评：当以理服人，而不当以行政命令压人。每一封信，妇联同志都让分田过目，分田每看完信，就都发表一通道理，要比妇联的信雄辩得多，使她们觉着自己软弱无能。说实在的，她们是被缠进去了，搅在他们中间，左右不是。她们觉着这两个男女真是一对，可惜天不作美，出来这档子事，拆了姻缘。最后，她们还是向那孩子的部队上发了公函，部队也以公函回复，说经查明，他们这位战士与分田只是恋爱关系，不涉及婚姻，还搬出婚姻法中有关恋爱自由的条款，婉转地驳斥地方妇联的指责。妇联同志将这封公函的复印件交给分田，表示事情到此结束。分田不服，又去了几趟，妇联的同志便开始推，接着是躲。终于有一天，分田吃了闭门羹，悻悻地离去。

现在，分田只剩下最后一个机会了，那就是等那孩子来探家。上一年就定好，今年七八月轮到他探亲。分田至今心里还疑惑，那孩子真会如此无情？她必要那孩子面对面地说这话，她才能认。麦子长高了，抽穗，灌浆，尤其是她家阳面上的，又比各家早熟了一成，麦芒在太阳里闪闪发光。西南风连吹三天，早起露水一收，就下镰了。嘣脆的麦秆一碰刀刃，便齐齐地断下。分田一个人包割，她爸在院子里碾场，她娘负责做饭，侍弄怀了崽子的老母猪。麦子熟了，菜园子里的瓜啊菜啊也熟了，藤蔓爬了一架。村里人合伙请了石匠，给村头村尾几盘大磨开齿，等着推新麦。邻村有人家开了挤面厂，可村里人，尤其是老人，多是喜欢石磨推出来的面，嫌电推的面有机油味。村里地里都是一派喜气的景象。再过过，麦子上场，打下，晒干，霍霍的磨盘声从村头响到村尾。猪下崽子了，总十二口，一出月，挑猪苗的人就上门来了。分田见人来，就把她最喜爱的那口往屋里撵，不叫人挑走。她暗地里给那猪苗取了名，就叫那孩子的名，一边撵，一边在心里骂：某某，往哪里去？挨刀子的某某，往哪里跑？有时一把逮着它，将它那圆滚滚的身子搂起来，再放下地，心里说：狗养的某某，跑不了你的！接近七月的时候，她去了趟姑家，送去她蒸的新馍。七月根下，她又去了一次姑家，送去院里新结的茄子和元葱。八月头上，她再去姑家，带去的是她最疼的小公猪，短嘴，长身子，特别能吃食。她最后地抱它一下，放它在姑家的院子地上，四下嗅着，周周折折一路嗅到猪圈去了。姑为难地看着那喜人的家伙，说了一句：分田，那孩子不来家探亲了。分田扭头就走，自行车哐啷啷推过门槛。有种就不要躲！分田在心里大声地嚷，眼泪流了满脸。她抬着脸，让迎面的风尽情地吹来。自行车有几次，从干硬的车辙上一跳老高，她也不放慢车速。从出事以来，她还没哭过呢！现在，她要狠狠地哭一把了。

几天以后，分田出门了。她对爸妈说，有同学在菏泽开了草编厂，她去那里找工做，又问爸妈要下卖猪苗的钱。二位大人没有反对，虽然前一次出门引了大祸，可是不出门又怎么样呢？他们很清楚，分田在家里过得不舒心，又没着落，他们不知该拿她怎么办。闺女大了，又很有主意，且落在这么个僵局里，就实在不由人了。

八月的天，虽然还早，暑气已经蒸腾上来，但有风，就比较爽利。分田拿来小侄子的遮阳帆布帽戴在头上，头发拢在脑后扎一个发橛子，看上去就像一个俊气的少年。因是迎着太阳，她不得不眯起眼睛，这使她的神情显得很坚定。她往韩集去搭车。身后有手扶过来，开手扶的人喊她几声，要捎她。她没答应，那人以为她没听见，就过去了。分田到韩集上了中巴，这趟中巴是往大王集去的。到大王集再换长途车去曹城，长途车离开车站，一拐，分田看见了上回与水，还有林同学，一同吃饺子的饭铺。一个简易棚子，顶上铺着油毛毡，檐前伸出条纹尼龙布的凉棚，底下放了几张案板，几条矮凳。吃饭的人总是下车或上车的人。身边放着包裹行李，头脸都蒙了土的样子。而且不问早午晚，总归有吃饭的人。这也是出门人的一个特征，抓住时机，有吃就吃。车往曹城的方向去了。太阳老高的，车厢里烘热，一旦开快，风就鼓进来了。路边有些小厂，吐着烟，一到半空，便化在日光里面，无影无踪。到曹城转上了火车。她还是按上回与水一同出行的路线与时间，但没有出现上回的事：一个妇女退票给她俩。这一回的旅程，要平淡得多，没有一点插曲，但是却有一种确保抵达目的地的决心在里面。分田一路上没有与任何人搭话，也没瞌睡。她眼睛望着车窗外快速移动的景物，心里有一丝狐疑，虽然程程按上回走的一样，怎么情形竟一点不像了？那些树，田地，房屋，岔出去的路，路上的人，都显得清寂，而且疏远。车到商丘，商丘车站的喧嚷，也变得隔一层似的。分田在其中穿行，碰碰撞撞的人和行李，还有吵骂声，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与她分田无关。那教授孵豆芽、养蚯蚓的技术学校招生处还在。但到底季节不同，人换了装束，换成一种前边一片蓝色塑料瓦，后面一圈白色松紧带的遮阳帽，不时从人潮中冒出这么一顶，迎了太阳反一反光。这是又一天的早上了，斜在广场地面上的太阳光已经很酷烈，而且没有风，只有汗气。分田并不急躁，在一个水泥花坛边占了个立足之地，耐心地等着放站上车。她已经是个老练的出门人了，有一些旅行经验，不用思量，自己就拥上来。终于上车，车厢里到底凉快宽敞一些。等到开车，风就越来越激烈，不得不将车窗拉起大半。虽然一夜没合眼，分田却并无倦意，她睁大眼睛，看着窗外。在她平静的外表之下，其实保持着极大的警惕。这个看似安稳的世界，说不定是这里还是那里，就潜伏着想不到的危险呢！太阳从车厢的南边换到北边，再从北边换到南边，在这交替之中，还有停和开的交替中，日头渐渐到了远处的田野上，火红的一盘，由于空气清澈，边缘分明。分田在徐州西下了车。她随着并不多的下车人出了站，立在了马路上，她站住了。她抬起头，茫然地四顾一圈。已是五时许，但因是天长，日头还在较高的小半空。她看见了那一轮红日，比方才车窗外的要小一些，亦昏黄一些，光却依然是炽烈的，有一种稠厚的热量。分田心里一惊，这是整个旅途中，她唯一找到的熟悉的东西。虽然颜色、光度、高低都与前一回所见的有差别，可就是它！记忆陡然鲜明起来。

当时，分田不是就想：方才是从西向东，这怎么又向西，不是开回去了吗？然后，他们在公路边一个饭馆停下来吃晚饭，那饭馆名字是叫“霞姐饭店”。那三个人与她俩说，他们所在部队说是在徐州，其实是在离徐州多少里外，他们战友特别关照他们别让分田二位饿着了。那老板娘，大约就是霞姐了，看起来与他们熟识。其实，这时候，分田就有了第二个疑惑，她想，当兵的都是来自四面八方，平时管束也很严，怎么会与一个路边饭馆的老板娘有交道呢？可她亦没有深想。吃饭时，她面朝门坐，见路对面有块霓虹灯招牌，亮着“丁楼浴城”几个字，在灰暗的渐黑的天空中，挺显眼的。现在，分田站在路边，略一思忖，便回到车站，到售票窗口，看价目表上的路名。她本可以去问人的，可她不是老练了吗？她倒也不是不相信一切人，可是这一切人中，说不定就有一个是骗她的。价目表上的地名没有“丁楼”两个字。她并不着急，站在路边，吃了一个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买了瓶水，喝了。在她吃喝的时候，不时有人来招揽生意。有拉她吃饭的，有拉她住店的，还有拉她乘车的，她一概不回答。那些拉乘车的问她去什么地方，她也不说，生怕说得不对，露了人生地疏的破绽。谁知道呢？也许“丁楼”并不是个地名。但是，有一个揽客的车主却引起她注意。那车主举了一块牌，喊着“往西去，往西去”地过来，牌上一串地名中，有“于楼”两个字。分田想，说不定是她看走了眼，将“于”看成了“丁”。她又想，反正是往西，沿途看见有那日的情形，随时可下车。于是她便随那人去了。一辆中巴上坐了三两个人，车主自然不甘心开走，继续四处拉人。天黑下来了，空气中含了煤屑，反射着灯光，反而有一种微亮，使那黑变得模糊。车主不舍得开灯，人脸隐在黑影地里，看起来十分的暧昧。分田并不胆怯，她已经不知道“害怕”两个字了。她沉静地坐在车门口的位置上，记得那饭馆是在路南，霓虹灯就是在路北。她望着车外面，一片坑洼不平的地面上，停了无数中巴，车主远远近近地吆喝，暗夜里听起来不喧闹，反是清廓，天地间很空旷。

当分田看见紫黑的天幕前，豁然映着霓虹灯的字形：“丁楼”，她感觉到的是一阵软弱。她下车往回走去，迎着半里地外，“丁楼浴城”几个红绿大字，方才明白，那“丁”字本来是“于”，但灭了一根灯管，于是便少了笔画。果然，霓虹灯对面有个饭馆，门开着，灯光漫出来一小片，里面站了个小姐，很年轻，并不是那个霞姐。她向分田迎过来，到了跟前，却又停住了。在这个时间里，来一个单身女客，总是有那么一点奇怪。分田微笑着跨进门，虽然看不清店招牌，可她确定无疑，就是这里。小姐犹豫着问：吃饭吗？分田不回答，兀自走到桌边坐下。就是这张桌子，没错，铺着塑料布，布上印着牡丹花和水草，这两种物件说什么也碰不到一起的。小姐送上一张菜单，她不接，而是问：霞姐呢？小姐的神色变得不安了，反问道：霞姐，哪个霞姐？分田并不驳她，而是很有把握地笑了笑，说：我与霞姐约定好的，我等她吧！小姐退去了，很快又回来，说：真没有霞姐这个人。分田不理她了，只管坐着。店堂里没有客人，听得见公路上载重汽车开过去，车轮与路面摩擦的声响，很剧烈的。没有车停下。店堂里只有分田一个人坐着，后面，大约是厨房还是客房，一片寂静。中间，小姐给送上一壶茶，分田便喝茶。这样僵持着，大约有半个钟点光景，小姐出来说：我们老板说，天这么晚了，我们后面有客房，可以住宿。分田说，你们老板呢？我能不能认识认识。几乎应声而出，一个女人到了跟前，怪小姐冷落了客人，问分田要不要来碗热乎的喝了，再歇下。分田看清了那女人，似乎与“霞姐”是两个人。其实，她原也不记得霞姐长什么样了。可她心里断定，这女人就是霞姐。她迎着脸叫了声：霞姐。霞姐怔一怔，立刻反过神来，烁然笑道：想叫就叫吧！她们可不敢这么叫，是我娘家的乳名呢！分田说：你认得我吗？霞姐说：认得，认得，要不你怎么会叫我霞姐呢！分田见她搪塞，干脆把话挑明：去年秋季，有三个军人，说到“军人”，分田又笑一下，三个军人和两个姊妹就在霞姐店里吃饭呢，比现在早两个钟点从这里走出，那两个姊妹就叫拐卖到了两处地方，再过后，其中一个解救了，这一个就是我。分田直看着霞姐的脸，霞姐再油，脸面还是有了变化。分田接着说：那一个是我妹妹，我要把我妹妹也解救出来，我已经在妇联和公安都挂了号，随时可以同他们联系。分田一口气说完这些，霞姐已经镇静下来。她究竟见多识广，一个女人家在这路边开饭店，什么事没经过啊！她关切地问：你妹妹拐到了哪个县？哪个乡？哪个庄？分田说：不知道。霞姐就叹了一口气：那就难了。分田说：你霞姐难道不知道吗？霞姐明知她话里的讽意，却并不对嘴，只是很坦然地说：我不知道。分田倒不知道该往下说什么了，停了停，说：我就住这里了。霞姐热情道：住下，住下，明早再走。可明早，分田并没有流露要走的意思，她又住了一天。接下去的几天，她也住着。说实在的，分田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该做什么。但在霞姐看来，这个年轻的姊妹似乎很有心计，而且有着什么来头，她在这里住下来自有她的道理。所以，霞姐便有些不安。

分田住在霞姐饭店，因她并没什么地方可去，终日只是坐在店堂。她的所谓客房非常逼仄，放一张大床，就几乎没有余地了。房间倒收拾得干净，墙刷得雪白，一扇后窗挂一幅素色窗帘，窗下挤了一张条案，案上放了杯子，镜子，一些杂物。门后藏一个洗脸盆架，有毛巾，肥皂盒。床上铺了草编凉席，枕上也套了凉席，一床薄被是新浆洗的，处处流露出女性开店的仔细体贴。分田在这饭店里住下来，渐渐也看出一些端倪。每到吃饭时间，店里那个小姐就到路边去拦车，真正能拦下的车其实并不多，下车吃饭的多是一些老主顾，回头客。他们将车开下道，开到边上的空地停好，就进店来了。看起来熟门熟路。霞姐和小姐呢，也“张大哥”“李大哥”一阵热切的招呼，一个端茶送水说话，另一个就下厨快切快炒，倒真有几分像自己的大哥回家来了。还有的“大哥”其实并不吃饭，而是径直去了后面，某一间客房里，此时，那小姐也跟着不见了，店堂里只剩下分田和霞姐。两个人都不说话，屋里静得可疑。有一两回，“大哥”看见分田，就说：新来的吗？霞姐立即将他话头截断，引到与分田远些的桌子就座。分田满腹心事，并看不出霞姐怕她。天又下起雨来，汽车从水滑光亮的路面上嗖嗖地过去。司机大约都急着回家，少有人下车打尖。分田看着雨出神，霞姐看着分田出神。到了晚上，霞姐终于忍不住，跟了分田进客房，先用毛巾将床挡、条案及案上什物抹了一遍，然后问道：你那妹妹是与你什么地方分开？你又听得有什么消息，她是去了哪里？你要告诉我些线索，我才好帮你找人呢！分田望着霞姐，思量她话里的意思。霞姐大约二十八九，近三十的年岁，人很高大，头发烫成粉丝似的，在脑后高高抓起，穿一件带衬肩的大红连衣裙，立在灯下，有几分像庙里的金刚。分田几乎是坐在霞姐的暗影里，可眼睛灼亮着，霞姐倒有些发毛，冷笑一声：我真帮不上你的忙。说罢要走，分田却在背后开口道：我就不信你不知道！霞姐回过身，反问：我知道什么？分田也反问：你说呢？霞姐逼问着：说什么？分田再问：你难道不知道？两人心里其实都在想：她究竟知道什么呢？房间小，两人几乎是脸对着脸，呼气都呼到对方脸上。霞姐说：我凭什么要知道，欠你了？分田就说：不知道就不知道，急什么？霞姐说：谁急了？分田说：你，你急了！霞姐说：我看是你急。分田笑了：我急就我急。霞姐也笑：我看就是你急。分田点头道：我愿意急。霞姐也点头：那就好好地急去吧！两人再对着看一会儿，最后霞姐拉开门，眼睛看着她退出去，分田便在心里鼓掌：跑了，跑了，逃跑了！

她们这样僵持着，两人的心事都很重。分田一筹莫展，但好在没有顾虑，管他呢，反正是豁出去了。霞姐呢，当然有顾虑。店里住了这么一个客，本是那样的生意，怎么施展得开？所以比较起来，还是分田占优势。再僵持几日，霞姐又跟着分田进了客房，与她并肩坐在床沿，叹一口气，再一次问：你那妹妹究竟与你什么地方分开？有什么消息说她去了哪里？虽然是同样的话，可却有了讨饶的口气。分田都不敢回应，怕露出她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对方有什么也不肯说了。霞姐接着说：你看，你在这里，我们怎么做生意？这话多少有些推心置腹，分田回话：我又不是不付账？且像小孩子在犟嘴。霞姐不由笑一笑：你是付账，谁说你不付账呢？两人停了一会儿，分田冒了一句：反正我要找我妹妹。霞姐说：可你妹妹在哪里呢？分田说：我掘地三尺，也要找我妹妹出来！霞姐喝道：什么话？晦气不晦气！分田自知失言，竟出了一手汗，心怦怦跳着。霞姐放缓口气，说不定，你妹妹过得挺好。说罢起身出门去。之后，又是几天两人不说话，至此，已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分田日日坐在店里，既不像客人又不像主，来人心里疑疑惑惑的，真有几回，过门不入了。又临到国庆日前，派出所加强治安整顿，打黄打非，连了几天，都有警察上门，看看，问问，记录些什么。逢到这时候，霞姐便紧张万分。有一日，警察还让分田出示证件。霞姐手里端了一壶茶，忘了放下，就这么站着，看分田掏出身份证，回了几句话，话里倒一句未提找她妹妹的意思。警察例行完公事，走出门去。霞姐端着茶壶茶碗送到门外，又走回来，方才发现手里的东西。她停了停，轻轻放在桌上，说：我看你横了心要坏我生意，我也想不明白究竟怎么得罪了你，也好，我生意不做了，这就关门，你走吧！分田说：横心就横心，我不找到我妹妹是决不走的！霞姐就爆了：你找你妹妹与我何干？为什么赖上我，你给我走。分田让开她：就不走！两人绕了桌子转几个圈，虽然是认真的，看起来总有点像玩笑。分田说：或者，咱们找警察说话。霞姐道：你当真？趁没走远，去！隔了桌子，一把拽住分田的手，分田挣脱了，把她拉了一个趔趄。两人心里都不想找警察，做霞姐这样生意的人，自然越少与警察沾边越好，分田则是怕到了警察跟前反而露破绽，她并没有在公安挂上号，既没证据也没线索。两人站了一会儿，分开了，一个依然开店，一个依然不走。

又过了几日，霞姐来找分田说话，说：你到底说说看，当时带你们姊妹来的那三个人的模样、年纪，说话，我要帮你也好帮。分田说：你还问我？你应该知道。霞姐端量她一会儿，说：你这孩子真难说话，就走开了。分田倒有些动摇，想自己是不是该同霞姐合作，可谁知道霞姐究竟是什么人呢？要还是在试自己深浅，晓得她没什么线索就不拿她分田当真了。在疑惑不安的心情里过了两日，到夜里，分田已经上床了，霞姐却敲门进来，将一张字条放在分田被窝上：这是我打听来的地点，说那里有个外来的小媳妇，你明早就去吧，要不是你妹妹，我也无法了。说罢又加一句：千万别对人说是从我这里打听得的，吃我们这行饭，本不该长眼睛长嘴。她掩门出去，分田一个人坐在被窝里，做梦似的，久久回不过神。

第二日一早，霞姐将分田托交给一个卡车司机，让他捎分田一程，送佛一样送走。这位“大哥”显然是昨晚宿在店里，而且与霞姐似有几分情意，临走前，拉了拉霞姐耳朵上的金坠子，然后跳进驾驶座。一路上，他并未与分田搭话，将车开得飞快，大约开出有三四里路，他停住车，示意分田下去。转眼，分田便站在了路边。路上有汽车往来，等了一时，招手停下一辆中巴，赶紧挤了上去。车下的路渐渐变成土路，颠得很，颠了一个时辰，下到一个站，接下去就是步行了。太阳高到头顶，庄子里炊烟的柴禾气，点火做饭了。分田不觉饿，也不觉渴，她已经想好了，那小媳妇要不是水，她就再回霞姐店里去，再坐着，等，不怕霞姐就供不出水的下落。走过一个庄，再走过一个庄，炊烟起了，又灭了，午后的寂静里，偶有一声鸡犬鸣叫，很满足的哼声。依着纸上写的字样，分田走进一个院子，陡然间，她以为又到了留三家的院子。其实这两个院子并无共同之处，这一家略要富一些，鸡在地上啄食，院里有几棵树，桃树，李树，还有柿子树。树下晾晒的衣衫也比留三家的颜色鲜明些。而且，这家院子是错落在一堆院落中，不像留三家，临了村道，站台子上。但分田就是觉着很像留三家院。她心跳得又轻又快，都有些头晕。院子里坐了个小媳妇，怀里抱个未出月的毛孩，正喂奶，听有人来，小媳妇便抬头。太阳旺旺地照着，遍地是光和影，她就像坐在花影里，脸显得很白，很小。两人对着呆一会儿，分田叫了声：水。水就哭了。分田到她跟前，蹲下身子，问：水，过得好不好？水说：不好。跟不跟姐走？分田问。走！水将奶头从毛孩嘴里拔出来，毛孩力气却很足，将水的奶头拉得老长。水掖好衣服，将小孩往地上一张小棉被上一放，站起来就跟分田走。等孩子的哭声引出屋里的老婆婆，两人已跨出院子。老婆婆不明白怎么回事，愣着，想过来了，便追过去骂，水回过头也骂。两边骂得都很刻毒，分田不让她骂，拉她快走。两人顺了来路走着，走到公路上，招手上了一辆中巴。七转八折，天黑的时候，到了徐州站。

这是真正的徐州站，而不是徐州西，广场的灯都亮了，映得半个天发光。水这时候才想起问分田：咱们去哪里呢？分田说：去上海。水跟着分田，在人头攒动的广场上走着，等买好票，进候车室，水才又“哇”一声哭了，哭她的小毛孩。分田说了声：莫哭！水应声就止住。二人寻到去上海那一列队，排上去，转眼间后面又续上人，左右亦是长龙阵。两个姊妹淹进人海，看不见了。

临淮关

小杜的家在临淮关，她父亲在临淮关大小也算个人物，人们多有求着他的时候，他是做什么的呢？码头上一名船工。谁要乘船，他可以代买票，也可以不买票，领着上船交给一名熟人。蚌埠和大柳巷之间往返的轮渡，一般是在正午或者午后一时许停靠临淮关，那些穿着橡皮裤和水靴，将木码头踩得咯吱响，咣当放和起铁锚的汉子里面，就有她的父亲，那个小个子就是。体魄大多魁梧的江淮船工里的小个子，在一般人至少是中等个了。由于体格紧凑，更显得结实，铜铸的似的。倘若不是室外作业，受了太阳和江风，变得粗粝了，他一定是个白皙的男人。小杜长得其实像她父亲，蒙了眼的人们常常惊讶，老杜家的二丫头像谁呢？竟然如此俊俏。小小的杏形的脸型，真就像古人形容的美女，眉可入鬓。一双眼睛也是细长，经常是低着，眼睑就格外清晰，也突出了小巧端正的鼻梁和鼻翼。嘴似乎有些薄与大，但略低着看过去就也不显了。下巴正就是杏的那个尖，又似乎小了些，但也不碍，因为整体是精致的，配合则比较得当，比例就均衡了。和父亲一样，她的身个也是女性里的中等，同样是紧凑的骨骼，俗话说的“衣服架子”，穿什么都好看。因不像父亲那样受过力，且是个女孩，就要柔软和轻盈。当她那样低眉垂目地走来，就好像从画上走下来的。那时候有个电影叫《画中人》，临淮关街上的人都叫小杜“画中人”。

小杜俊俏，而且聪敏，这点人们就看出来了，是随老杜。老杜这人言语不多，却有人缘。这人缘一半得自老辈人的秉传，他家是临淮关的老户，上几代就有人在淮河滩上背纤，向水里讨饭吃。街上人，谁不知道老杜家？老杜家院子里那棵椿树，是街上人识路的标志，说起来，就是“老杜家的树南”，“老杜家的树北”，以此可见出老杜家在镇上人心目中的位置，是具有历史性的社会基础；人缘的另一半则来自老杜本身。他是一个有心人，平常时候没什么，到了关键处就显出来了，他家几个儿女的安排就非同一般。他家老三老四是一年里中学毕业，一个在镇头上的学校，一个在镇尾上的学校。这一年毕业的学生，开始有留城的名额，像老杜家这样，有两个孩子毕业的，就可以争取一个留镇上，一个下乡。可是，老杜家的孩子却都在镇上，一个手管局，一个农机厂。原来，两个学校都以为对方学校的学生下了乡。这本来是一个错误，可因为老杜家向来为人宽仁，就没有人去说破。而老杜呢，也不让众人为难，不等消息传开，就将在家待业一年的二丫头，也就是小杜，下放去了。小杜的那一届，是全体下放，不留一个，她爹妈不说让走，也不说不让，只是拖延着，心下是不舍得叫这唯一的姑娘离开。在家里，并不多她一口，到乡下，反要周济她，将来更不知怎么出路。不如不走，现在能帮把手做家务，将来找个好人家嫁过去，倒不耽误她。但此时此刻，为保全下面两个弟弟的着落，老杜把小杜送出去了。

老杜送小杜去的地方不是临淮关所属的县份，但是同临淮关在一条水路，靠近另一个县五河县的县城。老杜是吃水上饭的，在心里，更和水近，觉着水上一个个停靠点，才是够得着的地方。身后那一条津浦铁路线，虽然快捷，而且联络着更大的城镇，与他却是隔膜的。那些水路上往返的常客，渐渐成了老杜的朋友，有时候错了一日一趟的航次，会在老杜家过宿。老杜的女人，换了床上的铺盖，就灶上灶下地忙碌。老杜女人的饭菜，是最家常的，可就是不凡。旋成螺旋形的黄瓜皮，糖醋渍了；整个儿的茄子，拉上几刀，浸了油，用火慢慢烤；缸里头一层白菜叶一层槽鱼煨成的酥鱼，终年满着；过年起就酱了的猪腿，片下透亮的肉页隔了水蒸。老杜和客人，慢慢地喝和吃，因老杜是个缄默的人，客人就也没了说头，可自有一股温煦的情义，自酒和菜中生出。到九十点光景，这在镇上，已经是夜深了，老杜的女人煮一锅玉米粥，粥里加了葱花和自家腌的豆豉，咸滋滋，热乎乎下肚两大碗，结束了夜宴。这些宿客，有时会让人捎东西给老杜，一个鼓鼓的包从船上扔向码头，叫一声，给老杜，就算捎到了。也有时候，会从码头上回扔过去一个扎紧了口的蒲包，里面是活虾活螃蟹。不是老杜讲究什么礼尚往来，而是，他将他们当成自家的亲戚。在老杜沉默少语的表面下，其实有着豪爽的心胸。从十六岁起，他就在这条河上做船工，见过多少南来北往的人，所以，老杜的世界是很大的。还有的时候，老杜的女人会托这些过客捎东西，捎的大多是女人的东西。香脂、肥皂、衣服鞋的。最大的一件，是一架上海产的蝴蝶牌缝纫机。小杜自然是第一个受惠，兄弟们不稀罕这些，她娘又不会与她争，因此，小杜穿的用的，都与人不同。本来就是俊俏人，再装扮起来，更出众了。同学间替她又起了个名：上海人。其实除了那架蝴蝶牌缝纫机是上海生产的，其他衣物，大多来自蚌埠、芜湖、合肥，至远是南京。这别称里就有了几分讥诮的意思。谁让她是人尖呢？女生们又多是小心眼儿的。小杜在学校里多少是孤傲的。

小杜下乡，是老杜托一位朋友安插的。朋友是蚌埠下放干部，在五河县的县城“五七”办公室工作，经常从这条河道上往返，与老杜结下了友谊。老杜的朋友本来是将小杜落进一个先进集体户里，因是先进，又都是女生，比较令人放心。可是小杜不要，她既不喜欢先进，也不喜欢女生，这两样都是孤立她的，她坚持要一个人独立门户，老杜的朋友只得另作安排。小杜走，家里就好像发送闺女出门子。是唯有的姑娘，又是为两个弟弟作牺牲，心疼加上歉疚，不知怎么陪送才对得住。打了两口大箱子，重做了四季衣裳，被褥枕头，家里最好的摆设，三五牌台钟，镜子，两个铁壳热水瓶，过年放瓜子炒货待客的八角漆盒，都打成包让她带走。小杜说：你们这是不让我回来了？她娘一下子哭了。小杜没哭，她自己收拾出一口旧箱子，取几件衣裳，一些梳洗用具，只提出，要那架蝴蝶牌缝纫机。哪有人不答应的，几个兄弟一起动手，转眼间，蒲包草绳裹扎得结结实实，插进杠子，抬上了轮渡。

小杜就在老杜朋友栽培的先进集体户的边上，生产队长家院里，放粮食的西屋，靠墙安下一张绳网的床，乡人们叫凉床，床头打横再放下她的缝纫机，箱子就架在两根木方上，安顿下来了。地方是逼仄了些，但在人家的院里，总是安全。小杜不是要一个人吗？老杜的朋友确是费了脑筋，也可看出他与老杜的情义是很诚挚的。队长的女人问小杜，是在他家带饭，还是自己单烧。小杜说自己做，这让队长的女人放下心来，她很怕伺候不了这个俊俏的闺女。说是从临淮关来的，可在她看来，却要比那一集体户的上海学生还更像上海人。那几个学生已在乡里受了一年多的煎熬，又都是积极分子，一点不知道惜力。如今，脸黑了，头发枯了，衣服晒褪了色，说话呢，都学了一口本地腔，站出来，和乡里的姊妹没什么区别。人们觉着好，可又觉着不怎么好。他们身处封闭的乡间，内心渴望着见到一些外面大世界的事物，与他们的生活太过相似，便难以激起热情了。而这个小杜，却带来新鲜的空气。她铺的，盖的，穿的，用的，一点不比那一伙上海学生差，长得比她们都好。而且，临淮关也算个大码头，要说，都比五河县城有名声。据老人称，古时候，商船过临淮关是要交税银的，是南北交道的关隘，兵家必争。于是，小杜的口音，在他们听来，也是有大地方的气息的。最令人震惊的，还是小杜带来的缝纫机，只这一桩，就可把那一户上海学生的东西全盖住了。所以，人们都对小杜怀了尊敬的心情。

但是，小杜却又不像他们所以为的那么骄矜。她和队长家共一个灶台，从来就没碍过人家的事，插空就做出自己的饭来，将灶上灶下收拾得一干二净。缸里的水，她也总是及时地添上足够她用的那一份。几乎显不着多出她这么一个人来。她虽然不怎么爱言语，像那几个先进知青，一有闲空就挨家串门，问这问那，问的又不在地方，反显得嘴碎——她与人却不怎么打拢，可要是求她在机器上扎个什么活儿，她从来不推托。乡里人能有什么缝纫活，无非是打个补丁，缝个边。这样零碎不成器的东西，小杜并不嫌弃，每回都服服帖帖地做好，也不计较针线。唯一给人留下说头的，是她下地做活的装扮。无论多热，哪怕七月天锄豆子，小杜都是长裤长褂，手上一副白手套，头上一顶大草帽，帽檐上搭一条手巾，垂下来，罩住脸。站在地头上，十分的古怪。可是这又有什么呢？爹妈给的好水色，怎么护都不为过。再说，人家的活计又不差，锄把握得很有样，苗和草分得一清二楚，不像那几个上海学生，要出许多洋相。

其实，对于小杜，乡里的生活与镇上的，差别并不是那么大。水也是要挑的，吃粮食，有挤面的机房，也有牵驴到磨房推的。为省下煤钱，小孩子上下学都带个小耙子，路上搂草。家前家后，开了小片小片的菜地，谁也会锄和刨。甚至，她们家还喂了一口猪，所以，她就会烧猪食。乡里的民情和镇上的也差不多，小杜又是在老户人家长大，行止都有榜样，晓得进退轻重。可是，这不表明小杜就喜欢这样的生活，她就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有时候，听见乡人们奚落上海知青，是出于对她的夸奖，她却觉着一种悲戚。似乎，人们承认她是可以在这里生活的。乡人们说她比那几个上海知青更像上海人，她也感到悲戚。因为他们没见识，而她竟然合了他们没见识的品位。她是有识别力的，她知道她们那么舍得学乡里人穿衣、说话、作派，舍得泼出去泥里水里打滚，胡糟践自己，就因为怎么样她们也是大城市人，怎么样也是上海人。乡邮员送到大队部的，那些落款写了上海某区某路的信，邮包，汇款单，证明了她们与那座城市的牢固关系。幸好，小杜长得比她们都好，穿的用的也不差，这才有了些底气，可以和她们保持着不近不远的关系，而不至于自卑到不与她们往来。

就这样，上海知青集体户继续着她们先进的道路，上县、专区甚至于省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开会发言，捧回奖状，小杜却是得乡人们的心意。她的缝纫活也出了名，远近都有人来请她做衣裳。甚至于队里那伙上海知青，也有上门的。当她给她们量尺寸的时候，她窥见了上海服装上的新潮流。她们难得回去一次或者两次，却还是带来了上海时尚的消息。比如，裥不是打在前胸，而是从腋下向上打去，比如斜插袋为贴袋所取代。她还从她们不经意的流露中学习了上海的服装用语，比如，称春秋衫为两用衫，比如此地人说的衬衫的“小袖子”是谓“克幅”。那个遥远的城市，绰约地向她展现繁华的面容。不久，开始招工了，集体户里有两三名知青受到推荐，她们竟都谢绝了，还一起贴出决心书，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乡人们都觉好笑，问她们真一辈子？回答真一辈子。那么给我们家做媳妇好不好？她们哗一声笑起来，四下逃跑。问话的人还不依，追着问。有胆大泼辣的，便迎回来说，好！这就轮到这人逃跑了，谁家敢娶这样的媳妇？此时小杜方才下乡，还不够满两年的推荐条件，从旁看她们逗趣，心情也是复杂的，想这些上海人因是心里有底，才敢将人生的际遇当儿戏。

像集体户，尤其是女生，在一处生活，难免会生龃龉。有时候，她们会去对小杜说，因小杜是局外人，又同是知识青年。这人说几句，那人说几句，小杜渐渐也了解了一些内情。一是知道她们所来自的上海区域在城市边缘，甚至于她们是将市中心称作“上海”，好像她们所在并不是上海似的；二是她们都期待着招工，所以放弃，除去为要保持先进的姿态，多少有一些是因为谁走谁不走摆不平。听来，她们中有几个家中相当拮据，盼望她们早日有一份吃商品粮的工作，至于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她们既已离开上海，就也不作回上海计了。小杜由衷地同情起她们，之间的关系融洽了许多，但也没有亲近到要与她们做知己。在她心里，与她们总是有着隔阂，这就像“出身论”一样，是由先天决定的。再过些日子，上海知青，即便是先进集体，也露出凋敝的颓势了。她们再也不掩饰对乡间生活的厌倦，因收支不匀终至分户，各起炉灶，等到她们的户长，被推荐去合肥上大学，所有暗藏的矛盾就都表面化了。她们彼此间不再说话，形同路人，县里再开积极分子大会，因无法推荐出代表最终放弃参加，就此结束了集体户的政治生涯。在这分崩离析的时候，招工却又冻结，前景茫然。而小杜，就在这时候，借调到公社广播站做播音员了。

老杜的朋友一直关照着小杜，他觉着，老杜将姑娘托付给了他，他就要负责到底，不可半途撒手。他从蚌埠下放农村，心情多少是落寞的，从这条灰暗的淮水上往来，老杜家是他的栖脚地，给了他温暖。老杜没有什么权势，只有一颗待人的诚心，凡是朋友从他码头前过，他总是热情款待。也是他会看人，交的朋友都是感情质朴的人。老杜将小杜交托给朋友的时候，朋友看看小杜，先是问，会演戏吗？因为见她长得像戏台上的人。小杜老实回答不会，朋友又问有什么特长，小杜就说在学校时做过广播员，那朋友很有心地记下了，这时候，果然用上了。公社广播员随军去了，余下个空额，老杜的朋友推荐了小杜。其时知识青年上调冻结，不能正式办手续，就只能借调，倒对小杜方便。因小杜下乡不满两年，要认真计较，就不合上调规定，如今借调，则是一句话就走了。不管小杜是不是正式上调，知识青年们还是十分羡慕。那几日，上海知青们轮着上门向她祝贺，帮她收拾东西，同时也感叹自己的出路不知在哪里。这一回，小杜真的有些感动了，不止是为她们的好意，更是为她们能够那样坦然地表示心情。但是，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证明，她们总是占着优势。小杜再心思曲折，总还是个姑娘，性情毕竟温柔。她为了强调自己仅是临时工，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打发，她们依然是同命运的人，她没有将东西都带走，而是留了一部分衣物，甚至连那架蝴蝶牌缝纫机也留下了。在她心底深处，隐秘地也藏着些防备，防备会有不测，为了招工上调，亲姐妹都有翻脸的。她比别人都晚来，结果却是先走，多少有点令人不安呢！于是，她到了公社广播站，隔一两个礼拜，就回来一次，取些换洗衣服，意下也是看看她的缝纫机，有没有人动。跑了几趟，东西渐渐拿干净了，最后，来了一挂平车将缝纫机也带走了。人们从此就再见不着小杜了，可是，一日三次，拉线广播里都传出小杜的声音。那声音却不像，因说的是标准语，所以更像是广播电台的人。

小杜在公社院里，独住一个单间，广播间。倚南墙窗户底下横一张床，床头顺东墙是缝纫机，屋子中间方桌上是唱机，唱片，广播喇叭。北墙是一列文件柜，其实也没什么文件，主要是给小杜放衣服杂物，墙角立一具脸盆架，地方不大，却有条理，也显得敞亮。院里时常有知青来，错敲了她的门，就看见门前地上站了个衣着邋遢，面色憔悴的青年，急煎煎地要找哪一个干部，为的总是招工或者招生的事情。小杜就会有一种侥幸，侥幸自己及早脱离了那样的命运。这种心理使得她变得比平素热情，所谓热情，在小杜也就是给人指个门，告诉要找的干部在和不在。她是个内敛的人，对人总有几分保留，至多是有一次，敲门的正是她插队那个庄的上海知青，时已向晚，于是在空地上铺一张绳网的凉床，留她过宿。那晚，正好公社来了电影放映队，放完电影，又喝酒吃饭，两个放映员喝得有些高，走不了，就也要在公社院里留宿，床铺被褥却不够。小杜就说让那上海知青与她挤，腾出一张床。那上海学生早已睡熟，这时被小杜拉出被窝，由人抬走床和被褥，也没问个所以然，爬上小杜的床，再接着睡。这一晚，小杜和上海学生打通腿睡了一宿，睡意蒙眬中，就觉着好像是自己的姐妹。其实小杜并没有姐妹，甚至也没有特别亲密的女性朋友，此时，她体尝到女友间的温存情感。

等知青上调重新解冻，可以办小杜的手续了，可老杜的朋友却按住了。原来他瞅中县广播站将会有一个空额。县广播站的两个广播员中的那一个，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媳妇，要调去工业局做干事了，正在物色新的广播员。小杜在公社广播站工作得不错，凡来到他们公社的人，假如正遇上广播时间，起初都以为是北京，或者省城的电台在播音，直到听见本乡本土的庄名人名，方才悟过来，原来是自己的播音员。还有见到过小杜本人的，就更要赞叹了。渐渐地，小杜就有了些名声，老杜的朋友向县里广播站推荐小杜的时候，人们并不觉突兀。这样，小杜的户口，粮油，档案，就按着知识青年招工的政策，直接往县城办过去了。要是关系到了公社，就还要先等转干，再启用干部调动的条例。公社才有多少个干部编制？播音员都是以工代干，转干的希望几乎等于零。所以当时招工冻结，小杜不能正式调到公社，如今看来，正应了一句古话：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老杜的朋友原是人事干部，深谙里面的奥妙，才能应用自如，调配得当。总之，也是小杜命好，算得上左右逢源。

现在，小杜就到了县委广播站。县委广播站比公社的正规多了，播音室里不能住人，播音员是住宿舍，和另一个播音员合住一室。房间虽然大，可总不如自己一个人自由。这县城说是县级行政区，却还比不上小杜的家乡临淮关大和繁荣。所谓城，就是两条相交的水泥路，路口一幢二层的百货楼，是城内最新和最宏伟的建筑，余下就都是一排排的平房，住家间着店铺。店铺里没什么东西，也没什么人，从店铺的冷清就可看出这地方的贫寒。住家的院落多是小而逼仄的，养的猪瘦得像狗，惶惶地跑过街面。起炊时分，烟火里尽是草木的枯焦味，没有一点荤腥气。只有走到街的东头，路渐渐平坦，视野开阔起来，这才发现，两边的院落已变得高大齐整，原来都是县委的行政机构大院。小杜工作和住宿的地方，就在其中。所以虽然生活似乎还不如先前在公社时的舒服，可是，身份却不同了。

小杜在县委大院安顿下来，定睛一看，满街都是上海知青，好像一夜间冒出来的。他们呱里呱啦地说着上海话，嗑着瓜子儿花生，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最后都聚在电影院门前的台阶上。这是县城唯一的娱乐设施，也是唯一的夜晚生活。上海知青在台阶上，黑压压地站成一片，看起来有些悲壮的意思。因招工的政策是，蚌埠学生回蚌埠，合肥学生回合肥，而上海学生却回不了上海，结果，便与本县的知青一起，留了本县。农机厂、化肥厂、酒厂、窑厂、百货楼、饭馆，四处都有上海的知识青年。此外，公安局、文工团、文化馆，也进了极少一点知青，但那都是有专长或者表现特殊的。无疑，他们在招工这一次新的社会分化中，成为知青的上层。小杜就属于这个阶层。看着这个变得喧哗的县城，小杜难免会有些居高临下的心情。街上的上海知青，穿着整齐了，肤色也养白了，但总是有一种落寞的表情。无论他们怎么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着他们的上海话，穿着上海最新流行的质料与款式的衣装，结成上海人的团伙，依然抵挡不住在流落偏僻异乡的命运中，一径陷落下去。是原本就有，还是地位有了变化，现在小杜看出他们的粗俗，和本地的“街华子”没什么大不同。“街华子”是此地乡人们对街上人的谑称，这称呼描绘出一种放浪的形态，就像流亡无产者的形态。同时，“街华子”也被县委机关这一带家属院里的大人孩子，用来指称老住户的某种风格。这就带有批评的意思，指的是市侩气。小杜发现，上海知青们，就和“街华子”差不多，他们有意摆出的优越感，其实是有些虚张声势。小杜插队地方的乡人们，常常讥诮街上人将手帕说成“手捏子”，连成句式就是“一角钱买一个手捏子”。“一角钱买一个手捏子”，就像上海人坚持要说上海话一样，是要坚持一种身份似的。事实上呢，上海亦是粗俗的。

就这样，在这个荒凉的县城，却因是在县委大院里，小杜的眼界变大了。虽然，生活是要比先前屈抑着。与她同屋，姓洪的女播音员，也是下乡知识青年，第一批招工上来的，父亲是专区人武部的干部。她从小在靠近北京郊区的河北长大，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却有一些方言发音，是改不过来还是不愿改，一直保留着。要说小杜的普通话更纯正，可小洪的放松，以及那几个京郊方言发音，却使她具有一种语言优势似的。小洪是个性格粗糙的人，不会留心到别人的感受，说话就不大入耳。比如，她总是称平民百姓为“小市民”。“小市民”其实是类似“街华子”的称谓，但又不像“街华子”有特定性，范围更大，是出身论的概念，将小杜这样一般家庭的人都囊括进来了。但性格粗糙也自有它的好处，因往往又是简单的，不计较小节。在一个屋顶下起居作息，本来有许多琐细的矛盾，可在小洪这里就都不存在了。所以落在具体处，小洪又是很好说话的。小杜这样心思绵密的人，对付小洪是省心的，但却会受伤害。

小洪的朋友很多，都是专区地委干部家的孩子，一起生活在机关家属大院里面，如今下放四乡八里的，也有抽调到厂矿或者参军的。他们喜欢互相串，声势很大地骑着自行车，五六七八人一伙，呼啦啦来到县委大院，站了一片。小洪手上的事一完，就跳上其中一人的车后架，再呼啦啦地骑走。有一回，竟然还开来一辆吉普，停在小洪和小杜的宿舍门口，大声喊小洪的名字。也有时候，他们进了小洪和小杜的宿舍，由小洪用洗脸盆打来菜和馒头，一伙人围着呼啦啦地吃，还喝啤酒。不用杯子，嘴直接对了瓶口，互相传递着喝。逢到这样的场合，小杜就总是让出去，自己到广播室里呆着。她知道平日里都是她用宿舍多，小洪的生活比她活跃，多是在外活动。所以，偶尔地让给小洪，甚至等他们散了后，她还要给他们打扫收拾，她都无甚怨言，也高兴能与小洪扯平，谁也不欠谁。出来进去几回，她与他们大致能认个脸熟。有一回，小洪与她这些狐朋狗党混过了回来，对小杜说，某某某说小杜像林黛玉，她就问那人想不想做贾宝玉。小杜一下子红了脸，想要发作，又压住了。小洪只当她是害羞，越发放肆地大笑起来。小杜没做声，有两天没搭理小洪，小洪并不知觉，因她平时说话就不在乎人家反应的，小杜又不在她的视野里，怎能注意到小杜的心情？小杜早已了解小洪说话随便，惯爱拿男女的事情开玩笑。其实也是出于害羞，才更要夸张，反显得无耻了。使小杜恼怒的并不止是这玩笑的轻薄，还是——怎么说呢，有这么好笑吗？小杜与他们中间的一个配对难道就成了笑话？似乎是，她与他们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完全不可能同日而语。小杜知道小洪说的某某某正是与小洪自己比较亲密的一个，小杜曾猜测他们正在处对象，于是，这玩笑中含有的轻蔑就更严重了。要说，小杜的多心不无道理，可似乎也没必要这么认真。然而，具体到小杜的处境，情形就又复杂了。所以说，小杜在县城的生活，有利亦有弊，利和弊都升级了。这也说明小杜的生活是在进步。

事实上，有了小洪，小杜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才更鲜明了。她不是那种政治上要求进取，行动主动积极的人，但她安静的作息，却有效地保证着日常工作稳妥进行。她长相俊俏，当然，似乎源于某种传统，广播员都是俊俏的，但因人们有了好感，就觉着她的模样更可人一些。她还会裁做衣服，就使得那些家属们也与她和睦了。也好像源于一种传统，广播站的播音员往往会成为县里领导干部们物色儿媳妇的人选。那些乐于做媒的女性干部或者家属，自觉就承担起牵线搭桥的义务。在小杜之前的那一位播音员，不是嫁了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儿子，然后就提干，调往工业局了？显然，小洪不在此列，她本人就是干部子弟，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她也不是要人做媒的性格。小杜却正相反，她家境平常，独自一人在外，性情又和顺本分，是长辈们最热心说媒的那种类型。她来到县委大院不久，就有好事的女人们将县里前几把手的孩子们排了队。这时节，几家的男孩子大多没长大，还在中学读书，有几个长大的，或是下乡插队，或是在外读大学和当兵，都是前途未定。排来排去，只余下一个，而就是这一个，简直是天造地设，说媒人都舍不得将他出手。这是主管农业的副县长的独生子，叫海林，初中毕业在芜湖读了中师，先分在县中教书，后又调入县教育局当干事。说起来有些资历了，可实际上因为读书早，随父母升迁职务转移地方时又跳了级，所以年岁并不大，正好比小杜长一岁，时年二十二。两口子只这一个孩子，养得很仔细，就长得好，肩宽腿长，运动型的体格，却是文静的性子，待人接物十分温和有礼，大院里无论老少男女，都很喜欢。在县城里，又是干部子弟这个圈，二十岁出头不算是年长，但像海林这样有了工作，就可将婚娶提上议事日程了。可也因为他出道早一些的缘故，与他相配的女孩多还没有归宿，也是插队，当兵，或者上大学。所以，这个海林，就像专给小杜留着似的。

其实海林已经注意到小杜了，倒不定是特别的吸引，当婚嫁龄的男女自然会留心异性。有一日到茶炉房打开水，他提回到半路上发现暖壶塞掉了，开水淅淅沥沥地洒了一条线。他就返回去找寻，一直找进茶炉房。小杜正在，那软木瓶塞又正在小杜脚边。她替他拾起来，用自己壶里的开水浇了浇瓶塞上沾着的土。海林看到她的手指头灵巧地躲避着热水，侧了几下就将瓶塞洗净了，交还给他。他还看到她垂下的眼睑，细长清晰的线条。这印象是有益的。所以，当他母亲，人称田姨，田姨的好朋友刘姨上门提小杜的时候，海林没有表示反对，不反对就可视作为应承。然后，刘姨又去向小杜提海林。刘姨是县里宣传科的干部，可算作小杜的上级。小杜同样没有表示反对，本也应当视作应承，可刘姨却似乎不满足，她又多说了一些关于海林的家庭以及本人的条件。小杜依然淡淡的，刘姨就有些悻然，撂下一句话：海林这样的，可是天上难找！小杜当然听出刘姨的意思，心里气道：并不是我找你们，是你们找我！不过，她也知道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自她来到县广播站，隐隐地觉着将来亦有可能走她前任的路，嫁县领导家的孩子。可具体到人，情形又是多不相同。这个海林，曾有几回送广播稿来，是她接的手，看他言语斯文，说话就脸红，与他高大的体魄很不符，就觉着有趣，所以心下是乐意的。那刘姨呢，没有得到小杜强烈的反应，是有些失落，可再平下心想，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反应呢？又泰然了，加上做媒心切，第二日就差海林送播音稿去广播站了。再接着，不送播音稿海林也会去播音室坐一坐，喝着小杜沏的茶。即便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婚嫁对象也众多的大城市，都不见得能有这样般配的男女，一是刘姨成人之美，二也是他们自己有缘。这两个年轻人，平静地开始了他们的相处。

海林先是到小杜的播音室里，后来也到了小杜的宿舍，吃了小杜在火油炉上煮的腊八粥，自己包的饺子。要是碰上小洪，就必要受她几句奚落。她总是口无遮拦，说“小两口儿过小日子”之类的话。这两个都是腼腆人，就要发窘，海林对小杜说，要不上他家去坐，小杜说我们又不怕她！她多少有点喜欢听小洪的揶揄，这揶揄是有些甜蜜的，而且是出于小洪口中，就好像一种折服似的。她也喜欢海林在她宿舍进出，像要把她家门槛踏平的意思。出生在旧镇上老户人家的小杜，将谁上谁门这一点看得很重要，这意味着女孩儿身价的贵贱，也决定了在今后漫长的婚姻生活中的地位如何。所以，她执意不去海林家，使海林都有些困惑。因无论播音室，还是小杜的宿舍，都与海林家同在一个大院里，相隔两三排房子，打水共一个茶炉，海林家倘若来不及做饭，也是在同一个食堂打饭。海林是男方，生活在领导干部家庭，处在优势，是不会理解小杜的心思。这不是一个距离的问题，而是带有象征的意义。有一回，家中做了稀罕的吃食，他母亲，就是田姨让去叫小杜来吃，海林晓得喊不动，只问饭盒收在哪里，好装了送去。田姨沉下脸说了句：是要八人大轿去抬啊！田姨是个有口无心的人，岂不料这一回说到本质上，自己倒不觉着，只顾招呼桌上人吃。田姨家的饭桌上，总是有许多食客，这些食客多是来自四乡八里的上海插队知青。

田姨老家在更北边的一个乡村，本家有个大姨早年出外读书，后又参加革命，入了解放军，据说立有军功，官职很高，五十年代初进了上海，任一个区的区长。“文化大革命”，她这样的老资格，免不了受审查，挨批斗，自己顾不了自己，几个轮到下放的儿女，就全托付给老家来插队落户了。孩子带了同学，同学带了兄弟，因都想有熟人好照应，结果人越带越多。这些上海学生散在乡里，就像失了怙，顺藤摸瓜般摸到田姨这头，就有直接投奔来的了。如今要回溯起来都不知是哪条根上发的杈，那田姨家从此就像多了几门亲戚，而且是落魄的亲戚。平时是进城时上门，熬苦了，添几顿油水，县委大澡堂里洗个澡，再回去。逢到招工招生，就专为了跑调动而来，田姨还要为他们打探消息，疏通关节。田姨本性里有些好管闲事，又见不得人受苦，尤其是孩子。想人家大老远的离父别母，人地两疏，既是投她来，她就撒不了手。副县长是绵软的性子，由女人当家，自己也不烦孩子。那几个经常来的，张口闭口叫他“伯伯”，他只应一声，并不多话，原先略嫌冷清的家中却添了热闹。这些上门的学生中，以女生为多，其实这多少缘于田姨的喜好。她喜欢女孩，可惜生了一个以后就再没怀上。海林的性子有些像姑娘，也是因她无意中往女孩气里养的缘故。上海学生中有那么一两个她特别疼的，上门来都是与她一床睡。孩子回家去说了，那边的父母感激不尽，都有坐车搭船亲自道谢来的，于是田姨就更有了代管的责任。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就会生出猜疑，猜田姨是要在这些上海学生中，为自己儿子物色媳妇。这些说法传到小杜耳朵里，小杜自然会多心。

就像方才说的，广播室，宿舍，海林家都在一个大院，前后隔几排房子而已，虽然小杜没进海林家，可往来动静全像在她眼皮子底下。那些上海人又不怎么懂规矩，有时候撞了锁，自己就会去田姨和海林，甚至副县长办公室里讨钥匙。和海林说话也很随便，众目睽睽下嬉笑打闹着穿过大院。这海林说来也奇怪，平时挺拘谨的，可同这些上海女学生，却变得放开了。其实，小杜还不全了解海林。海林是独子，田姨又娇养了他，处世交人难免退缩胆小，内心也很寂寞。这些女孩子都是投奔他家来的，他不必费心应对，已经自如了几分，来了又一并起居，宛如自己的姐妹。他从来也没有与姐妹生活的经验，就更使他感到新鲜兴奋了。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他会有一些特殊的喜爱，像他这样柔弱的气质，比较适合同女孩，又是南方的女孩相处，她们不像北方女孩那么鲁直，容易让他觉着受伤害。但喜爱归喜爱，他并没有生过那种念头。田姨未雨绸缪告诫过：人家是投奔我们来的，我们可不能怀私心。同时，他也是个现实的人，这些女生在乡间插队，不知什么时候能抽上来，抽上来又不知去往何处，所以并不作他想，一心只在小杜身上。小杜却不领情，每每要与他找气生。有一回，上海女生中的一个，进城来当日天下了雪，困在海林家，一困就是一星期。这个女生大约也出身清简人家，比较勤勉能干，一周里竟替海林织了件毛衣，而且是新式针法。海林很显摆地穿来给小杜看，不想小杜一下子变了脸，不再与他说话。在小杜，生起气既不吵也不闹，就是不说话。海林性子本来就内向，最受不了的就是不说话。要说这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有些闷的，和睦时还好，一翻脸简直就暗无天日。海林碰了几次壁，也犯脾气了，觉得小杜太量小。他不知道像小杜这样老派人家的女儿，一向以为衣服这些贴身物件多少带有私情的性质。再有，也怪海林不知道，小杜对上海人别有一番复杂的心情，本来，她都已经平静下来，这会儿，又被搅起了。所以，他们两人还是彼此不够了解。因为出身，境遇的隔阂，也因为他们都是平凡的男女，缺乏较为深刻的同情心，就有待于时日和机缘，精诚石开。

他们就这么较上劲了，甚至于，面对面走过，互相都作路人，不搭理。这当然有些夸张了，可怨气就是这样，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后来就有一天，海林在大院里遇上小洪，小洪大惊小怪道：你还没走？不是跟小杜晋见老岳丈去了？海林方才知道，小杜回了临淮关。虽然只是探亲而已，但却含有一种决绝的姿态。热情时，他们商量过一同去临淮关，现在小杜的不辞而别就更显得无情了。而且，小杜这一去，几天都不见回。海林不由牵挂起来，却又不好问，怕人家笑他缠绵，也怕人家知道他们闹不和。还是从小洪那张无遮拦的嘴里漏出来的，原来小杜的父亲住院开刀，她专回去陪护的。这时，母亲也从刘姨那里听说小杜父亲的事了，晚饭桌上，她与海林说，是不是要去看看，转而又负气道：不去也罢，咱们又不巴结她！田姨这话就说得天真了，可见出她从没有看低过小杜，于是就也不会理解小杜的心情了。倘若海林能依母亲前一个意见，去一趟临淮关，这一个僵局就解开了。小杜在家的日子，心情是灰暗的，她晓得自己是小题大做了。可是没想到海林竟这么不让步，她只得一径走下去，到如今真有些危急的意思了。她不敢想海林会来临淮关看她，他们都不是奇情浪漫的男女，可是，万一呢？大院里的生活就像是公开的，她父亲生病的消息一准会传进海林的耳朵，海林且是个性情温柔的人。她每日到医院送饭是从码头后边街上过，巷子里沓沓走出方才下船的人，小杜就会辨一辨，会不会有哪个熟识的人。在家里也能听见轮渡的汽笛，这一声长鸣又把她带去了下游那个县城。在那里待长了，也会念它的好处，就是平坦和敞亮，不像这旧镇的拥簇逼仄。石板路长年湿漉，各家各户的炊烟，又腻起油垢。家里边的人，小杜也起了倦意，兄弟们说话都那么粗声大气，因是有工作的人了，就很充大，动不动从兜里摸出烟抛给人家，做出豪爽的气派。母亲比上一回见又老和衰了一些，絮叨着要小杜找对象。海林的事原先并没和家里说，如今就更不好说了。父亲依然是寡言的，开了刀，人就见弱小了。对了父亲，小杜心里方才涌起温情，却是戚然的。有一两次，小杜到父亲工作的船码头办理报销什么的，走近看见淮河，河水白亮得炫目，眼里热辣辣的。对岸看不见有人，却传来杵衣声，小杜心里怅然得很。

海林性情是温和的，心里也想念小杜，可毕竟娇养惯了。在地方上权力阶层的大院里生活，或多或少染了居高临下的毛病。要他专跑一趟临淮关，去向小杜赔罪，他也不干的。而且，还有一层隐秘，那就是他实际有点怕小杜。每一回龃龉，都是以他妥协为收场，所以，就还怕小杜不给面子，更放不下架子了。海林感到灰心了。他是个老实孩子，从来见女生就红脸，因为缺乏比较，他也很难说是特别钟情小杜，可小杜是他唯一接近过的女孩，也是他认真考虑婚娶的。不承想姑娘的心思那么难测，自己分明没有一点错，却要被如此误解，实在很不公平。两人隔了一段水路，各自抑郁着。又过了大半周，小杜回来了。两人在院子里头对头碰着，因为突然，都没反应过来，错过了说话的时机。第一次见面没说话，第二、第三次也不好招呼了，只得再把这僵局继续下去。小杜背了人流了眼泪，出来时，洗过脸，梳过头，没事人一样。海林呢，和他母亲怄了几回气，他所谓的怄气，就是中午不回家吃饭，在食堂里打饭。其时，大人们都看出两个孩子不对劲。刘姨先去问小杜，小杜自然不会说什么，然后就跑去问海林。和海林这边的话却是这样的：谈得来就谈，谈不来拉倒，刘姨再帮你找！这刘姨的心理也挺奇怪，当初是她积极地撮合，撮合了却又好像后悔了似的，要来撺掇他们不好。在刘姨内心深处，终是觉着小杜配不上海林。这些干部大院里的人，实是有几分势利，因是女人，就又心胸狭隘。田姨嘴上说我们不巴结她，骂海林没出息，尽让小杜占上风，行动上则是又煮了稀罕东西，让海林叫小杜上门。这也真是小杜的运气，遇上这么一份厚道人家，真心实意地待她。而她总是多思多虑，自己苦自己，要照老话说，就是福分浅了。

海林还是不肯去叫小杜，他这一回突然变得很有原则。一旦有了原则，就一点不肯变通。这也是老实人来脾气，一根筋的。事情简直一点指望也没了。这天下午，工间休息，喇叭里放起广播操的音乐，人们走出办公室，散在大院里闲走，就见副县长背着手，走进广播站。正是小杜当班，见副县长进来，赶紧站起身。副县长看看桌上的机器，喇叭，正转着的唱盘，问了几句工作生活如何的话，就返身出来，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你田姨熬了冰糖猪蹄冻，下班回家吃饭。说罢才走出门去。这一回，小杜不能不去海林家了。大庭广众之下，副县长亲自上门来请，她可说挣足了面子。心下还是感激的，感激他大人不把小人怪，让她下了台阶。下班后，小杜去了海林家，田姨已经开锁进门，对她说了声“来了”，自己进厨房捅开炉子坐水，指示小杜舀米烧饭，又出门往伙房里拿托买的菜。不一会儿，海林也来了，见是她在厨房里，怔了一下，小杜已经吩咐他剥葱蒜了。忙了一个时辰，饭上桌了，四个人围一张方桌坐下。虽是有些生分，但其实都是大院里时常照面的，也都有些共同的人事可谈。其时，小杜不禁也觉着自己矫情了，将上不上门看得过重。等晚饭过后，田姨从抽屉拿出一块上海牌手表，送到她手上，使这初次上门又变得郑重起来，小杜反倒感到惭愧了。她推托几回，最后是田姨交给海林手上，由海林送她回宿舍时，帮她戴在了手腕上。

这年的国庆，海林和小杜结婚了。受田姨照顾的那几个上海知青家庭，纷纷邀请他们去上海旅行结婚，田姨和海林都以为可行，可小杜对上海的心情总是复杂的，她对那几个上海女孩一直无法释然。她在海林家中，不免要与她们正面接触，见她们在海林家比她更熟，田姨对她们也比对她亲热。事实上呢，因小杜是儿子的媳妇，对待起来终有些顾虑，不敢随便，自然就疏远了。到上海去，而且是住她们家中，小杜当然不会乐意，所以坚执不去。至于要不要办酒，田姨的意思是办，也不要大办，只请一些至亲的人，比如小杜的父母，儿女亲家总要见面吧！对此，小杜心里则是矛盾的。一方面她觉得公婆当然要与父母见面，她小杜又不是没有娘家的人；再一方面，她却是怕自己的父母见公婆，怕见出高下自己不好做人。结果是，她父亲写信来，让与海林父母解释，他工作上走不开，她母亲呢，因她嫂子刚生了孩子，要帮着照看，所以呢，就不去喝孩子们的喜酒了，孩子交给他们，也是令人放心的，如果婚假有多，很欢迎新姑爷来家看看。信上的话说得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小杜万没想到父母如此体谅自己，此一瞬间，她都感到自己和海林远了，因海林是决不能体会到她的这番心情。后来，他们的喜宴只是简单地吃了一顿饭，请了刘姨，还有其他各自的好友，小杜这边是小洪，其实也都是大院内的熟人，倒也热闹了一场。第二日，小杜便与海林一同搭船去临淮关了。

母亲早已将屋子收拾出一间，铺了新被褥，还剪了喜字。怕婴儿闹了新人，她哥哥将嫂子送回娘家暂住几日。父亲担心自己口讷，儿子们呢，又鲁拙了，所以特意留了一个过路的蚌埠客，好陪新姑爷说话解闷。样样安排舒齐，就等新人进家门。小杜先还担心海林不惯，她内心里总是将自己家看成清寒而无味。不料想海林深感有趣。他自小在机关大院里生活，没有过巷里坊间的人情交往，在这老镇老街，就觉处处新奇。大院里的家庭多是父母都工作，吃食堂比在家吃多，所以，小杜母亲的饭菜在海林，粗细都是美味。倒是父亲特留下的陪客没发挥作用，因海林更爱与小杜的兄弟玩耍。下棋，打扑克，到河滩捉螃蟹回家煮，晚上去电影院看电影——海林什么电影没看过？县大院每周末都扯起幕布，仅有的那几部片子，翻来覆去地放着。可拿了电影票挤挨在电影院的长连椅上，因总归有不凭票凭熟人潜进去的看客，所以长连椅上总要多出些人来，于是，大部分注意力不在银幕，而在底下的争夺，自有一番强弱对比的乐趣。小杜的家人也对海林非常满意，觉着一点没有干部家出来的人的脾气，还很看自己女儿的眼色。只有小杜才明白，自家人对海林的倾心倾力，原本的生活并不是这么样的。而海林呢，是当假期来度的，舅子们则是他的玩伴。三天时间过去，她和海林的假期满了。父亲送他们上船，每一条轮渡上都有他的熟人，早已留下了座位。小杜看父亲与他熟人说笑的样子，显出和海林相处时的屈抑拘谨。正日头下，父亲的脸色略见苍白，开刀时的亏欠还没补上，家里的日子哪能与海林家比啊！上船时小杜落后一步，将一卷钱塞到父亲工作服口袋里。船叮当地起锚，水手的橡皮长筒靴沓沓踩在木码头上，汽笛鸣叫了。都是小杜自小听惯的声音，此时都在唤她，殷殷切切。

大院里虽说都是国家干部，其实呢，也是和市井差不多，喜欢传闲话。就好像有人听壁脚似的，一传十，十传百地说，海林和小杜吵架，吵急了，海林冒出一句：你有什么了不起，你还没有某某某好看呢！这个某某某就是替海林织过花色毛衣的上海知青。这时节，上海知青不再像往常那么频繁出入他们家，因有一个推荐上大学，有一个按政策困退回家，另两个倒是招工到了县城，所在单位都在县委大院不远，但要八小时上班，生活又比在农村安定，当然，也多少有一些小杜的原因，她们来得稀疏了。她们与小杜一直保持着敬而远之的关系，彼此都没有做朋友的愿望，背地里叫小杜“酸冬瓜”。她们并不清楚因她们而起的纠纷，但女孩子总是有一种敏感，还有一种天生的妒意。这不是说她们中间有哪一位对海林抱什么想法，在她们眼睛里，连海林都是土气的，她们又不真想在这里安家。但她们自己看不上海林并不等于说，她们就认为海林会看得上小杜。她们这样过低地评价小杜，正说明她们对小杜有几分在意。至少在公众的舆论中，小杜是好看的，广播员的工作也比她们做工人好得多，还有，小杜有对象，即便这对象只是海林。而她们，因为不甘心在这里生活，婚姻就变得渺茫了。同时，她们也能注意到小杜对她们的敌意，这敌意是以过度的客套表现的。自从她与海林结婚后，这种客套里就有了一层做主人的意思，分外使她们感觉在客边，虽然田姨对她们一如既往，然而，怎么说呢？田姨都有些受屈抑的意思了。有几回，在街上和田姨遇着，田姨眼睛里露出热切的光芒，拉着她们的手，让她们去家里。她们坚持了几个回合，田姨就放弃了。然后，田姨就会絮叨，小杜如何掉脸子给她看，又如何役使海林，尤其怀了身孕后，连油瓶倒了都不扶。总之，是所有婆婆对所有媳妇的不满。事实上，海林和小杜，就和所有的夫妇一样，有龃龉，有恩爱地生活着。不久，就生了一个男孩。

海林是独生子，生下男孩就分外令人高兴。田姨特别让海林去临淮关接来小杜母亲，伺候小杜坐月子。在田姨这样一个做惯干部，又是领导家属的婆婆，能有此人之常情，使小杜母女都很感动。小杜母亲一辈子没出过远门，谈不上有什么眼界，可街坊巷里也是世道人间，所以算是个有见识的女人，再加生性诚挚，待人接物就要比小杜从容，与田姨相处得颇为融洽。海林也很尊敬她，副县长原本不多话，可对亲家母所述民情，却有兴趣听和问。有母亲在场，小杜不得不随和些，一个月圆满地过去。之后，小杜和田姨也较从前协调。这个孩子，真有些像和合二仙中的一仙，给这家庭带来瑞祥的空气。当孩子长到三四个月时，却发现脖子有些拧，就是说，头转向东时，脸却向西，医生诊出是“先天性斜颈”。小杜的母亲来信说这无要紧，不是向西斜吗？那么吃奶时就头向东喂那边的奶，小嘴要够奶头，一够两够就够过来了。小杜母亲孩子多，民俗里又自有一套生养的道理，说的话自然叫人宽心。可这是全家的宝贝，不免就会过度紧张。副县长家的孩子呢，医院里也不敢把话说轻，提出可手术矫正，但要上大医院去做。于是便商议着去蚌埠还是去合肥。田姨一拍腿，何不去上海呢！上海那几家得知消息后，都表示欢迎，并且分摊了任务，一家管吃管住，一家管联络医院，还有一家专管游玩。就这样，海林和小杜分别向各自部门请准假，带了孩子和一堆土产上轮渡，在临淮关搭车，直往上海。

他们所住的那一家位于著名的南京路后面，一条庞大的弄堂内。这家的居所相当局促，是在三楼占了一东一西两个小间，中间并排两间向南大间是别人家住。最初时候也不知如何分割的，东屋左手有一间带浴缸的厕所，倒是住小间的专用。而在小杜和海林看来，是很奇怪的，厨房也设在里面。放煤气灶具的台子几乎顶到抽水马桶跟前，以至于如厕时只得侧过膝盖。浴缸显然并不经常用于洗澡，因为水龙头里没有热水，却是横头架了木板，放置锅盆杂物。这家上海人待他们很是诚心，专腾出东边的一间供他们住，即便是他们独占一间，也挤得很。床是一张沙发床，本来就软，底下的弹簧大约坏了不少，就陷成一个凹地，他们三口人，就都窝成一团。沙发床以外是一具柜子，一摞樟木箱，一个茶几。他们这已经嫌挤得伸不开脚，就更不能理解这家一对夫妇带一双读中学和小学的儿女，如何在那一间同样面积的西屋里安身，还要放一张方桌供大家吃饭用。无论是东屋还是西屋，或者厕所兼厨房，推开窗，几乎一臂之遥，就是对面人家。所以，就有竹竿搭在两边的窗台上，晾晒衣物，其中包括女人的裤衩和乳罩，令海林和小杜都觉难堪。虽然他们家的孩子是投奔海林家的，因而他们是感恩戴德地待海林和小杜，但到了人家家里，究竟是要迁就人家，洗涮和如厕需避让着进行，因打扰了别人也必说几句奉迎的话，总之是收缩着做人。海林是从小受人服务惯了的，并不是放纵的性子，只是没受过拘束，就有着一副坦然自在的神情，如今，也多少是不安的了。他显得格外的兴致高，对什么都很好奇，很赞扬，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他都积极招呼，热烈地聊着天。小杜看着他都觉着陌生，而且嫌烦，她不知道，其实这种造作出的好心情完全是出于不知所措。相形之下，小杜就比较坚持个性了。她一如往常的矜持，但因是在客边，面对主人的盛情，这就显得有点冷漠了。人家夸奖她的好看，孩子的乖巧，她都不动声色。问她话，她一般也要延半拍再作答，热情的海林就赶着替她回应，看上去，她更像是对别人不理睬。在这拥簇的环境下，人本来就受辖制了，还要应付别人，两人再不合作，彼此就有些起恨意。等到晚上，关上房门，终于松弛下来，小杜就想发作，可是一回眸，看见海林的脸色，心却软了。海林变得委顿，眼光里有一种告饶般的怯意，想看她，又不敢，眼睛就躲闪着。

看病的事情也不顺利，本来是为释解疑虑的，结果越看越上心事。看的医院多，说法就多，病情解释得详细，也就变得可怕。有的说是“胸锁乳突肌发生纤维性挛缩”，有的说是肌肉缺血，又有的说是颈椎骨结核，还有问出生后是不是在颈侧有肿块。他们被一家医院劝说得下决心手术了，再听手术原理，是将胸锁乳突肌在胸骨或锁骨上的止端切断，就又犹豫起来。然而医生则紧逼道：必须及早手术，倘过了五六岁，斜颈虽可矫正，斜颈形成的面部不对称却不能完全恢复了。他们为难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回到所住的人家中，小杜只顾抱着孩子坐在房里发愁，已完全不管应酬主人的客套。这家人早就从自己女儿那里听说小杜的做派，心里已经存有成见，但也没想到她倨傲如此，背地里只说是看海林及海林父母的面子，骂她“小人得志”，面上依然客客气气。而小杜却是无时无处不感觉到他们对她的蔑视，不仅是他们对她，还是包括他们邻里在内的上海人对他们一家的蔑视。他家小孩子和弄堂里人，都喊他们孩子“小安徽”。这家的母亲，长相漂亮得不合乎她的年龄，也不合乎她所居住的窘迫。她向小杜教授许多育儿方法，每一次教授，开头总是：我们上海人，接下去再如何如何。令小杜好气又好笑的是他们自己局促如此，可一旦听海林描绘他们所住的平房院落时，他们竟是同情道：哦，原来是像庙一样的。

看病之余，他们也由主人陪同去游玩，因为无心情，看来看去只看到人多。城隍庙豫园人多，淮海路南京路人多，黄浦江外滩也是人多。走在街上，心情到底是要敞亮些，看看橱窗里的摆设，梧桐树后的洋房，或者只是街上行走的年轻姑娘，也觉得是好，可是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心里只有孩子的病，还有，寄人篱下的这一天天的日子如何打发。连那婴儿都不如先前活泼了。这天下午，主人家的父亲从单位里领来两张电影票，一家人都主张他们去看电影，孩子放在家里午睡。其实，多少有一点将他们支走的缘故，主人家也想放松一下。终日与两位客人相守，双方都感疲惫。出于同样的原因，两人去了电影院，黑洞洞的电影院里，两人互相也看不清脸，望着前方的银幕，并不在意上面活动些什么，竟都睡着了。一时睡，一时醒，电影就放完了。走出影院，天已向晚，街上行人匆匆，他们一路无话，只觉有无限的心灰意懒。赶到家中，孩子已睡醒，正抱在那家小女儿的手中，桌上的饭菜也摆好了，就等他们来到。照理说这是温馨的一幕，可却加重了他们的倦意。吃饭时，主人自然要问电影好不好看，演些什么内容，小杜一句不答，全是海林说话。最后小杜放下碗要离桌，主人又劝她添饭，小杜是没听见还是懒得回答，一声不出转头料理孩子去了。一时就有些冷场，海林说了声：别管她！算过去了。晚上，海林回到房内，忍不住说小杜一句：你可不可以对人家礼貌一点。小杜并不回嘴，将哄睡的孩子往沙发床中间一放，站起身就推开房门走出去。海林不敢大声喊她，只得跟在身后下了楼去。楼梯极窄，需侧着脚小心地一级一级下，此时两人都急着下，任鞋后跟撞在楼梯板上，砰砰地响。于是，楼里人都知道他们出去了，推开窗户往弄底看。

小杜走得很急，一眨眼就转过横弄。弄内又没灯，海林赶出横弄口，不晓得她是往直弄的哪一头去，因这是一条两头通的弄堂。他朝这头跑跑，看不见小杜，又朝那边跑跑，还是看不见小杜。于是就失了方寸，干脆乱走起来。这时候的马路很清寂，路灯亮着，将柏油路面照得发亮，两边的楼房变成幢幢黑影，比实际的体积显得更为巨大。海林走在底下，心里有一股悲哀。这是个头脑简单的人，又向来顺遂，本来是没有多少内心活动的，此时却因处境使然，心情变得复杂了。他在这陌生的巨大的城市暗影里急急行走，不晓得要去哪里，只觉得这些暗影就像铜墙铁壁，撞不开一条缝来。他不晓得走了有多久，又有多远，只觉得马路上又清寂了一些，因此也开阔了一些。由于这一气急走，情绪略微平定，这时，他看见前方树影下有一个人，是小杜。他走过去拉她，她挣脱了，往一条弄里跑去，他则跟去，不想这是一条死弄，在弄底他捉住了小杜。弄底是一面高墙，墙那边不知是学校还是机关的操场，老远才有一排绰约的楼房，隔墙立了一根高高的灯柱，亮着灯。灯光下，海林看见小杜在哭，自己也想哭，却哭不出来，就将头抵在墙上，看起来，就像一条受伤的大狗。小杜收起泪，抬手抚了海林的背。两人忽有些相濡以沫的感情，这是自认识以来从未有过的。像他们这样，在内省的小城镇长大，生活很单纯，内心其实是娇嫩的，这个城市对于他们太过剽悍了，他们都受了伤。

这晚过去两日，他们就带孩子回了家。没和那边的父母商量，自己决定停止求医。小杜就按母亲教的方法，喂奶时专喂那一个奶，让婴儿使劲朝这边够。他们也不去在意孩子的斜颈，由他长去罢了。孩子长到三岁才彻底断奶，这时才发觉已无半点斜颈的痕迹，关于斜颈的所有担忧和折磨，也消退很远，想起来淡漠得很。倒是小杜的乳房，由于总是吸吮一边，就左右大小不一，不那么匀称了。断奶后不久，小杜就怀了第二个孩子。其时，县城里的上海知青陆续回了上海，或者去了蚌埠、合肥稍大些的城市，有那么几个终于走不了的安下家来，如同消失一样，不再看见他们个性鲜明的身影。码头变得安静，不再如潮水一样，一股一股地涌出外乡人。正午寂静的一刻，沿了淮河，几乎听得见临淮关的起锚声，然后汽笛鸣叫着，向着上游，或是下游，驶过去了。

厨房

我还记得那间厨房里的地板，这是整幢房子里最肥沃的地方。奇怪的是，应该肥沃的，房子前面，朝南的小院子却是枯瘦的。灰白的地皮，掘不到两公分，就是破砖烂瓦碎石头，它们拱着地皮，使得嶙峋不平。除了一些车前籽和狗尾巴草，它再长不出什么。昆虫呢，只有一种，瓦灰色的干瘪的西瓜虫。小院子反是这里最贫瘠的地方。而厨房，却很丰饶。地板最初一定是上过漆色的，此时全叫油腻糊住。要是几家合力用碱水刷洗过，它暂时地呈现出一种惨白，结果是，更深而彻底地吸进油腻。再刷碱水，再吸油腻，这就合了油漆的原理和工序，地板完全成了油腻的颜色，一种肥沃的灰黑，它简直要长出东西来了！它果然是长出了些东西。在墙根——假如能够挪开煤气灶、菜橱、桌子，以及瓶瓶罐罐，露出墙根，就可看见那里长着一种黑色的植物，它的名字叫作“霉”。这里的动物品种就多了，老鼠、蟑螂、壁虎、蜘蛛、蚰蜒、蚂蚁，也有西瓜虫，但这里的西瓜虫比前面院子里的要肥硕和丰润，它们湿漉漉的；有不定期来到的猫，那都是野猫，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时而来，时而走；还有人看见过一只黄鼠狼，神秘地露了一下面，就再看不见了。厨房就像一个动物园。它们彼此相尅，比如猫吃老鼠，壁虎和蜘蛛吃虫子，可这就是生物链啊！总的来说，厨房里的生态十分活跃。在某个季节，气候特别干爽，空气又十分明澈，午后三时左右，太阳从后门照进厨房，这一刻，厨房里往往没有人。烧晚饭的时候没到，小孩子又没有放学，阳光一下子将厨房照亮。地板呈现出一种油色，黄蜡蜡的，缝是油黑的，地板面上的木纹和裂隙也是油黑，上面有一只三条腿的板凳，是本木的白。厨房突然鲜丽起来，几乎是夺目的。光线稍一转移，那些爽利的线条和块面又毛出一层绒头，变得有些绰约，因而生动起来。然后，噪声起来。

我再也无从知道那个奶妈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即使在小孩子的年龄来看，她也是年轻的。她身个结实匀称，面色红润，梳一对黑亮亮的辫子，直垂到腰间。她的衣裤是一种鲜艳的毛蓝，搭襻布鞋。除了奶那个女婴，她还要搭伴着做一些杂事。我总是看见她背着门，面朝里，在砧板上切菜。无论切什么，她都会从刀下拾起一块填进嘴里，同时回身张望一眼，是以为有人看她吗？这种习惯不知源于怎么样的生活经历，也无从考起了。她所哺乳的那个女婴通常是睡在一个木头小床，四面围着栅栏的小床被她挟在胳膊底下，随身带着。下午，小孩子们都放学回家，拥塞在弄堂里的时候，她就将小床停放在后门口，自然就会有小孩子过来看她，逗她，甚至大胆地将她抱出木床，走来走去。就好像是一个换工，她借给全弄堂的小孩子一个大玩具，全弄堂的孩子则负起照护女婴的责任。免不了会有摔着女婴的，婴儿没怎么哭，那孩子先吓得哭起来。其实没有人会责备她，或是他，在多子女的年代里，孩子都是这么摔摔掼掼长起来的。

是记忆模糊了，还是事实如此，那奶妈在印象中是顸颟的。时间久远的人和事都有一种顸颟的表情，就像从旧胶片上放映出来的老电影，反应迟钝，有个时间差。那奶妈拥着女婴而坐，听凭她拱着她的乳房吸吮奶水。看不出来她对这女婴的态度，是有些亲，还是相反，憎恨她吸去了本该是她孩子的奶水。但她显然不会是有着强烈感情的女人，她只是年轻，这样的年轻，身心里总会积蓄和汹涌着一种能量，这就使她的沉默有了重力。担任这家主要家务，包括监管她的，是女婴的祖母。照理已经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的年纪了，可是上面的婆婆还健在，媳妇们呢，都是现代的独立的女性，有自己的收入，所以，这祖母就一直屈抑着，也是沉默的。但这祖母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幽默感，这表现在，当人们说话时，她往往适时发出会心的微笑。这微笑流露出的还不止是幽默，还有一种秉性，敦厚的秉性，这让她能够消受别人的智慧。她说是东家，实际要比奶妈辛苦，买菜，收拾，烧饭，洗衣，而奶妈大部分时间是坐着，哺乳怀里的女婴。等家务暂告段落，有一时的空闲，祖母也终于坐定下来，就坐在奶妈身边。她的神情，即便隔了岁月，依然是比奶妈灵敏，灵敏于各种感受，这是由阅历决定的。于是，她的身型就有了些微的轮廓，破开岁月的氤氲。而奶妈是一片空洞，这空洞将在某个时候变得深邃，以后会谈到这一点。

这一老一少，一主一仆并排坐在小凳子上，听谁说话呢？听那个帮佣的女人说话。这个女人是厨房里的精英，她只要开言，大人小孩必听无疑。从现在往那时候推溯，她其实还不到三十，至多三十，可在那个时代，却是一个成熟的年龄。她的见识呀，简直丰富得没法说，虽然一点也无从考证，可就她说话的威仪来看，没什么可说的！她的脸很清晰，在整个混沌的景象中，唯有这张脸，是以肯定的线条勾勒的，也因此变得平面，而其他的印象倒是有一些立体的效果，比如奶妈，因为有影调。也因为此，她变得尖锐了。她的眼睛，有着明显的双睑，鼻子有些窄，鼻梁这里因为常常是收紧的，就有了一道竖纹，嘴唇是单薄的，因而使笔触更加锋利。她单身未婚，对于一个帮佣的人，这似乎有些过于摩登了，可是在她，这又理所当然，有哪个男人敢娶她呢！在她们的阶层里，那种传统的婚配，不外是乡下老家的男人，或者杨树浦的也是同乡人的工人，显然不适合她。那么，找一个职员，可是谁听说过职员的太太是帮佣的？于是，不结婚也罢。由于是她，完全有权利过这么一种特殊的人生。她所服侍的东家是一对没有儿女的夫妇，这就像配好了的，她也不必和小孩子交道。小孩子总是不洁的，屎啊尿啊，还有乳臭啊！就像那个奶妈，她的身上永远散发出这些气味，而这个女人，冰清玉洁。她的用物，我说是“她”的用物，而不是她东家的，都是单独分出来。碗是镶金边的，筷子镶的是银箔。她是怀着怎样的心情积攒起她的财物，在这拥挤、油腻，而且嘈杂的厨房里，要收藏它们，不那么容易。它们实在太精致了，而公用厨房是粗粝的，什么事没有，地板上翘起来的铁钉子都会绊你一个大跟头，就像地里的老树根。她的碗具上的金边银片，还有温润的细瓷，波光粼粼穿行在时间的黑暗隧道。

因为她，这间厨房里会有一些贵客造访，那多是隔壁门牌号码里的主妇，总是向她请教某种菜肴如何制作，某种衣物如何洗涤，甚至于，还有一个主妇，很信任地将小孩子交到她手里，请她刮痧。要知道，她其实并没有生养孩子的经验，大概唯其因此，才下得了手。只见她将小孩子翻倒，挂在膝上，这时，不易觉察地，她的身子向后仰了仰，为了避开小孩子身上汗、尿、乳，还有眼泪交织成又发了酵的酸臭味。然后，她很镇定地将一枚分币在一碗水里蘸蘸，就像刮鱼鳞一般在小孩子的背上刮去。由这些交道生出了交情，邻家主妇们就有时候并不为什么事，而是专门过来与她闲话。她们使这间厨房蓬荜生辉。

完全是与她相对而设地，厨房里另一位成员，也是帮佣的女人，质地特别柔软。你甚至会惊异，这样柔软的质地如何还能在这一片混沌中占位，似乎轮廓的每一条边线都有危险被吞噬淹没，而它却依然存在着。这说明它的韧劲，颇有弹性。这是以圆为单位而组合的占位，有些像太极，含而不露，用的是内功。她是记忆中最昏晦的一块，许多暧昧从她这里生出。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守寡，已经度过长久的没有男人的日子，可是奇怪的是，她比那个年轻健硕，奶汁像是从熟透的浆果里迸流着的奶妈，更具有情欲的气息，这也就是暧昧所在。这柔软的质地同时还是湿润的，就有些幽微的光悄然挥洒出来，这里亮一点，那里亮一点。她在厨房所占据的位置是后窗侧边，后窗底下是一具水斗，光线就斜着照亮了她的侧面。由于窗玻璃上蒙了油垢，像结了一层乳胶般的霜，光就也是暧昧的。这一个存在于记忆中的位置最微妙了，它不像那一个精英女佣的清晰和锐利，它浑圆的形状很容易和周边环境混为一谈，于是就有了一种游动的不确定的性质，可它就是不消失。很像是水银，打散了，碎成齑粉，一旦聚拢一起，又是完整的一颗，一丁点不缺。那精英女佣是焊得很牢的一个整体，这却是由细枝末节合成，就变得很是黏腻缠绵。

方才说的，厨房里露过一回面的黄鼠狼，就是被她看见。她大惊失色，随后流下眼泪。在她们的乡俗看来，黄鼠狼是不吉祥的动物，谁看见谁就遭厄运。所以，她不让人们提起她看见黄鼠狼这件事。可偏偏有些调皮的孩子，冷不防冲她喊一声“黄鼠狼来了”，她愠怒的表情并不让人骇怕，这就是她和那一位帮佣的女人不同之处，那一位不怒而威。小孩子其实对事物的质地最了解，他们代表人类的本能，所以他们就选中这一个来欺负。小孩子并没被她吓退，继续玩着这个残酷的游戏，还扮演着黄鼠狼从她跟前蹿过，这一回喊的是“我是黄鼠狼”！结果，她笑了。她的笑，不是像那位女婴的祖母，出于幽默感和谦逊，而是好脾气，甚至是有一些轻浮的脾性，这使她的原则性受了损。她的这种质地就是好变通，因为密度不够。关于黄鼠狼的信仰就这么瓦解了。尽管她没有将她的有神论贯彻到底，可她的宿命感依然笼罩了这一间厨房。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间厨房，那是因为，在厨房的前面，还有楼上，各个居室里，过着和社会主流世界观相合的生活，就像是社会的正面。而厨房，则是在社会的边缘，甚至有一些负面的意思，这里流淌着思想的暗流。谈到宿命论，就要扯出这幢房子之外的一个女人，一个老女人，她有时候会来到我们的厨房。

我们的厨房是敞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这也是和正式居室不同的地方。每一种制度，无论多么严密都会有疏漏的空隙，厨房就是这样的空隙。这老女人不晓得住在哪一幢房子里，她可能都不是我们弄堂里的人，而来自另一条弄堂。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摸到了我们这里，因她来到这里并不是专对着某一个人，好像她看中的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她每一次来，总是坐在一张小矮凳上。这张小矮凳的榫松动了，一不小心就会夹了肉，我们就管它叫“夹屁股矮凳”。这里的物件都有名字，另一张板凳叫“阿跷”，因为只有三条腿。相反，人倒未必有名字了，小孩子往往叫“阿大”“阿二”“阿三”，这么依次排下去，奶妈就叫奶妈，保姆则是“三号阿姨”“二楼阿姨”“小花园阿姨”，以所服务的东家的居住地为标号。这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厨房里的自然观，世上万物，都是有生命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老女人坐在“夹屁股矮凳”上，身子就靠着门，这扇门就和地板一样破损和油腻，我不记得它曾经关上过，它总是推到墙上，敞开着。老女人就像瘫倒似的靠着门，身子还在继续往下滑，终于奇迹般地没有滑到地板上。她抱怨她每天夜里听到鬼叫，鬼叫扰得她一夜无眠。这话说得无比森然，忌讳黄鼠狼的女人同样忌讳这老女人，每一回她离去，都要在她身后吐唾沫，说她带来了死气——这就对了，我为什么怀疑她来自另一条弄堂，那就是她携带的气息不是我们弄堂的气息，别看我们的厨房有着阴晦的气氛，可这是朗朗乾坤里的阴晦，就像光投下来的同时也投下了影子。虽然如此忌讳老女人，但当老女人再度来到时，厨房的门还是向她敞开，那宿命的女人依然是听众之一，她照例不能将原则贯彻到底。

老女人来到的时候，最兴奋的是小孩子。我们挤作一团，听她描绘鬼叫。女人们想将我们驱赶出去，因为小孩子耳朵干净，最听不得这种事情。可是，她们赶不走我们，我们坚决不被赶走。赶不走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都怕走过老女人身边，而她就坐在门口。我们爱听她的鬼话，却惧怕走近她，在我们看来，她和那打扰她的鬼，就是一家人。倘若我们没听懂她的话，她的口音很古怪，又总是连哭带诉，我们向大人们要求证实，鬼叫究竟是如何叫法，那么，所有的人，勿管有神论无神论全都变了脸，斥道：谁听见鬼叫了？谁听见鬼叫谁就要死！老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不再来了，可是，也没有她的死讯传来。对于这个人，厨房的全体人员都噤声不提，她就此退出了厨房的社交圈。

这些阴惨的色彩，并没有使厨房变得恐怖，相反，它在某一方面，更加强了凝聚力。因为神秘、未可知、惊惧而越团越紧，身体挤着身体，由此产生出一股子相濡以沫的气氛，增添了这里的温湿度。这种温湿度特别适合小的物种，一些渺小的情感也在这里滋生滋长着。比如说，受委屈的小孩子通常是在这里哭泣。与兄弟口角，受了母亲的责打，或是弄堂里遭到欺压——弄堂是个强食弱肉的社会，再有，同学间的诬陷和背叛，等等，诸如此类的冤情，翻是翻不过来了，总要有个地方诉说吧！那么，就到这里来！这里的人阅历都很深，而且是在最底层，用她们的眼睛看，那么点芝麻绿豆，算得上什么呢？哭一会儿，再重整旗鼓，回到弄堂，学校，抑或同胞兄弟的社会里，人生总是要面对的。吃偏食和私食也是在这里，多子女的家庭，爱是有偏颇的，要是在主仆之间，这却是类似私情一般了。人总是有偏疼的一个，那么就叫到厨房来，从碗橱的角落里，拿出私藏下的半只咸蛋，两片夹心肉，一个鸡腿，或者面糊里调了白糖，用肥肉膘开一只油锅，煎一张甜饼。此时此刻，声音和动作都是细小而且轻悄的，蹑着手脚，以防被家中其他孩子看见。在这机密的气氛里，生出贴己之心。一大一小，一个坐，一个立，也不说什么，偶尔对一下眼睛，便有无限的柔情交流。小孩子不被首肯的宾客也是在这里接待，这里纲纪松懈，小孩子倒有了人权。他们谈一些玻璃弹子或者香烟刮片的交易；磋商玩意儿的技艺；搬弄口舌——上海弄堂里的流言实在是从嫩到熟，从熟到衰，收割后的老茬子地里再播下种，这时节，还是些流言的芽儿呢！他们挤在这里，也不怕炒锅里溅出来的油花烫了，水斗底下的积水湿了鞋，女人们则将他们驱来赶去。就像动物趋光趋热的本能，暮色降临，他们还不想分手，弄堂里暗沉沉的，他们便奔这里来了。这一盏蒙了灰和油腻的电灯，投下的光，简直就是人间的暖意，藏污纳垢，却结结实实。这些小萝卜头。小小的，薄薄的，几乎透得光，就像皮影戏里驴皮做的人儿，交互错综，一会儿叠起，一会儿散开。

有多少小孩子从这里流淌过去，留下凸凸凹凹的印记，然后又弥合起来。这些小巧玲珑的凹痕，以及迅速的弥合，使空间呈现出活跃变化的形态。他们的小身子和小悲欢，虽然是小小的体积，分量又轻，可是具有穿透力，或者说渗透力，从漫漫时光滴漏进来，给记忆镀上亮闪闪的斑点。他们的正史都记录在前面的和爸爸妈妈共处的居室里，还有弄口的小学校，在这背阴的脱离了社会辖制的厨房里，写下的是野史，逸闻轶事，不上台面，可是谁知道呢？也许这也是重要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怪力乱神的鬼话，那些伤心的泪水，鬼鬼祟祟吃到嘴里的偏食，也是一种知识呢，填补着正统教育的盲区。每一个时代里的正统都有着它的狭隘性，需要一些旁门左道开拓视野。

从这里走过的孩子形形色色，来自社会各阶层。有一些穿着体面，肤如凝脂，根本和这厨房的环境不合契，可他们也来到这里。另一个极端是，破衣烂衫，面露菜瓜色，眼睛躲避着灶上锅里的吃食，是为抗拒诱惑，和这厨房也不大合契。他们带来了平等的色彩，使这厨房变成大同世界。事实上，厨房是一个中等社会，它的生活水准是温饱略有剩余。小孩子没什么绝色的，但总归平头整脸；衣着平庸，尚可算得上整齐；吃的呢，绝不会饿着，只是有些馋；家里有些规矩，却还不至于完全丧失自由。他们，就是厨房的小主人。

那个宁波籍的小男孩子，他的橄榄形的头颅，时常拓开着记忆的空间，出自老练的手笔，凌空一划，再一收。这种头形是经过多少千年的进化，就像是一种美丽的陶罐，记录了人类文明的历史。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小男孩子，他的头形，口音，还有衣服上时常散发出的某一种食物的气味，都透露出悠久的遗传。他有着非凡的机智，他机敏得呀，不像人，而像一种动物，不同的是，这机敏于他是表现在语言上，这就是文明了。他能够立刻抓住对方说话里的漏洞，作出反应，称得上“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我们每个人，都逃不过他的洞察，然后被他的语言剥开伪装——假如说小孩子也有伪装的话。像他这样，乳臭未干，并没经什么世事，只能用天赋来解释，而天赋其实是历史的积淀。他的手，那纤长的十指，也是文明进化的果实，制作起游戏的工具，简直就是天工开物，弹弓，弹丸，三角和四角的刮片，蝈蝈笼，铁环，俗称“贱骨头”的陀螺。这双手对小动物的爱抚也很温柔，我说的小动物就是厨房地板缝里的那些居民，虫子啊什么的，还有来去不定的野猫。他的手在野猫的胸脯上轻轻挠一挠，对生灵很有经验的样子。和他的温柔成为匹对的是他有同等程度的残酷，他生生把一条蚯蚓掐成两段，放在手掌心上看它们各自扭动，变成两条蚯蚓。西瓜虫也是生生地掰开来，看它小小的白肚腹里有什么。这温柔和残酷也来自原始遗传，都可追溯到上古，物种之间有着另一种强弱优劣的排序，经过漫长的演变，一种胜出的生物与一种败出的生物又一次邂逅，彼此认不得对方，又觉似曾相识。这是小孩子中的历史动物，还有一类完全没有历史的产物，那就是我。

回望过去，我几乎看不见自己的面目，这就是没有来历的人的浅近的性质，还没有脱离主观性，成为客观的存在。不像那男孩，他的存在不可置疑，一下子楔进记忆之中，拔也拔不出来。我的印记是游离的，一会儿浮现出来，一会儿泯灭在混沌里。我还来不及凿开时间隧道，于是就无法在空间里伫留，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相互的依附作用。具体到现场，我好像是被那历史男孩一口一口吞噬的，他无情地讥诮我的口音，这是一种没有乡音的口音。我从小说普通话，一种基于北方语系，然后由政治生活再造，为适合传播删节与简化韵和声的语言。为了学习上海话，我又损失了普通话的标准，屡次在上海话那个短促的入声上绊倒，终于生出口吃的毛病。然后我又在厨房这个五方杂居的地方吸纳各地乡音，帮佣女人的扬州话，无锡话，奶妈的不知什么地方的话，甚至包括那男孩的宁波话，我吸纳的都是各路乡音的糟粕，因为我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好话，什么是孬话。不纯良的语言，就成了我这个新移民的羞耻的徽记。作为一个小孩子，我最大的缺陷是玩不来弄堂游戏，造房子，跳皮筋，捉人，“老狼老狼几点了”……全是以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我一上来就出局，只得站在一边看，然后回到厨房呆着。所以，厨房里也染了小孩子我的寂寞，还有屈辱。这屈辱也是他，历史男孩给予的，他取笑我的挫折，我的挫折作了他的笑料。我的悲伤，滴水穿岩一般从时光里渗漏过来，转眼间消除了痕迹。没有历史的拖尾，它转瞬即逝。我只得依靠一种媒介，文字，来辅助它留下印记，让主观变成客观。

在历史男孩和我中间，还有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我称之为近代女孩。她的形态比我们俩都光鲜，这就是这城市的近代色彩。她不像男孩那么枝蔓繁多，牵丝攀藤，也不像我，单薄，孱弱，而且形状不定，一切有待塑造；她线条流利，表面光洁，附着一些织物，犹如蝉翼，从她轮廓周边派生出来。她比我和男孩更物质化，这些物质性的因素帮助撑开了空间，使她获得可观的占位。于是，她的人，包括肉身，都有了另一种工业化材质的质地，哪一种材质？珐琅瓷，发出人工的光泽。是记忆上的一片螺钿，打磨得光滑透亮。她也是游戏高手，她的游戏是另一路的，不像历史男孩那么具有草根气，而是带了都会的声色，所以叫她近代女孩嘛！比如，挑十字绣，在一块网格细麻纱上，穿了花线的针在每四个一组的格子里对挑一个十字，一个十字又一个十字组成图案。她煞有介事地一针一针挑着，就像一个淑女，一个住在租界上，因为身处异族人中缺少婚姻机会，贻误了青春的外国淑女。她的玩意儿也带着工业革命的空气，比如双股的牛皮筋上，穿着一列机制线团的木头线轴，可以增添牛皮筋的弹性，随着双脚的舞蹈上下翻飞。再则，她会唱“小弟弟小妹妹让开点，敲碎了玻璃老价钿”……幸好有了她，我和男孩才不至于出现断裂，而是有了衔接。我们三个人，接成了历史的链条，就像小女孩子用树叶的茎给自己做的项链——我们将一片树叶，捋得只剩下一条茎，然后万般小心地折成一小段，一小段，段和段之间由拉出的细丝串着，如同蛛丝，在空中摇曳，一不小心就断了。这就是我们身上的历史痕迹。

在我们三个之外，自然还有许多其他的小孩，也穿行在厨房里，可是由于缺少主要事迹，多少是模糊了，成为记忆的碎屑，弥漫在空气里，改变着光影和色彩。所以，他们的存在也是必要的。其实他们也并不是那么没性格，只是被我们这三个遮蔽了。他们不像我们三个那么有涵义，这涵义在当时不觉得，走过了漫长的时间，渐渐地凸现起来，这是记忆的选择。当然不那么公平，可是就像常言道：历史是胜利者的历史，记忆也是，谁的记忆谁有发言权，谁让是我来记忆这一切呢？那些沙粒似的小孩子，他们的形状只得湮灭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下了。可他们还是摇曳着气流，在某种程度上，修改与描画着他人记忆的图景。

而我必须要说一说那两个小孩子，一个是姐姐，一个是弟弟。他们是某一家的小客人，时常前来造访，而我们彼此都没有留心对方。当时间进行到某一个点上，也就是通常说的契机的意思，我们和他们忽然地彼此注意。是一个寒假，天气阴冷，已经不适合做弄堂里的游戏，我们都蜷缩在厨房里。朝北的厨房，又潮湿，谈不上有多少暖和，可是认识新朋友使彼此激动，亲密的感情一分钟一分钟地递进着。转眼过了中午，主人家留了饭，又过了下午，主人家也留了饭，夜晚降临，主人家继而留了宿。第二天，众人又在厨房聚首。只有公用厨房，我们这些来自各个家庭的小孩子才可以聚会。来自另外的街区，另外的学校，以及另外的不为我们熟悉的生活里的孩子，他们，严格地说，只是他们中的一个，那个姐姐，她身上异样的气质，强烈地吸引了我们。我们眼界很窄，没什么见识，他们，或者说是她，是我们从未接触过的一种类型。

我应该把她放在哪一个历史阶段上呢？上古，近代，或者如我，来不及创造历史。好像都不对，都不适合她，她兀自立于历史之外。也许，原因只是，她不属于我所认识的历史，而是来自另一个历史。每一个街区，每一种生活，甚至每一种房子的结构里，都有着自己的完整的历史，每一种历史的体现都不相同，各有各的生动性。她也是有光泽的，但不是珐琅瓷，而是真正的贝类。真正的贝类在于它其实不像人工打磨的那么有亮度，也不够鲜丽，而是有一些暗。但组织密度更高，于是有了深度和厚度。她就是这么样散发着幽暗的光，这光仿佛来自一个活跃的源头，使她有一种流动的性质。她就像舟筏，被记忆载着，穿越时光而来。

她习惯用一块头巾裹着头，头巾沿了发际向两边去，在下颌交叉，再绕到颈后，打一个结实的活结。透过围巾的形状，可看出她纤巧的头颅，头颅上梳得很光的头发和编得很紧的发辫。她就这样裹着头巾，手插在棉袄口袋里。她的裹在红格子棉袄里的身子，骨骼匀称。她直直地站在我们中间，与我们说话。她的脸色和身姿，一点没有寒冷的样子，不像她的弟弟，嘴唇青白，瑟缩在煤气灶旁边。倘若煤气灶上正好在烧煮东西，他就将手伸过去取暖，很快又被燎着，赶紧缩一下。这是一个孱弱的男孩，她却很健康，不仅她不感到冷，而且令别人也热烘烘的。这是一种格外结实的体质，内分泌平衡。我们热情地看着她，怀着欣赏和羡慕，不放过她的一举一动。而且很奇怪的，我们女孩比他们男孩更受她的吸引，在这个年龄阶段，女性气质更为同性所敏感，男孩还没有开蒙呢！

一天过去了，我们还不想放她走，又过了一天，下一天，依然没走。显然她在我们中间也如鱼得水，脸色越来越红润，神气越来越飞扬。在此同时，她的弟弟却日益萎缩，苍白和虚弱。他就像一个雪人，在炉火边上消融下去，他的人都小了一圈。主人家终于发出逐客令，女孩子只当耳旁风，她的镇定也是少见的。就在此时，寒流来临，风在弄堂里激荡，爆冷使我们更加兴奋，好像有什么不平凡的事情要发生了，连她弟弟的眼睑下面也生出红晕，渐渐蔓延了整个脸颊。最后，事情的结束是，姐弟俩的父母来到，将他们带走了。此时，弟弟已在高热中，其实他从一开始就病了，却没有人发觉，注意力都在姐姐身上。在魅力四射的姐姐的阴影下生活，他必须要有隐忍的性格。谁知道呢，在他弱小的身体里，正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抵抗。他几乎要消失了踪迹，他无声无息的，没有一点响动，要不是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就算完全地退出记忆。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他死了，不是在这一场病中，也不是在他身历的无数病中，这一个多病的孩子，很平静地死于无病无灾之中。儿童猝死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谜底。他的死，在人们的记忆中砸开一个窟窿，边缘迸裂，犹如金石相撞。

这是小孩子里的死者，大人呢？你们不会猜到，大人中的死者是那个最年轻结实的奶妈。顸颟的她，就这样夯进记忆，形成一个凹坑。这就是死亡的永恒性，死者就此停滞在时光中，占领了空间。要是依那帮佣的女人的宿命论来说，厨房这地方不干净，出现过黄鼠狼，还有老女人来抱怨鬼叫扰了她睡眠。然而，这又说明厨房是有渊源的地方。有渊源的地方，总是生生息息，于是，万象罗生。所以，我说它肥沃，那油腻泡软了的地板，什么长不出来！

有几次，房管所木工来修地板，他们拆去腐朽的木板，钻进地板下面，敲打修理龙骨。里面黑沉沉的，堆积着漏进地板缝的陈年旧物，筷子，勺子，发卡，顶针，肥皂头，白菜头，肉骨头，这就是厨房的地质层。再后来，连龙骨也朽烂了，房管所彻底拆除地板，推来碎石，铺上了水泥。厨房里的木质的膏腴的霉气味换上了水泥的凉森气。别小看气味了，气味改变了这间厨房的属性，它不再是柔软的肉感的属性，而是冷和硬。这就像是一种蜕，从此，小孩子都长大。大人呢，趋向老，然后，是死亡，不是那样不期然的夭折，而是寿终正寝。

黑弄堂

黑弄堂的森然，一半是阳光背向造成，一半来自于人们的渲染。凡在大弄堂里长大的人，从小都听过大人们的恐吓：吵？把你扔到黑弄堂里去！于是立刻噤声。等这一代人做了父母，再以此来吓唬他们的孩子。如此传了两代人，算得上是黑弄堂的渊源了。

黑弄堂是在大弄堂的底部，由一道夹弄所通往。这道夹弄其实是一条明渠，从两幢楼房的山墙间穿过。在市政建设的管道改造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不再作为明渠使用，只留下一道干涸的浅沟。由于两边山墙夹峙，它终年没有光照，阴沉沉的，这就是黑弄堂的序幕。

那么，黑弄堂里有什么呢？这就要涉及流言了。人们传说那里曾经是一块坟地，后来虽然起了楼房，压了水泥，可时不时地，还会有流萤似的鬼火；又一种传说是刑场，日本人枪毙爱国志士就在这里进行；再接着就进入到现代史了，说那里有小孩被“剥猪猡”，就是剥了衣服，塞进弄内的垃圾箱；还有一个上吊的女人，因为被窃走全家的粮票和布票。听起来，这些不祥与可怖是随了社会进程累加起来，越演越烈，这也意味它还将继续发生故事，就是说，它的阴森性质尚在活动期内，随时可能爆发。

因此，它刺激着孩子们的好奇心。常常可以看见，一群亢奋的孩子拥在夹弄口，互相怂恿进入夹弄，过到那头的黑弄堂里。在下午三四时光景里，那头的黑弄堂并不显得黑暗，相反，有明亮的光线横流过去，可是，相隔着一道水泥色的夹弄，更有些不可测了。有鲁勇的孩子经不起众人的激将，蹈入夹弄——方才说过，夹弄实际是一条废弃的明渠，所以地面是凹下去的，需叉开双脚，踩着两边的沟沿，跨着走过去。头几步还没什么，多走几步就有小虫子轰起，扑上脸来。然后，蛛网也罩了眼睛，一股子森凉从脚底升上来。那孩子反转身，向来路狂奔，已顾不上脚下，无数次从沟沿滑落，在沟底自己绊了自己的脚。终于跑回到夹弄口，眼看重见天日，众人却组成一道人墙，封住他的出路。其时，他的眼睛放出灼亮的光芒，是由惊惧造成的。当天晚上，这孩子就发高烧，送去急诊，每一个孩子都受到了警告。这危险的游戏停止了一段时间，而后，教训被淡忘了，夹弄口就又聚拢了孩子们。

弄堂里的孩子，生活在人为的世界里，危险和快乐也都是人为制造的。不让他们玩这个，又能玩什么？不过，到底是没人再敢走进夹弄深处，众人也不敢认真胁迫谁了，所以，那经验的惨痛还是留存下来，加入了黑弄堂的历史。小孩子们避免单独走近它，当然，聚集着起哄就是另一回事了。而且，奇怪的是，也没有看见过夹弄那头有人从黑弄堂过来，那一端总是悄然着。弄堂实际上是这城市的沟壑，人是盲目的生物，顺着崖壁的走势，自己也不知道最终走向哪里。

小孩子们通常是在放学后的下午来到这里，这是管束最松弛的时间，学校放掉了，大人还没回家。他们卸下书包，跑出家门，悠闲地站着。在年幼的学龄前儿童眼睛里，已经是可敬仰的走上社会的人了，于是，慢慢向他们靠拢过去。有时候，他们这一伙里还会出现个把中学生，那么，连他们的脸上，就都会挂上近乎谄媚的巴结表情。那中学生才真正是走上社会的人呢！他穿着皮鞋，衬衫束在西裤的腰里，裤口翻出一道克幅——“克幅”这个词大约来自于英语“COVER”，说明是这城市服装历史的正传。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偶尔拔出来，在耳鬓顺一顺，鬓角剃得发青，没什么可顺的，所以很快地手又垂下来，插进裤袋。可是，就这一下子，风度出来了。他无须说话，只略微牵动嘴角，态度也出来了，足够主宰整个局面。这就是小孩子的阶级社会，根据年龄划分的。此时，那些小学生由于竞相表现与讨好，个个都很饶舌，聒噪得很。至于学龄前的幼童，则一声不出，简直是虫蚁似的人生，根本进不了人们的眼睑。

然而，黑弄堂的游戏使各阶层的人都兴奋起来。人们合伙将一个人往夹弄里推拥，那人奋力挣扎突围，抓住最贴近的那个，拥到夹弄口。人们也不管换了谁，只是一劲地挤压，那人就好比替死鬼，要找到下一个替死鬼方才脱得了身。这一切哗动是由小学生发起，中学生不屑参与，只哈哈大笑，但无疑是推波助澜，使得人们更加疯狂。连那些幼童都被激励起来，高声尖叫，围着人群乱跑，在他们的腿脚间打绊。那端的黑弄堂更显出寂静。有一些光线掠过去，夹弄里的蛛网亮一下，又灭了。人群拥塞在夹弄口，背脊在粗糙的弄壁上撞来撞去，脚下已经是明渠的沟底。好比箭在弦上，濒临深渊，所有的人都在急吼急叫，开了锅似的。在这挤作一团的人堆外围，往往是比较孱弱的孩子，他们的体力和激情稍逊于前沿的那伙，在这酷烈惊险的游戏中，他们充当不了主角，于是就在了边缘。忽然间，他们中的一个感觉后腰受了一击，力量虽不大，可因为没防备，也险些一个趔趄。吃惊中回头，见是一个小女孩子，脸通红着，又一次向他撞来。他反应还是慢了一拍，又被她撞了一次。她高兴得跳起脚来，脸更红了，额发都汗湿了，贴在脑门上。此刻，世道已在极乱的当头，没有道理可言。他往边上挪了挪位置，避免与她纠缠，不料想她以为是怕她，跟过来，再次扑将上去。很显然，他被抓来充当了她的玩伴。

这一回，他让开了她，她不罢休，又向他过来。如此，一个让，一个逼，最终，他离开人群，回家了。小孩没有跟他过去，到底舍弃不下这里的热闹，她停下脚步，遗憾地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最后转进一条横弄。院墙的角覆盖了夹竹桃的花朵，这孩子从花朵下走过去，不见了。

夹竹桃盛开的季节，白昼渐长，小孩子们在弄堂里滞留的时间延宕了。大人们被天光蒙蔽，也会有一时的疏忽。到了傍晚，较为大型的聚集解散，却还会有一些散兵游勇，零落在弄堂里，玩兴未尽，流连忘返，抱着些微的希望，等待再有一个高潮掀起，无奈大势已去，曲终人散。方才说的那男孩，从小受家中管束，长大后又协助管束兄弟，及时回进门里，在父母下班之前，帮祖母端饭端菜，整顿饭桌。正当他在厨房与客堂间往来穿梭，见厨房面向后弄的门，隙开着一条缝，缝里有一只眼睛，大而且圆，就是那推他的小孩，不知道她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他手里端了一摞碗，用臂肘将门推上，那只眼睛被关在了门外的暮色里。

后来，他就常常看见这小孩了。她原就是尾随他们的那一群幼童中的一个，不知怎么，总是落单的一个。即便是学龄前的儿童，也是一个小社会，三五结党，交颈搂头地私语和进出。她呢，一个人背着手倚在墙上，或有时屈起一条腿，抵着身后的墙，看她的同龄人玩，带着一种不屑的表情。一旦转向他们这样的大孩子，她的脸色立刻变成热切的。然而，这一回，该是她受到不屑的眼神了。试想想，谁能理会她呢？他们那一伙，清一色的男生，与他们同龄的女生，已经在学做淑女，藏在深闺不见人。像小孩这样，是连性别都还没有呢。

她独自一个人倚墙站着，是有些落寞的。他不免看她一眼，这一眼竟被她捉住了，她警觉得像一条猎狗。她朝他走过来，他装看不见，换了地方，绕着人圈外围。他总是在人圈的外围。这是由性格决定，他不是那种做头的孩子，做头的孩子需要有开创性和领袖欲。他也不是那类追随其后的角色，这类角色需要的是忠诚，甚至一些愚忠。总起来说，他既不属帅才，也不属相才，他是一个观看者。有一点像艺术家，一方面是缺乏实际行动的能力，另一方面却能够领略行动中的乐趣，于是就在虚无中享用。所以，弄堂里的游戏，包括滋事寻衅，他都在场。免不了有时候被看走眼，将他起诉给他父母，那就要受责打。他家父母是弄堂里教训孩子的楷模，从不袒护。这样的美德的另一面就是，小孩子受冤屈。但他也不申辩，那时代的孩子基本都是在冤情与责打中长大的。

这样，他沿着人群外围移了几步，那小孩跟过来，他再移几步，小孩再跟过来，就好像推磨似的，绕人群走了一周。今天的游戏不是去黑弄堂，而是一出“官兵捉强盗”。先由两名最具发言权人士，以猜拳的方式，决出谁是“官兵”，谁是“强盗”，继而挑选各自的人马。最先挑走的总是那些行动敏捷力量强悍的，接下来就要通些人情款曲，交好的入选，他就是在这一类里，通常经第三第四轮选择便有了归宿。很快，人群分成两拨，形成对峙的局面。一声号令之下，“强盗”们四散，“官兵”则围追堵截，穷追不舍，一旦触及“强盗”身体，“强盗”立马毙命。单是这样，倒是简单了，然而，弄堂游戏其实很得世事微妙，规则中又留有一个回旋，那就是倘若“强盗”在触到“官兵”手之前站住脚，可算作缴械投降，从此做了囚徒。留得青山，自有柴烧，但等“强盗”同伙拍鞍赶到——用手拍到囚犯身体，就可出狱，重新出山。整条弄堂哗然，脚步沓沓，身体和身体、巴掌和巴掌，撞击得啪啪地响，劫狱者的呼喊，被囚者的内应，官兵的令与喝。幼童们一律踮了脚尖靠墙直立，恨不能贴到墙上去。“官兵”和“强盗”从脸面前呼啸来，呼啸往，尘土蒙了一头一身，免不了还要吃些冷拳。如此险境中，并没有人逃离，个个苍白着脸，眼睛里是崇拜和羡妒的光。很快地，他就做了囚徒，千钧一发之际，“官兵”的手离他只有一毫的远，他收住了脚。同党们几回接近他，都被“官兵”逐走，甚至牺牲了一个——被拿个正着。忽然间，壁角里走出一个人来，径直过去拍他一下，原来是那小孩。他想让开，无奈受规则限制，不能挪动。小孩又上来拍他一下，还说了一声：跑！她以为她能救他，又如何和她说得清楚，只是不明白这小孩为什么专盯着他。小孩第三次来拍打他，终于着恼了，而他的恼怒亦不过是抬腿走人，回家去了。他擅自撤出，是对全体的不敬，无论“官兵”还是“强盗”，都情绪激愤。就有人追到他家门口，敲打后门。那门关得死死的，敲到最后，门开了，出来的却是他祖母。向祖母要人，祖母说正在做功课，做不好功课，母亲回家要骂。于是只能颓然走回，重整队伍，再起一局。

那小孩踯躅在他家门口，此时门是虚掩着，推开一条缝，只看见一条走廊通往前面房间，房间的门敞着，没有人。其实，他看见她了。他在房间的一角，坐在方桌前，桌上摆开他的课本。视线正好穿过走廊，到达后门，后弄里满是明晃晃的夕照，里面有一个小身影。

接下去的两天，放学回家，他都没有出门。任凭弄堂里如何沸腾，他只在家中坐着，作业写完了，就在草稿纸上画图：军舰，坦克，大炮，以及古人的刀箭。他又看见了那小身影，停在后门口，试探着向里走，已经走到走廊上了。他踅过去，藏到房门背后，悄悄将门掩上了。可是这一天，吃晚饭的时候，这小孩竟然出现在了他家房间门口，谁也没注意她怎么进来的。春暖时节，房门大多敞开着，她就站在门口看他们吃饭。他的母亲问是谁家的孩子，她不回答；母亲又问她找谁，她也不回答。于是就不再理会，一家人兀自吃饭。他深埋着头，几乎将头藏进碗里，心里暗知，小孩要找的人是谁。过了一时，一个穿斜襟蓝布衣，梳髻的女人找过来，将小孩带走了。祖母认得这女人，是前一条横弄里人家雇用的人，东家双职工，在机关做干部，忙得没时间管小孩，所以小孩才这般缺教养。

在家闷了几日，毕竟不是个办法，于是又出了门，弄堂里却奇怪地清寂着。显然，他闭门的几日里，弄堂里发生了新变故，好比是种田的误了节令。大孩子们不知去了哪里，弄堂便成了小孩子们的天下。可他们实在是小，小到还不怎么会玩，也没有像样的玩意儿，手里的那些破东西，都是哥哥姐姐丢弃的。断了的皮筋，百结千结的样子；碎了的弹子，简直就是玻璃碴；扑克牌不晓得缺了多少张数——他们就在这些弃物上练习着游戏的技艺，耐心等待成熟的日子，这就是弄堂里的传承。他们这些可怜虫，平时都是在大孩子的驱赶下，左避右让地，夹缝里求生存。如今，面对一条堂皇的弄堂，世界突然扩出无限的大，简直不大能相信，依然缩着手脚，溜着墙根。在这瑟缩中，却有一种庄严，好像，他们即将要接替这个世界，于是，敛声屏息。

他正茫然，小孩中跑出一个人，直奔向他，就是她。那热切的样子，就好像他们是老熟人。他本能地往后退了一下，她却已到了跟前，说：我知道他们在哪里！这话说得很知己，他不由站住了。她又说：我带你去找他们。说着就转身走在了前面，走了几步，回头看看，他果然走在身后，这才放心，表情也变得凝重起来。墙根下的小孩此时都停下手里的玩意儿，看着这一前一后的两个人，这情形实在有些像“狐假虎威”的寓言。小孩走出横弄，径直向弄底走去，走到夹弄跟前，小孩忽然朝里伸出脚，旋即又收回，转身向他说：骗骗你的！他感觉受了愚弄，而且是受小孩的愚弄，脸一变色，反身要回去。小孩赶紧追过来拦住说：他们就在那里！这时候，他听见人声喧哗，就在弄底最后一排横弄的弄口。那里的铁栅栏上开有一扇铁门，临了侧边的马路，人称小弄堂口。现在，人们都聚在小弄堂口里。他快步走过去，将小孩甩在身后。

原来他们这一伙正在进行一场抵抗运动，抵抗邻弄的小孩子入侵，已经持续了两天时间。每到下午放学，双方便在铁门内外对峙起来。弄内的一伙，将铁门关上，拴上销，外面的人则摇门呐喊，铁栅栏哗啷啷地响。这时候，却有弄内的居民要从小弄堂口进出，极不耐烦地推着铁门，只得拔出销放行。邻弄的孩子趁机潮水般拥过来，这里的人眼明手快，合力一堵。这铁门是窄窄的半扇，自然有利于守，而不利于攻。邻弄的孩子几次发起进攻，顶住铁门，不让合上，但也只到此为止，再无战果。弄内的人正激奋中，不料有同伙气急败坏跑来，失了声地报告，对方已经分出人马，向大弄堂口转移，企图正面强攻。果然，铁门外的人明显稀少了，呐喊呼啸也大有佯攻之意，真是兵不厌诈呀！这边连忙也分出一队，往主弄赶去。他撒腿跑在其间，因为几日没到弄内玩耍，此时感到格外地解放自由。跑出横弄，直向大弄堂去，远远传来敌人的啸声，紧接着，就有人影闪进弄口，转眼间排山倒海，扑将过来。

从数量上说，弄外显然要比弄内人多，因不止是邻弄的孩子，还有街面上的。他们这条弄堂，是这个街区规模最宏大的一条，楼体整齐，前后共有十数排横弄，被宽阔的直弄正中分开。横弄和横弄两侧之间，以镂花铸铁栅栏连接，防护谨严，有着一股威慑的气势，于是激起人们进犯的欲望。弄内的人多少有些孤军奋战的意思，再大的弄堂，单是一条，全体出动，又有多少人头？弄外的世界却是向全社会开放，却也正是因为这种封闭性质，就使得组织较为严密，有益于贯彻策略。他们中间有个灵魂性人物，就是那个中学生，在家中排行第二，人们都喊二阿哥。他并不动手，只出智慧，在大弄堂口望风的人，就是他的安排。临到声东击西这一计，有他在场，方能够阵脚不乱，及时应对。当人们往大弄堂口迎战之际，他小跑着伴随一侧，好像运动场上的教练，军心就稳住了。

他们向弄口跑去，二阿哥一路指挥，拉开阵线，两边包抄，分别控制大弄口的大铁门，迅速合上，形成防御工事，同时，中间的一路则以肉身抵挡。这时，二阿哥看见队伍中的他，不禁呵斥道：紧要关头，你还带着小阿妹！他低头一看，身后竟跟着小孩，踉跄中企图拉他的衣襟。他让开她的手，疾步上前，冲到头阵，第一个与对方短兵相接，两人扑抱在一起，双方身后都有无数双手，横七竖八交织一起。两扇大铁门徐徐地推进，先将他们挤在中间，后又将肉搏军一并推出去，最终再将自己人扯回来，分成壁垒内外，敌我两部。看弄堂的老伯在人堆外面跳脚，两边都遭到谩骂，但到底有立场与职责的区分，还是奋力挤进人群，“哗”地拉开大门，对着弄外的起义军，怒道：小贼，谁人敢进来，试试看！话虽不多，却是搏命的气势，令人不由却步，于是，守军们大获全胜。回营途中，二阿哥专走到他跟前，问他：怎么带了个小阿妹？这一回是带了戏谑，人们都笑，在他脚跟寻找“小阿妹”。“小阿妹”早已不见，不晓得挤到哪个角落。他想分辩那并不是他的“小阿妹”，与他毫无干系，可是，他这一张嘴，怎么抵得过二阿哥的嘴？这是个强权的世界，也是个清浊不分的世界，于是，便缄口了。这一天，还有更不幸的事情等待他，那就是母亲的责打。在下午的厮搏中，他新上身的米黄卡其夹克衫，揉搓成一团糟，肩和袖的连接处绽开了线。他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央求祖母收拾，母亲已经进门了。方才说过，这家管教孩子是全弄堂的楷模，小孩子走出门来都衣衫整洁，行为端正。母亲气的不止是糟蹋了新衣服，更是从衣服的惨状推断出操守上的失态。这一场训子的代价是，生生打折一柄木衣架。

第二天，祖母上菜场买菜的路上，向左邻右舍报告了前晚的事，一半是心疼孙子吃苦，另一半是为家教而自得。于是，弄堂里都知道这孩子吃了通衣服架子，就有家长觉得前日责罚不够严厉，回家又再补上一顿。他却再也出不了门了，身上带着新鲜的受罚的痕迹，不在于肉体，而在于尊严。十来岁的男孩，几可算作少年，自觉还要更年长一些，已不适于打骂。可谁让他生在这样规矩大的人家，还有个饶舌的祖母。好在这一日是星期天，他可不出门，弄堂里的玩伴因晓得他吃了教训，也不敢上门叫他。到了下午，父母带他们兄弟到舅舅家玩，他不去，留下来与祖母在家。祖母在缝纫机上做衣服，他翻出旧有的连环画一本本从头看起，祖孙俩倒十分安静。祖母嘱他去厨房煤气灶上坐一壶水，他应声站起，去了厨房。此时已是三时许，阳光到了后弄，盛了煌煌的一弄，从门缝里溢进厨房。星期天的下午，总是清寂的，小孩被大人管束着，弄堂成了清平世界。他不禁向虚掩的厨房门外看了一眼，不料看见了小孩。她蹲在他家后门对面的墙根，大约已守候多时，这一刻嗖地站起，跑过来。她脸上的表情依然是热切的，不知事实如此，还是她有隐衷，从这表情里还看出一股痛惜。他突然发怒了，想到，倘不是她带领，他便不会卷进搏杀，亦不会有事后一连串的羞辱。他猛地将后门一把推上，随了门响，就听见一声凄厉的哭叫，晓得碰疼了小孩。可他没有一点害怕，一股子痛快劲儿从脚底升上头顶，从昨晚起直到现在的郁闷就此消散，他终于向这个世界的不公讨还了欠债。

不晓得是不是因为受了撞，小孩从此不再跟他，有几回与他眼睛和眼睛碰上，很识相地速速让开。但是，二阿哥的戏谑却刚开头，有一次，他专门招小孩过来——二阿哥招谁，谁敢不过来？小孩站在二阿哥跟前，仰极了头才能看他，人群外面的小小孩都安静着。二阿哥让她叫自己“爷叔”，小孩说：你不是爷叔，是二阿哥。大家都笑了，觉着这小孩果然有趣。平素小孩子一直渴望得到大孩子的青睐，此刻，却如同羊入狼群，让人捏一把汗。小孩子们退在墙根，一声不出。二阿哥说：你叫我二阿哥，那么叫他呢？二阿哥指着他。小孩看看他，眼睛暗了一下，不回答。二阿哥说：你应该叫他阿哥，叫！大家笑得更厉害了，他也笑着，脸上却是僵的。二阿哥又说了声：叫啊！小孩摇摇头，不做声。二阿哥多少有些没面子，就有人帮着胁迫小孩，令她叫一声“阿哥”。小孩却很固执，紧闭着嘴不叫。二阿哥就打圆场：算了算了，让她去！自己给自己解了围。小孩钻出人圈，跑了回去。

这一天，他们这些小孩子都聚在通往黑弄堂的夹弄口，越过夹弄向那一端张望着，兴奋地跳着脚。他们受黑弄堂的吸引其实是向大孩子学样，也说明黑弄堂的传统的继承性。这就像一个成长的仪式，小孩子必定要经过它才能长成大孩子。其时，大孩子们对黑弄堂已经有些不屑，他们漠然从夹弄口经过，而他却忽然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进攻弄堂不从这条夹弄里突破？它完全敞开着，一无障碍。他的目光在夹弄里停留一瞬，收回来的途中，经过那小孩，他看见小孩瑟缩的表情，她是怕定他了。他加快脚步，跟上人群，向前去了。

弄堂里的活动是呈周期性的，一段高潮过后，会有一段安静的时刻。在此阶段，弄堂里显得分外冷清。偶尔有孩子出门，在弄内走个来回，即便遇到某个昔日的玩伴，那玩伴的态度却是冷淡的，只得悻悻而归。这些形影相吊的独行者，更加增添了弄堂的寂寞。很难究其原因，可能是那些领袖性的人物生病和去亲戚家了，于是群龙无首；亦可能是学校课程进入关键阶段；再有，家长加强了管束。事实上，更可能什么原因也没有，只是一种类似潮汐的运动，潮起和潮落。弄堂也是有生态的，小孩子又是一种原始性很强的动物，在他们身上，往往会体现出自然的规律。在这样沉寂的时分，小孩子们分散在各个隐匿的空间，各自酝酿下一轮高潮的成因。这种酝酿是在不自觉中进行，完全是盲目的。可是，你说他们盲目吧，却又显现出一定的目的性，那就是当他们重新出山，竟然会趋于同一个方向。好像事先商量过一样，开始玩同一场游戏，说同一个口头禅，做同样的隐喻性的手势。这也是生态的关系，在同一种环境里，生长出同一种形态。这种分头酝酿的时刻，有些接近冬眠，幼虫在安眠中蜕化，青苗在安眠中分泌激素，各人在各人的窝里挣着，屏着，努着劲，下一个大金蛋。这时候，那些走在弄堂里寻找玩伴和游戏的人，即便正在日头底下，也像是梦游，眼光迷离，最主要是，孤独。别人都在壳子里，只他自己，游荡在空旷的弄堂。弄堂里的院墙，楼体的壁，还有水泥地，干净得发白，变成一条白弄堂。

这一日，他被祖母遣去买东西，此时，所有的孩子都变成乖孩子。他走出后门，拐出横弄，走到下一条横弄口，正走出了小孩，和她的母亲。小孩的手搀在母亲的手里，腰背挺得很直，目不斜视地走着，显得很骄傲。他大约高出小孩半个头，她的脑袋就在他眼睛下方，她梳着一种俗称“马桶盖”的发式，黑亮亮的头发与荷叶边的领口之间，露出一截细细的颈脖。他忽然感到手痒，极想在这颈脖上抽一掌。走到大弄堂口，他与她们分道扬镳。他过到马路对面的食品店，买来祖母指定的东西，然后穿回马路，走进弄堂。就在这时，他又看见小孩了，走在前面一米远的地方。这一回是她单独一人，母亲不见了。她手里握了一个碧绿的莲蓬，可是，并没有引起兴趣，任其垂下来，垂在格子背带裙的裥褶上。她低着头，佝偻着背，慢慢走着。显然，她被她母亲用一只莲蓬打发回来了，母亲一开始就没打算带她同行。他看出来，小孩在哭，不是像他撞疼她的大声的疾哭，而是饮泣。接近她家的横弄时，他加快了步子，走到她的旁边，与她并行。可是她并没有看见他，她对周遭一切都看不见，全身心地沉入在巨大的哀伤之中。他知道，小孩其实有着自己的世界，别人无法进入。

再看见小孩，已经是在弄堂生活的复兴时期了。所有的长中幼的孩子就像在一声号令下走出家门，如同久别的亲人，互相寻找，问询，招呼，聚成不同的群落。小孩也在其中，她比先前合群了，有了同伴，三五人头并头，脚抵脚，玩着一种残酷的游戏，就是水淹蚂蚁洞。他们用搪瓷杯接来自来水，小心注入墙角的蚂蚁洞，然后等待蚂蚁逃出洞口。水从洞口溢出来，将他们的鞋淹了，他们还不肯歇手，继续一杯接一杯地灌。小孩往返于自来水龙头和墙洞之间，激动得涨红了脸，当他走过，挡了她的路，她竟然发出一声吼叫：做啥！她完全不像受过伤的样子，小孩子真是没有记性的动物，可是他却从她身上看出一种戚色。这就是年龄的差别了，在他，已到了有理性的日子。正因为此，他收住脚步，让了她。

小孩已经放过了他，可是二阿哥却不放过。二阿哥心里对他是喜欢的，喜欢他带些寂然的安静。在这样青春期的年龄里，许多认识和感情都拥簇在一起，来不及一一安置，难免放错了位置。所以，二阿哥的喜欢是用残忍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他戏谑他。戏谑的内容就是关于这小孩。从这也反映出青春期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男女生关系的兴趣。虽然小孩还算不上是个女生，可真正的女生不都在深闺中，绣着十字花，照着歌片唱电影插曲，或者叽叽哝哝说私房话。那些私房话连二阿哥的成熟度都没资格听的。也因此，倘若是一个真正的女生，二阿哥就要生怯了，他只有在这帮小男孩子里面称王，小孩子也窥不破他的虚弱。现在，二阿哥就专拿小孩和那男孩开心。来“官兵捉强盗”，既不让“官兵”要他，也不让“强盗”要他，理由是，他带着个“小阿妹”，很没劲。于是，他就被排除出了游戏，站了一会儿，兀自转身回家去。可是，二阿哥也不允许他回家，嘱人喊他出来观战。他不敢不出来，他有些怵二阿哥呢！所有的孩子都怵二阿哥！弄堂就是一个大欺小的社会，有一句歌谣唱得好，“大欺小，现世宝”，以道德批判的方式指出了事实。二阿哥指定他站的地方，不让他妨碍游戏，也不让妨碍自己做裁判，于是，他成了一个永远不得解救的囚徒。他一个人贴边站着，脸上带着佯装的笑容，眼睁睁看着“官兵”和“强盗”厮杀过往。无论“官兵”还是“强盗”，都格外地兴奋，他的不幸使他们的幸福感成倍增长，他们夸张地笑和叫，渲染紧张激烈的气氛，好衬托出他的寂寞凄凉。二阿哥满意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这是他设计导演的戏剧场面，而他们，都是傀儡。

忽然间，他被碰了一下，转头看，是小孩，背着双手，倚墙站在他身边。他向旁边挪了挪，与她保持距离，表示两不相干。二阿哥却看见了，大声叫道：不许动！如火如荼的游戏刹那间停止下来，“官兵”和“强盗”全向这里聚拢来。二阿哥指着他：站回去！他转身要走，二阿哥不让，将他推到原来的位置上，与小孩站在一起。他挣扎着离开，不料小孩小跑着追过来，傍在他身边，背着双手倚在墙上，仰头看了二阿哥，带着明显的挑衅。他再挪开，她再跟来，眼睛一直望着二阿哥。人们已经笑得不行了，团团地围住他和小孩。二阿哥伸长手臂，撑在墙上，阻挡了他的去路，他无处可逃。他不恨二阿哥，他恨小孩，恨小孩的道义。这道义没有给他带来公正，反而是无尽的羞辱，他又没有要求过她的道义，完全是被强加的。为什么她要赖上自己，他又没有欠她什么！最终，他突破了包围圈，冲回家门。

接下去的几天，他没有出门，二阿哥呢，也没让人去叫他，是有意地冷落他。那天，他没有给二阿哥面子，他冒犯了二阿哥，这不是他本心所愿，怪都怪那小孩，他心里恨恨的。门外传来同伴们的笑声，间或有二阿哥的声音，浑厚而低沉，已经完成了变声的男性的声音。他也听见小孩的声音，鸟语般啁啾里的一个——她为什么能出得门去？没事人似的。独独是他，在受舆论的责罚。弄堂生活的复兴时期，就像自然界里的春天，万物萌发，荷尔蒙勃然分泌，真是骚动！他的兄弟也在弄堂里尽情奔跑，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唯有他——他坐在桌子边，眼睛对着书本和纸张，外表很安静，心里却鼓噪着。他被这世界放逐了！他忍不住停留在厨房，从后门里往外窥觑。有一次，他的目光正对着小孩，看见小孩奋力踢一枚残破的毽子，鸡毛都秃了，有一支还折了茎。她踢得也不得法，每每落在地上，捡起来再接着踢。又要躲避大孩子们的腿脚，那是很粗暴的腿脚，都能把小孩子碾成泥。可是她并不在意，专心在自己的游戏中。他想，她玩得挺好。正这么想着，小孩却突然丢下毽子，朝后门奔来，赶紧地推门，她已经扑到门缝上，急促地说了一句：他不在！

他知道小孩说的那个“他”是谁，因为被小孩看破心思而感到难堪和气愤，可是后弄里满是下午的金晃晃的光，对面院墙上的夹竹桃影都摇曳到他脸上。他心跳着，站了一会儿，定定神，推门走了出去。他带着一种故作的轻松，好像本来就要出去的样子，一只手斜插在裤兜里，甚至，另一只手还抬起来理了一下鬓角，就像二阿哥习惯做的。小孩并没有迎上来，而是退开去，表示与她无关。这一个小伎俩，表明了他与她之间有着一种默契。

他向他的玩伴们走过去，走进他们中间，没有人特别留意到他的出现。很显然，他们也没有特别留意他的不在场。他略有些失望，但总的来说是轻松了。他们聚在一起，没有特别的事要做，甚至于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头抵头站着，互相看着对方的鞋尖。这就是少年人的玩耍，他们都是将成未成的少年人。二阿哥果然不在，没有人提起他，非常隐约地，人群里传递着一种欣悦的情绪。人们克制着，但还是透露出笑容，在他们的年龄显得有些世故了。他一加入他们，很自然地，也浮上了这笑容。这时候，夹竹桃花叶间的光携了影，直接倾在他的身上、顶上，花蕊里那一股辛辣的气味，对驱除隔宿气特别有帮助。好像听到一声号令，低着的头全抬起来了，朝向一个方向。弄底一扇后门内，走出了二阿哥，后面走着他的母亲。

二阿哥穿一件咖啡格子衬衫，束在灰色哔叽呢西装裤腰里，肩上还挂着一副吊带。头发斜分，梳平，上了发蜡。这一身花哨时髦的装束并没有让他变得成熟，反是衬托出他的稚气。他低着头，不朝人们看一眼，在他这样的年龄，跟母亲出行是一件窘迫的事情了。他一改平素的油滑，老实得畏缩起来。人们不发一言，连幼小的孩子也都收起了游戏，敛声屏息，一起看他走过去，留下一个背影。忽然间，没有任何人起头地，人群爆发出哄笑。笑声里面是对权威的识破和反叛，那些小孩子也跟着笑，还跳起脚来。在众人的笑声里，二阿哥的背影转过横弄的墙角，消失了。

之后的日子里，小孩看见他，脸上是一种佯装的冷淡。她拿着自己的玩具，煞有介事地从他跟前走过，就好像没他这个人。可是，冷不防扭过脸，向他笑一笑。那笑容十分诡秘，似乎他与她的默契已经确定无疑了。他无从否认，也无从拒绝，只是不理睬，也装看不见。这样倒安静下来，两厢无事。

九月里的一天，他从学校回来，看见小孩走在前面，肩上斜挎了书包，晓得她上学了，做了学生。他的脚步大一些，很快就要超过她，她偶一回眸看见他，一下子绽开了笑靥，好像是为她的上学又高兴又害羞。她笑着转回头，改成一种跑跳步，一步一跃，速度加快，跑在了他前面。她跑几步，回头看看他，他扭过脸，装没看见。不知为什么，今天的弄堂这么清寂，其他人都没有来得及回家，只有他和她，一前一后地走。她又回头看他，然后再继续跑，一转身，进了一扇后门。他这才发现他拐弯早了，走进前一条横弄，这条弄堂里所有的横弄都一模一样。他气恼地转身向回跑，却与看管小孩的女人撞个正着，原来她是接小孩回家的。他狼狈地让开，不顾那女人看他，向自己的横弄里跑去，心里庆幸二阿哥不在场。二阿哥有一阵没出来了，即便从弄堂走过，也步履匆匆，一歇不停留，也不看大家。其实，大家都在等他，等他继续来统治他们，可他却拉不下面子。年长的人比年幼的更容易受伤，受了伤也更不容易痊愈。

新开学的日子，是弄堂里的淡季。经过一个散漫的假期，学校生活重新又充满了吸引力，小孩子们都在校园里活动。早上升旗仪式，在低年级的队伍里，也站着小孩。她对他显然淡薄了，因为有了新的同伴，还有老师，一年级的学生总是对老师无限巴结，而对其他人无限轻蔑。有几次，他看见那帮佣的女人跟在小孩身后，小孩跳着脚，不要她跟。女人欺骗地停下脚步，等小孩向前走时再又举步，小孩警觉地回过头来，于是又跳脚。周而复始，进一步，退两步，一直到校门口。和这样的人同处一个学校，他实在感到羞耻。幸好，再有一年，他就可以毕业，升入中学。

现在，小孩是骄傲的，她不是佯装，而是真的对他视而不见。她和她那些同年级小女朋友，勾肩搭背地进出，所玩的游戏也像样起来。她们的皮筋是双股的牛筋，一环一环穿起来，套着木头线轴，一边跳，一边唱：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皮筋和歌谣都是从她们的姐姐那里传下来的。她们自己也会制造游戏器材了，跳房子的纽扣串是整齐均匀的莲花似的一盘。在吃螺蛳的季节，就见她们四散开，埋头在弄堂的水泥地上疯狂地磨着螺蛳壳，磨出一个洞，好穿成溜滑的一盘。橄榄核是最上乘的材质，滑而坚硬，但磨起来的功夫也比较艰深，她们几乎是咬着牙，滴水穿岩地磨着。她们开始和男孩子划分界线，排斥比她们年幼的孩子，无论是男是女，当那些大孩子侵犯了她们的地盘，她们一边迅速让开一边嘴里嘟嘟囔囔，这一点抱怨之色说明她们长胆子了。就这样，弄堂生活再度兴起高潮，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消长变化着，恩怨情仇也消长变化。不知不觉，时间翻过了一个坎似的，分明只是数月前的事情，想起来却好像隔世。

这一日是星期天，他的父母带兄弟去苏州亲戚家，他总是不去。一是不愿随父母出行，二是不愿与兄弟轧道，宁愿和祖母在家里。到了下午，多少有些闷了，向祖母要了一角钱去买连环画。书店是在弄底小弄堂口的马路对面，就是他们抗击外来入侵者的要塞。弄堂里很清静。底楼院墙的树影已经疏落，晒白的地面上有了落叶，天空变大了，变高了，满是太阳光。空气里含了一丝沁甜，是无花果的香气。从室内方一走到室外，有些目眩，他闭了闭眼睛，渐渐适应了光线的亮和清澈，丝丝缕缕尽入眼睑，都看得见自己眼睛的影。他背了大弄堂的弄口向弄底去，远远看见小孩在夹弄口踯躅。他忽然想起了黑弄堂，黑弄堂被他们遗忘许久了，它沉默地横陈在夹弄那一端，勿管你记不记得它。小孩在夹弄口流连，涉水似的试图向里探进脚去，又收回来。有一次，她往里走了几步，最终还是退出来，脸上带着一种要哭出来的表情，是受着极大的蛊惑，同时又受着极大的惊惧。她看见了他，忽然转换成得救般的欣喜表情，向他招着手。他本来是装没看见的，可是她的脸和动作流露出特别强烈的激动，他禁不住走了过去。看他过去，她几乎是狂喜地奔来，差一点要扑到他身上，他让开了，兀自朝夹弄口走。他走得很快，她被甩在了身后。他径直走进了夹弄，一股阴湿的霉气袭来，然后有一面蛛网被他撞破了。他抬手在脸前挥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这时他感觉到了黑弄堂的鬼魅。可是，夹弄两头都是璀璨的日光，顶上那一线天又高又蓝，身后还有一个小孩。他没回头，却知道她在身后。有一回，她伸手拉他的后衣襟，被他机敏地闪开了——即便在这夹弄里，笼罩着鬼魅的气息，他依然有着如此的机敏。以后，她就不再作尝试了，而是很乖地跟在身后。他们一前一后，脚分开踩着干沟的沟沿，这样的步子很妨碍速度，可是一步一步，已经走过了夹弄的一半。现在，退路比进路更远，他们没有回头路，只有向前去了。

明渠的底部覆盖着尘土，有细小的虫类被他们惊起，急促地爬行。成群的飞虫从眼睛前过去，拂在脸上，如烟一般。现在，接近弄口了，从夹弄那端遥望着不可企及的这一端，越来越接近了。终于，一片光明扑面而来。他们出了夹弄，站在又一条弄堂里，就是著名的黑弄堂，有着世代传说、扑朔迷离的黑弄堂。他们站在人家的弄堂里，茫然四顾。这条弄堂应是与他们的横弄平行，他们从夹弄出来，所面对的是这弄堂的前弄，一列黑色的石库门洞关闭着，如同惯例，人们多是由后门进出和活动，于是，前弄少有人迹。这条弄堂总体规模不像他们弄堂庞大，没有横弄，直弄亦不出十幢，但是，楼体高大，格局整肃，气象就森严许多。他们站了一时，朝弄口走去。小孩安静着，似乎被眼前景象威慑，她木木地跟在他身后。他的眼睛里已经没了她，也是被这黑弄堂震慑住了，并不是为它的异常，而是相反，它竟然与所有的弄堂无大异。

他们走到黑弄堂的弄口，更大的震撼发生了，弄口的马路竟然是如此熟悉的一条，正与他们的小弄堂口相邻，他要去买连环画的书店就在斜对面。书店旁边是菜场尽头的肉摊，砧板在阳光底下，有几只苍蝇在嗡嘤，都嗅得到生肉和木屑的气味。还有碗店，小百货店，沿街的住家，日常起居就在街面展开。这是一条嘈杂的小街，生活气氛格外蒸腾，向他们进犯的孩子就是从这条街上杀来。往日里稔熟的景象在此时又显得陌生，他们重新审视着其实无数次地走过的这个弄口，弄口挂着“注射”和“编结”的招牌，原来这里面就是黑弄堂！一个魔咒破除了。他欣然地回头看看小孩，小孩完全糊涂了，不晓得这街景是陌生是熟悉，一会儿朝东看，一会儿朝西看。他伸出手，手指头钩住小孩背带裙的两条背带，向上提了提，小孩也没有觉察。他们这一大一小沿街站着，往日的离隙弥合了，可也只是这么短暂的一瞬，接着，他将进入中学，成为二阿哥那样骄矜的青年。她呢，则成为真正的女生，弄堂里再见不着她。再然后，他会长成如何俊朗的男子！而她，淑女窈窕。从此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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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情与爱

作者：王安忆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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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比尔

月色撩人

新加坡人

香港的情与爱

我爱比尔

缓慢起伏的丘陵的前方，出现一棵柏树。在视野里周游了许久，一会儿在左，一会儿在右。其余都是低矮的茶田，没有人影。天是辽阔的，有一些云彩。一辆大客车走在土路上，颠簸着。阿三看着窗栅栏后面的柏树，心想，其实一切都是从爱比尔开始的。

说起来，那是十年前了。阿三还在师范大学艺术系里读二年级。在这个活跃的年头，阿三和她的同学们频繁地出入展览会、音乐厅和剧场，汲取着新鲜的见识。她们赶上了好时候，什么都能亲闻目睹，甚至还可能试一试。阿三学的是美术专业，她同几个校外的画家，联合举办了一个画展。比尔就是在这画展上出现的。

画展的另两个画家，是阿三业余学画时期的老师，也是爱护她的大哥哥，都是要比阿三年长近十岁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他们的青春时代。在他们的画里，难免就要宣泄出愤懑的情绪，还有批判的意识。相比之下，阿三无思无虑的水彩画，便以一股唯美的气息吸引了人们。在圈内人的座谈会上，阿三声音颤抖地发言，说她画画只是因为快乐，也吸引了人们。这阵子，阿三很出了些风头。当然，随着画展结束，说过去也过去了。重要的是，比尔。

比尔是美国驻沪领馆的一名文化官员。他们向来关注中国民间性质的文化活动，再加上比尔的年轻和积极，自然就出现在阿三这小小的画展上了。比尔穿着牛仔裤，条纹衬衣，栗色的头发，喜盈盈的眼睛，是那类电影上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典型美国青年形象。他自我介绍道：我是毕和瑞。这是他的汉语老师替他起的中国名字，显然，他引以为荣。他对阿三说，她的画具有前卫性。这使阿三欣喜若狂。他用清晰、准确且稚气十足的汉语说：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你来告诉什么，我们看见了我们需要的东西，就足够了。阿三回答道：而我也只要我需要的东西。比尔的眼睛就亮了起来，他伸出一个手指，有力地点着一个地方，说：这就是最有意思的，你只要你的，我们却都有了。

这几句对话沟通了他们，彼此都觉着很快活。

比尔问阿三，“阿三”这名字的来历。阿三说她在家排行第三，从小就叫她阿三，现在就拿这来作笔名。

比尔说他喜欢这个名字。阿三也问他“毕和瑞”这名字的意思。比尔认真地解释给她听，这是一个吉祥的名字，“和”是“万事和为贵”的“和”，“瑞”是“瑞雪兆丰年”的“瑞”。阿三见他出口成典，就笑，比尔也笑，再加上一句：我喜欢这个名字。阿三觉着这个年轻的外交官有点傻，你逗他，他却认认真真地回答你，你笑，他也笑。他随和得叫阿三都不相信，怎么都行似的。可阿三也能看出，他不怎么愿意叫他比尔。如要叫他毕和瑞，却又轮到阿三不愿意了，她觉得这是个名不副实的名字。于是她对比尔说：你要我叫你中国名字，你就也要叫我英文名字。比尔就问她的英文名字是什么，她临时胡诌了一个：苏珊。比尔说：这个不好，太多，我给你起一个，就叫Number Three。阿三这时发现，比尔并不像他看上去那么老实。

就像爱他的中国名字一样，比尔爱中国。中国饭菜，中国文字，中国京剧，中国人的脸。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有一辆自行车，骑着车，汇入街道上的车流之中。现在，他的身边有了阿三，骑的是女式跑车，背着一个背囊，像是要跟着他走天涯似的。其实呢，两人赛车般地疯骑着，最后是走进某个宾馆，去那咖啡座喝饮料。这种地方，是有着势利气的。有一回，比尔去洗手间，阿三一个人先去落座，一个小姐过来送饮料单，很不情愿的表情，说了句：要收兑换券。阿三不回答她，矜持地坐着。等比尔回来，在她对面坐下，小姐再过来时，便是躲着阿三眼睛的。阿三心里就有些好笑。还有些时候，遇到的是一个轻浮的小姐，和比尔打得火热，而把阿三晾在一边，阿三心里也好笑。再听到比尔歌颂中国，就在心里说：你的中国和我的中国可不一样。不过她并不把这层意思说出口，相反，她还鼓励比尔更爱中国。她向比尔介绍中国的民间艺术：上海地方戏，金山农民画，到城隍庙湖心亭喝茶，还去周庄看明清时代的民居。

周庄真是把比尔迷住了。那些小石桥在比尔的大身躯之下像个小世界。比尔在周庄的桥上走过去，引来一些人跟着。有一个老妇就扯扯阿三的衣袖，很内行地问：他是什么国的人？阿三说：美国。老妇撇着嘴不以为然地说：前几天来过三个英国人，带的照相机比他的大，是托在肩胛上的。这时，比尔和两个小孩攀谈上了。他们告诉比尔，有一户人家的灶间里，也开了一条河，船可直接走进房里。比尔就让他们带路去。两个小孩走在前边，就有别的孩子嘲笑他们，还向他们扔石子。他们险些儿就要打退堂鼓，还是比尔稳住了局势。他回过身邀请大家一起去，那些孩子则红了脸，退缩了。中午饭以后，比尔和阿三再出现在周庄著名的双桥上，人们就已经熟悉了他们，甚至还有人问道，有没有吃过饭？本是当天就要回去的，可是下午的宁静留住了他们。等到夕照来临，将那桥下的水染金，炊烟也染金，比尔就更走不脱了。他听见了唱晚的牧歌。

他们就决定明天早上回去。

周庄的旅馆大约也是明清时代的，板壁的结构，推开二楼的窗，看着楼下沿水的街市，清明上河图似的。他们俩隔着一面板壁，各从各自的房间窗户伸出头去，看风景，聊天。黄昏的光线是很细致的，连水波都勾出了细纹，丝丝缕缕的。比尔背诵起《桃花源记》，阿三没一句接得上的，也没一句听得进的。想的是些别的事情。后来，天黑到头了，月亮又没升起来，竟连一线光也没有了。两人在一间房内坐了一时，心情忽变得惨淡，甚至有些后悔留在这里。各人都搜寻着话题，想渲染一下气氛，终也没有结果，便分手就寝。关灯前，阿三听见板壁上响了三记，她也叩了三响，彼此就算道了晚安。同时，还生出一点相濡以沫的亲切心情。夜里，阿三醒来一次，发现房内特别明亮，抬头一看，月亮正在周庄的天空。静静地想着，比尔就在隔了一层板的地方，似乎能听见他的鼻息声；可是待她敛息屏气仔细听去，听到的却是哪里传来的电视机里的节目声。阿三这才晓得，其实还不很晚呢。早晨，阿三起来一个人出去转悠。转悠到一处，见薄雾中有一个身影伫立着，走近去，那人转脸朝她一笑，原来是比尔。两人都有些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心情。

周庄之行使阿三和比尔亲近了一步，建立起一点个人间的关系。在此之前，他们就好像两个文化使者似的，进行着友邦交流。他们再坐到酒吧喝酒，双方的心情都有些变化。有一回，比尔新要了一种酒，让阿三尝尝。他将酒杯递近去，阿三伸过脖子，噘起嘴凑到杯沿上。忽然一抬眼，遇上比尔的眼睛，两人停了有一秒钟，有一些重要的事情就在这一秒钟里发生了。

阿三长的是一双猫眼，通常眯缝了细细一条望着你，忽然间却睁开了，又大又圆。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东方的神秘。当它们从垂帘的刘海后面对着比尔的时候，比尔的心就一颤，一股温柔的冲动击中了他。他第一次拥抱阿三，感觉到这小小的柔软无骨的身躯，觉着这女孩太像是九条命的猫变的。他把这个意思说给阿三听，阿三就问：为什么是九条命的？比尔说：在我们西方，就这么认为，猫能够死九次。阿三说：可我死一次就够了。比尔听了，就去吻她。发现她的唇舌也是神秘的，似开又似合。比尔激动难捺，不知把她怎么好。怀里这个肉体的暧昧不明，具有着极大的挑逗性，比尔始料未及。但他最终想到了中国女性的贞操观。汉语老师曾经给他们讲过一本中国古代的《烈女传》，给他留下崇高和恐怖的印象。于是，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了。

阿三提起的心放下了，却惶惶的不安。她想，是不是她做错了什么，叫比尔没了兴趣，或者是她太不够主动，也叫比尔没了兴趣。这天余下来的时间里，两人都有些沉闷，各自若有所失。分手时，比尔摸了摸阿三的脑袋，这叫阿三觉出，比尔还是对她有感情的。这天阿三回到学校宿舍，在帐子里好好地审视了一番她的身体。审视的结果是，她的身体没有问题，在灯光的暗影里，显得纯洁无瑕。可矛盾也在这里，它显然是不具备经验的。是不是这个扫了比尔的兴？但是，它们勤于学习。她伸了伸腿，在心里对比尔说。

第二天，阿三就着手创作一幅新画，看上去就像是一面壁画的草图。画的是一个没有面目的女人，头发遮住了她的脸，直垂下来，变成了茂盛的兰草，而从她的阴部却昂首开放一朵粉红的大花。在一整幅阴郁的蟹绿蓝里，那粉红花显得格外娇艳。一周之后，新画完成，取名为《阿三的梦境》。在一个周末的大家都回家的下午，阿三把比尔叫到学校，在宿舍里向他展览了这画。比尔看了画后，向阿三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我理解这画是关于性，那么，你对性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我知道，中国人对性不是这样的态度，那么，就是西方，而我知道，你并没有去过西方，我大约是你认识的第一个西方人。阿三却回答说：这画并不是描写性。比尔一时转不过弯，只得钻进牛角尖说：你可能认为不是，可在你的潜意识里，却一定是的。阿三就笑了：你正好说反了，这画意识里是性，潜意识里却不是。比尔被她搅糊涂了，把最先的问题也忘了。这时，阿三将床头上的一件绸衣服罩上她身穿的白色连衣裙，说：让我来向你表演中国人的性。说罢，又从同学床头捞了一件睡裙再罩上绸衣服，接着，又套上了第三件。就这样，她套了这层层叠叠，长长短短的一身走向比尔，非得仰起脸才能对住他的眼睛，说：现在，你来向我表演西方人的性。比尔望了她一会儿，动手将她的衣服脱下来，直脱到白色连衣裙，不禁迟疑了一下。可阿三的姿态是等待的，表示还没完结。于是比尔就脱去了她的连衣裙。

最后，阿三说：明白吗？千条江河归大海，这就是我的回答。比尔这才想起自己的问题，可是已经解决了。艺术和理论的铺垫，弥补了阿三经验方面的缺陷。比尔觉着她既天真又老练，身体含着稚气，却那么柔韧，有一股曲折委婉的刺激，非常地缠绵。比尔不由自主了。

阿三的身子揉进了比尔的身子，脑子还是阿三自己的。有一刻她被惊惧抓住，觉着大祸临头。下一刻，欢喜却来了。总之，是不寻常。一阵暴风疾雨过去，她看见了身下的鲜血，很清醒的，她悄悄地扯过毛巾毯，将它遮住，不让比尔看见，而比尔也压根儿没想起这回事来。晚上一个人的时候，阿三觉出了疼痛，可却是让她感觉甜蜜的。她仔细地体味它，这是一个纪念。

后来，比尔就对阿三说，他开始明白东方人对性的感受能力了，那其实是比西方人更灵敏、更细致的。比如，他曾经看过一些中国的春宫，还有日本的浮世绘，做爱的场面，是穿着衣服，有些还很繁复累赘，然而却格外地性感。阿三说，这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要比漫山遍野的红更加浓艳。他们又谈到各国的服饰，均以为日本女性的和服敞开的领子里那一角后颈，要比西方人的比基尼更撩拨人意。然后，他们就穿着衣服做爱，那种受拘束的忍无可忍使得欲望更加高涨。有时候，他们面对面地站着，比尔的手伸进阿三的衣服，那层层叠叠、窸窸窣窣的动静，真叫人心旌摇曳。里头的那个小身子不知在什么地方等着他，是箭在弦上的情势，比尔他何曾经历过啊！他想：这是人吗？这是个精灵啊！

与实际的做爱相比，阿三的兴趣更在营造气氛方面。她是花样百出，一会儿一个节目。像阿三这种发育晚的女孩子，此时还谈不上有什么欲念，再加上心思不在这上头，全想着比尔怎么高兴。同金发碧眼的比尔在一起，阿三有一种戏剧感，任何不真实的事情在此都变得真实了。她因此而能够实现想象的世界，这全缘于比尔。所以，她就必须千方百计地留住比尔，不使他扫兴而离去。阿三晓得自己在做爱上肯定比不过比尔那些也是金发碧眼的对手，她以为比尔一定有着对手，并且想起她们，也毫无妒意。她就想着从别的方面战胜她们。比尔曾经对她说过：你是最特别的。阿三敏感到他没有说“最好的”。她自知有差异，却不知如何迎头赶上，只能另辟蹊径。

他们做爱的地方通常是周末时在阿三的学生宿舍，也曾经到宾馆租过房间，但在那种地方，阿三的艺术全无用武之地。房间太干净，太整齐，也没有可供创作的材料。当然，有浴室，可这又是一个新课题，阿三完全陷入被动。她不知所措地站在淋浴器下面，水淋淋的，由着比尔摆布，倒是有了一点欲念，但是很快被沮丧压倒了。比尔从来不带阿三去他的住处，阿三很识相地从来不问，虽然心里有些嘀咕。但是，在宿舍有在宿舍的好处，那是阿三的地盘，她更加自如，想象力很活跃。冬天到了，宿舍里没有暖气，他们在一床床沉重的棉被底下做爱、取暖，于比尔都是新鲜的经验。午后的阳光模模糊糊地照进来，心里有一些颓唐，还有些相依为命似的。

一个外国人，频繁出入学生宿舍，自然会引起校方的注意。先是班主任，后是教导处，最终是校保卫处，陆续找阿三谈话，要她严谨校风校纪，并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阿三闭口不言，也对比尔闭口不言。但她悄悄地着手在校外租借私房。从他们地处南郊的学校，再继续往南去，有一个华泾村，村民都是花农，以种菊花为业。近些年家家新造了楼房，自己住不完，就向市区一些无房户出租。阿三就是到华泾村去租房子的。当阿三打点停当，带比尔到新租的房子里，正是华泾村晒菊花的日子。家家门前都搭着晒花架，铺着白菊花。他们穿行过去，上了二楼，走进阿三的房间。温煦的阳光照在窗帘上，空气中洋溢着苦涩的花香，比尔真是有醉了的感觉。阿三把房间布置得很古怪，一个双人床垫放在正中间，一顶圆帐系在吊扇的挂钩，垂到地上，罩住床垫。他们就在那里面做爱。

然后，比尔让阿三坐在他的膝间，面对面的。裸着的阿三就像是一个未发育的小女孩，胳膊和腿纤细得一折就断似的。脖子也是细细的，皮肤薄得就像一张纸。可比尔知道，这个小纸人儿的芯子里，有着极大的热情，这就是叫比尔无从释手的地方。比尔摸着阿三的头发，稀薄，柔软，滑得像丝一样，喃喃地说：你是多么的不同啊！这就好像是用另一种材料制作出来的人体，那么轻而弱的材料，能量却一点不减，简直是奇迹。阿三看比尔，就想起小时候曾看过一个电影，阿尔巴尼亚的，名字叫做《第八个是铜像》。比尔就是“铜像”。阿尔巴尼亚电影是那个年代里唯一的西方电影，所以阿三印象深刻。她摸摸比尔，真是钢筋铁骨一般。可她也知道，这铜像的芯子里，是很柔软的温情，那是从他眼睛里看出来的。他们两人互相看着，都觉着不像人，离现实很远的，是一种想象样的东西。

有一次，比尔对阿三说：虽然你的样子是完全的中国女孩，可是你的精神，更接近于我们西方人。这是他为阿三的神秘找到的答案。阿三听了，笑笑，说：我不懂什么精神才是西方的。比尔倒有些说不出话来，想了想，说：中国人重视的是“道”，西方人则是将“人”放在首位。阿三就和他说《秋江》这出戏，小尼姑如何思凡，下山投奔民间。比尔听得很出神，然后赞叹道：这故事很像发生在西方。阿三就嗤之以鼻：好东西都在西方！比尔又给她搅糊涂了，不知事情从何说起的。但比尔还是感觉到，他与阿三之间，是有着一些误解的，只不过找不出症结来。阿三却是要比比尔清楚，这其实是一个困扰着她的矛盾，那就是，她不希望比尔将她看做一个中国女孩，可是她所以吸引比尔，就是因为她是一个中国女孩。由于这矛盾，就使她的行为会出现摇摆不定的情形。还有，就是使她竭力要寻找出中西方合流的那一点，以此来调和她的矛盾处境。

现在，她特别热衷于京剧的武打戏。她对比尔说：如果能将《三岔口》中人物动作的路线显现与固定下来，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她把她所记录下来的《三岔口》的动作线条用国画颜料绘在一长幅白绢上，在比尔生日那天，送给他作为礼物。比尔很喜欢，当作围巾系在羽绒服的领子里。然后，两人就去吃自助餐，在一家新开的大酒店里。

正好是感恩节，人特别多，大都是美国人，比尔的几个同事也在，隔了桌子招着手。阿三今天化了很夸张的浓妆，牛仔服里面是长到膝盖的一件男式粗毛衣，底下是羊毛连裤袜，足登棉矮靴。头发束在头顶，打一个结，碎头发披挂下来。看上去，就像一个东方的武士，吸引了人们的目光。小姐走过来点蜡烛，很锐利地扫她一眼，这一眼几乎可以剥皮。这些地方的小姐都有着厉害的眼睛。阿三不免有些夸张地笑着，嘴里的英语也比平时用得多。同比尔一起去搛菜时，她一路同比尔聊天，停停搛搛，流连了许久。最后她挑了一小块蛋糕，插上蜡烛，让比尔吹灭，说：生日快乐！比尔头晕晕的，盯着阿三说：你真奇异。阿三注意到，比尔没有说“你真美”。

出酒店来，两人相拥着走在夜间的马路上。阿三钻在比尔的羽绒服里面，袋鼠女儿似的。嬉笑声在人车稀少的马路上传得很远，两人都有着欲仙的感觉。比尔故作惊讶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曼哈顿，曼谷，吉隆坡，梵蒂冈？阿三听到这胡话，心里欢喜得不得了，真有些忘了在哪里似的，也跟着胡诌一些传奇性的地名。比尔忽地把阿三从怀里推出，后退两步，摆出一个击剑的姿势，说：我是佐罗！阿三立即做出反应，双手叉腰：我是卡门！两人就轮番作击剑和斗牛状，在马路上进进退退。路灯照着，将他们的影子投在地上，奇形怪状的。有人走过，就盯着他们，过去了，还回头看。他们可不在乎，只顾自己乐。闹了一阵，阿三重又钻进比尔的羽绒服里。这时，两人就都安静下来，静静地走着路，有时抬头看看天。深蓝的天被树枝杈挡着，空气是甜润的。

比尔谈起了童年往事。他的父亲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出使过非洲、南美洲和亚洲，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些地方度过。阿三问：你最喜欢哪里？比尔说：我都喜欢，因为它们都不相同，都是特别的。阿三不由想起他说自己特别的话来，心里酸酸的，就非逼着他回答，到底哪一处最喜欢。比尔就好像知道阿三的心思，将她搂紧了，说：你是最特别的。这时候，阿三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问题：比尔，你喜欢我吗？比尔回答道：非常喜欢。由于他接得那么爽快，阿三反有些不满足，觉得准备良久的一件事情却这么简单地过去了。她想：下一回，她要问“爱”这个字。比尔对“爱”总该是郑重的吧！可是，她也犹豫，问“爱”合适不合适。他们之间的关系，与“爱”有没有关系呢？阿三不知道比尔是怎么想的，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阿三租了华泾村的房子，与比尔的约会倒比过去少了。一是路远，二是一个外国人出现在农人之中，多少有些顾虑。每一次去都要下大决心似的。有时甚至想把比尔装扮起来，潜送进去，好躲掉那些令人不安的目光。好不容易进了屋，他们便要逗留很久，有时是一个下午带一个晚上。阿三正给一个丝绸厂画手绘丝巾，每一条都不重样，画一条有十块钱。于是，四壁便挂满了所谓记录京剧武打的运动线路的丝巾。这些富有流动感的线条，萦绕了他们，他们就好像处在旋涡之中。也有丝巾尚未画上线条的时候，洁白地挂满一墙，而房前房后都是盛开的菊花，他们的床垫便好像一个盛大的葬礼上的一具灵柩。阿三躺在比尔的怀里，心里真想着：就是死也是快乐的。天黑下来，比尔的面目渐渐模糊，轮廓却益发鲜明，像一尊希腊神。阿三动情地吻着比尔，在他巨人般的身躯上，她的吻显得特别细碎和软弱，使她怀疑她能否得到比尔的爱。

比尔说：你是我的大拇指。阿三心里就一动，想：为什么不说是他的肋骨？紧接着又为自己动了这样的念头害起羞来，就以加倍的忘情来回报比尔的爱抚，要悔过似的。这样，她就更无法问出“爱不爱我”的话了。但她却可以将“喜欢”这个题目深入下去。她问比尔究竟喜欢她什么。比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谦逊。阿三听了，脸上的笑容不觉停了停。比尔又说：谦逊是一种高尚的美德。阿三在心里说：那可不是我喜欢的美德，嘴上却道：谢谢，比尔。话里有讽意的，直心眼的比尔却没听出来。

比尔走了以后，阿三自己留在屋里，也不穿上衣服，就这样裸着，画那丝巾，一笔又一笔，为这个不常使用的房间挣着房租。想着比尔馈赠给她的美德：谦逊，不觉流下眼泪。她哽咽着，手抖着，将颜料撒在身上，这儿一点，那儿一点。她心里有气，却不知该向谁撒去。向比尔吗？比尔正是喜欢她的谦逊，怎么能向他撒气？那么就向自己吧！眼看着她就变成了一只花猫，一只伤心的花猫。

这段日子，阿三缺课很多。她的时间不够，要绘丝巾挣钱，要和比尔在一起，这两桩事都是耗费精力，她必须要有足够的睡眠。现在，她的白天几乎都是用来睡觉的。她独自蜷在那大床垫上，耳畔是邻人们说话的声音，脸上流连着光影，这么半睡半醒着，直到天渐渐暗下来，她也该起来了。她的下眼睑是青紫色的，鼻根上爬着青筋。倘若是要去见比尔，她就要用很长时间来化妆。她的妆越化越重，一张小脸上，满是红颜绿色。尤其是嘴唇，她越描越大，画成那种性感型的厚嘴唇，用的是正红色，鲜艳欲滴。阿三的眼睛本有点近视，房间里的灯光又不够亮，所以实际上的妆要比阿三自己所认为的更加浓烈。看上去，她就好像戴了一具假面。她的服饰也是夸张的，蜡染的宽肩大西服，罩在白色的紧身衣裤外面。或者盘纽斜襟高领的夹袄，下面是一条曳地的长裙，裙底是笨重的方跟皮鞋。

等校方找阿三谈话，提醒她还有一年方能毕业，须认真上课，第二天，阿三不和任何人商量，就打了退学报告。从此，学校里就再找不着她的人影。直到暑假前的一个晚上，她悄悄回到宿舍，带走了她的剩余东西。去的时候，同宿舍的一个女生在，乍一见她，都有些认不出，等认出了，便吃了一惊。看着她收拾完东西要走，才问她知道了没有。阿三说知道什么，她说学校已经将她作开除处理了。阿三笑笑说：随便，神色终有些黯然。那同学要送她，她也没拒绝。两人走在冷清的校园里，路灯照着两条人影，这同学本不是最亲近的，可这时彼此都有些伤感似的，默默地走了一程路。曾经朝夕相伴近三年的景物都隐在暗影里，呼之欲出的情景。然后，阿三就说：回去吧。走出一段，回过头去，那同学还站在原地，就又挥了挥手。

阿三没有告诉比尔被学校开除的事情，带着些自虐的快意。她的住在邻县的家人，更无从知道。她有一段时间，在华泾村蛰伏不出，画丝巾或者睡觉。连比尔都以为她离开了本市。这段时间大约有两个月之久，华泾村又架起了花棚，铺开了白菊花。花香溢满全村，花瓣的碎片飞扬在空中。阿三独坐屋内，世事离她都很远，比尔也离她很远。她画了一批素色的丝巾，几乎全是水墨画似的，只黑白两色，挂了四壁。房间像个禅房。她除了吃点面包，再就是喝点水，也像是坐禅。再次走出华泾村时，她苍白瘦削得像一个幽灵。又是穿的一身缟素，白纺绸的连衣裤，拦腰系一块白绸巾。化妆也是尽力化白的，眼影眼圈都用烟灰色。嘴唇是红的，指甲是染红的。穿的鞋是那种彩色嵌拼式的，鞋帮是白的，鞋尖却是一角红，也像染红的脚趾甲。就这么样，来到比尔面前。

比尔惊异阿三的变化。不知在什么地方，变得触目惊心似的。他抚摸着她的皮肤，不知是什么东西，灼着他的手心。他什么都不了解。这个与他肌肤相亲的小女人，其实是与他远离十万八千里的。但是他觉出一种危险，是藏在那东方的神秘背后的。然而，比尔的欲念还是燃烧起来了，有一些肉体以外的东西在吸引着他的性。这像是一种悲剧性的东西，好像有什么面临绝境，使得性的冲动带有着震撼的力量。这一回，是在阿三朋友的房间里。这朋友是个离婚的女人，很理解地将钥匙交给了阿三。周围是人家的东西，有不认识的女人的微笑的照片，还有不认识的女人的洗浴露化妆品的气息，形成一股陷阱似的意味。阿三瘦得要命，比尔从来没经验过这样瘦的女孩。胸部几乎是平坦的，露出搓衣板似的肋骨，臀也是平坦的。他的欲念并不是肉欲，而是一种精神特质的。阿三脱下的衣服雪白的一堆，唇膏被比尔吻得一塌糊涂，浑身上下都是，就像是渗血的伤口。那危险的气氛更强烈了。

很远的地方，楼群中间的空地，有吱嘎吱嘎的秋千声传来。

比尔渐渐平静下来，望着身边的阿三，这才渐渐有些认出她来，说：阿三，这么多天你在做什么？阿三说：在想一件事。比尔问：什么事？阿三说：就是，我爱比尔。说完，就转过脸去，背对着比尔。许多时间过去了，房间里有些暗，两人都没动，按着原先的姿势。终于，比尔说话了，他说：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又是许多时间过去，秋千声也静了。比尔几乎要睡着，有一些梦幻从脑海过去，他好像回到了他在美国中部的家乡，有着无垠的玉米地，他在那里读完了中学。忽然一惊，他发现天已经黑了，阿三正窸窣着穿衣服。她的脸洗干净了，头发也重新梳过。他说：很抱歉，阿三。阿三回眸一笑：比尔，你为什么抱歉？于是，比尔便觉得自己文不对题，难道方才发生过什么吗？

什么都像是没有发生过的，比尔和阿三的关系继续着。比尔给阿三介绍了两份家教，一份是教汉语，一份是教国画，教的是美国商社高级职员的孩子，报酬很不薄。因为要对得起，阿三就很认真，可是无奈孩子们不在乎，连家长都让阿三“轻松”些。尤其是那学国画的男孩子，一只长满雀斑的小手满把满抓地握了笔，蘸饱了墨，一笔下去，宣纸上洇开一大片，边上站着的父亲便很敬佩地说：很好！于是，阿三也乐得轻松。两家都是住繁华的淮海路后头的侨汇公寓，外头还是甚嚣尘上，进了门便是另一个世界。气息都是不同的，混合着奶酪、咖啡、植物油，还有国际香型的洗涤用品，羊毛地毯略带腥臭的味道。阿三有了这两份薪水，经济宽裕了许多。她便开始在市区寻找房子。

后来，她在一幢老式公寓里找到了房子。是一套中的一间，主人去美国探亲，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一半是招租，一半是找人看房子。另外大半套公寓里住了个保姆样子的女人，也是给东家看房子的，每天下午就招来一帮闲人打麻将，直至深夜。因各有各的犯忌之处，所以，与阿三彼此不相干，见面都不说话。华泾村的房子就退掉了。

现在，比尔来就方便多了。这地方是要比华泾村闹，比尔又常是白天来，楼下市声鼎沸，人车熙攘。窗帘是旧平绒的，好几处掉了绒，一抖便有无数毛屑飞扬起来。地板踩上去咯吱地响，还有一股蟑螂屎的气味。这使事情有一股陈旧的感觉，好像已经有成年累月的时间沉淀下来，心里头恹恹的。阿三就在这旧上作文章。她买来许多零头绸缎，做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靠枕，都是复裥重褶的老样式，床上，沙发上，扶手椅上都是。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手伸进晨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她那学生的家长送给她一个咖啡壶，她就在房间里煮小磨咖啡，苦香味弥漫着。主人家有一架老式唱机，坏了多少年，扔在床下，阿三找出来央人修了修，勉强可以听，嗞嗞啦啦地放着老调子。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倒他们了。

这是又一场新戏剧，两人重换了角色，说话的语气都变了。这回他们扮的是幽灵，专门在老房子里出没的，弄出些奇异的声响。他们看着对方的脸，看见的都不是真人，心里都在想：这一切多么不可思议！这就是他们彼此都离不了的地方：不可思议！换了谁都做不到，非得是他们两人，比尔和阿三。有时他们赤裸着相拥在窗前，揭了窗帘的一点角，看着马路对面的楼房，窗是黑洞洞的，里面不知有什么人和事，与他们有干连吗？这旧窗幔和旧墙纸围起来的世界，比华泾村的更有隔绝感，别看它是在闹市。从这里走出，再到灯火通明的酒店，两人都有些回不来的感觉。隔着桌子，比尔的手还是搭在阿三的手背上，眼睛对着眼睛。在这凝视中，都染了些那老公寓的暗陈，有了些深刻的东西。

要是换了中国的外交官，就会离开阿三了，可比尔的思路不是这样的。他只觉得他和阿三都是很需要，都很快乐，这是美国人在性上的平等观念。于是，阿三也避免使自己往别处想，她对自己说：我爱比尔，这就够了。她真以为自己是快乐的，看，她跳舞跳得多欢啊！大家都为她的旋转鼓掌，她也为人家鼓掌。每当比尔说出一句有趣的话，她就笑个不停。好好地走着，她一下子猴上比尔的背，让比尔背着她走。然后再倒过来，她来背比尔。她哪背得动他呀，只不过是让比尔趴在她背上，迈开着两腿自己走着。比尔一边走，一边唱他大学里啦啦队的歌谣。这时候，阿三多高兴呀！谁能比她和比尔玩得来？

可是，谁知道阿三一个人的时候呢？

这间阴沉的公寓房子里，什么都是破的。天花板那么高，阿三在底下，埋在一堆枕头里，快要没有了似的。阿三自己也忘了自己。这么一埋可以整整一昼夜不吃不喝，睡呢，也是模棱两可的。没有比尔，就没有阿三，阿三是为比尔存在并且快活的。这间房子，是因为比尔才活起来的，否则，就和坟墓没有两样。现在，连华泾村的菊花都是遥远的，那时候，对比尔的爱还比较温和，不像现在，变得尖锐起来。阿三有一个娃娃，穿着牛仔背带裤，金黄的头发蓬乱着，像一堆草，手插在口袋，耳朵上挂着“随身听”的耳机。阿三在它的背上写下“比尔”的名字。她将它当比尔，不是像中国传统中的巫术，为了咒他，而是为了爱他。

比尔的假期就要来临了，这一去就是几十天。比尔说：我会想念你的，阿三。阿三脱口而出：你们国家的外交官，可以想念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吗？话一出口，阿三便为她的狭隘后悔了。不料，比尔却笑了。他并没有听出阿三的讽意，他甚至没有联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他笑着说：我已经在想念了。阿三就更懊恼了，想这比尔心底那么纯净，没有一丝芥蒂。别看他比自己年长，其实却更是个孩子。这么大这么大个的孩子，是多么可爱啊！阿三将脸埋在他的怀里，想着自己与他这么样的贴近，终于却还要离去，忽然就一阵伤感袭来，顿时泪流满面。比尔以为这是快乐的眼泪，这使他激动起来。这一回，阿三从头到底都在呜咽，比尔在呜咽声里兴奋地喘息。他的脸叫阿三的泪水浸湿了，阿三的伤感也传染给了他，他也想哭，但他以为这是由于快乐。

比尔临回美国度假前还来参加领馆的大型酒会，为欢迎大使从北京来上海。阿三也去凑热闹了。一进门，便看见比尔身穿黑色西装，排在接客的队伍里，笑容可掬的。他头发梳得很整齐，脸色显得十分清朗。当他握着阿三的手，说“欢迎光临”的时候，阿三觉着他们就像是初次见面。阿三今天也穿得别致，灯笼裙裤底下是一双木屐式的凉鞋，裸着的肩膀上裹着宽幅的绸巾，耳环是木头珠子穿成的，头发直垂腰间，用一串也是木头的珠子拢着。比尔忙中偷闲地走过来，说了声：你真美！这非但不使阿三感觉亲密，反觉着疏远，是外交的辞令。她看着英俊的比尔与人应酬着，举手投足简直叫人心醉，真是帅啊！阿三手里握着一杯白葡萄酒，站在布满吃食的长餐桌边，等待欢迎的仪式开始。人们三三两两站着，说着，也有像她这样单个的，谁也不注意谁。此时，阿三体验到一种失落的心情。

露台下草坪周围的灯亮了，天边的晚霞却还没褪尽。人越来越多，渐渐拥挤起来。其中有她认识的一些人，画界的朋友。看见阿三就惊奇地问：阿三，你没走？阿三反问：走到哪里去？朋友说：都传你去了美国。阿三笑笑没答话，朋友就告诉她，某某人去了美国，某某人也去了美国。正说着，人群里掀起一阵小小的浪潮，又有新人来到。是一个女人，穿一身黑套裙，身材瘦高，雍容华贵的样子，可却扬着手臂大声地说话，声音尖利刺耳，有着一股粗鄙气。她显然是这里的老熟人，许多人过来与她招呼。不一会儿，身边就簇拥起一群，众星捧月似的。朋友告诉阿三，这是著名的女作家，人们说，凡能进她家客厅的，都能拿到外国签证。女作家旁若无人地从阿三身边走过，飘过一阵浓郁的香水味，还有她尖利的笑声。人群拥着她过去，连那朋友也尾随而去了，这才看见对面靠墙一排椅子上，坐着两个昔日的女影星，化着浓妆，衣服也很花哨，悄悄地端着盘子吃东西。还有一些人则端着盘子徜徉着吃，大都衣着随便，神情漠然，显见得是一些科技界人士，与什么都不相干的样子。阿三远远看见了比尔，在露台下的草坪中央，与几位留学生模样的美国女孩交谈着。

人渐渐聚集到草坪上。由于天黑了，露天里的灯变得明亮起来。女作家也在了那里，又形成一个中心。大厅里只剩下那几个学者，老影星，还有阿三。穿白制服的招待便随便起来，说笑着在打蜡地板上滑步，盘子端斜了，有油炸春卷滑落到地板上，重又拾回到盘子里。她又看见比尔了。有人过来与她说话，问她从哪里来，做什么的。阿三认出这也是领馆的官员，但不是比尔。她开始是机械地回答问题，渐渐地就有了兴致，也反问他一些问题，那官员很礼貌地做答，然后建议去草坪喝香槟，香槟台就设在那里。等他将阿三置入人群之中，便告辞离去，阿三明白他是照应自己不受冷落。这就是外交官。比尔在人群中穿梭着，也是忙着这些。阿三的情绪被挑起来了，心里轻松了一些，便找人说话。她原本性情活泼，英文口语也好，不一会儿便成了活跃人物。甚至连那女作家都注意地看了她几眼。酒会行将结束，比尔走过她身边，笑眯眯地问：快活吗？阿三回答：很快活，比尔。最后，她向比尔道别走出领馆，走在夜晚的林荫道上。时候其实还早，意犹未尽。阿三走着走着，忽然唱起歌来。

然后，比尔就走了。

阿三和比尔约好，每星期的某个时间在她朋友家等他的电话。那朋友家只是一个画室，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电话就搁在地上。阿三坐在地板上，双手抱着膝盖，望着那架电话机。许多时间过去了，电话没有动静。约定好的时间过去了半天，电话还是没有动静。阿三望那电话久了，觉着那机器怪形怪状的，不知是个什么东西。阿三忽然感到毫无意思，她不明白这电话会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再说，就是比尔，又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说真有一个比尔存在吗？她笑笑，站起身，这才发现双腿已经麻木得没知觉了。她拖着身子走了几步，渐渐好些，然后便走出房间，把房门钥匙压在踏脚棕垫底下了。

有时，对比尔的想念比较清晰，她就到曾经与比尔去过的地方，可是事情倒又茫然起来。比尔在哪里呢？什么都是老样子，就是没有比尔。她想不起比尔的面目。走在马路上的任何一个外国人，都是比尔，又都不是比尔。她环顾这老公寓的房间，四处都是陌生人的东西和痕迹，与她有什么关系，她所以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她丢了学籍，孤零零地在这里，不全是因为比尔？可是，比尔究竟是什么呢？她回答自己说：比尔是铜像。

这一天，有人来敲她的门，是两个陌生人，一个年轻些，一个年长些。阿三怀疑地问，是找她吗？他们肯定就是找她。他们态度和蔼却坚决，阿三只得让他们进来。坐定之后，他们便告诉阿三，他们来自国家的安全部门，是向她了解比尔的情况。阿三说，比尔是她的私人朋友，没有义务向他们做汇报。那年长的就说，比尔是美国政府官员，他们有权利了解他在中国活动的情况。阿三说不出话来了。年长的缓和了口气，说他们并无恶意，也无意干预她的私生活，只是希望她考虑到她身为中国公民的责任心，她与外交官比尔的关系确实引人注意，比尔那方面想来也会有所说明，他们自然也有权利过问。阿三依然无话，那两人便也无话，只等着阿三开口。沉默了许久，阿三说道：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眼泪哽住了她，她哑着声音，摇着头，感到痛彻心肺。她想她说得一点不错，一点不错，她和比尔之间，真的，没有什么。

不久，阿三就搬出了这间老公寓房子，新租了地方。在隔了江的浦东地方，一个新规划的区域里最早的一幢。整幢楼房，只搬进三五户人家，其余就空着。晚上，只那几个窗户亮着，除此都是黑的。楼道里更是寂静无声。从这里再到她任家教的闹市中心的侨汇公寓，真好比换了人间。可是，这并没什么，比尔没有了，其他的都无所谓。算起来，比尔应当来了，可是他找不到她了。再说，很可能他根本没有找她。她想象不出比尔一个人来到那幢老公寓里，按她的门铃，然后，由那隔壁的看房子女人从麻将桌前站起来，给他去开门。不，比尔从来不是这样凡俗的形象。阿三决定结束这段关系了，她想她不能影响比尔作为一个外交官的前程。这么一想，便有了些牺牲的快感。然而，紧接着的一个念头却是：我和比尔之间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于是也就没有牺牲这一说了。

没有比尔的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手绘丝巾渐渐市场饱和，那丝绸厂就想转方向，阿三早已画腻了，正好罢手。这时，有画界的朋友来联合，举办一次画展。她已有多日没有正经画画，且有许多新观念，就积极投入进去。这样，阿三就有些重振旗鼓的意思。当她将画布绷在木框上，再用细钉子一只一只钉牢，她意外地发现，这一切做起来还是那么熟练，灵巧，得心应手。劳动的愉悦从心头升起，比尔变得虚妄了，不值得一提的样子。画笔在画布上的涂抹，使她陷入具体细节的操劳与焦虑，别的全都退而求其次了。倘若不是为了房租和生活，那几份家教阿三也是要辞掉的。现在，她对付完课程后，便急匆匆地往浦东赶，想起有一幅画未完成在等待她，心头竟是有股暖意的。

阿三望着丘陵上的孤独的柏树，心里说：假如事情就停止在这里，不要往下走，也好啊！

她想起那阵子，朋友们又开始来到她的住处，吃着罐头、面包，喝着啤酒、可口可乐，商量办画展的事项，是多么自由的日子啊！可是现在，她看了看窗上的栅栏，不由叹了口气，后来闹得确实也不像话了。要说和比尔有什么关系呢？后来她再没见过比尔，也没有他的消息。她做家教的人家，虽然是比尔的朋友，但他们外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私事，你要不提，他们绝不会先提。直到两年后，她在那女作家的客厅里，听说比尔已经调任去韩国，再见比尔，更不可能了。阿三想到，当时听到这消息的漠然劲，她简直不知道，她究竟爱还是不爱比尔。

那年的圣诞节，阿三还是给比尔寄了一张卡，没有签名，也没有写下地址。不知比尔接到这没头没脑的圣诞卡，是怎么想的。这年的画展，最终也没有办成。发起人首先退出，为了要去法国。他在马路上结识了一个向他问路的法国老太，恰是个画廊老板，很赏识他的才华，将他办去了法国。其实，仅仅是走了一个人，还不要紧，要紧的是他这一走，人心都散了。其余的人似乎也看见好运在向他们招手。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做衣食父母的。画展不了了之，阿三的房里堆了一堆新作品，大多是浓墨重彩的色块，隐匿着人形，街道和楼房，诡秘和阴森，具有着二十世纪艺术所共有的特征，那就是形象的抽象和思想的具体，看起来似曾相识。这些年里，阿三看得多了，听得多了，思想有些膨胀，但久不练习，技术退步了，因此，形象上的模糊更夸张了抽象感，而思想的针对性则更加鲜明，一切都显得极端和尖锐。其中有些力不从心，还有些言不由衷。有时候，阿三自己对着画坐上半天，会疑惑起来，心想：这是谁的画呢？

当这些画积起了一层薄灰的时候，来了一个人。是本地的美术评论家。文章写得不怎么样，对画的评价也往往莫衷一是，可因为写得多，渐渐也形成了权威。现在，他正为一个香港画商做代理人，这使他在制造社会舆论的同时，又开辟了通往市场的道路。他来到浦东的阿三的住处，看了阿三的画，立即拍板购下了一幅，并且，与阿三展开了讨论。讨论是从为什么作画的问题开的头。阿三说因为快乐，这同几年前的说法一致，语气却要肯定，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家说：奇怪的是，说是为了快乐，画面却透露出痛苦。阿三笑道：你难道连这都不懂，快乐和痛苦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濒临绝境的情感。评论家就问理由，阿三又笑了：还需要理由吗？事情发生了，就存在了，存在就是合理。评论家就又刨根问底：为什么是这样发生，而不是那样发生，这样发生和那样发生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阿三说也许有不同，也许没有不同。于是他们又谈到事物之间有没有具体的联系。评论家以为表面上没有，事实上却有。阿三的观点则相反，表面上有，事实上却没有。评论家便一下绕回去，说：既是这样孤立的形态，快乐和痛苦怎么会是一回事呢？这就把阿三问愣了。

他们的讨论东一句，西一句的，不大接茬的样子，却都兴致盎然，彼此感觉有启发。评论家回忆起阿三初露头角时的胆怯样子，想她真是成熟得快，都能在一起探讨理论问题了，她是从哪里得来的养料呢？阿三与评论家说着这些，思想逐渐清晰起来，原先对自己新作品的茫然减退了，觉得那正是自己想说的话，一切全都自然而然。

半月之后，阿三拿到了支票，支付的是美金。这似乎是一个证明，证明阿三的画汇入了世界的潮流，为国际画坛所接纳了。阿三不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地域性画家了。

从此，评论家便成了常客。务虚完毕，接下来就是赶着阿三作画，像一个督工似的。有一阵子，阿三看到颜料就心烦，想着偷一天懒吧，可是评论家又在敲门了。就是这种农人式的辛苦劳作，将阿三从漫无边际的思想漂流中拯救出来，也将她从懒散中拯救出来。生活变得紧张，而且有目标。现在，那几份家教也结束了，主人们任期已满，先后回国去了。阿三就专心画画，还有看画。她又奔忙于一些画展之间，以及朋友的画室之间，去看他们的新作品，听他们的新想法。阿三过去在班上并不被看做是出色的学生，而现在，评论家的谈话以及卖画的成果使她看见了她的才华。

这段日子里，阿三挥洒掉多少颜料呀！她画腻了那种补丁似的色块以及藏在色块里的实体，开始画那种逼真的小人儿，密密麻麻的，散布在反透视法的平面的十字路口，或者大楼上下，沙丁鱼罐头似的。这是颇费工夫的，是个细活，阿三绣花似的画着。起初的效果确实惊人，由于长久地在画里找不见清晰的人和事，一旦看见这栩栩如生的场景，真是叫人高兴。这些小人儿全都有模有样，有根有据，十分可爱。也能看出，阿三心里的安宁。一些汹涌澎湃的东西过去了，留下的是心细如发的情绪。在这画小人儿里，又有一些时间淅淅沥沥地过去。有时画久了，阿三一抬头，看那太阳已经西去，有轮渡的汽笛传来，不禁生出今夕是何年的感触。

后来，那香港画商就来了，让评论家介绍阿三认识。见面才知道，香港画商是个美国人，在香港有个企业。他并不懂画，可他经过多方调查，预测到若干年后，中国年轻一代的画作，将会获得很大的世界市场。于是，他便订下一个购买计划，专门收买那些未成名的画家的作品。他要的都是西画，并不是中国传统画。这也是来自预测，他认为中国画和那些中国民间技法作品目前的热门只是个暂时，这并不标志中国画家真正走上世界大市场。只有那些操纵着油画刀，在西方观念下成长起来的画家，才有可能承担这角色。阿三便是其中一个。

他在和平饭店请阿三、评论家，还有一个担任翻译的外语学院教师，一起吃了顿晚饭。这一天过得十分快乐，蜡烛点起了，老爵士乐奏起了，邻桌是一个西欧国家的旅行团，随着音乐唱起来了。阿三泪汪汪的，看出去的景色都散了光，她想：坐在眼前的，用筷子笨拙地夹东西吃的美国人，是比尔多好。这种夜晚特别像节日，并且不分国界。阿三就是喜欢这个。这美国人要比比尔年长得多，算得上是半个老头了，可他喝了点酒，也那么活跃，喜欢说笑话，说完之后就停下来左右看他们的反应，好像小孩子做了好事在等待大人的褒奖。看他的样子，一点没有投机商的精明，甚至还有些诗人的浪漫的天真。他虽然老了点，可是神气却不减，也像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他们这样的人种啊，就好像专门为浪漫剧塑造的。这晚上唯一的不足就是评论家的紧张不安情绪。他见阿三英语说得好，可以与美国人直接对话，便担心起阿三会甩开他这个代理人，直接卖画给他，于是阿三和美国人的每一句对话，他都要求那教师替他翻出来，有一些玩笑话不那么好翻，教师有些迟疑，他便眼巴巴地瞪着教师的嘴，好像那里会吐出金豆子来。其实，阿三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的事情。

次日，美国人便来到阿三的画室，后面自然跟着评论家和那位翻译。美国人看阿三的画的时候，神色一扫前日晚餐上的傻气，显出严格挑剔的表情。他不再与阿三多话，而是向评论家提出问题。阿三在一旁听着。美国人的问题虽然与绘画艺术无关，却带有商业方面的见识，他说：这些画看起来与西方画几乎无甚区别，假如将落款遮住，人们完全可能认为，是一个美国画家的作品，那么，在市场上，将以什么去引起注意呢？评论家说：一个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在十多年里走完了西方启蒙时期至现代化时代的漫长道路，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引起注意的事情。美国人就加重了语气说：可是我指的是，把落款遮住，我们凭什么让人们注意这幅画，而不是那幅画，在我们西方，这样画法的非常多。说着，他将阿三新完成的那幅百货公司的人群的画拉到跟前，说：这完全可以认为，画的是纽约。评论家说：在我们这城市，现在有许多大酒店，你走进去，可以认为是在世界任何地方。美国人接过他的话说：对，可是你走出来，不，不需要走出来，你站在窗口，往外看去，你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世界任何地方，这只是中国。阿三不由暗暗叹服这个美国人，他决不是看上去那么简单的。然后，他总结道：总之，西方人要看见中国人油画刀底下的，决不是西方，而是中国。评论家丧气地说：那么国画，还有西南地区的蜡染制品，不是更彻底的中国？美国人宽容地笑笑：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美国人这次来，没有买下阿三一幅画，但他对阿三说，他认为她是有才能的，他还是会买她的画。过后，评论家向阿三抱怨，说美国人出尔反尔，他本来特别强调的就是中国青年画家的现代画派作品，现在又来向他要差别。阿三却说她懂美国人的意思，只是觉得为难，当她拿起油画刀时，她的思想方式就是另一种了，这是一种形式和内容合为一体的问题。评论家要她说得明白些，阿三解释道：你看，我用毛笔在宣纸上作画，我的思想就变得简约，含蓄，我是在减法上做文章，这个世界是中国式的，是建立在“略”上的；可是，画布，颜料，它们使我看见的却是“增”上的世界，是做加法的，这个世界正好和中国世界相反，一切都是凸显，而后者却是隐匿。评论家不由得点头。阿三接着往下说：中国人的思想就像是金石里的阴刻，而西方人则是阳刻。评论家说：那么能不能用油画刀作阴刻呢？阿三没有回答。她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事情深处的核心，可是却触及不了，有什么东西将思想反弹回来了。

但这些并没有阻碍阿三继续画画。她决心从另一条途径入手。她搞来许多碑拓，仔细看那些文字的笔划，以及风蚀的残痕。她想：中国画里的水墨，其实黑不止是黑，而是万色之总。因此，她在用色上应当极尽绚烂浓烈之能事。中国意境不是雅吗？她就用俗丽来表达雅，中国意境不是有余地吗？她就用繁复庞杂去做余地。她相信两个极端之间一定有相通之处。接下来的一批画，便是在此思想下画成的。依然是色块与色线，以魏碑为形状基础，很细致的笔触，皴染似的，又像湘绣，织进百色千色。她刚画完一幅时，自己都有些惊奇，但她并不急着往外拿，直等到画成一批，才将它们环壁一周，请评论家光临指导。

现在，阿三渐渐有了些名气，外国领事馆举行活动，也常常会寄请柬给她。当然，她不再去美领馆。她把美领馆寄给她的印花请柬划一根火柴，慢慢地烧掉，眼前就好像出现穿了黑色西装微笑迎候的年轻外交官比尔。其实，这时比尔已去了韩国。

阿三在这些聚会里，身边也能聚起一群人了，有些与那女作家分庭抗礼的意思。而且，她不必像女作家那样声嘶力竭地表现，她年轻，打扮不俗，有卖画的好成绩，再加上一口好英语，自然就有了号召力。开始时，她能感觉到女作家敌意的眼光，还有加倍努力的夸张声势。心中不由暗喜，知道这是冲着自己来的，说明她占了些优势。再接着，女作家就来向她套近乎了。一见面就像熟人似的，上前夸奖阿三的裙子，还有手镯，并且把阿三介绍给她的熟人。阿三自然就很友好，向她请教些事。转眼间，两人就成了好朋友，肩挨肩地站着，然后再分头各自去应付自己的一伙。有几次两人交臂而过，就很会心地笑。晚会结束时，女作家便向阿三发出邀请，去她家玩。

女作家住在西区一幢花园洋房的底层。独用的花园并不大，收拾得很整齐，有几棵树，巴掌大的一块草坪。这天她举行的是化装舞会，每个来宾自己设计服装，然后再带一个菜。花园的树枝上点缀了一些小彩灯，放了两把沙滩椅。她自己装扮成黑天鹅的样子，穿了紧身裤，走来走去招呼客人。她的丈夫也很凑趣地戴了一个纸做的眼罩，腰上佩一把剑，算是佐罗，忙东忙西的。阿三把自己化装成一只猫，其实不过是在头上戴一只纸冠，妙的是她在屁股后头拖了一条尾巴，这使女作家很感激。因为除了几个外国人装成中国清朝人，还有一个德国小伙子穿了红卫兵的服饰，其余的客人要么不化装，要么就是不得要领，只是穿着讲究些而已，女客们大多是很拘礼地穿一条曳地长裙。说是化装舞会，其实只说对了一半。

阿三望着满满一房间的人，想起朋友曾经说过的话：凡是能进入她家客厅的，都能拿到外国签证。这说明了这客厅的高尚。此处有些什么人呢？有一个电影明星，有歌剧院的独唱手，角落里弹钢琴的是舞蹈学校里的钢琴伴奏，有文风犀利的杂文作家，专在晚报上开专栏的，有个孔子多少代的后人，在这城市里也算个稀罕了，还有些当年工商界人士的孙辈，再有一个市政府的年轻官员，是自己开着汽车来的。

陆续来到，先是喝饮料，然后吃晚餐，一边吃一边就有出节目的：唱歌，讲故事，说笑话，变戏法，还有出洋相，晚会就到了高潮。大家开始跳舞，还有到花园里去聊天的。聊着聊着，就见落地窗里，一队人肩搭肩地扭了出来，将聊天的人围起，绕着转圈。阿三排在最后一个，就有排头的那个去揪她的尾巴。树枝上的彩灯摇动起来，花园里的暗影变得恍惚不定，队伍终于有点乱，互相踩了脚，最后谁被椅子绊倒在地，才算结束，纷纷回到房间。

女作家忽然拍着手，招呼大家安静，说要宣布一个消息，录音机关上了，嬉闹停止了。女作家从人背后拉出一个女孩子说：劳拉下个星期要去美国。大家便热烈地鼓起掌来，有调皮的立即奔到钢琴前，在键盘上急骤地敲出“星条旗永不落”的旋律。这位英文名叫劳拉的女孩，此时成了中心人物，人们围着她问长问短。一些片言碎语传到阿三耳中，是在议论美领馆的签证官员，一个男的好对付，另一个女的，是台湾人，不好对付，如何才能避开女的，排到男的上班的日子。阿三正竖起耳朵听着，忽然有人拉她的尾巴，回头一看，是女作家。

女作家递给阿三一碟蛋糕，悄声说：劳拉看上去年轻，实际已经三十多了，从云南插队回来后，至今没有男朋友，工作也不合意，这回去美国是读书签证，前景怎么也难预料。女作家脸上出了汗，洗去些脂粉，肤色显出青黄，看上去很疲惫。她狼吞虎咽地吃着蛋糕，嘴角都黏上了白色的奶油，又接着说：劳拉的父亲当年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家里很有钱的，“文化大革命”被扫地出门，从此一蹶不振。然后她用手里的勺子指了指那化装成红卫兵的德国人，说：这种纳粹瘪三，算什么意思！被她骂做“纳粹瘪三”的小伙子不知道她在说什么，笑微微的，朝这边举了举酒杯。她俩便也一起朝他笑笑。阿三忽然有些喜欢这个女人。她吞下最后一口蛋糕，抹了抹嘴，带了股重振旗鼓的表情，离开阿三，再去酝酿下一个高潮。

就这样，阿三成了女作家的座上客。女作家再要召集晚会，就是和阿三一起筹备。阿三到底年轻，又是学艺术的，鬼点子就特别多。有一次，她设计一个游戏，让每个来宾不仅要带一个菜，还要带一句话，写在纸条上。这句话一定要有三个条件：什么人，什么地方或者时间，做什么。比如：阿三，吃过晚饭，画画；劳拉，在床上，哭泣；查理，在冰上，跑步。然后，就将句子分三个部分剪断，各自归拢一处。游戏开始，大家坐成一圈，先将“什么人”发下去，再将“什么地方或者时间”发下去，最后是“做什么”。这样，每个人手里就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句子，不过却是重新组合过的，于是便出现奇异的效果。比如：阿三，在床上，跑步。事前，阿三又撺掇几个年轻会闹的，写一些特别促狭古怪的句子，结果就更是惊人。每一个句子都引起哄堂大笑，几乎将屋顶掀翻。有打趣在座的人，有讽刺大家都认识的人，有调侃当政的要人。终于轮到阿三打开手里的三张条子，拼在一起，要读却没有读出声来。大家都屏住笑等着，以为有一个特别大的意外将来临，这是游戏的策划者嘛。停了一会儿，阿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道：比尔，在某个诗情盎然的夜晚，向阿三求爱。这是这一整个谐趣的晚上的一幕正剧，大家都有些失望，礼节性地笑了几声。主持人便将字条收拢，洗牌似的洗过，开始了下一轮。

晚会结束已是下半夜，阿三没有回家，在女作家的沙发上蜷了几小时，天就亮了。她悄悄起来，女作家夫妇还在隔壁熟睡，她没有惊动他们，自己拿了块昨晚剩下的蛋糕，又倒了杯剩咖啡。一夜狂欢后，没来得及收拾，遍地狼藉。茶几上还摊着做游戏的纸条。她将它们拢起来，塞进提包，然后轻轻带上门，走了。

早晨的轮渡，只寥寥数人，汽笛在空廓的天水间回响。太阳还没有升起，江面罩着薄雾。阿三的思绪有些茫然，想不起为什么是这时候回家去。耳边有江水的拍击声，一下又一下。浦东渐渐就到了眼前。她走上码头。太阳出了地平线，忽然一切都焕发了光彩，她却感到了疲倦，眼睛是酸涩的，满是隔夜的睡意。

回到房间，她洗了澡，换了衣服，然后拉上窗帘，上了床。阳光照在窗帘上，又有些像夕照。她盘腿坐着，从包裹里掏出那些字条，将它们分别放作三堆，一个人做起了游戏。她依次抽出三张纸，拼成句子，看一遍推到一边，再排出下一句。周围安静极了，这幢楼房里仅有的一点响动也没有了，人们都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阿三静静地排着纸条，她在等待那个句子的出现：比尔，在某个诗情盎然的夜晚，向阿三求爱。她知道不会是这一句了，可是别的一句将是什么呢：终于，“比尔”的名字出现了，然后是：在沙滩上，最后是两个字：游泳。比尔，在沙滩上，游泳。这是什么意思？阿三对自己说。她将纸条团起来扔在床下，打了个呵欠，瞌睡上来了，她都没来得及拉开被子，便睡熟了。

其时，画界正悄然而起一股新画风，就是宣传画风。将当年十分流行的宣传画，以精细写实的风格再现出来，再做一些微妙的改动。就像那一幅画，将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添上两撇希特勒式的小胡子。这样的宣传画，通过评论家一类的中间人，流向海外的收藏家。这种画风所要求的写实功力，使得画家们临时抱佛脚地日夜练习着基本功。然后，宣传画又进一步变成新闻照片，以同样的手法做些改动，政治的讽意便更加突出了。阿三似乎是在一觉睡醒之后发现这新走向的。她想她是晚了一步，如何才能迎头赶上，摆脱落伍的处境？她从一个画室跑到另一个画室，这些画室里又充满了兴奋的情绪，前段时期的惶惑摇摆终告结束。人们或是在紧张地作画，或是高谈政治。许多小道新闻和政治笑话在这里流传，这些都成了他们创作的材料。其中最成功的一位是艺术院校的青年教师，他的画已被香港报刊刊登并做专题介绍。这个来自农村的孩子，有着惊人的想象力，将中国历史和现代化社会镶嵌成的场景，令人捧腹，比如秦兵马俑是足球看台上的观众，门将是孔子，罚点球的则是鲁梅尼格。他在他的乱糟糟的单身宿舍里日夜作画，废寝忘食。房间里充满了颜料味，脚汗味，还有方便面的调料味。他以农人样的苦吃苦做，创造和实践着新潮流，走向了世界。

阿三从这些画室一个圈子兜回来，脑子里乱了一阵子，慢慢地理出了头绪。其实所有的荒诞只来自于一个道理：时间空间的错乱，人和事的错乱。她翻出她的旧画，那些百货公司和十字路口的小人儿，决定就在这上面进行新的构思。她重新设计了调子，是亮丽而逼真的，就像美国柯达胶片的效果。这些小人儿不仅是芸芸众生，那些在醒目位置上的，都担任了重要角色，古今中外的政治人物，电影明星，著名人士，宗教首领，都是大家特别熟悉的形貌，经常在传媒中出现的那些，象征着历史和社会的趋向。此时此地，他们却在街头巷尾忙碌着凡人的生活琐事。这个画面除了那种刻薄的讥讽之外，却还流露出一些令人感动的气息，这是来自于那生活场景的细致和感性，是女性特有的对日常人生的温馨理解。但是，这正使评论家有所犹疑，认为批判的力度不够，充斥着庸俗的市井乐趣。他不能认同他内心的触动，因为许多成功的作品都是违反着内心原则来的。不过评论家还是决定试一试，谁知道，也许呢？这些美国人是那么不可思议。

许多古怪的画，源源地涌向这些代理人手里，连他们都有些吃不准了。他们的判断力受到挑战，有时便不得不求助于画家。他们将这个画家带去看那个画家的画，将那个画家带去看这个画家的画，听取他们的意见作为参考。同时，也有许多画家，最终抛开了中间人，自己与画商发生了联系。再有就是一些国外的职业的代理商开始进入画界，他们自然是内行多了。他们很快挤走了本地的这些半路出家的中间人，甚至不需要他们介绍画源。他们一到某个酒店住下，就会有画家上门。他们来到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那个驻香港的美国人果然预料得不错，甚至，比他预料的还要迅速，仅只两年时间，市场就大了起来。而两年后的今天，他却已经把注意力投向越南和柬埔寨。这时候中国大陆的画价，已经远不是当初，带着哄抬的架式，连最无资历的画家，开价也有些吓人，并且非美金不行。过去那些老主顾，如阿三他们，有时也会寄画作的照片给他，他以一个生意人的灵敏嗅觉，看出这些画作的商业气和潮流化，早先的为他视为宝贵价值的那股天真的茫然，不再有了。渐渐地，这个带有开拓者意味的画商便悄然退出了这个城市。

事情变得很热闹。更多的画家纳入卖画的行列，竞争日益激烈，紧张的气氛笼罩在画室上方。有一些画家率先关闭自己的画室，谢绝参观，为防止探索的成果被模仿。所有的创新一律带有容易模仿的特征抢第一的风气极盛。新探索面世的这一日，就是被埋没的一日，一大批同种面貌的画作涌现，淹没了独创性。这时候，大家都有些手忙脚乱的，迫不及待。宣传画风已经被真正的宣传画替代。这些不知从哪个角落里觅来的旧宣传画，被剪贴制作成另一幅作品，那画上的污迹和折痕都赋予了抽象的含义，深不可测。拼贴画就这样兴起了，画家们放下画笔，拿起剪子，埋头于制作。

一切都取决于灵感。灵机一动也许就能带来巨大的成功。其中没什么道理好讲。像先前评论家和阿三的那类理论探讨，再是文不对题，在此也不需要了。现在是像参禅似的。人心有些焦虑，好念头迟迟不到。那种农人式的勤勉劳动也不起作用了。那位青年教师已经辞职，背一架照相机，骑一辆自行车出去旅行，抛下了身后这个喧嚣的城市。

阿三住的那幢楼里，陆续有人进来装修，成天敲打个不停，还有冲击钻和电刨的怪响。阿三只得腰里别个随身听，用耳机把耳朵堵上。就这样还不行，依然吵得头昏。无奈，便避出去，反正在房间里也无甚可做，她已经有许久没有画画了。似乎，该画的都画过了，接下来，再做什么？她已经经历过几次这样丧失目标的阶段，每次都会获得契机，柳暗花明。阿三相信这次也会，所以心头不像前几回那么着慌。可是，契机什么时候来临呢？她无从着手去做努力争取，只有等待。

在阿三的这幢楼的前后左右，都开辟了工地，许多楼房将要平地而起，很快，就是一个大规模的住宅小区了。阿三走在工地旁的泥路上，看着自己的鞋尖，一些草和小花，被她踩进了柔软的泥里。她发现，春天又到了。迎春花疏朗的黄色在冷风凛冽的空气里摇曳着。空气里有一股含蓄的潮湿，也是春天的意思。阿三的心情有些好转，轻松起来。

她走到土路的尽头，并没有急着转身，而是走进那一片刚清理出来的空地。这里刚迁走一个乡镇小厂，地上有平地机的压痕，还有汽车轮胎的压痕。这时候，阿三在地上看见了一幅奇异的图画，十几只线织手套被压进了泥地，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线条，分布得那么均匀，手套上的辫子花有一股粗粝而文雅的气质。阿三停住脚步，眼光久久留连在那上面，心想：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阿三退出空地，然后转身向回走去。她明白她要做什么了。现在，又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她做，而且刻不容缓。

阿三的画室成了制作工场。她用颜料和油剂制成灰浆，厚厚地抹在画布上，不等它干便将线手套或者线袜随手抛上去，然后压实，再慢慢揭去，使其留下印痕。那分布与交叠的微妙之处，全在于她任意地一抛之间。这带有中国画泼墨的即兴的意味，也带有命运的哲学的意味，还像是一种游戏。有一些手套和袜子抛到了一堆，有一些却抛出了画外，这都是宿命。阿三给这些画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劳动”。她是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明明是玩耍，却偏说是“劳动”。这批画一出阿三的画室，便在画家之间流传开了。同类型的作品一时间蜂拥而出。当然，印痕的样式各是各的，花色百出，有一些更加别出心裁。其中卖得最好价钱的一幅，是二乘二米大小，刻着砖石瓦砾的锐痕，题目叫做《原始社会》。要追究起来，阿三的画是这一切的源泉，可是大家都心急慌忙的，谁有耐心去追根溯源呢？

当然，也有阿三在别人的源头上发展的时候，比如那些剪贴画。阿三动的是月份牌的脑筋，收集来一些美女月份牌，再行加工。所以，这笔账就不能认真算了。

阿三的这些痕迹画，其实还开了个头，就是绘画向雕塑方面的转变。人们渐渐不甘心只在画布上刻些痕迹，而是要真实物体亲自登场了。一些破布烂衫出现在画面上，甚至更大的物体：水壶，铝锅，火钳，草帽……名堂越来越多。只是这样的作品给那些画商的收藏带来一定的困难。但与此同时，画商为某些画家在海外开办商业展出的好消息也传来了。出国办画展，是每个画家的美好心愿。

阿三开始寻找这样的机会。她把她作品的照片纷纷寄给各领事馆的文化部门，以及她所知道的画商。明知道这样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聊胜于无。随后，她再各个出击。她跨过中间人，直接和画商联系，为他们安排住宿的酒店，陪他们看画，游玩，买东西。就这样，她认识了法国画商马丁。马丁的画廊在法国东部与德国交界的一个小城里，他对中国并不熟悉，阿三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画家。

马丁所在的小城是一个僻静的地方，城里人口不过几万。画廊是他祖父手里创建的。和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一样，艺术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并不视为奢侈的。这个画廊有上下两层，一层是主人的收藏，二层则是流动性的展出。在过去的岁月里，马丁家并不指望它挣钱，只是将它作为他们家庭的一个建设，同时也很骄傲为这小城提供了艺术生活。到了马丁这一代，情形则有些不同。马丁是在美国西部读的大学，学的是传播。他是有些野心，也有些见识。当他回到他那宁静的带有避世意味的故乡小城，就产生了一种要使家乡与世界沟通的想法。他决定利用画廊这个地方。

就像欧洲人从教堂里上了西方艺术的第一课，马丁是在中国餐馆里启蒙了东方文化。那金碧辉煌的厅堂，富丽豪华的气派，俗艳到头又折回到雅的装饰，都暗合着马丁内里的浮华的心意。中国菜也是浓油重彩的，有一股香艳的格调。而与这一切形成对比，中国侍者的黄皮肤的脸却一律呆板，冷漠，面无表情。在垂着华丽流苏的宫灯照耀下，真有些像安格尔的画。在美国读书时，他认识了一个大陆来的中国留学生，就是通过他，再经过几道转折，他来到阿三面前。这时候，他是二十四岁，比阿三小三岁。

马丁是瘦长的个子，颈子和手腕从扣整齐的衣领衣袖中伸出长长的一截，就像是那种正在蹿个子的中学生，无法买到合身的衣服。他的白皮肤叫东方夏季的太阳晒得发红。为了降温，他便一个劲地喝可口可乐，然后就打着嗝，一边说着“对不起”。虽然他去过巴黎和纽约、洛杉矶，上海的拥挤和杂乱还是叫他吓了一跳。他一走出酒店就晕头转向，在联络到阿三之前的两天里，他都是在客房看电视度过。因此，阿三一旦出现，并且说着流利的英语，马丁立即有了种他乡遇故知的心情。然后他们便走出酒店，到各处逛着。一天下来，马丁便晒红了。

严格地说，马丁是个乡巴佬，没见过多少世面。他一步不离地跟着阿三，生怕走丢了。花钱方面也很吝啬，他们总是在那种小铺子里吃饭，并且总是在晚饭前回到酒店，然后就在大堂站住脚，握手，道别，把阿三打发回去了。他对艺术也说不出有多懂，甚至谈不上是爱好艺术。尤其让阿三感到意外的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几乎无甚见解，他甚至显得有些闭塞。这倒使阿三在他面前有了自信。她陪他逛了三天，就带他去了浦东。当轮渡渐渐离岸，马丁站在甲板上，望着往后退去的外滩的楼群，说：这有些像塞纳河，阿三方才想起马丁是来自法国的青年。

马丁看阿三画时，神情变得慎重和严肃了。在此之前，他还是腼腆、羞怯，对阿三怀着依赖。他坐在地上，阿三将一幅画安置在他前面，过一会儿，他用手指轻弹一下可口可乐的铁罐，表示可以过去了，阿三就再放上另一幅。他一直没有出声，也没有喝可乐和打嗝，凝神在画上。阿三不由有些不安，她克制着不去看马丁的淡蓝眼睛，那里有着一些决定命运的东西似的。她原先是没有把马丁放在眼里的，可是现在却有些不同。这个画廊老板的孙子，生活在法国，他的天性里就有着一些艺术的领悟力，虽然无法用言语表达。从米开朗琪罗开始的欧洲艺术史，是他们的另一条血脉，他们就像一个有道德的人明辨是非一样明辨艺术的真伪优劣。

上午九点钟的太阳已经炎热起来，电风扇忙碌地转着头，徒劳地驱散着热浪。有一块阳光正照在马丁一边脸颊上，汗流了下来，而他浑然不觉。

所有的画都看过了。马丁喝了一口可乐，又喝了一口，然后把那剩下的半罐统统喝完了。他抬头看着阿三，脸上又恢复了先前羞怯和依赖的表情。他说：你还有没有别的画了。只这一句便把阿三打击了。阿三生硬地说：没有。马丁低下了头，好像犯了错误却又无法改变。停了一会儿，他说：你很有才能，可是，画画不是这样的。阿三几乎要哭出来，又几乎要笑出来，心想他自己从来没画过一笔画，凭什么下这样的判断。她用讥讽的口气说：真的吗？画画应该是怎样的？马丁抬起眼睛，勇敢地直视着阿三，很诚实地说：我不知道。阿三又是一阵哭笑不得。可是在她心底深处，隐隐的，她知道马丁有一点对，正是这个，使她感到恐惧和打击。她也在地上坐下，坐在另一角。热气渐渐灌满了这房间，电风扇的风也是热的。马丁伸手到背囊里又掏出一罐可乐，刚要拉盖，被阿三制止了。她说：我给你拿冰冻的。然后起身去冰箱里拿来一人一罐。马丁从她手里接可乐时，朝她一笑，很老实卖乖的样子。阿三就不好意思生气了。

马丁说：我热得就像一条狗样，说着就伸出舌头学狗的样子喘气。阿三没好气地说：你是一条会咬人的狗。两人都笑了。有一股谅解的气息在他们之间升起，彼此好像接近了一些。这天的午饭，是吃阿三煮的方便面，面里打上两个鸡蛋，再加一把蒜苗。吃过饭都有些困顿，各在各的角落里打盹，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闲天。最热的午后捱过去了，太阳西移，稍稍透气了一些。远处有电动打夯机的声音响起。最后，天边泛起了晚霞。先是一团，然后崩裂开来，铺了一大片，光线变得瑰丽多彩。马丁说：这像我家乡的天空。接着就说起那里的情景：蜿蜒上行的石子街，街边的小店，张着太阳伞，门前有卖冰淇淋的，上方悬一只小铃，摇一下铃，老板就出来做买卖。城里有一个方场，早晨有农人设摊卖菜和鲜花。节日的晚上，青年们就走出家门，在方场上跳舞，居民自己组织的乐队奏着乐，通宵达旦。这里的人几乎彼此认识，都是几辈子的老住户，有些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你知道，马丁说，法国和中国一样，是一个古老国家，就是这些永远不离开的人，使我们保持了家乡的观念。最后，他说到了他家的画廊，两人不由都静默了一下。

停了一会儿，马丁说：我们那里都是一些乡下人，我们喜欢一些本来的东西。本来的东西？阿三反问道，她觉出了这话的意思。马丁朝前方伸出手，抓了一把，说：就是我的手摸得着的，而不是别人告诉我的。阿三也伸出手，却摸在她侧面的墙上：假如摸着的是那隔着的东西，算不算呢？马丁说：那就要运用我们的心了，心比手更有力量。阿三又问：那么头脑呢？还需不需要想象呢？马丁说：我们必须想象本来的东西。阿三便困惑了，说：那么手摸得着的，和想象的，是不是一种本来的东西呢？马丁笑了，他的晒红的脸忽然焕发出纯洁的光彩：手摸得着的是我们人的本来，想象的是上帝的本来。

现在，阿三觉得和马丁又隔远了，中间隔了一个庞然大物，就是上帝。这使得他们有了根本的不同。一切在马丁是简单明了了的，在阿三却混淆不清。阿三不由得羡慕起马丁，可她知道她做不了那样，于是便觉着了悲哀。

这天晚上，他们一起乘轮渡到了浦西，然后在一条曲折的弄堂里找到一家面店。面店设在老式石库门房屋的客堂间里，天井里也摆了桌子，大门口亮着一盏铁罩灯。楼上和隔壁照常过着自己的日子，都已吃过晚饭，开着电视机，频道不同，声音就有些杂沓，又掺着电风扇的嗡嗡声。弄堂里有人摆了睡榻乘凉，聊天或者下棋。他们各人吃一碗雪菜肉丝面，要的啤酒是老板嘱邻居小孩临时到弄堂口买来的。他们碰了碰杯，忽然会心地笑了。这一天，虽然没有任何结果，可是，两人却都过得很满意。他们已经是朋友了。

在外滩分手的时候，阿三照往常伸手握别，马丁却说：不，我们应当按法国式的。说着，上前在阿三两颊上亲了亲。阿三看着他弓下瘦长的身子，钻进一辆夏利小车。然后，车开走了，融进不夜的灯火之中。阿三没有回浦东，而是转身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向市区去了。

女作家的家里开着空调机，阿三一进去便感到沁骨的凉爽，心也安静了。女作家一个人在，穿着睡衣看电视，问阿三怎么多日不来，是不是有了奇遇？阿三不说话，只一杯杯地喝水，方才面条里大量的味精这时候显出效果来了。喝了半天水，阿三放下杯子，问了女作家一个关于宗教的问题：上帝在什么地方。女作家戏谑道：你问我？我还问你呢。阿三就有些不好意思，觉着自己造作了。这也就是女作家可爱的地方，她不虚假。女作家又紧逼着阿三问有没有奇遇。阿三很想和她谈些马丁的事，可是一张嘴，说的竟是比尔。她说：比尔，你知道吗？美领馆的那个文化官员。女作家说：怎么不知道，他早已调任韩国了。阿三说：我和他有一段呢，你看我英语说得这样，从哪里来的？就从他那里来的。

女作家认真起来，注意地听着。阿三眼睛里闪着亢奋的光芒，她说着比尔和她的恋情，好像在说别人的故事。她隔一会儿就须重复一句：怎么说呢？她真的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可以把这段传奇描述得更为真实，好叫人信服。一切都像是叙述一部戏剧，只有结尾那一句是肯定无疑，有现实感的，那就是，比尔说：我们国家的外交官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这是千真万确，也因为它，女作家相信了阿三的故事。

阿三说完了比尔，心里突然涌上一股空虚感。她怀着恐惧想道：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倘若没有新的事情发生。而且，难道她真的能够忘记比尔吗？她沮丧起来，在沙发上蜷起身子，一言不发了。她感到了这几天受热和奔波的疲乏，喉咙剧痛起来。她怕她要生病，就向女作家讨几片银翘解毒片。女作家递给她药时，她抬起可怜巴巴的眼睛，说：你看我能有一天出去吗？

女作家把药片重重地往她手心里一放，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出去，出去有什么好？停了一会儿，她缓和下口气，说：阿三，我送给你两句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第二天，阿三到马丁住的酒店去。马丁已经站在大堂里等她，看见她到，便很高兴地迎上前。阿三感觉到这一天过后，马丁对她产生的亲切心情，心里有些感动。马丁拉着阿三的手问，今天去什么地方。他觉得阿三有权利安排他的一切。原先，阿三是不打算让马丁和其他画家见面的，可是昨天过来之后，她的计划变了。她晓得马丁不是欣赏他们这些画家的人，他和以往的画商不同，所以也没必要垄断他了。并且，她想到马丁花了这么多法郎来到中国，应当看得再多一些，也不致显得自己太小气。于是她就向马丁宣布今天去看另外一些画家的画。然后，他们出发了。

马丁与比尔相比如何呢？阿三问自己。在这矗立着孤零零的柏树的丘陵地带，马丁和比尔一样显得朦胧，含糊不清。好像只是两个概念，而没有形象。阿三动了动身子，长久地坐车使她感到疲乏，风景又是那样单调。这时她注意到隔一条走廊的邻座上，那两个女劳教的脸上有奇怪的笑容。她不解地顺着她们低斜的目光看去，见其中一个正暗暗地做着一个下流的性交的手势。阿三感到了作呕，收回目光，扭过脸去。其实，在拘留所的日子里，她对将要面临的生活，已经有所了解，做好了准备。

穿过茫然，马丁的眼睛还是浮现起来了。同样是蓝色的眼睛，却也不尽相同。比尔是碧蓝的，是那类典型的蓝眼睛，像诗里写的那样；马丁却是极浅淡的蓝色，几近透明。两人都是高大健壮的，但比尔匀称，似乎身体的各部位都经过了严格的训练，而使其发育完美，比例合格；马丁则像是一棵直接从地里长出来的树，歪歪扭扭，却很有力量。比尔自然更为英俊漂亮，像个好莱坞的明星；马丁却更浑然天成，更为本质。似乎，比尔是个从试管里培养出来的胚胎长成的，马丁却是一千代一万代延续下来的生命果实。而正因为马丁是这么一种自然的生物，阿三便觉着更加隔膜了，连他的吸引也是隔膜的。比尔的世界是大的，喧腾的，开放的；马丁的则是宁静，偏僻，孤立，接近它的道路更为曲折。

他们的爱发生在最后的三天之内。这确是称得上爱的关系。这三天里，他们一天比一天亲密。尤其是马丁，因为知道他们一定是要分离，流露出的情感更为强烈。阿三却要比他乐观，因她抱着事在人为的希望。她留宿在马丁的房间，“请勿打扰”的牌子从傍晚直挂到次日中午。马丁人在旅途，知道这爱情的宿命，不会有任何结果。他对阿三难以释手，他连连地说“我爱你”，好像要以爱来拯救一切。阿三想到，她等比尔说出这句话，结果是在马丁这里听到，人事皆不同了。可她心里也是欢喜的。她是相信爱的，和比尔不成，是因为比尔对她不是爱，可是，“马丁爱我”。他们百般缱绻，然后累了，便一同睡去。有时马丁先睁开眼睛，看着阿三的中国人的脸在窗帘透进的薄光里，小而脆弱，纤巧的鼻翼看不出地翕动着，使那轮廓平淡的脸忽显得生气勃勃。他想起在他遥远的家乡，那一家中国餐馆里，有一幅象牙的仕女图。中国人的脸特别适合于浮雕，在那隐约的凹凸间，有一股单纯而奥妙的情调。他真是爱她，他忍不住要去吻她，把她吻醒，再缱绻个够。

尽管是有这留宿的三晚，阿三仍然感觉与马丁是一场精神上的恋爱，保持着特别纯洁的气息。他们像姐弟一般搂抱着睡觉，又像姐弟一般手牵手地逛街。马丁的那双大手啊，流露出多少虔诚。它是笨拙的，因知道自己笨拙，便小心翼翼。光凭这双手，阿三也知道：“马丁爱我。”看见马丁过于瘦长的四肢，阿三忍不住就要去胳肢他，于是他便像落水的人一样胡乱划动着手脚，将近旁的东西都打落在地。阿三笑着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男人怕胳肢，就怕老婆。马丁笑着说：我不怕老婆，我怕阿三。听到这话，阿三的心就沉了沉。趁阿三走神，马丁也去胳肢她，却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马丁有点扫兴，可是接触阿三的身体使他温存。他把阿三抱在怀里，看着她的眼睛。这像浮雕似的细致的眼睛里，有一些模糊的神情是为他不能了解的，这触动了马丁，于是他又伤感起来。

他抱着阿三，阿三也抱着他，两人都十分动情，所为的理由却不同。马丁是抱着他的一瞬间，阿三却是抱着她的一生。马丁想，这个中国女孩给了他如此巨大的感动，虽然她画得一点也不对头。阿三想这个法国男孩能使她重新做人，尽管他摧毁了她对绘画的看法，她可以不再画画。一个是知道一切终于要结束，一个是不知道一切是不是能开始，心中的凄惶是同等的。马丁看阿三，觉着她离他越来越远，如同幻觉一样，捉也捉不住了。阿三看马丁，却将他越看越近，看进她的生活，没有他真的不行。马丁说：阿三，你是我的梦。阿三说：马丁，你是我的最真实。他们彼此都有些听不懂对方的话，沉浸在自己的思想里，被自己的心情苦恼着。

太阳一点一点下去，又一点一点起来。它在房间的固定的一点上慢慢地收住它的光，又在另一点上伸延着它的光。即使隔着窗户上的纱帘，它也能穿透进来。这真是催人落泪的。

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了，马丁终于要收拾他的行李了。房间里东一摊西一摊的，他的东西，渐渐地收拢起来，渐渐地就好像没有住过马丁的样子。马丁的剃须刀，香水，马丁的旅游鞋，马丁的衬衫，全都装进了房门边的两个大包里。那两个大包却还是空空的，有许多空余。阿三忽然说：把我装进这里，带我一起走吧！马丁说：我要把你揣在我的口袋里带走。他把阿三的话当作了离别前恋恋不舍的情话，可阿三却一不做二不休，她抓住马丁的手，颤抖着声音说：马丁，带我走，我也要去你的家乡，因为我爱它，因为我爱你。她有些语无伦次，可是马丁听懂了。他的眼睛变得冷静了，却依然十分的诚实。他握住阿三的小手，送到眼前，仔细地看着那透明皮肤底下的蓝色脉络，然后说：阿三，我爱你。听了这话，阿三的身子向他近了一步，昂起头，焦灼地看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淡得几近无色，那里有着什么呢？马丁接着说：可是，阿三，我从来没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我怕我不行。为什么？阿三脱口而出。她知道这问题无聊，不会有结果，可她却急于听到马丁的回答。马丁沉思了一下，说：因为，这对于我不可能。这就是马丁的魅力，他的回答，总是简朴到了极点，简朴到了真理的程度。

阿三垂下了手，马丁也松开了她的手。此时，两人都有一股说不出的失望，一个美好的记忆还没有形成就已经破碎了。彼此都猜错了心思，本来的相互理解，现在变成了不理解。都有些委屈，又不便诉说。于是就沉默着。最后的时间在沉默中度过。马丁的中国之行在这最后的时刻变得不堪回首，带着毁于一旦的痛切之感。于阿三来说，却几乎是痛及她的整个人生。她想：比尔不和她好，是因为不是爱她，马丁爱她，却依然不和她好，她究竟在哪一点上出了毛病？

最后，就要走出门了，两人又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可是，都体会到这动作里的虚假。似乎，在这一刻里，两人都认识到自己的义务：要将这场恋爱画上一个句号，使之善始善终。两人都极力不流露自己的失望，热烈地亲吻着，心里却感到了疲惫。因此，一旦分手，就都感到如释重负。阿三甚至没有送马丁到机场，只在酒店门口看他坐进出租车，与他挥手告别。她几乎是急着要与他离开。但这只是当时，仅仅过了一分钟，阿三就后悔了。她差一点就要跑回酒店门口，再要一辆出租车，赶往机场。她对自己说：时间还来得及。然而，她努力克制住了。

一个人往回走的时候，和马丁在一起的情景便涌上心头，历历在目。这二十天里发生了多少事啊！天气依然那样炎热，看不见转凉的希望，可是马丁已经走了。阿三的眼泪流了下来。她想起了马丁温存的大手，是这样挽着她的小手，走在这人车熙攘的马路上。这时候，马丁从出租车的窗口望着烈日下赶路的人们，也在想着阿三。他知道这一生中再也不会遇见这姑娘了，不由心如刀绞。

马丁走后给阿三来过两封信，阿三一封也没有回。信封上的那个陌生的法国地名，于她是海角天涯。她知道那是欧洲的腹地，有着几百年不变的纯真的血统，它忠实地驻守在法国，是一道永恒的风景。她没什么要对马丁说的，说什么都无济于事。谈爱吗？算了吧，这是近乎奢侈的消遣，拿自己的感情做游戏。马丁的热情和忧伤，都扇不起阿三的心了。她甚至不懂他到底要什么。看他将他们的关系比作永恒中只能相遇一次的行星，是永远的瞬间，阿三便笑了，心里说：什么叫“永远的瞬间”？话是分开来说的，他，马丁，还有比尔，都是永远，而阿三就是瞬间。阿三把马丁的信都撕了。

可是，有一件事却激怒了阿三，使她平静不下来。那就是，阿三再不能画画了。马丁的全盘否定，在一个重要的节骨眼上，打中了她。她想：马丁，你不负责任！马丁把她苦心建造的房子拆毁了，他应当还她一座，可是没有，他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了，留下阿三自己，对着一堆废墟。比尔走的时候，阿三能画画，马丁走了，她却连画画也不能了。阿三虽然没有像爱比尔那样爱马丁——这是她经过比较得出的结论——但是马丁却比比尔更加破坏阿三的生活。

天气终于有了凉意。阿三挂在窗前的一只叫哥哥，渐渐声气微弱。阳光变得稀薄透明。房子前后的新楼也平地而起了。远处，有一座塔吊，在有雾的夜晚，那升降臂上的一盏灯，穿过雾障看着阿三，像一只夜的眼。这景色有一种纯洁的，但也是虚空的意味。午后时分，天空积攒着雨云，蜻蜓飞进房间，在突然变暗的黄昏样的光线里飞翔，翅翼闪着幽光。阿三想起马丁说的“本来”的概念。她静静地向昏昧的暗中伸出手去，似乎有蜻蜓飞行搅起的气流掠过手心。这就是“本来”吗？天已经暗到了这样的地步，如同黑夜一样，雨云铺满了整个天空，气压变得很低，呼吸都有些困难。雨马上就要下来了，甚至隐隐地听见有雷声，在厚厚的云层后面滚动。可是忽然间，雨云露出了边缘，阳光从那边缘里射了出来，天又亮了。这时候，才看见雨云原来是在飞速地奔跑，由于面积实在太大，要跑许久才可从头顶跑开。雷电终于没有来临，大雨也过到别的区域，蜻蜓飞走了。那接近于“本来”的幻觉也消逝了。

阿三躺在她的床上，看着窗口的景象。房间里堆着她的没卖出的画，几乎可代表这几年的美术史。没有人上门，人们都知道阿三和一个法国画商打得火热，眼看就要传开阿三去法国的流言。

现在，阿三已经被划进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那类女孩子，本国的男孩子放弃了打她们的主意。这就是阿三至今没有遇上一个中国求爱者的缘故。她生活在一个神秘的圈子里，外人不可企及。谁也无法知道她们日常起居的真实内容，那就是有时候在最豪华的酒店，吃着空运来的新鲜蠔肉，有时候在偏远的郊区房子，泡方便面吃，只是因为停电而点着蜡烛。她们的时装就挂在石灰水粉白的墙上，罩着一方纱巾。还有她们摩登的鞋子，东一双，西一双的。

无所事事，阿三很想去找女作家。可是她似乎很感惭愧，她的新故事结束得太快，不值得一提。她想起那晚在女作家的客厅里，她的表现是让人有所期待的。她就没有去找她。

这样懒散地度过两个月之后，阿三终于囊中如洗。她这才强打精神去寻找挣钱的途径。上海宾馆对面有一家旅游品商店，老板是她的朋友，曾经向她收购过水彩画和油画，以风景和静物为主。她当时因卖画正走红，自然嫌那收购价低了。但是，现在，她想来想去，只有去找他。她梳洗了一番，吃了最后一包方便面作早饭，就出门去搭轮渡。十月的高朗的天空，使阿三振作了精神。风是爽利的，将她一身的隔宿气扫尽。阿三气色看上去还不坏，心事已经沉淀下去，要有新开头的样子。她甚至已经在考虑将要创作的题材。她想她离开学校之后再也没有去写生过，出外写生的情景来到眼前，便有些兴奋。这样，她又看见了浦西的建筑。江边的绿化地带有老人在做操，还有孩子。经历了这样的骚动的时期，她几乎怀疑还有没有和平的生活。现在，这情景给了她肯定的回答。阿三愉快地想到，去过旅游品店之后，就到女作家那里去蹭一顿午饭，对，要敲她一次竹杠，逼她去红房子。

阿三乘上电车，街景都是令人愉快的。商店刚刚开门，第一批顾客拥进店堂。地面上洒过了水，湿漉漉的，转眼间便干了。阿三的心情这样开朗，以致到了旅游品店，发现这店早已几经转手，竟也没感到太多的沮丧。老板是个中年女人，并不认识阿三的朋友，阿三就又举出四面八方好几位熟人的名字，以期与女老板搭上关系。只有一个得到她模棱两可的回应，她所说的那名字与女老板知道的有一字之差，阿三承认也许是她记错了。这样一来，就好说话些。可是，此时阿三却发现店堂里已不再出售油画和水彩画，多是些瓷砖画，还有俗丽的玻璃画。她就问女老板为什么不再卖油画和水彩画，女老板说那些东西卖不出好价钱，画家要的价又很高，索性算了。阿三就说：我给你画怎么样？女老板很厉害地说：我又没看见过你的画，怎么好说呢？阿三说：我给你画一幅，但你要先给我些定金。女老板就笑了：我没看见过你的画，怎么好给你钱？阿三就说：某某人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连这点信任也没有吗？阿三开着玩笑，然后转身出了店门，心里说：你要我画我还未必卖呢。

阿三站在林荫道上，秋天的阳光从梧桐叶里洒落在她身上，她感到身心都是轻盈的。新洗的头发直垂到腰下，合起来不过一指头粗细，披开来却千丝万缕。头发的凉滑感觉传到了全身。她穿一条旧的齐膝剪去、露着毛边的牛仔裤，黑色高领线衫的袖口则是从颈下开始，两个肩膀完全袒露着，脚上是一双细跟羊皮镂空凉鞋。她的样子显得很新颖，过路人都要驻足回望。

现在，我要去什么地方呢？阿三想。这个思索一点没有使她茫然，她心里是清晰和坚定的。是的，她谈不上有一点茫然，只不过是没有地方去。

她在树荫里站了一会儿，心里并不盘算什么。她感到身心那么舒畅，脸上浮起了微笑。身后旅游品店的女老板透过玻璃门看她，似乎也在等待着，看她将去什么地方。她将这女孩子划为某一类人中间。在这里开店的日日夜夜，她见多识广，人们大多逃不出她的判断。

阿三细长的发梢在微风中轻轻飘荡，她用一个小玻璃珠子坠住它们，使它们不致太过扬起。她的细带细跟镂空鞋有一只伸下了街沿，好像一个准备涉水的人在试着水的流速和凉热。她的身姿从后看来，像是一个舞蹈里的静止场面，忽然间她的身体跃然一动，她跨下了人行道，向马路对面的宾馆走去。女老板的脸上浮起了微笑，似乎是，果然不出她所料。

阿三走进大堂，左右环顾一下，然后在沙发上坐下。早上的酒店，正处在一种善后和准备的忙碌之中。清洁工忙着打扫。柜台忙着为一批即将离去的客人结账，行李箱笼放了一地。咖啡座都空着，商店刚开门，也空着。在玻璃门外的阳光映照下，酒店里的光线显得黯然失色，打不起精神。阿三坐在沙发上，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悠闲且有事的样子。她的眼睛淡漠而礼貌地扫着大堂里忙碌着的人和事，是有所期待却不着急。她的视线落在空无一人的咖啡座，她和比尔来过这里，是在晚上，那弹钢琴的音乐学院的男生心不在焉，从这支曲子跳到那一支。

这时有人走过来问，阿三旁边的座位有没有人。阿三收回目光，冷着脸什么也不说的，只是朝一边动了动身子，表示允许。那人便坐下了。这时候，一圈沙发都已坐满，人们脸对脸，却又都躲着眼睛，看上去就像有着仇似的。阿三对面是一对衣着朴素的老夫妇，他们很快被一个珠光宝气的香港女人接走了。香港女人说着吵架般的广东话。老夫妇的脸上带着疏远而害羞的表情，三个人朝电梯方向去了。他们的位子立即被新来的两个男人填上了。阿三左边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中年人，派头倒不坏，却全叫那一身灰色西服穿坏了。说是西服，可跨肩和后肩，以及袖口，全是人民装的样子。膝上放一个人造革的公文包，两眼直视前方，一动不动。他对面，也就是阿三右侧的单人沙发上那一位则正相反，脖子上了轴似的，转动个不停，虽是坐着，却给人翘首以望的感觉。好几次，他眼睛里闪出兴奋的光，手已经挥动起来，差一点就要喊出声来，最后，才发现认错了人。

阿三看见，前边一圈沙发上并没有坐满，一些外国人宁可站着，也不愿挤在一起。甚至本来坐着的，一旦旁边有人落座，也立即站起走了开去。阿三愤怒地想到，中国人连汽车上一站路的座位也不愿放过，而要争个不休的恶习，并且发现这么团团坐成一圈，不是一家、胜似一家的滑稽景象，便想站起来也走开去。可是再一想为什么是她走，而不是别人走？就又坐了下去。这时再一抬头，发现左右都换了新人，连坐在她身边的那位也换了个与她年纪相仿的小姐。

大堂里开始热闹起来。人的进出频繁了，隔壁咖啡座有了客人，大声说话，带了些喧哗。自动电梯开启了，将一些人送去二楼的中餐厅。一阵热闹过去，大堂重新安静下来。不过与先前的安静不同，先前是还未开场，这会儿却已经各就各位。阿三身边的沙发不知什么时候都空下了，咖啡座又归于寂静，自动电梯兀自运作，没有一个人。柜台里也清闲下来，一个个背着手站着，清洁工在角角落落里揩拭着，有外国小孩溜冰似的滑过镜子般的地面，转眼间又没了人影。阿三依然保持着悠闲沉着的姿态，只有一件事叫她着恼，就是她的肚子竟然叫得那么响，又是在这样安静的中午，几乎怀疑身后不远处那拉门的男孩都能听见了。一个男人在阿三对面沙发上坐下，看着阿三，眼光里有一种大胆的挑衅的表情，阿三装作看不见，动都没动，那人没得到期待的回应，悻悻地站起身，走了。阿三敏感到，大堂里的清洁工和小姐，本来已经注意到她，但因为那男人的离去，重又对她纠正了看法。

停了一会儿，她站起身来，向商场走去。她以浏览的目光看了一遍丝绸和玉石，慢慢地踱着，活动着手脚。人们都在吃饭或者观光，这一刻是很空寂的。虽然饥肠辘辘，可是阿三的心情没有一点不好。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她觉得，这个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命运的玻璃罩子，凡是被罩进来的人，彼此间都隐藏着一种关系，只要时机一到，便会呈现出来。她走到自动电梯口，忽然回过头，对着后她一步而到的一个外国人微笑着说：你先请。外国人也客气道：你先请。阿三坚持：你先。外国人说了声“谢谢”，就走到她前面上了电梯。阿三站在外国人两格梯级之下，缓缓地上了二楼，看着那外国人进了中餐厅。她在二楼的商场徜徉着，看着那些明清式样的家具和瓷器。

她没有遇上一个人。

当她再回到大堂，她原先的座位已被几个日本人坐去，她也乐得换换位置，便来到另一圈沙发前，仍然挑了一具双人沙发坐下。这一回，她的神情更加轻松，带了股勃勃的生气。她一扫方才的冷漠和悠闲，脸上浮起亲切可爱的笑容，使人觉着她有着一些按捺不住的高兴事，她所以坐在这里，就是为了这高兴事。大堂里的大钟已指向一点，用过餐的人从自动电梯上下来。又到了一个外国旅游团，挤满了大堂，柜台里重新忙碌起来。外国人的合着浓重体味的香水气，顿时充满了空间。阿三喜欢这样的气氛，乱是乱了点，可却有些波澜起伏的。她已经不再感到肚饥。她向旅游团里的一个老太说了声“哈啰”，她正摸索过来坐下歇歇脚，她也对阿三说了声“哈啰”，因为初到这个国家而受到欢迎心感愉快。阿三又问她是从哪里来，她回答说：美国。正要继续攀谈，却听导游在招呼集合，老太只得归队去。阿三很怜悯地看着她蹒跚的背影，说：祝你好运。

这时候，她听见耳边有一个男声用英语说：劳驾，小姐。起先她不以为是对她说，可是那声音又重复了一遍：劳驾，小姐。她这才回过头去，看见身后站着一位亚洲脸形的先生，系在长裤里的犜恤衫上印着“纽约”的字样。他面色白净，头发剪得很整齐，脸上带着温文尔雅的微笑。你是在叫我吗？阿三用英语问。那先生点点头，阿三就说：我能帮你什么忙呢？他微笑着说：我能否知道，你是从哪里来的。阿三头一偏，说：你猜。日本，那人猜。阿三摇头。香港，那人又猜。阿三还是摇头。那么，美国，那人再一次猜道。阿三就说：保密。那位先生笑了，他绕到沙发前来在阿三旁边坐下，阿三嗅到他嘴里口香糖的薄荷气味，十分清爽。

阿三已经断定他是一个亚裔的外籍人，中国男孩很少有这样清明的脸色，干净整洁的发型，和文雅的笑容。并且，她注意到他长得十分端正清秀。阿三等着他提出邀请，邀请她去那边咖啡座坐坐。在她看来，这是起码的礼节，当一个男人主动搭识一个女人。他却好像忘了有咖啡这回事，而是和她一个劲地攀谈下去。他和她说上海这城市的美丽，外滩有些像纽约，人也很开放，很国际化。阿三则故意反着他来，说这城市又脏又挤，人也粗鲁，踩了你的脚还要骂你不长眼。他则很具历史态度地说：那是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文明的缘故。阿三却反问：“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不是应当对文明有益，建设新文明吗？那先生耐心地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的实质，阿三便想：这一位倒是听了不少中国的政治宣传。她知道有这么一类外国人，比中国人更理解中国。就装作有兴趣的样子听着。她有意对他亲切而稔熟，好使柜台那边的小姐认为，她终于等到了她要等的人，一个老朋友。

等他终于说完，阿三带着讥讽的口吻说：听起来，你就像个中国人。他谦虚地说：我就是个中国人，阿三等着他的下一句，“不过是出生在国外”，好再去讥讽他的中国心，可那下一句却是：我出生在上海。阿三倒是一怔，再看那人的微笑，便觉带着些诡诈的意思。她沉下了脸，正过身子，往后一靠，说：我也是中国人，出生在上海。他站起身，依然以温和礼貌的态度微笑着，说了声“再见”，便不见了。阿三想着：难为他有这样的仪表，却不会请小姐喝一杯咖啡。而她忽然一转念，想到他也许正期待阿三提出邀请，请他去喝咖啡呢！阿三实在觉得荒唐，并且愚蠢。两个人还一句去一句来地说了一大通英语，直到最后一句“再见”，也是用的英语，真好像两个外籍人似的。阿三这会儿才有些丧气，觉出了这大半天的不顺利。她恼火地站起身，将放长带子的小皮包一甩，走出了大门。她刚走了两步，却听身后有人叫：劳驾，小姐！这可是真正的美式英语，有些混沌的，她不由站住了脚步。

一个外国人疾步向她走来，是那类面色慈祥的老外国人，你既可以叫他一声“父亲”，又可以与他谈爱。这就是外国人的好处，他们那种希腊种的长相，就像是一层浪漫的底色，无论何种身份，都可兼谈爱情。阿三等着他走近前来，准备问他：我能帮你什么。结果却是，他对阿三说：我能帮你什么？阿三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道：请我喝杯咖啡。说这话时，她带了股怒气，将方才遇上的倒霉事，全怪罪到这个老头身上，谁让他自己找上门来的呢！老外国人说：很好。然后又问阿三，去什么地方。阿三沉吟一会儿，想这酒店她是不愿再回去了，还是换一个好。于是就带他进了邻近的一家老宾馆，上了二楼，在咖啡座就座了。

这宾馆的规模要小得多，客人也少，咖啡座只他们两个。阿三要了一客蛋糕，眼睛一眨就下了肚，又要了一客。不动声色地，三客蛋糕下了肚。老外国人笑眯眯地望着她，说她吃这么多甜食，为什么一点都不胖，简直是魔术。阿三并不回答。她一直爱理不理，方才的气还没有出完。老人又称赞阿三长得美，尤其是她的头发，真是飘柔如丝啊！说着就伸手去抚摸她披在肩上的散发。阿三却将头一甩，头发滑向了另一边。老外国人摸了个空，却并不生气，笑得更慈祥了。这时，阿三才觉得气出得差不多了，心情开始恢复。她将餐巾纸铺开，摸出一支墨水笔，三笔两笔替老外国人画了幅速写。她几乎没有看他，在她眼睛里，所有的外国人都彼此相像，当然，除了比尔，还有马丁。她将画着速写的餐巾纸提起来，对着老外国人的脸。老外国人很孩子气地叫起好来，说，简直是魔术。阿三说：我有许多这样的魔术，你要不要，我们可以谈谈价钱。老外国人说：这样出色的魔术，应当由大都会博物馆来收藏。阿三听出老外国人的滑头，就顺着他话说：那就请你把这个转交给大都会博物馆。说着把餐巾纸叠起来，郑重地交到他手上。两人都笑了。

这时候，老外国人说：我叫乔伊斯，是美国人。阿三说：我叫苏珊，是中国人。因为这是不必说的，于是两人又笑。这样他们就算是认识了。乔伊斯接着告诉她，他住在美国的洛杉矶，开了一个加油站；儿女都大了，有的住在东，有的住在西，妻子去年死了，本来他们约好等将来老了，把加油站卖了，就来中国旅行，可是没想到，死神比将来先到一步，妻子走了，他这才明白，将来其实是永远到不了，又是永远在昨天的，过了一年，他便卖了加油站，到了中国，可是，他的妻子却永远不会来中国了。阿三听出了神，她开始怜悯这个老乔伊斯，并且开始消除他们这种邂逅方式里的天生的敌意。乔伊斯将领口里一个鸡心坠子掏出来，揭开盖，让阿三看他妻子的照片。阿三将脸凑近去，并没有看照片，而是眼睛溜了过去，看见老头领口里的脖颈上面长着斑点，起着皱，真是一个老人了。阿三退回身子，表示了她的同情。老人接着说他的妻子，是个老派女人，一生都在勤恳地劳动，抚育儿女，协助丈夫，料理家务，她生前很想来中国，是因为中国熊猫的缘故，她是一个爱护动物的女人，天性博爱。

阿三听着他的唠叨，心里有些不耐，惴惴的，不知道下一步会是什么。然而，事情立刻结束了。老人忽然把话头打住，招手让小姐来埋单，然后笑盈盈地对阿三说，下午旅游团是去买东西，他对买东西向来没有兴趣，看见阿三之后就想，也许这位小姐会有兴趣听他谈谈，真是非常感激，上海真是个好地方，上海人那么友善，到处可以看见他们的笑脸，现在，他要赶回去和大家一起晚餐，然后去看杂技，那里有熊猫。阿三有些发懵，不知该回答什么，乔伊斯又加了一句：可是苏珊你真能吃甜食啊！阿三甚至没明白“苏珊”指的是谁，就跟着他一同站起，走出了咖啡座。

这一天的最后一件事，是去找评论家，向他讨来彼此都已忘却的一笔拖欠的画款，从此便两清了。

这一次酒店大堂的经验，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重要的是，阿三自己必须搞清楚，她期待的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与外国人同饮咖啡？阿三当然回答：不是。可是，喝咖啡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接下来的，谁又能预料呢？也不排斥会是乔伊斯的那种。天晓得他是不是叫乔伊斯，就好比天晓得阿三叫不叫苏珊。不管怎么说，和乔伊斯的事情至少证明了事情的开头是可能的，只要事情开了头，总要往下走，总会有结果，这样一想，阿三就安心了。

下一日，阿三直睡到日上三竿，下午三点才过江到浦西。这一回，她坦然地走进咖啡座，要了一杯饮料，然后，怀着新鲜的兴致望着四周。此时此刻，正是酒店大堂活跃的时分。咖啡座里几乎满了一半，三三两两，有的高谈，有的低语。唯有阿三是独自一个，但她沉着而愉快的表情，使人以为立即有人去赴她的约。这是幽暗的一角，从这里望过去，明亮的大堂就像戏剧开幕前的喧哗的观众席，而这里是舞台。大幕还未拉开，灯光还未亮起，演出正在酝酿之中。阿三心里很宁静。有人从她身边走过，不是她期待的那类人，所以她无动于衷。周围的人与她无关，都在说着自己的事，喝着自己的饮料，可就是这些人，这些低语，杯子里的饮料，咖啡的香，还有那一点点光，组成了一种类似家的温馨气氛，排遣了阿三的孤独和寂寞。这样有多好啊！她忘记了她的画，也忘记了比尔和马丁。因为这里除了有温馨的气氛之外，还有着一种矜持的礼节性的表情，它将私人性质的记忆隔离了。

有外国人走过来，眼光扫过她，向她微笑。阿三及时做了反应，可是没有抓住。那人走了过去，在角落里坐下，不一会儿，又来了他的中国男朋友。阿三就想：那是个同性恋。

阿三高兴她对这里感到稔熟，不像那边的一个中年女人，带着拘谨和瑟缩的神情，又穿得那么不合适，一件真丝的连衣裙，疲软地裹在她厚实且又下塌的肩背上。她喝咖啡是用小匙一下一下舀着喝的，也犯了错误。有了她的衬托，阿三更感自信了。她才是真正适合于此的。又有人来了，看上去像个德国人，严肃，呆板，且又傲慢，阿三做着判断。他是单身一人，在隔了走廊的邻桌坐下了。小姐走过去，送上饮料单，他看都不看就说了声“咖啡”，然后从烟盒里取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阿三站起来，向他走过去，问：对不起，先生，能给我一支烟吗？当然，他说，将烟盒递到她面前。阿三抽出一支，他用他的打火机点上，阿三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两人隔了一条走廊吸着烟，谁也不再看谁。然后，他的咖啡送来了。小姐放下咖啡，从他们之间的走廊走过。似乎是，事情的一些成因在慢慢地积累着，这体现在他们两人看上去，都有些，僵。

当阿三抽完一支烟，在烟缸里揿灭烟头的时候，“德国人”又向她递过烟盒：再来一支？阿三谢绝了。两人相视而笑，神情放松下来。

先生从哪里来，德国吗？阿三问。美国，他回答。阿三就说：我错了。他问：为什么以为是德国？阿三戏谑他说：因为你看上去很严肃。美国人哈哈大笑起来。阿三心想：这就对了，一点小事就能逗乐他们美国人。美国人笑罢了说：你认识许多德国人？不，阿三慢慢地回答道，我有过一个美国朋友，他和你非常不同，所以，我以为你不是。美国人说：你的朋友到哪里去了？阿三将手指撮起来，然后一张开，嘴里“嘟”的一声，表示飞了。美国人就表示同情。阿三却说不，她微微扬起眉毛，表示出另外的见解，她说：中国人有句古话，筵席总有散的时候。美国人便不同意了，说：假如不是筵席，而是爱情。这回轮到阿三笑了，说：爱情？什么是爱情？

他们这样隔着一条走廊聊天，竟也聊到了爱情。两人都有些兴奋，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想了一会儿，却又都说不出什么来，就停住了。

停了一会儿，阿三问：先生到上海来观光吗？美国人回答说是工作，在某大学里教语言，趁今天星期日，到银行来兑钱，然后就到了这里，又问阿三是做什么的，阿三说是画家。问她在哪里学习，回说已经退学了。为什么，他问。不为什么，阿三回答。又说，知道吗？贵国的明星史泰龙，在他十三年的求学生涯中，被开除过十四次。美国人就笑了。

阿三很得意这样的对话，有着一些特别的意义，接近于创作的快感。这不是追求真实的，这和真实无关，倒相反是近似做梦的。这是和比尔在一起时初时获得的。当她能够熟练灵活地操纵英语，使对话越来越精彩的时候，这感觉越发加强了。这个异国的，与她隔着一层膜的，必须要留意它的发音和句法的语言，是供她制造梦境的材料，它使梦境有了实体。她真是饶舌啊，人家说一句，她要说三句。不久，便是她一个人说，美国人则含笑听着了。他显然没有她有那么多要说的。他看上去就是那种头脑简单的人，因为一个人在外工作，便更感寂寞，有人与他说话，自然很欢迎。

时间过去了，吧台那边亮了灯，演出将要开场的样子。灯光下调酒师的脸，也渲染了些戏剧的色彩。那边的形貌土气的女人早已与她的同伴走了，换上两个年轻小姐，一人对着一杯饮料，相对无言。阿三忽然提议道：一起吃晚饭，如何？美国人笑了，他正担心这女孩会一下子收住话头，起身告别，这一晚上又不知该怎么打发，他说：很好，并且说他知道这附近有一家小餐厅，麻辣豆腐非常好。于是两人各自结了账，起身走了，阿三感觉到那新到的两个小姐的眼光长久地停留在她的背上，吧台里的先生却低着头，摆弄他的家伙，什么都没有看见。

晚餐是各付各的账，按美国人的习惯。虽然阿三手头拮据，但她却因此有了平等感。吃饭的时候，美国人告诉她，他的妻子儿女还在国内，倘若他再续职，就会将他们接来。阿三对他的家事并不感兴趣，心想：我又不打算与你结婚，也正是阿三漠不关心的表情，加强了美国人的信心。一走出餐馆，他就拉住阿三的手，说：让我们再开始一场筵席吧！阿三想起方才关于筵席的话，险些笑出来，想这些美国人都是看上去傻，关键时刻比鬼都精。阿三没有挣出她的手，抬头望着他的脸说：什么筵席？他认真地回答：就是总要散的筵席。他似乎受不了阿三的逼视，转过眼睛加了一句：我真的很寂寞。停了一会儿，阿三说：我也很寂寞。

后来，他们就到了他任教的大学专家楼的房间里。

这是一间老套房，新近才修缮过。现代装潢材料使它看上去更陈旧了。那些塑料的墙纸，单薄木料的窗帘盒，床头的莲花式壁灯，尤其是洗澡间的新式洁具：低矮的淋浴用的澡缸，独脚的洗脸池，在这穹顶高大，门扇厚重，有着木百叶窗的房间里，看上去有一种奇怪的捉襟见肘的局促感。阿三望着天花板上那盏新式却廉价的吊灯，垂挂于昔日的装饰图案的圆心之中，嗅着房间里的气味，混合着男用科隆水，烤面包和奶油香的气味。这使她想起她任家庭教师的那座侨汇公寓里的气味。那已经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她想起了比尔。

美国人被阿三所吸引，她在性上的大胆出乎他意外。相比之下，他倒是保守和慎重的。有一时，他甚至以为阿三是操那种行业的女孩。可是又感到疑惑，阿三并没有谈钱，连那顿晚饭都是一半对一半。当阿三套着他又长又大的睡袍去洗澡间冲澡的时候，他一直在心里为难着，要不要给阿三钱。最后决定他不提，等她来提。可阿三并没有提，她走出洗澡间后，就专心地摆着湿漉漉的长发。她盘腿坐在床上，有一些清凉的水珠子溅到他的身上。她的身子在他的睡袍里显得特别小，因而特别迷人。美国人忽觉得不公道，生出了怜惜的心情，他抱歉地说他不能留她过夜，因为门卫会注意到这个，并且他们还是陌生人。阿三打断了他的话，说，她知道，理完头发就开始穿衣服。等她收拾停当，准备出门时，他叫住她，红着脸，说：对不起，我不知道，是否……一边将一张绿色的美钞递了过去。阿三笑了，她沉吟了一下，好像在考虑应当怎样回答，而美国人的脸越发红了。阿三抬起手，很爽快地接过那张纸币，转身又要走，美国人又一次把她叫住，问他能否再与她见面。他说他下个星期日也没有课，还会去他们今天见面的酒店。

阿三走出专家楼，走到马路上，已经十二点了，末班轮渡开走了，她去哪里呢？这并没有使她发愁，她精神很好地走在没有人的偏离市区的马路上。载重货车哐啷啷地从她身边过去，脚下的地面都震动起来。她漫无目标地走着，嘴里还哼着歌。她洗浴过的裸着的胳膊和腿有着光滑凉爽的感觉，半干的头发也很清爽。一辆末班车从她身后驶过，在几步远的站头停下，连车门都没关。阿三疾步上去，叫道：等一等。才要起步的车又哗地开了车门。阿三也不看是几路车，去哪里，便跨上了汽车，门在她身后砰地关上了。

现在，阿三的生活又上了轨道，那就是，星期天的下午，与美国人约会，吃一顿晚饭，当然是美国人付钱，然后去专家楼的套房，这有规律的约会，并不妨碍她有时还到某个酒店的大堂咖啡座去，如遇到邀请，只要不是令她十分讨厌的外国人，她便笑纳。不光是消磨时间，也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什么样的机会呢？阿三依然是茫然。可大堂里的经历毕竟开了头，逐步显出它的规律，阿三的目的便也将呈现出来。

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她避免发生太过混乱的情形。在这些流水似的大堂相识里，她基本保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关系。起初是美国人，后来他的妻子儿女要来，这种每周一约便结束了。其时她已经开始和一个日本商社的高级职员有了来往，但是真正的亲密关系是在美国人之后才发生的。这关系持续得并不长，因他本来就是阿三过渡时期的伴侣，阿三不喜欢日本人，觉得他们比中国人还要缺乏浪漫色彩，阿三与他相处的一段日子，是被她称为“抗日战争”的。她以她流利的英语制服了他来自经济强国的傲慢。此外，在性上面，阿三也克敌制胜，叫他乖乖地低下头来。最厉害的，决定性的一招，是在他已经离不开阿三的时候，阿三断然甩了他，投向一个加拿大人的怀抱。

然而，这种相对稳定的关系，也是别指望长久的。在这样的邂逅里面，谈不上有什么信任的。彼此连真姓名都不报，虽然阿三致于发展，可也无济于事。对方并没有兴趣深入了解，也不相信了解的东西的真实性。他们大都说的是无聊的闲话，稍一稔熟了，话就说得有些放肆。阿三的英语到了此时便不够抵挡了，弄得不好，还会落入圈套。她无法及时地领会这语言的双关和暗示的意思，还有些俚语，就更是云里雾里。她也意识到，凡热衷于在大堂搭识女孩的外国人，大都是不那么正经的。这倒和中国的情形一样，无聊的人才会到马路上去勾引女孩。而且，这些为了生意和供职在中国长期逗留的外国人，生活又是相当枯燥的，其中有一些，意趣也相当低下，这是有些出乎阿三的意料，她以为这些卑俗的念头是不该装在这样希腊神轮廓的头脑里。所以，开始的时候，她尽往好处去理解他们，直到真正地上当吃亏，才醒悟过来。这种失望的心情，是她对自己也不便承认的。

尽管阿三希望关系稳定，可事与愿违，她的相识还是像走马灯似的换着，要想找到美国人那样一周一约的伴侣相当不易。因此，阿三很快就念起美国人的好处。在最后分手的时候，这个中年人显然对她怀着留恋的心情。当然，阿三也明白，留恋归留恋，她要再往前走一步也不可能。美国人防线严密，有着他那种方式的世故。

酒店大堂就这样向阿三揭开了神秘的帷幕。在那灯光幽暗的咖啡座里，卿卿我我的异国男女，把话说出声来，都是些无聊的，没什么意思的废话和套话，阿三现在坐在那里，不用正眼，只须余光，便可看出他们在做什么，下一步还将做什么。

阿三能够辨别出那些女孩了。要说，她和她们都是在寻求机会，可却正是她们，最严重地伤害了阿三，使她深感受到打击。她从不以为她们与她是一样的人，可是拗不过人们的眼光，到底把她们划为一类。有一回，她坐在某大堂的一角，等她的新朋友。大堂的清洁工，一个三十来岁表情呆板的女人，埋头擦拭着窗台，茶几，沙发腿。擦拭到阿三身边时，忽然抬起头，露出笑容，对她说：两个小姑娘抢一个外国人，吵起来了。阿三朝着她示意的方向，见另一头沙发上，果然有两个女孩，夹着一个中东地区模样的男人，挤坐在两人座上。虽然没有声音，也看不见她们的脸，可那身影确有股剑拔弩张的意思。阿三回过头，清洁工已经离开，向别的地方擦拭去了，阿三想起她方才的表情和口气，又想她为什么要与她说这个，似乎认为她是能够懂得这一些的，心里顿时反感。再看那女人蠢笨的背影，便感到一阵厌恶。

是这些女孩污染了大堂的景象，也污染了大堂里邂逅的关系，并且，将污水泼到了阿三身上，有时候，她的朋友会带着他的同事或老乡来，他们会去搭识那些女孩，然后，各携一个聚拢在一起。阿三为了表示与她们的区别，就以主人的姿态为她们做翻译，请她们点饮料。可是她也能看出，她与这些女孩，所受到的热情与欢迎是一样的。她想与她的朋友表现得更为默契一些，比如从他烟盒里拿烟抽。结果那两个女孩也跟着去拿，他呢，很乐意地看着她们拿。这样的时候，阿三是感到深深的屈辱，她几乎很难保持住镇静。到了最后，她总是陡然地冷淡下来，与女孩们之间，竖起了敌意的隔阂。

不过，现在阿三不用去大堂，她也有着不间断的外国朋友了。在中国的外国人，其实是连成一张网的，一旦深入，就是牵丝攀藤，缕缕不断的了。但大堂里的结识，自有着它的吸引力，它是从一无所知开始的，有一些难以预料的东西，是可以支撑人的期望的。虽然大堂里的经历带给阿三挫败感，与这些外国人频繁建立又频繁破灭的亲密关系，磨蚀着她的信心，她甚至已经忘了期望什么。可是有一桩事情是清楚了，那就是她缺不了这些外国人，她知道他们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可她还是喜欢他们，他们使得一切改变了模样，他们使阿三也改变了模样。

现在，当阿三很难得地呆在自己那房子里，看见自己的画和简陋的家具积满了灰尘和蛛网，厨房里堆积着垃圾，方便面的塑料袋，飘得满地都是，这里有着一种特别合乎她心境的东西，却是使她害怕，她不想呆在房子里，于是她不得不从这里逃出去。她一逃就逃到酒店的大堂：外国人，外国语，灯光，烛光，玻璃器皿，瓶里的玫瑰花，积起一道帷幕，遮住了她自己。似乎是，有些东西，比如外国人，越是看不明白，才越是给予人希望。这是合乎希望的那种朦胧不确定的特征。

为了减少回自己的房子，阿三更多地在外过夜。她跟随外国人走过走廊，地毯吞没了他们的脚步声，然后在门把手上挂着“请勿打扰”，就悄然关上了房门。她在客房的冰箱里拿饮料喝，冲凉，将浴巾拦过身躯系在胸前，盘腿在床上看闭路电视的国际新闻，一边回答着浴室里传来的问话。这一切都已熟悉得好像回了家。透过一层窗纱，看底下的街市，这边不亮那边亮，几处灯火集中的地方，映得那些暗处格外地黑了。阿三晓得她是在那亮处里面，是在那蜂窝似的亮格子里面。

这些标准客房几乎一无二致，每一间都是那么相像。这也给阿三错觉，以为它们是和家一样的稳定的宿处，现在她就栖息在这里。她将她那些真丝的小衣物洗干净，晾在澡缸上扯出的细绳上，将她随意携带的梳洗用具和化妆品一一安置在镜台上，安居乐业的样子。外国人和外国人也是那么相像，仅仅一夜两夜之间，阿三根本无法了解他们的区别。也因此，阿三对他们的爱情也是一无二致的，在他们身上，她产生着同样的遐想。

经过这么些，阿三知道自己是对外国人有吸引力的那类女孩，她特别能够与他们国度的女孩成对比。他们对她的赞赏和激情使她想到比尔，甚至有过一个外国人，也称她作“九条命的猫”，这是比尔曾经形容过她的。因此，渐渐地，对比尔的记忆便淹没在这些差不多的经验里了。马丁却是一个例外，始终没有人来重复他，尤其重复他关于“本来”的观念。所以，在所有这些经历中，马丁是鲜明地凸现着。有时候，阿三会想：倘若不是马丁，她现在会不会还继续画画和卖画？

自从马丁之后，阿三也再没使谁爱上过她了。这也是大堂邂逅的弊病，从一开始就注定不可能的。注意她的周围，那些比她更年轻，更摩登，也更开放的女孩们，似乎也都没有过爱情这回事。出于自尊，阿三也不去想爱情了，好像是你不爱我，我还更不爱你呢！爱情有什么？她想，我是再不能爱谁了，连马丁也不能，因为，因为我爱比尔。

由于没法有爱情，适得其反的，阿三对这些外国客人们，起了恨意，她常常生出一些恶作剧的念头，去报复他们一下。和他们吃饭，她点菜都拣最贵的点，点酒也是最贵的。进了客房，不等招呼，自己就去开冰箱吃东西。尤其遇到那些斤斤计较的守财奴。而另有一些特别好色的，她则将他们撩得欲火烧身，然后一个转身就不见了。这种游戏对她来说，已经得心应手，百发百中。现在，英语里的俚语，双关语，她也都掌握了一些，学会了不少俏皮话，专门对付那些下流话。她不免有些得意，有时候就收不住，玩得过火了。

事情就出在这里。

其实，要算起来，阿三已经有一段日子，没到酒店大堂来了。她结识了一个比利时人，是个单身，就住在她原先任家教的那幢侨汇房里。她看出这是老实人，属保守派的。时过境迁，阿三开始对保守派有好感，她知道，唯有和这一类人，大约还可能谈到爱。虽然同样是对爱不抱希望，虽然同样是大堂里的邂逅方式，可这一个确实不同。这是她在大堂里偶然结识的，所以说是偶然，那是因为，事实上，所有的大堂邂逅都是别有用心，机关算尽的。阿三是在他身后拾到遗忘的钱包，追上去送给他，然后认识的。

事情的毫无准备的开头，使阿三想到女作家赠送给她的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天阿三的装束也帮了她的忙。她穿得朴素极了，白衬衣，花布裙，脚上是白帆布搭襻鞋，头发从中分开，编成两条长辫子，就像一个中学生。比利时人与她聊了几句，才发现她的英语这么流利，几乎没有口音。问她做什么的，她回答画画，这也博得了他的好感。阿三很珍视比利时人的好感，为使他保持对她的印象，她甚至回到了浦东的住处，每隔一天乘轮渡去与他约会，就像一个正经恋爱的女孩。她直到两个星期之后，才到他在侨汇房里的公寓去，这也像一个正经恋爱的女孩。

比利时人的公寓使她吃惊，她没想到一个单身汉的生活会是这样井然有序，在这里，她并没有受到挽留过夜的暗示，她便在电视开播晚间新闻的时候离开了他的公寓。下一次也还是这样。又是两个星期过去，比利时人终于拥抱了她。然后，应该发生的都发生了，这一切，带有循序渐进的意思，也更使阿三以为，这会是一场正式的恋爱。虽然不够浪漫，然而却似乎意味着一个有现实意义的结果。

在比利时人的公寓里，阿三看见的是居家的景象。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澡间白漆柜里，经过松软剂洗涤的一整柜浴巾，洗衣房里的柳条篮盛着等着熨烫的衣服，冰箱上用水果型磁铁吸着的日常开支表。这时候，阿三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期望。她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家，一个像比利时人这样的家。

阿三将比利时人的公寓看做了自己的家。她还自己掏出钱来为它添置了一些东西，一个花瓶，一套茶垫。她期望着再过两个星期之后，又会有新的情形发生。可是，新的情形却不是阿三期待的。比利时人国内的女朋友要来旅游，他请阿三再不要来了。阿三这才明白，这就是一个北欧人在中国的罗曼史，两个星期为一个台阶的。她没有表示丝毫的不满，相反，她流露出的全是早就知道的表情。他们很友好地在马路上分了手，阿三叫了一辆出租车，想也没想，就报出了一个酒店的名字。

阿三走进酒店，扑面而来的是蒸蒸日上的气息，钢琴弹奏着一支舒伯特的夜曲。灯火通明里包着一处暗，有着烛光融融，就是咖啡座。柜台里的小姐忙碌着住房或者退房，红帽子推着行李车轱辘辘地穿行。电梯一会儿上，一会儿下。阿三将那比利时人抛在了脑后，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要好好地痛快一下。她心里跃跃然的，大堂里所有的情景都在向她招手，灯光映着她的眼睛，她自己都能看见眼里盈盈的光亮，她想：还是这里好啊！谁也不求谁，人人有份。迎面而来的人脸上都带着微笑，就像一家人一样。这才是大家庭呢！全世界的有产者无产者都联合起来。阿三脸上也露出了微笑，她在大堂有些熙攘的人群里穿行，耳边不时传来各种语言的谈话。这里，夜夜都举行着盛会，想来就可以来。

阿三走进咖啡座。全都满了，张张桌上都摇曳着一支蜡烛。人们头碰头地低语着什么，钢琴改奏了一支小步舞曲，就是那首耳熟的，有着许多符点，一扬一挫，有些造作的快乐和得意的小步舞曲，阿三对着入口处桌上的三个外国人说：我能坐在这里吗？她指了指空着的那个座。没有等他们回答，她便笑盈盈地坐下了，并且摸出她的摩尔烟给大家吸。小姐过来了，她点了一杯“白俄罗斯”，一种甜腻腻，像咖啡糖一样的鸡尾酒。然后，她说：“晚上好，先生们。”先生们略有些诧异地看着她。她问他们从哪里来，其中一个回答，英格伦岛，她说她的名字叫苏珊，他们呢？他们也都报了名字：查理，艾克，琼斯。彼此就算认识了，他们全是漂亮的小伙子，有着褐色或金色的头发，眼睛的颜色是蓝或者灰，是那种标准的雅利安人种，都是可以上银幕做男主角的。只是他们都不爱说话，为什么？看来他们对我还不信任，阿三对自己说。于是笑得更可亲了。

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吧？阿三说，中国可是地大物博，而且，文明悠久，这些你们应当从地理书上学过，学过吗？艾克摇摇头，看起来他要比那两个更年轻一些，也嫩一些。她就先从他入手了，她说：武则天，听说过吗？就是和你们的伊丽莎白一样，也是女皇，江青，知道吗？看着艾克困惑的眼睛，阿三扑哧笑了，说：好，那么你说，你知道什么，小伙子眨了眨眼睛，说：黄山。啊，很好，阿三夸奖他。他笑了，像个大孩子似的。阿三很怜爱地看着他，说：“你使我想起我的男朋友，他的名字叫比尔。”于是她就对他们说起比尔。他们三个都认真听着，并不插话。她说着，暗底下用裸着的膝盖抵了抵艾克的膝盖，艾克先是一缩，然后又停住了。比尔，他非常温柔，阿三最后结束道。

我能不能再来一杯酒。阿三的眼光从他们三个的脸上轮流扫过，请求道。那三个交换了一下眼光，就有一个举手叫小姐来，又点了一杯白俄罗斯，阿三举着酒杯送到艾克眼前，劝他尝一口，真的很好。艾克犹豫着。眼睛在阿三的脸和酒杯之间来回走着，终于喝了一口。很好！阿三说，也在他喝过的地方喝了一口。阿三感到身心都很轻盈，特别有说话的欲望。并且，她听见自己的声音是那么柔和清晰。她看着艾克的眼睛，那里的神情越来越坦率，开始兴奋起来。现在，轮到艾克说话了。他说他在他们国家，看过一部中国电影，名字叫做《黄山》，真叫他心向往之，阿三一边听着，一边在心里好笑着，笑这些外国人都是有些死心眼儿，说熊猫就一个劲儿地说熊猫，说黄山就一个劲儿地说黄山，一点不懂什么叫做闲聊。

艾克喝的是啤酒，啤酒也渐渐地上来劲了。他不顾那两个年长同伴的阻止的目光，渐渐对阿三纠缠起来。可因为他是那么腼腆，他的纠缠便是胆怯的，迟疑的，抱着些惭愧的，他红着脸，眼睛湿润着，老要让阿三喝他杯里的啤酒。阿三就在心里说：看，就连调情都是一根筋的，要说喝啤酒就非要喝啤酒。阿三不说喝，也不说不喝，与他周旋着，眼看着嘴唇含住啤酒杯沿了，可她头一扭，又不喝了，艾克再止不住满脸的笑意，好几次，阿三的头发抚在他脖子里，他的激动就增加一成。

这时候，那两个提出要回房间，不管艾克反对，就叫来小姐埋单。阿三喝足了，乐够了，正好也想走。此时，虽然带了几分醉意，但她仍然清醒地感觉到这个小伙子有些愣，而他的同伴却很刻板，这种不一致的情形会惹出麻烦的。她何必呢？她可不是像他们那种脑筋，一棵树上吊死的。果然，艾克不让她走了。她好歹哄他站起身，离开咖啡座，挽着他的胳膊，将他送往电梯。那两个年长的对阿三说道再见，就要从她手里接过艾克。可是艾克却搂住了她，怎么也不松手。小姐为他们扶着电梯门，等他们进去。可他们却拉扯成一团，无从分手，阿三对艾克百般温柔，劝他松手。那两个显然恼火了，有个性急的，竟把阿三从艾克怀里往外拽。这情景说实在很不像样。一些人从他们身后走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上去了。小姐静立在他们身后，等待他们了断后再开电梯门。而他们相持不下。

他们奇异的姿态引来了人们的目光，那些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地低头走过，装作看不见，喜欢看热闹的中国人则不然了，都往这边引头伸颈地张望。阿三心慌了，觉得大事不好，她带着求饶的目光对拉她的那个说：先上楼再说吧。想不到这话更加激怒了他，他一直对阿三没好感，她莫名其妙地参加进来，搅和了这个夜晚。阿三越向他解释，他越以为阿三是非进艾克的房间不可。他们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对这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毫不了解。他们的心情一直很紧张，到了这时，受侵犯的恐惧就忽然成了事实。最终，他竟然叫起了“警察”。

此时，大堂里秩序依旧，钢琴在弹奏《魂断蓝桥》的插曲，《一路平安》。

柏树终于走出视野，车停了。车门打开，那个年轻的女警察先下了车。然后，劳教人员络绎而下。阿三下车时，感觉有人在背后推了一下，险些儿没站住脚，几乎是从踏脚上跳下去的。她回头一看，正是那个先前做下流手势的女劳教，她若无其事地迎着阿三的目光，阿三瞪了她一眼。全体下车后，按照出发前分好的组排成小队，由前来迎候的管教中队长带领去各自的队里。

行李卸下来了，各人提了各人的，走进这坐落于空旷农田中的大院。正午过后的阳光静静地照着，院子里除了她们这些新来的，没有别人。院墙上方是黛色的山影，由于天气晴朗，边缘分明，连萦绕不绝的白色雾气都清晰可见。阿三和另两个女孩属一个中队，包括那向她寻事的。阿三的头上扣了一顶草帽，压得很低，帽檐的暗影完全遮住了她的脸，走在前边的中队长是瘦高的个子，穿着警服，没戴帽子，一束没加修剪的马尾辫垂在背上，她一直没有回头，似乎确信她们是跟在背后，老老实实地走着。走到院子深处的一个巷口，她拐进去了，前边是一扇铁门，她摸出钥匙开门，里面是一个天井，天井的三面是房间。房门口坐着一个女孩，手里编织着一件毛线活，一见中队长便站了起来。中队长让阿三几个在几张空床上安顿下来，先吃午饭。因考虑到她们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就照顾休息到两点，再去工场间劳动。说话间，那房门口的女孩已替她们打来了三暖瓶热水和三盒饭菜。

阿三看看表，已经一点多了，她把被褥铺开，在床沿坐下，没有去动铁盒里的饭。那两个已经与这一个老的熟识起来，问她为什么不去工场间，回答说是“民管”，就是负责管理劳教们生活的。她们开始吃饭，铁勺搅得饭盒当当响。吃着吃着，其中一个便哭起来，说她父母要知道她在吃着这个，不知要多么伤心。老的就劝她，说吃官司都是这样的，再说，她父母在上海，怎么会知道？寻阿三事的那个则冷笑说：你会吃官司吧，不会吃官司不要吃。听起来是蛮横无理的，阿三看着她，心想这是头一个难对付的，她和阿三不是在一个收容所里，到了车上才第一回见面，阿三不知道她为什么对自己有仇。

阿三在床上躺下，伸直身子，双手枕在脑后。她看着门外的太阳地，太阳地上有一个水斗，边上放着一双鞋刷，在太阳下暴晒着。虽说是十月份，可是这里的太阳依然是酷热的。几个苍蝇嗡嗡地盘旋着，空气里散发有一股饭馊气。床头的那三个压低了声音在说着什么，很机密的样子。然后，两点钟就到了。

阿三的新生活开始了，来农场之前，阿三从收容所写给女作家一封明信片，请她帮忙送些日用品和被褥来。女作家来了，借着她的关系和名声，允许在办公室里和阿三单独会面。一上来，她几乎没有认出剪短了头发的阿三，等认出了，便说不出话来了。停了一会儿，阿三不好意思地一笑，说：现在，从你客厅走出来的，不仅是去美国，还有去吃官司的。女作家讥讽道：谢谢你改写历史。又干坐了一会儿，女作家打开她带来的大背囊，将被褥枕头，脸盆毛巾一件件取出，摆了一桌子，最后，将那大背囊也给了她。告诉她，已经将她的房子退了，东西暂时放在她家，还有一些带不走的，她自作主张送了隔壁的邻居，那一堆旧画，她想来想去，后来让评论家一车拉走，但是她让他写了个收据。阿三这时插嘴说：给他干吗？一把火烧掉算了，女作家并不理会，将一个小信封塞在她手里。阿三一看，是五百块钱，就说：以后我会还你。女作家说了声不要你还，声音有点哑，几乎要落下泪来。阿三皱了皱眉头，就站起来要进去，女作家说：我好不容易来了这里，你倒好，才几分钟就要我走路。阿三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要我家里人来吗？就是不想看他们哭，现在，你代他们来哭了。女作家咬着牙说：阿三，你的心真硬啊！说罢站起身就走了。

现在，阿三的新生活是在羊毛衫后领上钉商标。商标要用两种线钉上，朝外的一面是分股的羊毛线，朝里的一面是丝线，两面都不能起皱。许多人都干不来这活，大批的需要返工，阿三却立刻掌握了。

这批活是生产大队长硬从上海的乡镇企业手里争来的，以缴纳管理费为条件。交货的期限本来就卡得死，再加上交通不便，又需要一个提前量。因为活计难做，老是返工，拖了时间，如今只得加班。大队长几乎一个星期没有睡觉，喉咙哑了，眼睛充血，嘴上起了一圈泡。如今，农场需要自负盈亏，农田上的产值毕竟有限，还是要抓工业和手工业，干部们调动了所有的，也包括劳教人员在内的社会关系，争取来一些活儿，往往都是条件苛刻。由于这些活儿都是从各处求来的，每一种都需要现学现做，这些劳动力又是流动的，无法进行技术培训，都是生手，因此便大量消耗了时间和体力。眼下这批羊毛衫的加工单，一上手大队长便明白她是被吃药了。显然是那乡镇厂自己吃不下来，转嫁于他们的，还可以从中赚取管理费。每一道工序都是难关，都需大队长亲自攻克，再传授传教。现在来了一个心灵手巧的阿三，大队长真有些喜出望外。她几乎要把她供起来，让那些手脚笨拙的女孩为她送茶送水，绞湿毛巾擦脸，不让她离开缝纫机半步。

阿三在这机械的劳动中获得了快感。羊毛衫在手里听话而灵活地翻转着，转眼间便完成一件。在她手下折叠羊毛衫的人，都几乎是被她催逼着，不由也加快了手脚。工场间里所充斥的那股紧张的劳动气氛，倒是使这沉寂的丘陵上的大院活跃了起来，增添了生气。时间就在这样的埋头苦做中过去了，天渐渐黑到了底，开了电灯，饭车早已等在外头，就是停不下来去吃，却也不觉着饿。人，就像一件上了轴的机器，不停地运作下去。

阿三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她好像来到这里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十年二十年，一切都得心应手，异常顺利。

阿三甚至有些喜欢上了这劳动，这劳动使一切都变得简单了，它填满了时间，使之不再是难捱的。有时候，她猛一抬头，发现窗外已经漆黑一片，而窗里却明亮如昼，机器声盈耳，心里竟是有些温馨的感动。只是那张床铺是她几乎不敢躺上去的，一躺上去，便觉浑身再没一丝力气，深深地恐惧着下一日的到来。她甚至是不舍得睡着，好享受这宝贵的身心疏懒的时间，可是不容她多想，瞌睡已经上来，将她带入梦乡。就像是一眨眼的工夫，哨子又响了。天还黑着，半睡半醒地磕碰着梳洗完毕，就走去工场间，那里亮着灯，生产大队长已经干开了。每个人都怀疑着究竟是昨天还是明天，是早晨还是夜晚，就这么懵懵懂懂地又坐到了机器前边。当身体第一阵的软弱和不知所措过去之后，一切就又有了生气，又回到了昨日的节奏。不过体力却是新生的，像刚蓄满的水。接着，天就亮了。

现在，阿三成了技术指导，有哪一处没法解决的，阿三去了，便解决了。大队长看她的眼光里，几乎流露出讨好的神色。作为生产大队长，她最苦恼的是她不能够挑选她的劳动者，这阿三，真就是天上掉下来的。由于对阿三的偏爱，不自觉的，她便也比较袒护她。比如阿三新蓄起修尖的长指甲，她就装作看不见地过去了。可是这却被同屋的劳教告发到中队长那里，受到扣分的处罚。

阿三知道是谁告发她的。

这是十六铺一带十分有名的人物，绰号叫“阳春面”，意思是她的价格仅只是一碗阳春面。这使她在劳教中处于低下的地位。而像阿三这种她们所谓的，做外国人生意的，则是她们中间的最上层人物。随之排列的是港台来客，再是腰缠万贯的个体户。阳春面的对象，却主要是来自苏北的船工。这使她对阿三怀着特别嫉恨的心情。但恨归恨，却还不至于让她事事向阿三挑衅，理由还有一条。

就像阳春面的来龙去脉在人们中间相互流传一样，阿三的流言也在劳教中间传播。那就是当她为自己辩护时，对承办员所说的：我不收钱的。就这样，阿三也有了一个外号，叫“白做”。阳春面对此一方面是不相信，觉得她是说谎抵赖假正经，另一方面却愿意相信，这样她似乎就可以把阿三看低了。因此，当她向阿三寻衅的时候，也是带着些试探的意思，试什么呢？似乎是，连她自己也不能确定的，试一试，她能不能与阿三做朋友。这种心情既是复杂的，又是天真的，甚至带有几分淳朴。

阿三当然知道自己的绰号，但她不动声色地听凭它悄悄流传。她才不屑于和她们计较。其实，当她对承办员说出那句“我不收钱”的时候，心里立刻就后悔了。她怎么能期望这个刚从专科学校毕业的，唇上刚长出一层绒毛却一脸正气的年轻人，理解这一切，这是连她自己都难以理解的啊！事实上，说什么都是白说，什么都无法改变，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总算，还都过得去。好虽好不到哪里去，可也决没坏到哪里去。

那远处的黛色的山峦，看多了，便觉出一股寂寞，茶林也是寂寞的，柏树是寂寞之首。

阿三原本是不搭理阳春面的，可她那些粗鲁委琐的小动作，也实在叫她腻烦了。她也没有大的冒犯，因阿三是生产大队长的红人，真惹翻了她不合算，所以她只能小打小闹地骚扰她，比如偷她热水瓶里的开水，搞乱她的床铺好叫她扣分，藏起她的东西让她四处寻找，还就是努力传播流言蜚语，阿三终于决定要有所反击。她也不愿意把事情弄大，毕竟还要继续相处下去，何苦结个仇人，叫这日子再难受一些。但这反击必须要有效果，给她以彻底的教育，从此觉悟过来，决不再犯。阿三窥伺了几天，终于等来了机会。

这天，出齐了一批货，新的订单要下一日才来，破天荒让大家睡个午觉，大家都睡着了，阿三处于睡午觉时常有的半睡半醒之中，忽感到眼皮上有一丝热掠过，睁开眼睛，一道亮光一闪，她便去捕捉光的来源。最终发现是一面小镜子的反光，正来自于阳春面睡的斜对面的上铺。阿三暗暗一笑，悄悄地下了床。屋里一片酣畅的鼻息声，使这阳光灿烂的午后，显得分外的寂静，阿三走过去，蹬着下铺，猛地将她被子揭开一角，原来她正躲在被窝里，对了小圆镜修眉毛。

她涨红了脸，随后讨好地递上钳子和镜子：你要修吗？阿三没有接，只看着她的脸，笑着说：你看怎么办？阳春面垂下了眼睛：你也去报告好了，阿三说：我不报告，队长扣你的分，我有什么高兴？大家都是吃官司，都想日子好捱点，何必作对？你说是不是？说罢，将被子朝她脸上重重一摔，下去了。阳春面就这么被子蒙了脸，一动不动地躺到吹哨子起床。然后，一夜相安无事。第二天也安然过去。第三天，阿三在摇横机，是做一种花色编织衫，能上机的没几个，其余的都打下手，缝衣片，排花线，搬运东西。阳春面主动给阿三倒来一杯开水，一喝是甜的，里面掺了蜂蜜。阿三说声“谢谢”，她竟像个孩子似的红了脸。晚上，阿三在枕头下看见一张字条，歪七扭八写了几个字，称她为阿姐：阿姐，我一定对你忠心。阿三又好笑又厌恶，将纸条扔了。

在这里，盛行着结伴关系，几乎都是成双成对，同起同坐。尽管朝夕相处却还互传书信。晚上熄灯之前，各自伏在枕头上写着的，除了家信，就是这种倾诉衷肠的字条了。是为生活上照应，也是为聊解寂寞。阿三对此很觉恶心，由于她的傲慢，又由于她因生产大队长器重的特殊地位，没有谁向她表示过这种愿望，而现在，阳春面找上她了，她几乎有些后悔那日的反击，这样的结果倒是始料未及。比较起来，她似乎更情愿受些小欺负，因此，她比先前还要躲着阳春面，唯恐招来她的殷勤。

可是阳春面却很执著。她有些认死理的，一旦决定了要与阿三好，便绝不改变了。倒真合了她纸条上的誓言：我一定对你忠心。阿三的热水瓶已经由她承包，阿三的衣服不是她抢去洗，就是抢着收，抢着叠，整整齐齐地放回到阿三的床上。晚上，她泡方便面，必定也要替阿三泡一袋。出操站队，她则不时地隔了几个人回过头，朝着阿三颇有含意地笑一笑。

起初，阿三采取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态度，可到底经不住这样坚持不懈地对她好，就对阳春面说，只要不来捣蛋就行了，完全不必如此厚待，叫人受之有愧。不料她却正色说道：阿姐，你一定还在为以前的事生我的气，我其实已经向你认错，你为什么还不肯原谅我。阿三说：我并没有不原谅你，你我之间的事就算两清了。她则说：你这么说，就是不原谅我，说罢眼圈就红了，要哭的样子。阿三不胜其烦，赶紧说：好了，好了，算我没说过这些话。于是，一切如故，阳春面继续待她好，她继续置之不理。

这里的生活，只要不去多想，也还是容易习惯的。由于起居的有规律和受约束，阿三反倒气色好起来，长期以来的黑眼圈消失了，身体比以前健壮了，有时候，她被生产大队长召去讨论一个技术问题，得了允许走出中队的铁门，走在宽阔的大院里，竟还有着自由的感觉。她想：这有什么不好？这样也挺好。在这青山环抱中的四堵白墙里面，人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欲望，便也轻松了。阿三又不像那些女孩，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争个不休。她们明里和暗里比较着谁比谁长得好，谁比谁家里阔，谁比谁男朋友多，然后借着些由头抢占上风。阿三好笑她们无聊和愚顽，看不开事理，落了这样的地步还凡心不灭。岂不知其实她是比她们都要来得危险，因为她不像她们那样，一小点一小点地释放了欲望。她把欲望压抑着，积累着，说不定哪天会爆发出来，酿成事端。

工作不那么忙的时候，七点来钟就放了工，梳洗完毕，离熄灯还有一刻钟二十分钟，阿三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门前，望着碧蓝的夜空，心里是安宁的。好，现在可以去想些别的了，可是想些什么呢？她并不知道，于是什么都不想，只看那天空。这是城市里所没有的天空。没有一点遮掩和污染，全盛着一个空了。这才叫天空呢！使人想到无穷的概念。这种仰望的时间也无须多，正好就是熄灯前的一小会儿，让人将心里的杂念沉淀下去，却不至觉着空落落的没意思，就够了。人也乏了，呵欠一个接一个，起身回到屋里，上了床转眼间便睡熟了。

时间这么过去，春节就要来临，由于阿三劳动出色，大队批准她在春节期间接受家属探望。批条发到阿三手里，她并没有寄出而是悄悄撕了，谁都没有注意这个。直到春节来临，并没有人探望阿三，也不使人奇怪。因这些女孩们的家属，不少是大为恼怒，发誓永不见面的。发出去的接见批条没有回音，是常有的事。阳春面却来管闲事了。大年初一，大家坐在礼堂里等着场部电影院来放电影，阳春面硬挤在她身边，凑到她耳边说：阿姐，为什么不让家里人来接见？阿三偏偏头，躲开她嘴里的热气。这个女人，总是使她感到污浊，压抑不住嫌恶的心情。你不要多管闲事，好不好？阿三说。你家里人不肯认你了？阳春面依然热切而同情地凑着她的耳根，毫不顾忌阿三的脸色。阿三决定不理睬她，就再不回答，阳春面便不追问了。阿三以为完了，不料停了一会儿，她却无穷感慨地吐出两个字：作孽！

接下来的几天里，阳春面都对阿三无限体贴，几乎称得上是温柔。她替阿三打饭，阿三这边一吃完，那边茶已经泡好了。阿三要睡觉，被子就铺好了。阿三钻进被窝，闭上眼睛，避免去看她那张布满同情的伤感的面孔。感觉到她正将自己脱下的衣服一件件理好，放在椅子上。还轻着手脚，小心翼翼地替她掖了掖被角。这天晚上，因为过节，大家都去中队长办公室看电视，只有她们两个，一个躺，一个坐。阿三敛声屏息地躺在被窝里，没有一点睡意。她又生气又发愁，不知应当如何结束这种滑稽可笑的“单恋”。

春节过去，即便是在这样单调的满目空旷的环境里，依然可以感受到春意。远处的山影由黛色变为翠绿，好像近了一些似的，几乎可以分辨出那造成浓淡阴影的不同颜色的树木。四周围的茶林开始长叶了，有嫩绿的星星点点。风里面，是夹着草叶子的青生气。阳光，也变得瑰丽了，尤其是傍晚时，彩霞布满天空，有七八种颜色在交替变幻。这一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热闹的气氛，人心也变得活跃了。

就因着这种活跃，事情也多了。

最初是两个女孩因为错用了茶缸而斗起嘴来。这类事情以前也三天两头的不断，可是这次却不知怎么，其中一个忽然火起，将手里一盆菜汤兜头向另一个泼去，然后就扭打成一团。队长闻声过来，喝都喝不住，只能叫人们将她俩拉开。人拉开了，骂声却不断，互相揭着底，都是以往好成一团时交的心，如今都拿来做攻击的武器。最后是以双方都关禁闭而告结束。这事以为是过去了，其实是个开头。不过两天，又发生了一起，其中一个甚至试图自伤，用摔碎的茶杯的玻璃片在胳膊上割出血来。这一回是连手铐都用上了。这种暴烈的事件，就像传染病似的，迅速地在各个中队蔓延开来，并且越演越烈，都得了人来疯，每人都要发作这么一场。这一阵子可真是乱得不成样子，成天鸡飞狗跳。有时从工场间回到宿舍，才只几分钟，就听那边闹起来了。一场惊天动地过去，之后则是格外地平静，那哭过吵过的，就变成了个乖孩子，抽抽噎噎地上了床，能太平好一阵子。问题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里太平了，那里呢，就该登场了。什么时候能有个完呢？

开春的日子，人们处于一种失控的状态，个个都是箭在弦上。同时又人人自危，生怕会遭到侵袭。那些队长们，比她们更紧张，时时不敢松懈，想尽了安抚的办法：放电影，改善伙食，个别谈心，增加接见。可这些就像是火上浇油，反使得人们更加肆意放纵。这是个可怕而危险的时期，天天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平时相处熟悉的人，忽然都变得陌生了，不认识了，大家都别扭着，谁也碰不得谁。队长召集那些所谓“自控能力强”的劳教开会，阿三也是其中之一，动员她们一起维持正常秩序，在各自的宿舍里产生稳定的影响。可是，事情还是一桩接一桩地发生，酿成越来越剧烈的后果。终于有一个采取了最惨烈的行为，并且成功了。那就是将一把剪刀吞进了肚子。救护车连夜将她送进总场的医院，汽车的引擎声在暗夜里分外地刺耳，久久萦绕于耳边，将这丘陵地带的夜晚突出得更加寂静，而且空旷。

这一夜，人们悸动不安的心，被巨大的恐惧压抑住了，个个都敛声屏息。关于这类事件的传说听得很多，亲眼所见却是头一遭。人们想，那女孩子立即就要死了。她的衣服，被子，碗筷，静静地放在原先的地方，已经染上了死亡的气息，看上去阴惨和感伤。人们睡在床上，却都没有合眼。月亮是在后半夜升起的，格外地明亮，院子里一地的白光。阿三起来上厕所，在院子里停了一会儿，她呼吸着带着潮气的清新空气，心里一阵清爽。这时候，她隐隐地体会到，在一场暴戾过去之后，那股宁静的心境。她甚至想，这么安宁的夜晚是以那女孩的生命换来的。

可是，当早晨来临，有消息说那女孩当晚在总场医院动了剖腹手术，生命已经没有危险，再过一周就可拆线出院。大家就又像没事人一样。昨晚的事变得平淡无奇，那恐惧的气氛烟消云散。然后，又有一种说法兴起了。那就是吞剪刀根本死不了人，农场曾经发生过吞缝衣针的，并且，那缝衣针至今还在肚里，那人不还好好的，劳教期满，回了上海，现正在青海路卖服装呢！好了，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波动的情绪没有一点改变，继续酿成事端。

现在，闹事已变成家常便饭，人们见多不怪。好像是非要引起大家注意似的，事情的激烈程度也不断升级。但所能唤起的反应已经不那么严肃，大家都有些看热闹似的，还跟着起哄，嬉笑，越来越成了闹剧，这类事对阿三的刺激，也逐渐为厌烦的心情所替代。这天，她们寝室里又在闹了，人们也不知是劝解还是激将，把两个当事人推推搡搡地轰来赶去。阿三推开门走出去，抱着胳膊站在院子里，等事情过去再回房间。不一会儿，阳春面也来了，颇有同感地说：真是烦死了。阿三照例不理她。过了一时，她忽凑到阿三耳边，神秘地问：你知道她们都是为什么吵吗？阿三不回答。她接着说：春天到了，油菜花开了，所以就要发病了。

阿三不由惊愕地看她一眼，这一眼几乎使她欢欣鼓舞，便加倍耸人听闻地说道：对于这种病，其实只有一帖药，那就是——说着，她做了一个手势。阿三曾经在来农场的汽车上看见过这个手势。阿三厌恶地掉转头，向寝室走去。阳春面先是一怔，随后便涨红了脸，她冲着阿三背后破口大骂道：你有什么了不起的！给外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她的骂声又尖又高，盖过了整个院子的动静。有一刹那，院子里悄无声息，连那正进行着的吵闹也戛然而止，就好像是，意识到有更好更新的剧目登台，就识趣地退了场似的。

阿三冲进房间，将房门重重一摔，那“砰”的一声，也是响彻全院的。这种含有期待的静默鼓舞了阳春面。她被压抑了很久的委屈涌上心头，她想她一片真心换来的就是这副冷面孔，她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她扑簌簌地掉了一串眼泪，然后指着那扇被阿三摔上的门骂开了。

为了和阿三交朋友，她其实一直违着她的本性在做人。她极力讨阿三喜欢。因为阿三不骂脏话，所以她也不骂脏话；因为阿三对人爱理不理，她也对阿三以外的人爱理不理；甚至因为阿三拒绝家人探望，她也放弃了一次探望的机会。她暗中模仿阿三的举止行动，衣着习惯。虽然每个人只被允许每季带三套衣服，可她们依然能穿出自己的个性。然而，这一切努力全是白搭，阿三根本看不见，她的心高到天上去了。可这又有什么区别呢？不是还和大家一起喝青菜汤。阳春面心里的怨，只有自己知道，不想还好，想起来真是要捶胸顿足。

她压制了几个月没说的污言秽语，此时决了堤。她几乎不用思想，这些话自然就出了口，并且，是多么新奇，多么痛快，她又有了多少发明和创造。人们围在她身边，就像看她的表演。她越发得意，并且追求效果，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引起阵阵哄笑。她的眼泪干在脸上，微笑也浮在脸上，她只遗憾一件事，那就是阿三为什么不出来迎战。因此，她又气恼起来，更加要刺激她。她的谩骂基本围绕着两个主题，一个是给中国人×和给外国人×的区别，一个是收钱和不收钱的区别。她的论说怪诞透顶，又不无几分道理。有时候，她自觉到是抓住了理，便情不自禁地反复说明，炫技似的。

她骂得真是脏呀！那个年轻的还未结婚的中队长，完全不能听，她捂着耳朵随她骂去。这些日子她也已经厌倦透顶，疲劳透顶，只要动嘴不动手，她就当听不见。

阳春面被自己的谩骂激动起来，情绪抖擞。她还有无穷无尽的话要说呢！并且都是妙不可言。她的眼睛放光，看着一个无形的遥远的地方。她完全没有发觉，在她面前的人群闪开了一条道，从那里走来了阿三，煞白着脸，走到她跟前，给了她一个巴掌。她的耳朵嗡了一声，就有一时什么也听不见。这时她才恍惚看见了面前的阿三，似乎将手打疼了，在裤子上搓着，搓了一会儿，又抬起来给了一下。这一下就把她的牙齿打出血了。她抹了一下嘴，看见了手上的血，这才明白过来。她说不出是气恼还是欢喜。阿三到底还击了。她不理她，不理她，可到底是理她了。她带着些撒娇的意思，咧开嘴哭了。

阿三却一发不可收拾了。她抡起胳膊，一下一下朝阳春面打去，她感觉到手上沾了阳春面的牙齿血，眼泪，还有口水，心里越发地厌恶，就越发地要打她。她感觉到有人来拉她的胳膊，抱她的腰，可她力大无穷，谁也别想阻止她打阳春面。这时，她也感到一股发泄的快感，她也憋了有多久了呀！她原先的镇定全都是故作姿态，自欺欺人。她体验到在这春天里，油菜花开的季节，人们为什么要大吵大闹的原因。这确是一桩大好事，解决了大问题。她根本看不见阳春面的脸，这张脸已经没了人样，可阿三还没完呢！她的手感觉到阳春面的身体，那叫她恶心，并且要阳春面偿还代价，谁让她叫她作呕的？

人们都惊愕了。不曾想到阿三也会发作，就如同队长们所认为的，阿三是属于自控能力强的一类，在这样的地方，她还保持着体面，人们称她是有架子的。可大家也并不排斥她，因她是生产大队长的红人，却并不仗势欺人，如同有些人一样。于是都与她敬而远之着。而她的这一发作，顿时缩短了她们之间的距离。人们一拥而上，强把她拉住，拉又拉不住，反遭到她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攻击，只得放开手，哄笑着四下逃散。这哄笑严重地刺激了阿三，她忘记了她已经错过严肃的闹事阶段，正处在一个轻佻的带有逗乐性质的时期，别指望谁能认真地对待她的发作。现在，阿三的攻击失去了目标，她抓住谁就是谁。院子里一片嘈杂，大家嬉笑着奔跑，和她玩着捉迷藏。最后，阿三筋疲力尽，由于激动而抽搐起来，颓然躺倒在院子的水泥地上。正午的日头，铁锤般的，狠狠砸在她的胸口。

自此，阿三开始绝食。起初，中队长为防止她自伤，给她上了手铐，后来以为她的绝食是为抗议上铐，便卸下了。可她依然不吃不喝，躺在床上。人们都去工场间了，只剩下民管和她。民管开始还守着她，与她说着开解的话，可统统没有回应，便也觉着无趣，自己坐到了门口。太阳很温和地照耀着，地上爬着一个奇怪的小虫子。她说：你来看呀，这里有一个怪东西，我保证你从来没见过！没有回答，她只得叹口气，不再说话了，等到晚上收工回来，人们看见她床边放着一动未动的饭盒，便都轻着手脚，不弄出一些儿声响，好像屋里有着一个重病的人。隔壁寝室的人也都过来，伸头张望一下。还有的陪坐在阿三的床边，对着她叹气。她的床边堆起了各种吃食，凡是小卖部能买到的，这里都有。有刚接受家人探视的，就将家人带来的好吃好喝贡献出来。似乎，这些能够诱使阿三放弃绝食，重新开始吃饭似的。

只有阳春面，一个人远远地躲在角落，不敢走近阿三的床铺。她脸上还留着阿三打的青肿。她本来也想跟着阿三绝食，是表示我不怕你不吃，还是表示声援，连她自己也弄不清的。可到底理由不充分，撑不起那股劲，熬不过肚子饿，也熬不过同伴与队长的嘲骂，只得照常吃饭。队长过来几次，劝阿三进食，见阿三不理，火了。嘴上说：后果你自己负责，心里却打着鼓，预备着再过一天，就送去总场医院输液。

阿三睡着，并不觉得怎么饿，她陷入一种深刻的反省。她想，她怎么能够在这样的生活里，平静地忍耐这么久。她这半年多是怎样过来的啊！所有的一切：钉商标，摇横机，缝衣片，打包，装车，再卸车；出操，上课，用铁盒吃饭，把头发剪短，指甲也剪短；一季只能换三套衣服，劳教们的污言秽语，结伴的情书，争风吃醋；还有阳春面的献媚献殷勤……一切的一切，多么叫她厌恶，烦闷，还不如死了好呢！

想到死，她倒平静下来。她回顾自己近三十年的生活，许多人和事都历历在目。这些人和事在此时此地来临，竟使她激起了小小的兴奋。她想她也算是经历了跌宕起伏，领略了些声色，虽然没有把握在手的，可这正应了一句话：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什么不是曾经拥有？生命都是曾经拥有。因是这样的计算得失，她对自己的人生就感到了满意，深觉着，死并不是可怕的，甚至都不是令她伤感，而是有些欣悦的。

她头脑特别清醒，思绪是轻快的，好像喝得微醺时的说话那样，带着些跳跃的动态，有几次她睡着了，思绪却还照旧，迈着小碎步前进，带出许多画面，也都是活泼有生气的。她放下一切的责任，感到轻松得无所不往。所有人的说话声都成了耳边风，对她没有丝毫意义，全是白费劲。她这样很好，真的非常好，现在，闭着眼睛，她都看得见那高院墙后头的，远远的山影，在春天的明媚阳光下，变成了翠绿，有一些光点，野蜂似的嗡嗡飞舞着。

第四天的早上，阿三被送到了总场医院。

为了防止她拔去输液管，她的手臂被固定在床上，不能动弹。她反正是个不在乎，对她说什么也听不见。然而，随着葡萄糖液输进体内，她的思绪却变得迟缓了，并且笨重起来，与此同时，身体则蠢蠢欲动，一些感觉复活了。她觉出了饿。开饭时间，病房里的饭菜气味唤起着食欲，耳朵积极地捕捉着别人的谈话，并且力求理解。可是困倦袭来，她睡熟了，人们的谈话在她耳畔渐渐消散、远去，再也听不见了。

这一觉睡得可是真长。当她醒来的时候，费了很长时间，她才慢慢明白过来，了解了她的处境。

她发现房间里暗暗的，不是夜色，而是幽暗的日光。同屋的人都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盈耳是一股绵密而柔和的沙沙声。后来，她看见病房的门开了，有一个人进来，靠门放下一把湿淋淋的伞，她才明白外面在下雨。这人朝她走来，是生产大队长。

大队长走到她床前，看了她一会儿，说：好了，你也作够了，面子也挣足了，还不行吗？停了一下，又说：生产任务这样紧，我还来看你，全大队都知道了，你的面子还不够吗？阿三躲开队长的眼睛。大队长说：你总要给我一点面子，也要给人民政府一点面子。后一句话说得很有意思，两个人不禁都微笑了一下，又都赶紧收住了，可是气氛到底是松弛下来。

大队长扑通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下，将两条腿伸直了，双手压在腿下，撑着肩膀，舒展了一下身体，说：我晓得你们个个心里都觉得委屈，到这种穷乡僻壤来吃苦，心里不知怎么在骂我们；可是两年、三年一到，你们不都又要回上海去了，又是灯红酒绿，而我们呢？我们还要在这里待下去，我们委屈不委屈呢？我晓得我不应当与你说这种话，你也不必要理解我们，只要我们理解你就行了；可是，是人，总要将心比心。说到此处，大队长忽然忧伤起来，眼睛看着前方，想开了心事。

阿三朝她看了一眼。看她年轻的脸颊上没有一丝皱纹，目光很清澈，只是肤色不好，青黄色的，是缺觉的颜色。阿三心里暗想，大队长其实不难看，只是这套警服穿坏了她。

大队长忽然出声地笑了，说：有一次，和一个劳教谈话，她告诉我们，在上海的什么宾馆做了什么生意，什么宾馆又做了什么生意，说到后来，她就说，队长，你们不要问我去过什么宾馆，就问我没去过什么宾馆，你说，叫我们怎么问？她回过头看阿三，两个人的眼睛相遇了，停了一会儿，又闪开去。大队长向周围扫了一眼，病人们躺在床上，都闭着眼睛，似乎都入睡了。病房里很静，窗外还响着绵密的雨声。大队长说：你知道是什么支持我们在这里生活？阿三摇摇头。那就是，在这里，我们比别人都好。大队长看阿三的眼光里，既有着示威，又有着恳求，好像是：我把底都交给你了，你还不给面子吗？

阿三的绝食在这天晚上结束，前后一共坚持了六天。第一次进食的时候，她略有些不好意思，觉着人们都在嘲笑她。可是没有人注意她。似乎事情的开头与结尾，都在人们意料之中，没有一点特别的地方。这就更叫她难为情了，她好像吃偷来的食物似的，喝完一盆稀饭，然后在床上躺下，希望别人把她忘记。她头一回神志清醒地打量这间病房，这是要比普通病房更为整洁和安静，因为没有人来探视，病人也守纪律，一共有八张床并排放着，略微偏一偏头，便可看见窗外的树丛。枝叶里掩着一盏路灯，白玉兰花瓣的灯罩，透露出一些城市的气息。晚饭在下午四点半就开过了，剩下来的夜晚就格外地长。这时候，病房里总是稍稍有一些活跃，人们轻声聊着天，声音清晰地传入阿三的耳中。

她们在议论离总场最远的男劳改大队，一个犯人逃跑了。前一日的夜里，场部出动了三辆警车搜捕，至今没有结果。阿三看看窗外逐渐暗下来的天，那路灯亮了，因为电力不足，发出着昏黄的光。她想她怎么没有听见警笛的声音呢？继而又想起从上海来时，路上所见的孤独的柏树，在起伏不平的丘陵上，始终在视线里周游。

又过了一天，大队长用送货的卡车，捎回了阿三。阿三坐在车斗里，颠簸着。高地上的小麦都黄了梢，洼地的水田里，秧苗已插上了。茶叶绿油油的，远近的山丘，也都变得青翠。不知从哪里冒出一些树丛，形成一些绿色的屏障。连那柏树，也都成了对似的，这里两棵，那里两棵。天空飘着几丝白云，转眼间便被蓝天溶解，渗进了天空。阿三心里涌动起一股生机，她眯缝起眼睛，抵挡着风里的尘土。田野的景色，推远了，推到地平线上，成为狭长的一条。

生活再次照常进行。工场间的活堆成了山，收工的时间越推越迟，连出操上课的时间都挤掉了。寝室里的那种癫痫似的发作还时有发生，不过频率显然稀疏下来，好像是，那股子劲已经过去。随着夏季的逼近，人们的骚动情绪也渐渐被慵懒和倦怠所代替。人们都变得沉默了。至于阿三呢，果然如生产大队长所说，挣足了面子。大家对她都有些新认识，怀着折服的心情。阳春面则不敢接近她了，远远地躲着，这倒使阿三很满意。要说，日子是比先前好过得多，可是，阿三的心情却再不是先前了。

现在，当一切不习惯都克服了，为了适应严酷现实的全身心紧张，终于松弛，她这才认识到这生活的不可忍受。她就好像睁开了眼睛，看清了现实。原先，在这里活动着的，只是阿三的皮囊，现在，阿三的魂回来了。阿三想：时间只过去了大半年，剩下的一年多该怎么过啊！阿三真是愁苦了，她夜里睡不着觉，各种念头涌上脑海，咬噬着她的耐心，她明知道不能想这些，可偏偏就要想这些。她的脸瘦削了，下巴尖成了锥子。她每顿只吃猫食样的一口，经常地头晕。而她却像自虐似的拼命做活，一双手好像不是手，是工具，应付着各种劳动。只要仔细地去看她的眼睛，就知道她在受着怎样的煎熬，她的眼光变得锐利，闪着炽烈的光芒。她比以前更少说话，一天到头，听不见她一点声音。她无形中散播着压抑感，她在哪里，哪里的空气就变得莫名其妙的沉闷。

可是，在这种机械的生活中，人都变得麻木，而且头脑简单，没有人看到阿三的变化。只有一个人看见了，那就是老鼠躲着猫似的躲着阿三的阳春面。那一大场事故发生之后，阳春面却感到与阿三更贴近了。这种交手似乎消除了她与阿三之间的隔阂，虽然表面上她再不能走近她了。现在，阿三的所思所想，阳春面都一清二楚。只有她知道，阿三撑不住了。她真心地为阿三发愁。她知道，照这样下去，阿三得垮。这日子不是阿三这样过法的。

阿三不知道，在她痛苦的时候，有一个人比她更痛苦。并且，在她一筹莫展的时候，却有一个计划在那个人心中慢慢地形成了。

这一天，已经收工了，阿三却因为有一些活计需返工，留在了工场间，阳春面自己要求替她打下手。大队长同意了，阿三懒得反对，装作没听见。等人都走空以后，她忽然走近阿三，说道：阿姐，你跑吧！由于出了这么个好主意她兴奋得几乎战栗起来。阿三惊愕地抬起头，看着她凑得很近的脸，这张脸在日光灯下显得极其苍白，鼻凹里有粗大可见的毛孔，额角上还有一个乌青块，是她打的。

阿姐，你跑吧！阳春面又说，她压低了声音在空阔的安静下来的工场间里，激起了回声。

我晓得你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你在这种地方呆不下去，你跑吧！跑到南方去，那里都是外来人，不需要报户口，特别好混！

阿三镇静下来，她在心里掂量着阳春面的话，揣摩着这话的真伪虚实。

听那些二进宫、三进宫的人说，每年都有人跑，有一些再也没有回来过；出了大门，往后面山上去，先找个地方躲着，等天黑了，再翻下山去，那里有农民的房子，你给他们钱，在那里住一夜，第二天早上走到公路搭上卡车，就可以到火车站；真的，我都帮你打听清楚了，那些农民很贪钱的，多给些钱，他们都会送你去车站，不过，你不能说你是从这里去的，你不说，他们其实也知道，只是这样就没有责任了；你要跑，我会帮你应付，瞒过一夜就好办了。

阿三的眼睛慢慢地从阳春面脸上移开，埋下头重新工作，缝纫机声又嗒嗒地响起了，阳春面一脸失望，她喃喃道：你不相信算了，可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她离开阿三，远远地缩在角落里，双手抱着膝盖蜷在纸板箱上，眼睛望着窗外出神。她的脸色变得忧郁而且严肃，流露出受到巨大伤害的表情。

深夜，万籁俱寂，阿三轻轻地翻转身子，手伸到枕套里，撕开枕头上的一块补丁，在木棉芯子里摸索到一卷纸币，是女作家给她的五百块钱。她虽然没有想到过它们的用途，可却多了个心眼，没有交给大队长登记。现在，她将这卷钞票握在手心里，明白她要做什么了。她情不自禁地在黑暗中笑了一下。

阿三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她开始强迫自己多吃，试图使自己健壮。她将一瓶驱蚊油从早到晚带在身边，以备在山上躲着的时候，不致叫蚊子咬得太惨。她早已经走熟了从中队出大院的路线，那都是与生产大队长谈工作时来去的。她也了解到，星期日这一天，队长们都回总场，只留一个人值班。她甚至巧妙地藏匿下一张外出单，是有一次大队长找她去，走到大门口，门房正忙于接待总场来人，忘了收她单了。她兴奋而冷静地做着这些，脑子里无时不活动着这一个逃跑的计划，一千遍一万遍地在想象里进行演习。想到紧张的时候，她的脸上便浮起红晕，手指也微微颤抖起来。没有人发现这些。连阳春面都不再关注她，她变得消沉而安静了，现在很难听见她的聒噪，只看见她埋头苦干的身影。

阿三等待着时机。她知道，时机是最最重要的，什么是时机，不是依赖判断，而是来自于灵感，她静等着时机的来临。这应当是一种神之所至，她几乎凝神屏息地感受着它的来临。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天气渐渐变得炎热，白昼也变得漫长。夜晚，斗大的星在头顶，照得一片雪亮。月光也变得灼热。人人都被困乏缠绕着，成天呵欠连天。而阿三的头脑一日比一日清醒，眼睛亮着，心却是按捺着，伺机而动的形势。

这一天，早晨起来天就阴着，午后飘起了毛毛雨。是星期天，上午，大队长还在工场间里和大家一同加班，下午，交代说提前收工，便走了，由值班中队长一个人带着。下午三点钟，是难捱的时候，人们打着瞌睡，头一点一点的，手上的活都掉到了地上，机器声也显得零零落落。满天的阴霾更叫人心绪沉闷。好容易又捱了一小时，中队长说收工了，于是大家纷纷起身，争先恐后地往外走，为了抢水池子洗衣服洗头发。阿三却说：中队长，我再做会儿，把这一打做完再走。中队长说好，交代她走时别忘了关灯锁门。这时候，阳春面突然抬起头，眼睛很亮地向她看了一眼，脸上露出一个压不住的笑容。她们的眼睛相遇了，有那么一刹那，彼此都没有躲闪，生发出心领神会的表情。阳春面便带着这笑容从她身边走过，她的手在阿三的缝纫机上有意识地扶了一扶，好像在等待一个回答。如不是十分十分地厌恶阳春面的身体，阿三几乎就要去触碰她的手了。可是，没有。阳春面从她身边走过，没有回头，可她焕发的笑脸却长久地在阿三眼前，挥之不去。

一切都是按照阳春面所说的进行，并且一切顺利。这天，天又黑得早，不过六点，天色已暗了下来。灰色的苍穹笼罩着雨濛濛的山丘，天地间便好像有了一层遮蔽。雨下得紧了，却不猛烈，只是严实而潮湿地裹紧了阿三的全身。那雨声充盈在整个空间，也是一层遮蔽。阿三几乎看不见雨丝，由于它的极其绵密，她只看见树叶和草尖有晶莹的水珠滴下来。

好了，阿三开始下山了。感谢丘陵，山路并不是陡峭的，甚至觉不出它的坡度，只有走出一段以后，再回过头去，才发现原来是在下山，或者上山。阿三在草丛里胡乱踩着，忽然发现她所下意识踩着的这条路，其实是原先就有着的，不过很不明显。难道是前一个逃跑的人留下的吗？那么，沿着它走就对了。可是当她刻意要追踪道路的时候，道路却不见了。

阿三抬起头，她的眼睫毛都在滴水，流进了她的眼睛。模糊中，她看见一片广袤的丘陵地带，矗立着柏树的隐约的身影。那身影忽然幻化出一个人形，是比尔？还是马丁？是比尔。想起比尔，阿三心里忽有些悲悯般的欢喜，想着：比尔，你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吗？她用比尔鼓舞着自己的信心，使自己相信，这一切都是不平凡的，决不会落入平凡的结局。

丘陵上没有一个人，只有阿三和那棵柏树。她茫然地走着，雨雾和夜色遮断了路途。她也不去考虑路途，只是机械而勤奋地迈着脚步。她打着寒噤，牙齿格格响，好像在发出笑声。她忘记了时间，以为起码是第二日的凌晨。当她眼前出现农舍的灯光，她竟有些意外，她以为那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了。她停了停脚步，同时也定定神，发现那灯光其实离她很近，只一百米的光景。到了此时此刻，她才感到一阵恐惧，她惊慌地想：要是那农民去报告农场，该怎么办呢？她的腿忍不住有些发软，这一百米的距离走得很艰难。她心里想好，要是那农民流露出可疑的行迹，她立即拔腿。这么想定，心里才镇静下来。

走近灯光，她嗅到了饭菜的香气，还有烧柴灶的草木炭气。她恍悟到，这其实还是晚饭的时候。这人家的饭再迟，也不会过八点吧。她打量着这一座房子，是一座平房。正面一排三间砖瓦房，两侧各两间茅顶土坯屋，一边是灶屋，已经关灯熄火，一边是放杂物的，连着猪圈，没有院墙。正房的门紧闭着，就像没有人住，两边的窗洞里却透出些暗淡的灯光。阿三走近门前的时候，踩着一摊鸡屎，险些滑跤，她轻轻叫了一声，稳住了身子，然后就去敲门。门里传来女人的声音，问是哪一个。阿三说大嫂，开开门。女人还是问哪一个。阿三说，大嫂，开开门，是过路的。女人执拗得厉害，非问她哪一个不可。阿三再敲门，门里就嚷起来：再敲，再敲就喊人了，农场里住着警察呢！阿三这才想到，像这样靠近着劳改农场，单门独院的人家，是怀着多么强烈的恐惧。

阿三停了敲门，可她觉得疲乏透顶，再也迈不开步子了。她沿着灶屋慢慢走着，防止着脚下打滑，走到了屋后。那正房的背后，有一扇后窗，支着长长的雨檐，阿三便在雨檐下坐下，歇歇脚再作打算。

她蜷起身子，抱着双膝，埋下了头，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她忽然恍如梦中。她困倦得要死，睡意袭来，好几次她歪倒了身子，不由得惊醒过来，再又继续瞌睡。天地都浸润在细密的雨声和湿润里，是另一个世界。她渐渐学会了这么坐着睡觉，身体不再歪倒。她忘记了寒冷和下雨，瞌睡的甜暖罩住了她。她好像是睡在床上，阳春面的脸庞渐渐伏向她，她看见她额角上的青块，不由得一动，醒了。

这一回，她完全清醒了，听见有小虫子在叫，十分清脆。她有些诧异，觉得眼前的情景很异样。再一定睛，才发现雨已经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移出，将一切照得又白又亮。在她面前，是一个麦秸垛，叫雨淋透了，这时散发着淡黄色的光亮。她手撑着地，将身体坐舒服，不料手掌触到一个光滑圆润的东西。低头一看，是一个鸡蛋，一半埋在泥里。

她轻轻地刨开泥土，将鸡蛋挖出来，想这是天赐美餐，生吃了，又解饥又解渴。她珍爱地转着看这鸡蛋，见鸡蛋是小而透明的一个，肉色的薄壳看上去那么脆弱而娇嫩，壳上染着一抹血迹。

这是一个处女蛋，阿三想，忽然间，她手心里感觉到一阵温暖，是那个小母鸡的柔软的纯洁的羞涩的体温。天哪！它为什么要把这处女蛋藏起来，藏起来是为了不给谁看的？阿三的心被刺痛了，一些联想涌上心头。她将鸡蛋握在掌心，埋头哭了。

1995年10月17日

月色撩人

一

现在，他们的餐桌上，就有她的一个位子。他们都是她的朋友，大朋友，年龄在她之上二十、三十，甚至接近四十岁，是她的上代人，对她怀着上代人的喜爱。在这样慈悲的爱意中，她暂且安定下来。

她，一个叫提提的女人，是谁拾到他们餐桌上来的？事情已经有些模糊了。似乎是，一个人拾起她，交给第二个人，再传第三个，最后，到简迟生这里，落了座。听起来，很像是豌豆公主，被皇家卫队拾起，交给大臣，呈上国王。简迟生，坐在提提旁边的那个就是，体魄魁梧，将一张扶手椅坐得满满的，全白的头发剃成平顶，于是，显出特别粗壮的脖颈，几乎与腮长在了一起。面部的轮廓还是清晰的，皮肤没有松弛，而是绷紧了。眼睛里也有光，这是一双北方人的单睑的长眼，退回到三十年前，这光是相当锐利的，如今却柔和了，有了一些笑意，同时，这笑意将嘴角牵动起来，整个脸部都温存起来。

坐在餐桌那一侧的呼玛丽越过桌面看这张脸，在有意布暗的灯光下，这张脸又增添了几分暧昧，她不禁感到惊讶：这是他，简迟生吗？他竟然也会有这表情，什么表情？温柔。他从来不曾给过她温柔，却给了这个小女人。可是，她一点不忌妒，她从这温柔里窥出了软弱，是的，简迟生可是软弱多了，他原本是多么骄矜，不可一世——是与呼玛丽在一起的，她拥有他最热血的生命阶段，她也是以最强悍的一段与其相对。那时候，他和她，谁能比啊！青春，这就是青春，轻浮的，夸张的，如涌的活力，一点不懂得量入为出，于是，透支了。

后来，她去了日本，看见樱花，听日本人对樱花的解释，她觉得就像她和简迟生的爱情，一下子绽开，一下子谢落。她又想到，汉语多么美丽，将花的败落称之为“谢”。真的就是一个“谢”字了得，谢天地，谢彼此。只是，她觉得樱花无论花形与颜色都太孱弱，过于闺阁气了，她和简迟生却是如同火山爆发。不过，在樱花盛开的那几日，她还是被感动了。那樱花满天漫地，只有一个字可形容——此时，她又感到汉语的不足，不得不借用比喻，那就是“雾”。也是相当壮观的，它是积少成多，以量取胜，正当越积越浓之时，陡地收住。如那些品花人所说，有的花开相好，有的则败相好，而樱花没有败相，不等凋敝之意来临，刹那间，幕落了。

这个开设在最时尚的商业广场里的餐馆，老板是台湾人，七十年代中后期，台湾被逐出联合国，成为国际孤儿时候，留学美国的一代人。正值台湾经济起飞，他们有充裕的可兑换美元的新台币，却是个没有国籍的人，这使得他们陷入身份认同危机，精神迷惘。其时，美国接嬉皮后续，兴起雅皮风尚，是将现代艺术概念赋予物质主义。这是一个微妙的和解，以反叛的姿态臣服，对资本化社会进行诠释的同时，这诠释再被资本化社会起用，于是，冲突被消解。在台湾的漫游者接受雅皮文化的背后，有着另外的亚洲的痛楚，是嫁接的意思。这位台湾老板学的是艺术，在这家餐馆里充分地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的概念。整座餐馆统是用透明半透明的材质装潢，晶莹剔透，与其相对或者说相佐，灯光极弱，暗藏在吊顶和地坪里，投向透明的四壁、桌椅、碗盘杯盏，以及杯中的酒，以反光照明，所以，又是扑朔迷离。惟有人脸是清晰的，浮在暗光中，显得很白，很小，又很突兀，就像面具。于是，餐桌上的人也成了这现代艺术场景中的细节部分。

奇异的是，即便抽象成面具，这些脸部依然呈现出差异，但因过于表面化，这差异不是作为性格，而是作为形式呈现出来，同时呢，又将性格的因素夸张和固定了，就像中国京剧里的脸谱。还是有一种生气，从这图案中散发出来。

提提的那一张脸，极白，极小，好像从聚焦处迅速地退，退，退往深邃的底部。依然是清晰的，平面上用极细的笔触勾出眉眼，极简主义的风格。看起来相当空洞，可是又像是一种紧张度，紧张到将所有的具体性都克制了，概括得干干净净。

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芭比娃娃，呼玛丽想。大街上尽是这样的小女人，闭着眼睛指一个就是，时尚潮流淹没了她们的个性，连气味都是一种，所谓国际香型，需要有加倍的激情才能突破覆盖，露出脸部的特征。现在，这张脸来到了他们餐桌边，这张后现代的餐桌边，就像简迟生的小娃娃，魁伟的简迟生一把就可将她裹入怀中。只有呼玛丽知道，他的魁梧其实来自松弛，内瓤耗得差不多了。在这一幕抽象的画面里，简迟生却是以立体的造型进入呼玛丽的眼睑，就像先前所描述的——那是出于了解。她知道，简迟生的力度不可抵挡地松懈下来，他只够拥呵那些体积小材质轻的，比如芭比娃娃，这种大和小的悬殊造成保护与依赖的假象。她想他当年，从头到脚，紧得像一张弓，他可不打算呵护谁，而是处处为敌。他轻视女性，与其说是出于男权思想，毋宁说是物理性的力学概念，因为女性不能与他同等量级。渐渐地，他需要女人了，需要越来越年轻的女人。

后来，当他们俩再度成为单身，有好事者为他们撮合，简迟生抱歉地说，他只能够接受年轻女人，这是男人的臭毛病！呼玛丽能说什么呢？简迟生已经拒绝在先，她要再拒绝就像是负气。事实上，经历过这个男人最辉煌的时期，很难再承受他的衰微了。

在他们这张餐桌前面，一幅垂地的竹帘子，如同绢一般细和薄，后面是丝竹乐队，真正的丝弦和竹膜，奏的是《春江花月夜》。幽微的光将人和乐器的影投在帘幕上，声和形都是绰约的。在这花月朦胧中，却间杂着一些尖锐的噪音，时不时地穿透出来，这个东方主义的夜宴便有了破绽。餐厅的音响传声也做了特别的装置，无论来自哪个方向的声音都是送上穹顶，再均匀散布，与立体声效果背道而驰，立体声是为制造真实，而这里是为制造不真实。呼玛丽看见简迟生低头俯向身边的小女人提提，这张纤巧的小脸被埋在简迟生的身影之中，而她就此循到噪音的源头，小女人在发飙。她忽然感到一阵快意，这一个悬浮的夜晚就此而有了实在感，许多真相在假象之下兀自活动，消长着成因。这小女人不满意呢！那一张小瓷脸里憋着火，就是这火才让小瓷脸有了生气。可不是吗？在她小小的身子里储着许多能量呢，却压在简迟生的梢上。这会儿，小女人提提也在呼玛丽眼睑里立体起来，也是出于某种程度的了解。被后现代解构了的存在又自行结构起来。

要是追根溯源，引来提提的人就是在她斜对面的那一个，脸在幽暗中拓开较为宽阔的一面，头发向后束成马尾，额上留出一个发尖，着一身黑，更显得脸白，是一种牙白，密度更大，占位就深邃了一些。当目光渐渐凝聚在上面，他的五官便鲜明地进入视觉，漆目星眸皓齿。你难免会心惊，一个男人如此的美艳是令人不安的。这美艳还不在于长相，更在于一种眼风，你简直不敢看他，那眼睛里的光一波三折，摄人魂魄，哪里来这样的尤物！“尤物”这两个字就像为他而造，一般以为尤物都是女性，这实在是成见，真正的尤物是没有性别的，而且，没有年龄。你就说不出来他在哪一个年龄段上，二十？三十？四十？五十？都不是。他在你的注视下渐渐放出光芒，将其他的脸都映暗了，因为其他的脸有现实感，而他是超现实的。他扶在餐盘——那是珠润玉滑的玻璃盘，他扶在盘边的手也显出来了，纤长的五指，不是女性的，女性的太孱弱，质地也太稀薄；也不是男性的，男性的就粗糙了。他的手，敏感而有力度，这样的手能做什么呢？做什么都不合适，是专被供养着赏识用的。就是这般虚无的美，像一个深渊，引人坠落，坠落。

他的名字叫子贡，和孔子的弟子同名。这名字给他增添一派古风，穿越几千年，忽又显得很现代，那就是没有时代局限的意思。子贡是这张餐桌上的过客，夜宴进行到三分之二的时候，他就要离席。他先与他的左右邻座贴了贴脸颊，又用眼睛向四方宾客告辞，然后站起身，似乎只是在一瞬间里，消失了。幽暗迅速将他留下的空隙弥合了。

子贡快步滑过玻璃地面，地面下是一盏盏的灯，犹如步步生莲。楼梯也是，要换了常人就要眼晕了，都不敢举步，可子贡却像猫一样溜了下去。穿行过餐桌之间，及时地接住一个从托盘上掉落的空酒杯，那小服务生显然是信赖的，黑制服上的折叠的线还硬挺着，不等他说出“谢谢”，人已经到了门外。在这水晶宫前站了片刻，判断一下方向，径直走去了。他还要去赴另一场夜宴，那场夜宴才刚开始呢！

人潮涌动，全是美艳的男女，不知从哪个方向过来的光，在人群中折返。新铺然后又作旧的卵石地，砖壁的市井式的建筑，瓦楞下是一面一面橱窗，橱窗里立着没有面目的模特，像梦魇似的。无法想象，就在这方城池之外，是万籁俱寂的千家万户的睡眠，这里则是城市的夜游症。子贡走出这城中之城，走到清寂下来的街边，那里停着一串亮着空牌的出租车。一辆车悄然过来，门开了，屈身入座，车门关上，旋即，街灯如同静流，从车窗外驶过。子贡的脸掩在车内的黑暗中，这不夜天就好比熄了一盏灯。

方才储留在视网膜的景象，还有一霎的拖尾，是提提的影像。绷着一张小脸，里面积蓄着愤怒。他无奈地耸了耸肩，即便是在无人看见的时候，他依然做出这么个戏剧化的动作：都没搞清楚谁是谁呢！她就硬上。真是鸡对鸭讲，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一下，觉着很妙，当然，有些猥亵了。所以，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子贡纠正着自己的言行。然后，他又一次回忆在汉堡，走在火车站那一带，有几个光头男人对他喊，喊什么？喊他“小灵耗子”。他喜欢这喊法，小灵耗子！他是一只小灵耗子。谁都知道他是“小灵耗子”，只有提提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就凭了一股子外乡人的蛮劲，硬上。

车灯像流萤，扑面而来，到了跟前又分开向后去了。这暗香浮动的夜晚，他都能听见窃窃的笑语。这才刚刚拉开帷幕，而方才那边已近尾声，还当是夜晚的主人呢！那是前朝夜生活的遗老了，他们不知道，时代在发展，夜生活也在发展。不过，他尊敬他们，就像尊敬传统。他们有过辉煌的历史，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有历史的局限性。比如说，他们就无法深入夜生活，接触到那里面的核心，而他能够。

车在一幢三十年代欧陆风格的庭院前停下，他付了车资下车。庭院坐落在僻静的街角上，铁栅栏门虚掩着，他一闪身，身影到了砂石地面上。庭院里是一幢石砌小楼，窗洞很深，有塔形的窗檐，门开在侧边，他登上台阶，推了进去。挑空的穹顶底下，是黑橡木的桌和椅，不铺桌布，可见粗大结实的榫眼榫头和木板的拼缝。正中一架木梯，通向二楼周边廊下的楼座，壁龛里点着烛形灯，就像一座中世纪的城堡。乐队，在木楼梯前的一方空地上，正在调音，萨克斯管像蛇一样扭动着上行和下行。他来得正好，有人在叫他：子贡，子贡，是外国腔的中国话。他在中国人里算得上高，可在外国人中间却只是中等，那一堆人显得黑影憧憧，是由几张桌子，以及几伙客人拼起来的。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但来到这里，就是朋友。子贡落了座，沿着桌沿由近及远地打招呼，此时，他说的是德语。喊他的是他的德国朋友，出门在外，听见自己的母语，是多么亲切啊！他们个个把子贡当成自己的亲人。他要的饮料送到了，歌手也唱起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中国男孩，发出“娃娃腔”的中性的音色，这也是中世纪风的，类似阉人歌手。唱完一支，又唱一支，掌声响起，再响起。在这缩小体量玩具样的哥特式穹顶下，穿行着细若游丝的声音，泛音呈光谱状一波一波荡漾开来。

左邻右舍争着与子贡碰杯，白色的泡沫从巨大的啤酒杯沿淌下来，好像圣诞节的雪。子贡不喝啤酒，他喝汤力水，他不能让身材走形。这些德国人肥大的肚腩，还有垂挂下的眼袋，缺乏光泽石灰白的肤色，就是啤酒的作用。外国人就是这点好，他们不会逼你喝酒。而且，他们都知道这城市有一个喝汤力水、说德语的中国男——他们介绍子贡给朋友，朋友再介绍给朋友的朋友，一传十，十传百，子贡是他们在这个陌生的远东国度里的一点熟悉。说起来也很奇怪，出国不就为的见识没见过的人和事？可结果怎么呢？都在努力寻找自己认识的东西。掉过头来也是，中国人到了国外就找中国餐馆。这个中国男，对他们德国，尤其是汉堡，很熟悉呢！有时候，一个黑森州，或者巴伐利亚人，听他谈汉堡，听得就像是个乡巴佬。问他，怎么知道那么多，他就回答，我们和汉堡是姐妹城市啊！这回答很外交，也合乎德国人审慎的民族主义口味。

谁能知道他心中的汉堡呢？

汉堡在记忆里是阴晦的。在那最晴好的日子，湖面上闪着白帆，就像是个璀璨的梦魇，倒是灰暗的火车站更接近于现实，因是他能够理解的。他发现，全世界的火车站都如出一辙：人迹混杂，肮脏拥挤，气味难闻，充满了各种犯罪，而且，有一股戚容。在那里，聚集着人世上所有的无归所的日子。那一对中国夫妇，严格说是中国丈夫和混血妻子，他们还在那个小旅馆里？混血妻子——老实说一眼看去就是个中国女人，中国的北方女人，粗糙、笨拙、操劳，挟一股豪气。她的那一半犹太血统，似乎完全被中国遗传掩盖了，其实是这两种血缘中的东方格调在某一点上相合了。她坐在迎门的柜台里，那深褐色的木制柜台以及护墙板，都已经陈旧了，柜台上的绿灯罩台灯、拍纸簿、打字机、铅笔，也是旧的，好像是连同这一爿旅店一起从上一个店主手里盘下来的。中国丈夫穿一身西装上上下下地照应，应当说他算得上清秀，可却气色不佳。不知因为生计辛劳，还是受白种人的衬托，汉堡的中国人大多是姜黄的脸，就像是种族的标志。但无论是混血妻子粗糙的脸抑或中国丈夫萎黄的脸，都含有着沉静的气质，表明他们来自知识阶层。经过柜台走进狭窄的走廊，不要上楼梯，而是向左，有一扇门，门里是早餐间，餐台上有一口巨大的稀饭煲，盛着滚烫的粘稠的大米粥，扑鼻的粳米的香，几乎让人落下泪来。

住店的大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客人，因为没有语言的障碍，真是有宾至如归的心情。早餐过后，出门之前，客人会在早餐间停留一时，和老板和老板娘聊天，主要是听，听这夫妇俩讲述生平。看见中国来人，夫妻俩也感到亲切，大约这也是他们选择开旅馆的原因之一吧！混血女人的母亲是犹太人，二次大战希特勒排犹，他们举家迁往父亲的家乡北京。刚出生的她，完全是在北京长大，其实就是个北京人。她会说德语，因为要与母亲对话，是当方言来说的，到德国的前夕，她还不能阅读，就像一个德国的文盲。她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文化革命开始，父亲被当作特务批判，又送去郊县劳动，染上了痢疾，仅一天一夜，泻到脱水，来不及送回北京，就死在生产大队的赤脚医生诊所里。在此期间，德国对二战时期流亡的犹太人优惠补偿，特许带家眷回国。母亲未必对自己的国家有什么眷顾，她的大半生都是与一个中国人度过，可这个中国人已经逝去，北京也成伤心地，而且，女儿和女婿——她的大学同学，夫妇俩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河南，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团圆，工作和专业又都不对口，为孩子们的生活计，她带着女儿女婿，一并回了家乡汉堡。聊天时，犹太母亲静静地坐在一边。三十年北京生活，似乎磨灭了她的异族血统，她的脸相也像是中国人，中国老人。只是在她这样的年纪，中国女人不会穿着得如此盛丽——她一袭长裙，脸上化了妆，就像要去参加舞会。她不会说中文，是不是能听懂？对了陌生人说家中的事，于她大概是不惯的，可是如此传奇的一生，她都不相信是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么一遍一遍地诉说，就像是在说服她承认下来，所以，她倾听的表情是相当专注的。

那时候，他总是在火车站一带游荡，在流动的人里面，他似乎有一种归宿感。这家挂着中文招牌的旅馆，是他经常出入的，有时是借用厕所，有时是问路，还有时是借打气筒给自行车瘪了的轮胎打气，再有时，只是坐坐，聊聊天，就这样，他听来了关于他们家庭的故事，以及其他更多的，怎么说，称得上是隐私吧。

汉堡，在他记忆中，并不是个日耳曼人的城市，而是壅塞着中国人的脸，男女都穿着定制的浅灰色的西服，八十年代的西服，跨肩松懈，腋下鼓了出来，后背阔而平，垂出一些僵硬的折，看得出中国剪裁平面的观念，而西服是立体三维的——穿着中国式西服的中国人从旅行车里鱼贯而下，带着谨慎的表情，将好奇与惶惑压抑在心里。就是这些中国人的脸，构成了汉堡的印象。与此相反，在这里，这个中国城市，却换上了日耳曼的脸——年轻时就像爱神，渐渐上了岁数，肤白便成了岩壁般粗粝的白。

那个德国律师，也是个犹太人，看起来挺落魄，粗线呢格子的外套袖口磨出了毛边，公文包的皮面皲裂了，布着网状的裂纹。他那个小小的，只他一个人的事务所，专为中国人，土耳其人，越南人等等的外国人承办移民和避税的案子。他来到这间火车站的中国旅馆，就坐在早餐间里，用手拈着盘子里的灌肠，一片接一片填进嘴，听老板和老板娘询问关于纳税制度里有哪些可趁之机，他呢，为他们作翻译。他毕业于外国语学院的德语系，来到德国才发现，他学习了四年本科，不过是在学习德国普通话，除此，学什么都要从头来起。当然，德国普通话给了他另一种方便。这样，他做翻译，他们的德国母亲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结果似乎是中国话没学会，德国话也生疏了，而他已经是他们家的朋友。这个清秀的年轻人挺得他们的好感和同情，甚至，差不多成了他们的早餐客。那一大煲粳米粥，配一点台湾腐乳，如何地美味——同样地奇怪，当他回到中国，粳米粥唾手可得，他却成了西餐爱好者——很快，不久，他们便知道了这年轻人的危险。

和律师谈话的第三天，年轻人向他们夫妇提出一笔交易，那就是让他在旅馆做一份工，当然不是劳力的工，而是，比如接待啊，做账什么的，他朝门口柜台的方向歪一下头；倘若他们不能给他这份工，他就向税法部门举报他们逃税的行为。他说话的神情相当平静，甚至称得上和悦，就像商量一个挺好的建议。他的眼睛坦诚地看着他们，他们这才看出这年轻人长着一双女性的丹凤眼，萎黄的脸色掩盖了他的俊俏，这俊俏是可怕的。怎么办？他们来到这国家不久，还没有，也许永远不可能融入社会，他们只能沿着边缘走，规避着严厉的法律，同时，也丧失了保护。当他们向他索要身份证件办理用工手续时，方才发现他的护照已过了签证期限，不得不表示爱莫能助，他们不能雇佣黑工，触犯移民法。他向他们笑了一下，这一个笑可称得上妩媚，他说：你们不已经违法了？从此，进门处，那褐色护墙板底下，柜台里面就换作一个年轻男人的俏丽面孔，为这家陈旧的小旅店添上一点暧昧的东方情调。

那“娃娃腔”一直在唱，如此纤细的声音却没有一点撕裂和喑哑的迹象，听久了，就觉得不是人声，而是一种兽类，小小的、软软的、一点威胁也没有的，却是叵测的。这就是夜生活。说是夜生活，其实已是凌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星月与太阳正作交割，留下一个三不管地带，太阳系所有的行星都远离地球。

“陶普”画廊在这城市嶙峋的建筑群中的一个犄角上。“陶普”这名字来自英文“TOP”，是这幢楼的顶层，而这幢楼却几乎埋没在楼群里面，但是，通过楼群的缝隙，却正面向江对岸，于是，对岸的灯火从水泥壁的隧道里，穿越而来。亮度没有削弱，反因为逼仄通道的挤压变得锐利，同时也改变了形状和质地，抵达“陶普”的窗户——陶普的窗户被外墙上交叉的黑色钢筋凌割了，留下一格一格不规则的窗洞，被对岸渡来的光染成红、白、蓝、黄的色晕。这很好，陶普就成了一个大魔术盒子。你看不见魔术师的手，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奇迹发生了。

魔术师收进一条手绢，放出来的却是一只鸽子。许多人这样地进来，却那样地出去。趁着窗外映着的色晕，这些色晕渗进来，经过各种几何形状的窗格子，进来以后又交错纵横，盒子就变成一个五彩盒子。地上有一些积木块似的桌和椅，墙上呢，有巨幅的画，也是色晕，简直分不清画里和画外。也有一些精致的小东西，豆大的人形，瓷和陶土做的，搁在一面墙的壁架上。壁架上下排列有上百个小龛，放着小东西，好像千佛洞。当然，小东西不会有佛的庄严，而是谐谑的。你细细看过去，个个都在窃笑似的，做着鬼脸，一霎那间，失去了人形，成了一些碎颗粒儿。画廊的壁就是魔术盒子里的机关。所以，虽然没有人，可是，其实，众声喧哗。

这是艺术啊！人和人生的蝉蜕，里面空无一物，却是透明的，象形的，残余了生物的体温，疼痛的记忆。你说它不够肖真，是因为人和人生都在趋于变形，现代主义的经典作品《变形记》里不是写了，一个人最后留下了一条虫的干瘪的壳。就是这个意思！艺术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还是蝉蜕。可有一件事情不容忽视，就是魔术。自从魔术的因素参加进来，艺术的本质没有变，结果却有了大变化，那就是蝉蜕有了生殖力，它繁衍下一代，下一代再繁衍下一代，子子孙孙，没有穷尽。生态学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一个物种濒临灭亡之际，反映出来的恰是疯狂地繁殖。可是，当你看见如此旺盛的产出，怎么能相信这话呢？就是这样，蝉蜕源源而生，将空间占领。你忍不住要算一笔账，就是世界上总共有多少面墙，可以容纳这些存放在壁上的蝉蜕，也是爬墙虎的一种。然后，你发现不用发愁，空间也在繁殖，数学里说的“立方”，就是空间繁殖的概念，也是空间繁殖的方式。在实有的世界之上，还有着理论的虚拟的世界，那是无限制的存在，这就是艺术的寄生所在。

所以，你别看这魔术盒子挤在密匝的水泥丛林里，蜂巢似的一个格子里，其实内里有着无限的容量，那巨幅的图画中心，看进去，看进去，深不见底，千佛洞则是一千个深不见底。不规则几何图形的窗玻璃上的色晕，就像雨后的虹，却是干涸的，渐渐稀薄了似的，是晨曦的效果，最初的晨曦起来了。你知道了吧，夜生活的最深处是晨曦。晨曦微明，魔术盒子回复到本来面目，壁上沟壑复为平面，千佛洞里的小人形规矩下来。灰白的天光里，“哗”一下注满成亿计的尘埃粒子，均匀布开。灯熄了，这城市裸露出坚硬、粗粝的质地，就像礁石从海水中突兀出来。你这才知道，魔术师的手已经来过了，又走了，玩意儿都变出去了，或者是收进夹层里了，空空荡荡，可是，玄机处处。

魔术盒子空着，门外挂着“CLOSE”的牌子，耐心等着。那浮尘粒子其实也挺有看头，随了光的移动、强弱，它们显出不同的形状。什么没有形状啊！最微贱的菌种，也有着形状，是被生命撑出来的。也不定是什么时候，这浮尘粒子忽就哗然起来，推挤起来，打了皱，又抻开，涌到这，涌到那，有人来了！声音起来了，摆桌子摆板凳，杯盏相碰，清脆得就像杯中凛冽的酒。声音从壁上折回来，四面都是回音壁。还有一些气味，不是被人带进来的，而是原有的，是另一种浮尘，物质的密度更大，要重一些，被翻动了，就喳喳然地起来了。外壁上黑色的金属架子上，有飞禽的小脑袋朝里张望，在它们看来，这建筑就像一个巨型的鸟笼，里面是巨型的鸟。它们这样的生灵，最能敏感到将要发生什么了。好了，舞台正在布置，下一轮的魔术将要开场。

二

子贡就是在陶普画廊认识了提提。那一晚，陶普画廊举行行为艺术展，只一个作品，题名：最后的晚餐。这个私人画廊，老板很神秘地隐在幕后，由一个操弄文字的人主持，因名字里有个“潘”字，人们称他潘索，从英文“PENCIL”过来，听起来就像是“蜡笔小新”的前辈。潘索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自由思想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艺术先锋，到了本世纪初一浪接一浪的思潮兴起然后退潮，形成然后瓦解，二十年里积累起的价值资源被挥霍得差不多了，而他已经及时地奠定地位，拥有了话语权。这是时运里一个很微妙的悖论，就是说他在八十年代对传统的激烈反叛，正好够用于土崩瓦解的今天，承当权威的角色。似乎时代在转换中，忽然打了一个盹，后来人们经常用的“一不小心”的说法，大约就来自这里——“一不小心”，潘索从上一个时代囫囵到了下一个时代。陶普画廊因有了他，而有了革命的身份，足以吸引天才的年轻人，陶普的资金实力，也让它有耐心等待天才的甄别、筛选然后最后实现价值。关于那个投资者，人们有许多猜测，有说是瑞士银行家，有说是纽约苏荷区的经纪人，也有说是中国权力高层人物，总之，与美协美术馆等等体制内的机构没什么关系，也和大众传媒系统没什么瓜葛，可是，在艺术人的圈子里，却相当活跃，并且颇具影响力。

九时不到，陶普已聚满了人，大多是艺术家和策展人，也有领馆的外交官，因和潘索有私交，以朋友的身份前来助兴。人们手里端着葡萄酒杯，有两个小妹托了干果盘穿行其间。此时，这间画廊就显得局促了，几乎只能贴壁而立，时常有碰翻酒杯的事发生，乱一阵又各归其位。展厅的正中则很奢侈地空着一大张长桌，堆着十来把椅子，长桌和椅子都是黑漆木制，直角直线。人们调侃道，莫非这就是展品？“最后的晚餐”——副题为“主客均逃逸”，有人加上一句戏谑。这时才发现，潘索不在场，哪里都没有他那个猫头鹰似的大脑袋，宽阔的前额里不晓得藏着多少奇思。不在场也不要紧，陶普里的气氛已经够好的了，人们喝着葡萄酒，忌酒的人喝饮料加冰块，聊着艺术和生活。于是，又有人猜想，会不会这就是作品，每个人都在其中，那么，为什么要称“最后的晚餐”呢？很快，也许就在明天，至多后天，大后天，他们又会聚在这里。可是，当然，明天的晚餐就不是今天的晚餐了，哲学家不是有一句名言：人不可能两次涉入同一条河！这样说来，每一次晚餐就都是“最后的晚餐”了。想到自己就是作品的细节，不由觉得很滑稽，有一点被愚弄的感觉，可是也很兴奋，这简直是脑筋急转弯的题！

说话间，两个小妹开始打理餐桌了。将椅子翻下，排在长桌的一边和两头，呈现出受观看的格局，古典主义格局。一数，正是十三把椅子。人们安静下来。排好椅子，再摆放餐具，每个座位前放一个大白瓷盘子，两边是刀叉。盘子在哑光黑漆的桌面上扣下一轮瓷白，分外耀眼。小妹们的装束原来也是黑和白，黑衣裤外面罩着白色帆布大围裙，就像作坊里的工人。发完餐具，餐桌后方的冷光灯亮了，灯下贴了壁是一道阶梯，正方形的黑木块搭成，通往房屋的半腰位置的平台，稍事停息，从台阶鱼贯而下一队人，一律裹着一袭白色斗篷，顺序步入席间，正好十三个。坐定，小妹们上菜来，每个盘里扣一大勺泥状的食物，十三个人埋头吃起来。斗篷的帽子罩了他们的脸，只看得见嘴动——张大，送进一团泥，再又合上。盘中的泥状物越来越少，直至全无，叉和刀还在盘上刮着，发出令人牙酸的尖啸声。于是，人们笑了，一直紧绷着的气氛松弛下来。最后，十三个人一并将刀叉放下，褪去斗篷的帽子，露出脸来。原来，坐在耶稣位置上的就是潘索。最意外的是，犹大位置上竟是个女孩，就是提提。

提提，十九，还是二十岁，一张精瘦的小脸，头发从中间分开，编成两根乡俗的小辫，搭在窄细的肩头，直着腰背，套着白色的大斗篷，就像坐在一顶帐篷里。她抿着嘴唇，眼睛亮着，左右转动，完全是小孩子的得意和高兴。有人发问说：为什么犹大是个女人？不知谁回答道：因为女人的本性就是背叛！紧接着一片嘘声起来。一个外国人用发音夸张的中文说：中国文化里是不是有一种对女性的警惕，比如，红颜祸水。就有中国人反驳说：基督教文化不也有性别歧视，犹大的儿媳妇她妈，不是诱奸犹大乱伦？犯下了他的第一宗罪，之前，他还是仁义之士呢！于是，就起了这样一种猜测，“最后的晚餐”中那一个女人其实就是她妈，是犹大的变体。那么，耶稣是不是耶稣呢？倘是变体，又是谁？接下去，其他使徒的身份也都可疑起来。这时候，潘索探身向提提，双手握住她臂肘的上方，像提一个布娃娃似的将她从斗篷里提起来，放到他——耶稣的位置上，提提的空斗篷在椅面上撑持一时，然后颓然坍塌下来。

你们说，潘索向着人们，你们说，现在她是谁？不等人们明白过来，潘索下结论道：她可以是任何人！先是静了一下，然后就有人紧问上来：为什么是她，而不是你？潘索说：也可以是我，甚至可以是你！那人没有被搞晕，坚持问：可事实上就是她，不是我，也不是你！人们都笑了，事情本来到此可以结束，但潘索却不，他是那类，在任何争辩中都要说最后一句话的人。他说：是的，事实上就是她——他伸出手，端住提提的脸，使她面向所有人，是她，毫无疑问，有没有听过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里面有一个角色，伯爵的侍从，一个年轻人，可是历来都是由女性扮演，唱女中音声部——那是出于音色的考虑，有人应声道。潘索笑了：这不结了？还是他说最后一句话。餐桌顶上的射灯应声而灭，一阵桌椅碰撞，“使徒”们离座散席。他们走到人群中，饮酒聊天，依然套着斗篷，“最后的晚餐”还在继续。

潘索未及离开餐桌边，就被人包围住了，在暗了灯的影地里，他的两个大圆眼镜镜片忽而闪烁一下。嫌斗篷妨碍走路，他将下摆提起来，在腰间打个结。他的行为举止，有一种孩童般的稚气，显得很可爱。还是那个外国人，说中国人警惕女性的，又提出新问题：在中国的京剧里，男性扮演女性，是出于什么样的用意？潘索有点怕外国人，他们知道一点，就抓住不放，穷追不舍，最后不知把你逼到哪里去！他敷衍道，在旧式社会里，男女不能同台，所以，只能由男性来扮女角。可那外国人却没那么好打发，他说，他看过一本中国清朝人写的书，《品花宝鉴》，写的就是男人欣赏男旦的故事，这其实是中国男人的趣味，这趣味意味着什么呢？你说！潘索真有一丝胆寒，本来对中国戏曲没什么热情，这外国人又扯得更远，这就是西方式的逻辑思维，推雪球似的，豆大的一点可推成雪娃娃。但是潘索并不是怕事的人，相反，他亢奋起来，将腰间挽的结紧了紧，有点摩拳擦掌的意思。他说：我倒有另一种看法，男性演女性可以更客观地表现，女性往往不知道什么才是自己的美，因为没有审视的距离空间，中国有一句古诗，叫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一旦把话说得复杂，外国人就全同意了，很赞赏地点着头。潘索这才得已脱身，从暗处走出来，向小妹要了一杯酒。

潘索有一张明朗的脸，眉宇宽阔，额头饱满，嘴呢，轮廓很好，有点像北魏石刻的观音，无论多么表情肃穆，依然有着宁和的愉悦感。这种愉悦感不止是来自脸相，更是由内涵决定，或者说，聪明人自有好脸相。他有着极好的天赋，感受能力超强，思辨能力也超强。倘若他生在古代，就是哲人，都能通天地，可惜如今的世界太多的物质，壅塞了人的耳目。而他又气场大，元气旺盛，特别能吸纳，吸纳的就都是二手货。今天就是一个二手货的世界。因为思想的锐度大，进入到了事物的较深处，他就常常感觉到受阻。思想被囚在牢笼里，左冲右突，撞不开一丝缝隙，于是，他体验到了思想的黑暗。怎么解决呢？就是回到感性的最表层——官能中来，在官能的快感中他暂时缓解了思想的焦虑。所以，他在思想者的同时，还是一个感官主义者。很幸运，他具备了很好的感官条件，身体好，胃口好，耳聪目明，能辨声色。幸亏有了这些，否则他就将坠入虚无，而现在，他前脚蹈入，后脚及时收住。也是有这些，他就有了一个人性的弱点，就是避苦趋乐。因晓得思想的艰苦且无结果，便在感官上更倾向。但是他又不能闲置思想于不用，思想于他，渐渐也成了一种官能。那么，就在虚拟的游戏中使用思想，实现思想的价值。这游戏大体上说来是这么一回事，就是整个过程都是严格的逻辑推论，和最古老最经典的哲学方法一致，但是，前提却是莫须有，于是，事情便悬置起来。

要说，现代艺术真是应他而生，要没有现代艺术，潘索到哪里去做他的思想游戏？现代艺术，特别适合运用潘索们的思想才能。或者，甚至可以说，现代艺术就是由潘索们设制的。陶普的幕后老板真是有眼光，也有运气，从茫茫人海中将潘索大浪淘沙似的淘了出来，给他一个大游戏场，任他嬉耍玩乐。这里也有一个奇妙的悖论，潘索们的思想游戏是在虚拟的前提下发生，可是它却又必须依仗现实的物质形式——没有比现代艺术更具有消费性的了，这老板实力非凡。

好了，潘索要了一杯酒，正喝着，提提从身后解开他白布袍襟的结，钻进斗篷，抱住他的腰，从腋下伸出小脑袋。就像一只出壳的小鸡仔，抖一抖身子，湿淋淋的绒毛一下子干了，张开了，放出纯洁的纤细的柔嫩的光。谁都看出来，这孩子正得潘索的宠呢！谁也都知道，不定什么时候，这孩子就会失宠。倒不是说，潘索逢场作戏，而是他是个大食量的人，一个提提远不够填的，十个、百个提提也不够填。如此广种却决不薄收，每一次他都能收获极大的激情。没有一次是肤浅的，全是深刻的情感，还有情欲。所有这些女性就像是灵感一样从他思想中闪耀起来，焕发出灿烂的光辉，没有一次是稍逊色一点点的，全都势均力敌。可是，谁能与他对抗呢？方才说过，他是有超常天赋的人，事实上，他所选择的，或者说受吸引的，也都是有一定天赋的，孱弱者压根儿不会进入他的视野。就好像拳击手，总是要和同一量级的人对峙。然而，差异在于，她们几乎是聚集了之前和之后，整整一生的激情的量，而他，只是一个阶段的激情，就够打个平手了。潘索的女性们，在这一阶段里，消耗了她们所有的能量，成了个人壳子，也是蝉蜕。在她们极其漫长的余生，这余生几乎可说就是她们的一生，因为这个阶段是极短暂的，转瞬即逝——在她们的余生里，当然还会发生感情事件，那又是什么呢？和艺术一样，是蝉蜕所生殖的，蝉蜕的蝉蜕，它们只是在外形上有着感情的特征。在他的身后，留下了一串的皮影似的人壳和爱情壳子。所有这些女性的命运，都不能为后来者提供前车之鉴，总是有奋勇者投入潘索的怀中，应该这么说，是被潘索攫来怀中，而她们束手待毙——潘索的蛊惑力就在此，在他是瞬间，你却相信是永恒。

提提的脸挨在潘索的下颌，显得格外的纤巧和青白，鼻梁上横着淡蓝色的筋脉。老话说，青筋包鼻子，往往是小孩子生病的前兆。自从提提跟了潘索，就总是处于生病的前兆中，却终于没有生病，好比箭在弦上，悬而不发。看上去，储量已经掏空的样子，可是连潘索都感到惊讶，这孩子的内储掏空又生出，掏空又生出，似乎有一个神秘的泉眼，无穷无尽。很少有人能跟上潘索汹涌澎湃的能量，他总是超出一个，再超出一个，而他感觉到提提拼力不让他超出，她紧紧地跟定他，这让他感动，又为她难过，他知道，这无济于事。他终于是要超出她的。事情开始时，他就知道了结局。

在西南最繁荣的商业区，商厦拥簇中的美食广场，这一家日本料理“味千拉面”的餐桌，从店内铺到店外，就这样还排起等座的长队。穿一身红的小姑娘们穿梭在客人的吆喝下，脚不点地，应接不暇之间，却有一个，经过店门前，对着“味千”娃娃，那大红卡通人站住脚，面对面的，好像要做找朋友的游戏，然后歪头一笑，摸摸它顶上黑漆染的头发，又脚不点地走过去。这个动作让潘索的眼睛停了一下，他认定这个女孩子的身上会发生故事。后来的几天，他连着去“味千拉面”，因不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生意略要清淡些，气氛便也松弛许多。他每次去只要一样，猪手汤面，他喜欢，熬白的浓汤里调进大量的蒜茸，他是一个口重的人。吃着猪手面，看那女孩子往来于桌椅之间，受店长和客人的训斥，而她总是一付好心情，显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她的眼睛特别大，一回头，看着你，就又睁大一点，含着呼之欲出的惊喜，好像遇见了老熟人。当知道你不过是向她要一个醋瓶，她转身就去取，送来时，微跷着脚尖，摇摇地走过来，勤快里带着些讥诮，好像说：不就是个醋瓶吗？潘索不知道他是为吃猪手面来，还是为欣赏这女孩。有一次，他只是有事从美食广场穿过，距“味千拉面”十数米远，就见溶溶的红光里，那女孩在向他热切地招手，他不忍拂她的好意，只得走过去，坐下，吃了一碗猪手面。埋单的时候，他对女孩说：其实我已经吃过饭了，看见你招手，忍不住又吃了一顿。女孩笑着收下面钱跑开了。他看见她跑到她的伙伴跟前，笑得弯下腰去，她的伙伴都回头看他。潘索晓得是在说他的笑话，不由得也笑了。这个女孩的快乐很有感染力。后来，他又来到“味千拉面”，却没看见女孩，向其他小姑娘打听，她们告诉他，那女孩不过是趁假期替人顶班，现在学校开学，就回去读书了。这样，潘索就知道，女孩其实是个学生，在市里一所大学读专科，名字叫苏提，大家都喊她提提。

这还不算是开始。其时，潘索有女朋友，一个绘制卡通的电脑操作工。潘索并没有认真想过，他自己是做艺术这一行，但他的女朋友却都不是艺术家。似乎，潜意识里是抵制艺术家，或者抵制女艺术家。关于这问题，将来会有机缘高手相逢，专门展开讨论。这个绘图员，原来是做文字输入的，打着一手飞快的五笔字型，打得生厌了，潘索把她安排到朋友的工作室做电脑绘图。这女孩子连高中都没有考上，读的是技校，也和电脑无干系的，但是却奇怪地很与电脑通缘，一旦上手，学什么是什么。这般看来，潘索的女朋友学历也不高，但是，却有点奇才。潘索和她经历了爱情的高潮，趋向平静，这一段平静虽然缺乏激动，但有一种甜美。怎么说，有一件事情带有隐喻性，那就是吃饭。最初的约会，他们吃的是鱼翅，第二次是龙虾，然后大闸蟹，再然后牛排，接下去就是猪排，最后是鱼香肉丝，什锦砂锅，两人面对面坐着，端了碗埋头扒饭，有一种亲情生出来了。原来他们只是平常的饮食男女，在这茫茫人海间相携相执渡人生。同时，危险也在迫近，事情又要跌入窠臼，窠臼就是日常生活。

那是潘索所惧怕的。他曾有过一次婚姻。那时他还年轻，对婚姻充满好奇，他带着实验的心情进入婚姻。实验很快就完成了，诞下一子，体尝了为夫为父的情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除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于是，退出婚姻。令潘索感到沮丧的是，每一次的开头都很特别，但结局都是一样，总是落入窠臼。不过，沮丧不会攫住潘索太久，很快，他就又崛起，怀着新鲜的希望投入下一次的开始。生活总是厚待他，为他制造契机。

就这样，事过一年之后，他走在淮海路最喧腾的一段，竟又看见了那个叫提提的女孩。她站在临街的门厅，门厅里一道楼梯直上二楼，楼梯边的墙上张贴了餐厅的广告，写着“加州牛肉面”的字样。因是在二楼，路人通常注意不到，就专派人在楼下门厅里大声宣扬，提提就是干这个的。

这一回，她穿的是绿衣绿裤，因是天冷，外面罩一件羽绒服。她双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背靠墙，嘴里嚼口香糖，大声对路人喊叫：加州牛肉面，物美价廉，天下第一面，过口不忘，保准再来！她一迭声地叫嚷出一串，然后陡地收住，停一时，再起来。她的叫嚷恶狠狠的，好像对每一个路人有仇。她的脸还是原先的，精巧的小脸，可是那时的快乐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怨怼的表情。她下巴颏抵在胸前，抬着眼看面前的世界。这一排街面，都是餐馆，门前立着女孩，大声宣讲广告词，此起彼落，其中就有一个提提。潘索看见提提，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小姑娘将要发生故事了。

当他过去招呼她时，有一瞬间怔忡，她想：这人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很快她认出他来，眼睛一潮，哭了。他也有些触动，这一年的时间倏忽从眼前经过，有些苍狗白云的意思。他抬手摸摸她的头，江南的暴冷天里，四处冰凉，她的小小的头颅却是温暖的，痒痒地刺着他的手心。她侧起脸，将眼泪擦在他手心里，脸是冰凉的丝滑。他喜欢她这个动作，有一种稚气的性感。他期待她再来一下，可她的脸却离开手心，向着街面又吼出一串：九州牛肉面，物美价廉，天下第一面，过口不忘，保准再来！他乐了，笑出声来，她也笑起来，问他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不是吗？他们其实还是陌生人呢。

他们站在门厅里聊天，耳畔是各类餐点的宣讲声，间或提提也要来上一段“加州牛肉面”，鼻腔里壅塞着加州牛肉面浓重的香料味，隔壁丸子汤锅的胡椒味，还有卡布基诺咖啡味，意大利匹萨的番茄酱味。中间，楼上下来一个年轻男孩，戴着厨师的白高帽子，下到楼梯半途，探身看提提，被提提的眼神逼回去了，过一时，又下来。潘索一眼看出在男孩俊朗的外表下是平常的资质，和提提不能同日而语，随即将他放在一边。又过了一天，潘索再来到加州牛肉面馆，将提提带走了。

提提在上海就读的是内地企业委托办班的两年制大专，读完回原地安排企业内就业，照理是很好的出路，事实上也是企业专为职工子弟安排。提提却不喜欢那个专业，也不喜欢自己生长的地方，她喜欢上海。两年读完，她放弃就业，滞留下来。父母为逼她回家工作，断了供给。提提早就有防备，打工加节省，攒了一些钱，是给自己预留的失业金。提提的两年制大专文凭，有和没有差不多，所学的技术，又很狭隘，只能用于单一门类里的基础工种，但提提有一个优点，她对职业没有成见。出于一种多少是盲目的自信，她相信眼前的都是暂时，前景一定是远大的。所以，倒也不难找到工作，像“味千拉面”，“加州牛肉面”，还有“振鼎鸡”，“沈记靓汤”——听起来就可知道，都是餐饮业，从打第一份工开始，就定了终身。一方面是不稳定的漂泊的生涯，另一方面又是千篇一律，从一而终，不会有预期之外的可能性发生。这些打工的经历，不止是辛劳，也还含有着难为外人道的痛楚，这就是提提脸上怨怼表情的来源。然而，潘索的出现及时挽救了提提的信心，她想，可不是“暂时”的！二话不说，收拾起东西就跟潘索走了。

潘索将提提带到陶普画廊，做一名小妹。虽然也是扫地抹灰，端茶送水的活计，但却是换了人间。画廊里的作息和餐馆里的差不多，或者更甚，就是乾坤颠倒。一个上午都是没人，午后也大多没人，偶尔有人推门，显然也是无意撞上，表情茫然地绕一周，又退出去。向晚的时候，潘索会过来，带着一张睡意蒙眬的脸。事前，提提就煮好一大壶咖啡，他一杯接一杯喝完，仿佛枯树浇上了水，一抖擞，活了。然后，潘索约的人也陆续到了，有时寥寥几个，有时则满满地挤一大桌。他们来到这里，只做一件事情，谈话。提提感到很惊讶，他们的谈兴如此高涨，可以一径这么谈下去，忘记了时辰。谈饿了，就让提提打电话叫外卖，或者一起出去吃，也叫上提提。

往往已经是宵夜的时间，从陶普过去两条马路，是著名的食街，人声鼎沸。晃晃的灯下，立着招徕生意的人，以女孩为多。提提不由会想起自己，不久前，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现在，她却是和潘索的朋友们在了一起。潘索和他的朋友们随意推开一扇门走进去，围桌坐下，继续谈话。他们谈的什么，提提并不能懂，但她很喜欢。喜欢这些费解的、拗口的字词，被他们稔熟流利地说出；还喜欢他们飞扬的或者颓丧的神态，因为他们飞扬与颓丧的原因全为她所不懂，这不懂的东西有一个命名，就是艺术；她喜欢艺术。晚餐的时间也很漫长，应该说他们又忘了时辰，直到四下里的客人都走净，四下里的餐桌也收拾净，厨房显然熄了火，小姑娘们打着瞌睡等他们离去。外面的喧嚣也已偃息，窗户上寂寥地映着霓虹灯，这已经是个不夜天了，可他们比不夜还不夜。等他们终于走出饭店，还要回陶普喝一轮茶。走在安静下来的食街上，提提又要想起打工的生涯——餐馆打烊，最末的班车开走了，只得步行回住处，路面在路灯下水洗似的明亮，她的小影子行行地过去，向着未来——现在，就是那时的未来吗？

他们在陶普喝茶，有喝多的会突然唱起来和哭起来——他们喝茶也能喝醉呢，唱起来和哭起来，互相揪着衣领和搂着脖子。最惊人的是陡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扑向壁上的画，操起一把水果刀，向画布刺去。马上就要触到了又软弱下来，任凭水果刀从手里落地，“当”一声响。人应声坐到地上，然后躺下来，直直的一条，等人要去拉扯，地上的人却已响起鼾声，睡熟了。这时候，连提提也困顿了，她趴在吧台上，下巴颏抵着手背，半合着眼睛。那些拗口的字词还在耳边飞行，人影在墙上打架。她盹着了，只一小会儿，再睁开眼，人都没有了，灯光静静照着空空的画廊。桌上倒翻的空杯子，咖啡和茶的污渍，烟缸里的烟蒂烟灰，分明表示这里曾经有过激烈的活动。

提提伸一个懒腰，头脑清明。她从吧台后面走出，将杯盘一个个收起，桌子擦净，椅子摆正。她又去开了窗，从外墙上黑色铁架之间望出去，望得见江岸的轮廓线。隐隐地，有一点音乐传来，不知是真实还是幻觉。忽然，有什么从铁架的相交处扑哧哧飞起，把提提惊一跳，原来是只栖脚的飞禽，向着灯光处飞去，连禽类都乱了时辰。到下半夜，提提才歇下来。她歇息的地方在储物间里面，收拾出五六平方，用花布帘子拉上，放下一张钢丝床。画布的浆水味，中国画的墨臭味，颜料的醋酸，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气味，透过帘子充斥了这小空间。提提大大地吸了一口，再小口小口地吐出来，没有吐完，就沉入了梦乡。

潘索将提提安置下来，除了必要的吩咐，就不再与她多话。他就好像一时趁兴将提提带回来，然后就忘了。甚至有一次，他对着吧台里的提提，还喊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多少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同时，不消说，也让人放心。提提原先以为潘索对她抱着那种兴趣，她们做餐饮的女孩子，再怎么淳朴都懂得男人的这种兴趣，而且，小心里面，也懂得如何利用这种兴趣，很多机会是来自于此呢！此外，她们还能有什么机会？现在，提提隔了吧台，望了笼罩在香烟的烟雾中的潘索，他的铮亮的脑门在烟的氤氲里闪现，想：这是个什么人呢？

这一天的中午，潘索去画廊。他平时极少在这个时间出门，这一回的例外是因为到机场送人。那个电脑操作手，终于去了深圳，在那里，有成千上万的动画工作室。送走女朋友，潘索就去了画廊。出租车停在步行街口上，他下车走路穿过，就是陶普画廊所在的大楼。一出车门，阳光就灼了他的眼睛。他是个长期生活在夜晚和室内的人，没料到太阳会有如此的锐度。他渐渐移开遮阳的手，睁开眼睛，景物如此鲜明而且立体，忽然间，有一股欣悦从心中生出。商厦刚开门，步行街上已经有些熙攘，有一辆冰淇淋车停在路边，还有观光电瓶车从石子路面驶过，车型是卡通式的，车身上也是卡通的人物图案，带着孩童的喜气。潘索走在街上，身心很轻松，觉得什么都很新鲜，左顾右盼，就被前方一幅图画吸引了眼睛。

在步行街的水泥地桩上，立着一个人，摆出夸张的姿势，引身向上，双手在背后拧成麻花，形成一座雕塑，而且是现代雕塑。雕塑下面，还有一个人，一个男孩，仰头看着。停了一会儿，雕塑活动了，跳下水泥桩，越过街面，跳上对面的水泥桩。这一回的雕塑换了造型，是抱膝坐着，全身蜷成一个球。男孩看了一会儿，也跳上一个水泥桩，趴成一个蛤蟆。“球”滚下来，再换一个基座，站一个大字。“蛤蟆”起身也换一个基座，来了个鲤鱼打挺。两人追逐着向前跑去，跳上跳下，就像两头矫健的小兽。潘索不由被他们吸引，尾随而去，那“现代雕塑”跑过步行街，跑入一丛楼群，男孩追了几步停住，然后折返身向回跑，正和潘索打了个照面。潘索觉得面熟，那男孩也像是认得潘索，很警觉地绕开走了。潘索忽想起是在“加州牛肉面”的门厅里，几次下楼探身看提提的男孩，这样，他才发现，“现代雕塑”是提提，她一径跑去的正是陶普画廊。

所有关于提提的印象都回来了，原来她是这样一个活泼泼的女孩子。他还发现提提所扮演的雕塑，全出自画廊中的画和圆雕的造型，难怪会这么引他注意，她模仿得真有那么个意思。潘索站在太阳地里兀自笑了。接着，提提新的印象被摄入了。晚上，人们离去之后，提提挥动手臂驱散缭绕的烟雾，不时跳跃起来，两脚都离了地面，好像那烟雾是飞翔的鸟类。她的影投在四壁与天花板之间，犹如一个精灵。潘索站在门口看了一时，拉开门走了。走在空寂的过道，电梯行行地上和下，带走了最后一个人。很奇怪地，他觉得陶普画廊有一种魅，就像童话里的娃娃房，等人走净了，娃娃便活过来，快乐地玩耍，干下许多淘气事。第二天再去，看见提提，就觉得她的平静是佯装的，是假正经。千真万确，她眼睑下的皮肤泛着青蓝，分明是一夜未睡，光顾着捣蛋的痕迹。潘索又一次地想——这是一个会发生故事的娃娃。

三

提提到陶普画廊三个月，第一次有大老板那边的人过来。事前潘索就关照，第二天要早起，果然，上午十点钟光景，潘索就带人到了。来人是女性，约摸三十岁出头，穿一身意大利CRAIG灰色条纹两件套装，妆容清爽。发式是短发齐耳，梳平，额前有两缕染成栗色，用一枚墨绿的小发卡拦住，与她纤巧的瓜子脸形很相配。潘索因是奇人奇相，有特别的气场，在她跟前还不至于土俗，那两个跟着的画家，一派刻意求新的风格，此时不禁显出粗陋，而且神情委顿。即便是潘索，态度也有了几分谨慎，多少是谦恭地，陪老板的代表看壁上的画，作着注解。老板的代表很少说话，只是听和看，脚步移动时，鞋后跟才发出“笃”一声轻响。很少有的，画廊里生出一种肃穆的气氛，看了一周，然后围桌坐下。那女人说话柔声细语，音量很轻，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去添茶的时候，有零星字句进了耳朵，却也不明白意思。但是，显而易见，一些严肃的事情在悄然进行。

谈话进行并不长，中午十二点就结束了。吃饭的时间，老板的代表却谢绝了潘索的邀请，坚决地辞去了。从这点看，谈话不甚顺利，有一些不可通融的意思。潘索们送女人下楼，复又上来，三个人坐在椅上，摊开了手脚。方才的紧张这时松弛下来，松弛过头，形骸都散了的样子。就像是干了场出力的重活，筋疲力尽，喘息了一阵，那两个开始骂人。骂了一阵，出了气，便笑。忽然想起了抽烟，才发现已经禁烟一上午了，于是，再骂。眨眼间，画廊里云遮雾绕。潘索进门就趴在桌上，等两人安静下来，就听见他的鼾声。他哪有这样早起的，等于是熬夜。那两人兀自吩咐提提叫了外卖，正吃着，又来了几位。潘索还在睡，保持着这个很不舒服的姿势。有人建议将他放平在桌上，无奈搬不动他，他就像长在椅子上了。又好像他是醒着，故意抵制大家，只得随他去了。大家一松手，他倒动起来，手脚并用爬上桌子，将两个盘子碰在地上，翻个身，仰天躺着。整个过程中，鼾声一直没有间断。这样，潘索躺在桌上，庞然一大物，其他人围桌而坐，好像在吃他。看起来很花季，将刚才的严肃性缓解了。这一觉，直睡到下午四五点，窗外炸响一声，哪一家商厦在搞促销活动，放了一个热气球，正好在陶普窗外爆破。停在金属架上的麻雀鸽子惊起，犹如一片云样掠过。潘索的鼾声戛然止住，他坐起来，说了句：我不是不赚钱，我只是赚得比较慢。然后，头垂在膝间，又不动了。不动了一时，他爬下桌子，上厕所一趟，回来之后，没有上桌，而是钻到桌子底下，在人们的腿之间躺下，又睡着了。

潘索再一次醒来，人都走净了，四周十分安静，窗外照进薄薄的光，染在他身上，他就像浸在水里。他睁开眼睛，看着上方的黑暗，心里一片空明。有一些市声从墙缝和窗缝里渗进来，更加衬托出陶普里的静谧。他渐渐认识到他的环境，是在桌子底下，他甚至辨出在他顶上，桌子背面的一个漩涡状的木纹，从暗中浮出来。他侧过脸去看周围，却看见离他很近的一张脸，在薄光里几乎是平面的，像一张纸面具，但是有轻微的温暖的鼻息。五官也从暗中浮现起来，有了立体占位，于是，变得生动了。是提提，她伏在地板上看他，眼神好奇，带着探究和疑问。他向她龇牙做了个狰狞的兽脸，她笑了，因为这是一头和善的大兽。她笑出了牙齿，牙尖上有细细的锯齿，是一头小兽。他一伸手揽住她，拥进怀里。她与他一起躺在桌子底下，脑门抵着他的下巴，他在她脑门上亲了一下，除此再没有进一步的动作。她想：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她嗅着地板的蜡香，还有这个人的体味，辛辣得呛鼻，很奇怪的，含着一丝沁甜。她试图也去亲他，可他是那么厚重和结实，而且庞大，她的亲吻简直轻如鸿毛。结果，她是在他下颌啃了一口。

天亮时分，他回家去了，她爬出桌肚上了自己的小床。傍晚光景，他再来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发生过昨晚的事情，态度正常。他与她，并不因此而有一点亲密。提提在吧台里边，手肘撑在台面，托着下巴，看那个坐在桌边的人，抽着烟斗。烟草的气味弥漫开来，她又嗅到了他的体味，辛辣中带一丝甜。她这才发现，陶普里四处都是他的体味。当潘索偶一回头，正看见提提转头向着空中嗅着鼻子。他忽然想起了昨晚那一个玩偶之夜，他真的是与这娃娃度过了一个夜晚。这一晚，他留下了，但不是在桌子底下，而是在提提的小床上。他们玩的是正常男女之间的那一套游戏。这可说是祛魅的一夜，两人都脱去了神秘性，变成可理解的了。

过去一段日子，潘索才想起，提提和他并不是第一夜。他不禁也有些好奇，这个精灵娃娃，似乎还没有来得及游历人间，她是在哪一个节骨眼上度过她的第一次呢？潘索是个明朗的人，又生活在艺术的世界里，他对人世间其实耳目蒙塞，他根本无从想象提提那一类人的生活，他们是通过虚拟的形式进入他的认识。对世界写实性的一面，潘索不求甚解，略微碰壁，思想便转移开了。就像前面说的，他的思想是在虚无与感官的两极，中间的现实一段是越过的，所以，一旦脱离开玄思，他立刻进入肉欲。每一次新鲜的经验都带给他盎然的情绪，而和提提，在盎然之外，又生出惊喜。这女孩子有一股特别的生气，几乎可以和他打平手呢！他不知道，这其实就是粗鄙。在她那个纤巧的小身体里面，藏着连她都不自知的野心，勃勃然鼓胀着，一旦叫醒，就会冲击出极大的力度。

在最初的时候，这种积压之后的爆发没有让潘索意识到危险，它激发了潘索的欲望含量。倒也不是说提提在性爱上有什么登峰造极的表现，她一个小女孩子，纵然是赶不及地生活，又能有多少经验？难得的是她那么渴望眼睛，抱着学习的热情。每一次结束后，她眼睛里都发出征询的光芒：我还好吗？潘索鼓励地摸摸她的脸，她的脸就在潘索的手掌里滚动，这动作让潘索想起加州牛肉面馆门厅里的那一幕。那时脸上是湿漉漉的眼泪，如今是干燥与火烫着，他隐约感到有一股热力在释放出来，似乎不止是针对潘索，而是面向更广，更远，因而有些渺茫。他觉出“我还好吗？”这个征询里的客观态度，除去关心潘索满意的程度外，还是想了解她成绩如何，有没有进步，能打多少分。这让潘索觉着有趣，除祛的魅又回来了，罩蔽了事情的常态。事实上，在这魅里面，有着一双冷静的眼睛。

事情又落回到提提认识的窠臼里了，这让提提有了信心。多少有一些小孩子充大人的，她想：男人嘛，就是这么回事。就像她和一同打工的小姊妹，还有学校同寝的女生们，聊起男生时说的话。但这一回，毕竟有所不同，潘索是这么一种奇异的人，虽然她以为只是外部形式不同，可她真有些迷惑了。她的世故是天真的，另有一种纯情，向往超凡脱俗的人和事。潘索为她拓开一个新天地。她的心就像小兽一般鼓动着，意识到要有什么事情改变了，而她必须为这改变作好准备。这是提提的智能与活力超出平均线的地方，他一方面相信命运，另一方面相信事在人为。这些交织的性质对潘索来说，显得复杂了，他又不屑于去多作了解，他用一个“魅”字就全当了解释。潘索对女性其实是概念化的，他认为她们是神秘的，一旦破除了神秘，他便抛下了，再去破下一个神秘。而提提神秘的壳，剥了一层又有一层，所以，他便滞留了下来。

他揉着提提的小脑袋，揉出许多细碎的绒毛，扎着他的大手掌，就像一种带刺的植物。小脑袋从手掌里昂起来，说出一句话：艺术就是弄虚作假！潘索移开手，看着她的脸，她脸上有一种讥诮的表情。她一挺身，站在床上，小床都没有动一下，潘索想：她真是轻啊！她说：人本来是这样的——她直着身子，两手贴了腿，赤裸的皮肤底下几乎见出淡蓝的筋脉，晶莹剔透，潘索伸手摸了摸，这身子暖暖的。她推开潘索的手，将腿绞在一起，手臂也在胸前绞成一股麻花：艺术非要把人变成这样！人不人，鬼不鬼。潘索笑起来。“麻花”陡然间解开，又躺平在他身边：四不像，就是艺术！潘索笑得更厉害，提提越发得意，继续发挥：人真的很不值钱，你到人力市场上去看，推过来、拥过去的都是真人，谁也不要，吐口要一个人，几百张表格飞过去；一旦把人做成假的，纸上画的，木头刻的，石头雕的，烂泥巴捏的，价钱就上去了！潘索止了笑，她的胡搅蛮缠里藏着几分算得上真知灼见的东西呢！提提又捏了他的大鼻子说：你就是一个大艺术！潘索喜欢她这个评语，一冲动，他就告诉提提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关于陶普的老板。你知道陶普的老板是什么人？温州人，靠卖鞋起家，如今资产以亿计！

由于潘索的鼓励，提提很长了胆子，真以为得了要领，竟然有时候也参加进他们的讨论，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色彩啊，笔触啊，意蕴啊。远开八千里的，连边都沾不上。可现代艺术不是讲颠覆的吗？不是离经叛道的吗？沾不上边也不要紧。再说，她又有潘索的背景，就有了话语权。谁都知道她和潘索的关系，甚至在他们开始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现在，又知道了他们的结局。这个周期在旁人了然于心，只是潘索自己，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就这样，提提要和他们谈艺术，有什么办法？听着吧！潘索不会制止她，非但不制止，还很欣赏——女人是这么一种不自觉的动物，盲目地说和做，由着原始的动力，没有目的地漫游，你完全不能预测她向什么地方去。有一回，提提对一个画家带来的新作品郑重其事地说出三个字：太像了！潘索不由吃了一惊，她无意中说出了艺术的真谛，你能说没有到达彼岸吗？这个提提，有着什么样的本能啊！

潘索的情绪又逐渐高昂起来，和老板之间，严格说是和老板的代表之间的芥蒂度过去了。其实老板未必真的对潘索有什么不满，开办画廊本来就是一种预期性的投资，向潘索施加压力是提醒他的受雇佣地位。接着，潘索就策划了那一幕“最后的晚餐”。

子贡是从一个德国人嘴里知道陶普画廊的，然后再介绍给另一些外国人。外国人来中国旅游，自有“旅游指南”之外的一套路线，是由着各人单独的经验汇总而成。许多去处都是从外国人嘴里得来，比如，一家名叫“可可树”的酒吧，不是在酒吧密集的著名的街道上，而是位于弄堂内，外面看起来和左右民居无甚两样，推进门去，却见暗中有无数烛光，烛光中多是金发碧眼的异族人，其中有带子贡来的，也有子贡带来的。那中世纪城堡样的夜总会也是得知于外国人，再告知给外国人。这些奇情异致的空间嵌在城市的隐蔽处，钥匙捏在外国人的手里。同时，应运而生子贡这样的人。他们专事打通这些隐秘的如同密室的空间，穿针引线，他们是秘密通道。这些通道是城市主动脉之外的毛细血管，以曲折间接的路径输送血液。经常会有破裂和栓塞发生，可是不要紧，主动脉承担着主要功能，所以，它们不定什么时候又会自动修复，畅通。就这样，处在自生自灭之中，是城市的生态之一种。

潘索对子贡的印象首先是，开脸开得很好——从发际经耳鬓，至腮和颔，无比地端正，秀丽，就像吸取了犍陀罗艺术的中国石佛，融会贯通东西方的美学要件，集为一体；其次的印象为，材质优良，他肌肤莹润，散发着贝类的光泽，令人目眩，是造人艺术的极品。绝色之下，其实隐匿着某些反常的因素，但这是现实领域里的内容，处于潘索越过的地带，潘索只觉着这张脸赏心悦目。举办展览时，有时会吩咐一声：给那开脸开得很好的人寄一张请柬！于是，子贡便来了。子贡对潘索有着崇拜之心，他感受到潘索身上照射过来的亮光，这是一个真正的明朗的人。像子贡这样，生活在阴湿地里的人，对光明最为敏感。他自己都不觉察地，具有着相当锐利的辨识能力，辨识那类与他截然不同的人，潘索就是其中一个。受到潘索的邀请，子贡总是很高兴，高兴中夹着一点酸楚，许多不期然的委屈忽然间泛上心来。他对潘索有着依恋般的感情，这感情让他生怯，他不能走近去，而是远远地站在角落里，和他领来的外国人说笑。潘索锃亮的大脑门上的光，总是在他的余光里。

有时候，他的外国朋友希望与潘索交谈，请他做翻译。他听见自己的说话声，好像在听另一个人说话，声音打着颤。他的外国朋友问潘索对当代国际潮流了解不了解，那都是些拗口的字眼，他完全可能翻错了。潘索直接说不知道，然后也列举出一系列人名，问他们知不知道。这些汉语化的拉丁字，在他的转述中，变成了另外一些名字，外国人也说不知道。他们谈着彼此不知道的人和事，好像要向对方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外国人占着地理和历史的优势，可潘索气势却更逼人，子贡刻意弱化了他言辞的激烈，可是他那锃亮的脑门，就像公牛的犄角，一冲，一冲，直向对方的胸膛冲去。最后，外国人讪讪笑着走开去，子贡向潘索抱歉道：我的艺术素养不好，理解力也有问题，可能会造成误会。潘索说：没你的事，外国人忒老卵！说罢，按住子贡的肩膀，将他向外国人的方向一推，子贡感觉到他手的有力。

还有的时候，没有外国人的驱策，是他自己，鼓起勇气，与潘索攀谈。他请教潘索某幅画的涵义，他的问题显然很初级，因他已经看见潘索脸上宽容的微笑——在子贡的社会里，男人们的微笑通常是应酬的，相当程式化，而他，这微笑就像一道光，照亮了周围，子贡几乎要瑟缩了。潘索说：要回答你的问题，需要从美术史讲起。子贡不禁感到无限地抱歉，耽误了潘索宝贵的时间，有那么多人需要他，和他洽谈生意，讨论艺术，喝酒和胡扯——即便是胡扯，都比回答他子贡的问题有价值。由于不安，他一个字也听不进潘索的解释，只看见他生气勃勃的脸，子贡觉得自己在委顿下去，就像一支马上要燃尽的蜡烛，转眼间变成一摊油，没有形状。潘索为了更好地回答子贡的问题，就将他所发问的那幅画的作者唤来，让他们直接交流。子贡敏感到，潘索在打发他，心中就升起一股愤怒。而几乎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有着一副肮脏的外表，简直是委琐的，把子贡当成画商了，于是急煎煎地向他说着自己的人和自己的画，全不像潘索那么豁朗大方，将全世界艺术家当成一家的胸襟。子贡很快倒了胃口，也采用和潘索同样的手法，把他转让给另一个人，那人恰巧从身边走过。画廊的酒会上，四处都是端了酒杯，无所事事，走来走去的人，一旦有人搭讪，就像觅了一个宝。

子贡被潘索打发过一次，就再也不主动上前，他变得格外骄傲。有一段时间，他不再去陶普画廊，潘索呢，也好像忘了他，没有向他发送活动请柬。在这受冷落的日子里，子贡渐渐软弱下来，本来就是负气，对方又是浑然不觉，苦了自己而已。所以，有一天，不期然间收到陶普的请柬，子贡还是去了。这一回去，他打扮得分外亮丽：一件驳壳领，瘦身腰，黑平绒的西装，双排银扣；里面白缎衬衫，胸前是一层层的蕾丝，翻卷出来，好像一丛盛开的百合花。橄榄油保养过的手是象牙的白和细腻，送到潘索的手心里。潘索说：真是惊艳啊！他抽出手翩然走开，感觉到身后的潘索赞赏的目光。他已经知道，潘索是双鱼星座，双鱼座的男人，感情的边界是模糊的，他们都是唯美主义者。只是，子贡的美在了潘索跟前，便迅速地崩溃腐朽，这是个阳气旺盛的男人，而子贡是阴湿里的一朵花。

但是，很奇怪地，子贡并不对潘索的女孩子生妒，他在旁边看得很清楚，这些女孩子都是过眼烟云，而潘索天长地久。这么点琐细的鱼水之欢，于潘索，连面上的触及都谈不上。他的体量太大了，密度也太大了，简直天下无敌手。然而，那一晚，就是“最后的晚餐”那一晚，他看见钻进潘索斗篷里的提提，满脸得色，心下却不由有气，一半是气提提太自不量力，另一半，多少也是有醋意——理论上是“过眼烟云”，事实上，潘索与女孩子们亲昵的具体的景象，还是有刺激的。他受不了潘索看她们，尤其看提提的眼光，他也觉察到潘索对提提的心情不同于往常，可是，这有什么两样呢？根本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提提，铆足了劲，小脸都绷青了，也还是够不上潘索的一个小手指头。当然，潘索自己并不清楚，他正是将自己缩成小手指头的那个节上，一旦过了那个节，他又膨胀开来，成了个庞然大物。提提，一个小蜥蜴，那小尾巴上的吸盘，再也吸不住，只有坠落。可是，哪怕潘索对子贡有对提提的一半的爱意——他只对子贡赞赏，就像赞赏画廊壁上，或者底座上的一件艺术品，巧夺天工，而那些小女孩子，则是自然天成。所以，也是难免，子贡对这些小女孩子都不怎么样，挺挑剔的，经过一番挑剔之后，就不再放在眼里。对提提，挑剔得就更严格了。

此时，提提沉浸在潘索的怀抱里，对什么都视而不见。子贡，一个美艳的男人，当然，要是美艳的女人又另当别论，一个男人如此之夺目，多少有些浪费，简直暴殄天物。她钻回自己的斗篷，端着点心托盘在来宾中穿行，停在子贡跟前，看他的手在托盘上挑拣，她感到自己的手和脸都变得萎黄了。可她还是高兴自己是自己，多么美妙啊！她有着这样的奇遇，就是遇到潘索。

然而，她又懂得潘索多少呢？别看她与潘索朝夕相处，可她并不比子贡多懂一点。子贡看见她在与人谈论艺术，觉得很好笑，他承认他也不懂艺术，可他至少懂得缄默，潘索他，就在他的缄默里。《圣经》“箴言”篇，第二节“给年轻人的忠告”，第一句就是“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他是有畏的，所以才有希望有知，而她，无知者无畏。提提经常拿潘索的话来打趣子贡，称他“开脸开得好”。子贡高兴听到潘索的赞美，只是经过提提的嘴，就受了一层玷辱，变得猥亵，这加深了他对提提的嫌恶。有一次，他找洗手间，推错了门，推开了那一间储物室，里面是提提的床。床单斜拖到地上，上面扔了几件衣物，有一股气味扑鼻而来，肉欲的气味。他退出来，心跳着，回到人群里，提提那张青白的小脸，钉子一样，尖利地凿进他的眼睛。

下一次，提提再来调侃他，他带着阴沉的微笑，问：什么是开脸啊？提提一时答不上来，就有些僵，僵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提提并不十分了解子贡的心情，但自从受潘索专宠，她领受了好意，也领受了敌意，晓得多少人气她不过。提提缺乏细腻的感情，但却有足够的世故，懂得世态炎凉，所以吃子贡呛不在她意外，也就不怎么生气，还觉得好玩，决定将“开脸”的游戏玩下去。

正是开春吃蚕豆的季节，她剥了粒大蚕豆，在豆粒的嫩皮上切几刀，蚕豆粒就变成一张戴帽子的侧脸。这是她们小时候的把戏，因这顶帽子颇似钢盔，就称这豆子为“美国兵”。提提将蚕豆摁在子贡的手心里，说：送你一个美国兵！“美国兵”的叫法刺痛了子贡，含着一种影射似的，怒意又从子贡心底升起，他强捺着，不把“美国兵”扔回给提提，问道：什么意思？提提答说：这就是“开脸”。子贡这才发现这颗蚕豆的妙处，提提的回答也很机智，不由笑了。子贡到底是个有幽默感的人，对提提的芥蒂也就释然一半，他看出这确是个有趣的女孩。最重要的是，他已经觉察出提提的失意了。

不能不承认子贡有先知先觉，其时，潘索和提提还在热头上呢！然而，却有一件极小的事情，微妙地触动两人的关系。那一日，潘索与提提一同去一个官方画展的开幕式，时间还早，就在附近随便走走。开幕式的场馆坐落在新开发区，宽阔平坦的马路两边多是高层的写字楼，空旷而清寂，两人在广场样的马路上漫无目标地走了一阵，无意间一转，转进一个商场。这商场是一座家具城，因地处新区，少有人光顾，数层高的穹顶之下，只听电动滚梯隆隆地运行。两人一层一层上去，每一层有无数商铺，围楼梯口排列一周，铺面敞开，陈列各款各色家具，有的布置成客厅，有的布置成内室，做成是人家，被抽去了一面墙。但因家具是簇新，格式又统一，没有过日子的气氛，就更像是舞台布景。走上第三还是第四层，迎面就是一间敞开的卧室，提提跃出滚梯，直奔过去，将自己抛在中间那一架大床上。大床铺得极其厚软，整个人都陷在深红与墨绿再加姜黄的各种织物的铺盖中。她脸朝下地趴了一会儿，又一跃而坐起，回头向潘索一笑。

潘索有片刻的怔忡，这一款红木家具镂雕十分复杂，通体是螺钿与铜饰，一具大橱面大床而立，侧卧一具五斗橱，相对一具梳妆台，空隙处是各种几案，坐凳，还有床前的踏脚。满堂油色，一团红光。是一户新富的乡下人家，洋溢着浅薄和天真的喜气，提提就是这家的新嫁娘。潘索怔忡着，提提已经起身，两人再又顺时针方向绕一周，眼看着开幕式也差不多到时间。这一幕很快被他们抛在脑后，但其中却极富隐喻，隐喻着一个结果，那就是，潘索和提提之间，无论是怎么开头，又怎么走过中途，最终还是落入男女关系的窠臼。而子贡却不会，因为开头就不是，所以最终也不会蹈入寻常的结局。这本来是使他孤寂的，这时则给他不期然的安慰。他想：只有他子贡才能知道潘索要什么，并且给潘索他所要的，那就是一个“无”字！“子贡”这名字来自孔子的门徒，却崇尚老庄。无论儒道，他其实都是向外国人学的，他不是在德国留学吗？德国，这个盛产哲学的国度，遇见中国人，一是想到中国菜，二是孔孟与老庄。入乡随俗，他就得学一点。

好！他耐下心来，等待潘索与提提的爱情寿终正寝。有一天，真的，潘索来找他了，他血都凉了，不由空攥着两个拳头，抑制心跳。可是，很快，他又镇定下来，心跳恢复正常，血液匀速循环。他没有料到，可是事情不是这样又能是怎样？潘索来找他，是为了把提提托付给他，子贡。潘索恳切地说，换了别人，他会舍不得，然而——因为是你呀！子贡眼睛一潮，随即又干了，是的，惟其是他，潘索不会生妒。潘索接着说：提提不如你美艳——说到这个词，潘索看他一眼。这一眼，流露出——怎么说呢？要放在别人身上就算得上淫邪，可潘索是如此坦坦荡的一大块，“淫邪”这个词就显得卑琐了，他是公然的好色。你是美艳，他说，提提不美，但很有趣；她的有趣，足够弥补姿色上的缺憾；而且，她还小，再长个十年八年，说不定长成什么样，是另一种尤物；你们是一对，你要好好栽培她！这一段话都是淫邪的，可在潘索，就全改了样。他实在是现实之外的一种人，寄生在现实，不得不借用现实里的材料和方式，因此，所有写实的字词于他都对，又都不对。子贡在极度的失望中，依然能注意到这些。他无比地惋惜，却又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就是潘索，他只能是这样，什么样？笔笔中锋，而他子贡，则是偏锋。

潘索说：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这些话是轻松的，我对提提还是有爱，但我给不了她要的，而她有权利得到她要的。她要什么？子贡问。她要什么？潘索怔一下，然后说：她要生活，而我恰恰给不了她这个，你知道，有一次她是怎么说我的？潘索兴奋起来，额头又变得锃亮。她说，你是个大艺术！说“艺术”是好听的，其实我是个大虚空。子贡差一点就要说出口：我也是！可是让潘索滔滔不绝的演说堵住了——我过的是一种虚拟的生活，你可以说我懦怯，惧怕真实性，我承认，我是个胆小鬼，缩货！单是胆怯倒还问题不大，问题在于同时我又有大胃口，我贪婪，食欲旺盛，真实性还不够填我牙缝，我需要有丰沛的量，那只有靠虚拟了；虚拟的假设的生活，有着繁殖力，鸡生蛋，蛋生鸡，甚至都不是鸡和蛋这种代际繁殖，而是数学式的，平方，立方，这才对付得了我的食量，我就是这样被喂养着，然后我发现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虚拟人；你知道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周最终不知道自己是庄周还是蝶，梦是真，还是真是真；我母亲，一个一生相夫教子的女人，在晚年曾做过一个梦，梦见一个老太婆，素不相识，走到跟前，与她说，我也是在梦里——所以，你说，谁能确定，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虚拟中？

子贡终于插进嘴了：那么你就把提提也当作虚拟，她所要的生活就是虚拟的一种，不就结了？潘索笑了，在子贡的肩上拍了一下，子贡又一次感觉他手的有力：你在向我挑战！伙计，我告诉你，虚拟与真实有着明确的界限，混淆不得，这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命运，提提她，是铁打的真实，你别想混水摸鱼！她这个真实，比你我在这里说话这个事实，还要确定无疑，简直，直接就是“实有”的“实”；我担不起她的人生，我是个纸糊的人，不经压的，不过，怎么说呢？这孩子吸引我也就在这一点，那一塘浑水，里面有料呢！她其实过着一种十分生动的人生，我的人生不及她的生动，我的生动性是摹仿她们的而来，这就是虚拟的问题，它不自产，它是攫人家的果实做种，然后繁殖；并且，这孩子还有一种不兼容的天性，不像大多数的女孩子，她们很快地变成虚拟的，不是变成，而是摹仿；你想，虚拟本来就是摹仿，她们摹仿摹仿，在两重摹仿底下，还是那个真实，却已经不新鲜了；提提，从来不打算摹仿，从来是第一手的，我真有些舍不得她，可是没办法，我与她，是水和油，不能交融；是我把她带到这里来，我不后悔，我要把她安排好。潘索神情颓然下来，一旦遇到现实问题，他总是不由自主地颓然下来。

静了一时，子贡问：为什么是我？

你不会拒绝我。潘索回答。

原来他都知道。子贡看了一眼潘索，他看见了一个苦恼的男人，低着头，往烟斗里填烟丝。他们坐在街边的酒吧，身前身后是行人和车辆，熙攘却与他们无干系。

我有什么办法呢？子贡说。

爱她。潘索简洁地回答。

为什么是我？子贡再一遍问，但问的是另一层意思，就是，为什么是要我爱她？

她会爱你。潘索回答。

子贡觉着了荒唐，他讥诮道：这是行为艺术吗？

潘索说：艺术有着极大的濡染力，它完全可能实现为生活，这就是我们身处的时代。

子贡一直期望能和潘索这样近距离地接触，现在，这愿望终于实现了，不料竟然是那样的内容。

四

事实上，潘索有了新女友，一个时尚业的造型师。提提已有觉察，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条鱼活生生地从手掌里游脱，无论多么使力气，也握不住了。这是男女关系的另一个窠臼，只是潘索会有新的诠释。诠释使得事物脱出窠臼，具有了独创性。只是诠释骗不了提提，她才不信这些鬼话呢！但是她承认现实，她相信，千条江河归大海，无论与潘索的故事如何传奇，终究是一个成或者不成。这样说来，提提对潘索和她的关系，也有着自己的诠释，潘索最终也没有走出提提的诠释。

潘索带着新女友去深圳，借口看那边的画廊，躲避开目下尴尬的局面。子贡领了任务来到陶普，令他意外地，提提的情绪并不很激动，甚至，称得上平静。她在吧台的电插头上插了一个电煲锅，煲着一锅粥。粥的米香，一下子将子贡带到汉堡火车站，那一个中国旅店的早餐间，那灰暗的，杂沓的，满目都是旅人仓促的身影，隐匿着犯罪的，却奇怪地生出安全感的火车站，子贡离开它有多么久了？可他知道，它还在，丝毫不会有改变。这城市，怎么说来着，从二次大战到如今，就没有变过。而中国，真是日新月异啊！这就是发展中国家。他甚至嗅得见那股子气味：香水，烟草，芝士，外国人的浓重体味；还有声音，不是明确的什么是什么，而是混沌成一片，就像地声一样自下向上涌起。子贡油然生出一种类似同情的心情。

白昼的陶普，魔力尽失，和普通的房间无异，只是比普通的房间更寂寥。所有的物件，因是抽象的风格，就都显得突兀，毫无来由。只有那锅粥，有点由头，因是和人的生活有关。粥显然是从前晚开始煲的，乳白色的米油从锅边溢出，淌下来一些，就像蜡烛。提提披了头发给子贡开了门，并不理会他，返身回进储物室，也是她的居室，复又出来，进了洗手间。在洗手间和储物室往返着，就有一股凛冽的清新气息散发开来，是牙膏的薄荷味，香皂的薰衣草味，还有洗漱过的爽洁的体味。她换了一件无袖的直统统的棉布裙，头发挽起来，在脑后打了个结，脸色不像方才那么黄了。她走进吧台，拔了电饭煲的插头，盛出一碗粥，再从一个腐乳瓶里搛出两块豆腐乳，坐下来吃粥。

粥很烫，她吃得很慢，也很仔细。子贡看她的筷子尖将碗沿凝成膜的粥赶在一堆，撮起来送进嘴，下一层粥又在碗沿凝成膜。她每送进嘴三筷子粥，就翘起一根筷子在豆腐乳上啄一下，撮进嘴。这样一层一层地吃完了一碗粥。粥是盛在一个大陶碗里，这碗更像是一件工艺品，做成朴拙的彩陶时期的样式，却很鲜亮，宝蓝的晶莹的釉色，于是有了现代感。这一碗几有大半锅的容量，等提提将一碗粥吃下去，子贡就知道，她没事了。

潘索离开的日子，子贡还来过几次。没有潘索，画廊显得很空寂。展览和聚会没有了，画家和画商也不上门，连偶尔撞进门的顾客，都不再有，看上去，它已经歇业很久似的。子贡和提提隔了吧台坐着，提提给子贡斟一点酒喝，自己抽一支烟。她抽烟，与其说因为苦闷，不如说是制造一种风格。她手肘搁在吧台上，侧过脸，挺直脖子，够着手指间的烟，吸一口——多少夸张地，嘴唇尖起，脸颊收进去，再拉长下来。是程式化的颓废，有些像演剧。她吸一口烟，吐在半空中，斜眼看了子贡，说：男人嘛，就是这么回事！看起来，她挺喜欢这个角色，陶醉的心理抚慰了失去潘索的痛楚，而且，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新一轮的激情。所以，在这颓废的表象之下，其实是昂扬的心情。

子贡看着这造作的小女人，心想，女人到底是一种什么动物，是以什么样的特质吸引了潘索？这简直是像陷阱一样，多么阴险啊！这小东西，手腕细得就像一支铅笔，胸腔扁平，隔了紧身羊毛衫，几乎可见鸡肋般的肋骨，那眉眼是用最小号的中国画笔描出来的，描在透光的宣纸上，所谓吹弹得破。在子贡看来，只觉得羸弱和稀薄。可潘索偏偏吃这个！他都不知道自己的价值。

子贡曾经在汉堡的赌场里看过一场美国歌舞团的表演，那些美国女人壮硕的裸体并没有博得子贡的好感，他觉得她们不过是体魄大一些的动物，骡子马一类的牲口，倒是其间插演的一个魔术节目，使他激动了一阵子。那所谓的魔术师，一个杂耍艺人，奔走在江湖，临时加盟到这个表演团，与整场表演的华丽气质很不相符。他最拿手的技艺是射箭，闭眼可将箭头射中靶心，那只不过是热身，正式的表演是反射。就是设一个机关，箭头弹开机关，放出第二支箭，直射靶心。这已经出奇制胜了，而魔术师并不收手，要来个二次反射。设两个机关，反射两次，第三支箭击中目标。魔术师在台上，专心摆动他那些自制的装备，就像一个给野兽下套的猎人，激烈的电子音乐一刻不歇地响着，他却充耳不闻。终于摆定了，返身面向观众，音乐止住了。他向观众发出邀请，有哪一位自愿者上台担任箭靶，头顶一个苹果，就是箭心。他再三再四地邀，眼睛在四下里搜寻，人们谨慎地微笑，躲避着他的目光。不是不信任他的箭术，他肯定天下无双，可是，俗话说得好，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谁也不能拿脑袋开玩笑。魔术师点了第一排左侧桌上的先生，受到了婉拒；魔术师又点了第一排右侧桌上的先生，也婉拒了。子贡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桌上，他浑身起着战栗，等待魔术师点他，心里激烈地斗争，去还是不去，玩命还是不玩命。可是魔术师放弃了观众，他带着一副对人世失望的表情转过身去，将这个大苹果搁在架子上，然后发射——箭射中机关，机关出击第二支箭，射中第二个机关，出击第三支箭，转眼间扎在了苹果正中。掌声雷动，音乐声大起，魔术师从架上拿起苹果，拔下箭头，咬了一大口，随手向台底下一抛。这一回，千真万确，抛向了子贡，子贡伸手一接，接住了。在表演余下的时间里，这只苹果一直放在子贡的手边，他小心地不去触碰它，也不看它，可它散发出浓郁的苹果的气味，还有魔术师口涎的气味。他极想吃它，可是有一种羞怯阻挡着他，最终，他还是把苹果留在了桌上，没有带走。他对潘索的心情，就类似这样。

你很美——他听见提提的声音。一惊，回过头去。提提的眼睛越过他看着远处：你是个美人，她说，简直像个假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他问。就是这个意思，不像真的，像假的。我还是不懂。提提一笑：不懂就不懂！转而问道：你有女朋友吗？他着恼了：有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提提斜下眼睛，瞄着他：我看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个女人，大美女！这回他真的恼了，不再理她。提提将烟掐灭，做出一个嫌恶的表情：他可真丑！谁？子贡问。还有谁？她的五官扭曲了，显得立体和生动起来：丑死了，一个大丑男！她低下头，将脸埋在手臂之间，手臂在台面上伸直了。这动作很戏剧化，在这夸张的肢体之下，掩饰着真实的痛楚。提提侧过脸，脸颊贴在吧台的台面：他就是个男人，你知道，什么是男人吗？她并不要子贡回答，自己一径向下说：男人就是小孩子，很小很小的小孩子，自以为很聪明，聪明过所有人，他那些把戏，逃得过谁的眼睛？他那些把戏呢，不是为别的，就是为贪嘴，多吃多占，因为他有个大肚子，当然就要占人家的份额了；占了人家份额，他也不好意思，要编造理由，说这本来就是他的，或者说谁先看见是谁的，再蛮横些，就动手了，动了手，还要强辩，你说是你的，你喊它，它应你不应？所以，男人还是强盗，大强盗！大强盗是不需要讲道理的，也不是不讲道理，而是大强盗的理只有他自己认，别人都不认，可他有力气，你认不认他就这样了，你看着办吧！这就叫明火执仗。提提不时将脸颊抬起，移一点地方，再贴下，让吧台的大理石面冰着她的脸颊，脸颊迅速将台面捂热。她在发烧，眼睛灼亮着。

你对他就没办法，你说有什么办法？他是个小孩子，你就是他妈；他是个大强盗，你就是抢来的奴隶，你总是强不过他；千万别以为女人是弱者，我他妈的最痛恨这句话，女人是弱者；女人所以对他没办法完全不因为是弱者，你知道是什么？是因为女人有感情，感情又是什么呢？提提陷入了沉思，有一阵子，子贡以为提提睡过去了，凑过脸看她。她睁开眼睛朝他一笑，子贡不由悚然，赶紧退回去。感情是个累赘。提提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卸下累赘，轻装上阵；所以，同时，女人又是理智的，很懂得人生的意义，你呀！她向子贡翘起一个指头：你是个假面女人。

子贡想生气，结果却笑了起来，他觉得很滑稽，坐在这里，听一个小女孩子胡说八道，还尽是侮辱。他为什么不走呢？因为是潘索要他来的，他不能违抗潘索。但也不全是，小东西的胡说八道有一点听头呢！吧台里的射灯从她身后照过来，她趴在台面上的身体，拉得很长，像一种软体动物，子贡心里有些起腻，他移开了眼睛。

其实啊，她从两条手臂间抬起脸，下巴抵在台面上，头发披散着，像一种人面兽，她说：其实女人是真正的强者，她们才不用说理呢！道理藏在她们的骨头里面；要和女人讲道理，那是白搭；你听听他那些道理，骗小孩子，骗比他还小孩子的小孩子吧！他自己都未必相信；他以为他是谁？不就是个臭男人——她向空中嗅嗅鼻子——臭死了！我只要嗅嗅鼻子，就知道是哪一路男人；子贡，你没有气味，你是一朵无色无嗅的花，不像他，他的气味可稠了！我原先打工的餐馆里，我们小女孩子专用气味来说男人，一个字，“膻”，膻死了！越劲大越膻。说着她咯咯地笑起来：尾巴越大越膻！她笑得更厉害了：潘索就是一头大尾巴羊！子贡不禁有些吃惊，吃惊这小女孩子的下流，这下流让他有一种满足，尤其是那一句“潘索是一头大尾巴羊”，他跟着笑起来。

下一次，就是子贡讲，提提听。提提很摩登地仰着头，将香烟一口一口吐到半空中，射灯的冷光中，烟一蓬蓬地盛开，透明的花瓣舒卷，伸展，摊平，游动，有时候掠过子贡的脸，他的脸一阵模糊，犹如镜中月，水中花，然后洞穿出来，清晰极了。提提有意朝子贡脸上吐去，态度轻慢，子贡被自己的说话吸引了，并不在意。他说：潘索这个人，不是在男和女的关系中，而是在有和无中。

男和女的概念对于他太过狭隘了，容纳不下他，他是那种体量特别大的存在，无所谓男女，男女这点差异早被他消解了，他处在更为巨大的差异里，就那是“在”和“不在”，“是”和“不是”，TO BE OR NOT TO BE。他勿管提提懂还是不懂，兀自往下说，提提呢，就用越来越密集的烟雾来回答他。烟雾就像丝一样将他缠成了一个蛹，他的声音也被裹在了蛹里，微弱地传出来。

有趣的是，子贡说，他那么一个结结实实的存在，体现出来的却是虚无的精神，这精神有着极大的濡染力，可将周遭的事物全都虚化，从有到无；有没有看过大变活人的魔术——他怎么又想到了魔术，就像是宿命一样的鬼东西——大变活人，一个大活人，装进匣子里，没了，然后又有了；不要告诉我物质不灭的道理，所谓唯物主义就是机械论，而讽刺的是，前提恰恰是假设的，假设有一只推动地球的手，于是，事情才能开始；事情开始得那么草率，接下去却要亦步亦趋，环环相扣，真是个大滑稽！再回到“大变活人”，那大活人装进匣子，魔术师推着匣子，这才是推动地球的手呢！大活人一忽儿有了，一忽儿没了；你知道怎么回事？曾经有了魔术师——这是第三个魔术师，他遭遇过多少魔术师啊！——魔术师对我说过这么一番话，他说，魔术师其实很简单，就是让你看见要你看见的，不让你看见不要你看见的，你看见的，就是有，你不看见的，就是无！这就是世界观，有和无决定你怎么看世界；所以，潘索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男人，甚至不是一个人，而是，世界观！

子贡说得那么多，其实是喝了提提勾兑的酒。她将几种威士忌掺在一起，又添了点伏特加，加上冰块，还在杯沿插了一颗糖渍樱桃，送到子贡跟前。子贡头痛欲裂，话却涌到嘴边，一张嘴就吐出来，就像绕口令说的，“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虚无的世界观不是从开始着眼，而是从结束着眼，就像一棵树，你怎么看得到它的根？唯物主义的眼睛只能看到树身，而虚无的眼睛是悠远的，他看到的是梢，潘索看的，就是这一点；梢上是什么，就是终了，消失在空虚茫然中；你听我说话，每一句，每一字，一旦出口，便无影无踪；时间，每一分钟延续，都是流逝；空间，你以为很肯定，那是你看不见，潘索就能看见，那墙壁里，屋顶下，地基的内部，都在土崩瓦解；这就是潘索的思想，你了解吗？你只了解他的皮囊，一个臭皮囊！

提提又给子贡斟上一杯酒，是用完全不同的几种酒掺和的，她认真地切了一片柠檬，插在杯沿。在陶普画廊，所有一切都是形式主义。这两个人，就在一个大形式里说话。

你以为潘索就是你看见的那样？你看见的潘索是你要的那一个，真实的潘索完全可能在你视野之外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形态，一个超出你掌握的形态；你看到的是实有，他却是一个空洞，大空洞，因为他是逆行的，他从终了出发，往我们这里来，与我们邂逅，他来自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是天机，天机不可泄漏，连他都不自觉，他只是觉得空虚；他生而带来一些极其空虚的问题：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生？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合起来就是个大空洞，他在里面东碰西撞，抓挠着，想抓挠住什么救自己；你，你们，都是他的救命稻草，短时间里有一点安全感，很快他就发现是错觉，于是松开手，再抓挠，抓挠到的还是同样的东西；说来也可怜，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这本来是哲学的命题，本来是在书斋里，让哲学家们研究，哲学家都是一拨没有心肝肺的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黑暗中行走，他们都很安全，是隔岸观火，苦的是潘索这样的，生在哲学里的人；就是说，哲学是个苹果，他就是苹果里的虫子，钻啊钻，钻不进去也钻不出来，哲学家则是操刀手，一刀把苹果切开，皮是皮，瓤是瓤，核是核，虫子呢，什么都不是——他想起赌场里那个魔术师，他的射击，经过两次反射，射中了那个苹果，几乎洞穿——哲学就是射击手！他补充了一句，一阵晕眩，他再无力支撑，倒在吧台上，提提调和的酒终于击倒了他。朦胧中，他看见一张小脸，贴近了他，眼睫毛几乎扫到了他的鼻梁，可是眼睛却在远去，不停地后退，退进一个隧道。一切都那么诡异，没有潘索，陶普变成什么了？尽是一些线条，几何图形，立体块，颜色，光，四散着，是潘索这个人，让抽象变成具体的存在。

潘索不在的日子里，子贡和提提就这样在陶普厮混。他们挺合得来，甚至生出一些儿亲密的感情。他们彼此都挺放肆，开着粗鲁的玩笑，好像终于从潘索的压力下解放出来，还是因为互相都没什么诱惑力，就格外的轻松了。高兴起来，提提会要求子贡抱抱自己，两人都体会不到有什么热情，便放开了。但不妨碍之间的那一种愉快，并不完全由对方而引起，更来自于他们中间的那一个媒介，潘索，他们不是因为他走到一起来的吗？他离开了，可是留下了这画廊，好像蜗牛留下它的壳，他们就在里边嬉耍。他们闹出不小的动静，但这壳依然是空寂的，所以，是谁的壳就是谁的壳，谁也别想鸠占鹊巢。等潘索估摸着差不多回来的时候，子贡已经将提提带走了。潘索推进门来，什么都是原样，就好像没发生过任何事情，这两人收拾得很干净，从潘索的生活中隐匿了。过后有一日，潘索看见一个年轻男孩，在画廊门口踯躅，回头看见他，一跃身，翻过楼体栏杆，在滚动电梯里三步两步下去。潘索从他的背影认出，是提提那个加州牛肉面朋友，他本能地跟随而去。男孩几乎是从电动滚梯直接跳到地面，转眼不见了。潘索又追了几步，止住了，茫然想道：追他做什么呢？于是返身回去。这就是提提最后的余韵吧！

子贡为提提找到了新去处，在一家私营书店做店员。书店是由几名社科院研究员和出版社编辑辞去公职合股开办的，专做文史哲，文化理想加经营策略，使它迅速在一批私营书店中脱颖而出，乘胜追击，东西南北中开出分店，形成连锁，简直如星火燎原。书店专设于地铁站，和地铁同时段营业，头班地铁发车开门，末班地铁进站关门。地铁站是个晨昏不计的空间，镇日灯光璀璨，且不见天日，时间的概念模糊了。人群熙攘，如同潮水涌动，却又有一种寂寞，似和世间隔离着，也令人恍惚，不知身在何处。子贡领提提走在地铁站的人流里，忽对身后这小女孩子生有同病相怜之感。人世如此广大和苍茫，邂逅的同时就是分离，这就是车站的戚容所在。他放慢脚步，好让提提跟上，可回头一看，提提紧贴他身后，半步也没落下。就这样，两人相跟着走进书店。

书店有宿舍提供外地的店员，但床位也有限，目下全满着，要数日以后会有一个辞职的女生空出。提提一时住不进来，先要租房过渡。两人从地铁口走上街面，太阳当头，照得人目眩。邻近的商厦正在做促销活动，搭了台，拉出高音喇叭，又歌又舞，十分地蒸腾。这才想起，正是星期天的下午。哗声中，更觉得心意阑珊。站了一会儿，子贡说，跟我走吧！提提跟他又转身下了地铁口，搭上去浦东的地铁列车。

子贡带提提去的住处，在浦东的高级住宅区里，一幢三十层公寓楼里的一套。开进门去，只见客厅里的家具都罩了白布单，房间门紧闭，子贡开了其中的一扇门，家具也蒙着白布单。子贡只让提提使用这一间卧室，并且嘱咐她不许用电话，也不许接电话，然后就离去，留下提提一个人在房间。这房间不大，倚墙一张单人床，再横一具书桌兼梳妆桌，床脚墙上开一扇长窗，几近落地，望出去，楼宇间，正悬有一轮橘红的日头。因是下午四五时光景，所以这间卧房是面西，应是公寓里的客房。提提踅出房间，来到客厅，蒙了白布单的家具，看上去就像停尸房。面南整座玻璃幕墙，可见极远处有一线氤氲，是黄浦江。忽听见格啦啦一声响，冰箱在启动，是这公寓里惟一的活物。她循声而去，走进了厨房，拉开冰箱门，空空荡荡，半包火腿熏肠，几片芝士，再有两瓶矿泉水，不知什么时候留下的。提提决定去找超市，于是，收拾收拾出门。楼厅里没有一个人，揿了按钮，电梯悄然上来，开门，没有人。中途停了一次，门打开，立了一个外国女人，犹豫着要不要和陌生人同乘，不等她决定，门已关上。下到底，开了门，却是车库。大半车位空着，提提沿着车道出去，上了地面。满眼绿荫，落日的橙黄的光，穿越过来，剖成一线线金针，窜上窜下。走出小区，踏上宽平的马路，一眼都看得到地平线。十字路口，红绿灯在绿荫中转换，马路两边，绿树后面，是高层公寓楼。现代建筑材料的外墙反光性特别强，本已经微弱的残照一旦触及，又变得锐利起来。那些光的金针，就是从楼体上迸裂出来的。所以，这些建筑并不因为它们的高度与庞大而变得木讷，而是明快的。路上很少行人，车流无声地淌过，有一种辽阔的静谧。

提提过了一个街口，又过了一个街口，并没有一个商店的影子。太阳已经落到底了，却还释放出充足的光，天空显得格外高远。她走到一个车牌底下，正好驶来一辆公交车，也不问去哪里，一脚登上去。车门悄然合上，向前驶去。驶过二三个站，车前方的电子屏幕滚出了地铁线的站名，提提下了车，找到地铁口，下去了。底下是又一个天地，似乎地面上所有的人都集中到了地底下，熙来攘往。糕点铺，书报亭，百货杂物，音像制品，沿过道排开，人声喧哗。列车进站的广播则凌驾人声之上，遍及每一个角落。提提有回到人间之感，她并没有搭乘地铁，只是随人流走动，她已经判断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地铁，就是一幅立体的城市地图，一旦迷失，就下到地铁，准保找到方向。

子贡让提提借居的房子，是他替别人看管的。在这一片住宅区，多的是这样空着的公寓。有的房主隔一段来住一时，还有的一去不来，来和不来的都是为投资所计，投资者也多来自境外，以他们先发展的经验，预见到这个沿海城市在新的经济政策下，房产市场蕴含着极大的升值空间。本地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房价，在他们正够置放闲钱，当然，他们的那些闲钱的量，足以使房价迅速增长，于是，升值空间再度扩张，与本地人更无了干系。这城市的房产，就这样预前地进入资本全球化的体系。

提提睡在这间小小的客房，落地长窗上有一片薄光，并不来自于灯光——这一片地区一旦入夜，在天空阔大的穹顶下，灯光就显得弱了，长窗上的亮是玻璃本身的材质的光所形成，也不够照亮周围，所以四下里依然十分地暗。提提躺在暗中，万籁俱寂，惟有冰箱的启动那一点响动，可厨房又离得远，反增添了渺茫。提提是生活在喧哗里的人，这样的静和暗让她感到的不是安宁，而是警醒。半睡半醒中，忽然一阵电话铃响，惊得她险些跳起来。她想起子贡的嘱咐：不能打电话，也不能接电话。电话铃兀自响着，客厅里，厕所里，厨房里，锁着的房间里，各有分机，几架分机的铃响先后衔接，就像是一串回音，终于停息了，那寂静重又涌起，淹埋了无边的暗。

第二天夜里，差不多同样的时间，电话铃又响了。提提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听那一串铃声响了一阵子，再又停息。第三、第四天，都是在夜深人静中，电话铃响起，就好像出于某一个约定似的。大约第七天的时候，提提没有睡下，而是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守着茶几上的电话机，她不相信那电话还会来，岂不料，电话上的接通灯竟按时亮了，紧接着，铃声响起。看着闪烁的红灯，提提再按捺不住，她一下子提起了话筒，气汹汹地问道：谁？听筒里传来一个温和有礼的声音，原来是大楼的物业，问这里是不是有人入住，倘若是的话，要到物业处登记一下证件。放下电话，提提吁出一口气，说不出是失望还是不安，一个人静静地坐一时，然后起身回房上床。此后，夜里便安静下来，再无电话打扰。这一日早上，提提刚要出门，电话响了，提提已经放松警惕，以为还是物业，顺手便抓起话筒，“喂”了一声。听筒里一片沉寂。提提又“喂”一声，依然没有回答，只有气流轻微的拂动，似乎是鼻息声，然后，“咯”的一下，电话挂断了。提提意识到接了不该接的电话，心里有些害怕，却已经收不回了。就在当天晚上，子贡来了。

提提断定子贡是为她错接电话事来，准备好认错道歉，但子贡并不提这事，只问她怎么还不搬去书店的职工宿舍。提提就也变了策略，不回答子贡的问题，直接问电话里人是谁，先发制人的气势。子贡说：关你什么事！口气有些粗暴，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提提冷笑说：子贡你过着一种神秘的生活！子贡真变了脸，加紧说了一句：关你何事！提提就说：下回再来电话，我就告诉说，我是你的女朋友，有话由我转告。子贡放弃地一挥手：随你的便。他颓然坐倒在沙发里，背着玻璃幕墙，外面是沿江大道的远景。光从他身后过来，逆光中他脸部的轮廓显得幽深美妙。提提坐到他身边，捧起他一只美手，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恋人？她的态度无限诚恳，却藏着一种戏谑。子贡想起潘索的话：她不是美，但是很有趣！他哭笑不得地看着这件潘索的遗物，叹了一口气，翻过手掌握了握她的小手：认识你真是我的荣幸。提提抽出手，抱住他的脖颈：你令我心醉神迷。说罢，鸡啄米似地在子贡脸上胡乱亲着，子贡好不容易挣开，提提又扑过去，自重再挣开，从沙发上站起，提提就起身吊到他颈上。子贡甩不脱她，只能告饶：动口不动手！提提说：谈判！子贡答应：谈判。提提这才从他颈上下来，两人各在一边正襟危坐。

怎么谈？子贡问。怎么谈？提提问。子贡说，女士优先。于是，提提说，保证不再接电话，要是再接电话，立马走人！子贡断然说，接不接电话，她都得走人，这件事没什么可商量！提提作势又要上前吊住他，被他机敏地让开了：你先住职工宿舍，我替你租到房子以后，再搬出来。提提说：先租到房子，直接从这里搬过去。子贡坚持：先搬出去，再租房子。提提又要上去，她已经知道子贡怕什么了，子贡赶紧站起来，坚执说：这里不能住了！再住三天！提提央求。子贡有些心软，嘴上还硬着：不行，这不是我的房子。我保证做隐身人！提提举手发誓。子贡说：又何必如此，职工宿舍挺好，都是你一般大的女孩子，也有伴了。提提说：我再不能住集体宿舍了，我恨集体宿舍，没有隐私可言！子贡说：豆大的人，有什么隐私可言？提提说：有过潘索以后，我就有隐私了，他是我的大隐私！她眼睛里有了泪光，扭过脸去，子贡亦一阵黯然。提提屏住泪，狠声道：他把我从茫茫人海中捞起来，现在又扔回去，休想！这不是我的错，子贡说。我没有说你！提提气咻咻地说。停了停，子贡说：可是，你侵犯了我的隐私。提提看他一眼，说了声：对不起！她早准备好的歉词此时说出口了。

两人不说话地坐着，都感到委屈，却互相给不了安慰。按说，是相同的命运，但这命运不使他们更近，反而更远。良久，子贡说道：你叫我把你放到哪里去呢？提提说放到随便什么人的隐私里面去。子贡又一次体会到这小女孩子的有趣，这有趣却有一种可怕，一种可以不管不顾的可怕。这是一个鄙俗的生命，惟其鄙俗，才强悍有力，这才是真正触动他的。最后，他还是依了提提，让她再住三天，无论三天内租不租到房子，提提都必须搬出来。谈判结束，子贡走出公寓，提提要送下楼，他非不要。提提知道他是怕人看见，就非要送。两人纠缠了一会儿，还是子贡让步，不料他前脚走出公寓，后脚提提说声“再见”，把门关上了，倒有一时的惘然。提提从警眼里看着子贡，正好笑，也不料，警眼里贴上一只眼睛，不由骇一跳。那只眼睛后退去，退成子贡的脸，变形的滑稽的俊美的脸。这两人其实正是一对，有着相同的质地：结实，柔韧，厚颜，无耻，所以合得来。

子贡揿了电梯的钮，电梯静静地上来，静静地开门和关门，然后向下。由于速度快，轻微地颤栗着，隐约可听见电梯井里的风声，子贡觉着自己正从大楼的体内直落而下。没有人，无论是门厅，电梯，大堂，子贡没有遇见一个人，可是他就知道，有无数只眼睛看着他，谁的眼睛？隐私的眼睛，四下里埋伏着不知多少隐私。也许，谁说得准呢？其中就有一个，是提提将蹈入的。他大踏步走在小区的水泥甬道，黑色的树影里间隔有灯，黄黄的，满月般一轮，一轮。他的身影不断从灯下蹿出，又被他自己的脚踩过去。小灵耗子！他耳边响起声音。我是一个小灵耗子！他身心变得轻快，风一阵出了小区。

三天之后，子贡再来到公寓里，提提不在了，东西也都带走了，白布单重新罩上家具，一切保持原样。子贡顿感轻松，难免有一点抱歉，四处翻检一遍，决定去书店看提提，请她吃一顿饭。可是，提提不在。书店里说提提从没有来上过一天班，甚至，人们多还不认识提提。子贡走出书店，正是夜间地铁运行，灯火通明，无一点夜色。人总是多，呈浩荡之势，自动检票口的铁栏杆格啦啦地响，脚步纷沓。站台上的连锁糕饼店散发出浓郁的香精和奶精的廉价香味，灯光下的人脸都发出青白色，布满倦意，而且显得五官不正。子贡墨线描过一般的俊脸，肌如凝脂，漂浮在人流之上。

五

这城市还是要看夜晚，灯光是它的植被，覆盖了钢筋水泥的干涸的表面，开出晶莹璀璨的花朵，连起来，就是河，铺开来是苔藓，飞溅而成流萤。可以想见，是如何繁荣的生态。夜晚里的人，就是夜猫子，是人类里的另一类。他们在这样的人工生态中长成，有着另一种生物钟，和自然背道而驰。这又有什么呢？他们所身处的也是自然，第二手的自然，是从第一手里派生出来。知道人工钻石怎么生产的？摹拟天然钻石的发生环境：温度，湿度，矿物质成分……美丽的钻石不也生产出来了？有了夜猫子，夜才有了生活，就叫做夜生活。

夜生活这名字听起来有一股颓废劲，是消极的人生，但它其实是城市的影子。传说里不是说，两个人走夜路，一个发现另一个没有影子，原来是鬼魂。一样的道理，城市倘若没有影子，就成了鬼城——可被光线穿透的虚枉之城。是影子落实了占位，虽然是平面的，可是在不同方向的光源之下改变着形状，经过计算，可得出立体占位的总量，所以，它亦有着隐匿的三维性。并且，甚而至于，它还能反映占位的质，质的疏密，软硬，强弱，厚薄，其实都在改变着影子的质。看起来，影子是实体的投射，同时，它又证明着实体，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所以，有多大的现实，就有多大的虚无。一个城市越是积极进取，就越有颓废气；这颓废是与理性作平衡的感性那一部分；是人性受到约束同时，放纵的那部分；是相对于功用的无用的那一部分；相对于创造的消耗的一部分。比如说，没有爱迪生的发明创造，没有电，没有照明系统，颓废的夜生活就无处存身；还有电报，电话，这些信息工程的原初形态，打下了一个虚无世界的现实地基——爱迪生要是知道，今天有多少多余的话语在空中飞行，他真要高兴死了。灯光这一种植被，在爱迪生的原理之下，繁殖越来越快，多么丰饶啊！“颓废”因此而明艳旖旎，是一种畸恋样的美，在伦理之外的和谐秩序，蚕食着主流社会，腐蚀着主流意识形态。然后，很奇怪地，它渐渐成了主流，而在边缘的末流的位置，滋生出又一种颓废的蔓草，就像是影子的影子。这城市的灯光重重叠叠，影子也是重重叠叠，就好像亮了还能再亮，暗了也还能再暗。夜晚的影影憧憧，就是颓废气更替交互而形成。

夜晚的无数重帷幕，透出暧昧的轮廓，不知是哪些人和哪些事，结成哪些成因，要演出什么样的戏剧，这戏剧将有什么出人意外的情节！许多悬念埋伏在光和影的静息处，按捺着声气、哭和笑，潜行着，向着终局。有什么在等着啊！它们将怎么解开，如许惊人或者平淡的答案。有的只是空置，叫你扑一个空，白费一路走来的脚力和精神，还有无数的创伤。没有人看见，凡看见的都是一些不见天日的眼睛，哑了的喉舌，说也无法说，只能烂在肚子里。夜晚的戏剧就此变得郑重，严峻，甚或酷烈，那就是隐秘所至，孤寂所至，在趋往公共空间的路程，必通过的封闭隧道。最终，走出隧道的其实只是一些躯壳，魂都留在了隧道中。所以，主流社会其实是一些躯壳构成，然后是躯壳的躯壳，美丽的蝉蜕般的躯壳，汇成时尚潮流，汹涌澎湃。这城市的白昼也变得鬼魅了，就是白日梦。苍白枯瘦的白日梦，在天光之下的水泥沟壑里茫然行走，没了灯光的惠泽，城市可是乏味了。阳光里满是浮尘，墙面的砖石裸露出粗大的毛孔，建筑形成嶙峋的天际线，颇有些狰狞的。白日梦可不如夜猫子幸运，它们在退了海水的礁石间磕碰着，撞出遍体鳞伤，而且收干了水份，迅速地风化，那喑哑的市声，就是它们的哀鸣，等不及夜晚降临，华灯初上。它们都是短命的，和萤火虫反一反，萤火虫是一个夜晚，它们是一个白天。这些白日梦，有一半时间在苟延残喘，然后灰飞烟灭。这就是城市的现实性，唯物主义。早说过了，这是夜晚的世界，夜猫子的人间。

子贡是其中穿针引线的人，他可说是这个昼伏夜出的族群里，先驱一样的人物。在这城市的夜晚沉寂着，偃息着声色的年代，他已经在另一个城市里初涉夜生活。这城市的夜生活可说是由无数个子贡，东一点，西一点，积攒收拢来的。他们白手起家，拿一点，用一点，身体力行，走在空旷的无人的街道上，留下可疑的身影，让世人侧目，付出名誉的代价。可现在——子贡真是想不到啊！这城市竟然也会有如此辉煌的夜晚，这辉煌还不在表面，相反，表面是安静的，然而，以子贡这样的夜晚的慧眼，他可看出在平静中隐匿着秘密的通道，通向芯子里的璀璨。所以，何止是辉煌，分明是晶莹剔透，水晶宫一样。甚至于，令他诧异地，当有一次他回去那座给予他夜生活启蒙的欧陆城市，他竟感到了陈旧。哪有这城市绚烂啊！这夜生活的新生阶层，就喜欢新，簇新的夜生活，流光溢彩，飞扬着夸张的喜悦。这样说来，我们约可估摸出子贡的年龄。可是像子贡这样的人，已经滑出了时间的轨道，以他在空间跨越的速度与广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可证明这点。他是没有年龄的人，我们就不要去猜测了，这属于宇宙的秘密，天机不可泄漏。

子贡想，还是咱们自己的夜晚好啊！在那异国的夜空下面，壅塞了异族人浓郁的体味，这体味几乎有着原始性，表明着强悍的种族特性。他，亚洲的小灵耗子，就像从魔术师的大口袋里变出来的。子贡一挥手，将那异国的夜晚印象从脸前拂去，就又是一片簇新。子贡几乎是看着这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忽然一日，遍地灯海，他，就仿佛修行者看见遍地莲花。

子贡在哪里邂逅简迟生的？还需要好好想一想，是在那国领事馆举办的统一日庆祝会上。秋末的时节，凉风习习，在西区某家酒店的草坪上，扎着大白布帐篷，里面摆着吃的和喝的，宾客端了酒杯四散开来。随了天色渐晚，草坪渐黑，几近墨色。在这城市的中心地带，难得有这样大块的敞开的空间，灯光都显得微弱了。帐篷里的光映黄了周边一圈的草地，越往外越暗，终于暗成墨黑，融入更大面积的草地。声音也弥散开了，相隔不远的距离，看起来就如同默片。顶上的天空倒越来越明澈，有点点星光，却濡染不到底下来，地下还是墨黑。于是，空间分成上下两色，分别升起和沉淀，越来越离开。子贡，他这位民间外交家，在黑色的草坪上梭行。前几日下过雨，草里暗藏着一些小水坑，免不了高一脚低一脚，高脚杯里的酒晃荡着，是暗里的一点幽光。来宾一半是那国的侨民，驻外的商社公司代表，拖家带口的，东一架，西一架的童车里，躺着熟睡的婴儿；另一半来宾里有本地的外交官员，经济联营伙伴单位，社会名流，有三五成群，也有一个人默默走动，这里看看，那里看看，寻找熟人。草坪上笼罩着谨慎的空气，其实是生分和拘束的，却又都做出热情随便的样子，惟有子贡是轻松的。在这里，他是半主半客，看他满脸盈盈的笑，真是抢眼。暗里，有他白亮的脸；光里，有他飞扬的身姿。他把这个人介绍给那个人，把那个人又引荐给这个人。人们心中狐疑，这人是谁？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可是，有谁敢把这问题问出口？就好像是这里的生客似的，要知道，今天来到的，都是熟客啊！是这领事馆的老朋友。

子贡就是在那时候看见一个人，站在帐篷的进口处，光映在他的头上，从他平顶式的短发中穿过去，那发是灰白，却很粗硬。他忽然想起汉堡火车站中国旅馆的老板，其实无论是身型还是相貌都不像，可是，他就是想起了他。那人就是简迟生。简迟生穿一件白衬衣，西服脱下来挽在臂上，衬衣的硬领，还有领带箍得他不舒服，总是看他将两个手指伸进前领里抻一抻，子贡注意到他粗壮的脖子。从绷紧的衬衫可看出他腰腹上已长出赘肉，可依然是结实的，没有松弛下来。他的单睑的眼睛并不大，却有聚焦力，目光集中，稳定。他有一种正直的表情，对了，就是这一点，让子贡想起中国旅店的老板。在他们这样的年龄，新朝开元之际出生长成，都有着这样的表情，朗朗乾坤的气象，应该叫做共和国气质吧！

子贡从简迟生跟前过去，简迟生正和对面的人说话，子贡从这正直的目光里穿过，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简迟生没有注意他。帐篷里食物的热气在灯光下形成氤氲，人和物的质地都缓和下来，有一种松软的暖意，变得性感了。子贡感受到简迟生的体温，几乎是可触摸的有实体的物质——这是他与中国旅店老板，那个航空专业文革前大学生的区别，那一个是枯干的，生活榨取了浆液，萎黄下来；而这一个，依然饱满，并且更加浓稠。子贡没有走远，就站在近处，与一个奥地利红酒商人说话，说的是今晚的天气，虽然晴朗，可却有些潮。子贡告诉他，这就是亚洲，北面北冰洋，东临太平洋，南向印度洋，西靠地中海和黑海，无论北季候风，南季候风，都带来海洋的水分，温暖湿润。红酒商说，是不是像酒窖？亚洲是个大酒窖！两人都大笑起来，发出喧哗而空洞的笑声，因为是极少的一点笑料，都称不上笑料的笑料。子贡一边笑，一边用余光扫视简迟生，有一些字句进了耳朵，谈的是生意，原来是个生意人。这一点，也像中国旅店的老板，从共产主义公有制理想社会走出来，经历时代嬗变，进入私有化经济体系，多少有一些屈抑，但也还好，挺过来了。像中国旅店老板，他显得更为屈抑，身处彻底资本化的社会，经验的是欧洲经典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也正因为此，内里也许是泰然安定的；这一位，简迟生，是要轩昂许多，其实呢，是在一个半蛾半蛹的体制里，随机性很大，可说风雨飘摇，形势略改，便无从立足。幸好，幸好有那一股子共和国遗韵撑着，那时代出来的人，无论受何种挫折变故，似乎都能保持操守，有一股气节。那是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人都是赤子之心。

帐篷里的光的氤氲映着简迟生的轮廓，柔化了一些粗粝的细节，他的矮额，短鼻，笨重的下颚，彼此协调，甚至是好看的。他手指头插在喉部抻衣领的动作也好看，而且性感，子贡对于性感有着敏锐的识别力。他的余光里，满是简迟生的身型和动态，心生激动，同时，也生出伤感。他着迷的对象，几乎无不例外，都着迷于异性，比如潘索，所以，总是一无所有。这是一种命运，他所渴求总是不得，所得都是所不求。余光里的这个人，别看是那种禁欲时代的正直的产物，可在那苦行僧似的清简的外表之下，藏着原始的本能。这一点又和潘索接近，但潘索是虚无的，而这一个，实实在在。子贡的悲剧就在于，他趋向本能，可他又违反了本能的普遍原则。潘索，一个艺术者，生活在假想的世界里，他能够接受这种反常，子贡却不敢保证，简迟生能不能。所以，子贡感到了极大的危险，这个人，是比潘索更深的陷阱。简迟生笑了，子贡几乎是一惊！周围的氤氲颤动着，突然间揿下了消音器，没有声音，所有的动静都偃止了，可是他的笑，铺满在整个姜黄色的灯光里，子贡被笼罩其间。

帐篷口的这团光，在四下的暗里，有一种凝聚力，凡身在其中的，都是亲人，相濡以沫的人，眼睫上闪着暖融融的金晕。子贡和奥地利人，离简迟生仅一臂之遥，只需两三次眼神传递，便相识了。这就与潘索有所区别了，潘索有一股拒斥的力，推阻子贡接近，他不敢前往。潘索太华丽了，浑身都是坚硬锐利的光的芒刺，令他胆寒。而简迟生的力是吸纳性的，他有一个宽广的容量，子贡不由自主地靠拢过去，明知道那是个陷阱，可是他抵抗不了。他面含笑容，听简迟生和人说话，好像本来就是谈话圈里的人。酒会其实是共产主义的社会，所有的话题都是敞开共享，没有私人的概念。听着听着，他就插进话去，简迟生都没有发觉这是一个陌生人，一个美艳的陌生人。直到后来，他们成了相熟的人，简迟生也没有留意过子贡的美貌，那可是令所有人惊诧的。这是他和潘索又一个区别，他是一个受成规限制的人，而潘索是唯美主义者。

他们谈的是装修。简迟生想给公司做一个会馆，委决不下做成哪一路风格。他承认他在这方面没什么见识，属于商场上的行武，讲的是实效，还不会享受趣味，如今略有余暇，就要来涮洗身上的铜臭了。倘不是有充足的底气，万不敢有这样的自嘲。奥地利人建议会馆建一个酒窖，子贡笑道，专进贵公司的红酒！奥地利酒商却正色道：这倒不是，大公司的酒都是行货，真正好的酒都是在自家的葡萄园里酿成，至尊的极品是没有牌照的私酒，你们知道，他的蓝眼睛在面前的中国人脸上来回移动——在奥地利与德国南部接壤的乡间，有一个修道院，那里的僧侣私酿的利口酒，由一个专门通道，进贡给路德维希二世国王，它的配方，还有酿制法——他眨了眨蓝眼睛——是个秘密！说完，转身走出帐篷，消失在黑暗的草坪上。四重奏乐队在演奏耳熟能详的小步舞曲。简迟生说：看，这才是贵族呢，我们是资产阶级。

大约一周以后，子贡和简迟生第二次见面，在苏州河边的旧仓库里，这是子贡介绍给简迟生的设计工作室。设计师是台湾人，早年留学美国，当上海刚刚崭露出复兴的征兆，便很有预见地移来纽约苏荷区的模式。比他预见的更速，几乎一夜之间，苏州河岸集拢了大大小小的艺术工作坊；又是一夜之间，河岸，以及以河岸为中心辐射出去的地皮大幅升值，政府意欲收回，发展房产和消费区域。艺术家们就又移往下一处去开垦，此地暂时凋敝下来，等再度兴起，则是另一番面目了。苏荷区百年的历史在此迅速走完一个周期，每一个阶段都不曾遗漏，只是都缩短了。这一家工作室不过数十年时间，已称得上经典了。因是始祖的身份，政策对他网开一面，也是作为一个标志，所以还在。工作室依然是仓库的格式，进口面对河埠，上百级的楼板直通库房，都是整块的松木，不刨光也不上漆，用粗大的铁钉固定。走上去，顶下的梁和椽亦是整根的料，地板也是整段整裁，一气排开，楼板和楼板间留有疏阔的缝隙。看上去，好像昔日的仓库腾空了直接就搬进去，定睛一时方才发觉有细腻的景致，穿墙而过，那是来自几扇窗户——窄长的竖窗里是灰色的瓦面，整齐的瓦楞一层一层铺排上来；另一扇宽扁的横窗里嵌着柳丝，垂直下来，是天然流苏；再一扇天窗，呈斜坡势，一泓空白的天光——沉郁的四壁破开了几个缺口，流淌进活跃的空气。于是，城市开埠之初的蛮荒景象陡然化为现代。再看室内的桌椅台柜，茶具灯盏，且格外地精巧光滑，每一处细节处理都十分仔细熨帖，是日本的格调，又给现代感规定出东方形式。那空旷的空间就这么被收服，收服，收进可触可感之中，终于一把握在手心。

就这样，简迟生的视线集中到对面的小个子男人，他亲手替客人们斟茶。斟茶的手续很繁琐，桌边一具小电磁炉上坐着一壶水，咕突地顶着壶盖，先用煮沸的纯净水冲洗茶盘上的茶壶和茶盅，茶盘是竹材的一个屉格，洗涮过的水从屉格渗下茶桌，桌上自有一个下水眼疏通。然后，茶壶里填上茶叶，第一道茶不喝，用来再冲洗一遍茶器，第二道茶方才蓄入茶盅，猫食般的一口，入嘴便无，但觉满颐留香。简迟生笑道：这才叫品，通常我们那是“牛饮”。小个子男人眼睛一亮，听出这话的出处，是《红楼梦》里，妙玉论茶的一节，说：简先生原来熟读“红楼”啊！我以为大陆人多是“三国”派的。简迟生说：我本也不读“红楼”，中学时的女朋友却是个“红楼”迷，在她驱使下，硬了头皮读一遍，为证明读过，还画了一张家谱图表。小个子男人说：坊间闺阁还是重“红楼”啊！简迟生点头道：先生这么说很有趣，大约真是如此，“三国”是朝，“红楼”是野。子贡在旁听两人这一番谈吐，看出彼此投合，就不需要多作介绍。这两人从“三国”“红楼”谈到朝野之分，又从朝野谈到古今、南北、天地，像有无数的话题，反把今天的来意放在了一边，子贡就也不提。

不知怎么山重水复一转，这两人竟谈起了禅。小个子男人来自日据五十年的台湾，他的家乡花莲，山形水貌都有些接近东夷，日本侨民带去饮食习俗，建筑的格式，火车站一带的街道，店铺林立，商幡招展，绰约就如京都。他虽然生于光复之后，但水土留存，潜移默化，自然得日本人的精神遗韵。他指着四壁上的窗，说：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简迟生不能苟同：三千是三千，一瓢就只一瓢，窗里的景致，只是管锥，如何概括大千世界，这可不能偷换概念。小个子男人与他说拈花微笑的故事，简迟生回答他的是阿拉伯神话“一千零一夜”，说那姑娘要救自己，必得一夜一夜将故事说下去，每晚还必留一个尾巴，吊住那暴君的胃口，要等听完故事再杀她，一点松懈不得，好比《国际歌》中所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两人在这一点上犯了顶，可越顶越兴奋：小个子男人信仰顿然间的觉悟，简迟生坚持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小个子男人谈玄，简迟生说的是实证；小个子男人称他是机械论，他说小个子男人自欺欺人！两人说得又生气又高兴，从坐着说到站起，从桌边说到廊下，再一路说着走下松木楼梯，楼板在他们脚下空空地响，就好像当年搬运工的脚步的回音。苏州河边人车稀少，暮色渐起，两人的争论终于息止，在清寂的天光中笑着，握手告辞。

简迟生没有提设计会馆的事，以后也没再提起，这个计划搁下了。简迟生的许多计划，都是这样在热情的讨论中形成，却于实施前搁下了。他的秉性并不怎么合乎生意之道，似乎更在士大夫风气，喜欢清谈。但因过人的精力，容易受社会运动的吸引，不自主便投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当年的红卫兵，之后的上山下乡，再然后的下海经商——苏联解体，开放自由经济，他是最早往俄罗斯经营民间贸易的一伙，挣了几票。其时，中国的劣货假货以及粗鄙的中国暴发户，惹怒了俄罗斯民众，发生了血洗中国商人住宅大楼的事件。很幸运，简迟生在事发之前正巧离开莫斯科，他是在从海参崴往大连的轮船上，听到消息。他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四周的敌意，不由心生恐惧。倒不是怕遭抢杀，而是怕天罚。一帮子个体户，竟去欺凌泱泱大族，简直是欺天地。就在这一刻，他领略到这个民族的震撼力。这震撼力向来都在日常的摩擦中零碎了，零碎成欲望的眼神，宿醉不醒，酒徒脸上的酡红，粗鲁的笑和哭……可是它其实一直潜藏着，沉默不语。终有一日，终有一日，就像睡眠中的火山口。简迟生再没有回那里去，公司还挂着，当然是个空壳子，有些账也没收回来，他也不要了。他雇佣的两个职员——两个退休的大学汉语老师，在中苏交好时候学习的汉语，那时候，他们还都是青年——他想起都胆寒，他怎么敢！两个职员在找他，不知道他还用不用他们，他不再与他们联系。总之，了断一切。好在，他的资财已够他下半生衣食无忧，零打碎敲地做几单买卖，不过是为了社交。这一年，他不到五十岁，正在年富力强，但其实，已过着一种隐退的生活了。这样的生活，在财力，精力，最重要的是在道义上，不再负有风险性，同时呢，也吞噬着人的活力。虽然外表上看起来，简迟生还很抖擞，但事实上，意志却松懈了。他不再有野心。

很奇怪的，简迟生是从周围人的身上，看见自己的衰老的。妻子，朋友，昔日的同学，生意伙伴，甚至于有一日，他发现他女儿十八岁的青春也变得脆弱了。五十岁这一年，他告别了婚姻生活，和老情人呼玛丽也彻底分手。先是与三十岁的女朋友同居，没过几年，就换了二十六岁的新欢。与此同时，他搭伴的朋友也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他们都是由他的女朋友带进生活的。这些与他差不多相距一代人的青年男女，有着完全不同的趣味，因这个时代与简迟生的时代亦是完全不同的。简迟生的时代什么都匮乏，只有青春，以及青春的不可及的空想富足；而今天，什么都是过剩，大把大把地挥霍着，相形之下，青春便显得短暂而且仓促——这一种匮乏在时间的某一个局部还体现不出来，局部里壅塞着如许丰富的生活，外部的生活，令简迟生兴奋。他的精神活跃起来，兴致勃勃。他的那些小朋友啊！总是给他惊喜，许多地方，都是他们引领他去，然后他再介绍给他的同龄的老朋友们。要不是小朋友，他真不知道这城市藏着这许多奥秘，感官的奥秘。这就是小朋友们的时代，一个感官的时代。许多感官的词汇产生了，比如说“郁闷”，小朋友们总是说：“郁闷”，“我很郁闷”。简迟生时代里，年轻人是迷茫，迷茫是发生在精神的范围，太抽象了。而“郁闷”直抒胸臆。还有“爽”，真“爽”啊！从头到脚洗一个澡的感觉。简迟生时代的人，讲的是“快乐”，也是抽象的。小朋友们将“奋斗”说成“搏”，这个字好！直接，声色动情，“奋斗”这个词就概念化了。总之，简迟生们是概念的时代，小朋友们的时代则是肉感的。简迟生有如新生。

那么，小朋友们又是如何看简迟生的呢？这个体魄高大，气度宽宏的男人，大约与他们的父亲同辈，可是与他们的父亲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父亲这类人多是少见识的，又是叫人扫兴的，而这一个，则有着开放的胸怀。虽然他不说，可是很明显，他的经历相当传奇。他所来自的年代——这是多么遥远的年代啊！时间的紧凑性使得单元缩小，十年，二十年，更别说三十年，几个世代都过去了。他们对历史还是有敬意的，只不过他们的父亲都是历史中最无味的人，这一个，不消说，是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你看他，有一种古典的气质——犹如简迟生从他们身上汲取的是感官的生动性，他们从简迟生身上，恰恰汲取了概念，历史的，时间的概念。其实双方都是意识形态的，但内容有所不同。他们彼此需要，简迟生需要周围簇拥着年轻的脸，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气息，他们也需要有简迟生这样的长者，他带给他们经典主义，这城市不是正流行经典吗？这城市的殖民时期，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正成为时尚的想象——天晓得，他们都不知道简迟生生长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与他们共处同一社会体制之下，要说经典也是社会主义的经典。在他们看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以至四十、五十年代，都是一个时代，那就是过去。简迟生是过去的人，好比一个活化石。

在小朋友里面，亦有真正倾心于简迟生的人，那是一些女性小朋友。她们年届三十，对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微妙的年龄，倘若在婚姻中，那就是风华正茂，倘在闺中，便青春行将凋敝。她们大多对爱情有着过多的幻想，蹉跎了岁月，等到回进现实，方才发现适龄的伙伴多已走入婚姻。男性总是比女性少幻想一些，对婚姻的要求比较适当。四顾茫然之际，简迟生来了。她们其实是真正能领悟简迟生的魅力的，她们的年龄，是包浆包到了一定浓度，既已经懂得，又没有衰退情感。简迟生第一个同居的伙伴，不正是三十岁吗？然而，不幸的是，此时非彼时，现在，这个年龄，以及这个年龄里对简迟生的同情之心，更加让他意识到迟暮的悲哀。因此，他对她们的倾心，均视而不见。这就是简迟生在社交圈里的处境，可称之为误解的欢迎。

那天从苏州河沿岸的设计室走出，简迟生就和子贡交上了朋友。方才说过，子贡是没有年纪的，这并不是说他年轻，而是指他处于时尚中坚。简迟生的小朋友们只是追随普遍性的潮流，而他是潮流中的精英，少数人的阶层。小朋友们有什么思想？不过是人云亦云，当然，他们是潮流中的大众，是基础，而子贡是象牙塔尖上的人物。表面看起来，他甚至是老派的，“郁闷”、“爽”一类的流行语，从不挂在他嘴边，在他，连“快乐”都是肤浅的。他说，人们说“新年快乐”，“生日快乐”，“圣诞快乐”，将“快乐”这个词用于某一个特定的日子，里面有着一种短暂的，稍纵即逝的意思，那么——人们问，怎么才是长久的？幸福，子贡说。他就是用这样的词汇：幸福，而小朋友们都会觉得，“幸福”太老土了！和任何潮流一样，凡大众都是急先锋，来不及地要抛弃老旧的概念。唯子贡使用这概念不会显得落伍，反而有经典的意味，子贡是潮流里的经典。子贡的经典和简迟生的不一样，简迟生是化石，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标本，子贡是精髓、要旨，简迟生和子贡，就在“经典”这一点上相逢了。

子贡和简迟生就能够讨论“幸福”这一观念。简迟生听子贡说他是学德语的，便说从小读过德国的格林兄弟童话。子贡告诉道格林兄弟的家乡卡塞尔还有个世界著名，就是每五年举行一次的卡塞尔文献展，来自全世界各国的实验艺术家纷纷前来参展，是那小城的盛大节日，子贡曾经驱车去过，在他的印象里，整个展览都表达出对现代生活强烈的怀疑，而格林兄弟——子贡说：他们的童话的结尾，总归是，从此，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简迟生笑起来，他大约也已经很久没听见“幸福”这个词了，面前这个时髦的男子竟然说出这么一个朴素的观念。就好像要进一步加深简迟生的疑惑，子贡又说：幸福就是简单。

你说的是极简主义？简迟生问。不是“主义”，就是简单，子贡回答。简迟生看着他的精致的轮廓，他将他的精致归于时髦，在他那个时代，工农政府的草创阶段，是没有这么精致的脸相的。他也注意到子贡发际上那个小小的发尖，他不会像潘索用“开脸”这样技术性的词汇，他只是单纯地感觉有一种人工化。当然，他不是指整容，也不指修饰，还是出自于自然的手，子贡的脸却给他雕琢之感，这可说是一种时代的象征。子贡也端详他，这个从禁欲的时代里走出来的人，有一种修士般肃穆的面容，自然，也是显而易见，他开戒了，正过着放纵的生活，可精神并没有涣散，还收紧着，所以，不时地和欲望作抵抗，企图将感官的生活转变成思想生活。

子贡接着说：现在的生活太复杂了。简迟生持怀疑态度：复杂吗？我倒是觉得单纯。那要取决于从哪方面看，子贡说。从哪方面看？简迟生很有兴趣地等子贡解释。很多复杂性是从社会分工开始的，子贡思索着试图阐述：双年展上有一个作品，题目叫做“到五百海里处抛物”，作品是以录像的形式展出，拍摄一艘船在海里行驶，一直行驶到五百海里远，然后从船上推下一块一块石头……多么复杂啊！本来，船在海上自有它的目的，要不要抛物也取决于需要，所有的行为在天地间留下图画，生发出人和自然的关系，生产，劳动，艺术，哲学，全融为一体；社会一分工，事情就来了，一部分人从事生产劳动，一部分人从事艺术，另一部分人思考存在意义，由于这几项互相割裂，生产劳动的人不知道精神价值，做艺术的人不知道物质生活的意义，思想者苦于将这两样联系起来，分析出因和果——他的话使简迟生兴奋起来：可是，一个个体的人要容纳这所有的物质精神活动，负荷是不是太沉重呢？于是乎，就要用归纳法将所有所有归纳成一件事物，就像苏州河岸那个台湾人，他谈禅，你也在旁边听见了，大千世界，凡凡种种，全九九归一；看似简单了，事实上是作了删节，根据什么原则删节？各取所好，各取所需，世界因此支离破碎，然后等待英雄出世，重整山河；还是分工好，这是理性的社会，各在各位，用我们那时代的说法，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生活依着轨道行进，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可是，子贡发问了：幸福吗？

事情又回到“幸福”的观念上来了。

虽然他们思想有分歧，但两人都对谈话满意，这种没有情欲的激动，纯思想的交锋，使他们活力充沛，心灵却很安宁。简迟生是没法和小朋友们谈这些的，老朋友们又都是过来人，不屑于谈；子贡和谁去谈？那些外国人吗？别看他外语流利，但外国语都是些语言的壳子，飞过来，飞过去的，就是空壳子。这两个彼此绝不相像的人，此时倒成了知音似的。各人有着各人的寂寞，交谈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依然是寂寞着，说是交谈，其实是各谈各的。不过，稔熟的语言是有暗示性的，这样热烈地你来我往，藏匿深处的思想便被撩拨了。

从思想上接近简迟生，子贡又高兴却又感到遗憾。他想，思想的途径是理性的途径，可达至比感性更深刻的接触，但也正因为是理性的，于是妨碍了激情，激情往往是盲目的。而他知道，像简迟生这样的人，具有着大容量的激情。他看着他身边的小朋友们，深知没一个人配得上简迟生的激情，没一个人与他同量级。和潘索不同，潘索是情欲，简迟生是激情。惟有他这种正直的气质，才可拥有高品质的激情，那是经过禁欲的淘洗，好比沙里淘金。同样，也因为过于正直，他是不会留意子贡的魅力的。这是太过正面的性格，略微超出常规，就会被视作猥亵。这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吸引子贡的亦是最排斥子贡的。子贡常常想：谁能和简迟生打平手啊！直到有一天，看见呼玛丽，子贡明白了，就是她！

六

呼玛丽长着一张满人的狭长脸，吊梢的长眼，颧骨略突起，更显出瘦削的脸颊，是古人们称颂的“秀骨清相”，看上去有一种肃杀，是她金戈铁马的祖先遗留给她的气质。但这肃杀之气延至她的嘴角却缓和了，她的嘴角略有些下陷，脸颊在这一部分变得丰腴，于是形成两个明显的笑涡。下巴上翘，但角度正好，使整张脸有了种稚气。这是来自于优良的血统，经过多少轮优胜劣汰，最后集精华而后传。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多是建都北方，王室多是北地种姓，北方人的遗传总体上优于开发较晚的南方。很难确定呼玛丽是不是皇族的后裔，甚至连她家的籍贯都有些混淆，履历表上，向来填的是“江苏”。但有一次，她父亲在医院拍胸片，拿到一名老医生面前，老医生看了胸片说：你们家是满人。

在温婉的江南，呼玛丽的长相并不能得到普遍的赏识，尤其市井坊间，多是喜爱那类玲珑剔透的女孩儿，呼玛丽显见得是超量了。她个头大，脸形大，轮廓又过于醒目，是用大一号的笔勾出来的。可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她的夺目，不仅是形状，还是颜色，漆眉星目，红唇皓齿。无论你喜不喜爱，她要在场，周围一切都黯然了。她是不够婉转，相比别的女孩，她还显得笨拙。动作太大，说话音调也太高，可人们第一眼看见的还是她。在一群标致的小丫头里，你可说她是丑小鸭，也可说是鹤立鸡群。人们很难说她“漂亮”，她不属于那一类漂亮的女孩，在发育的某个阶段——她比一般女孩发育得早，在某个阶段，她甚至显得难看，因为粗粝，皮肤疙疙瘩瘩，身体粗壮，脸盘肿大，突破了这个荷尔蒙失调的阶段，她则焕发出格外的光彩。这一回，人们就折服了，远远看她走出弄堂，这弄堂盛不住她的光辉似的，变得颓圮和灰暗，人们想：这是谁啊！想不到就是她。

这一年，是她初中二年级，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她是第一批的红卫兵，率先造了学校老师的反，却犯了路线错误，先说左倾，后说右倾，原来是要造学校领导的反。正晕头转向，大串联开始了，于是，纠结了一帮同学去北京见毛主席。大串联起始的时候，还有秩序，火车也不像后来挤得可怕，甚至每个人都有个硬座，一路唱着歌，兴致十分高昂。途中却发生了一个小事故，向晚时分，饭车推进车厢，其时，大串联的火车上还供应客饭。学生们纷纷起身接饭盒，邻座一个男生嫌盒中的菜太淡，说自带了榨菜，要请大家下饭。他立起来，从行李架拉下军用书包摸榨菜，摸出一个纱布包，不认识是什么东西，正拿在手里翻看，却被对面的女生劈手夺去，愕然间一抬头，那女生扬手就是一个大嘴巴。两个人通红着脸，男生脖子上的筋都粗起来，伸了几伸脖子，却笑了，说：我不打女人！这话里藐视的意味十分清楚，女生也笑了，说：我就打男人！第二掌又要上去，被双方的同学拥开了。原来是男生拉错了书包，这时节，男女生都流行用草绿色的仿军用书包，弄错的事情经常发生，不巧的是，男生摸出来的不是别的，而是妇女卫生用品。这时节，你要说禁欲也罢，知羞也罢，总之，女生将性别视作极私密的事，又是在这样娇嫩的年纪，更是感到不堪。男生呢？蒙塞得很，嘴上说“不打女人”，其实并不知道何为女人。就这样闹将起来，双方直着喉咙乱骂，也不知乱骂什么，最后，邻车厢的红卫兵齐声唱起一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语录歌曲，歌声涌进，先后应合上去，偃止了吵骂。这时，火车已过长江大桥，夜幕降临，车灯洞穿，在茫茫中开出光明隧道。汽笛声四下里散开，就像遥远处的号角，引领着前行。盈耳是车轮与铁轨撞击的铿锵，车身震荡。歌声渐渐沉寂，睡眠笼罩了车厢。年轻的身体互相倚赖着，拥簇着，随着车身，就好像乘在一个巨大的摇篮里。大时代孕育的男女，有着超乎寻常的气象。

夜间，火车停靠枢纽站加水，有人醒来，看见车窗外的灯光，检修工的铁锤叮叮当当敲击车轮，有疏朗清晰的说话声。看了一会儿站台，再掉头看那边的窗外，是裸露的铁轨。车厢里睡意酣畅，年轻的呼吸使空气变得肥腴丰饶。对面也有人醒了，抬头来回地看，眼睛遇上了眼睛，正是方才吵架的一对，简迟生和呼玛丽。

简迟生刚认识呼玛丽时，以为她与自己同年级，甚至长于自己，事实呢，呼玛丽要比他低三个年级。从形貌上看，呼玛丽已是个成熟的女性，似乎是与此平衡互补，她的内心，却十分天真，比她实际年龄更单纯。这一点，简迟生很快就发现了，那是叫他又喜欢又困窘的。这一趟普通快车，天明以后，还需过一个白昼，才抵达终点，北京。火车在北地进发，沿途的田野，越来越广漠和萧瑟，难免令人疲乏。好在年轻人是不甘寂寞的，他们有的是热情，离家远行刺激着他们，革命也刺激他们。他们一路唱歌，有时是一起唱，有时是一伙一伙地互相拉歌。邻车厢有音乐学院附中的一帮学生，携带了手风琴，沿车厢一节一节领唱，气氛热烈极了。在激昂的歌声中，简迟生和呼玛丽又互望了几眼，神情是欢快的，并不是忘记了前一日的芥蒂，而是这芥蒂成了他们之间的一个默契，由这默契，他们就有了别人不可介入的特殊关系。年轻人的感情不需要多少养料，只需要契机，然后，彼此看上去不讨厌，不讨厌之外，再有一些吸引，差不多就够了。接下来的情形，则取决于各人的性格。就这样，简迟生和呼玛丽完成了邂逅，帷幕拉开，性格登场了。

向晚时分，火车吐着一团团白雾，制动闸咬着车轴，发出尖锐的摩擦声，火车进了站台。站台已经亮了灯，昏黄的灯光加重了暮色。男女孩子们拥在车窗，看站台从旱桥底下徐徐移出，旱桥从头顶过去，渐渐止住。有一刻静默，似乎不相信到了北京，然后，不知谁带头，一轰而从车窗散开，争先向车门拥去。在这铁匣子里关了两日一夜，再也按捺不住，简直想飞！犹如哗变一般，无数面旗帜在挥舞，召集麾下的兵；无数个高音喇叭在响，播报各接待站的地点与名称；无数条喉咙在叫喊，哨子声，军号声，歌声……又有数列客车相继到站，无数人流最终汇集起来，向出口奔腾而去。首都北京赫然显现眼前，只觉得大，天是高广，如此庞大的一块暮色，灯在里面变得疏落而稀薄。地是宽广，十大建筑的北京站并不显其宏伟，反觉得玲珑有致。街道开阔，一眼过去，几乎可望到地平线，跑着甲壳虫大小的车，人就是豆大，窸窸窣窣地移动。车站广场停着无数卡车，车壁上张着欢迎的标语，人们奔向卡车，翻身上车，转眼间，车斗蓄满了人，车就发动起来。这时，便迎来了首都的风，浩浩荡荡，从无边无际的天地里生起，席卷而来。人们张开了歌喉，却没有一点声音，歌声让风吞没了。唱着无声的歌到了地方，呼玛丽的同学发现呼玛丽不见了，他们在航空学院的接待站，里里外外找了一个遍，没看见呼玛丽的身影，也没有人想得起来，最后看见呼玛丽是在什么时候。

此时的呼玛丽，身在北京的另一端，西边一所大学的接待站，校园里有著名的湖泊，记忆着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人物。她挤进了简迟生的一伙，那是另一所学校的高中学生，以为她是跟错了队伍，却也无法帮她找到同伴，呼玛丽便名正言顺地留下来。之后的十数日，呼玛丽就跟着他们一起行动，步行去各个院校看大字报，看军事博物馆，爬长城，凌晨时分集合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主席接见——在这些活动中，呼玛丽并没有与新集体融合起来，而是始终保持着距离。她本是投奔而来，多少有被收容的意思，应该有所迎合才对，可她却很傲然，对人视而不见，只和一个人接近，就是简迟生。除去晚上就寝，必得在女生宿舍，其他时间，她都粘着简迟生。简迟生呢，自然是有些难堪，可很快，就弃之不顾，两人公然亲密起来。

这样年纪的男女，都开始向往异性，但多是悄然之中，谁敢像他们坦然大胆。再说，又有谁能有他们的幸运——这一对简直天造地设，散在人堆里看不出来，单挑出来，便觉着惊人的相配，而且相得益彰。都是俊朗的长相，气象恢宏，两人在一起，世界都便小了。所以，周围人就持敬而远之的态度，纵容得他们更加忘形，眼中只有你和我。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检阅的人海中，四下里都看见一个女生骑坐在男生脖颈上，那就是他们俩。女生挺着背，安然俯视；男生呢，脖子上压着一个人，并没有一点屈抑。一上一下，四只手相握着，做出欢呼的姿态。这就是大动乱中的骄人春色。

接受过检阅，这一对男女便离开了伙伴，不知他们去了哪里。

子贡看见呼玛丽时，呼玛丽已是另一番形容。由于消瘦，脸显得格外长，眼窝瘪下去，鼻梁锋利，嘴唇周围起了褶。脂粉搽得极厚，掩住了枯和黄，却泛上一层死白，反变得有些可怕。最盛丽的花衰落时，往往会格外的凋敝，触目惊心的残败，那都是因为不节制。美，青春，活力，能量，在放纵中消耗殆尽。看它如今枯竭到什么程度，就可知道当年饱满到什么程度。那种丰沛啊，几乎要绽破表面，挣脱一切束缚，无边无际地弥漫开去。就像火山喷涌岩浆，火热滚烫，流淌到哪里，哪里就成焦土，化为火成岩。这还不够，还有热力，继续燃烧，最后将自己燃尽了。根据物质不灭的原理，不是燃尽，而是燃成灰烬。现在的呼玛丽，就是这灰烬，硬实的，保持着原先的形状，质地和颜色不再，却不垮塌。比较之下，简迟生并没有如此尖锐的衰老迹象，要和缓许多，但正是这和缓，流露出一种妥协。好像是，他与某种对抗的力量讲和了。在呼玛丽的枯槁的面容——就好像鲜活的泥土烧成了砖瓦，在这失尽水分汁液的面容里，一双眼睛却出奇地亮着，不是余烬的那种灼热的亮，而是潜深流静，就像易朽的生命最终被不朽所占位。

呼玛丽和简迟生没有结婚，却成功地促成几次离婚。婚姻这种日常的形式对于他们的激情，容量太小，材质也太脆弱。可人世间除了婚姻又还有什么结合的形式呢？所以，他们虽然没有结婚，却又一直在向婚姻的目的地冲刺，临门一脚的时候，则共同对目标生疑，不明白那究竟是不是他们所要的，于是，刹住了脚。他们彼此承认，婚姻还是适合比较平静的感情，而他们，就像在火上煎烤的热油，互相伤害。第一次机会——大多数男女都是在蒙昧状态下稀里糊涂蹈入的婚姻，可惜他们错过了。他们一边在谈婚论嫁，一边几乎是同时地，各有新欢。婚姻当然是谈不上了，取而代之的是妒嫉，狂怒，谩骂，厮打，甚至寻死。接下来有一段宁静的甜蜜时光，事情就好像又回到最初的一见钟情的日子，那两个新欢丢在了一边，完全被遗忘了，就像是一对倒霉的牺牲品，被他们临时抽签抽来，好作逃避婚姻的盾牌。出于一种动物性的本能，他们预感到婚姻的危险。

后来，他们还是结了婚，不是和对方，也不是和新欢，新欢是他们的伤痛，他们彼此更是伤痛，到处是不能愈合的伤痛，在那样脆弱，易感，又求完美的年轻时候，其实是懦怯的，惧怕生活。于是，分手，选择了不那么爱却也不伤害的对象，进入日常人生。大约有整整十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也不通音信。他们天各一方，呼玛丽去了日本，跟随研究远东地质历史的丈夫作陪读。这所私立大学给予研究员的待遇很优厚，包含陪读的家属学习日语的费用。呼玛丽学了日语，生了儿子，儿子上幼稚园之后，就在银座商业街一家工艺品店找了份工，虽然没有决定究竟在中国还是日本定居，但丈夫读完学位以后的聘任一直在延续，目下还是安定的。这样就到了九零年，丈夫领了个课题到中国漠河地区考察，她就带了孩子在上海娘家，也为了让孩子学中文。有一天，她带孩子去公园，孩子在前头奔跑，她在后面走，那孩子跑到远处必定会折过头回到她跟前，再返身跑去。正跑着，甬道岔路口，从冬青树丛后面转出一对老夫妇，孩子没刹住脚，一头撞到老人身上。老人很健硕，没被撞倒，倒是一把扶住了孩子。呼玛丽加紧脚步迎上去道歉，忽然间，听老人喊出她的名字，不由一怔。老人说：这不是我儿子的同学吗？样子一点没变，而我们老了，老到已经认不出我们了。呼玛丽定睛认去，认出他们却是简迟生的父母，一对山东南下干部，满口胶东口音，原本在工业局里任领导，文化革命中，自然是挨批斗，受审查。那年，呼玛丽和简迟生大串联回来，父母都关进了牛棚，呼玛丽还随简迟生去工业局看人。造反派不让看，简迟生就坐在门口马路沿上，呼玛丽陪他坐着。工业局设在外滩附近，殖民地时期的石砌建筑内，欧洲古典浪漫主义风格的楼房，挟持着街道，顶上是窄窄的天空，非常阴郁的气氛。戴着红袖章的人们从大理石门厅里进出，对这两个人视而不见。此时此刻，简迟生和呼玛丽臂上的红袖章没给他们增添威仪，反是有一种嘲弄的意味，使他们显得滑稽可笑。过了中午，又过了下午，傍晚了，没有人来理会简迟生，结果是呼玛丽硬把他从地上拉起，拖走。简迟生就像个耍赖的顽童，一步一蹭，好不容易蹭过一个路口。呼玛丽先是在前面扯，后又在后面头顶他的背，这时候，就有些像嬉耍了。推拉着又过了一个路口，改成简迟生追，呼玛丽跑，跑了一阵，没见后头有人上来，疑惑着返回去，却见简迟生在一个门洞里，头抵着墙，一动不动。呼玛丽硬把他扳过来，面对面抱住他。暮色陡然间降下来，路灯亮起。这个门洞似乎是被废弃的，没有人进出。两个人相拥着在这窟穴般的门洞里，就像两只受伤的小兽，互相舔着伤口。后来，呼玛丽在简迟生家里，看见从牛棚里出来的他的父母，其时，压抑之下的激情平息了，简迟生和父母的关系呈现出日常的平淡状态，他们彼此甚至都不太说话，他们对呼玛丽也不像有特别的注意。在这对父母隔离审查的日子里，这个家庭已成为逐渐长大的儿女的天下，壅塞着儿女的朋友，半大不小的男女孩子。他们对这些孩子持一种冷淡的平等态度，倒是像对自己家的孩子，出于山东人敦厚的秉性，多少也来自工农政权朴素的长幼尊卑关系。多年过去，他们显然已经从领导岗位退下来，过着安闲的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不免会感到寂寞，于是，面对长大成人的晚辈，就变得热切，甚至的，有一些纠缠。

就这一会儿，偶然相逢，站住脚说的话，要超出过去多少年里，呼玛丽在他们家来来往往的招呼。他们向呼玛丽报告了简迟生的工作，婚姻，家庭等等情况，也问了呼玛丽的，细细端详了她的儿子，开始以为是女儿，因为留了一个及耳的刘海发式。他们还谈了他们自己，如何打发时间，最近回去一次老家，说是老家，其实是战争中驻留过的地方……话题漫无边际地延伸开去，孩子已经在他们跟前来回跑了几趟，用日语叫喊着要吃冰淇淋，呼玛丽也觉得站久了，趁机与老人告别，在老人颇为不舍的目光里，带孩子走开。第二天，简迟生就来了。

简迟生骑一架自行车，停在她家窗口下，一叠声喊她的名字。呼玛丽推开窗户，看见他在楼下院墙外的弄内，仰起着头，夹竹桃的花影画在他脸上。时光似乎退回去，退回到少年时分。这时，他们都年届四十，可是，两人都没怎么大变样，依然是好看的，是这个年龄里的人俊。尤其是呼玛丽，她的长相——在她年轻的时代里不怎么被看好，却正合当下的审美，高身，宽肩，略失匀称的长脸形，眼睛里的风情——她无疑是性感的。性感这个词长久以来被蒙昧着，如今惊现，变成最崇尚。呼玛丽的美在此时获得正名，她是公认的美人了。简迟生呢？和所有的男人一样，进入了黄金的成熟期。两人年富力强，仪态万方，就像希腊古典时代的雕像，男神和女神。过去的，应该说是偃息着，如同冬眠一样休憩着的爱情，又复苏了。而且，经过十年时间的养息，这爱情更加壮硕，饱满，蓄满了浆汁，一触即发。十年的间隔一越而过，根本不需要温故知新，他们又是一对情投意合的男女。

这一回的爱恋比年少时更加甜蜜和热烈，犹如春风沐面。他们变回到初恋时节，每天早上，简迟生来到呼玛丽家的窗下，高呼一声，就听噔噔的脚步声，楼板都要踏穿，转眼站在他的面前。她斜坐在简迟生自行车的前杠上，她这样的体魄坐在前杠委实太庞大了，可简迟生还是能拥她入怀。两人合一架车，虎虎生风，骑出弄堂，不知道往哪里去了。此时，简迟生已经辞职下海。他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本市一所大学的经济系，毕业后分在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做研究员。这个职业对治学兴许不错，可他是个热衷行动的人，市场经济大潮一起，他都没看准发展方向，便辞去公职。他是有妻室的人了，女儿出生才两岁，整个家庭都被带入风险中。他的妻子，也是当年的同学，能够容忍他的一切任性，是驯顺惯了，无从抵抗，不如就相信简迟生的魄力，所以多少是有惰性。总起来看，这是个性格平淡的女性，也惟有如此，才可与简迟生相安无事多年。这相安无事的实质毕竟是脆弱的，包含着苟且的意思，现在，简迟生与呼玛丽旧缘重续，几乎没有想到过妻子这个人的存在。呼玛丽也将丈夫搁置脑后，当丈夫的课题完成，从东北回上海，准备携妻将雏东渡日本，呼玛丽方才想起她的生活不在此地，终要和简迟生分别。这段忘乎所以的日子，他们被快乐迷惑住了，不想快乐竟是如此短暂，转眼间落潮，留下干涸的沙滩，尽是旧人旧事的坑洼，不堪入目。他们相拥着，亲了又亲，哭了又哭，抱怨着命运。抱怨抱怨，忽然心头一亮，他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如此的相爱，为什么，为什么不能在一起？不就是离婚吗？两人平静下来，发现事情还有出路，无尽的希望生起，再无边地蔓延开去，转眼间，他们又是最幸福的男女了。于是，离婚。

两人都是快刀斩乱麻的性格，又有着热烈的感情支持着，离婚这桩繁琐纠缠的事情，并没怎么伤他们的筋骨，个中所难避免的麻烦和伤痛，又全作为代价，计入他们的感情。这一阵子，他们果真是亲密无间，人人看了都要羡慕。呼玛丽将儿子留给丈夫，只分了极小部分的存款，可说净身出户，只身回到上海。在日本期间，她虽然只是做主妇，但单是日常起居，也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运营模式的轮廓，后又在银座地区工艺品店打工，对细节就也有了解。回来不久，在南京路盘下一小块铺面，开出一爿精品店。同时，又佐助简迟生，为他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他和朋友们合伙的生意，也走上正途。

简迟生同样净身出户，其时，上海城市的商品房方才起步，他们的经济实力也不足以购买房子，两人就寄居在呼玛丽的小店里。店面很小，打烊以后才放下一张床垫，开门前就要收起。这一段惨淡经营的日子是他们的好时光，假如将文革中那一段称作“白银时代”，这一段就可称“黄金时代”。当年，他们的人生还没开头，囊中无物，只有炽烈的感情，多少是有些空洞的，而现在，他们有了阅历，性格越加鲜明，在那超大的感情体量里，充实了内容。他们都是那种爱的能力巨强的人，可以为感情作出忘我的牺牲，再反过来为悲壮情怀折服。事实上，他们具备悲剧的性格，像莎士比亚戏剧中人的性格，特别能创造并且感动于不寻常的价值。当这悲剧性格积极追求价值的时候，很快就发现这价值已然受损。他们就好像化身成一个男奥塞罗和一个女奥塞罗，同时被妒忌打击。他们忽然间彼此生恨，因为对方前一次的婚姻，尖锐地痛苦着。他们意识到，之间的感情原来有着这么一个巨创，丧失了完美性，而他们又都是完美主义者。他们第一次分裂的理由以及场景又回来了，程度更加激烈。他们不能容忍缺陷，总是以更大的破坏来抵抗缺陷。就像有一种小孩子，心爱的玩具缺了一只角，就干脆砸了它，然后是无限的痛惜，可是那心爱的宝贝已成一堆碎片，抱在怀里，捧在手心，怎么也捏不拢了。都不晓得，事情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他们互相抱着，拥着，彼此是对方的碎片。像他们这样强度高的感情，同时有一个弱处，就是脆，一折即断。还是亲了又亲，哭了又哭，这一回，可是什么出路都没有了，前途一片漆黑。

他们还是没有结婚。简迟生就是在这时候去了俄罗斯，呼玛丽留下来，继续经营精品店——到处都是爱的遗痕，每每扑面而来，伸手一抓，却是一个空，情何以堪。然而，如简迟生，不闻不见，难道就好受了吗？其实更不堪。火车在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平原行驶，从太阳升，到太阳落，一大片空旷，盛的全是情和爱，却全是无形无迹。

不久，他们都各自结了婚，好像是赶紧要将创伤遮掩起来，不让它继续刺痛，所以都显出匆忙。呼玛丽找的是个香港商人，比她大出十多岁，是她的客人。那种南亚人瘦小精悍的形状，铁铸的一样。在体量上与呼玛丽十分不配，但在内里，却力度相当。这里的力度指的是欲望，他们是一对欲望的男女。这一点，在整个婚姻生活里也许微不足道，可在他们，却是契合的关键点。简迟生呢，是一同跑俄罗斯做生意的，一个大连姑娘，东北人的形与呼玛丽是有些接近，性格也有些接近，热情，开朗，泼辣，但这其实都是表面，呼玛丽内涵的量级，一般人不可企及。所以，事实上，他们两个人都在下意识中寻找替代品，两个替代品也能体现出他们之间的差异：呼玛丽重视的更为本质，简迟生则停留在外部。不过，结果是一样的，二三年后，他们还是各自离婚，原因依然是两人再次相遇，重续前缘。历史重新上演，只是周期缩短许多。这一次也依然没有结成婚，理由却有了变化，所以，历史是不会完全重复。就像那种民谣体的诗和歌，大部分是重复，惟有一小点变化，事态便转化了。比如“诗经”里的“摽有梅”——

摽有梅，其实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摽有梅，其实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摽有梅，顷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谓之。

其中的变化只在某些字，可量变达到质变。

当他们再一次相遇，激情涌动，但其实已是余烬了。他们再是有能量，总量终是有限，如他们这般不节制，迟早要见底。他们消耗得过头，将自己和对方都榨干了。到了这一节，他们两人又一次表现出差异，呼玛丽榨干是榨干，但她还能再生，似乎她的泉眼更深。此时，她倒显出一种平静，耐心地等待泉眼再度蓄满。而简迟生就没了这样的从容，激情退潮，简迟生发现了呼玛丽的衰老。她头发变成花白，因来不及染，她常常用一条长绸巾从额际拦住，向后围去，系一个结，尚余下二三尺长，垂至腰间，很有些戏剧化。也就是呼玛丽了，换了任何人，都撑不起这份奇色，她就行。她的妆容越来越浓，一是需要掩饰衰老，另也是视力减弱，便选择鲜丽的颜色。她也意识到身材在臃肿，于是多穿着宽身大袍，越发变得庞大。猛一看是粗鲁，再看则有壮丽的气象，已经脱出了浪漫剧女主角的形骸。简迟生依然是男主角。

这一次离婚，就像淬火的铁发出最后的挣扎的闪烁，他们一无缱绻，分手了。呼玛丽没有结婚，简迟生则开始一轮又一轮的同居生活。就像前面说过的，简迟生是在周围的人，尤其是女人的脸上，看见自己的衰容，于是，他的女友越来越年轻。就像那些艺术生命长久的芭蕾舞女明星，她越来越老，而男舞伴越换越年轻，因为托举她需要越来越有力的身体。这确实给他带来良性的暗示，使他觉得自己还很年轻。看上去，他和呼玛丽不断拉大差距，本来是他年长三岁，如今呼玛丽则比他要长出一辈人。她就像个老太婆，那种童话里的老妖婆，掌握着某种魔法，可以生出奇迹。她和简迟生之间风平浪静，简迟生那些艳遇，一点伤不着她。她看他的小女朋友，怀着一点悲悯的心情，既是为她们，也是为简迟生。她们和他的关系，几乎是苟且的，算得上什么呢？性，是的，性，不再是他们当年那么单纯，甚至于蛮荒，像两个小畜生，全是本能。如今，性不是仅仅指性本身，这一桩官能的活动含有了复杂的意味。在简迟生——呼玛丽只对简迟生有兴趣，那些小婊子们还没有积蓄人生的内容，但也不像他们当年那么单纯，而是社会化了的，所以不是小畜生，而是小婊子——性在简迟生，更像是一个顽抗，抗御时间。所以我说，简迟生面对时间，没有呼玛丽的从容。

后来，呼玛丽认识了潘索。她做的精品店的生意，和现代艺术沾些边的——现代艺术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却最容易被具体的生活效仿，那就是时尚——于是，邂逅潘索。这两人倒挺投缘，当然，与性无关，也有关，但不在实际的行为，而是虚拟的意义。潘索是生活在虚拟的生活里，此时此刻，呼玛丽也走入了虚拟。前者多少是回避真实的生活而选择虚拟，后者则是生活过了，穷尽了现实的存在，然后走入虚拟。出发点不同，归宿也有所不同，但在某一个程度上，他们挺谈得来。

呼玛丽点起一支烟，她的食指和中指之间的皮肤，已让烟熏黄了，就像一个老烟枪。这双手，骨骼很大，指节很长，指尖灵敏，拈放自如。当她侧过脸，抬起下巴去够手指间的烟，绸巾从脑后垂直下来，有一刹那的静止不动，轮廓和色彩极夸张，就生出一种抽象的意味。潘索凝视着这幅现代画面，画中人转回来，变成正面，一些生动的细节回来了，抽象感退去。呼玛丽向他笑一笑：小弟弟，想什么呢？潘索从没被人称作“小”过，此时，他完全驯服于这称呼。这“小”不是指年龄的长幼，而是道出潘索的实质，就是天真。呼玛丽是大的，这“大”也不是年龄的概念，又不是成熟度的概念，是什么呢？似乎是容积的概念。潘索觉着，呼玛丽完全可以装进个自己，当然，也不是体量上的意思。

小弟弟，想什么呢？呼玛丽问。小弟弟想的是你这么个女人，谁能消受！潘索粗着嗓子说，这并没有使他变大一点，反是更显稚气，就像那种童话里边充大人的小东西，比如《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都是老头的形貌，可谁会将他们当老头呢？

反正不是你！呼玛丽笑道。

为什么？你看不起我！潘索说。

给你，拿去吧！

你这样的态度，我怎么能要你！潘索故作委屈地说，心里不得不承认呼玛丽说得对，她不是自己所要的女人。虽然，他欣赏她，非常非常欣赏。

唉，你们这些小弟弟！呼玛丽怜惜地看他一眼，说道。

不，拜托不要用“你们”这个复数！潘索抗议道。

哦？呼玛丽夸张地抬了抬眼睛，“你”和“你们”有区别吗？

很大的区别！潘索坚持，我承认我也不能消受你，但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

什么样的原因？呼玛丽问。

我和你太相像了，我们是同一种人。潘索回答道。

哦！这一回，呼玛丽是真的惊愕了，她睁着眼睛，嘴微张着，少女时的表情又回来了。

我们——

不！拜托，不要用“我们”这样的复数！呼玛丽半真半假地说。

就是“我们”，我们是一类人，我们这一类人是在这实有的世界之外的——他用手叩了叩桌面。他们是在陶普画廊，陶普画廊没有变，壁上的画与装饰自然是新换了，吧台里打杂的小妹也是新来的，除此，还是原样，一个大魔术盒。

我们——潘索继续说，我们是虚无的存在，存在于虚空茫然中，现实的世界太有限了，而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有机体的状态，它们无限、无限地伸延，伸延，最终，逃脱出去。

不！呼玛丽反对道，我从来不逃脱，我从来、从来，直面现实。听起来，她并没有理解潘索的意思，他的“逃脱”和她说的“逃脱”不是一回事，但确实都是“逃脱”，所以，他们就这样谈下去了——我从现实中破出一条路，当然，有时候，许多时候，是我破了，头破血流，可以说是鸡蛋撞石头，可就这样，我也不逃脱。

好的——潘索让了一步，你不逃脱，你破出路来，最终你超越了现实，好不好？

我也不超越，超越也是一种逃脱，不过是从上面逃脱；小时候，我们有个同学，每逢跳高，一跑到横杆跟前，他一定是从横杆下钻过去；假如世界颠倒过来，他就是从横杆上过去了，就是超越了。

潘索觉着呼玛丽很是纠缠不清，可是，怎么说呢？他还没想好怎么说，呼玛丽又逼过来——

你凭什么说我们就是脚踩地头顶天？也许地是天，天是地，我们其实都是倒悬着，只不过受地心引力，拨转了我们的认知——

你说得很好，潘索兴奋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身处的完全可能不是一个实有的世界，而是另一个——虚空茫然，说有就有，说没就没，可存在也可不存在——亚里士多德的话，这就是艺术！

呼玛丽对潘索的意思认真起来，她手托着下巴，她的下巴多长啊！失去了匀称，就是这种不匀称，让她变得不真实。为什么？她问，为什么是你和我，就是“我们”逃脱了？

因为你我都不真实，潘索终于有了肯定的措辞，你我都不真实，我们过着不真实的生活，我们拥有着一种虚拟的人生价值。

呼玛丽懂了，可是真正的分歧也产生了——我的人生价值在现实里。

什么？

幸福。呼玛丽回答。

什么是幸福？

不知道，呼玛丽老实地说。

潘索笑了：这不结了？

这才是现实，“不知道”，而你，企图制造一个“知道”！

潘索不笑了，他被呼玛丽击中了。

呼玛丽得意了，她乘胜追击：你的那些个女孩子，什么都不懂的，帮助你一起蒙混，蒙混着你相信那个“假知道”。

潘索说：我要的是女人，又不是百科全书！

你惧怕知识！呼玛丽大声叫道。他们吵到两下里去了，可是，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触及到了一点真相。

说得对，我最怕知识，知识是虚伪的。

你在说你自己呢！呼玛丽高呼道，这女人看上去像死了的火山口，底下还有岩浆呢！你其实是怕自己，你从来不和做艺术的女人亲密，因为你和她们是一类，不是和我，是和她们，全是假惺惺的东西，你自己说的，虚伪！她们就像镜子里的你自己，是你的变相，就像观音，有男相也有女相；还有画皮，分明是厉鬼，却化作女身，而且是美女身；没有她们，你就看不见自己，你就可以盲目，盲目地爱自己，你是一个大骗子！由于亢奋，呼玛丽的脸更加变形，几乎变得狞厉，可却有一股绝艳。潘索，很奇怪地，一下子想起了提提，就好像被电击中似的，他微微打了个颤，趴倒在桌上。呼玛丽推他，他不动。装死！呼玛丽骂。

七

那种特别强烈的性格，在平凡中轮回显现，是异常的天象，亦可说是稻麦里的稗草。不晓得经历多少复杂的排序演变，方才形成，其中的规律掌握在自然手中。大自然让它们轮回显现，大约就是保护生态。这些稗草，虽然不顶用，无助甚至有损于收成，碍着庄稼人的眼，可是天知道为什么，庄稼地里总是有它们在，给农人们添一份活计，终也挡不住收获。它们一点用也没有，作乱也作不了大乱。它们这样全力生长，四周都是异族，没有同类，就这么孤寂寂地长，长，长成完整的形态，难道就为了有一天被连根拔出来，扔在一边，碾作泥，回进土里！这种基因异化的生物，生长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它们违反着普遍性的规律，只依着自己独一份的，如果没有合情合理的动机，怎么能如此生机勃发？它们自行一套，另成秩序，看上去真是扎眼得很，将均匀整齐，密不透风的视野，扎出一个破绽。

轮回真的很神秘，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突然间闪现出一种关联的迹象，又转瞬即逝，而原本完整的表面，就此破成碎片，这里少一角，那里缺一块。如果有可能从全局看的话，总量还是相等的，只是需要重新分配，然后再重新组织。然而，那新的逻辑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认识的黑洞，里面藏着不可知的世界，也许比我们眼见的世界还要广大。谁知道呢？在无穷的生生息息之中，有一些特别不协和的因子，破坏着既定的秩序，硬行穿越，为了它们格外强烈，强烈到野蛮、有违人道的欲望，开辟出自己的生息通道。你根本找不到它们的踪迹，那是太古怪、太古怪的运动，但肯定不是灵异，而是有着实体，却是错综的，所以就混淆着视听。我们的视听被尖锐地割裂了。

子贡再遇见提提，已经两年过去。在这城市繁华地段，新起的购物广场的星巴客内，壅塞着午餐的人，全是周边写字楼里的白领，其中就有提提。她一身办公室小姐的装束，浅荷色短裙套装，头发剪短了，大圆蘑菇似的发型底下，一张粉白的小脸，眉眼画得格外醒目，看上去像一个日本偶人。足下踩一双高跟鞋，后跟尖细，将身量拔高了。她一个人守一张圆桌，一边用餐一边办公。子贡起初并没有认出她来，店堂里满是这样装束和作派的女性，可是，还是有一种不调和穿透出来。她身旁的公文皮包尺寸太大了，是男用的；桌面上铺的文件也太多了；端咖啡的手，小手指翘得太高；看文件的神情则太过严肃……这一切都有些佯装，带着讥诮，忍着笑，好像说，逗你们玩呢！子贡不由回头看她一眼，这一眼就认出来了，原来是提提。提提却早已经认出他来，凡看见子贡一眼就再不会错过，余光里，子贡走来，绕过桌子和人，到了她跟前。提提低着头，子贡以为她在哭，不料，却是笑，倒在了沙发上。子贡问她笑什么，她不回答，笑得更厉害，蜷起腿，双手抱着，滚来滚去，完全是小孩子耍弄大人得逞的狂喜。子贡忍不住也笑了，用手拨一下她的脑袋，说：你在干什么呀！即刻他就为自己的轻率后悔了，提提一下子跳起来，捉住他的手，拉到跟前，蒙住自己的脸。他感觉到提提的睫毛在手心里刷了两下，然后，手被放开了，是假睫毛，而且是两层。

你这是在做什么！子贡又一遍地问，这一遍他不敢轻举妄动，只是用手将桌面上的文件拨乱了，眼睛一扫，看见多是些楼市信息，就晓得提提在做售楼小姐。提提的脸掩在蘑菇形的头发里，这发式对于她的脸形太厚太重，垂下来，只看见一个尖尖的下巴在颤动。终于笑到笑不动，停下来，先是那双重帘的假睫毛从发丝后面伸出，然后张开。她的眼睛比先前大和亮，是稍许丰腴了些，或者相反，是瘦了，脸部的线条显出一种柔媚。她漂亮了，有了女人气，但这也像是佯装，小孩子装大人样。她抬手掠开头发，子贡看见她手背上的淡蓝的筋络，还是一双孩子的手，不知道节制，耗尽了精气神，也不懂得体面，沾一手灰和泥。如今灰和泥洗净了，留起了长指甲，仔细涂上指甲油，发出贝类的光泽，可是，那股子淘气劲还在。

你藏在哪里，我都能找你出来！子贡说。找出来，然后扔回去！提提说。子贡说：我没有扔你回去，是你自己跑走的！提提说：我等你来扔我啊？子贡再次声辩：我没有扔你，我只是不知道把你怎么办！因为他说了实话，提提就放过他，不再纠缠。停了一会，提提叹了一口气道：我有什么难办的，难办的是你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是小孩子说大人话，却有几分道理。子贡回她：你倒说说看你要什么？提提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从大公文包里取出一盒烟，抽出一支点上，两条腿架在一起，眼睛看着翘起的鞋尖，慢慢说道：一个人要什么哪能是自己说了算的呢？要凭机缘造化。这一回，轮到子贡笑了，他当然不能像提提那么放肆，只是用双手掩住脸，笑得眼泪都下来了。虽然相隔两年，提提又摇身变成一个白领，可就像那个古老的关于花生的谜语：“一重墙，二重墙，里面睡个小红娘”，剥开外面的壳，里面还是个她。她和他，还是合得来。两年前，各人有各人的伤痛，现在呢，愈合了，余下的是快乐。

午休时间过去了，星巴客里的人少下来，变得空寂，他俩还在斗嘴。提提管自己说下去：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是一回事，知道却要不到又是一回事！子贡还是要她说清楚到底要的什么，提提的回答是：就是自己要不到的东西。那么，什么是要不到的呢？子贡逼问。就是你要的东西，提提再次回答。两个人就像做一种叫做“推手”的中国武术，推过去，推过来。能不能说得具体些，子贡要求。提提认为已经很具体了，不过，假如子贡还不明白，那么她可以为它取个名字。什么名字？就叫它“子贡”吧！提提说罢，瞄他一眼，很风骚的。子贡纠正她，还是叫“潘索”吧！话出口知道说错了，也收不回了。提提眯起眼睛：潘索是谁？哦，想起来了，那个大胖子！子贡知道，潘索在于提提，是已经过去了，又永远不会过去。

星巴客的下午客上座了，多半是买东西买累了，进来歇脚的，携着大包小包。子贡提醒她，是不是要去售楼了。提提说，今天不想售楼，想和老朋友好好聊一聊。子贡站起身说，已经聊得差不多，该走了。提提就要跟他去，动手把桌上的楼市资料拢起来，胡乱塞进公文包。子贡说：你知道我去哪里？就也要去。提提紧随他身后，说不管他去哪里，总归甩不脱她了。两人相跟着出了星巴客，又出了商厦，来到马路上，人车熙攘，甚嚣尘上。提提说：你好不容易找我出来，怎么能又失去我？子贡没和她油嘴，他想起两年前的一日，他带提提去地铁书店，也是这样明媚的太阳底下的闹市，心里生出苍凉。他用手揽过提提的肩臂，这瘦削的小男孩似的肩臂，两人就这么走去。

子贡将她带到了简迟生那里。

提提是江苏海门人，本名叫王艳。当地人称女孩子习惯在名字后面带一个“官”字，王艳就叫艳官。这有一些明清曲坊的风味，但到今天大多人都不识，只觉得土。如提提，本来就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以为平凡，喊一声，众声应，四面八方都是王艳，再加一个“官”字，直接就是乡下人。人小力薄，拗不过人们喊，万般不甘，也只得做了“艳官”，和左邻右舍的“官”们一起玩耍，长大，进学校读书。女孩子间的事都是一阵风的，一阵风地穿某一种衣裤鞋袜，或者背某一种包以及包上的挂件；一阵风地追捧某一位港台或是内陆的明星，可以凑起一班人搭长途车到南京赴歌会，坐在体育馆的梯形看台上，挥着闪光棒嘶声喊那歌星的乳名；又一阵风地迷上某一样手工，比如千纸鹤，将花纸裁成齐方，埋头折成一挂一挂，倘是幸运星，就是一瓶一瓶，再如是将一分钱的纸币，折成角，一个一个套起来，可套成一艘帆船——走进哪一户人家，凡柜上架上有着这些物事的，家中必定有一个“官”，或者“官”的朋友。在这信息通畅的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偏僻的角落了，外面的世界兴什么，这里也紧跟着兴起，而且，由于对大世界的向往，兴起得格外热情与蓬勃。比如外面有大马路，这里也要有，宽，直，平坦；外面有高楼，于是，这一幢，那一幢，也是玻璃幕墙，也叫什么什么“广场”，带着一股子铁定的决心。就这股子决心，看出乡下人的耿劲，是这摩登小世界里的质朴。

虽然是这么一阵风，提提，也就是艳官，还是显出特立独行的个性。在一个没大有主宰力的孩子，这种个性往往表现为别扭，人家向东，她偏向西，人家南，她偏北，人家扎堆，她则面隅。因此，她就不那么合群。有一回，那是略长大一些的时候，小学校组织到南通狼山游春，中途和谁闹了气，老师又没有公断，转身就走。等老师发现少了一个人，立刻分头去找，一个搜山，一个守渡口，一个带学生继续游玩，另一个急速回海门告知她父母。她家父母都在上班，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此时赶到家，见她自己吃了午饭，正在床上午睡。这个不合群的人，全年级第一个，初一时有了男朋友，一个高二男生。这男生其实生性平庸，并无兴趣与她攀扯，还要经受非议和耻笑，所以，多半是她在瞎折腾——等在校门口与他一同骑车回家，再等在他家门口与他一同骑车上学。她的千纸鹤和幸运星也是叠给他的，再有一分钱纸币叠成的帆船。她还给他写了无数张字条，用浅蓝和浅红的信笺。那些信笺到了男生那里就好比石沉大海，无声无息，但当艳官负气向他讨要，却绝不肯归还。就是这不归还，拖住了艳官，以为男生是与她同心。接下去的，依旧是躲避，冷淡，或者公然地拒绝。这一场似是而非的早恋，竟然也拖延了两年，终于心灰意懒，彻底放弃，包括那些情书——事情一旦过去，这些信件就不再和她有关系，她都想不起来它们。初三时候，一是年龄增长，二也是风气更趋开放，学生们都成一对一对的，艳官却已经失恋，又落了单。一个人寂然度过一阵，好比养精蓄锐，她又开始了第二场恋爱。

这一场恋爱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对象是她的老师，教物理的。她物理成绩不好，常常被留下开小灶。老师是师范大学刚毕业的本科生，家在乡下，住学校单身宿舍，有时艳官就到老师宿舍里补习功课。她坐在靠床的老师的书桌前，老师坐在床头，手指着课题一句句教她。老师的手，虽然出生于农家，因为从小读书，没出过蛮力，所以是一双斯文的手。指甲剪得整齐干净，骨骼匀称，甚至有些绵软，在艳官眼睛里移动着。然后，她就嗅到了老师的气息，不吸烟也不喝酒，年轻健康，吃食又简朴的清新的气味，但毕竟是男性，且是成熟，自有着特别的分泌。这么补习着，艳官的物理没有什么进步，其他课目也在下滑。此时已临中考，师业和学业都在关键时刻，师生是乘在一条船上，荣辱与共。物理老师几近哀求她多多用心，很聪敏的人，为什么总是犯愚笨的错误？她的回答是：抱抱我吧，我很乖。

老师正当婚龄，乡下的父母对他的婚事催逼也很紧，他当然是要找一个城里的受教育的妻子，从此过上与父辈完全不同的生活。但他从来没想过要在学生中物色，一是犯校规，二也是中学女生还很年幼，等她们长成，不知等多少时候，又发生多少变故。农村出来的青年多半头脑实际，也比较守规矩。可是，挡不住周围的形势啊！四下里全是早熟的女生们，热衷于实践伤感电视剧里的情节，这一个，就是艳官，又自有一种大胆的吸引。再讲，老师也是看过电视剧的，哪个年轻人不是伤感主义的？两人这么好上了，事情进行得很机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意外，应该说这段恋情对艳官是有益的。她安静下来，异性的温情，冒险的亲密关系，满足了她骚动的心。她真的变得很乖，与同学们相处和顺起来，各门功课，尤其物理，成绩见长。这一段日子，是艳官整个求学生涯中最光明的一段。早晨起来，骑车往学校去，一路上景色鲜艳，风和日丽，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尽变得风趣可人。幼儿园门口，不愿与母亲分离的小孩的哭脸，相骂的路人，店铺门楣上缺字的招牌，都引她发笑。暗地里，与老师甜言蜜语，海誓山盟，激情一泄千里。在老师都是真实的前景，他已经铁定心等学生长大，娶媳妇进门。乡下人的颟顸更加激动艳官，使她感到老师的深情，两人越来越缠绵，终于有一天，艳官发现自己怀孕了。其时，艳官升入高中不到一年，年龄是十六岁。

谈情说爱在艳官是精神活动，不曾想会生出如此具体的后果，全不为她所预计。老师呢，忽然明白与学生结婚成家是太遥远的事情，要经历多少煎熬。他从网上搜索到上海一家解放军医院设有少女意外怀孕求助，记下电话地址，两人摸了过去。到了解放军医院，看艳官走进去，自己只敢等在对马路的树底下。夜里，在私人小旅馆阴暗的客房，守着发热的艳官，口口声声说着将来结成夫妻，做牛做马地待她，却看不见一点将来，无限渺茫。艳官本不是为人妻母的人，听到“夫妻”两个字只会加倍厌烦。事情发展到此，于双方有违初衷，从上海回去后，两人就都淡了。好在，艳官所读高中是在另一所，如不是刻意，见面也见不着。

这一场事故先是将艳官吓了一吓，过去以后则丰富了她的阅历，从此，她看同龄的男女生，就有了过来人的心情，看学校生活，则是曾经沧海的感慨。她身心经历了蜕变，从少女到女人，这蜕变完成的过于仓促了，许多准备都没有做好，就略过去了，最后的成形就多少是缺损的。就是说，她其实并没有认识男女关系的真正意义，却已经看轻了它的价值。同样，对人生也是，她也不怎么太了解，便早早放弃了它的严肃性。但是，她毕竟还年轻，又有数倍于人的元气，不管她自觉不自觉，新鲜的经验还是汲入生活，修复着创口。倘若是积极的、正面的经验，也许能使她有比较鼓舞的命运；若是负面消极的，那么，平复的创口底下，潜藏着的阴暗性，就会如沉渣泛起。

大约一年之后，在大街上，艳官与老师不期而遇。老师身边走着他的妻子，戴着近视眼镜，看起来也像是他的同行。她穿了一件孕妇衫，手挽在男人的臂肘里，看起来挺幸福的样子。艳官停下自行车，脚支在地上，眼睛直逼着昔日的爱人，看着他躲闪了目光从身边走过，然后掉转车头，跟在身后徐徐地骑去。爱情早已经灰灭，复燃起的是一蓬妒火。老师撑持着走了一阵，脚下加了速度，越走越快，几乎拖了妻子小跑到家。他的家不在别处，正是在学校里他原先那一间单身宿舍。艳官在操场中心，遥对着老师宿舍停下了车，宿舍的门紧闭，也在躲着她。过了很久，门开了，老师的妻子走出来，泼出一盆水，看了艳官一眼，心想，星期天放假，这学生到学校里来做什么？复又转身进去。这一回，门没有关，半敞着，有一些声息传出来。那其实是艳官不屑的生活，可这时却觉得是她的被人抢走的宝。第二天，早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她推进老师的教室，对了他的脸就是一巴掌，然后扬长而去。

老师为了他的妄想和冲动终于付出了代价。他被调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妻子闹了场离婚之后，在双方家人的劝说下同意生下孩子再办手续。当然，有了孩子以后就另当别论，谁愿意自己的孩子没有父亲或者没有母亲呢？其时，正好分居。乱了阵子渐渐平息下来，生活在向既定轨道的方向靠拢。艳官则在一夜之间成了地方上的名人，进来出去，都有人认出和议论。父母曾动念把她转到相邻县级市的中学就读，遭到她本人的强烈反对，她未必是不赞成转学，只是要反对父母。有几次争执到父母要去当地报纸刊登声明，从此脱离亲属关系，她却提前将此变为现实——改换了姓名。她原本就讨厌“王艳”这个名字，内心里无数次为自己取名，此时就在其中选了最喜欢的一个：“苏提”。“提”字通“菴”，都是形容美好舒宛的样子，而“菴”字又太直露，所以就定了“提”字。“苏”姓是用来配“提”，读起来音同西湖的“苏堤”，那里有着许多美丽传说。这名字其实有些像花名或者艺名，寄托了年轻女子的风月情调。

她还没到办身份证的年龄，修改主要是在户籍和学校名册。老师没习惯她的新名字，却已忘了旧名字；同学本来与她疏离，其时越加冷淡，并不叫她；父母更是与她如同陌路；街坊邻居本是叫小名的，由于她出了这么件大事，都侧目着，出口十分谨慎，于是，在这一个阶段里，她成了个无名的人。“苏提”这个新名，是在她新识的人里头叫开的。

现在，她在校外结识了一些人。有一次，她骑车在街上，听见后面有人喊“苏提”，回头一看，是一伙骑车的男生。她问，叫她做什么？那领头的说，交个朋友！她说，谁认识你？接着往前去。领头的说，谁不认识你，大名鼎鼎的“苏提”。她便笑了，下车说：怎么样？他们全下了车，站成一堆，就这么说起话来。小地方的人，彼此都有几分知道，曲里拐弯的，也攀得上些关系。那领头的男生，是提提家所住大院里邻居家孩子的同校同学，事实上，他只是这所学校的复读班学生。这样的复读班，他已经上了几年，全是无果，到后来不是为了高考，不过找个地方打发时间，反正父母有钱交纳学费，也有人情疏通关系。他既不想工作，读书也读疲掉了，年龄则在长上去，形貌是个大人，但心智却还停留在孩童阶段。在他麾下的这一伙里，多是这样尴尬的孩子，身心不是这里，就是那里脱了节，行为乖戾莽撞，倒也形不成大害，却是叫大人着急。他们平时也在街上招惹女生，女生们大多是矜持的，至多骂一声，他们也已经很满足。而这一个苏提，竟搭上话来，则是始料未及。

一旦搭话，彼此就都探得虚实。提提看出这一伙人不过是虚张声势，而他们没想到，一个小女生，被人戳脊梁骨，株连家人都抬不起头，却如此气定神闲。他们仗着人多，试图想占她的上风，结果勉强打个平手。这样倒也好，有些做朋友的意思。在他们心里，已开始对异性有向往；提提呢，在这般孤立的处境里，别看外表不在乎，实是相当苦闷的，现在，他们至少可以替她排遣寂寞，仅此而已。当那头儿向提提表示倾慕，希望增进友谊的时候，提提感到一阵好笑：他懂什么呢？当然，她也没有给他难堪，她只是以微微惊愕的口气说：我们现在不就是好朋友吗？那头儿便知难而退了。

提提伙上这么一帮社会上的男生，在众人眼睛里，就完全是个堕落的人，“提提”——就是由他们叫出来的，这个名字简直是黑话一般无疑。而提提有心要气气人们似的，一点不规避，反而更加招摇。每天放学，校门口就等着这一伙，她的自行车一出来，呼啦啦地迎上，将她拥走了。其时，她已成了他们的灵魂人物，连头儿都对她恭敬着，别人有什么话说？所以，当提提多次流露对她们班上的女班长有所不满，他们都没征求提提的意见，兀自行动了。他们在女班长回家的路上，将她拦住，当街呵斥和羞辱，命她第二天向提提鞠躬致歉。女班长当然不会向提提鞠躬致歉，而是向老师做了汇报。就这样，提提在这个安宁的小城里，又一次掀起风波。这一回，提提被学校记了大过，记就记，有什么呢？只会使提提更加没顾忌。面对社会的非议，原本茫然的青春反叛，倒有了具体的目标，她简直意气风发。倘若事情一径这么下去，真不知将怎样收场。

这时候，已是高三下半学期，提提将何去何从？父母所属企业的系统在上海一所高校委办大专，读完回原地就业。提提的父亲在企业某部门里任个小职，和领导还说得上话，再又格外地下了番功夫，为提提争取了一个报考名额。虽然提提与父母早已做了对头，没一句话说得上来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提提却意外地很合作。终究人生大事不可忽视，四周围高三年级的紧张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提提再与社会抗衡，也不能和自己过不去。还有一个原因是，提提想去上海。那一次去上海堕胎，是灰暗的经验，但依然敌不过宏大瑰丽的想象。那是另一个世界，有着许许多多的可能性，而这一个，提提自小生活长大的小城市，什么都是可以预测，一眼就看到底。人生的严肃性以及对上海的向往，使前途有了展望，提提和那一伙人断了往来，投入到迎考的功课里。夜里，母亲睡醒一觉，起来如厕，走过伏在桌上用功的女儿，一盏灯融融地照着，束起的马尾辫散下柔细的碎发，粘在后颈上，好像又嗅到襁褓里的乳香，那个乖乖的小小的人，眼泪都要出来了。她们依然互不理睬，不叫也不应，要告诉女儿的事情，是说父母间问答的方式传达出来，知道她在注意听。她没什么要和父母说的，凡事都想在了她前面，放在她手边，唾手可得。就这样，他们相安无事，度过了高考前的艰巨的日子。提提的分数刚刚过线，进去了。

和许多家长一样，父母也要送女儿去上海报到，提提却不允。两下里都很坚执，就在坚执中，他们开始搭话，一句去，一句来，拉锯中达成折衷。他们送提提到南通上船，由提提自己完成下一半旅途。行程其实变得复杂，但这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和解了，而且不放弃立场。在南通住了一天，他们一家三口甚至去了一趟狼山，一路争吵不休，每一个细节都产生分歧。后来洗出当时拍的照片，没有一张提提是笑着，父亲和母亲则笑得很努力，好像要代她笑，又好像是向她赔罪。到后半截，提提已按捺不下，早早就要去码头，到了码头就要上船，无奈不放行，只得等在候船室里，把行李丢给父母，自己不知跑到哪里去，等放行时才回来。总之，她来不及地要离开父母，父母就是她的一对大累赘。终于上了船，找到舱位，安置好行李，回到船舷，船已离岸。望着江面，提提吁出一口气，心情舒畅起来。就在这时，船转了身，她所在的一侧船舷向了江岸，高高的堤坝上有一对人影，熟悉又陌生，是爸爸和妈妈。猝然间，她抽泣起来，眼泪大颗大颗地滚落。四下里都是行旅中的陌生人，爸爸妈妈也未必看得见她，她放肆地号啕起来，浩荡的江声吞没了她的啼哭声，连她自己都听不见。江鸥的翅膀缭乱着，江水的浓稠的水腥气，携着漉湿，裹了她一身。

传说中熠熠生辉的上海，尤其从海门看上海，更为旖旎，具体到个人所在的局部，声色就黯淡了。就像方才说的，提提第一次来上海，是那样的遭际之下，无论处境还是心情，堪称阴郁。这一回，是读书，学府里的生活自有一种简素，都与上海的华丽丰富不沾边。然而，也就是在这样的局部，上海显露出它的生动性。那一次，提提和老师乘地铁去长途车站，正是上班高峰，人流汹涌地灌满了通道，列车进站，报站声在穹顶下回荡，车门打开，涌出新的人流，人流和人流交汇贯通，涌向四面八方。人流是由无数男女组成，大多是年轻的，冷漠的脸，由于身在这城市的脉跳之中，而生出一种骄矜与自得。提提和老师这两个外乡人，走在人流中，却完全介入不进。这一次再走入地铁站，心情就不同了，提提觉着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她体会到这城市喷薄的活力，以快速的节律不间隙地运动。她就像走入这城市的心脏，被巨大血泵的活塞推动，身不由己，她这一滴细小到看不见的血珠子，也在被有力地吞吐着，不知道将汇入怎样的脉流里去。

她所就读的学校，在市中心的西南部，在近年的发展中，周遭已成商业区，繁荣同时也是纷沓。她们的宿舍则出了本部，在分校区的背面，站在宿舍后窗，正可看见一条庞杂的里弄。弄内有公寓小区，也有简易的工房，旁出去的支弄里甚至有平房，间插着一些铺面，不外是卖米卖蛋，修车修鞋，还有一架缝纫机，白天推出来，晚上推回去，专替打工的单身男人做补缀的活计，于是，弄堂里就穿流着民工样式的人。这条里弄展示出的生活情景，与提提的家乡无大异。有一日晚上，提提一个人走过学校附近的临街绿地，树影处走出几个青年，喊提提“妹妹”，要和“妹妹”玩一玩。提提自然不理睬，暗中不由一笑，她看见了这城市的软肋，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驾驭的。

八

简迟生对提提谈得上是爱，类似对宠物的爱，这光滑又茸茸的，柔软里有些硬扎的小东西。她对他大体上是驯顺的，时不时地要起毛，那挠人的小爪子也挺利，可是不伤人，他还挺喜欢，当成小乐子。提提搬到简迟生这里之后，售楼的工作不辞而别，换了装束。白领的职业装在她只是一出戏里的演出服，这一场结束，便卸了。她的头发重新留长，长到腰，但额发依然剪短，剪得很宽，从这边太阳穴到那边太阳穴，脸就显得更小，更尖，也真是像一种动物，獾还是什么的。她其实已经有了黑眼圈，但因为皮肤细腻，并不怎么显，反而觉得眼睛的幽深。她是挺奇异的，不是好看，不是狐媚，就是一种锐利，刀锋似的刺入人的感官。这是由一些痛楚的欲望形成的，这欲望栽种在娇嫩的身心里，撕裂了形表。但是，简迟生并不认识这个，或者说他没有太大的兴趣认识，他已经经历过许多，本能地避重就轻。他宁愿将提提当成个小娃娃，如呼玛丽说的，芭比娃娃。她的肌肤，脸蛋，身型，头发，还有时不时的小脾气，在他，都是如丝般的柔嫩，姣好。他忘了呼玛丽当年是否有这般的娇嫩柔滑了，那时候，他也是娇嫩柔滑的，另一种材质，不是如丝，而是金属，于是，彼此消融。

提提感受到简迟生对她的纵容，像父亲。每个女性潜意识里都有些恋父，包括呼玛丽，和那个香港的生意人，也是当半个父亲的。这里有一种对安全的期望，在遭受过挫伤之后，这样父爱式的慈悲令人安静。她就越发任性，简迟生几乎是鼓励她的任性。她闹得不可开交了，他也不过佯怒地喝停。提提是什么人？她总是能在接近极限之前收住，不至于过火。她也有些逗简迟生呢，看着他对自己手足无措，提提的心里很得意。就像老鼠戏猫，尤其是，这只猫不是猫，而是虎。

提提有一次闹气出走，这是任性的节目之一，她出走到哪里去呢？找子贡去。与子贡隔一张咖啡桌，桌上的烛光从颔下映上来，脸部留下几片阴影。提提诉说着怨艾，在子贡听来不过是调情，所以就任她说去，眼泪也任她流。心里不免有妒意生出，想着这世界上都是安排错了的，爱的人不能，能的人不爱。提提看见他走神，停下来问在想什么，子贡脱口道：简迟生。两人都静了静，停一下，提提说：假如让你用两个字来形容简迟生，是哪两个字？子贡又一次脱口：性感！提提的眉毛在额发里扬了扬，脸上的阴影移动了一下。子贡沉吟地说：简迟生具有男性这一种性别的最高美感，比如——提提问。子贡不接提提的问题，兀自说下去：有一句话叫“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你知道吗？一个男人美到极处，就只能用女性的词来表述了——静若处子，简迟生就是一个“处子”，当然，我不是指生物意义上的。我懂，提提说。你不懂，子贡反驳了她，你以为只有异性间才能感受性感，事实上，同性和同性之间，才能真正地深刻地感受，因为我们是同一类人。提提跳起来：我也懂，比如女模特儿，封面女郎，女明星，男性喜欢，女性更喜欢！子贡笑了：这不是一件事，你说的喜欢不叫喜欢，叫消费，偶像是没有性别的，美也罢，性感也罢，在了偶像，就都成了符号，而美和性感是生动的——那么你呢？你又是哪一种？提提不服气地说。我是大符号，一个大符号！子贡说，语气是自嘲的，又有点自得。

可是，不管怎么说，简迟生已经老了，提提说。这才是生命呢！子贡叹息地说。我真倒霉，得到的是凋敝的生命。那你就要充分地运用想象，爱就是想象，子贡说。你教育我？提提诘问。不，我是自言自语。提提体会到子贡的寂寞，同情地摸摸他握扶着玻璃杯的手，子贡让开了：动口不动手。两人共同想起一些相处中的片刻，不由都笑了。此时，提提也已经平静下来，东拉西扯了一会儿，子贡催她起身回去，她不回，子贡也不硬劝，就继续坐下去。提提又问：要是拿简迟生和潘索比呢？此时此刻，提提已经能够平静地谈论潘索了。子贡回答：简迟生更能激起想象。提提不服道：潘索难道不能？子贡说：潘索本身就是个想象。提提想起她说过潘索是个“大艺术”的话，觉得也对，又止不住地好笑。笑过后，提提再问：简迟生让你想象什么呢？子贡简单说了一个字：性。

子贡笑了一声，这一笑多少是猥亵，但也够直接的。而提提生性里也是有些下流的，这就竖起了耳朵：性？是的，性在想象里其实更有内容，事实却是简单的，你说是不是？提提想了想：要看从哪个方面说。就从性本身说，子贡回答。他们两个头都快碰在一起了，这样直露的兴趣，反变得天真。子贡用手比划了一下：不就是那么几个动作？提提说：可是快感无法形容。转瞬即逝，子贡的手在空气中一握，表示结束。回味无穷，提提说。子贡将手放回到桌面：可不是？这就是想象，而那一瞬则是畜类的。提提挣扎道：人是有动物性的。那是进化的残余部分——说到此，子贡的漂亮的脸抽搐起来，好像肉体的哪一个敏感部位受到了伤害。他的激动表情让提提不屑：简迟生进化得有那么彻底吗？子贡缓和下来：你我都不是简迟生的对手。提提没有和他辩，觉得他过于认真了。

他们又扯了会别的，这一回，提提自己说要走，子贡倒不舍了，留她再坐一会。提提说：那我去你那里怎么样？子贡无话可说了。提提的出走，总是在当日的午夜结束。分手时，提提站住脚，又提了这晚上最后一个问题：你说，谁是简迟生的对手？子贡说：有一个。提提追问：谁？自己猜去！子贡说。提提说：我用一个秘密换你的秘密，好不好？子贡不要她的秘密，提提非要给他：我告诉你，潘索的大老板是谁？是温州人。子贡还是不说，出租车来了。

这个人，其实他们彼此都知道，可是谁也不说出口。

提提和简迟生闹气，在恃宠之外，也有一种认真，就是由那个人，呼玛丽引起的。

呼玛丽从来没有介入过他们之间，有时在一众人聚会中，也和简迟生隔得远远的，甚至不大交谈。有一回，宴席中，说起一个话题，呼玛丽有些兴奋，搭上腔来，不料简迟生大怒，将手边的一个碟子掷了过去，呼玛丽一让，碟子飞到身后墙壁，落到地毯上，呼玛丽则哈哈大笑。这一怒一笑，一掷一让，很显然，他们之间并不像表面上那么疏离，而是有一种称得上默契的关系。并且，提提发现，所有的朋友，不是小朋友，而是老朋友，对这关系都是了解的。当晚，提提向简迟生打听呼玛丽，简迟生简单回了一句：一个老太婆。提提释然了。真的，没有什么比青春更骄人的了。提提的长发，帘幕般垂下，丝丝发亮，握在手里却是肉质的肥腴。倘不用手触摸，单是看，你是觉不出这小东西的丰饶。简迟生的宠爱滋养了她，在她单薄的紧贴了骨骼的肌肤之下，生出了脂肪。这层脂肪完全不足以使她增添一丝丝体积，只是稍稍隔离了骨骼，使肌肤发出牙白的光泽。简迟生拥她入怀，感觉到这纤细肢体的结实，任凭怎样挤压，亦只有瞬间的变形，一松手又回复原状。就像一个橡胶娃娃。与简迟生的感受相反，提提体会到的是他的衰老，是的，他还没有完全松弛，他还是结实的，结实的却是赘肉。潘索也是肉多，但是天真的，耍赖的，好像在说：你拿我怎么办？而简迟生，你能感觉到他的心劲，撑持着不坍塌下来。前者是个孩子，后者是霸王，一个衰老的霸王，即便有一日，身体分崩离析，那一股霸气也在。就是这气质，征服了提提，也让提提急于征服他。靠什么征服？青春。这是提提最富足的，尤其在简迟生，以及他的大朋友中间，提提具有的优势不消说了。简迟生又是个热爱青春的人，在他所有的女性里只分为两类，一类是小姑娘，一类是老太婆。但是，提提又觉得不够。

扔碟子的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有一日，简迟生和子贡通电话，没什么要紧的事，只是说些闲话。陡然间，简迟生语气变得尖利，提提不由看他一眼，见他脸色严峻，又有怒意生起，她心里跳出一个名字：呼玛丽。她发现这名字始终潜伏在意识里，她并没有释怀。简迟生挂了电话，躺回到行军床上——这一具行军床，帆布与木架组合，流行在六十、七十年代，这城市住房局促，需要大量晚上放下早上收起的床铺——很奇怪地摆在沙发旁边，是简迟生的坐榻和卧榻。简迟生的房子近三百平米，装修得相当阔绰豪华，客厅沿墙一壁多宝阁，摆放着陶瓷器皿，都是新制，款式也不见其不凡，主要就是体量巨大，有一股迫人的气势。其他设施也是这样，都谈不上什么格调，就是超级大：可并排放下四个枕头的双人床；橡木大餐桌，桌腿有碗口粗；小池子般的澡盆；一面墙的投影电视，垂地的窗幔——这些规划与其说出自主人的爱好，不如说是满足了设计者的雄心，因简迟生最多的时间，是窝在这具行军床上，看电视和影碟，正应了一句老古话：家有千千屋，日卧三尺。他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前方，一面墙的屏幕的光，反射在他身上。光里的简迟生好像在另度空间，与提提咫尺天涯。

提提感到不安了，这个老太婆，呼玛丽，庞庞然的一大个，黑压压的，横陈在简迟生的历史上，投下阴影。在这阴影之下，提提的别扭和任性，就只是些小打小闹，不是同一个量级的。简迟生是宠她，还挺疼她，但是缺乏一种严肃性，而这种严肃性，她却在他对待呼玛丽的态度里看见了。幸好，这样流露的时候非常少，呼玛丽早已经退出简迟生的生活很远。这也是让提提疑惑的，因为呼玛丽不那么在意简迟生了，而她提提却很在意。不过，这总归是安全的，毕竟，简迟生日夜和她在一起。

如同前面说过的，简迟生已渐渐抽身退步，过着一种赋闲的生活。他和提提，每天睡到日中午，方才起来。所谓起来，亦不过是提提起来，简迟生则从卧室的床移到客厅的行军床。提提做了饭——应该算是早饭还是午饭呢？饭端到行军床边，简迟生起腻的时候，就要由提提一口口喂到嘴里，提提就成了个小妈妈。这顿饭结束，已是午后二三时了，所以，这顿饭就是午饭，早饭，他们通常是不吃的。简迟生总是看电视，提提在地上铺块小毯子，练瑜伽。她本来韧带柔软，又跟了老师，就可将身子扭曲成麻花。两人各做各的，都不说话，厅里充满了电视的音响。有一阵，两人都以为对方盹着了，抬头看一眼，原来都醒着。一个睁眼躺着，另一个盘在地上，也睁了眼。这互望的一眼，倒有些相依的意思，似乎茫茫人世中，只有他和她，共度寂寥的时光。虽然是闷的，可人生不就是闷的吗？也是安宁，许多挣扎最后都回归到这一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这时候有电话铃响，两个人都会振作一下，简迟生一转眸，提提则奋然而起。是谁的电话，谁就变得饶舌，饶过之后，复又静下来。这样，暮色渐渐起来了，厅里有些暗，反比大亮有暖意，挺温馨的，他们的精神头也起来了。

夜晚的帷幕将开未开时，有一股跃然的心情。提提开始梳洗更衣化妆，简迟生打着哈欠翻身下榻。电话铃响得繁密了，刚放下一个，又起来一个。他们也开始往外打电话，手机和座机同时进行。你可知道，不止是他两个，还有许多人，都是在这一时活跃起来，电信网络进入高峰时段。喧哗中，天也黑到底，开了灯，提提的被描画过的脸，格外清晰醒目，白昼里且是模糊的。简迟生修了脸，梳平头发，轮廓也出来了。他们身上还是有隔宿气，但已经让牙膏，香皂，剃须膏的薄荷味压下去大半，等出了门，风一吹，就全散了。现在，他们还要在屋里逗留一会儿，外面，正是下班的高峰，是上班族的天下。再收拾收拾，找检一番有无遗忘的东西，说几句玩笑，就可以出门了。

小区里黑着，简迟生等在路边吸一支烟。不在室内吸烟，是提提的禁律，未见得限制得住简迟生，简迟生愿意服从，是当小孩子的游戏规则，他喜欢这类小孩子游戏。提提下车库开车，她考得了驾驶执照，以后开车的事就是她的了。她开的是一辆奔驰犛600，大车身的，简迟生什么东西都是大的，惟有提提，小小的，是芭比娃娃。车静静地停在简迟生身边，等他上了车，从甬道上滑行过去，出了小区。

提提耳朵上挂着蓝牙手机，手扶方向盘，灯的流萤从两边过去。她知道，在这静谧的马路下面是极大的喧哗，地铁在穿梭，脚步沓沓。而路面上，车流无声地行驶。这城市无论静和动，都是激越的，都是力量，现在，她汇入进来，是其中的一分子了。车在新区里行驶，像提提这样的新人，没有世俗的成见，她喜欢新区。因其新，没有垢，光滑闪亮。车在高架口有一时的拥堵，提提并不烦躁。在车阵里，前后左右都是各式各样的车，还有驾车的人，有男有女，隔了窗玻璃，一律是矜持的面目，其中也有提提的一张脸。车阵在动，缓缓地交互，有的进来，有的出去，错乱一阵，就好像水流穿过了漩涡，忽然又畅通起来。高架上行车又是一番景象，车流从高楼齐腰处过去，那些亮晶晶的窗格子几乎成扑面之势。车在空中盘旋，有时分流，有时合流——你一旦搭着脉，便纳入体系，跑不脱了。车下高架，市声涌起，犹如交响乐里的全奏，有一种浮浅的煽情。这时候的光和色，就有些俗丽了，也不是俗丽，而是旧式的繁荣，挤簇的，重叠的，鳞次栉比，是城市的考古层，这就是老城区了。车流可说穿心而过，破出一条路，光色飞溅。然后，他们就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

如果不是呼玛丽，这样的日子，他们可以过一辈子。提提的小吵小闹，是小插曲，调剂着多少是单调的生活。静止的生活，本来也生不出什么争执的原由，但提提是活跃的性格，生气勃勃，无原由也要吵出原由来。简迟生也当作小孩子的游戏，陪小孩子做游戏，自己也变成小孩子了。仅此而已，不能玩过火，玩过火就没意思了，就变成真的似的。简迟生不想和提提动真格。所以，提提的吵闹中，他比较不喜欢的是出走这一个节目，倒不全是怕她走了不回，而是他不愿意生活乱了节奏。他怕乱，这一套生活的秩序他是经几十年动乱得失方才形成。他不喜欢出走这一出里的那种情绪：惦记，等待，担心，出走的人回来时免不了要有的缠绵和激动，这些近似于严肃的情绪波动，他早已感到乏味。这一点上，他和潘索不谋而合，但出发点不同。潘索是贪婪，嫌现实生活的量不足；简迟生则是透支了食欲，没多少胃纳了。这两人要是在一起谈谈，也许很好。他们先后在提提的人生里出场，却没有邂逅，是机缘的另一种。话说回来，好在，方才说过，提提出走的一幕总是在午夜结束，她的聪明足够明白，这把戏于简迟生无碍不说，反而于自己不利。她想起一个词，就是蚍蜉撼树。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呼玛丽，一切都好了。简迟生和提提之间，年龄，经验，价值观，荷尔蒙分泌，种种差异，在一个强有力的互补原则之下，自行往适应状态调节，可在一定的时间段内保持平衡。甚至，谁说得准呢？也许有一天，简迟生会和提提结婚。他的女儿，他第一次婚姻的产物，一个工科硕士生，一点不像他，惊人地理性，也许是父亲的性格与命运向她作出警示——遇见提提，两个几乎同龄的女孩经过短暂的对峙，克服了敌意以后，放松下来，保持着礼貌的冷淡，这多半是女儿的性格起作用。父女单独相对的时候，女儿对父亲建议，可以考虑结婚。她说，从现在开始磨合，一同进入老年，再晚就时间不够了。简迟生很诧异女儿二十四岁的年龄竟对人生有这样成熟的想法，多少是有些灰暗的，由此也想到提提。在提提年轻的表面之下，究竟有着一颗什么样的心呢？她还比女儿年长一岁呢。他简单回了女儿一句：我现在已经是老年了。可是，说不定，真的会有一天，他和提提成为夫妻。无论怎么说，随了年纪增进，到了人生的那一节，生活是更加简单了，而他们也终于磨合——他有时会想起女儿用的这个词，“磨合”，事实上就是，他与提提在“磨合”着。和呼玛丽，“磨合”想也别想，他和呼玛丽是淬火。烧红的铁和水相逢，钢火四溅。他们从来没有磨合过，只要是他和她，就是淬火，每经一次淬火，强度就增进一分，最后两败俱伤。

当提提问子贡谁是简迟生的对手的时候，是很胆怯听到回答的，子贡就像了解她的心事，没有说出口。提提宁愿处在蒙昧里，当作没有这个人。可越是当不存在，越是处处都在。那客厅壁上的陶瓷器皿，个个都是配呼玛丽的身量和气势，简迟生这个人也是配呼玛丽的身量气势——不仅在外形，更在内涵，他对呼玛丽流露出的严肃性，在提提从不曾有过，他与提提之间的一切都是轻松佻达。提提也想涉步深处，深处在哪里呢？而呼玛丽轻轻一揭，就揭开了。哪怕她与他只是隔了餐桌，幽暗的灯光下，稍一对视，那沉重感就呈现了。在那人为的，刻意的灯光布局下，人和物都变成道具一样，丧失了独立的性格，是画面的一部分，所有的脸都像面具，程式感极强。这是令人安全的，那些危险的性质，都消融在夸张的戏剧性里了。这一类后现代风格的装潢，就是取消人物的具体性的。然而，一旦呼玛丽和简迟生目光相接，真实感就迸发了，有关性格，遭际，命运，等等的暗示，在这一碰触中，崩裂开来。提提不由心惊了，于是，属于她的那一张面具上，也呈现出具体性。在一整个抽象画面上，它几乎看不出来，抽象的涵盖面那么大，将所有个别细节一网打尽，收入囊中。可还是有一些特别的眼睛，攫取了这细节。那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同情心，从相近的经验和命运中出发。

呼玛丽知道这小东西在发怒了，怒容将芭比娃娃的小脸撑裂了，变成一张破碎的面具。她也有些惊讶，惊讶这芭比娃娃格式化的表面底下，竟有着人的性格，虽然这性格称不上是深刻，还只是一些儿小脾气——怪时代不好，在这个肤浅的时代里，什么样的性格都瓦解成小性子，但这点儿小性子，也够闹腾一时的。她看见简迟生在哄她，就像哄女儿，不，哄女儿不是这样，这是两种关系，这一种里有情欲，情欲将代际关系模糊了，代际关系里的尊严也模糊掉了。呼玛丽觉着这一幕的滑稽，她还没来得及笑，一个碟子就朝她飞过来了，是从提提手里飞出的。这一回可是击中了，击中她本能抬起抵挡的小臂上。她叫了一声，不像是疼痛引起，而是像喝彩，有一股子兴奋劲。她就喜欢这样的场面，可惜简迟生将提提抱住了。提提在简迟生手臂里挣着，挣出手抓了一下，简迟生的脸上便现出一道血痕。呼玛丽叫了声“好”，简迟生手下加了力，将提提掳小鸡一样掳走了。提提被他恼怒的动作弄疼，可她还是很清醒，这恼怒不是冲她来的。

下一日，当呼玛丽接到提提的电话——她从子贡那里问来呼玛丽的电话，提提约呼玛丽见面，不禁刮目相看，这小女人挺有火气的，竟和她单挑。呼玛丽对这场会面很抱兴趣，她提早来到约定的地点。下午时分，整条街都清寂着，一半酒廊闭门，入夜才开张营业。这一间酒吧兼餐馆上了有七成座，都是附近写字楼吃公司客餐的白领，更替很勤，服务生不停地翻桌子。呼玛丽占了靠窗的一张小咖啡桌，隔着窗外的餐座，看见一辆奔驰犛600一个大转，停在人行道下的马路上，停得太急，向前冲了二三米，差点撞翻人行道上的花坛。服务生赶紧跑出去，车主从驾驶座欠过身子，是提提。交涉了一阵停车事项，按指示去到对面酒店的停车场。奔驰翘过车头，等待车流中的空当，好穿马路，尾灯一亮一亮，呼玛丽好像看见了一颗焦虑不安的心。奔驰终于插进车阵，到了对面，停一时，只见提提一个人过来了。

提提将头发别到顶上，好像长了鸡冠。一身本白麻布衣裙，上衣是无袖无领短衫，裙子是一整块布围腰一周半，系起来，风吹开裙裾，瘦小却结实的膝盖时隐时现。足下是一双麻编的平底凉鞋。看上去，就像雕像里的希腊少女。她手里握着车钥匙和钱包，另一手在眼前挡着阳光，一步一步走来了。呼玛丽有一时的怔忡，被眼前的美景镇住了。提提真说不上是绝色，可是年轻啊！有什么力量能挡住年轻？尤其此时此刻，被紧张煎熬得失措着，对这拥有浑然不觉，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就这么横过马路的几十秒钟里，提提的性格趋于完成，当她站到了呼玛丽跟前，呼玛丽就看见了一个身处危机中的女性。她已经有几分憔悴，这憔悴并不征兆着衰老，而是表明激情。

请坐，呼玛丽说。提提负气地站着，僵了一会儿，然后又负气地拉开藤编扶手椅，坐下了。我要和你谈谈，她生硬地说，横下一条心的架势。呼玛丽作出聆听的姿态，她有一点点喜欢这小女人了。你，不要再来打扰简迟生，他恨你！提提说。她的两只手垂在膝盖上，紧紧握着车钥匙和小羊皮钱包，她发顶上的发卡，也是同色同质的羊皮发卡，一种染成蟹绿的羊皮。她这一身很精致，很昂贵，但还是有一股粗鄙，从芯子里膨胀出来，将外形撑变形，这就是活力所在。他真的是恨你！提提等不及呼玛丽的反应，急切地强调，你离开他远远的吧！呼玛丽这才吐出一句：他恨我与你何干？提提被问住了，但立即回嘴道：我不愿意他生气，我希望他平静，快乐！呼玛丽问提提：我有什么义务要照顾他的心情？他与我又何干？提提火了：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俩有一腿，别装没事人一样！呼玛丽笑起来：我和他岂止一腿，有好几腿呢！我和他有一腿的时候，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提提忍不住骂道：老妖婆！你知道简迟生怎么说你？老太婆！呼玛丽更笑了，简直乐不可支。老太婆，老妖婆！提提一迭声地骂，想骂痛她，她却越笑越厉害，她的笑很有感染力，提提不由也笑起来了。边上的人看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母女不像母女，朋友不像朋友，不像交好，也不像交恶。

呼玛丽拭去笑出来的眼泪：你说，他恨一个老太婆犯得着吗？提提被她套进去，不笑了。你担心什么呢？呼玛丽问，看着提提的脸，她小小的纤巧的五官，经不得感情的太大摆布，有着枯萎的迹象。呼玛丽抬起手，怜惜地去摸提提的脸，被提提让开了。你像我——呼玛丽说，一个人，无论爱多少个人，他所爱的人，彼此间都是相像的；不要以为你有什么特质，其实你和他爱的前一个人差不多，甚至，可能还弱一些，因为他在衰竭；这没什么不好的，每一个生命都是由嫩到熟，由熟到衰，越是全力以赴，这个周期就越急促；所以，你和我，说不定就在什么地方相像着。她们两人对视着，双方眼睛里都涌起柔情，因为先后爱上同一个人，又被同一个人所爱。虽然，也许，爱的性质有所不同。呼玛丽继续说：不过，你没有我幸运，因为我是在他的全盛时期和他相爱，你看，我自己说出来了，我和他是有一腿，现在，他在走下坡路，而你，全面盛开，你不划算！

你在挑拨！提提笑了，表示出她不上当。就算挑拨吧！呼玛丽说，简迟生已经迟暮了。她用“迟暮”这两个字，通常是用在女性身上，她用于简迟生，也挺合适：简迟生要证明他还有能力爱，事实上，是重复，而且是机械的重复；我说他机械，是因为他重复的都是表面的性质；比如他爱你，是因为爱青春，他以为这就是青春——呼玛丽抚了一下提提的脸，这一回提提没躲，她抚到了如丝般柔滑的肌肤，柔滑到脆弱，顷刻之间就将破碎——其实他不知道青春有着易朽的性质，因为生长力太活跃了，就是这股子置生死不顾的劲头才是青春最叫人爱的，可他只能重复表面。你是说他对我的爱不会长久？提提有些不服。不，不！呼玛丽否定，我的意思是，他能让你满足吗？

你又在挑拨！提提说。呼玛丽得意地大笑，提提骂：老妖婆！她也有点喜欢她了，这个老妖婆，她说出了青春的真谛：易朽。而提提，毕竟还沉浸在青春里，美丽的，活跃的，息息相生的青春，就算有一天逝去，变成眼前这个老妖婆，也不坏！那又是多么久远的事情啊！她心情陡然开朗，可是呼玛丽的话又让她罩上了阴霾——在表面之下，那种真正的性质，已经扎进他心里，不是心里，而是身体的深处；就是身体，不要和我说什么灵魂之类的玄而又玄的话，就是身体里的疼痛，无论他怎么更新表面，这性质都在；他以为频繁地更新可以取消这性质，错了！因为表面与本质越离越远，最后两不相干！她就像个真正的巫婆一样，发出毒咒。可是——提提再一次辩解，在我的表面之下，也存在着本质，摄他的魂魄的本质。不错，遗憾的是，他没有能力了，他没有能力挖掘，本质是需要挖掘的，双方具有平等的腕力，甚过恨的爱，拼搏，较量，撕扯，开出血路，终于才能掘进到本质的深处；还要付出时间的代价，挖掘是用时间铺路的，而他没有时间，没有足够的时间；当时间流逝，改变了表面的形态，此时，就要经得起怀疑——在变异的表面底下，有没有永恒的本质！这一切条件在他已经丧失了，你只是他惊恐失措时抓到的一根稻草。你小看我！提提说。正好相反，我欣赏你！

提提的眼泪盈了眶，沮丧的又是兴奋的眼泪。许多缕头发从羊皮发卡底下散落，麻质衣服揉得一团皱，有些衣不蔽体的意思。和呼玛丽的谈话就像一场厮杀，女人和女人的厮杀，指甲，牙齿，什么都用上了。你这锅汤刚开滚，起了一周圈的沫，简迟生只剩些余烬了，怕煲不熟你！提提跳起来，指着呼玛丽鼻子说：你妒忌，妒忌简迟生爱的是我，我是他的心肝宝贝，你不是！说罢转身跑出去。用午餐的客人都走了，又没到下午茶的时间，服务生们偷闲去了，只有她们。提提消失在门口，余下呼玛丽一个人，她在心里念着提提方才说出的那个词，“心肝宝贝”，不错，呼玛丽从来不是简迟生的“心肝宝贝”，她只是，永远是，他的对手。她招呼服务生过来结了账，嘴里衔一支烟，收拾起皮包，走了。走到门口时，她庞大的身形挡住了光线，餐馆内暗了暗，只一刹那，等她走出去，重又亮起来。

后来，提提还是离开了简迟生，倒也不是呼玛丽挑拨成功，他们的事，就是这样的命运。不知道提提去了什么地方，大概还是要子贡帮忙。这个城市里，她只有求子贡。这是个欲望城市，惟有她和子贡之间没有欲望可言，所以就能真心帮助。简迟生度过了一段失落的日子，又平静下来。他倒没有结识新女友，女儿那句告诫看起来有些道理：再晚时间就不够了！也许，提提是他最后一个机会，可惜没有抓住。有时候，女儿来看他，看着她那张平静的脸，他几乎有些悚然，似乎有千年万代从这脸上走过，女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动物。他对付了她们一生，也没有了解她们。有一晚，一位公安局的朋友请大家玩，去一个新开张的娱乐城，名字叫“万紫千红”，规模之大，令人咋舌。总共有六层楼，占地几千平方，有洗浴，吃饭，按摩，理发，唱歌，表演等等。他们先洗浴，再吃饭，然后到歌厅唱歌。他们都不会唱歌，所以没有包K房，只在散座里点歌听歌。那些男女歌手都很年轻，在简迟生听来，唱得和那些当红的并没大差别，境遇却不能同日而语。他们卖力地唱和说，和听客拉拢感情。有几个显然是常客，专来捧场，捧的那歌手下了场子，便也离开了。简迟生一伙比较少来这样大众化的场所，这里有另一套规则，气氛是要粗鄙和喧哗，却有一股子热火劲，但到底不惯，少坐一时就出来了。在门口，看见那个方才唱完退场的女歌手正在台阶下面，她穿着雪白一身演出长裙，裙摆卷巴卷巴束在腰里，跨上一辆载客的摩托后座。摩托转了个头，她的脸就到了灯光的亮处，一张小脸扑着厚厚的粉，眉眼画得很粗，假睫毛像扇子张开在不大的眼睛上，垂在头盔下的发卷也像是假的，油黑油黑。摩托“嗖”地驶走了，是去赶场子。简迟生不由想起提提。第二天晚上，他一个人来到“万紫千红”，不吃饭，不洗浴，就在歌厅听歌。他也学着那些常客，在盘子上放了钱，点那女歌手的唱。他知道了女歌手的名字，叫豆官，觉得这名字很别致。有几次，豆官下场后，为表示谢意陪他坐一时，他夸她这名字有意思，她说，其实是她的小名。在她们家乡，女孩子的名字后面都要安一个“官”字，很土，可是，土到头不就雅起来了吗？简迟生问她家乡在哪里，她胡乱说了个地方，显然是假的，简迟生也不追究。这地方来多了，他也知道，这些人嘴里，套不出一句真话。很可能，“豆官”不过是从《红楼梦》上学，贾府为元春省亲专设梨园，那唱戏的都叫做“官”。简迟生可是熟读《红楼梦》的。但这豆官也够聪明，确有一点提提的意思，而简迟生不知道，提提倒真有一个带“官”字的小名。

后来，这豆官离开了“万紫千红”，据说，去里约热内卢发展了，简迟生却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天晚上八时半到九时之间，去“万紫千红”歌厅听一会儿歌。无论他吃过饭，还是吃饭之前，赴朋友聚会，甚至朋友们在他家聚会——他招呼不打，自己出了门，下到车库，开出他的奔驰S600。车已经很旧了，可他没有换车，他不像年轻人那么爱帅。奔驰静静地驰出小区，驶上平滑如镜的路面，在空旷的静谧里行驶，直到“万紫千红”。那里就像开了锅似的，霓虹灯四射，把车钥匙交给门童去停车，他走进大堂。金碧辉煌，一股子俗俚的喜气，他进了歌厅，坐在他专有的座位上。歌台上的歌手直着嗓子，因为用力，纤弱的颈上迸出青筋，歌声在音响的混响中炸开着。歌手更换很频繁，无论是谁，都是年轻的，盛丽的，精力充沛，全力以赴，外乡来的女孩子，在简迟生的眼睛里，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提提。

2008年6月18日　上海

新加坡人

这个新加坡人，有时候一年来四五次，有时候，销声匿迹，一年到头不来一次。他若要来，先是会通知陈先生，为他订酒店，接机，安排日程。所谓安排日程，其实就是安排吃饭。

陈先生是新加坡人在这城市里的朋友。从前，陈先生是一家电子表厂的操作工，后来，就是“巴拉巴拉东渡”的八十年代中期，去了日本，几年之后，挣了钱回来。究竟挣了多少钱？大约是不少，因为他从此不再上班，事实上，他原先上班的那爿厂也关停并转了。他结交的人也不同了，多是些老板，他和这些老板一同出入宾馆酒家，还有时，一同去深圳，珠海，汕头。也有人说，他其实是在打工。倘若是真的，那么，大约从日本挣回的钱也有限。但事情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陈先生的层次不同了，所以，他就能有新加坡人这样的朋友。

新加坡人是个阔佬，在新加坡有企业，吉隆坡有企业，香港有，曼谷有，伦敦也有，新近又在柬埔寨投资一爿烟厂。他在上海倒没有什么生意，但是，有一度，他专门为陈先生在上海注册了一个办事处，租一间写字间，让陈先生在里边办公。后来，这办事处又取消了。还有一度，他让陈先生去柬埔寨，为他管理烟厂。后来，陈先生又回来了。从这些来看，他们这一对朋友就不一般。虽然看上去并不那么像朋友。新加坡人长着白净的脸，眉眼有些孩子气的疏朗，但看他稀薄的发顶，还有发福起来的腹部，就知道他不是很年轻了。那么，陈先生是怎样的呢？黑，瘦，一张刀削脸，干枯的嘴唇，有香烟嘴燎焦的黑痕，右手大拇指和食指上，也有熏黄的痕迹。他们一同走路，很少并排，而是一个前，一个后。他们一桌吃饭，也很少挨着坐，一个上座，一个下座。他们互相间甚至不说话。新加坡人面带微笑，眼望八方，陈先生则阴沉着目光，看着餐桌上的某一个地方。看上去，他们之间一点没有朋友的亲密的气氛，可是，谁知道呢？在他们疏远的表面底下，兴许是有着什么默契呢！

陈先生，有时候，撩起眼皮，罩对方一下，新加坡人的脸一暗，有什么交道便过去了。他们之间，确是有些知己的意思了。可终究是什么样的知己，谁也不知道。只知道，陈先生是新加坡人在这城市里的引路人，他带新加坡人去的饭店呀，可真是无奇不有。在这城市里，过着居家生活的市民们，听也不会听说过的。信不信由你。一条僻静的林荫道，两边多是围墙和弄堂，里边是安居乐业的保守的生活。就在其中，有一扇紧闭的不锈钢门，退进去一点，略微变得有那么一些隐蔽，不锈钢的门上，镌刻着几个字，表明是一个餐饮场所，可就是千呼万唤门不开呢！这里就有个秘令，必是知情者方能知道，那就是，退后几步，你看见立在门前退进去的那空地上，有个造型抽象的兽身，张着阔嘴，将手伸到嘴里，于是，铁门徐徐地开了。进去亦无人，只有一片竹林，林中有小径，通往一扇玻璃门，推门进去，是一银白世界。银色地毯，银色金属餐桌，银色沙发椅。其间还有一个惊人之所，必去不可，就是厕所。一踏进去，刹那间，天上地下左右，有无数个你映入眼帘，你必得镇定一下，才挪得开步子，是多棱镜的效果。就这样，一波接着一波，连连的惊喜，充斥在席间。还有人声鼎沸的乍浦路，巴掌大块店堂，竟然还有一架电梯，通上五层楼。面街的落地窗玻璃，爬满了巨大的霓虹灯管和铁架，刷刷地变幻着光色，将光影投在窗里吃喝的人脸上。那一桌桌挤挨着的饕餮的人，看上去如蚁般的小，且又光怪陆离。最为壮观的是春节，新加坡人专程来过新年，目睹了终身难忘的奇景。这条狭窄的马路，被两边不断加层而增高的楼面，挤成一条沟，沟当中，壅塞着无数辆消防车，本条街的消防栓不够用，就从邻街的拉过来，于是，地上便交错盘桓着消防水管。消防员全副武装，临战状态，只听轰的一声，街面与楼面全都一震，顿时，天空开了花，姹紫嫣红，流光溢彩，一片细碎的气泡破裂声，啾啾地盈了满耳。自此，烟花一大朵一大朵升上天。其间有锐亮的流星雨，哗哗倾盆而落，将霓虹灯都映暗了，而大招牌后面的，黑暗的屋脊则显了出来，勾出一道嶙峋的天际线。有几处火星燎着了房顶，于是，消防水管齐射，火光中又加进水光，互相辉映。这奇观，持续了整整一小时，天都熏紫了，才欲罢不能地停息下来。消防车先后陆续退出，地上已积起半尺厚的碎火药纸，硝烟弥漫。这般的豪阔手笔，连来自亚洲四小龙地区的新加坡人也是平生头回见识。

新加坡人去过的餐馆可是不计其数。那类星级酒店里的当然不消说了，香格里拉的临江自助餐厅，与香港九龙的“丽晶”的夜晚很相似呢！而且每周五晚上，有空运来的鲜砐，无限制供应。衡山路，据传是想和香港的兰桂坊一样，模拟一个小欧洲，其实呢？更合乎新加坡人的带有洁癖的口味。兰桂坊，地面逼仄，而且龌龊，有一股颓废气，而衡山路明亮，宽敞，也比较清洁，虽然不及兰桂坊像欧洲。那拐角上的旧人家花园房子，作了餐馆酒吧，聚集着同性恋，还有模仿阉人的演唱，也颓废，可是不像纽约的格林威治村那样阴暗迫人，因为比较新，没有垢。西边开发区的仙霞路，有那么一截，人称小台北，过去看看，真有些台北的草根气呢！还有些暧昧气。街面主要由两类生意组成，发廊和餐馆，餐馆多是闽南菜和潮州菜，其中有一家有一道蛤蜊面，鲜美无比。说实在，新加坡人在真正的台北都没吃过这样地道的蛤蜊面。而真正的台北，灯火也没有此地这样辉煌，那里要家常得多，这里却夜夜笙歌。从仙霞路继续往西，往西，过了开发区的中心，路面开阔，有点要出城的样子，市面寥落了，两边的房屋都矮下去。此时，车陡地来个大转弯，插入一条小街，这小街有些凌乱，开了几家旧木器铺子，倒是流露出生活的气息。在小铺面之间，兀自立了一座欧陆乡村式房子，大尖顶，白粉墙上钉有褐色木条框架。进去，仰面一周围栏，颇似中国古式戏院子，看客们坐在栏后，前面是锣鼓铿锵。从两侧楼梯上去，角落里安置着大粮食缸，盛着堆尖的炒花生，随手可抓一把，仓圆屯满的气象。餐厅的过道，壁下，包间内，全是北方乡间的车辕，马槽，立柜，犁铧。因是来自北方，格局就都大而粗放，而一应木器家什，匠作则又精细严密，将乡土俚俗推陈出新，化成一路风格。这老板是做时装出身，到纽约住了几年，挣了钱，开了眼界，又染了收藏的癖好。回来后买下一座破产工厂的库房，改造成现在这样，开成餐馆，放入所收藏品，其实是一座小型的民间日用博物馆。连菜，都是从民间采集而来，自成一种杂芜的风格。他又去过一家弄堂里的餐馆，原是民居，稍事装修，开了饭店。因是有年头了，以往生活的痕迹很深，地板上遗留有放床的印子，比其他地板新一成，蜡色也要深一成。有两间包房，是开在原先的浴室，壁上就还残存着几段残管，于是，便散发出有点污秽，又有点温热的人气。菜呢，也是家常的一路，亲妈阿娘的一路：水笋烤肉，腌笃鲜，炒酱，价格亦中等。生意就好得很，一晚上可翻三轮桌子，等吃饭的人就挤在弄堂里。弄堂里的窗户，在窗帘后面昏昏地亮着灯，映出日长时久的柴米生计。过了两年，新加坡人主动提出还要去那里，去了，餐馆竟还在，并且不是一幢房子，而是半条弄堂，还是爆满。他们这一桌是临时来的，老板娘也没让打回票，将他们引进其中一幢的三楼，老板与老板娘的卧室，就在房间当中摆了一张圆台面。这间卧室装潢比较考究，用石膏吊了顶，贴了顶角线，垂一盏枝形吊灯。老房子又很高大，如此装潢起来，真有些古典的意思。室中摆了一套意大利家具，白色面镶金边，转角处雕成圆涡旋，边上有草叶饰纹，那种旖旎的罗可可风。床上铺着绛红色的丝绒床罩，床头叠几个蓝、绿、黄的大靠枕。床对面是一具梳妆桌，椭圆镜上披着几穗沉甸甸的流苏。他们的餐桌就设在床与梳妆桌之间，周遭的华美里，含了一股狎昵，这一股狎昵因为是居家的气息，就抵销了猥亵之感。这一餐宴，新加坡人有些走神，脸上的笑容变得恍惚起来，在这老板娘的内室里，生出了什么样的遐想吗？是他不安定的飘泊的生活被触动了，抑或是，生活其实并不是飘泊的，而是在哪里也有着这样一份居家的日子，此时被唤醒了。

谁也不知道新加坡人的家庭状况，他有没有妻室儿女？论年纪，不小了，可他一直是独往独来，没什么羁绊。他生活的面相当广，几乎周游世界：伦敦，巴黎，悉尼，汉城，米兰，甚至里约热内卢，可看起来都不是他对上海这样的，喜欢。那些地方，他多是点到为止，而上海，他却是欲罢不能，来了再来。他真是喜欢上海呢！从他欣喜的闪烁的眼睛里，就能看出这种喜欢，它冲淡了他脸上的寂寞表情。坐在席间，周围都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他们彼此间都有熟络的话题，言笑往来。新加坡人插不进去，也不完全懂得，可眼面前簇拥着一些人脸，有着人声的聒噪，就使他满意了。

餐桌上的人，是陈先生找来，可并不是陈先生全认得。要说，陈先生哪有这样的交际面呢！那都是一拖二，二拖三，辗转而来的。这些人，做什么的都有。做服装生意的女老板，是陈先生在日本打工时认识，在酒吧里做过两年陪酒女，挣了钱回来，将自家房子推倒了墙，开店做服装。渐渐做大了，就与人联手开服装厂，创了个牌子，在沪上女装中有了点小名气。那生意伙伴原是她厂里的小姊妹，在一条流水线上做的，照恩格斯的讲法是最牢固的关系。可是资本方式里的位置转变，关系也变了。小姊妹偷偷地转移出去，另开工场，独占了牌子。请律师来打官司，一看材料便说证据不足，因要好时什么都合在一起，注册资金都没有分你我。去找小姊妹说理，小姊妹自己不出来，让几个男工挡驾，说话行动都极粗鲁。她也找了帮手去，闹了几回，还交上了手，叫来110，巡警也闹不清其中原委，拉开算数。几回下来，也没了心劲，再回过来守店面，单卖服装。其实生活用度是足够，小孩子受教育也足够，还够老公输麻将的，可到底做人的志气短了，就消沉下来。她带到新加坡人席上的是她一名主顾，区级沪剧团的三级演员。因她是个沪剧迷，常去看沪剧，甚至经人介绍，还在一出戏中串了串龙套。这名演员到她店里买衣服，她挺给优惠。在她低落的时候，日子就好像不打算过下去，干脆就白送了。其实也不白送，那女演员就此成了至交，听她诉怨诉气，排遣了苦闷。女演员自己也是不得意的，只是因为从小不爱读书，爱唱几句沪剧，脸架子长得又算端正，糊里糊涂进了这剧团。年轻时还不觉得，不用早起赶班车上班，还每晚涂脂抹粉地上台。虽然是龙套配角，可那为主的，都是前辈，老师，卸了妆并没自己好看，只觉着热闹和快活。渐渐地，就不行了。剧团的生活其实很不正常，不是居家过日子的长久之计，尤其近些年，讲究演出效益，沪剧观众又多在四乡八野，一年到头在外奔波，收入却也无几。一些年轻漂亮头脑又灵活的，或是去找电视剧组拍电视，或是去唱流行歌曲，自己也赶不上那个趟了，连普通话都咬不准。戏中的主角越来越年轻，她却还是在做配角。脸上的粉厚起来，离皮肤则远起来，化妆便也没了心情，胡乱抹一抹，算数。卸妆呢？更不敢看了，薄棉片将清洁霜抹净，眉眼都是糊的，不清不楚。唯有一点安慰，或者说是刺激，就是与团里那名琴师的暧昧关系。可毕竟是年近四十的女人，走在下坡路上，不能十分地拿得准对方，所以也是要小心翼翼，苦楚挺多的。那琴师也坐在新加坡人的席上，一张白净的长脸，头发已落薄了，却是全黑，亮亮地梳齐。五官算是清秀，但因有了岁数，显得格外瘦削单薄，有些尖刁的样子。但此人态度却好，温文尔雅。但也因此态度，与什么都保持有距离的样子，就让好演员感到捉不住。在这样年龄与境遇的女人，暧昧关系常常是来做平衡的，是要做宣言用，并不想藏，所以，就要在人面前有所表现。切莫以为演艺圈的人是享人眼福，就有多少风度，他们那种居无定所又男女混杂的生活其实很粗砺，人都是粗人，表现亲昵是用揭底和数落的方式。琴师是此淘里出来的，不以为怪，依然从容有度，座上人则都发窘，一劲地打岔。越是打岔，越是激发女演员，由假嗔到真怒，话就说得露骨起来，连那琴师脸上也挂不住，沉下来。气氛不免尴尬，人们都拿眼睛看新加坡人，怕他生厌。其实呢，新加坡人非但不生厌，而且还觉有趣。这些韶华已过的男女，人生都是见了底的，赤裸出的硬扎粗砺的欲望，异样地让他有些兴奋。

还有一拨子桌上客，是以一对开保洁公司的夫妇领衔。他们来结识新加坡人，是为寻找生意。他们知道九十年代初期房产热的时候，有新加坡人在浦东投资，融资，或者参建了不少商住楼，虽然后来房产萧条下来，这些楼盘既炒不起来，又租不出去，闲置在那里。可新加坡的商人是经历过风险的，他们很沉着地等待着局势的转变，依然在物业上正常投入管理，是他们保洁行业的优良客户。他们早就想争取一份，不知道这个新加坡人是不是也做房产。当然，他们很快了解到新加坡人在上海并无生意，似乎也没有投资的打算，他虽然替陈先生——陈先生是这对夫妇辗转的朋友，要论起源，源头大约还是日本打工时候的关系——陈先生虽然在新加坡人名下有个写字间，可也没看见他具体做什么业务，仅仅是个送往迎来的办事处一般。但是，他们也了解到，新加坡人在东南亚一带，甚至远在伦敦，有着生意呢！所以，他们带来了他们的女儿，女儿的男朋友，以及各自的同学，朋友，小一辈的一批人。他们的女儿刚从一所二类工科大学毕业，学的倒是热门专业，汽车制造，可毕业后并不如预期的好找工作。或是不要女生，或是要两年以上工作经验，或是要硕士和博士。小姑娘读书读到本科已经厌倦透顶，只想到社会上去，做事和交际。最后找到一家仅止四个人的小公司，倒是港资，做集装箱航运的业务，工资只一个月一千，自然差理想很远。但暂且做着吧，也算积累工作经验，一边再继续应聘。这年头，谁不是骑着马找马呢？可是，不久，谈上了现在这个男朋友。男朋友已经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有着出国的念头，就把女儿的胃口吊起来了。现在，两个人一条心地想出国，还有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在谈论出国。如今，各国都把教育当产业，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俄罗斯，都往中国派驻招留学生机构，本国的大学则相应兴起无数中介。所以，机会是有的，就是要钱，要的还是天价。外国，在他们这些小孩子眼里，是另一个世界，样样好，去哪里，无论干什么，做保姆也是上乘。事实上呢，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念大学住读，脏衣服都要送回家洗的，出国，其实明摆了花父母钱去看西洋景。他们大多数人的父母都是平常人家出身，拿这一对说，下岗以后方才开始做生意，刚有积累，赚了人民币供女儿消费美金，想想也是肉痛的事情。社会关系上又没什么海外的资源，可让走捷径的。因此，在孩子跟前就矮了半截，自己亲生的女儿，是拿冤家的怨恨的眼睛看他们。这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光滑白净的脸上，却已经有了怨妇的表情，好像被父母贻误了终身，再不能翻回似的。说话都是恶声恶气，或就是不理不睬，但只一回头，对了男朋友，眉眼顿时展开了，变得娇媚，话音也婉转起来。那做父母的明显怕她，有什么话都不敢自己同她说，而是通过男朋友转达，于是，就也变得对那男孩子谄媚起来。新加坡人，是他们向女儿敬献的一份重礼。女孩子觉得挺有面子的，所以带了她的朋友同学来，为表示慷慨，还有无所谓，她矜持地坐在一边，并不怎么与新加坡人搭话，尽是让朋友们说。他们这些朋友里，有一个在联邦捷运的公司里做快递员，另一个在台资公司做文秘，再有两个正在跳槽的空当间，暂没有方向，又有一个正在筹备自己的公司，是做广告还是电脑软件，尚没有决定。比较奇特的是一名歌手，比他们都要长几岁，也不过二十六七岁，可在这行里却也混有十年了。她十几岁时，就参加电视台举行的业余歌手大奖赛，获了个第五名还是第六名，随后，读书就没心思了，天天想着要做歌星。好容易初中毕业，就由人介绍去深圳歌厅去唱。深圳是个年轻的社会，唱歌就又要年轻一成，到二十三四岁，就感觉大势已去。回到上海，再继续在歌厅里唱。其间也由几个捧她的客商出资，出了几张MTV碟片，可出了又怎样？MTV浩如烟海，有谁会特特注意到她这一张呢？只有在新加坡人这样的餐宴上，她的那种演艺圈作派，就是说，涂了银白色的眼影唇膏，和手指甲油，肩膀上只系一根细吊带的礼服裙，衔一支细长褐色的薄荷烟，从乱麻一般垂挂着的卷发后面，吐出缕缕烟雾，这使她在餐桌上成了当然明星。她很机敏地捉住新加坡人看她的眼神，与看别人的不一样。她是经历过声色场的人，认得出异性眼睛里的兴趣，是属哪一种性质。有一种是一般性的，而又有一种则是怀了欲念了。她从这个新加坡人的眼睛里还看出了老实，甚至几分懦怯。此外，她到底不能确定，新加坡人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这一点，在新加坡人身上表现得十分微妙。她注意到他的无名指上没有结婚戒指，在她这个年龄，还有她混迹社会多年的经验，使她渐渐地注意这个细节，他没有戴结婚戒指。可是，可是新加坡人却又有一种居家男人的持重和，和什么呢？一种平庸气吧。但是，事情又不尽然。新加坡人周游世界。他使得这名歌手的判断力动摇起来，因而也有了兴趣。她望着新加坡人，将话题引到男女关系上来。她是经过欢场的人，说起这些题目，又大胆又谨慎。这类话题总是使人兴奋，尤其是在场以青春男女居多，有几分撩拨也变得天真起来。这话题是针对新加坡人来的了，他成了局中人，可无奈天生口讷，没什么接口令，对不上话，只是笑。笑得毕竟不同，由衷的，欢喜的。这种笑模样一方面使他变得年轻，腼腆，羞怯的孩子气；另一面呢，又让他变得有些老，有过生活的经验，所以就对不谙人事的小孩子们很疼爱喜欢。可他究竟没有对那歌手作出某种特殊的回应，也许，也许歌手不是合他口味的一类女人。

第三桌，年岁要上去两辈，气氛便也端肃得多。主客是一名老年爵士乐队的单簧管手，他还带来了他的单簧管，席间即兴吹一支老曲子。他倒不止是陈先生认识，也是新加坡人认识。是某晚上，陈先生带新加坡人去听那著名的老年爵士乐队演出，休息时候，这名单簧管手从他们的桌前经过，礼貌地点点头，新加坡人便邀他坐下，请他喝饮料。老乐手坐是坐了，却没有碰饮料，表现得既谦和又矜持。简短交谈几句，交换了名片，但这人的作风却给了新加坡人印象。过后，他便让陈先生联络他吃一餐饭，还希望他带些他的朋友来。随他而来的，就多是老年的绅士和淑女。人就是这样，干脆老到底，放弃挣扎，就又有了一种风范。这些老人，甚至要比那桌中年的男女更有青春的气象。先生们，或是西装，或是夹克，甚而或之大红的“耐克”牌子的拉链运动衫，衬了满头银发，光彩照人。太太们当然不能像先生们这样有定力，以不变应万变。在她们，年龄的分野比较难以逾越，潮流的变幻也更频繁与莫测，不太好掌握。她们难免是不入时的，穿的戴的或有些花哨。但倘要留心细节，就会发现她们的用心，用心里的道理，规矩，藏着昔日时尚的教养。比如，那小小的手提包，包上珠花的珠子和水钻一粒也不缺，金属搭扣呢，用指甲油擦得铮亮，否则就要有落魄相了。皮鞋的搭扣也是铮亮的，后跟稍磨移一点，就要修补过，否则，从后面看起来，是歪的，也要露落魄相。再有头发，虽然盖不住头皮了，可也要烫好，卷好，做好，喷上定型水，整整齐齐。要不然一阵风吹来，就不堪入目了。人老了，衣服是穿不出样子，可也要是服服帖帖。羊毛衫领里的商标一定要钉好，绽了线的衣缝要缲好了，不能缺扣子，拉链呢，不能缺牙齿。总之，人可以老，可以旧，但不可以邋遢。所以，她们就也很耐看呢！而且，到底是自知没有骄人的青春，很识相知趣，一点不放纵任性。但也不是没有风趣，相反，很发噱呢！只是要细细地听，听了后再想一想，就有效果了。当然，起初，表面上，气氛是有些拘谨，生客都沉闷着，也看不出有什么打开局面的指望。可渐渐地，时间过去三分之二的光景，不知怎么一来，话匣子打开了。一旦打开，便煞不住尾。他们谈的多是往事，哈同花园里的中国佣人拾到一张马票，生平第一次走进跑马场，竟然中奖，发了大财，而一名犹太人打沙蟹却输掉了一整个出租汽车公司。又，万航渡路76号里的人，为争风吃醋，血洗百乐门，枪杀了头牌舞女；某沪上名媛的生日宴上，工部局乐队到场演出。都是中等保守的阶层，听来的声色场上的传闻，不全是真，带几分夸张，还有艳羡。可总归是亲闻，是从那旖旎风月的时代走过来，似乎比今天的上海还要华丽繁荣。连陈先生都听呆了，这显然也不是他那个阶层所能涉足的见闻。他阴沉的眼睛，不时向上瞟一瞟。

新加坡人很爱听这些老古话。他的心安静下来，不像和那些青年或中年的男女在一起进餐时兴奋骚动。倒不是说这老古话里没什么风情，而是，已经尘埃落定。落定后的一片绮霞，光焰也十分骄人呢！听着这些艳丽旧事，新加坡人会在心里排一排纪年表。那时候，新加坡还荒凉着，当然，那植被丰厚，气候暖湿的热带，是不适宜说“荒凉”的。与他祖父母同辈的老人们，脸上被日光灼伤的焦黑干枯，呈现出那一个无遮无挡，暴露于炎日之下的时代里，煎熬的岁月。声色还未来临。等奢华的社会兴起，已到了现代，那奢华是消费式的，再无传奇可言。这些老绅士老淑女们，可真是老啊！脸上的皱纹蛛网似的，可是蛛网底下是何等炫目的体验呀！这个新加坡人，喜欢这城市的就是这个，他的心变得活跃。那老乐手的单簧管曲子他也爱听，这和听整部爵士乐队演奏不同，这好像是单为他吹的，在与他说话似的。他有一点点感动呢！新加坡人并不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像这样勤勉的生意人，在某一方面可说是比农人更要简朴和封闭。可现在，新加坡人却被激发起了一些。他原先是喜欢香港的，喜欢它的不夜灯火，人潮。这些年，他的喜欢渐渐移到了上海。虽然灯光是要疏阔与乡气，人潮呢，亦很粗鲁。可他似乎就是要这个呢！其中有一种漫无秩序的澎湃，应和着他的从祖先那里流过来，蛮荒热带的血液。这血液被规范在了李光耀的新加坡花园国家，那清洁的混凝土地面，和美丽的花草之下。现在，它终于找到一个突破口，涌流到地表上来。

倘若一餐宴结束，余兴未休，他提出到外面走一走，有几位食客也愿意同往，于是，一伙人分几拨打了车，来到外滩。灯都开了，这一岸是殖民时期的欧洲古典建筑，大石块的墙面，乔治式平顶，偶有几座哥特尖角，但不显著，沿江岸拉一道弧度。灯光的设计大约采自于现代的欧洲那些中世纪的古堡，在自下往上的灯光里，青苔与石缝刷地绽开了。在此，灯光贴了洗过的墙面上去，均匀平滑，只在突出的石砌的窗台与窗楣上方，投上暗影，有些像古典戏剧里巨大面具的笑脸，带几分阴惨，是穿过历史幽深隧道的尘染吧！而这多少是奥秘情调的灯光，立即被那一岸的强劲光芒压抑住了。那一岸是近年内的新建筑，球状，方尖碑状的几何形，高和大，突兀在黝黑的江岸，将那崭新，锐利，立体的灯光砸在狭窄弯曲的江面上，并发出跋扈的气派。人在其间走着，不禁生出渺小的自卑感，可是因为人多，就又昂然起来。新加坡人走在人潮中，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江上的风吹来是腥臭的，地上黏着果皮纸屑，人呢，闹哄哄的，可这些，都没有降低新加坡人的兴致，相反，还使他有所悸动。他走路很快，即便散步，也像是赶着什么目的，大踏步地走。于是，陪他的一伙便在身后紧紧跟着。这一支队伍是有些奇怪，新加坡人也有些奇怪。他们吃了，喝了，也逛了，可彼此谁也不了解谁。假如有人好奇心起，问一声陈先生：在哪里认识新加坡人的？陈先生就掉过眼睛，不回答，但有微妙的笑影在他枯瘦的脸颊上掠过，将一边的嘴角牵起来，高过另一边的嘴。其实，人们发觉，对陈先生也不是那么了解的，陈先生究竟是谁呢？这地方的人和事都有些离奇的，所以才叫丰富啊！新加坡人，真有些被迷住了。他走着走着，忽然一掉身，拐进临街的弄口。于是，身后那一群人也跟进了弄口。这时候，他的形态就变得很顽皮，不那么讲究礼貌，他会探头从人家灶间的后窗里望进去。后面那群人，也跟着探进他们茫然的目光。有围墙矮一些的院子，他就踮起脚往里看。楼上有几扇窗里，早有人注意这些人了，有时候，会有个老者，用沙哑的嗓音不客气地问：寻啥人？新加坡人听不懂上海话，看着身后的人，等待他们解释。身后的人并不向他解释什么，只是也不客气地回答：看看不可以？于是，那沙喉咙回敬道：看什么看？回自家去看！他们这边一来一回地对吵，新加坡人的头便转过来转过去，脸上满是笑意，这吵声在他亦是美妙的音乐。最后，他们这一伙终于撤出弄内，新加坡人还最后地看一眼那一位驱逐者。那人先是以怒目而视，可新加坡人友善快乐的眼睛却使他疑惑了，眼光便慢慢软下来。出来之后，新加坡人向大家提了一个问题：里面有没有洗手间？人们先以为他想方便，后才知他只是好奇这房子内部的设施。这些有了年头的陈旧里弄，墙面剥落，裸出里面的砖。院里搭了披厦，油毛毡破了，再覆上一层，覆不平，汪着前几日的雨水。窗框歪着，阳台的水泥栏杆间塞了碎砖块，封作内室。可是那院墙的拉毛的墙面，铁门上曼陀罗形的镂花，山墙的轮廓，还都是欧风呢！有些像他们新加坡武吉巴梳街上的旧洋房，可那一律并排，前后几行的格局，且又是平民住宅的样式。那位出来驱逐的老者呢，就更奇特了。有点像个老冬烘，可并不那么朽，尚带点洋派，他有一句回话里的英语词，新加坡人听懂了：Private。看什么看，这是Private！竟然还“Private”，可是不简单。还有他那双鹰隼般的亮目，有着一股凶悍，就像道上的人。这地方真是神啊！

有一次，宴上有位客人客套了一句：什么时候，请这位先生到我们家去玩。新加坡人竟然应下了，问是哪一天，明天，或者后天，他都可以，大后天就要离开了。那人其实并无准备，倒措手不及，情急之中，脱口而出“明天”。到了明天，新加坡人在旅店等了陈先生到，兴冲冲出得门去，陈先生却告之，那位朋友为慎重起见，将宴设在了某大酒店。新加坡人脸上不由流露出些许的失望。到了地方，做东与作陪的人已候着了，坐了大半桌，多是前日的桌上客。因是当了众人面邀下的，只是多出宴请人的女儿，及女儿的好朋友。两位小姐都是二十岁的年纪，穿扮得很时髦，大冷的天，穿了齐膝的黑色羊毛长统袜，上面是西装裙裤，中袖薄羊毛衫，格子背心。头发都是长发，黑亮亮地盖到后背。嫩脸上都化了妆，大眼直鼻，光亮的嘴唇。但两人的神情却有些瑟缩，受惊的小鸟似的，上洗手间都要手拉手同去。走路行动，也是局促拘谨的样子，可知道这些行头并不是常穿的。是为出来见客，也为来这豪华酒店。新加坡人不由多看她们两眼，两人又都红了脸，低下头去。吃过饭，走出酒店，沿酒店外围的长廊走一段。廊下是一排商店，橱窗里雪亮，将廊外的林荫道映得暗了，滋长出一股幽秘的情调。这一排商店门面都不大，橱窗一应到底，现出内部情景。店铺的装潢设计十分摩登。经营的买卖也是摩登的。一爿酒店，各色洋酒斜插在一面墙的木格子里，墙角立着木制酒桶，就像欧洲乡村的酒窖。而店员，两名先生，却着黑色瘦身西装，黑色蝴蝶形领结，像两位老派的侍者。隔壁西服店，正有一位女学生模样的女孩在试男式燕尾服。大约总是临近音乐学院指挥系的学生在试演出服，因见她不时展开双臂做出指挥乐队的动作，感觉腋下的松紧。再旁边卖的是枪，一把把挂在壁板上。那枪全有编号名字，说得上来历，虽然是假，可却仿的是真有的名牌。大家不由放慢脚步，端详橱窗。橱窗里的先生小姐，对窗外这些人视而不见，不动一动，或坐或站，猛一看，以为是模特儿。两个女孩子头碰头地看一件面对橱窗，立在衣架上的镂花线衫，墨黑的花边，勾勒着一大朵，一大朵红绿色，不知何名，长瓣长蕊的花朵。短及腰，无扣，领口用绳系，墨黑的线绳，垂两个红绿球。活泼，妩媚，绚丽。两人都走不动了，却又不敢推门进去，这地方令人生畏。新加坡人早已注意到这情形，率先推了门，门上“叮”地响一声，衣架后边慢慢步出一个小姐，背着手，看了拥进的这伙人，一言不发。两个女孩子已经看到了那镂花女衫的价格牌，即刻死了心，退到人群后头。在橱窗前立的几件衣服后面，沿了内壁，射灯底下，有一行镂花女衫，款式，花色，各不相同，看起来，五色缤纷。人们都有些瑟缩，停在原地。店铺是狭长的一条，进来这些人，又都不自如，就显得拥挤，有人带头向外退了。此时，新加坡人却发话了。小姐，他对了那背手而立的小姐说，替这二位小妹妹一人拿一件。他指了指架上那花色烂漫的样品，向外走的人伫住了脚步。小姐有些慌，想笑，一时笑不出来，手垂下来了，又一时不知往何处动作。她天天立在这里，看人来人往，人进人出，小小年纪练就一双慧眼，分得出几等几样的人。她看这群人，乱哄哄的，生相风度参差不齐，其中两个小姐虽说穿得没错，应了潮流，可那衣服却太新，刚拆开的折痕还在，就晓得是出来开眼界，见世面的。此时，她看见了人丛里的新加坡人，穿一件藏蓝色羽绒服，敞了襟，露出里面黄绿小格子棉布衬衣，半旧了，却是叫得上名字的品牌，方才明白这条街的主顾来了，所以就乱方寸。

那两个小妹妹都有些呆，做梦人的表情。这是年轻，单纯，生活在小天地里，从来不曾接受过外人馈赠的小姐。所以，对自己得不着的东西想也不敢想的。这就是本分。别看这城市流光溢彩，繁华似锦，可那千家万户的宝贝女儿，都是这样的本分人。其实是摩登世界磨练出来的，晓得有哪些是自己的，哪些是人家的，不能有半点逾越，这才能神色泰然地看这世界无穷变幻的橱窗。现在，她们眼睁睁看那小姐前后忙乱着，替她们拿衣服。方才还可望不可即的，此时已有一件到了手中，摸起来都觉得不相信。小姐跪在地上，从底下柜里拖出一叠叠衣服，找这种款式的第二件。这边的两位，一个帮着另一个，试上了身。配了底下的褐色呢裙裤，裤下的羊毛长统袜，竟是万般合适。镜外人望着镜中人，不晓得是一个还是两个，真有些恍惚。新加坡人一旁看着，心下忽涌起一阵感动。那穿了新衣的女孩，咬着嘴唇，眼睛潮潮的，他的眼睛几乎也要潮了。随行的一众人，这时亦有了底气，散开在店堂里，东看看，西看看。小姐已将柜里的衣服全拖了出来，也没找到第二件，又跑去在进货单上查寻，才发现这款女衫只有一件了，于是提议将样品取下来给他们，可以打个九五折。新加坡人听到“九五折”这句话，不由笑了笑。笑得很温和，但小姐却看出笑里面的不屑，就有些瑟缩，说：或者再选一件其他款式的。说罢，跑去那一行女衫前，抽出几件给他看。新加坡人让开了，让那其中一位女孩过目。

这一位是那家女儿的朋友，晓得是随人家出来玩的，样样都退后一步，帮着拿了手提包，外套，先让朋友试衣服，自己站在一边看。看自己的小女朋友顿时花一般绽开来，心中煞是激动和羡慕，却也有一点疑虑。因两人是形影不离的，穿了同色同款的衣服，再是特别，也总抹杀个性。再则，她的朋友肤色比较娇嫩，比她更合适这样大开大合的色调。而她，是那种浅黑的皮肤，而且脸形较小，不是明丽的风格，要细看，方才看出五官的精巧谐和。这就怪现代化妆术了，它将两张区别甚大的脸变得相像了。所以，她内心也倾向换一种花色款式。她站在原地，手里抱着朋友的东西，看那小姐展示一件件镂花线衣，都不错，可没一件比得上第一件的夺目，所以，一直没有首肯。等到最后一种也出示过了，她依然没有说好。小姐只得回过头去，百般解说那件样品如何无瑕，只不过刚挂出来几日，店堂又很清洁，并没有灰尘。她笑着，先是不答，听小姐说得情急，方才说一声：好呀！新加坡人从这声“好呀”里面听出迁就的意思，一抬手，放下一张信用卡，截断了小姐的话头。然后，转向女孩说：换家店看看。于是签字结账，将那一件新衣叠好，包好，装好袋，一行人出得店来，再沿了长廊，一路看过去。看完这一列店铺，就越过马路，向街角的大公司“迪生”去。外面是沉暗的夜色，进去却是白昼，人很少。可听见自动电梯运行的“行行”声。现在，这个配角女孩成了一行人中的主角。人们簇拥着她，上了电梯，走进一家又一家店面。那多是国际性品牌店，与方才长廊底下的商店是另一番气派。它们不具备那么显著的风格，甚至并不起眼，然而，正因为它们敢于采取这样一种沉着的态度，才让人感觉不可小视。很显然，越是级别高的品牌，越是不动声色。此间的衣装，多是一种泛红的浅褐色，是这年的流行色，在射灯的交相辉映之中，有一层微妙的冷暖相形的紫调子。与此相比，方才那一件绚丽的镂花女衫，反显出了乡里气。

他们这一众人其实并不太能认得这里服装的好处，但却被气氛震慑住了，所以也不敢乱发言。那两个小的，则更多一层心，就是努力领悟其中的摩登的要素。年轻人总是能够学进东西，她们开始看出点门道来了。最后，她们一同站定在一套两件头短衫跟前。浅褐的肉色，棉麻的布质，翻领，袖齐肘，带克幅，短，收腰，银色扣，穿着时应当不扣，敞着，里面是两件里面的另一件，同色同质地的背心。那式样朴素极了，而所有的装饰性因素在此又都会显得花哨。一看价格，竟是方才那件镂花女衫的三至四倍。所有人都觉着过份了，那女孩也不敢点头，也是因心里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把握。新加坡人却早已将信用卡交给小姐，一边让女孩去试衣。这回轮到那一个给这一个拎包了。从试衣间出来，那穿衣人的身姿带了些悄然的气息，并不是光焰照人，可却暗香浮动。棉麻的质地特别适合她的浅黑肤色，那衣服的板样又好，显出她纤巧又结实的双肩。人们都静下来，她不好意思地垂了双目，转身又退回试衣间，惊鸿一瞥。

这一晚皆大欢喜。两个女孩，各自捧了新衣服，不期然获了馈赠，心灵受了震动，于是格外地安静，乖觉，手拉手相依着，随在大人身后。新加坡人照例走在人群前边，他的脚步更加轻盈快捷，欣欣然。

那女朋友名叫雅雯，从这名字便可看出父母寄予她多少绮绣的心思。雅雯的父母是当年支援建设新疆的知识青年，和许多支边青年的子女一样，她是在外公外婆家里长大。外公外婆住在南市，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一间前厢房加一间后厢房里，住了外公外婆，舅舅阿姨，再有她。小时候没什么，因为家中孩子都长大，突然有这么个小东西，还很宠爱。舅舅常常背了她逛城隍庙，或者在大境阁残存的一堵墙头爬上爬下。他们从来不知道大境阁是什么意思，只知道在这一堵破墙头底下，是一个棉毛衫加工车间，响着嚓嚓的针织机声音。这墙头很宽，砖头那么厚，有几处被顽皮孩子掏穿了，望进去，深邃极了。南市的孩子大约是这城市里最有历史感的孩子了。在这些狭窄弯曲的石子路上，簇拥着的板壁房之间，忽然地，矗立起一面高大的烽火墙，墙面已经歪了，斜向那些低矮的瓦顶，可就是不倒呢！而且威风凛凛。里面住着的，就是某一个清史稿上有记名的世家吧。那长了一具钩鼻的老头子，独进独出的，可能正是最后一名子孙。城隍庙后面的豫园，到了傍晚，游人散尽时，他们总有办法攀墙进去。此时，这喧嚷嘈杂中间的一圈地内，静得真可听见鸟的啁啾。鱼从池子底游上来了，在太湖石嶙峋的倒影中穿行。墙头伏着的龙身，在这无人的小世界里，竟也像是活过来，在动呢！花枝草木，染了一些儿黄黄的夕阳，静止着不动，不知有多少年头了似的。那些小孩子叫嚷的声音，向水里扔石头溅起的声音，听起来清冽得很，并不喧闹，反衬出黄昏的安宁。还有一个去处，是三山会馆，那里已经成了一个革命历史的展览馆，但是一周回廊中央，那老戏台，荒在那里，也是小孩子玩耍的地方。再有那徐光启家的九间屋，虽然加了夹层，隔了又隔，塞进无数人家，可高梁厚瓦的气势尚存不息！这里的人家住房都很小，孩子们多是在户外活动，大孩子背着小孩子，跑得颠颠的，那就是舅舅带雅雯玩的情景。阿姨呢？有一点结核症象的，苍白的脸上浮了淡淡的红晕，格外地瘦弱。她倒一反此地小孩的习惯，很少下楼的，人们就称她“盘房小姐”。她坐在她后厢房的床上，叠着白纸，将一张张从练习本上撕下的横条白纸，折成船。船是两头篷，中间放了纸折的小方桌，四边各一张纸折的小凳。她还会折飞鸟，将一团团小纸球塞进翅膀下的折缝里，一扯动翅膀，鸟就下蛋了。在阴暗的后厢房里，长年不见阳光，小阿姨坐在床上，苍白的脸上露出微笑，拉扯着纸鸟的双翼，于是，一个个白色的纸鸟蛋便落了下来。这情景多少有些森然，小小的雅雯站在床脚，扶着床档的木条，不敢走近去，也不敢走开，因为是小阿姨叫她来，折纸给她玩。其实她并不喜欢这些纸折的玩意儿。但是，多年后，她长成一个少女，少女间开始时兴用彩色纸折千纸鹤和幸运星的时候，她却想起小阿姨折的这些白色的器物和鸟。现在，再没有人会折这些了。小阿姨很喜欢雅雯陪她，而雅雯自然更喜欢舅舅的那个世界，明亮和活泼的，带着小孩子的疯劲，废墟断垣上的儿童乐园。但是，她是一个乖觉的孩子，在外公外婆家生活，纵然是受宠爱，但也自知不是家中的正宗成员。尤其是当母亲回上海探亲的日子，就更能懂得这一点。父亲家在浦东，那时的浦东，可不是现在，连口音都不对的，母亲是无论如何不肯住到那边去。南市再挤，却是正宗的上海。所以，母亲，父亲，再带着两个哭叽叽的弟弟，全都挤在这前后两间厢房里。一到晚上，房间里打满了地铺。她小小的心眼儿里，已经觉出来，外公外婆，舅舅阿姨是将母亲他们和自己两样对待的，他们是这个家的外人了。大人们说话并不避她，讨论如何打发他们，将家中的旧衣服，旧家什翻出来，而父母他们一应照单全收。甚至还自己下手去拿。盐，糖，猪油，卷子面，笋干，咸肉，凡看得见，够得到的，全搜罗在行李中。她能看出人们嫌弃他们的眼光。照理说，她是与上海这里站在一边的，可什么能抵得过血缘？她从来不与父母亲热，看他们就像看陌生人，然而，在心底深处，她知道，他们是她真正的家人。新疆那个地方她是模糊的，父母一家走时，外公从厂食堂里买回来的一大网线袋实心馒头，给他们作旅途上的饭食，从这，她知道了新疆的遥远和贫寒。所以，她也庆幸自己不是在新疆，而是在上海生活。她感激外公外婆一家，还有舅舅阿姨，情不自禁地，她有些讨好他们。

童年的生活还是不错的，只要父母不来上海，她便体会不到世态炎凉。和一般人家，跟了祖辈生活的小孩一样，有成年和未成年之间，叔舅姑姨辈的，有趣的大孩子陪伴着玩。但随了年长，事情便不同了。舅舅技校毕业，在技校所属工厂做一名操作工，紧接着有了女朋友，又紧接着要结婚。自然地，后厢房做了新人的房间，小阿姨和已经长大的雅雯移到前厢房。这已经够挤了，但问题还不大。再接着，新疆的父母随了回沪大潮回来了，还好，一个弟弟考上了乌鲁木齐的大学，只带回一个小的。前厢房的三分之二地方，拦了一个阁楼，一家三口在上面栖身，阁楼底下是雅雯和小阿姨的床，只能坐和睡，站起来头就要碰了阁楼的底。小阿姨年过三十，还没有男朋友，自己是这样封闭的性格，父母呢？是木讷和认命的人，不会为子女设计什么前途，弄堂里又都传这女孩子有痨病，就不敢为她介绍朋友，所以耽搁下来。小阿姨的脾气变得古怪，舅舅呢，有了舅妈和自己的孩子，对雅雯自然不能像先前一样。父母一家，多少有些像入侵者，占据了本来就不宽裕的空间，弟弟妹妹难免流露怨意，他们更怨，觉着命运不公平，又不能向外面去争斗，只有将愤懑抛给自己家人，觉着人人都欠他们一份，甚至亲生的女儿——越长越漂亮，穿着摩登，旅游中专毕业，在一家酒店做总机服务，工资比他们两人加起来还多，走在街上，谁也不会想到她的父母是如此穷酸。于是，连女儿，他们也是嫉恨的。如今，女儿几乎与他们无话，在他们以为是看不起他们，其实，却是相当复杂的感情。看不起是有看不起在，但其中还有着痛楚，他们是她的至亲，比她对他们更要重要。这种心理负担超过了一个年轻女孩子的承受力，所以，只能用不理不睬来逃避。而她对小弟弟却很好。弟弟在读初三，来上海有些跟不上，但很用功，人瘦成绿豆芽，穿了父亲的旧衣服。她的钱不给父母，给弟弟，而且给得相当慷慨。后来，她知道给弟弟的钱，大部分被父母要走，就不再给了，换成买东西。买衣服，自行车，配眼镜，带弟弟出去吃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在这个气氛紧张，生活黯淡的家庭里，与弟弟的关系是她唯一的温暖，亦是亲情的寄托。这一天，她前一日是上中班，夜里一时才睡下，当母亲将她摇醒时，她还在做梦。她睁开眼睛，房间里已进来阳光。这样的家，光线暗还好些，日光里则是不堪伫目的凌乱，破旧，真是满目疮痍。母亲红着眼睛，脸也涨红了，涨成一种猪肝色。因过于靠近她，有些变形，变得狰狞。显然，又发生了冲突。都是一些琐事，琐碎得不值一提，叫人不想打听就里，也因此，令人觉着屈辱。母亲摇醒她，对了她的脸说：要买房子。

可能，这只是心绪坏透时的一句撒气的话，但却种在了她的心里。从此，她便想着：要给父母买房子。对于一个女孩子带着点虚荣心的消费需要来说，她的收入是足够了，但距离买房，可是差得远了。在她们这家三星级的酒店，夜里，总机常会接到奇怪的电话，说不出客人的名字，或者显然是信口瞎说，多半是说错的。还有试探的口气，不经意似的，却套出了客人的姓氏。接进房间的电话，有的很快挂断，也有的，可通话很久。有的时候，无意按了应答键，漏出三言两语，意思就很清楚了。下中班或者上夜班时，她从大堂经过，能遇见一些女孩子，穿着暴露夸张。多是极年轻，但化妆很厚，反显老了。神色呢，既是茫然，又是坚决的，在无人的空寂的大堂走着略有些弯曲歪斜的路线，眼睛在垂挂的头发后面四顾。有时候，是单身一人，有时候是二人结伴，还有时候，则随了一个男人。那男人，神色也有些怪异，而且，奇怪的，有点面熟。需要一个特别的契机，方才恍悟到，原来，时常在大门前站着，与保安什么的搭话的人中间，就有他。再忽然间，你发现，你其实也与他说过话呢，是通过电话总机。他向你打听，某某地方来的某某先生住几号房？这某某先生往往是子虚乌有，可是，说不定呢，真有个某某地方来的先生。当然，他可能不叫某某名字。或者，反过来，真有个某某先生，却不是从某某地方来。抑或，两者都不是，不过，七绕八绕间，他兴许就知道了，几号房间里住了某地方来的某先生。雅雯她们都已经能辨别出这些小姐与先生是做什么的，在她们昂然的目光里，这是人里面的渣滓。从这些人身边经过时，她们会对自己的处境特别地骄傲。然而，极其微妙地，这些人却在她们的生活里，悄然启开一点点缝隙，让她们窥见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可能性。

酒店里，总是有一些个常住的女人，一住可住三个月，甚至半年。她们的先生外出的时候，她们就自己在酒店里活动：美发部做头发，护理皮肤，餐饮部吃饭喝东西，有时也出去，回来时便拎了大包小包，全是名牌店的包袋。时间长了，便认识了，出去进来搭几句话。像雅雯这样在酒店做事的女孩，凭本能就可辨出，她们与先生不是正道夫妻。当然，她们从来不打探人家的私事，这是做酒店的规矩，也有一点点做人的良善，不想让人难堪。她们说的多半是关于衣服，款式和价格。从这些女人的购买力，可以判断出各自先生的财力大小，还有对她们重视的程度。女孩子们虽然喜欢衣服，在某种方面，衣服几乎代表着做人的成与败。可是，她们目睹了这些女人的寂寞和没有保障。晚上，喧闹的酒吧里，几个女人占一张圆桌坐着，她们彼此间也都认识了，互相帮着排遣。面前的饮料，并不太动，噪音里说话也嫌太累，就默着。一个晚上便打发了。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其中的一个不见了，再一看，房间已经退了，结清了账。然后，又会有新的人来。这些流水般流过河床的女人，雅雯们会叹息她们的可怜。可是，依然很微妙地，这些女人们又将生活里启开的那条缝隙，拓宽了，展现了比较宽阔的前景。

她们酒店总台的一位小姐，被一位客人娶走了。这是一个日本客人，比她年长近二十岁，住在离东京尚有一段车程的成田县，一家小公司里做职员。他是随一个旅行团来上海游玩，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旅游，可说是一见钟情，立刻爱上了这位小姐。回去后不久，正是中国的春节，他又来了。这回来，便正式向小姐求婚，定亲，到小姐家中拜望未来的岳丈岳母。再下一次，则是连他的父母也随同来了。看起来，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人，样子甚至比上海近郊的农人还要土，也是第一次到上海，立刻被上海的繁华震惊了。看未婚媳妇，竟又是天仙般的貌，实在觉着儿子很有艳福，但怕女孩子会飞，恨不能立即将人娶回家。当下定了婚期，让女孩子辞去工作。日本人陪了一同去酒店办手续，见人便低头鞠躬：多多关照！抬起脸则满面春风，真是抑制不住地欢喜。前堂经理曾经去日本学习，日语比较流利，与他聊天，问他女朋友怎么样，和不和得来？他满意地说：他这一辈子只会挣钱，不会花钱，现在好了，有了会花钱的老婆，他的人生才有了目的。话说得很幽默，可见实际的性情并不是外表那样木讷。这桩婚事在酒店里掀起一阵波澜，女孩子们都有些兴奋，内心里也多少是羡慕的，但嘴上却历数种种不恰当。年龄的差异不说，家是在乡下一样的地方，职业且很一般，看起来，是属于日本的老大难一族。虽然不全是真心的话，但也道出了几分事实，事实就是：有得必有失。这些酒店里做事的女孩子，虽然目睹奇迹，同时也目睹奇迹底下的现实。每个人都在做辛德瑞拉的梦，每个人又都知道，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解放自己。

这就是雅雯的世界。这个世界非常逼仄，但是开了窗，可以看见外面的风景。那是全然不同的风景，与你只有一墙之隔，几乎唾手可得。然而，也许，你永远也走不出去，倘若没有契机降临。

那晚，雅雯被簇拥着随了新加坡人，走在“迪生”豪阔的店堂间，心里渐渐生出些奇思。她其实，多少是有意地，放弃那件镂花女衫。为什么？她也并不那么明确，似乎，只不过是，想引起新加坡人的一点注意。她随了好朋友来赴这个晚宴，自知是从属的身份，总是退让。她是退让惯的，因总是从属的地位。可到底有一点不甘心呢！也是新加坡人惯了她，也要给她买一件衣服，所以，她就小小地放纵了一下。她看出新加坡人挺高兴的，挺高兴她出的这个小花头。否则，她也不敢的，就没她这么乖觉的孩子了。最后，她捧了这套衣服回家，走上吱嘎作响的楼梯，听得见老鼠在楼板间奔跑。离这条短弄不远，临马路的房子正在动迁，推土机轰隆隆地推倒旧房子，老鼠便都逃窜到四下里来了。此时，她隐隐地觉着，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只是她不能确定是什么样的事情。就像方才说的，她们这些女孩子，见过的奇事多，反而不会幻想，她们很现实呢！她在床沿上坐了一会儿。这是一张三尺的床，要睡她和小阿姨两个人，就必得合被窝。小阿姨的脚彻夜是凉的，热水袋烫伤了脚背的皮肤，脚心还是凉的。她们夜夜都偎得这么近，可彼此越来越不喜欢。原先的，姨甥间，就像小妈妈和大女儿的友爱，在一个老去和一个成熟的女人之间的怨怼情绪里，消失殆尽。她们几乎也不怎么说话了。因为人多，房间里的空气是混浊的，带了胃酸的呼吸，壅塞了空间，连板壁缝里都是。她终于站起身来，脱了衣服，换上睡裙。袖口与前胸打了裥褶，底边有草莓贴花的绒布睡裙从头上套下，伸进袖子，一落到脚踝。这灰暗的小屋子里，就好像立了一个公主。她感到了冷，打着寒噤，挤进被窝。

到底雅雯的预感是有道理的，虽然没经过，可看却看得多了。第二天，她的小女朋友就打电话来，说今晚新加坡人还要带她们出去玩，是陈先生和她母亲说的，她母亲也同意了，问雅雯去不去。怕她回绝，立刻又鼓动道：去吧，去吧，反正是上白班，晚上又没事情。她的女朋友是正准备出国的一族，没有工作，专读犌犚犈应考班，平日也寂寞得很，当然想玩。雅雯不像她单纯，揣着些用心，就表现得不那么直率。先是推托说有同事与她调班，让她连半个中班，后又说素昧平生的，让人家这样开销，不好意思！女朋友便任性地让她回绝同事的调班，说新加坡人很热情地邀请，回绝倒是不好意思，话里面夹了一句：陈先生说新加坡人蛮喜欢你的。最后，赌气道：去不去随便你！挂断了电话。傍晚，她下班换好衣服出来，就见大堂里立了她的小女朋友，穿得比上一天更摩登。苏格兰乡村风格的格子呢短大衣，底下齐膝的裥裙，裙下一双鹿皮小马靴，头上压一顶贝雷帽，斜背一个长带小包，正看着她。她只得随着走了。

因为是上班，私心里，也有些是为表示毫无准备，她穿得格外朴素。牛仔裤，旅游鞋，藏青色高领毛衣，外罩一件鹅黄羽绒衫，头发在脑后束一把。和她朋友站在一起，显得不大配，可是到了新加坡人那里，又配了，因为新加坡人是随便简单的穿着。倒是那小女朋友，看上去格外地花枝招展，不大入他们的调。陈先生早已在新加坡人房里了，等她们到了，就一同下楼，到酒店门口打车。今晚，他们是去西边的开发区，太平洋大酒店顶层，吃意大利餐。坐定，点上蜡烛，一人发一份菜单，各人埋头看着，最终还是由新加坡人点菜。点好，打发走那小男服务生，新加坡人侧身靠了裸砖红墙坐着，眼睛望了别处，脸上笑微微的。这两个小女孩子端淑地并排坐在他对面，眼睛则在晶莹闪亮的高脚杯，烛台，银餐具之间流连。有意大利人进来，嘎嘎地说着意大利语，想来是常客，头戴白色高顶帽的意大利厨师长亲自出来为他们点菜。那意大利女人淡黄色的头发做得一丝不苟，在烛光下反射着暗金的光，像一顶金属的头盔。肤色是一种坚实的红褐色，经过地中海阳光的照射。他们的体魄与骨骼都很大，于是便显得夸张，有一种奇异的舞台剧的效果。餐前小点上来了，褐色的光亮的细棍一束，竖在竹编的筒子里，还有扁平的小筐，盛圆形的小饼干，上面缀一片粉红的鹅肝酱。看上去不像是吃的，像小玩意儿，放进嘴里，亦是异味。嘴里咀嚼出一些细碎的声音，就有了点活跃的气氛。新加坡人将眼睛转向对面，问：你们会煮饭吗？

这个问题很突兀，也很好玩，两人相视一眼，都笑了。小女朋友问：煮什么饭，人饭，还是猪食？新加坡人也笑。雅雯就告诉他，上海人不说“煮饭”，说“烧饭”。新加坡人就问：“煮”不就是“烧”吗？这一句问得有些俏皮，连陈先生都抬头罩了他一眼。新加坡人满脸都是笑，追一句：是不是？她们只得说，是，是。这个问题才算结束。其实是个没多大意思的话题，可新加坡人却明显兴奋起来。在一个生意人，也就是这点有限的风趣了。饭吃得挺闷，但上来的菜，还有进来的外国人，以及摩登的中国人，足够让她们觉着新奇了。新加坡人喝了些红酒，眼睛里的笑意更浓了，他问两位小姐，以前吃没吃过这样的饭菜。这话问得露骨，有钱人的粗鄙，但因为新加坡人简单，甚至不无天真，就不那么叫人难堪。她们老实回答没来过这地方，新加坡人就说，连香港都难吃到这样好的意大利饭。女孩子们问，先生有没有去过意大利呢？去过，新加坡人答。好不好？没有上海好！新加坡人此言出口，在座的都惊了一惊，不知他是真是假。新加坡人却是诚挚的：脏，乱，人人偷东西。那么，巴黎呢？女孩子们再问。也脏。伦敦，纽约，柏林？都是一个字：脏。就你们新加坡干净！小姐们不屑了，撇撇嘴讽刺说。新加坡人认真道：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干净的，政府管理有办法。先生很爱国啊！小姐们的嘴多是不饶人的。新加坡人依然很认真：我第一是新加坡人，第二是中国人。言表间流露出一个国民的驯顺和忠诚。事情变得有些严肃，小姐们便不好讥嘲了，收起笑容。新加坡人渐渐又笑开了，笑容使他本来就开阔的眉眼更有了孩子气。吃完甜品，账单来了，新加坡人取出信用卡，很豪迈地刷刷签了字。然后，四人起身离座。

下一个节目还是购物。走进虹桥友谊商城，新加坡人抬手画了一个圈，问：想买什么？也是豪迈的气派。两位小姐倒拘谨起来，不敢乱看，生怕有向新加坡人讨要东西的嫌疑。平常人家出来的女儿，因没受过大场面的磨砺，都是敏感和脆弱的，很容易受伤。她们又回复到上一天的形态，手拉着手，怯生生地在柜台间走着，眼梢略一斜，新加坡人便上去问：要这个吗？于是一下子羞红脸，更挤紧一些，像两只受惊的小鸟。新加坡人看出她们的窘迫，心里受到某种触动，很善解地与陈先生放慢脚步，离她们远些。两人这才自如些，渐渐在柜台前停步。当她们停在金器柜台，看里边的首饰，小声议论着款式与成色，新加坡人忽然站在了她们身后，说：钻戒我不敢给你们买，留着你们的先生买吧！两人惊了一跳，立刻离了柜台。不料新加坡人却招呼小姐过来，指了手链，让拿两条出来看看。新加坡人的眼光是俗而实惠的，他给她们挑的手链分量重成色足，黄澄澄的，戴在她们纤细的手腕，显得特别粗笨，两人就有些犹豫。差不多又要拿出信用卡了，雅雯褪下手链，说不如白金的好。新加坡人有些遗憾地说：白金没有犞犪犾狌犲啊！不过，当然，还是要小姐们喜欢。这才扭转局面，各自挑了一条白金手链，价格比方才的几乎翻了一倍，这，新加坡人倒不在意，反而更喜欢了。他龙飞凤舞地签下了名，还让她们欣赏，说是专门请香港一位风水专家设计的签名。小姐们嘴利地说：你又不是明星，谁会问你要签名。新加坡人就笑：给小姐签单呀！这一天的新加坡人比上一天的，话多出许多，也活泼许多。

事情开了头，往下就自然了。这四个人又走在一堆，上自动电梯，往皮件和女装部去。她们两个松开手，分头寻觅，有看到好看的，便惊喜地叫一声，那一个则快快地过去，一同欣赏。有时候，另一位很快就挑剔出毛病，还有的时候，却大有共识。这样，新加坡人便会过来签单。这一晚上，可是过足了瘾。她们一人买了一个日本名治牌的手袋，都是独一个，不重复的。买了裙子，是赶在节令前的早潮时装，一点折不肯打，反是加价。又买了些丝巾，长袜，发卡，签名笔之类的小东西。四个人被暖气，还有购物的兴奋烘得身上出了薄汗，脸红彤彤的，出得门来，迎了凉风，不觉通体舒泰。新加坡人再要请喝咖啡，于是便转到商厦背后，有几间小咖啡馆。欧式的，低矮的门楣，硬木的吧台和桌椅，烛光摇曳，小壶咖啡扑鼻的香，极轻的老爵士乐。都是满满的，外国人和时尚的本国人。有外国人在，画面总归有些戏剧化，像外国电影里的镜头，而外国人，都有些像明星，优雅地举着手，手指间燃着细长的香烟，烟雾袅袅。杯里红的，绿的，无色的酒和水，盈盈闪光。最后，他们只能到一家意大利快餐店去，那里也是满座，只不过碰巧了，正有一桌人离座。坐下后，新加坡人说一句：今晚和意大利有缘啊！这句话说得有些意思。这个夜晚里，许多事物都在迅速地长进似的。因是快餐店，气味混杂得很，油炸味，芝士味，月桂味，番茄酱味，淹没了咖啡的飘扬的气味，变得敦实，倒是与新加坡人的气质相合。音乐与人声都十分嘈杂，不便于说话，四个人就静着。但这静里是和谐的，自然的气氛，都不必找话敷衍，因为有一点点知心了。新加坡人眼睛又望了别处，脸上的笑容看上去很惬意，又有点茫然。其实也都累了，而且满足，所以不想说话。门上的风铃不时“叮”一声响，进来一批人，站一会儿，没座，就又挤出门去。越往后，越是人多。这个新开发区，地面特别开阔，矗立着高楼，天空广大，显得深和暗。在底下，高楼的楼丛里，这一小圈的喧腾，就像新区的活跃的心。包在很里面，走进去，连空气都是热辣辣的。别看它只是一大片里的一小撮，可它可说是领了这城市的潮流呢！这城市的时尚在悄悄地移向这里。这里的男女，是最摩登的男女。还有外国人，到了这里简直就是回了家，高声阔语。这里的服务生，英语发音大约比内地大学的外语教授还要没口音，流利，词汇多，还用俚语。此时，这城市的保守的老市民都已入睡了，吸着不知多少夜的隔宿气。新人们的生活却拉开帷幕，开始上演正剧了。

新加坡人杯里的酒下得很慢。他并不怎么喝，只是摇着圈晃动它，看它挂在玻璃壁上的浆厚不厚，就像一个职业品酒师。陈先生却已喝下两杯啤酒，又叫了第三杯。他就像缺水的植物，这会儿被浇活了，脸上滋润了些。也是灯光的缘故，幽暗的灯光将脸上冲突的部位都抹圆了，变得柔和。陈先生变得有点不像，他开始说话，当然，话音被吃掉一大半。他主要是对了那小女朋友说，因为就坐在他旁边。雅雯坐在新加坡人旁边，与她的朋友面对面。陈先生说什么，小女朋友听不清楚，也没兴趣听，她牵挂着方才买的东西，又不好意思拿出来看，只是在嘴上嗯嗯地敷衍。今天，不像昨天那样受震动，可今天得的馈赠多呀！喜悦只有增没有减，所以就变得好脾气，听这陈先生嗫嚅，至少是不烦。雅雯坐在新加坡人身边，靠着墙，掩在新加坡人半个阴影里，似乎，与这新加坡人有了什么默契。这天晚上，两位先生分头送两位小姐回家。陈先生送小女朋友，新加坡人送雅雯。

出租车应雅雯指点，停在一条小马路边上，新加坡人摇下车窗，看雅雯钻进一条缝似的狭弄，转眼没了身影。他仰脸看看这狭弄的房屋，在微明的天空下，挤簇成一堆，辨不清格式。这里出来一爿披厦，那里出来一扇窗，显然是各人家自己搭建的。房脚倒是石条砌的，过街楼的水泥墙面上刻着时间的字样，表明竣工的年代。当年大约还是像样的，如今则是一堆形状莫辨的瓦砾堆了。他辨着那些窗户，猜这女孩子在哪一个格子里。窗户都黑着，而且轮廓模糊。出租车司机出了驾驶座，点了一支烟。炒更的司机见得多了，不用看，嗅也嗅得出客人是做什么的。他并不催促，反正计价器打开着，跳着表呢！街上走过几个青年，问出租车司机：朋友，走不走？司机点点车窗前按下的空车牌，没说话。青年又走了。这是这条旧街上的夜游神，风格大异，他们挺土的。也能看出他们紧赶慢赶地，穿了满是口袋的宽腿迷彩裤，焗染了头发，留到肩上，可就是不大像。他们显得灰暗，还萎缩，不像新人类应有的光鲜和意气风发。再停一会儿，定一会儿神，新加坡人耳边便有了哗哗的洗牌声，而且不止一起，好几起，此起彼伏。这旧街上的夜生活亦是老旧的风气。车窗边的电线杆子上，贴有老军医包治梅毒的招贴，夹在出租铺面，招聘用工的招贴中。电线杆子后面的墙上，墨笔写了四个大字：修挖鸡眼。街的略远的前方，有一具霓虹灯，红，绿，紫的光色，一会儿一变，更衬托出这里的暗和寂。新加坡人终于从车窗里伸出头喊那司机：师傅，走吧！司机有些惘然，问了句：不等了？又收住口，自觉不便管别人家的闲事，扔了烟头，钻进驾驶座，砰一声关上门，车动了。这司机觉着事情出乎意料，可出乎意料的事情多了，他也见多不怪。车沿了弯曲的街道，七兜八转，不知怎么就上了高架。车过江边，灯火从江面底下升起，有那么一点点，旧金山湾区大桥过海湾的意思，只是规模要小，光也要弱。从方才那暗夜里出来，就觉着算得上是璀璨了。那姑娘留在了暗夜里，新加坡人心里有一点怜恤之意升起来。他看得出，这一个比那一个出身要低微，不像那一个任性天真，别看她不露声色，其实更怀有期望。方才，她与他道别时，看他的眼光有一丝狐疑。不错，她，也和那出租车司机一样，对今夜的结局感到意外，甚至，有点失望。可是，不要紧，有自尊心自恃着呢！这也就是他感到她不容小视的地方。而且，她长得很美，这样美丽的小姐，他相信她一定能过上好日子。何况，她有着足够的聪明。他对她很有信心，相信她一定能成大事。

第二日，陈先生来送新加坡人登机。两人在机场吃的午饭。照例，话不多。陈先生回复了原先干枯黑黄的脸色，用拇指与食指拈着烟吸，偶尔地，从低垂的眼皮下溜过去一瞥。新加坡人扶着一杯咖啡，脸色很清爽，依然带着他的，有几分童贞的天真温和的微笑。然后，新加坡人就要出关了。送他进海关，陈先生又停留一时，看着他排队的背影。从脑后，可见他稀疏的发顶，陈先生心里又一次涌起这个问题：新加坡人到底是什么人？他确实有几分纳闷。三个月以后，他接到新加坡人又来上海的通知，着手订酒店，饭局，安排吃饭的人头，然后，他很有心地越过原先的关系，直接到雅雯服务的酒店去找雅雯。这其实是个为评星级旧改新的行业招待所，在苏州河边一条嘈杂的街上，旁边是一家旧车库改建的跳蚤市场，街上充斥了苏州河的污水味和旧货的怪异味。所谓大堂只是个小小的前厅，柜台里忙碌着几个外地口音的小姐。陈先生问雅雯在不在，小姐回说不知道，让他去问前台经理。经理室在总台后侧一间小屋，正对了苏州河。经理说雅雯已经走了，那总台小姐是新来的，自然不知道。看起来，这是个员工流动相当频繁的单位。陈先生只得作罢，这么大个上海，找一个人就像找一枚针。雅雯从此，便从视线中消失。

新加坡人来了，又走了。和以往一样，基本在饭局上度过，和着一桌一桌素昧平生的人。可是，陈先生注意到新加坡人有些走神，脸上的笑容是恍惚的。他想，会不会是因为雅雯？有几次，他打算告诉新加坡人，雅雯下落不明，但都被别的事情岔开了。等到最后的一晚，散席之后，陈先生与新加坡人回到他住的酒店，在大堂酒吧里坐一时。陈先生刚要提雅雯，新加坡人却先提了一个人的名字，某某。他问陈先生，知道某某吗？陈先生点头。他说的某某，是个大影星，新近嫁了马来西亚的一名华人富商。新加坡人脸上浮了羞涩的红晕，继续往下说，她的钱并不比他少，名气这样大，住在他香港的公寓里，天天煮饭给他吃，了不起！他翘起大拇指，衷心地赞道。陈先生点头。这个女人很聪明！新加坡人说。他有点兴奋，从沙发椅上欠起身子，准备大谈一番的样子。其实，什么对女人有所谓？是归宿。陈先生又点头。趁着年轻美丽，定下终身，以后就好办了，聪明不聪明，就看有没有这个脑！他用手指点了点自己的头，眼睛里满是笑意。女人嘛，名和利都没所谓，有所谓的是——家。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男人到哪里都是家。陈先生听着新加坡人说话，他们这些人，操纵语言的能力似乎比较弱，词汇量有限，所以说话就像孩子，颠来倒去，言语贫乏，却又很饶舌。陈先生懒得去揣摩新加坡人讲述的主题，但他敏锐而直接地抓住一个对象，那就是，新加坡人在谈女人。这一点，使他集中了注意力，也从沙发上欠起身子，倾向新加坡人。与其说他是在听，不如说是在看新加坡人说话。他看见新加坡人眼里的光，还有他面部的肌肉，紧张而活跃地牵动着，这改变了他的相貌。他变得比平时老，而且，有一种粗陋。他的笑容也较平时尽情，就显得夸张。他的口型迅速改变着，里面跳出一些词意不明的语音。陈先生看着眼前的新加坡人，心里不由恍惚，想：那是同一个人吗？

陈先生第一次看见新加坡人，也是在一个酒店的大堂，那是一个临江的古老的酒店。新加坡人坐在桌前喝酒，当陈先生走过他桌边时，他看陈先生一眼，脸上就带了那种羞怯与友善的微笑。陈先生是什么人？当然辨得出这一眼的含义，于是便在他桌上坐下。新加坡人立即招手服务生过来，问他要喝什么酒。但是，这一个新加坡人多少是有些出陈先生所料。那一次，是陈先生谈的女人，却被新加坡人岔开了，他问陈先生，哪一家餐馆煮的饭好吃！新加坡人的谈话，往往是从“煮饭”起头。陈先生不得不按下“女人”的话题。现在，我们可以明白陈先生是做什么的了。当然，我们不能直接称他为“皮条客”，他和那些漫在酒店，夜总会门前，双眼骨碌碌地寻找猎物的人有所不同，怎么说呢？那些人是下海，而他，陈先生，则是玩票。他只替朋友做些牵线搭桥的事，朋友的事情嘛，就等于自己的事。他是在外闯过码头的人，晓得世道的艰辛，能拉一把则拉一把。新加坡人没有要女人，而是要他介绍餐馆，他也应下了。第二日，就安排了一宴。从此，他们就成了朋友。现在，这会儿，当中总有三五年的光景，新加坡人，忽然间，主动提起女人。此时此刻，陈先生生出一个发现，他发现，所有的人，谈起女人的时候，脸都变得相像。这种脸，陈先生可是见得多了，它们在这一瞬间，就变成了同一张脸。如今，新加坡人也叠加上了他的脸。渐渐地，大约是，这话题到了尾声，新加坡人的脸又离开去了。羞怯的，带有几分忠良秉性的表情，回到了这张脸上。陈先生终于接上话头，说了句玩笑：要不要我替你介绍个人，煮饭你吃？陈先生也学会了新加坡人那种省略介词的句法，用词力求简单。新加坡人红了脸，笑：吃人煮的饭，不容易！这句话说得稀里糊涂的，不等陈先生明白过来，新加坡人又加一句：吃一餐两餐容易，吃一生一世难。有时候，新加坡人的说话又很古雅。陈先生发现，新加坡人的语言能力大有长进，上海这地方就是叫人成长。

新加坡人这一去又是三个月，再来，已是盛夏。出了机场，见来接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陈先生旁边立了一个小姐，穿一身蜡染蓝印花布旗袍，无袖，高领，足下一双高跟蓝绣面鞋，将人拔高，越发显得单薄。头发是剪短削薄，梳向耳后，额前留几绺碎发，喷上摩丝。看上去有些像礼仪小姐，姿态也像礼仪小姐，立得很直。走到近前，更看出她的年轻。一张小小的瓜子脸，描了眉，打了腮红，带珠光的粉紫唇膏，妆化得相当郑重。当新加坡人走过来时，她脸上呈出一个微笑，但立即止住了。看得出，她很紧张。新加坡人也感到紧张，眼睛很快从小姐身上移开，脸上依然保持着微笑。陈先生介绍说：这是周小姐，然后接过行李车，向外走去。新加坡人与周小姐并排走了一段，谁也没说话，都感到了尴尬。周小姐加快几步，与陈先生一起推行李车。新加坡人从后面打量了周小姐一下，看见她的鞋跟又细又高，旗袍的下摆很长，直抵脚面，手腕上挂了一只小小的镶珠子手提包。看出她样样都在将自己往成熟里装扮，装扮成三十年代广告里的上海淑女。三人前后相跟着，出了机场，上出租车，来到事先订好的宾馆。又一径乘电梯上楼，进了房间。周小姐则去了自己的房间，就在新加坡人相隔几间的隔壁。说好七时半一同去吃晚饭，陈先生将新加坡人送进客房，也退出了，说在大堂等着。

房间里开着冷气机，嗡嗡作响，拉开窗上的纱帘，下面是这城市的林荫道。已是近晚，可光线依然灼亮着：这城市还浸淫在溽热之中。新加坡人看了会儿街景，听有人按门铃，开门，是红帽子送行李来，摸了些零钱出来，打发走他。然后开箱取出洗漱用具，进浴间冲凉了。

七时许，新加坡人出房间去搭电梯，走廊里无一人。脚踩在柔软的地毯上，亦无一丝响动。是个无声的世界。接近电梯间时，能听见电梯“行行”运行的声音。周小姐也在等电梯，两人照面，都微微一怔。然后，电梯“叮”一声响，来了。新加坡人请周小姐先进，随后也进了。电梯三面是镜子，折过来折过去，都是不同角度的两个人，更加叫人窘迫了。两人各站一隅，贴了壁，看那字屏显示，盼着赶紧到底，好看见陈先生。陈先生在大堂沙发坐着，老远地向他们招手，三人又聚到一起。好像分离有一时了似的，都觉着高兴，气氛比方才活跃了些。周小姐在旗袍外，加了一件短及腰际的薄外套，亦是蜡染的，却是一种一色的毛蓝。好看是好看，配也配，但一看便是服装店的配套，穿在橱窗木头模特身上的，就有些板。因此也能看出，周小姐为他们的见面认真做了准备。这会儿，她重新化了妆，妆比较浓。她的五官长得挺纤巧，亦有些单薄，像要被厚厚的粉埋起来了似的。好在，在灯光下，有暗影，就有轮廓了。她的表情松弛了些，并且，多少有些故作大胆地，看新加坡人，对他微笑。这微笑有点懦怯，笑，笑，就收住了。所以，并没有使新加坡人放开些，反而，更局促了。

三个人在大堂沙发上坐了会儿，决定不出去，就在酒店里吃晚饭。于是，又回进电梯，上去，直到楼顶转厅，自助餐厅。不想，自助餐厅满座，就又下来几层，到西餐部吃牛排屋。牛排屋里几乎无人，只他们这一桌，灯光很暗，冷气又开得足，进了冰窟似的。服务生送上菜单，墨绿的面，烫金的字，牛皮包角，很大一册。陈先生照例是不看的，推在一边，由新加坡人担负点菜的全责。周小姐看得很仔细，每一行，中文，英文，都细细地看。冷菜，热菜，汤，甜品，看完菜单，再看酒单。大约眼睛近视，她将菜单贴得很近地看，眼珠子就对在了一起，显出孩子气的认真。圆桌顶上亮了几盏射灯，照下来，她这一身穿扮，看起来很像舞台上的场景。新加坡人发问道：周小姐要什么？她陡地一惊，红了脸，将菜单合起，端端正正放在面前的盘子上，小声说：随便。于是，新加坡人点菜。等着上菜的时候，陈先生对新加坡人说：周小姐是北方人，口音好，可以教你学华语。新加坡人说：我的华语没问题，我在新加坡读的是华校。周小姐就对他笑笑。这个话题没有进行下去，可毕竟有了闲聊的空气。

下一个话题是由周小姐起头的，她说：先生在哪里得意啊！这句话有些像台词，也显出周小姐有所准备。新加坡人不由笑了笑，这一笑，很自然，周小姐便也笑了。新加坡人没有回答，而是反问，周小姐呢？周小姐还在读书，陈先生代她回答，也是在北方的大学，外语学院，现在正是暑假，到上海来玩。哦，是学外国语的！新加坡人笑得更温和了，然后说了一串英文。周小姐用英文作了回答，一边掩了嘴笑。新加坡人问笑什么呢？周小姐说：先生的英文有口音。新加坡人就说：看起来，我要与周小姐学华语，还要与周小姐学英语。三个人就都笑了。牛排上来了，新加坡人又开始了第三个话题：周小姐会煮饭吗？新加坡人问这话出于自然，凡与女孩子进入较为亲近的状态，他便问这问题，也是一个务实的生意人的调情方式吧！陈先生却想起上一回关于“煮饭”所引申开去的聊天，脸上不由浮起暧昧的笑意。还有美味也使他关怀，他的脸色又显得滋润一些。周小姐很认真地问：煮什么饭？这回答倒叫新加坡人停了停。似乎已经很久了，有两个女孩子中的一个，差不多也是这么回答他，至于是其中的哪一个，他想不起来了。后来，有一些情形就开始变了。

牛排有些筋，三个人埋头切着。周小姐由于用力，脖子上显出了青筋，越发显得小而且弱。有几次，刀从盘底挫过去，发出刺耳的锐声，周小姐便窘迫地红了脸，抬起眼睛朝新加坡人迅速地一瞥，看他有没有注意自己。其实新加坡人也很窘呢！因为第一次见面，却请小姐吃这么糟糕的牛排。牛排屋除了他们这三个，别无顾客，清锅冷灶的样子，孤寂得很。新加坡人最先放弃，盘中留下半块牛排。陈先生也没坚持到底，最后余下小半边。令人惊异地，周小姐却全数解决。就像完成了一场战斗，周小姐放下刀叉，用餐巾轻轻按一按唇，笑了一笑。接下来的冰淇淋令人满意，足足三个球，浇了奶油和糖汁，羽翎般插了两片华夫饼干。周小姐神情轻松下来，露出小孩子贪馋的表情，但是，反而吃慢了，并且，吃到一半时，便矜持地放下了。新加坡人说：周小姐这样苗条，何必减肥。周小姐回答说：我其实很胖呢！这句话有一种轻佻，可又有一种笨拙，就变得天真了。新加坡人微笑不语，陈先生低头吃最后一点冰淇淋。牛排屋其他地方都暗着，只他们这一张圆桌，顶上照着射灯。服务生隐在吧台后面的暗处，看不清他的脸。只听见小勺在冰淇淋杯的玻璃壁发出清冷的一声，新加坡人向那暗处喊了声：签单。

三人终于出了牛排屋，陈先生说有事要先走，请周小姐再陪新加坡人一时。于是，这两个就送陈先生到大堂，送至门口，转门卷进一袭潮热的空气，便止了步，隔门看陈先生走出去。夜幕降临，大灯小灯开了，光是洇开着的，可推测出空气的湿度。两人退回到大堂中心，略带茫然地走了一圈，新加坡人方才说道：周小姐晚饭没吃好吧！周小姐连连说：吃好了，吃好了！又无话了。大堂吧里，钢琴声响了。弹琴人看起来与周小姐年龄差不多，也是一个女生，漫不经心地弹着，大约是一支练习曲，因是机械的音程进行，但圆润的音色依然使气氛变得抒情。新加坡人引周小姐上几级台阶，去酒店的售品部走走。商店环大堂吧半周，灯光明亮，布置亦很华丽，但货色却不免单调，无非是一些中国的绣品，药材，旅游手册。有一间西装店，还有一间旗袍店，不是红绸，就是绿缎，统像是古装戏的戏装。新加坡人问周小姐：喜欢吗？周小姐的眼光从衣架上草草走一遍，敷衍的样子。新加坡人看出这个小姐对购物并不那么感兴趣，倒有些扫兴。走一圈，又回到大堂中央。琴声比方才流利了，旋律也有了起伏的幅度，但见那女生弹奏的姿态，是比较有表情了，大约是哪位座中客点的曲子。新加坡人提议喝点什么，周小姐欣然同意，两人进了咖啡座，被引进一张两人桌。咖啡座里有七成客人，比起方才的牛排屋，几乎是喧嚣的了。周小姐坐直身子，禁不住左右顾盼，眼睛亮亮的。她的小瓜子脸，也变得生动起来。新加坡人知道她喜欢这里，暗里松一口气，却又好笑地想：是她陪他呢？还是他陪她？可他也喜欢周小姐是这样的小姐，还不谙人事，单纯，没经验，否则，他就会紧张。当然，现在也紧张，但是另一种，不知道该如何相处下去。说实在，在某一种程度上，他也是单纯和没有经验，而且，严守规矩。这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是有些闷的，双方都觉无措，尴尬，可就是这样，相互倒是认真对待的。周小姐专注地听钢琴曲，终于听到一支知道名目的，兴奋地掉回头告诉新加坡人曲名，以及作曲者，还有作曲者的国籍，生平，轶事，显然是从一些乐谱报刊上读来的知识。新加坡人接过这个音乐的话头，问道：你知道邓丽君吗？周小姐说：当然。新加坡人也兴奋起来：我见过她真人，有一次，从东京到香港，她就坐在我一排，中间隔一个人，她长得一般化！不想，关于邓丽君，周小姐虽然没见过，可是，却也知道得比他多，反过来告诉他：她死在旅行途中，与她的法国男朋友；她的墓地有一片卵石，一旦踏上去，便响起她的歌声；还有，她的遗产，其实并不多，一个明星的花销是很惊人的。新加坡人听着这些，渐渐眼皮有些打架。这种女学生热衷的见闻，实在不是他有兴趣的。所以，等周小姐的介绍告一段落，便提出回房间休息。他这一天，相当累了，周小姐也累了。

两人各回各的房间歇息。这一晚不仅累，还索然无味。陈先生一走，更感到孤单。所以，第二天早起，吃了自助早餐，就坐在大堂里，等陈先生来。周小姐今天换了装，深灰西装裙，白地隐条衬衫，头发还是喷了摩丝，牢牢贴了头皮，额前几绺碎发，发梢尖尖的。像个写字楼小姐。这一身衣服看上去也是新的，专为这次出行置的装。周小姐的装束多少缺乏个性，都是从时装画报或者橱窗里原样搬下来的。她端淑地坐在大堂的皮椅里，虽然不动，却看得出是在注意周遭的一切：几个外国人说话，红帽子拉着行李车穿过大堂，清洁女工无心又注意地看她一眼。那几个外国人说到什么有趣的事，周小姐忽然笑了，见新加坡人看她，便解释说：法国人最浪漫！新加坡人这才知道，周小姐其实是学法语的学生，他笑道：有过统计，法国人买化妆品的钱最多，买肥皂的钱最少，他们很少洗澡。这一回，周小姐笑出了声。像这样放开了笑，周小姐就显出了吊唇，这种嘴型略显土气，而且，有一种辛苦的相。周小姐笑着问：先生有法国女朋友吗？这话含了挑逗，但是小女孩子学成熟女人的调情，有一种好玩。新加坡人说：法国的饭很好吃。他详细列举几道法国菜，还特别推荐一家餐馆，里边最好吃的既不是蜗牛，也不是蚝，而是一道普通的蘑菇，最后说：周小姐要是去法国，定要尝尝这道菜。周小姐立即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去法国啊！新加坡人说：像周小姐这样学法国语的人才，怎么能不去法国呢？周小姐忽然冷笑一声：那不见得，多少不会说法语的人都去了法国。从这一声冷笑里，新加坡人觉出周小姐的厉害。在她孩子气的纤弱的表面底下，似乎隐藏着一股坚强的决心。

陈先生来到之后，三个人一起商量了日程，就出发了。今天晚上安排了一场餐宴，白日里新加坡人想去博物馆看玉器。站在门口等出租车。早上十点钟光景，暑气蒸腾，太阳光从建筑的玻璃幕墙上折射过来，白炽的一片，几乎有窒息的意思。新加坡人因是来自热带，对热是不怕的，反喜欢自然风里那一股潮润。周小姐却很受苦，脸上的妆本来就化厚了，又不是什么好的粉霜胭脂，这会儿便融了似的油出来，一张小脸就显得有些拥簇。出租车门一打开，她头一个钻进去。到了博物馆，又在太阳底下站了一会儿队，因是暑期，学生很多。不过，队伍倒走得快，几乎不伫步地走过去，上台阶，进前厅，买票。新加坡人看来很喜欢博物馆前的广场，炎日底下，绿地白鸽，颜色格外鲜明。他又在酒店里憋了大半天，这会儿来到这户外，心情很好，脸上尽是笑，左右顾盼。临进门厅，还转过身子再看一眼。说是来看玉器，就真是看玉器，青铜、陶器、石刻、书画，一概略去。看玉器呢，也不是从历史、文明的角度，而是看成色、品相、工艺，和首饰店里挑玉件无异。倒也花去些时间，就到了中午。往外走时，又见有一个钱币展，新加坡人要进去转转，转了一圈，到底不大懂，没看出名堂，又转了出来。出了大厅，走下台阶，周小姐便问陈先生上哪里可打出租车。周小姐一个上午立在锥子般的鞋后跟上，脚踝都硬了。此时又在十二时的正午，广场上无遮无掩，日光直扑扑地浇下来，恨不能再一头钻进出租车里去。可新加坡人却要在广场上走走。虽是正午，人却并不见少，多是学生样的旅游者，还有母亲带了孩子出游的。新加坡人站在一个用自带的面包喂白鸽的小男孩旁边，笑嘻嘻地看着，直看到值勤人员过来阻止小孩喂食，小孩母亲将他带走，方才举步。沿了几方草坪绕着圈，树荫下的长椅都坐了人，吃着自带的午餐或者临时买的糕饼，还有些人在读书。广场周边是车流奔腾的马路，这里，那里，矗立着几幢风格抽象的现代建筑。整个景象有些杂乱，天际线是嶙峋的，但却有一股热辣辣的生活气息，显示着这城市的活跃和热情。新加坡人喜欢的就是这个。他东看看，西望望，忽然迎面吹来一阵热风，他便享受地仰了脸，说：真凉爽。走着走着，到了一个地道口，沿台阶下去，终于，凉气扑面，周小姐舒出一口气，振作了一下。底下有一条短巷，装饰成旧街的样子，十分好玩，于是又滞留了一会儿。此时，周小姐走路已有些变形，脚上的鞋不仅后跟高，还是双新鞋。酒店里的矜持一点一点在消融，她连笑容都没了。终于，新加坡人想起吃饭这一桩事。这一顿午饭，陈先生为他选择的是老牌名店状元楼。

状元楼这一类的老饭店，终有些萧条之感，虽然也重新装修过了，很动了些脑筋，引进时尚。就好像气数已尽，振作不起来了，还因为积习难返，总归赶不上形势。走进去，都有些馄饨店的样子。一张方桌，铺了绿格子桌布，偏要覆上一张塑料薄膜，为保护这绿格子桌布。菜单开好，压在茶壶底下，上一个菜划去一行，不一会就叫茶水模糊了字迹。跑堂的多是年届中年的女人，动作泼辣，倒委实能做，一满碗汤，直接端在手里，不泼不洒，稳稳放在桌中央。菜的味道总是混沌，就像自家厨房里炒锅炒出来的，上一个菜炒完，锅没洗净，抹布一抹，又开下一个油锅。油呢，似乎有点没熟，每个菜都有些生油气。味精是不足惜的，所以很吊鲜，只是吃后口渴。新加坡人却不嫌这里的油腻与嘈杂，坐在桌边，挺安心的样子，好像到了家。周小姐终于歇下脚了，只是这一身装与环境不大般配，内心呢，显然也不喜欢这样庸俗的气氛，谈天就很勉强。新加坡人因为兴致好，不断引她说话，不免又一次想：是她陪他呢？还是他陪她！心里其实并不恼，只觉得好笑。新加坡人问她有没有去过外国，他已经发现周小姐对外国很感兴趣，周小姐果然注意地听着。于是他便说起各国的菜和饭，西班牙的，墨西哥的，意大利的，说到意大利，新加坡人不由停了停。他想起雅雯那一个姑娘，心里不禁将她与眼前这位比较一下。这一位的眼界似乎更高，新加坡人签单，她眼睛都不转一转，好像都是应该。其实呢，她并不比雅雯有见识，从她穿衣、吃饭等等小处便可见出。但她有她的期望，这一点上，又与雅雯差不多了。吃完饭，已是午后近三点，几名女服务员坐在楼梯口账台前，低了头，要打瞌睡的姿势。厨房间倒传出响亮的说话声，油烟气偃息了，封灶的样子。他们走下空空作响的木板楼梯，来到街上，车水马龙，潮热与喧嚣扑面而来。陈先生问新加坡人：再去哪里？周小姐抢在前头说：回去！这一声“回去”说得过于专断，难免有些粗鲁。新加坡人好脾气地笑着，扬手招了出租车，回酒店了。

回到酒店，周小姐立即上楼去房间，新加坡人又与陈先生在大堂吧里喝酒。没人弹琴，很静，只有一些窃窃声。新加坡人笑道：这位周小姐挺有性格的。陈先生说：北方人，又是大学生。新加坡人笑笑，不再提了。两人就这么喝着酒，什么话不说。即便是遮了纱帘，依然能看出外面的亮和热。汽车驶过，便带过去一道道雪亮的反光，刺着眼。移回眼睛，则感到大堂内的幽暗，近似于洞穴，华丽的洞穴。喝着酒，两人都有些盹着的意思。盹一会儿，抬起头，相互笑笑，再移过眼睛看别处。座上有些人，其中有早上看见过的几个法国人。转门无声地转着，有时，转进一个人来，神色茫然地停一停，就像被迎面而来的冷气打懵了似的，再举步向认定的目标走去。新加坡人对陈先生说，回屋冲一下凉，便离座了。陈先生一个人坐着，招来服务生又要了一杯酒，远远看见新加坡人走进电梯间的一个背影。说实在，他对新加坡人一点都不了解。他知道他在很多地方都有实业，可是不知道他究竟如何起家。他显然很阔绰，可是有时候，却也露出些粗相。比如有一次，电梯出了毛病，打不开门，他等不及打报警电话，用手扒住门，硬是扒开了。像陈先生这样，在车间做过操作工，又在日本打工，什么没干过，要来这一手也来不了。还有，他对女人很规矩，可言语之间流露的，却有些在行似的。凭陈先生历来的经验，新加坡人与那个雅雯，真是没发生什么，可是，可是从另一种角度说，又像是发生了什么，发生的是什么呢？陈先生的经验不够用了。这个周小姐，从目前看，还不行，可以后呢？也不敢说。陈先生的经验还是不够用。陈先生觉着自己要输给他了，可是，也不一定。可不是吗？有时候，他也会觉着新加坡人正一步一步向着他的经验走来。陈先生沉浸在他的思想里，高脚的玻璃酒杯里，倒映出他脸的一个局部，有些变形，变得圆润和丰腴。座中客走了一些，又来了一些，只有陈先生一直在，每个酒店的大堂里都会有陈先生这样，钉子一样扎着的客人。陈先生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酒店大堂里度过，大堂就像他的半个家。

六时许，新加坡人与周小姐来这里集合了。周小姐又换了身衣服，姜黄的卡莱缎面长裙，后身裸到腰际，前襟的抹胸，细丝带系在脖子上，外面罩一件蝉翼样薄的尼龙丝白色披肩，身上洒了一种无名目的香水，本来不难嗅，只是太浓，迎面就是。三个人上了出租车，往预订的餐厅去。这一回订的餐厅也是在著名的衡山路上，却不在街面，而是走过一条幽暗的深巷，来到一幢同样幽暗的民居。叩门而入，里面是居家的格式。但四处都点了一种烛光似的幽暗的灯，嵌在壁上的龛里，搁在窗台上，楼梯拐角的扶手上，所以，就有一种幽秘的炫目。陈先生预订的包间在半层楼上的亭子间，大约十个平方，墙刷得雪白，窗框与壁脚镶了皂色的木板，一张长方餐桌极简的样式，也是黑木。桌上已放有六副餐具，做成古拙原始的样子，却是上好的釉色，描有和式的细花叶。另几位客还未到，他们早来了一时，先坐下。陈先生介绍这是个台湾人开的餐馆，妻子是上海人，也在日本留过学，其实主要由老板娘在经营。果然，不时，那老板娘便来了，已经日本化了，穿一袭黑裙，极有礼。亲手给客人斟上茶，略寒暄几句，便退去，和陈先生熟而不稔的样子。那周小姐一身盛装，在这态度低调的环境里，爆眼得很。她显然不喜欢这里的暗和逼仄，不是她想象的富丽堂皇，心有不悦，脸色沉下来。新加坡人看了她，想这小姐到底不是道上的人，昨天还端着，今天就已持不住，心里有什么，脸上便露什么。却也不生气，而是觉着好玩。过一会儿，那三个人前后脚到了，一到便抱怨地方不好找，气氛顿时喧哗起来。待到各自入座，陈先生方才介绍宾主双方。

来人是二男一女，都是年轻人。一位先生在电脑字库的公司里做，另一位与小姐是表兄妹。哥哥的职业不定，做过证券，又做过保险，那一位妹妹则在酒店俱乐部给外国人做网球陪练，就是在某酒店的大堂里与陈先生认识的。女孩子属这城市顶摩登的一族人，这一族人的领前位置已经不容置疑了，所以他们是以藐视的姿态出现的。今晚，在这格调雅致的地方，她竟然穿一身破。牛仔中裤的边是毛的，腿面上还扎一个洞，上身的犜恤是无袖的毛蓝布，正面钉一个毛边的补丁似的大口袋，脚上赤裸着穿一双麻绳编的凉鞋，头发是七长八短的直发，胡乱别在头顶上，像一种鸟的羽翎。因为天热，没有化妆，素面朝天，其实是涂了一层极细腻的隔离霜，晒成褐色的皮肤就罩了一层光泽。手指甲与脚趾甲修剪得干净而圆润，涂了蜜色的指甲油。在这坦荡之下，周小姐一下子畏缩下来，脸色变得沮丧。因为是这样地受打击，她变得乖顺，对新加坡人有一些求助般的偎靠，说话时，会去看他的脸色，目光怯怯的。其实，她不知道，这摩登的女孩，都叫新加坡人生怯呢！于是，这一个晚上，周小姐与新加坡人彼此走近一步。吃完饭，各自散去，陈先生也回去了。新加坡人与周小姐两人上了出租车，回酒店去。车上，新加坡人问周小姐是北方的什么地方人，周小姐说了一个地名。很生僻的。新加坡人到底没搞懂是什么地方，却知道周小姐来自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内心不由有一些生怜，很想让司机在一家豪华商厦前停下，给周小姐买一瓶有名有姓的香水。却又打消了念头，怕伤周小姐自尊心。他看出周小姐外表虽强悍，但其实比雅雯更脆弱。

新加坡人这回预备在这城市留的时间，是一周，现在过去了两天，其实余下的还有大半。倘若，周小姐有些耐心，或者应当说有些经验，事情或许就会是另一番样子。在这第二天的晚上，事情已经在酝酿着一些成因了。按他们的具体情况来说，速度并不算慢了。可是，周小姐到底是北方人的爽利的性格，还有，她也许是想：来这里，不就是为这个？目的性很强。相比较之下，新加坡人显然是迟疑，甚至黏滞了。他到底在期待什么呢？期待生出些“情”之类的东西吗？也不像是。在新加坡人这样的年龄，和生意人实际的头脑中，情，并不会是他所期待的。或者只是一点稔熟？但其实呢，稔熟甚至要比情更需要时间。这样一来，时间又变得局促起来。所以，也怪不得周小姐感到紧迫，不能再等，立即就要行动起来。

出租车到酒店。和昨晚一样，他们一同上电梯，各回各的房间。新加坡人觉着时间有些早，心想着是不是要独自下去再喝一杯。说实在，摆脱了周小姐，他感到挺轻松。他撩开双层窗帘往外看看，这城市的灯光不是像香港那样一片璀璨，可这里一簇，那里一簇，反有些神秘呢！好像是，在沉静外表之下的燃烧的内心。他打开电视，搜索一遍，没看到有趣的节目，又关上了，决定还是下去喝一杯。正要出门，电话铃响了。他过去接电话，以为是陈先生，与他谈明天的日程。心里欣喜着，打算让陈先生过来，一同再喝一杯。陈先生是他在这个城市里的知己。不料，话筒里传过来周小姐的声音。她简短而有力地说了声：我过去。放下了话筒。这一声就像下午出“状元楼”，商量去什么地方，她说的那声：回去！武断，专横，粗鲁。而且，这一回，似乎是，下了一个大决心，所以，还有坚决。新加坡人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想着周小姐要过来做什么，门铃响了。他过去开门，周小姐闪身而入。周小姐穿了一身睡袍，白色，真丝，从领口沿对襟两边到底边，缀着繁复的蕾丝，无扣，两襟对叠，腰间系一根带子，襟间露出贴身的衬裙，齐胸也镶着蕾丝。是标准的，内衣店模特身上的两件套，亦是崭新的，未下过水，真丝的光泽在灯光下轻微地波动。周小姐虽然穿着睡衣，但脸上却化着新鲜的浓妆，头发依然喷了摩丝，也像内衣店橱窗里的模特儿。周小姐说：在你这里坐一会儿。便在沙发椅上坐下，架了腿，睡袍的前襟滑下去，露出衬裙的短边，也镶着蕾丝。她做出放荡女人的样子，夸张了，显出她的幼稚和笨拙，可新加坡人却感紧张。他在离沙发较远的一张床的床沿坐下，急忙中保持镇定，问出一句：周小姐有兄弟姐妹吗？周小姐并不回答他的问题，说：先生你为什么不坐沙发？她用下巴点点隔了茶几的另一张沙发。新加坡人笑道：这样可以看周小姐！这句话就有调情的意思了，其实是有点慌不择路。周小姐说：那么我坐过去。说罢刷地站起，这一起身，有着烈士般的轩昂，豁出去的姿态。她绕过另一张床，从梳妆桌前的狭道过去，腿在床和凳上磕碰着，然后到了床与床间的过道上。新加坡人便被堵住了，这时，他不由自主站起来，脸上还带了一贯的温和的笑，可手脚却轻微地颤抖着。他看见的不是周小姐的脸，而是她胸前蕾丝的叠绉。他这才发现周小姐的个子很高，脚下又是一双高跟的拖鞋。倘给他点时间做准备，他也许会应付裕如，可是，没有时间准备。周小姐在他身边坐下了，他看见周小姐的额。发际这里，有一点没搽上粉底的皮肤，露出些细细的茸毛。他又一次认识到周小姐的年轻，这年轻使他胆寒。这时候，他宁愿周小姐不是这样年轻，没有经验，而且，不要这样有牺牲精神。周小姐却已经抱住了他的腰，她的古怪俗艳的香水气味充满了鼻腔，他又一次怜悯地想：应该送周小姐一瓶香水。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他知道这回必是陈先生无疑了，立即抓起电话。陈先生问新加坡人在做什么？要不要出去宵夜？周小姐伏在新加坡人耳边小声地命令地说：不要他来。新加坡人则对了话筒说：好啊，我等你！周小姐忽地立起身，向房门走去。新加坡人喊了声：周小姐！自己也不知道喊她要做什么。周小姐头也没回，开了房门，径直走出去，门砰一声关上。

等陈先生到，新加坡人已经冲过凉，换了衣服，坐在大堂里等着了。陈先生发现这晚上，新加坡人很兴奋，话很多。他们两人搭出租车到仙霞路一家韩国人开的小馆，吃朝鲜凉面，要了一些冰镇啤酒。新加坡人破天荒，头一回与陈先生讲起他的家事。他说：陈先生，你知道吗？我有两个孩子。陈先生只略看他一眼，并没表示出多么大的震惊。陈先生是个很少表情的人，这倒使新加坡人可以放心地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至于被吓回去。他说：我的小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住在马来西亚，我的太太，他们的母亲，对我没有要求，只要同她签字结婚，养孩子。新加坡人不是个善于叙述的人，掌握词汇又少，加上今晚心里激动，情节的顺序便颠来倒去，很不容易听懂。好在陈先生有耐心，慢慢地也理出头绪。总之是，新加坡人的公司其实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他们一家，父亲带了兄弟几人，一同经营。大约是十年还是十二年以前，他被派往马来西亚吉隆坡开办分公司。其时非常艰苦，新加坡的商人都是靠吃苦起家的，新加坡人说到此处，特别注明一句。他们的厂房是建在一个废旧的养鸡场里，离吉隆坡市还有不少的路，他住的屋子是原先场主家的屋子，已经很破旧，一个旧冷气机，轰隆隆地运作。初还觉着有凉意，运作到后来，反是更加燥热。一个人住，没有人煮饭吃，每餐就吃些餐盒，马来人很懒啊！新加坡人又注明一句。可是马来西亚的政府规定，在马来西亚注册公司，一定要有马来人的股份，其实只是虚设，生意很是艰难。他用了一个女工，华人，替他洗衣，煮饭，收拾屋子，很自然地，就好上了，很寂寞啊！新加坡人说。陈先生这时插进一句：长得漂亮吗？新加坡人说：年轻时候，没有眼睛。话虽然不通，陈先生也听懂了。新加坡人又说：大陆女孩子比较漂亮，南洋女人大多不好看，太热，皮肤不好。在这个话题上，他们滞留了一会儿。时间已是十二点，店堂里还有些客，是台湾人，还有韩国人。中间进来过几个年轻的本地人，老板从里面迎出来，特别殷勤的样子，请他们坐，喊上茶。他们并不坐，却也不走。后来不知怎么，走了。老板一直送出到门外，点头鞠躬的。

后来，他们住在了一起。新加坡人的故事继续下去。可是，结婚是不可能的，这只是个女佣，书读的少，而且，一口黑牙，嚼槟榔染的，不过，心好，饭也煮得好。工厂做起来了，同时，泰国，香港的分公司也有了，这是他们家生意的上升阶段，兄弟几个，跟了父亲，一门心思地奔生意，结婚是不考虑的，何况，他还年轻。内心里，他有些想和她断，正巧呢，父亲，那时还没退休，是公司的董事长，准备把他派到英国伦敦去管理公司，当然，他这人还是重情的。新加坡人说到了“情”这个字，但这“情”在他，也是实沉沉的，饮食男女的意思。他还是重情的，他说。看见她会想起初来时，她为他洗衣煮饭的情形，便有些断不下，就在此时，她告诉他怀孕了，他认定是在要挟他，反下了决心，一气去了英国。去了两年，没有回来，第三年，他去了一次吉隆坡，看到了儿子，很像他。他看看儿子，说，不错，再生一个吧！于是，真就又生了一个，为了让孩子合法，他们先办了结婚，再又办了离婚，现在，他每年去吉隆坡看一次儿子，付一笔抚养费，还给他们母子买了房子。最后，他说：女人，很麻烦啊！为这一段罗曼史作了总结。他笑微微地望着陈先生，两人喝干杯里的酒底，起身出来。不知什么时候，下了一场小雨，地上湿漉漉的，风凉了，也是湿漉漉的，黏缠得很。已是凌晨一时，这条别称“小台北”的街依然灯光煌煌，路边停了一排出租车，等着生意。此时，过来一辆，两人上了车。这一天到此方才告终，发生了许多事情，都超载了。

下一天，新加坡人睡到近中午才起来，不久，陈先生从大堂打上来电话了。他下楼去，走廊和电梯间，都没有周小姐的身影。不晓得她是起来还是没起来，或者起来了，吃过早饭还是没吃过。这时已过了早饭时间，离午饭呢，还有一时，正好可喝一杯咖啡，还是让陈先生招呼她吧！想到要同周小姐见面，新加坡人有一些尴尬。电梯到了底，走出来，看见陈先生在，并没有周小姐。未及张口问，陈先生已告诉他，周小姐走了，她遇到几个法国朋友，与他们一起去桂林了。新加坡人立即想起前一日早上，坐在大堂里等陈先生时，边上的那几个法国人，不由一笑。陈先生说，周小姐的房间也还没退。新加坡人立即接口道，不必介意，当即取出信用卡与陈先生同去总台结周小姐的账。周小姐竟签单不少，美容美发，游泳健身，喝酒吃茶。新加坡人一边笑着签字，一边纳闷她哪里有这许多时间单独活动，难道不睡觉吗？新加坡人还想起曾有一次，在太平洋大酒店的酒吧喝酒，结识了几个韩国人，在一起聊天。韩国人说：在泰国，西贡，无论什么地方，你付出钱，总归能得到预期的结果，而在这里，却结果难料。现在，他懂得这话的意思了。在内心里，他并不顶怪周小姐，相反，还有一种解脱的轻松。周小姐，对了，还有那个雅雯，似乎，都太好了，年轻，美貌，受过教育，使他感觉压力。然而，当然，他也有那么一些些受挫感呢！所以，虽然他还笑着，笑里面却有着寂寥的表情。咖啡可能煮久了，在嘴里略略发酸。来到这里，吃得多而杂，又缺觉，明显感觉舌苔厚起来，口腔不那么清爽。

这一天，是陈先生单独陪新加坡人度过的。因为没有了周小姐，陈先生就没有像以往那样，安排太多的饭局。周小姐这一走，使他措手不及。前一天，新加坡人说多了，今天大多数时间便默着。应该轮到陈先生开讲，陈先生讲什么呢？讲日本打工这一节。那几年的经历，亦有满满的一大箩，到了嘴边，却没几句话，总起来一个字：苦。还不像新加坡人上一夜说的苦有声色，到底是自家的事业，草创的苦楚有一股悲壮的情绪，还有前景可瞻望。不比他在日本为人家打工，挣是挣了钱，可那钱是有数的，一小时多少，一日几小时。你可以推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钱数，算得出来。在那里，上海人在一起，男的，女的，谁也不会炫耀挣得多，要挣多了，就有疑了。他回来的时候，不少人让他捎信捎钱捎东西。去到一个女生家，她丈夫很得意地说，老婆在日本一周多少钱，他一听便知是做什么的了。此时，陈先生就把这一节说给新加坡人听。新加坡人很理解，点头，笑，然后又沉寂下来。晚上，陈先生提议到人民广场走走，他想新加坡人是喜欢那地方的。新加坡人果然同意。打车到广场边马路上，就下车步行，走到大剧院跟前，迎面来一个黄牛，向他们兜售芭蕾舞票，便买了两张进去。陈先生告诉新加坡人，这大剧院新造不久，是一个法国设计师的作品，提到“法国”两个字，两人都笑了。再看到大剧院对面，博物馆那汤镬型的建筑，就想起周小姐在太阳底下受煎熬的模样，又笑了一回。有一些窘迫的东西在笑里面化解了。两人进了灯火辉煌的大剧院大厅。有外国使节样的先生，携夫人，身着隆重的晚礼服，在前厅与几位官员模样的人交谈。亦有穿牛仔裤犜恤衫的，但还是以时髦年轻的男女为多。这剧院的建筑，白天看是钢筋铁骨，没什么，到了夜晚，灯光亮起，却晶莹剔透，宛如水晶宫。水晶宫里，靓男倩女，游龙一般，真是人间仙境。这两个都是对舞术不感兴趣的，看台上不如看台下的时间多。新加坡人不禁赞道：上海的女孩子很美。陈先生没听见，在想别的心思，其实也没什么别的心思，还是那件事，新加坡人的日程。安排饭局吗？好像，新加坡人已不是昔日的那一个人了，吃饭，对他没多大吸引力了。你看，这一回来，他根本就没提吃饭的事。事情就是这么微妙地，不动声色地发展着。

再下一天，还是这么度过了。这城市的溽热，都让新加坡人生怯。他这个生长在热带的人，似乎也没经过这样的热。所有的热和湿，被混凝土箍桶似的箍紧了，在这混凝土的桶壁上反射来，反射去，就以几何倍数增长，加剧。白昼里，隔了窗望出去，这城市，这里，那里灼亮着，就像在燃烧。燃料是某种气体，才会有这样的白炽的光。他忽然感到这城市的可怕，有一股力量在威逼着他。这股力量是潜伏在四下的，然后，现在，渐渐抬起头，集合起来，正面对了他。他心里头茫茫然的，有些慌，又有些神往。这一日，他们全在酒店里度过。新加坡人周游世界，就总是从一个酒店到另一个酒店，可他今天才真正知晓酒店里，原来有那么多的去处，而且，每一个去处都隐着秘不可示的东西。他已经认出了一些脸，这些脸在酒店各处出没，不是员工，更不是房客，可他们比这两类人更对酒店了解和熟悉。他还看见一个男人，劳工的模样，拿了毛巾牙具，在大堂的盥洗室里洗漱更衣。因为好奇，他跟了这男人出去，见他转出转门，穿过马路，走进一家店铺，店铺门前挂了房屋租赁中介的牌子。顶奇怪的，在大堂吧里，几个男女围桌喝茶，忽见其中两个立起身，绕过桌椅，走到壁前，弯腰拉开底下矮柜的门，抱出一摞皮包，再回到先前的座上摊开来，向另两位介绍货色，原来是在谈生意。咖啡座的男女服务生，无一人见怪，各做各的。待到入夜，便是衣袂飘兮，酒店也是半个水晶宫呢！

新加坡人在这城市的假日，还有三天。这样在酒店里逛，终究是无聊了。陈先生生出一个主意：去杭州。新加坡人笑道：为什么不是去桂林？陈先生也笑了。这一天，他们难得的几句话基本都是围绕“周小姐”这个名字。打趣和自嘲里边，多少藏着一些，怎么说呢，是一种微妙的兴味。似乎是，有一些东西，在渐渐地浮上水面。两人这样面对面的，尽管有周小姐的话题，还是乏了。酒喝到后来，都没了知觉。那大堂吧里的钢琴小姐，只在客人送小费点曲子时认真弹一曲，其余时间就弹练习曲敷衍，把这当作了琴房。二楼川菜馆也有几个女学生弹丝竹，叮叮咚咚煞是无趣。新加坡人不是个爱玩的人。游泳，网球，保龄球，等等，一概不精通。到了夜晚，新加坡人便接受了去杭州的建议。一旦决定去杭州，时间就变得紧迫起来，订酒店，订车票，还有回程的票，要与飞新加坡的班机接上，于是，陈先生拿起电话，与总台，旅行社往返一阵通话，摆平了。陈先生处理这些事，是相当熟练的，他甚至都在杭州的“张生记”订好了明晚一张双人餐桌，要知道，“张生记”的餐桌当日想都别想的。杭州至今有偏安空气，很享乐的，家家喜欢游宴，所以餐饮业特别兴隆。这样，人还没到杭州已有康梁之风，便兴兴头的。两人谈了一会儿杭州，又默下来，然后，新加坡人问：明日你我如何碰面？陈先生抬眼看一下面前的人，说：不定我去，总归有人陪你。新加坡人问：谁？陈先生问：要不要周小姐？新加坡人笑了：周小姐不喜欢我。陈先生说：不喜欢好，喜欢就麻烦了。新加坡人发现陈先生其实很会说话呢！别看这两日过得闷，他们彼此间倒是增进了解，说话放肆许多。因要安排明天的事，陈先生早走了，留下新加坡人自己在房间。新加坡人在酒店逛了一二日，已经熟腻得很，觉着酒店和一个大集市差不多，仅止是华丽了一些而已。于是便在房里，看电视，看了一会儿，竟倦得很。此时方才九点，新加坡人就像一个劳作的农人，在这灯火辉煌的酒店里，早早地入了梦乡。这是一个辛劳的梦，在热带的炎日底下，他踩着单车，车后架上是肥皂，还微热着的；用刀片切成长方条状的肥皂，去杂货铺里送货；然后是，污水遍地的后院里，自来水哗哗冲着，他埋了头，与弟兄们站成一列，用尼龙刷洗瓶子，强力洗涤剂腐蚀了他的手，手掌心是灼伤的苍白色，蜕着皮。醒了，发现那自来水声其实来自电视，屏幕上一片雪花，激烈地作响。

余下的两日，新加坡人从我们这个城市里消失了，他去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杭州，那正是十里荷花的季节。这两日里，新加坡人没有同陈先生通过电话，虽然陈先生的手机一直开着的，这说明他在杭州没有什么不满意。直到第三日，他才打电话给陈先生，告诉他即日从杭州抵沪，下午三时许，直接到虹桥机场飞新加坡。下午，陈先生便去机场接送新加坡人。他进到机场国际出发时，看见新加坡人已经在那里了，身边立了一位女士。三人见面，只是一笑，不必再介绍了。这位女士，其实也可说是一位小姐，只是比周小姐，还有雅雯年长成熟一些，亦只不过近三十。她是那一类，怎么说呢？凡去过日本的，大约都知道，就是有一些“妈妈桑”风范的女性，得体，周到，伶俐，善解人意，而且，也很漂亮。她穿一身黑裙，平底浅口露跟黑皮鞋，头发多而且黑，浓浓地挽一个髻，堆在颈后。脸上化了淡妆。眉眼很细，不免平淡，但一笑，颊上有笑靥，顿时就显妩媚。看起来，她与新加坡人相处不错，照应新加坡人的行李，嘱咐收好护照，机票，机场建设费的收据，还有随身带的小包。新加坡人亦很乖，听从她的安排。有些安排过细了，是多余的，但却流露出关切的心情。陈先生难免感慨，同样是在这个地方，来时，站着的是周小姐，走时，却是这一位。三个人在一起，陈先生没有机会问新加坡人的感想，其实也不必。送新加坡人进海关，这两位走出机场，她倒是和陈先生说了一句：是个好好先生。然后两人分头上了出租车，各自去各自的地方。

这女人是陈先生在日本打工时认识，去时上海有婚姻，到那里几年工夫，丈夫有了外遇，自己呢，搭识了一个日本人，当然是有家庭的，便同居着。后来，离了婚，那边不出三月结了婚，这边呢，依然同居着。再后来，她回了上海，那日本人倒也信守为她负责的诺言，一年至少要来两趟，还为她买了房。但大部分的时间，是寂寞着。将来的事情，更是不能想。关于新加坡人的情形，陈先生一五一十都与她讲了，说明是无希望可言，只是交个朋友。她是什么人？当然听得懂，回说：人生在世，两样东西不嫌多，钱和朋友，欣然前往。以后的事情，陈先生再不去打听。这也是他这一行里的规矩，只管开头，不管结尾。她们也是懂的，陈先生们只能帮一把，不能帮一世，给一个机会，余下的全凭自己，就也从不向陈先生说什么。但拐弯抹角地，听说，她随了新朋友去法国旅游，想这新朋友必是新加坡人无疑。又传说去了新加坡见公婆，这就更对了。不过，凭陈先生对世事的了解，“见公婆”一说一定有误。果然，大半年后，一日在一本帮菜馆里，看见她与原先的日本人在吃油腻腻的爆炒圈子。从这起，至少又过了半年，新加坡人出现了。陈先生接到电话时，他已到了酒店，住下了，约陈先生第二日一早去吃早餐。听起来，午饭，晚饭，都有安排，即便是见陈先生，也只能放在早餐的时间了。

次日早上，陈先生与新加坡人坐在大堂咖啡座里，他要了份美国早餐，新加坡人则要了上海早餐，一碗粥，两个鸡蛋。新加坡人还那样，温和地微笑着，话亦不多。两人相对坐着，各自吃完面前的早餐。中间，见这新加坡人抬起手朝远处扬了一下，顺他目光过去，远处，靠围栏，有一伙男女，正在落座，也向这边招手。新加坡人说：我的朋友。新加坡人的招手和说话，有了一种飞扬的表情，在他一个务实的生意人身上，这两者显得戏剧化，但也挺自然的。陈先生这才发现，新加坡人其实是换了一个人，他变得，怎么说呢？变得开放了。这个词也许不恰当，因他本来就来自一个开放的国家，可事实就是，他变得开放了。现在，陈先生晓得，新加坡人招他来，并不是有事交他办，而是叙叙旧情。新加坡人自己说过，他还是重“情”的。可是，这旧情又如何叙呢？反正，你知我知，就也不必言说了。吃了饭，喝了两杯咖啡，陈先生就告辞了。新加坡人也没留他，两人就此分了手。陈先生走过那桌男女，眼角里看了一下，心里想着新加坡人的话：我的朋友，不觉暗自一笑。新加坡人在这城市里有朋友了，这城市的国际朋友里，多了一个新加坡人，可他到底不会忘记陈先生，他的引路人。走出酒店的转门，眼前一亮，秋日的阳光，爽利地直泻而下。说是早上，其实是和中午差不多时间，假期的生活，总是从午后开始，上海是他们这些人的假日。

2002年4月15日

香港的情与爱

一

香港是一个大邂逅，是一个奇迹性的大相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者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撒它的热情和音乐。它的音乐是二十年代的爵士乐，强烈，即兴，还有点忧伤。这忧伤是热闹里的寂静，快乐里的不快乐的那种，有点甜蜜的。它的灯火是通宵达旦的，也在演奏着爵士乐，夸张地表现切分音符，使它带有一股难言的激动。有时候，它会有喷涌而起的情态，好像火山口里火热岩浆的喷发。还有时候，它是幽暗的，是咖啡座前的烛光，是萨克斯管独奏的那段，是即兴性最强，最富于叙述，需要我们屏息静听的那段。再有时候，它既不是偃旗息鼓，也不是汹涌澎湃，而是平静和缓，有节制的，就像跑马地黄泥甬道上一盏一盏的路灯，这是具有古典意味，节奏规整的一段，带有经典化的倾向，爵士最原初的精神在它内部流动；这是正在进行与发展的故事，前景还是一个悬念，模糊在我们视线的尽头，是与时间同步进行的，只有跟随它，才可看到结果的那种；是走过去，然后在地上投下影子的那种；它其实是最富传奇的那种。香港的热恋还是带有私通性质的，约会也是幽会，在天涯海角，是一个大艳情。在那漆黑的天海之间，撒下一张巨大的情网。这天不知是哪一年的天，海不知是哪一年的海，人也不知是哪一年的人，都是风化岩似的东西，岩壁上的藻类似的东西。它是无静无动，无喑无响，无明无暗，无喜亦无悲的。

老魏最爱的就是在九龙的丽晶大酒店，喝酒隔岸看香港岛。酒吧的招待都认识他，见他来，就说：老魏来了。他们叫他老魏，而不叫魏先生的。酒是老魏的好朋友，香港也是好朋友。老魏是在一年两度生意的淡季，到香港来，有时候，旺季也来。他把他最悠闲和最自在的时间留给香港。他以为只有香港才能容纳他这些好时间。他的好时间是一杯最好的酒，XO的那种，香港则是个最精美的酒杯。他就像这岛上的一种候鸟，根据自己的季节来去，是机场码头如潮如涌的旅客中固定来去的一名。就这样，几年的光阴过去了。他在度假的日子里去过巴黎、罗马、柏林，还去过马尼拉、曼谷、吉隆坡。这些地方他去了一回就觉如愿以偿，只有香港，他是去了又来，来了又去没个完的。假如说一个人除了要有一个长久的家以外，再要有一个临时的家，那么香港就是老魏临时的家，同时，又正是香港使老魏发现这个需要的。临时的家是在家和度假地之间的那种东西，带有半岛的性质。它是熟悉的，却不是稔熟的。它的熟悉是那种刚刚到了亲切与感动便煞住脚的熟悉。像老魏这样的年纪，那种与陌生东西打交道的好奇，勇敢和力气，已经慢慢消耗了。去旅游地度假就好像去见一个陌生人，先是递名片，然后寒暄，客套，刚刚有些了解，却又要辞别，并且一去不回，永远不会推心置腹。老魏已经到了朋友不要多，但要推心置腹的年纪。五十多年的岁月是漫长的时间，老魏经历了多少从陌生到熟悉，再从熟悉到分别的过程。这就像把一样冰冷的不称手的家什拿到手，暖热了，称手了，知己知彼了，却又要放开了。香港是推心置腹的。它正好推心置腹到两个男女隔了一张小咖啡桌和一支烛光，低语地交谈，直到子夜时分，然后我执你手，你执我手，在大街上默默无语地告别，各回各的家。它不是上了床又脱了衣服的那种，不是推心置腹到两个人两颗心全像掏口袋翻了个底，将布缝中多年的灰尘和布屑都抖出来，就像长久的家的那种。这种既不是家，又不是度假的所在，老魏就命名它为香港。

老魏一次又一次地去香港，在九龙丽晶酒店喝酒，积蓄着香港的经验，就像在往临时家的空房子里添置东西。他每去一次，这空房子里就好像满了一点。他是一点一滴地添置的，有时候是一张床，有时候是一张桌子，有时候只是一个空的花瓶，那种土陶的花瓶。这房子是并不华丽却非常舒适的那种，每件东西都是给自己用的，而不是给人看的，并且每件东西都在可及之处，伸手便可拿到。这是一间完全属他个人私有的房间，没有同住者，也没有客人，连一丝一缕的灰都是他自己的，连空气都是他自己的。他在里面是随意的，自由的，想怎么就怎么的。但老魏感到这房子还缺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他无法命名，甚至不清楚它的形式，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它代表着他和这房子的带有契约性质的关系。多年来，老魏每次来好像都在找这件东西，却找不到。他感到很深的困惑，甚至失落。后来，他遇到了逢佳，他便知道他找的是什么了。

逢佳并不是老魏第一个香港奇遇，甚至连奇遇都不是。奇遇，老魏还是有过的，那还是在他稍年轻些的时候，在朋友家的晚会上，一个女孩子唱了一支《采槟榔》。她的嗓音是喑哑的嗓音，有奇怪的“咝咝”声，这有一种贴肤贴肉的感觉。老魏情不自禁到她身边，和她说话。这时，他又万分惊讶地发现这女孩说话还带有一种口腔里粘膜的声音。这声音极其奥妙，它头发丝那么细微地触及了身心深处的欲念。这一晚上，老魏带她去了他的酒店。他们自然是做了爱。香港的灯光映在窗帘上，有电车驰过的“当当”声。酒店里的床单是那种熨得很平，再又紧紧绷在床垫上的床单，显得冷静和淡漠。后来，它们揉皱了，才有了些温情。然后，他们靠在床上，平静地说了一宿的话。主要是她说，老魏听。她的声音充满在静夜里，有忽明忽暗的光影从他们身上脸上渡过，好像外面在放礼花，是一个狂欢之夜似的。他相信她说的每一个情节都是发生过的，可却都不是真的。这是一个奇怪的悖论，但老魏摒除不去这种感觉。她说她出生于台湾，从小没有父亲，后来母亲嫁给一个菲律宾人，全家举迁美国；在纽约她爱上一个艺术家，四十条街上为观光客画像的那种；艺术家虽然爱她，可是更爱他的艺术，她就来到了香港。她的声音像只鸟儿一样，在这间客房里扑着翅膀飞翔，在墙角柔软地撞来撞去，落在地毯上，然后再飞。后来，她和老魏成了朋友。老魏渐渐知道她所说的身世和遭遇全是真的，她的名字叫凯弟，可他还是有不真实之感。在那之后，她和老魏又有几次过夜，都是天一亮就走人的真正过夜。老魏很欣赏她从来不向他要求责任，就像通常中国女孩子会做的那样。她也没有什么理论，从不表白自己的观点。这反倒使老魏对她生出怜惜之心。老魏毕竟是那种时代的有点老派的男人，以为男欢女爱的事情里女的总受着损失。于是，便不再与她做那种事，只是有时候和她到和合中心的旋转餐厅喝酒看香港的夜景，当餐厅转到较黑暗的海湾那面，就会有一种纯真的情义在他们之间冉冉升起，但情义也是虚无飘渺的情义。他将她视为知己，但她不是他要寻找的那个契约性质的东西，她是土陶花瓶里的一束花，凄艳的硕大的花朵。

逢佳是朴素的，真实的，可信的，她的化妆是大红大紫的，很明显的化妆，一旦卸妆，便换了一个人。她的服饰也是大起大落的风格。她难免是有些俗气的，但也正是这俗气，使她成了个真人。在衣着方面，她过于自信，一味独断专行，在潮流化的香港，一看便是个异乡人。她失败的时候比较多，但也有很成功的时候，那就是当她在颜色和样式的搭配上错到极处，乱到极处，倒成了风格。她说话的声音也是很响亮的，在任何场合，都吵架似的。幸好她是极端坦然与天真的，否则就会显得粗鲁了。她属那种在上海被认为是江北人的类型，作为上海人是不够典型的。她对很多事物，比如人生的目的，生活的含义，做人的道理，都有着以实利为基础的见解。由于她的真心以为和直率表达，便有了纯真的面貌，还更接近事情本质似的，虽然那其中是有着一些称得上卑鄙的东西的。她同凯弟是奇异的对比，凯弟可将最世俗的东西戏剧化，逢佳则可将最戏剧的东西世俗化。她们俩都是有诗意的女人，不过是两种诗意。逢佳的诗意是孩子气的，是那种贪嘴肥胖孩子的孩子气；凯弟则是女人气的，优雅和梦幻。她们都是性感的女人，也是两种性感。凯弟是骨头里的销魂，逢佳是肉里的销魂。肉是比骨头更灵活易感，更真切现实的；骨头却是带有记忆性质的，是供以后回味的。但老魏要的不是回味。香港本就是供他回味的，他不能在回味中再回味，那就是幻境中的幻境了。他是要在幻境中填补一个真切的，现在时态的东西，使这幻境具有人间的面目。她们还都是浅薄的，两种浅薄。凯弟是聪敏的浅薄，逢佳则是稍有些愚钝的浅薄。聪敏的浅薄是有虚晃的手势，这手势需要费些脑筋和猜测去破译，结果却不免会令人有些失望。愚钝的浅薄却是直截了当，一眼见底的一池清水，甚至偶尔水里还会有些出乎意料的东西。对于人生旅途已跋涉到疲乏的末途的老魏，他需要的是简单一些，省力一些，却不时有些小惊喜的遭遇。他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以及情感去作周旋。那种周旋老魏年轻时还喜欢，现在他却觉得是无谓的了，他也早已谙透了这种周旋的端底。他到了需要直截了当的年纪，这其实是一个令人伤感的年纪，是一个太过清醒，拆穿一切骗局的年纪，什么都哄不了他了。他能看清一切真相，而人世上又有多少真相是好的，令人高兴的呢？

逢佳是一个真相，她是那种不好不坏的真相，所以可以说是真相中的真相，太好和太坏都是假象。这也是一个机缘，她要是太早或太晚来到老魏面前，都不会为他接纳。再早一些，老魏还会和假象周旋一阵子，再晚一些，老魏就对真相感到疲乏和力不从心了。这正是老魏对假象厌倦而对真相抱欢迎态度的时候。这一前一后全是安排好的，全接上了茬口。香港总是提供机缘，它自己就是一个大机缘。香港的机缘是那种聚沙成塔的机缘，很多很多相遇积累起来，最后成就一宗。香港的机缘还是那种沙里淘金的机缘，洗去多少沙粒，最后才见真金。香港的际遇大多是萍水相逢，然后转瞬即逝。可它是人海战术，按照概率的原则，它终能成功几宗。逢佳和老魏，便是成功里的一宗。

逢佳是老魏的朋友小栉的朋友。小栉有一天说他一个上海老乡想去美国，老魏可否帮忙。有事找老魏的人很多，老魏能帮则帮，却不勉强。他对朋友的需求和义务正好在中国和美国中间，他要一些人情往来，没有人情往来的社会实在太冷清。但他在人情往来上讲的是不负债原则，因这人情是最重的债。他和小栉说，可以和那朋友谈谈，晚上到丽晶酒店的吧里来找他吧。小栉三年前出来，在一家报馆做文员，弄不清酒店的吧在哪个位置。老魏就说，到了丽晶只须问老魏在哪里，自然会有人指给他。晚上，小栉带了他的朋友来了，那朋友就是逢佳。小栉坐下就开始叙述寻找老魏的经历：酒店的豪华是如何的，他的茫然无措是如何的，老魏的知名又是如何的。他才说了一半，逢佳便抢上来，以更大的声更快的速度再加上夸张的手势，讲述他们的历险。她有些自来熟的，还有些没礼貌，当她提到老魏时就直接说“你”、“你”的，还用手指点对面的老魏。这天她穿得极其糟糕，但显然经过精心设计。她越是精心越是搞不好，就像南辕北辙的原理。她穿一件宝蓝色的羊绒衫，下身则是一条翠蓝的长裙，脚下是一双蟹青蓝的皮鞋，耳环是硕大的湖蓝的一对。她满身都是蓝，却都不是一个倾向的蓝，差之仅分毫，失之却千里，叫人眼花缭乱还又疲乏单调。她的妆也化得够呛，眼影粉是绿色的那种，胭脂是桃红的那种，唇膏是橙色的。她的脸盘又大，头发又浓，看上去便气势汹汹，有威慑之感。可她的肤色是健康有活力的，即使这样杂乱无章的脂粉堆砌也掩不住的。她的额角和脸颊是饱满的，有一股稚气。她的眼睛很大很亮，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温柔。这温柔不是通常的温软仔细的那种，而是很勃发，很充沛，长江大河的特别的一种。她肩膀宽而平，手是大大的。指甲也像大贝壳那样大而润泽。她是敦厚和大方的，她是那种穿上戏装便可上台唱青衣，穿上农妇的衣装就可扛锄下地种田的。老魏看着她情不自禁地微笑了，她是那样落地有声的一种女人，她走到哪里，都带着强夺豪取的意思。空气，声息，光亮，都要为她让道，给她一个大大的位置，而她一下子便占满了。

这天晚上，老魏没有给她帮不帮忙的答复，他说了些美国的困难，又说了些美国的好处。说到困难时，便有沮丧之色从逢佳脸上掠过，再说好处时，则云开日出，分外明亮起来。这种明暗变化不是微妙的，渐进的，而是黑白分明，边界整齐。老魏又禁不住微笑了。他渐渐止了口，小栉便插上来发言，说他对香港的感受，这感受有莫衷一是的面目，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这几乎是大陆移民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对香港特别急于发言，却不知该说什么。他们爱下判断，却又缺乏材料。他们说到后来，就难免陷于混乱，左右相悖，无法自圆其说。在这表面之下，其实掩藏着他们急于进入香港社会却进入不了的彷徨之苦。老魏很耐心地听着，小栉先是气吞山河，滔滔不绝，然后日薄西山，草草收尾。老魏不去打断他，也不反驳他什么。老魏自觉得是一个局外人，只是香港无穷无尽过客中的一名过客，他无权对香港作出什么看法，他也没有看法。小栉说完后就又轮到逢佳了，她的开场白就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她说她又爱又恨香港。爱它是因为它可爱，恨它是因为她是个新移民。她还打比方说，就像她又爱又恨松坂屋，因它有好衣服而爱它，又因她口袋里没钱买而恨它。这一回老魏放声大笑起来，他想：她真是能够说出真理的女人。他还想，倘若这意思由凯弟来说，不知要绕过多少个弯子，喝上几杯酒，又点灭几根蜡烛了。后来，老魏就说要请他们吃饭，定在明天晚上。

二

第二天晚上，吃过饭，他们走出餐馆，在门口叫“的士”的时候，逢佳和小栉咕咕噜噜说了一串上海话，然后小栉说他先走一步，过了街口去搭地铁，于是就剩下老魏和逢佳两人了。逢佳对老魏说：我请你喝酒。老魏笑着拆穿她说：你的意思其实是倒过来，我请你喝酒。逢佳就笑了。这时“的士”正好来了一辆，老魏招手停住，和司机说了个地名，车就往前开了，有很多灯光从车窗上飞驶而过。老魏虽是听不懂上海话，可也能识破逢佳把小栉支开而来进攻他的手腕。他晓得逢佳正在用圈套套他，他也将计就计的，还省去了他去套她。这天逢佳的服饰是黄色的拼盘，因是浅色，那股凌乱劲要稍好一些，可又觉得压抑了，透不过气似的，还不如爆发出来。她的发式也有点古怪，是颤颤巍巍斜在头上的一个不知名目的髻，却很畅快地露出了后颈。老魏的目光在她后颈上停留了一会，那里有一个菊花似的汗毛的漩涡。“的士”是往太平山顶上开，上了盘山路，灯光便稀疏了。逢佳坐在车上，眼睛看着窗外，她一声没问是去哪里，好像把自己彻底交出去了的样子。这天，老魏和她在山上喝了酒，俯瞰了香港夜景，然后就乘缆车下了山。他听凭逢佳的要求，将她放在一个地铁站口，看她走进去，才让“的士”送他回酒店。这天晚上，老魏明白，和逢佳的关系是要按照常规，一步一步来的。就像在地里种庄稼，要犁耕，播种，锄草，施肥，一日一照应，一夜一关护，眼看着它今日发芽，明日长叶，后天再开花。和凯弟却是蒙太奇手段的电影镜头，一眨眼工夫，种子钻出土地，长叶开花，结了个大果，带有魔术的性质。当他看着逢佳在山路上那种决绝的表情时，他这样想到。

和逢佳之间是不会有奇迹发生的，逢佳不是创造奇迹的浪漫的女人，老魏也过了渴望奇迹的年龄。他反是希望一切都有缘有故，顺理成章，这样比较可靠，也比较安全，他不再喜欢那种倏忽间来，倏忽间去的事情了。他的情感和心理不再有那种伸缩扩收的弹性，就好像一个逐渐老化的橡皮球。他只是在事情发生的理由之外，再要求一点冷暖人情，仅此而已。逢佳和凯弟不同，凯弟是含混其词，似是而非，事情和事情的边缘都模糊成一片的。而逢佳则是一锤定音。她将自己交出去，老魏便得还她个美国，然后银货两讫，大家走人；老魏要是给不出个美国，那么就恩人变仇人，接下来，还是走人。一切都是干净利索，是一笔交易。老魏并不是不接受交易，他很清楚，倘若不为了交易，他们俩是不会走到一起来的，但是他要这买卖谈得长久一些，拖泥带水一些，讨价还价的回合多一些，稍稍波澜迭起那么一些。逢佳不是那种一夜欢情的女人，她的欢情是要匀在许多日日夜夜里用的，她的欢情是有穿衣吃饭这类日常琐事的欢情，是类似家庭气氛那样温厚弥漫的，是有点粗糙的，沉渣泛起的。凯弟是一夜欢情的，凯弟的欢情是有概括力的欢情，是抽象的欢情，是供琢磨的。而逢佳是肉贴肉的。老魏决定不上逢佳这个圈套了，他不接受这个把自己彻底交出去的逢佳，他还是要自己套她，虽然这费时费力些，而且又有了些周旋的意思。但这周旋不是那周旋，这周旋是实打实的，那周旋则是虚套虚，鬼推磨似的。这是和真相的周旋，带有谋略和计策的性质，那假象的周旋却是参禅悟道。

从此，约会就开始了，老魏基本以隔天一次的节奏请逢佳吃晚饭或是喝酒。逢佳按捺不住得意之色，满心以为老魏中了她的圈套，一条大鱼上了钩似的。她很动心机地按下去美国的事不提，好像要等老魏来提，她做出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她的这点小诡计逃不出老魏的眼睛，他心下好笑，饶有兴趣地看她装模作样，作姿作态。凯弟也是装模作样的，但凯弟的装模作样是连自己都骗进去的。真和假掺在一起，不知该用哪部分去对待，结果是使周围的人也装模作样起来。这样的时候，老魏会有被人拖下水的感觉。逢佳的装模作样是不会搅昏人头脑的，也不会搅昏她自己的头脑。是简单明了，台上和台下划分很清的。老魏这时就坐在台下，台上的一招一式都叫老魏觉着好玩，有趣，还有一股爱怜之意，所以，也是有情味的。她的装束可说是一次比一次糟，不糟到底不罢休似的。而她最最糟最最糟的那次，却好像循着物极必反的原理，顿时间变得丽绝艳绝华绝贵绝。那是大冲突之后达到的大协调，是大手笔的。这天她穿一件大红曳地长裙，外罩五色图案的大毛线外套，耳环是翠绿的两轮，头发用一条宽宽的明黄缎带箍起，一双彩色嵌拼皮鞋，再加一方黑绿大丝围巾。这有一种满不在乎，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凌驾于一切的美，还有一种大包大揽的美，叫人无法从小处着眼，不好意思计较细部，毫没商量地只得全盘接受。这天晚上，就连曾经沧海的老魏都难免有点动容。吃过饭后，他又带她去和合中心的旋转餐厅喝酒。他们中间摇曳着一支蜡烛，两杯如血残阳的葡萄酒。老魏叫来唱曲子的两男一女菲律宾人，请他们唱一首。老魏对歌曲不精通，他只要求唱一个关于爱人的，无论哪国的都行。逢佳听不懂英语，不知他们在说什么。然后那女的便唱了起来，她唱的大约是他们家乡的一支情歌，敲着铃鼓，嚓啷啷地响。近结尾处时，两个男歌手也合上来，歌曲就有些激越，热情洋溢的。逢佳的眼睛又大又亮，在浓黑的眼影里，像两口涨水的池塘。她的五色衣装都退进幽暗的背景里，成为一幅图画，只有这张脸是活的，有生命的，也有意义的。后来，他们走进电梯，电梯门关上，灯灭了，香港的夜景陡地呈现在脚下。电梯冉冉而下，就好像香港的灯光在冉冉上升。老魏从背后拥住逢佳，用嘴唇拨开她的头发，贴住了她的后颈。香港的夜真是没法说，它的天空是最黑最深的那种，它的海水也是最黑最深的那种，可灯光却是这样，这样的喷薄而起，真像是一个传奇，而逢佳是这传奇里的一点真实。有了这点真实，才使传奇更可靠了，不会转瞬即逝，也不会不翼而飞，更不会化烟化雨了。

这一晚，老魏还是没带逢佳回酒店。老魏将她送到地铁站，她下车向车里老魏告别时，眼睛是狐疑困惑的，似乎刹那间没了自信，有点不知所措。老魏从车窗里看她转身走去的背影，即便是这样大开大阖的一身颜色，都显得凄清了。接下来的几次约会，逢佳脸上便始终带着茫然无措的表情，这使她像个无助的孩子。有几次，她失手推翻了玻璃杯，将饮料洒了一身，然后就带了一身污迹心里盼望着早点结束地与老魏应酬一晚。她几乎是可怜巴巴的了。老魏却暗自高兴，觉得这样的逢佳反倒是比较聪敏的逢佳。这聪敏是真实的，而不是自以为是的。这是认清形势的聪敏，有着无奈的表情，它有一种这样也行那样也行的听天由命，它是带了点创伤的，它特别能呼唤起人的抚慰之心。当她身上带了打翻的饮料的污迹，脸色沮丧，老魏就总是把她留得更晚。她的狼狈不堪，无情无绪的样子，与老魏心境中有一种情绪特别吻合。这是埋藏很深的一种情绪，而逢佳每在这个时刻，都可准确无误地将它唤起来。他想他未免是有些心狠的，却不忍释手。他喜欢逢佳有创伤的样子，这使他温暖和亲近。虽然他知道，逢佳的创伤是微不足道的，一会儿就过去，换一身新衣服便云开日出的。但他也只是要那么一点点温暖和亲近就够了的。老魏已经到了懂得节约心情的时候，挥霍的日子过去了。他挥洒不起，也要求不多，只那么一点滋润就行了。好像是为了抚慰逢佳，也为了报答逢佳，老魏就要送逢佳一套衣服，松坂屋的衣服。

逢佳在松坂屋的克制态度令老魏感动。她本是对东西好坏无甚辨别力的人，她通常总是根据价格来区分优劣。她想：好东西才价格贵，这总是通古不变的道理。她所以喜欢松坂屋也就是因为松坂屋的东西贵，又还没有贵到不可思议，正是她勉强看得懂的那个程度。她通常进商店总是先看价格，这样心里就有了底，有了标准似的。可是和老魏去商店，情形就不同了。她有点目不斜视，也不刻意地翻找价格牌看，她态度矜持地从一排排衣服前走过。她专捡那些不起眼的，过时似的衣服看，结果一点却是件最昂贵的，便赶紧烫了手似的扔掉。扔掉它一是因为有敲竹杠之嫌，二是因为实不是她喜欢的那类，有不合算之感。这一切，老魏也都看在眼里，他体会到她的世故和自尊，也体会到她对自己的顾恤。虽然是交易的关系，但内心还都保持了善意。他取逢佳与自己审美的折衷，挑了一套裙装，问逢佳喜不喜欢。逢佳心里是一般，脸上也是一般，嘴里却说喜欢，还添了句“你送我的都喜欢”。这句话本是客套话，经逢佳说却有特别老实的地方，叫老魏心里一阵欢喜，等付了款，叠好衣服，装进塑胶袋，再提到了逢佳手里，便有点真的喜欢了。这衣服是不扎眼却耐看的那种，再说到手的衣服也会有认同感，成自己一部分似的，老魏看见逢佳脸上有真心满意的神情便也真心地感动了一下。他们走出松坂屋，走在如潮如涌的人流中，老魏伸手围住逢佳的肩膀，他们看上去有种朝夕相处的模样。逢佳手里拿着新买的衣服，像个孩子似的，变得很乖。老魏问她要不要买这买那，她总是摇头。老魏不由得将她搂得更紧一点，从铜锣湾的如林大厦下走过。街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都是陌生的面孔，被潮热的太阳晒出了油汗，新买的东西勒着手，脚底冒烟。他们爬上两层的电车，看着街景。两边的招牌和霓虹灯几乎擦着他们的肩膀，沿街楼房的二层窗户，仅只一臂之遥，伸手可及。这些窗户有着最最恳切，柴米油盐的生计，这是任凭水流三千，日月交替却只永驻不动的生计。它们是香港灯火后面天和海一类的，海里的礁石一类的。它们是香港奇景的坚牢基石。这是最最平实的人生，香港的奇景有多莫测，它们就有多平实。双层电车上的人生也是平实的一种，它和地铁里的不同。它是要比地铁更加日常和琐细的人生，地铁的人生还要华丽一些，激情一些，也富幻想一些，尤其是过海底隧道的时候，奇景便呈现了。双层电车是老成规矩的人生，声色都很平凡。它沿了轨道当当地向前，在街角拐弯时，带着戏谑的虚张声势，排山倒海风驰电掣地过来了。当它到了终点，就有电车司机将终点站牌子摇下，换上另一个终点站的牌子。他们大都是年老的，开了一生的电车，电车是他们终身的朋友，他们换牌子的动作有一种彼此相知的情味，是令人感动的。双层电车攫取了香港的沸腾和繁华碎屑般的片刻，这些碎屑般的片刻往往倒是货真价实，一无虚伪的，它是那种五彩泡沫下的肥皂粒，五光十色下的霓虹灯管，它们也是天长地久的。这一天，老魏依然没有带逢佳去酒店。

下一次再见面时，逢佳的脸上有了认命似的表情，好像在说：就这样下去，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的。她的行为举止随便了许多，甚至还有一点放纵，她自顾自地从老魏的烟盒里拿烟抽，她抽烟的样子极难看，是麻将桌上女人的那一种。但她显然不老练，有点造作，这便有了一点天真。当她毫无经验地被烟熏了眼睛时，那样子竟有了一点苍凉的味道。这天她穿一身白，就好像要表示她的认命和坚持到底的悲壮，可却配了鲜红欲滴的皮鞋。这是最不懂颜色又自以为最懂的人最会犯的错误。她们以为白色是可以和任何颜色协调的，其实最不然。所有能够协调的颜色都是休戚相关的颜色，而白色是一种孤孑不拔最无商量的颜色，要与它相配只有向它靠拢和屈服。如今她一身白之下的一个红，显得毫无关联，怎么也沾不上边，很没着落的样子。然而，在她的一片悲壮之中，这倒是一点希望，只不过希望也是没有着落的希望，却是有挑衅性的。老魏这晚上无论说什么，她都很响亮也很迅速地说一个“好”。老魏很知道，“好”的意思就是“不好”，“好”的意思还是“好也罢，不好也罢”。老魏笑笑，不说什么。她也笑笑，也不说什么。她的不说什么就是在说：我看你接下来再做什么。所以，这天吃完饭，什么也没做，老魏就送她去了地铁。这是一次兴味寡淡的约会，约了和没约一样。他们没有叫“的士”，穿过一条横街，就是中环地铁站了。街边的水果摊上亮着电灯，地上有一些果皮和纸屑。逢佳的鞋跟笃笃地响，也是在向老魏发宣言。天气是潮而粘的，灯光就像是水面上的倒影，雾气朦胧。人的心也好像是潮而粘的，卷着角，起着皱，散发着一股阴干的衣服那样不新鲜的酸气味，颜色和花纹都模糊不清的。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老魏一个人坐在了丽晶的酒吧里，望着香港岛的灯火了。

这是认识逢佳那次之后头一回来这里，招待们还以为他是回了旧金山再又重来的，他们说：老魏来了？其实他是第二天就要走的。他坐在他坐惯的位子上，望着他望惯的景色，却不再是熟惯的那心情了。酒店里开着冷气，身上的潮粘干爽了，心里的潮粘也干爽了，酒是干爽着口里的潮粘的。香港岛的灯火看久了，会有凄迷的表情，在黑暗的天水之间茫然无措的表情。那天和水却是肯定无疑的，垄断性的，说一不二的。香港真是美不胜收啊，老魏在心里感慨。它的美还在于它的对比性：它是最海角天涯的，又是最近在眼前的；它是最荒无人烟的，又是最繁荣似锦的；它是最寂寞无声，又是最热闹喧哗；它是最海天漆黑中的最灯火辉煌。它是突兀的，没有铺垫，没有伏笔，没有渐强和渐弱，它是突然开始又突然收尾，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它是将历史截断的，它也是将社会截断的。它有一种逃离大陆的性质，还有汪洋里的一条船的性质。老魏凝视着对岸的辉煌，心里有一种怅然。方才潮粘的心倒是混混沌沌很满的，如今干爽了却空旷起来。老魏不由问自己，难道这一个夜晚就这么结束了？难道这一回香港之行就这么结束了？对岸的灯光在对他的心作仔细和耐心的撩拨。老魏觉着身上在出汗，不是那种粘湿的油汗，而是很畅快很凛冽的那种汗。他忽然站起来，走到酒吧那里，要了个电话。

他听见铃声在那头响了，还没人来接。他一直无从猜测铃声响着的房间是一个什么样的房间，也从不去追究。但话筒那头传来的铃声总给他一个局促周转的感觉，而不是那种空旷静寂，即使在这静夜里，这么长久的没有人接。他几乎要失望放下话筒了，那头才终于来接，声气很小地说了声“喂”。他就对她说一小时以后在跑马地的酒店见面，那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好”，就挂上了。老魏听了她这一声“好”，不由微笑起来。他埋了单，走出酒吧，看看表，已是十一点钟。他想这会不会有点晚，可又一想，这是香港的夜啊！香港的夜是没有晚不晚这一说的，香港的夜是没有时间的，是静止的夜，没有源头也没有尽头。车在海底隧道无声地通过，他耳边似乎有海水和水藻嘁嘁喳喳的流淌声。他想，这就是香港的罗曼蒂克吧！他想香港的罗曼蒂克是分几种的，有凯弟的一种，还有逢佳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天上的一种，逢佳的一种是人间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镜中月，水中花的一种，逢佳的一种是手拉手，心贴心的一种；凯弟的一种是一曲《采槟榔》便拉开帷幕的一种，逢佳的一种却是要喝酒、吃饭、购物、乘双层电车，再打电话约时间地点的一种。

老魏赶回酒店的时候，逢佳已经等在大堂了。她换了一身黄颜色的衣裙，脚上还是那双红鞋。颜色是接近了一些，但到底是靠不拢，想帮忙又帮不上似的。她坐在沙发里，眼睛看着门，见老魏进来，便站了起来。她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是准备就绪的表情，好像一个人要从一地去另一地，将用和不用的东西收拾整理了一遍。她依然是将自己交出去的决绝，但不是那么壮烈，一笔勾销的样子，而是委婉了一些，有了些枝节。老魏走过去，拥住她的肩膀，走进了电梯。

三

灯光透过窗帘，映在他们身上，就好像要钻进他们心里去似的。逢佳的声音在天花板下回荡，这是四分五裂的声音，房间里到处都是，不小心就被声音的碎片撞上了。老魏想起了凯弟，他发现凯弟和逢佳奇怪地有着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在事后说话。他想，这大约是罗曼蒂克夜晚的一个特征。无论是凯弟婉约的说话，还是逢佳聒噪的说话，他都能在其中一会儿睡一会儿醒，同时全部了解她们所说的并且识辨真伪。这些话好像不是进入他的耳，而是进入他的心，不是被他听见，而是被他感应。逢佳说她出生在上海一个资产者的家庭，父亲在她一岁那年来到香港，直到七十年代末才回去，要接她们母女来香港，她母亲不愿来，她便只身来了。为来香港，她和丈夫离了婚，丈夫也是一个资产者的后代，住在上海西区一幢花园洋房。老魏知道她句句都是谎话，可却觉得起心的真实。这是带有真理性的真实，而不是现实的真实。他微微露出笑意，灯光像虫子一样在他脸上爬行。逢佳的声音越来越高，好像忘记了这是静夜。她的声音在一个高处突然爆破了地发出一个尖锐的啸音，老魏的心紧了一下，笑容收起，他体会到了逢佳的痛楚，他甚至还体会到了凯弟的痛楚。凯弟的痛楚是蒙着一层膜的，逢佳的痛楚却从那个爆破音中冲出来，是贴了肉的。他不由想：你们这些女人啊！窗帘上映进的灯光也有了痛楚似的，令人伤感。这就是罗曼蒂克夜晚的伤痛的本质吧。老魏这时候无比地清醒，他望着枕上的逢佳的脸，头发蓬乱，光影交错，嘴唇异样地鲜红着，一张一合。是一种浓艳的丑陋，穷凶极恶的丑陋。有了这丑陋作底，香港夜晚的美便不再是浮光掠影，而是实实在在的美了。这丑陋是石头一样坚硬的东西，是千年万载的。

后来，窗帘上有晨曦一样的光均匀地布起，灯影平息，犹如风暴过后的海面，变得平静了。老魏说，逢佳，去美国的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慢慢来。逢佳静下来，敛息屏气地听，房间一下子空旷起来，简直是辽阔了。老魏又说：逢佳，其实除去美国之外，还是有许多可行可靠之处的。逢佳说，我就是想去美国，你说，怎么办呢？她这时的声音很低，但很沉，和方才那四射四溅的声音完全不同，好像是两个人在说话。外面的路灯在一盏盏地灭，最后全灭下来，天亮了。老魏停了一会儿说，逢佳，我虽然无法保证你一定去美国，可我会保证你，怎么说呢，我的话你懂吗？逢佳说，你的话是外国话，我不懂。然后翻了个身，背过脸去。老魏知道她说不懂的意思就是懂，便不再多说。只一会儿，就听有鼾声起来。这是疲劳极了然后沉入睡乡的鼾声，还是多日的期盼有了着落的鼾声，虽然着落也是没有着落的着落。老魏却不敢睡了，旧金山的航班再过几个小时就要起飞了。他听着耳边的鼾声，心想：这就是香港的罗曼蒂克夜晚的结尾？

系好安全带，坐在舷窗边的老魏，望着不远处在阳光下的楼群。楼群是灰白色的，一种疲乏的颜色，还是一种裸着的颜色。阳光既是酷热的，又是惨淡的。当飞机开始滑行，并且离开地面，老魏便想：这山崖礁石间的水泥小东西，难道就是香港？飞机升上天空，一个侧转，那香港陡地退于山石之后，带着惊鸿一瞥的表情。老魏松开安全带，抱着胳膊，下巴抵在胸前，睡着了。梦中他回到了旧金山。老魏是唐人街上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唐人街上永不消散的油烟和酸辣气味是他们又亲切又起腻的气味。唐人街是他们家乡一样的地方，他们后来离得再远也会经常地来，聊解乡愁。他们的英语讲得磕磕巴巴，带有广东味，或闽南味。他们的汉语也不大行，只会说不上书面的地方话。这种地方性的语言使他们成为一种没有国家而只有籍贯的人。而他们与他们的籍贯却路远迢迢，甚至老死不相往来，只有他们从爱琴岛过来的父辈描述过那里的风物。所以他们其实是连籍贯也没有的人。他们把唐人街建设成一个小国家，根据他们渡海带来的家乡的旧习俗，还根据历时历年从家乡传来的新消息。这些东西全有着以误传误和一鳞半爪的面目。可是不要紧，这决不会妨碍他们对它骨肉至亲的心情。逢到美国的国庆日，唐人街的欢庆队伍是一个奇观。其中有开天辟地的盘古，有西天取经的唐僧，有创建蜀汉的刘玄德，有七下西洋的郑和，有财神爷赵公元帅，有菜园子张青。这是他们称为祖先的人物，是他们寄托血脉之情的人物。当他们摇摇摆摆走在游行队伍中，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之感，好像一支孤旅。老魏小时候扮过莲花送子的小子，长大又扮过刘玄德，有时他顶戴花翎，满装朝服，自己也不知是个谁。唐人街地砖上的一条缝，都是熟进他心里去的。他们的孩子是走出唐人街一去不回的一代人，他们说英语，吃汉堡包，十八就搬出家门，在餐桌上喝着凉水。国庆日，他们走在美国人的队伍里。奇怪的是，他们的面目都有些改变，是不像中国人，又不像美国人的一种，不过这符合美国精神，是移民的面目。老魏的太太也是唐人街的那代人，唐人街上的婚姻带有种族同盟的意味，还带有同舟共济的意味。他们在一起，干活吃饭的时间多，谈情说爱的时间少。他们的婚姻是最本质的一种，两个无根无攀无援无助的人在了一起；他们的婚姻还是起源性质的一种，好像荒岛上唯有的一男一女，合二而一繁衍人类。这几乎是所有移民的婚姻的面目，爱情对于他们是奢侈，生存是最要紧的。他们是边缘上的一群人，他们必须手拉手，才不致滑落下去，然后前赴后继地向中心接近。他们的一生是辛劳，没有休憩，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一生，是没有逃避的一生。他们的人生都是实打实的。他们的宗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要求回报的虔信，他们的神是有实际功能，分工明确的。他们早起一炷香，嘴里就念念叨叨地分派了任务，或是福，或是禄，或是寿。他们的娱乐也是实打实的，比如吃和赌这两种。口舌之欲是最贴近生存含义的欢情，这是民以食为天的生存原则的模拟游戏，它又饱腹又有口舌快乐。赌也是有生存含义的娱乐，而且有宿命的含义，它是对变幻无常命运的模拟游戏。它那无从捉摸又确实无疑的概率原则，是幻想的动力。赌的时候人们容易投入，它是将发财和破产概括化又典型化的游戏。这种实打实的人生是加倍辛劳的人生，工作是辛劳，奋斗是辛劳，娱乐是辛劳，婚姻是辛劳加辛劳。这是密不透气无缝可钻的人生。他们没有材料开辟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和休憩地，精神对于他们是个虚无的东西。这就是唐人街上的人生。

飞机降落旧金山，是阳光灿烂的好时分，老魏手表上的香港时间，使他有狐疑之感，也有茫然之感。香港就像航海传说中的幽灵岛，无声无息地沉没，海面平静，有吃水很深的船只在那里通过，就像从未有过似的。旧金山的太阳是明晃晃的那种，阳光是透彻而爽利的，不像香港的那样粘缠，好像有许多情义，又有许多难言之隐似的。旧金山的阳光是大刀阔斧，明是明，暗是暗的那种；香港的却是暧昧的，模棱两可的。灯光也是两种：从湾区桥开车进旧金山时，灯光是被地平线托举着升起，是壮丽宏伟，与日月同辉，和天地共存的景象；香港是旖旎的，曲折周转的，如梦如幻的。旧金山的灯光是宣言宏论式的；香港的灯光是窃窃私语式的。旧金山的灯光爱恨分明；香港的灯光恩怨缠绕。旧金山的灯光如雷霆万钧，骤雨疾风；香港的灯光是一点一点咬噬着你的心。

逢佳就在这灯光里行走着，香港的灯光还是伸手可及的。灯光触摸着她，好像风吹着她。这是一个没有风的夜晚，风滞在粘湿的空气中了。她是去找小栉的，她要请小栉帮她分析一下形势。既然老魏是小栉介绍的，他自然就有分析形势的义务了。当她坐在小栉报馆里那间堆满报纸的写字间里，一台冷风机嗡嗡地运作着，小栉问她事情怎样了，她忽然就感到了不好说。她停了一会儿，才对小栉开口，她说，老魏是个老滑头，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却是三天两头地请她吃饭喝酒，她倒成了个陪酒的了。说到最后，她又加了一句：不过我也没有吃他的亏。这话有点没头没脑，还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小栉有些听不懂，也不好回答，就说：像老魏这样的人，社会上混了几十年，要叫他不滑头是不可能的，不过也正是这种老练，才是成功的保证，就看你的功夫了。他最后这句话是带了调侃的口吻说出的，否则就有些流氓了，但这却是一句真话，逢佳也不见怪。像小栉和逢佳这些大陆来的新移民，他们单枪匹马在这人地生疏又世事纷攘的地方沉浮了两三年，就像给磨去一层皮，都成裸着的了。他们追求真相，喜欢一针见血，务虚和掩饰一概不要。他们变得很简洁，直接。说话也是这样，表面文章统统不作，要说就说肉里，甚至骨头里的话。等到落下脚跟，站稳立稳，从容下来，才能渐渐地再长出一层皮。但这时候，骨里肉里已布满伤痕，人也是个新人了。他们两个上海人，在一起就是说上海话，叽叽喳喳的。有别的值夜班的同事跑进来，奇怪地看他们两眼，又退了出去。他们先是很汹涌很迫不及待地说出许多话，然后就都有些疲乏地静下来。冷风机嗡嗡地响。冷风机吹出的凉意是一种抓住一点，穷追猛打的凉意，是拼足全力的竭诚请求。最终，你全身都凉了，起了鸡皮疙瘩，心里却是热的，还是疲累的，于是便出了冷汗。逢佳站起身拉开了窗，一团热气裹着喧嚣的市声涌了进来，她转过头，表情奇怪地笑了一声：老头子说美国不怎么样，自己倒说走就走了。她站在窗前，身后有黑的夜和朦胧的灯，显得有些苍茫的样子。小栉心里惊异着，嘴上并不说什么。然后，他把逢佳送到楼下面，空气潮得就像一条河在流淌，他们全是河底的鱼虾。小栉心里有些凄凉，他叫住逢佳，低下头说：人的命运都是有定数的，不属于你的强求也不得。逢佳又笑了，说：我倒是相信人定胜天这句话的。小栉便不好说什么，抬头看了她走去，一个很大的“粥”字在她的头顶，渐渐地她远去了，那“粥”却还那么大。他看出她的背影里是怀着决心的，但这决心却是茫然无措的。小栉感到一阵悲哀，他想：人生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就是这样一往无前的就叫做人生？

像这样潮湿闷热的夜晚，你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在街道上行走，走走停停，又停停走走。有的刚开个头，有的将要收尾，还有的正在中途。这便是香港的夜晚为什么总是跌宕起伏的缘故，这是最不平静最不安宁的夜晚，多少出悲欢离合同时演出。香港的灯光就像戏台上的灯光，戏台也是个大戏台。许多连台本和折子戏穿插交错地演，也有的只是一支曲子，一个开篇，一段弹词。有的是锣鼓家什一起登场全面开火地奏，有的只是一把弦子或者一管箫，千回百折地拉和吹。有的生旦净末丑文武行当一应齐备，有的只是一个旦或一个生咿咿呀呀哦哦吔吔地唱。香港的戏剧却不是《窦娥冤》那样悲天恸地的苦戏，也不是《西厢记》那样山回路转的团圆戏，它不是忠孝节烈的《精忠记》，也不是情深意长的《汉宫秋》。它是一折《三岔口》，浑水摸鱼，黑里摸瞎，阴差阳错，讲的是蒙眼功夫，暗来暗躲。它还是行当反串的戏，你中有他，他中有你的。它是高兴也高兴不到顶，难过也难过不到底的。它是激奋也激奋不到头，消沉也消沉不到尾的。它是叫你统统落了空还有一丝指望，统统收进怀又有一块破缺的。但无论怎样，香港的故事是不会演到头，香港的戏台子总有着弦歌管乐，香港的灯火总也不会阑珊。

四

老魏再一次来香港已是这年的圣诞前。老魏爱香港的圣诞，爱它既是一个人的，又是大家伙的；既是形单影只的，又是普天同庆的。它是将许多种寂寞累积起来的大热闹，将许多个孤独集合起来的大团圆。圣诞夜是浓抹重彩的香港夜，是夸张强调的香港夜，是典型概括的香港夜，还是抽象的香港夜。这是一日等于一百年的香港夜，是千条江河归大海的香港夜，是沧海巫山的香港夜，还是大浪淘沙的香港夜。

老魏下飞机时距离圣诞夜仅只二十四小时了，启德机场一片繁忙景象，机坪传来飞机起落的轰响，几个行李传递带在同时运作。老魏的心昂扬起来，有一点小孩子过节的高兴劲儿。他急不可耐的，等不得到酒店，在机场就给逢佳挂了个电话。接电话的却是个男人的声音，说广东话，听起来有些苍老，问老魏是谁，老魏竟不知该怎么回答，停一下才说是从美国来的朋友。好像是“美国”这两个字打动了对方的心，口气缓和了，说逢佳已经不住这里，搬了新地方，走后并没来过电话，所以也不知究竟在什么地方。老魏只得放下话筒，心里升起一股难言的失望，他失望得几乎忽略圣诞夜马上就要来临。他停了有两分钟，才想到应该和小栉打个电话。他先打到小栉的住处，没人接。又打到小栉的报馆，说是今晚不轮他值夜班，他应当在家。他再打到住处，还是没有接。只得走出机场要了“的士”去酒店。车在灯火里无声地向前滑行。树上全布了灯，真是火树银花。每一座酒店都是灯的高潮，那是立体状的灯光，排山倒海而来，又山呼海啸而退，露出一瞬间的黑夜。老魏的心是惆怅的，是灯光变幻衔接处的那一瞬间的黑暗，是大街后面灯火萧条的横街。他想，没有逢佳的无数个香港之夜是如何度过的呢？然后他回答了自己，一个是“没有”，一个却是“失”。“没有”和“失”是不一样的。他到了酒店，住下之后，又给小栉打了个电话，心想这夜半时分总该回家了吧。可依然没人接，铃声徒然响着，有一种自吟自唱的味道。他这时才想到，小栉是将电话关了。他泄了气，躺在床上，看着窗帘光怪陆离的灯影，耳边有极隐约的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圣诞歌曲。这其实是香港最活跃的时分，有许多歌曲，电话和圣诞卡在空中飞行，最活跃中的寂静则是最最深的一种。老魏心里有虚浮之感，这香港成了海市蜃楼，这夜晚也成了海市蜃楼，而他这人则成了海市蜃楼中的人影儿。灯影布在他的脸上身上，他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张照相的底片，那种黑白红绿都颠倒的透明的底片，这是奇异的感觉。他开始等待天亮。灯光熄灭了，有了天光，白昼到了，他这张底片便可显影定型恢复原样似的。老魏领略到了香港夜晚的虚空，其实他要的就是这个虚空，这是他从实打实的人生中逃避出来的一个空隙。可是他要的虚空也当是个实打实的虚空，而不是飘浮的虚空。他想着逢佳在什么地方。想着香港每时每刻立体交叉地发生着不期而遇，可是真正要寻找一个人却近乎没有可能。这是一个什么奇怪的道理呢？

老魏直到第二天，也就是圣诞夜的中午，才找到小栉。小栉告诉他，逢佳是从她父亲家搬出来的，有个朋友外出半年，将房子借给她住，地方在北角。老魏就问她的电话，小栉却沉默了一下。他没有立即告诉逢佳的电话，而是很谨慎地问了一句：你找她有什么事情吗？老魏觉得这问题不好回答，停了一会才说：一起过节而已，当然也请小栉一起啦！小栉就说：老魏，有一句话也许我不该说，听了你也只当没听；就是说，假如你不能担保她去美国，那么最好不要给她希望；你大概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不怕失望，倒是怕希望的；尤其是逢佳，她是多少次失望也打不倒的，但一次希望会把她的魄力和能力全消耗掉的。小栉这些话其实是很深刻，可说带有总结的意思，它所描绘的那一幅挣扎的图景，是五十几年人生的老魏全然了解并深有体会的。同时他也意识到小栉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关系到他和逢佳关系的基础，也可说是前提。但这是一个极其微妙难度很大的问题，老魏无言以答。沉吟良久，他说，今天晚上，他请他们吃圣诞大餐，在某某酒店，某某时间，他等他们。最后他又添了一句：我们三个单身人一起过圣诞夜吧！以后的半天里，老魏的心情是失落的，可也是平静的。他一个人去铜锣湾为逢佳和小栉挑选圣诞礼物。小栉的礼物顺利地买好了，是一个真皮钱夹，逢佳的却很费周折。这世界上所有的礼品似乎都是为女人的，所有为女人的礼品似乎又都百川归海地归到了香港。他在化妆品，首饰，皮鞋，帽子，还有无穷无尽的衣服之间徘徊很久，到底是拿不定主意。他想，幸而逢佳不是艺术爱好者，否则就多出了音带，唱盘，图画的一种；也幸而逢佳不是个宗教信仰者，要不又多出十字架，圣母像，圣经书的一种。香港的礼品是百无一漏，万无一失，天罗地网式的。他正暗自感慨，并且犹疑不定，却听有人叫他，一回头，见是凯弟。他不由得又一遍想，香港的不期而遇真是无时不有，而要刻意寻找一个人呢？

后来还是凯弟帮他挑好一个带心形坠的十四开金的手链，手链是极精致的螺丝纹，心形坠也是极玲珑的一颗，散发着含蓄而明净的光芒。老魏觉得这个手链在一身大起大落的逢佳腕上，有着沧海一粟的感觉，这倒像是凯弟为自己挑的。但他不忍拂了凯弟的好意，还是买下了。他想这样也好，逢佳身上有那么一点不同的东西，就好像有了一点纪念似的。然后他就和凯弟去找地方喝咖啡。凯弟在人群如堵的街道上走路，好像有着穿墙而过的绝技，她一下子就到十来步之前，站下脚等待老魏挤挤攘攘地过去。她穿一条黑色的底边有镂空花纹的长裙，直发垂肩，露出瘦削的额和颊。当他们在一个灯光幽暗，欧洲风味的咖啡馆坐下，衬着暗红色的墙，她的脸色白净无瑕如同一张画，也能穿越而过似的。凯弟向老魏问了些这，又问了些那，却独独不问他为之买链的那个女人是谁。老魏在心里一直等着她这个问题，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来临，老魏便感到一种奇怪的失望。凯弟这样的女人是没有前因后果的女人，她们就像思维里那种叫做“灵感”的东西，或者叫做“悟”的东西。而逢佳却是称作逻辑，推理的那类思维的活动，她是一环扣一环，一浪推一浪，要求甚解，寻根索据。逢佳是更难对付的，她是要求负责的，她是叫人感到重量的，因这却把那个虚空给拴住给坠住。而凯弟只会放大那虚空，使那虚空更加飘无定所。老魏突然生出一个念头，这念头里有一点叫他惭愧的卑鄙，也有一点叫他兴奋难捺的新奇。他说：晚上有一个聚会，你一起去吧！凯弟说晚上她正好没事，就一起去吧！以后的两个小时，老魏振作了起来，变得有说有笑。

带凯弟去和逢佳见面，是一个试探，又是一个激将，还是一个战略性的转移目标。老魏有些迫切地想看到这个场面，这一幕里会发生些什么呢？夜晚来临之前的香港是有些手忙脚乱的，来不及作准备似的，尤其是这圣诞之夜来临的前夕。餐厅和酒吧的招待脸上的笑容里都藏着不耐，好像急于打发下午的客人而迎接晚上的，却又不好流露。西下的日头也被催促着为夜晚的灯光让位，迅速地往楼丛的深谷沉落，一路上不免磕磕碰碰的，在这幢楼顶停一下，在那幢楼顶停一下。人群也是匆匆的，要从下午赶到晚上，可车却堵得厉害。局面难免会是混乱的，顾此失彼的。老魏和凯弟走出咖啡馆，向约定好的酒店去时，正是那混乱过后安静的一刻，餐座酒楼里空旷了，行人稀少了，车辆也流通了。太阳落尽华灯还未初上的一刻，有淡泊的光线，在街道上平缓地流淌。这样的光线是把景物刻画得很细致但却平面的光线，一切景物都要比它原先的清瘦，单薄，形销骨立的样子。凯弟走在老魏身边，就好像一束修长流利的墨线走在老魏身边，风一吹就要散似的。她的声音也像空气中飘浮的一团雾，很清晰，又很渺茫。他们到达酒店，正是华灯初上。

小栉没有来，逢佳一个人来的。她穿得一团火似的，却不是风中荡漾光焰摇曳的火，而是炉膛里左突右突火花四溅的火。她这一身大红裙装是含有涤纶成分的料子，褶皱和线条全是说一不二地挺立着，新烫的头发上箍了一条红发带，卷发向四面张开着。这一回，她身上的颜色倒是统一，可却有集中火力万炮齐发的味道。相比之下，凯弟是退避三舍的，又是退中有进，以柔克刚。逢佳则气势压顶结果扑一个空的。逢佳一到场，老魏便意识到这幕戏剧并没有朝他设置的方向发展，他的试探，激将和战略转移都是没有下文的，只有平地而起一个打击。他没有想到，逢佳在凯弟面前会这样自卑，自卑得把老魏忘了，自卑得把她的目的也忘了。老魏这才发现女人既不是灵的动物，也不是肉的动物，她们统统是物的动物，这物集中表现为服饰。服饰是她们的目的，也是她们的手段；是她们的信仰，也是她们的现世；是她们的精神，也是她们的物质。服饰包括了她们人生的所有虚实内容。这是比她们本身更能证明和实现她们价值的，这便使得女人的人生奋斗总要比男人的多出那么一点艺术的味道，其中还含有一项审美活动似的。在逢佳服饰方面的极端自信背后，其实是同等程度的不自信。凯弟的服饰和趣味一下子就把逢佳击垮，她顿时对自己全盘否定。她否定的还不是这一天，这一晚，而是整整的从无到有的三十几年。她想她所有的衣服，鞋子都是浪费的，买了比不买更痛心的。她想她在服饰方面所有的经验也是浪费的，有了比没有更无用的。她一切都要从头来起了。她脸上带着无地自容的表情，她一连打翻了两杯饮料，第三杯饮料端上的时候，她正在拆老魏送她的礼物，便将一条手链不偏不倚地落进了杯子。那手链落进杯子的景象是有点情味的景象，它无声地溅起橙色的泡沫，然后沉底。这情景与老魏心底深处的什么记忆一类的东西不谋而合，同情油然而起。凯弟则从容自若，不动声色，但那战胜者的得意，毕竟逃不过老魏的眼睛。老魏惊奇凯弟也会有人间的感情，她这时的心虽无残酷之处，可毕竟使她变得真实可信了一些。看来服饰真是了不得的东西，在服饰的面前，即使凯弟这样若隐若现的女人，都会露了真相。只不过，凯弟的真实和逢佳的真实又是两种真实，一个冷，一个热；一个是水至清而无鱼，一个是污泥塘的莲藕；一个是假亦真时真作假，一个是真作假时假亦真。

见到逢佳的喜欢是一点一点弥漫起来的，在老魏的年纪，已不会汹涌澎湃的高兴，他对什么都是有准备的。没有什么突如其来的情形了，任何情形全都是相衔而来，就像系列剧一样，一集接一集，有的貌似无关，其实因果相连，或者貌作惊人，其实大同小异。老魏他并不需要什么意外之笔。他只要情理之中的一点灵感，仅此而已。见到逢佳的喜欢是掺了点不悦的喜欢。老魏的年龄是清浊合流的年龄，情感都是毛边的情感，不是那么光滑，整齐，眉目清晰的。老魏反倒觉得过于纯粹的情感是脆弱的，杂芜的反倒扎扎实实，比较可靠。见到逢佳的喜欢是隔了膜的喜欢，喜怒哀乐全是伤身之物，老魏是把这喜欢包起来供着看的，就好像玻璃缸里的金鱼，隔岸地观火。老魏看着烛光里的逢佳，几个月过去，她脸上似乎又有了些沧桑。在逢佳这个年龄，时间和经历的笔画已经把里面写满，写到外面来了。而老魏则里里外外都写遍了，并且是层层叠叠的，反倒写不上去了似的。逢佳却正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笔一画都跑不掉，叫人黯然神伤的。这也是每年圣诞里，总有着一股莫名感伤的来由，就像大川大河般的灯火后面那横街上水果摊前的一串小黄灯泡；豪华大酒店外面，挂了“粥”幌子下面的鱼丸汤；圣诞歌曲遮盖下的委婉凄清的广东戏。

十二点来临的前一刻，有一种静寂的紧张，好像生怕会错过这一刹那，留下终年的遗憾。这是从去年准备到今年的一刹那，然后再开始向明年准备的一刹那。香港这个大节目的最高潮，很多声色等待着出场，很多热闹也等待着出场。钟声即将响起时，真是静得要命，地上掉一根针都是“当”的一声，整个香港敛息屏声。然后，钟声一记一记敲响了，那一记一记钟声其实是例行公事的，紧接着的欢呼欢唱也是例行公事的，圣诞老人散发纸做的玩意儿更是例行公事的。香港的节日是彩排过的节日，而且是一年一度甚至一年几度的彩排，这里有一种虚拟的热闹，是有摹本的虚拟，而不是想象力的虚拟。这是虚中有虚，假中有假，人都是个虚人，也都是个假人。这一刻香港真是开了锅，无处不欢声，无处不歌舞，霓虹灯翻江倒海似的，圣诞树也在唱“铃儿响叮当”。每一个人都在发出声响，每一件东西也在发出声响。沸腾中只有一点静的，就是那杯底的一条手链，小蛇一样匍匐着，伺机待发的样子。十二点之后，其实有点人意阑珊，有些倦意，有些没打出来的呵欠，都克制在心里，生怕扫自己的兴。这一天过得实在很辛苦，积攒了一年的激动和紧张和忐忑不安。舞场里的旋转停不住似的，转个没完，带着股良辰美景何时再的表情，拼命拽住什么又拽不住的。圣诞歌就像滑了纹的唱片，圈子绕个也没完，唱哑了嗓子还不得不唱。十二点之后的圣诞夜有点欲罢不能煞不住脚的味道，中了惯性的魔。

老魏和逢佳、凯弟走出酒店时，三人脸上都像花了似的，不太干净。他们走在灯海之中，好像云里雾里。老魏叫了一个车，先送凯弟，然后就让去北角。到了北角，逢佳下了车去，老魏也下了车去。逢佳说，老魏你下车干什么？老魏说我送你上楼。电梯上了二十楼，老魏又说，我陪你坐一坐。逢佳咣咣啷啷地打开铁门，又打开公寓门。一室一厅里，到处是逢佳的衣服，东一件，西一件，莺红柳绿的，像个大戏台。桌上有她喝过水的杯子，杯口留有半圈口红的印子。老魏去用洗手间，镜子上沾满了水迹和牙膏。卧室里的床是马马虎虎铺上，然后又躺过人的。这公寓里的一切都是揉搓过的，有着人手心里的汗气，身上的体温。逢佳忽然从皮包里摸出那个手链，朝着老魏扔去，说：你是在打发我吗？老魏一躲闪，那手链在灯下亮了一亮，就到找不见的地方去了。逢佳又说：今天晚上我们要把事情说清楚。老魏说，我认为，事情已经说清楚了。逢佳忽然就哭了，大颗的眼泪滚下脸颊，这一个夜晚是那么不如意，很多夜晚都是那么不如意，不如意的夜晚真是太多太多，多得数也数不清。老魏走过去，要抱逢佳，逢佳不让抱，用手扑打着，像小孩子们的打架。老魏只得住了手。两人站在灯下，脸色都有些惨白。灯火在楼下的街道，好像在很深的谷底。大多数的窗口里是黑的，只有一两个亮着，好像众人皆睡我独醒的眼睛。老魏说，过了节，我去托朋友租个公寓，你住，我也住，一年我会来两次，其他时间都是你的，去美国的事要慢慢来，刚担保了一个亲戚去美国，总得缓一缓吧，否则移民局会打回票的，打了一次回票的记录到底不大好。老魏很耐心地说着这些，逢佳不哭了，面对着墙，老魏这才又走过去抱她，她没拒绝，最后，说了一句：老魏你说话要算数。老魏觉着了她的可怜，他想起小栉关于失望和希望的那些话，逢佳的可怜便更加刻骨穿心了。

圣诞夜只剩那么一点点边角了。这点边角是用一点希望和一点眼泪填满的，还有一点情爱。床单和被单有着逢佳身上的气息，还有点潮湿，地毯上的鞋横一只竖一只，地毯也是有污迹的地毯。逢佳的身子是结实柔软很暖和的，这里的一切都是结实，柔软和暖和的，它们是见缝就钻，贴身贴肉的。这样的卧室是蜂巢或蚁穴中的一孔，圣诞夜就盛在这样的蜂巢或蚁穴的孔中，每一格孔中都有一些结实的，柔软的和暖和的东西，嵌在那如海如潮的灯光与歌舞的深处。

五

第二天，老魏陪逢佳去买东西。出门前，逢佳说：老魏，你把买东西的钱给我，我自己安排。老魏一想，这个建议很有道理，实事求是，也是开诚布公的意思。他干脆又坐下来，从头说起地说，他将每月给逢佳吃饭多少钱，穿衣多少钱，零花多少钱。逢佳也坐下来，补充道，凡老魏来香港的日子，吃饭的费用就当增添。老魏则说，若是他来香港，一定会在外吃得多，在家吃得少，费用倒是节省的。后来，他们就原则上定下老魏来香港时增加饭费，逢到具体情况再临时做修改。最后一切谈妥，逢佳又添一句道：反正大家凭良心。这句话是有人间冷暖的，老魏倒有点感动。虽是笔交易，可有了良心作凭，就有了些温爱，也有了些相互的同情。他们坐在厅里的餐桌边谈判，好像在这公寓里已经生活很久了似的。公寓和酒店是不同的地方，公寓是有表情的，酒店则没有。公寓的起居作息是有细节的，酒店的却是理论化的。公寓是注重过程的，酒店是目的性的。公寓是家常的衣服，酒店则是外出的礼服，自己对自己都是谨慎恭敬，不可随便的。不过，北角的公寓还是别人家的衣服，虽然这衣服上有了逢佳的气息，老魏也留下了一点。公寓就好像有许多小动作，特别容易和人打成一片，不分你我。老魏这一夜的公寓，是可抵上之前所有的香港的经验。以前他是在九龙看香港岛，现在是进入岛中心了。

然后他们就去搭乘往上环方向的地铁了。逢佳今天的购物，表现出从本质上求变的倾向。她的眼睛总往黑色和灰色的上面看。老魏知道她是在向凯弟靠拢，但没有说穿她。但逢佳看凯弟其实只看来些皮毛，凯弟穿黑，她也要穿黑。但凯弟的黑是素的黑，逢佳的黑却是泼墨似的浓丽的黑。凯弟的黑是简洁的一笔带过的黑，逢佳的黑却是繁枝琐节，琳琅满目的黑。逢佳的黑里不是虚空，而是满了又满的，是所有颜色的总合，鲜艳中的最鲜艳。逢佳今天的购物，是以黑为主。她买了黑的裙装，黑的犜恤，黑的长袜，黑的发带，显示出一股执着的决心，老魏也有点感动，心想她是完全没有矫饰的，就算有点矫饰，那么这点矫饰也是真货色。街道上行人如堵，商店里也是堵。在节日的灯海歌潮之后又是购物的狂潮，这也就是香港圣诞的一虚一实。人们手提各色包装袋，穿行在大小商场，喧嚣的市声是永远不沉的空中浮云。拥挤的时候，逢佳挽住了老魏的手臂，这一挽就像是一个正式的承认，老魏不由得心生感激。逢佳脸上出了层薄汗，脸色更加鲜润，显得很年轻。老魏紧了紧臂弯，将她的手夹住。他有些对她抱歉，可是他想这大约是他最后一个故事了，他已是在人生的梢上了，前面还会有什么风光呢？街上的气氛使逢佳活泼起来，她大声嚷着，人声嘈杂，老魏只能听见一半。她总是在说这件东西怎么怎么，那件东西又怎么怎么。她今天的样子是种事情有了结果，心事了结的轻松，不过是暂时的轻松，有点得过且过的味道。她有几次说到什么好笑处，就把下巴抵在老魏的肩上笑，有一次还下巴使劲往下顶了顶，表示格外地高兴。这时候，老魏便有种受到嘉奖的安慰心情。

他们吃过午饭又到老魏住的酒店，取些随身用品，又问服务台有没有电话留言，有一个是他女儿女婿从美国打来，只为说一声圣诞快乐，还有一个是他香港的朋友打来，请他下一日去赴家宴。然后他们就回到北角公寓，身上都有些乏，拉了窗帘上床，只一会儿就都睡熟了。北角的天空无论是晴是雨，都是阴霾浓重。北角的天空还是狭狭的一条，日头和雨都是溅进来或者漏进来的。北角公寓里的睡眠是沉到底的睡眠，跑马地酒店的睡眠是浮在面上的。这是老魏在香港最深沉的睡眠，他甚至在熟睡中也能感觉到酣畅和香甜。他能听见自己的鼾声，也能听见逢佳的鼾声，他甚至还能看见房间里一层一层暗下去，可他确是熟睡着的。这是最喧哗热闹中的静，最流光溢彩中的止。这就像是这喧哗热闹流光溢彩中的一个核。无论世事怎样多姿多色，个个种种，这个核却是千篇一律，万变不离其宗，带有起源和归宿的性质的。他们睡在人家的公寓的床上，主人不知在什么地方。睡在人家的公寓里，有一种漂泊的味道，这是比酒店还要漂泊的漂泊。酒店的漂泊是名正言顺的，人家公寓里的漂泊则带有遭遇的意思，是漂泊中的漂泊。窗下的市声是波涛起伏的声浪，一阵涌起，一阵退下，双层电车在街角奇险万般地拐弯，当当地奏着急急风。他们在二十层公寓里的睡眠还像是峰顶浪尖的睡眠，有岌岌可危的面目，一不小心就坠身谷底烟消云灭似的。暮色降临了，北角的暮色是阴霾的暮色，带有雾状，并且是稠粘的。华灯初上的时刻有一些伤感，人和景物都缠绵萦绕丢不开手的样子。霓虹灯招牌是如林的，还是鳞次栉比的，遮挡了二楼和三楼的窗户，窗户里鸦雀无声。

他们醒来，房间里是暗的，逢佳说：天还没亮啊！老魏说：天已经黑了！他们渐渐明白了时间，就都不作声，懒懒地躺着。圣诞终于到了尾声，一个大节日过去了。紧接着又有一个大节日来临，就是元旦。两个大节日之间的日子是沉默无声，偃旗息鼓的日子。屋子里还在继续暗下去，好像这暗无底的，可以永远继续下去的。不料想等它暗到一定的程度反倒亮了起来，本是混沌的暗，变成了清晰的暗。房间里的东西渐渐有了轮廓，房间里的人也有了轮廓。好像这暗里的杂质最终沉了底似的。老魏看看逢佳仰天躺着的脸，那脸在黑暗中像一张孩子的脸。他说：逢佳，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逢佳反问道：谁不要去美国？你自己不是也在美国？我就不问你。老魏说：我是生在美国的。逢佳就说：不生在美国的人就不可以去了？她这话是胡搅蛮缠的，也是回避问题的。老魏就笑了，他想她其实是聪敏的，不过她的聪敏不是像凯弟那样自己知道。聪敏在凯弟是理性，在逢佳则是本能，掩藏在无知无觉里。因此她一方面不得不强词夺理无理取闹地对付你，另一方面心里又是惶惶的，自知有错的，是谦虚的，又是抱歉的。但再怎么样她也是牢守阵地，这守持中便带了一个悲绝的姿态。老魏换了个话题说：我刚来时给你打电话，是位老先生接的，是令尊吗？逢佳立即顶嘴似的回道：是又怎么样？老魏被她顶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怔了一下说：他至今不知道你的住址，应当打个电话回去的。逢佳冷笑说：他不能打电话来啊！老魏知道她又在胡搅蛮缠，但即使是胡搅蛮缠中他也听出一些隐痛似的原委。他不再说话，也仰天躺着，有一些时间在静默中过去。忽然逢佳翻了个身，伏在枕头上说：你和凯弟睡过觉了吗？这问题有些突兀，也过于直率了些，老魏一时有些张口结舌，他不由想到：他等凯弟问的问题，这会儿却从逢佳口中问出了。他来不及回答，逢佳却又一个身翻过去，说：你们肯定没睡过觉。老魏这倒有点意外，问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反正没睡过。老魏却越发好奇，还是要问为什么。逢佳就说：因为她聪敏，不像我这样笨。这话是有些负气的，在歪扭七八中也不无道理。老魏只是为她的判断失误微微感到遗憾。但他又觉得从某种方面来说，逢佳的判断也许更接近本质的真实。同凯弟的睡觉，就像是一阵风便可吹散的一团雾，一团烟，是扑朔迷离，若有若无的。逢佳的这一个问题，却使老魏有些兴奋，他翻了一个身，向逢佳问道：你是高兴我与她睡觉，还是不高兴我与她睡觉？逢佳笑了一声：没有感觉。老魏听了倒有些嘲笑自己这问题问得没有年纪，就像个热恋中少年似的。两人都不再作声，手臂枕在颈下地躺着。灯光不时在窗帘上移动，这是嘁嘁喳喳似的灯光。有些凌乱，杂沓，颜色也是有些乡俚气的，他们眼看着又要睡过去。逢佳却又冒了一句：反正就看你的良心了。

这是她今天第二次提到“良心”了，第一次是在早上出门之前。两次提到时都用了“反正”这个词。这个词是不计好歹，不论输赢，背水一战，破釜沉舟的。它是全部交代，无可奈何，有去无回，华山一条道的。老魏心里有了痛惜，可是，他也又一次的，前一次是在上环，这是第二次的想到：她是他最后的故事，最后一个风景了。老魏这时说：我能抱抱你吗？逢佳干枯着声音说：随便。老魏伸手将她揽在怀里，她是那么盈满于怀，叫他整个身心都充实起来。

节后第一天，逢佳照常去她那个中资背景的小公司上班。老魏回到酒店处理一些事情，又和美国通电话，在酒店吃了饭后，就到前日来电话请他去的那朋友家，和他商量租房的事情。朋友则劝他买房，看趋势香港的地皮会飞涨，现在买房是最没风险的投资；将来不用了，再出手，没有损失不说，肯定会有极大的赢利。说到“将来不用了”这句话时，那朋友和他在心里都有一刹那的停顿，互相避开了目光。老魏已是将知天命的年纪，大的将来都是可望，这小将来又怎么会看不到呢？可是，老魏心里还是有一阵怅惘。他说他考虑考虑，过几天给回音，然后谢绝了晚上的家宴，就走了出来。他没有叫“的士”，也没搭地铁，在街道上漫无目标地走，不知怎么的，他走到了香港公墓。墓地是依山势层层排列上去，临了一条繁忙的街道，有不间断的汽车驶去。这便是香港的宁静，这宁静像河岸似的，河水从岸下流淌不绝。老魏拾阶而上，墓碑上长眠者的照片对着他，一律带着凝视的表情。这最繁闹的和最沉寂的相安而存，是生死互对的关照和参悟，也可说是香港的旷达吧！老魏想他走到这里其实是受了“将来”这个词的驱使。“将来”是个渺茫又现实的东西，我们用许多个短暂的“将来”设置在通向它的道路上。这些短暂的小“将来”是隔障，也是一步一步的台阶。我们越过一个又一个小将来，忽然发现，面前是空荡荡一条坦途，那最大的将来的身影就在地平线上。这一刻是恐惧的，并且没有退路。逢佳是老魏的最后一个隔障，最后一个短暂的将来了。老魏站在坡陡的墓地中间，转身望着山下的疾驶的汽车，车轮与路面发出摩擦的巨响，山壁都震颤了似的。老魏已经历了许多个隔障，了然每一个小将来的开始与结束，原因和结果，他不会再受迷惑了。他什么都是清楚的，能够举一反三，推出规律和结论。那朋友买房的建议，其实是道出了一个真相，并且给这真相以最大的处理和负责。可他心里总是怅惘。

老魏走出公墓，又到礼顿中心给逢佳买了个皮包。这回他没有经过多少犹豫，带了一种情之所至。香港的情义是用东西来表示的，香港的东西有多么多，情义就有多么多。老魏还不想坐车，走在街上，街面是渐渐向上的。当他走到一个高处，忽然看见一轮落日悬在楼群的中央，正轰隆隆地向下坠去。这情景是壮丽的，也是奇异的，有惊心动魄之感。他被定住在那里，心想：香港的落日竟是这样的，铿锵有声。天边的云都在歌舞，迅速地堆积，又迅速地弥漫。山是黛色的，是真正的处子的神情，而且处变不惊。灯光在一刹那间闪烁起来，好像香港睁开了睡眼，宁静地注视着天和海。老魏最后是搭乘双层电车回的北角。乘双层电车，香港就好像唾手可得，贴近得就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电车驶到北角，拐弯进站时，老魏有些感动，他想就要到家了。他挤在电梯里上楼也是奇特的时刻。人们面容疲倦，漠无表情，挨得那么近，又隔得那么远。电梯和电车一样，也是站站停停，二十层楼走了很长时间，这有深入肺腑的感觉。公寓电梯里的人生是裸着的人生，剥去了伪装，露出憔悴的身心。电梯门一开，人们便一步跨出，躲进公寓里的家。电梯越过十楼的时候，老魏竟也有些按捺不住，望着数字一个一个亮过去，脖子都仰酸了。终于到了二十楼，按了门铃，逢佳在铁门后出现，老魏这才安下心来。这就是北角公寓和跑马地酒店的不同所在，前者是期待和被期待的，后者却两不相干。

逢佳说今晚还是在家吃饭，有现成的菜和米面。她一边忙进忙出，一边嘴里唠唠叨叨，说着俭省的老生常谈。厨房里的油烟气也是老生常谈，逢佳的围裙拖鞋，桌上的碗筷纸巾，全都是老生常谈。老生常谈其实是人生中核那样坚硬无摧的东西，皮肉全烂光了，核却还在。逢佳做的菜是咸甜适宜，有些熟烂和滑腻的，不用思索便可咽下口似的。它不像广东菜那么鲜蹦活跳，惊世骇俗，虾是可以下籽的，菜是可以开花的，鱼可以跳龙门，鸡可以复原起来生蛋的。它也不像四川菜那样感情强烈，样样味道都由辣来作成一个打击，以恨为爱的样子。逢佳的菜是本分的，规矩的，老老实实，表里如一的。它还是温敦贤良，生性厚道，返朴归真的。这样的菜是能叫人倾吐衷肠的菜。

吃饭的时候，老魏把买房子的想法告诉逢佳，逢佳说：这倒是无本万利的一件事。说罢，不冷不热地笑一下。倘若她不是一向胡搅蛮缠的，这话便有十二分的刻薄了。而老魏毕竟感到了难堪，就放下这话，去说些别的。吃过饭，收拾了碗筷，再泡了茶，就看电视。逢佳很烦躁地将频道按来按去，终也没找到个合她意的，就坐到一边去不看，好像表示抗议。老魏虽看着，却也不知看了些什么，只作着看的样子。过了一会儿，老魏才想起给逢佳买的皮包，赶紧拿出来，逢佳并没有露出很喜欢的样子，老魏看出她并不是装，而是心不在焉。老魏想找个话题，就说起了香港公墓。逢佳这就注意地看了他一眼，说：我在香港一二年，也没有走到过那里，你难得来几回，竟就撞进去了。老魏笑笑说：兴许是年老的缘故吧，不知不觉，脚就迈进去了。逢佳横他一眼道：瞎说！她这一声“瞎说”几乎把老魏的泪给说了下来，他摸摸逢佳的头，走到一边坐下继续看电视了。这一回，他看明白了，电视里播的是一个古装的连续剧。过一会儿，逢佳也坐过来看了。两人都看得专心，有广告打断时，还都等不及地埋怨，有不怎么懂的地方，也一起作些探讨。等忽断忽续的两集播完已是十一点钟，就先后洗漱准备就寝。老魏先用了洗澡间，逢佳再用，逢佳临进去了，又转回头对老魏说：你还是买房子吧，假如真有赚头，我也不至叫你亏得太多了。说罢走进洗澡间，带上门，不一会儿，就传出淋浴的水声。老魏怔怔地坐在床上，这可说是交易场上头一句肺腑之言，他们也可算是交易场上头一份两心相知了。虽然是萍水相逢，虽然是各有所图，可总也是人生际遇的一种吧，到底是值得珍惜的。

六

北角公寓里的生活即使成天无事，也有忙碌之感。它是被烘托出来的忙碌，还是被折射出来的忙碌。这里的生活是有汤有水有渣子的生活，而不像酒店里的都是干货。这里的生活是弥漫成一片成一团的，人在里面有点夹缠不清的。老魏在北角公寓里觉得时间和空间都是局促的，不够用的，磨来擦去的。心绪也容易变得烦乱，有许多牵挂似的。逢佳又是那种格外会铺张的人，生活的琐细每丝每毫都被她搜索和翻腾出来，就好像头伏天里晒霉似的，起初老魏有一种陷进去的感觉，很有点丧失自我，他团团转地，不晓得东西南北了。他们有一回晚上到老魏最爱去的丽晶喝酒，心境却不像以前那么从容，好像有什么在等着似的。离他们不远处有一个老人，独自坐着，老魏恍惚间就好像看见了从前的自己。他想，从前的自己是不无凄凉的，不禁有欣慰之感。再看对岸香港岛的灯火，忽觉那灯火与自己息息相通，休戚相关，那灯火是有一些温暖，一些照应的了。香港这传奇似也有了些根据，变得可信些了。从丽晶回来之后，老魏好像调整好了现在的自己和过去的自己之间的关系，找回了自我，对北角公寓的生活也适应了一些。他曾经有几次劝逢佳辞去工作，逢佳却不肯，说老魏多的日子是不在，倘若没了工作，就会无聊。老魏心想也有道理，再则见逢佳其实也是将工作当成半个社交场，一天一套行头的兴致勃勃而去，就不再劝她。好在她在中资机构做事，不像私人老板手下那样不好通融，所以时间上还比较宽余，也算得上是晨昏相伴了。

北角公寓的生活是温软绵密的，有很强的溶解和融合的能力。老魏和逢佳的生活有渐入佳境之感，他们很快得心应手，有了默契。逢佳煮饭洗衣生来一付做惯了的样子，虽不是十分的精细，可却是干脆利落。老魏也不是计较的人，样样都好凑合，加上他对逢佳的喜欢，便可说是心满意足，别无他求了。他早把酒店的房退了，对美国家里说是住在朋友家，又将北角的电话告诉几个要好的朋友。买房的事他托了做房地产的朋友，已有几处线索，只是地点和价格都不尽如人意，就决定继续看看再说，反正是要到下回来才可正式办理的，这一回是无论如何也来不及了，于是就安下心来在北角做起了寓公。一天之中，他最爱的是黄昏六点钟的时间，这是逢佳回来的时间。他坐在房里也能听出电梯升上二十楼停下的那个声响，然后是铁门哐啷啷打开。他还喜欢在六点稍后的时间里回去，电梯乘上二十楼，就好像带他去赴约。这是你等他，他等你的时间，有一种两心关照的意思，有呼应之感。他们在北角的公寓里都有脱去外衣，穿上便服的感觉，似乎无须吃力用劲地做人，想怎么就怎么。穿了便服的人也是比较柔软绵密的人，如同水乳一样容易交融。有时候他们竟会觉得他们的共同生活是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的，他们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进行如此顺利。但他们的交融不是夫妻交融的那一种，夫妻交融是靠着时间的磨练，有滴水穿石的性质；他们则是先有蓝图，再行施工，平地起高楼的那种。夫妻交融是有共同人生目标的；他们却是人各有志，守信践约，相互支援的。夫妻交融是由里及外的；他们却是从外着手的。夫妻交融带有宿命的色彩，是走着瞧的一种；他们却是有理性，有策划，对结果有所预测的另一种。这些不同之处，也正是他们的融合程度能够日增月进迅速成就的缘故。当有一天，小栉来到北角做客时，他们已是一副你唱我随的和合景象，令小栉十分意外。

逢佳还是过去的逢佳，老魏却是另一个老魏了。以前的老魏是穿西装打领带，不苟言笑，表情严肃的老魏。如今的老魏则是随和，随便，笑口常开，还有那么一点啰嗦和邋遢的。他竟然还凑趣似的下厨炒了一个菜，这菜又被逢佳诋毁得分毫不值，彻底否定了老魏开餐馆起家的历史，饭后，他又向逢佳申请洗碗，说着一些可笑的话。小栉有些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对待这一个新的老魏。逢佳却叫他坐好，不必管，还说老魏是人来疯。老魏从厨房洗好碗出来，让逢佳去削蜜瓜给小栉吃，逢佳这回是顺从地站起身去厨房了，厅里留下老魏和小栉。老魏请小栉抽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深吸了一口。当烟雾在他脸前渐渐散开的时候，小栉看见过去那个老魏又回来了。老魏有一阵默默无语，然后就说话了。他的话意义有些不明白，也不那么连贯，还有些重复。大概的意思好像是他已经老了，需求也不多了，而逢佳还年轻，还有许多需求。他的意思又还有等到逢佳一个个的需求都满足以后，就会明白，重要的其实只有一个。他又说了个老掉牙的笑话，就是张三吃饼，吃到第三张饱了，就说早知道如此，上来就吃这第三张饼，不就省下前两张了吗？老魏说完就笑，小栉却有点笑不出来，他心里稀里糊涂的，却感觉沉重。老魏在逢佳走出厨房之前最后一句话是：她也可怜。小栉走出北角的公寓时心里萦绕着的却是这样一句话：她也可怜，你也可怜。他站在街上，抬头望着高楼上星星点点的窗户，想到里面蜗居着许多可怜的人生，心情变得很悲哀。

时间过去得比任何一次香港之行都快，真可说是转瞬之间，归期就到了。老魏已经是拖延了几天，可是旧金山方面的董事会不能拖延，会期在了眼前。老魏准备走的日子是忙乱的日子，老魏似乎这才想起有许多事情没有料理，许多人没见，许多东西没买，简直忙得脚朝天。而逢佳的脾气一天比一天不好，有克制不住的火似的。有时一早起来什么事情都没有的，便发作起来，乱上加乱。逢佳的发作是雷霆万钧的，老魏绝无气势也无力量与之抗衡，且又缘由不明，更无从下手去解决。他还担心自己心脏和血压的承受力，这样的场面是具有杀伤力的场面，有一次，实在忍无可忍之下，他采取了回避的方法。他想俗话说惹不得躲得起，然后换上鞋，拿了西装走出门去。等他带上门，听见门里传出的更高一倍的吵骂声，他心里不由得一软。他听出了这声音中的可怜，这可怜是无助的可怜，还是惶惑无靠的可怜，他发现她的发作首先是杀伤她自己的，而且她是没处可躲的。他像出来时那样坚决毅然地又推开了门。他一进门，就感觉有一样东西迎面而来，他本能地一让，则听身后传来清脆的破碎声。他不管那些，径直走到逢佳跟前，抱住了她。她挣扎着，使老魏感觉到她的挣扎只是一半，另一半是向他怀里钻的。他抱住她，由她挣扎，然后渐渐地泄了气，软弱下来。老魏感到她胸中的火其实是一团虚火，没有多少可供燃烧的。它们只是一蓬而起，紧接着就是熄灭，却在心上留下灼痛的伤痕。老魏心疼了，他想他前几回怎么就没体会到呢？他眼睛望着对面的楼房，那是像崖壁一样，看不见天。隔了窗玻璃传来电车的当当，是这尘世喧嚣中唯一的清冽的声音。很多时间过去了，老魏说：逢佳，我对你决不会撒手不管。他不说这话还好，一说出来逢佳又撒野了，好像要再掀起一个高潮。她从老魏怀里奋力挣出，蓬乱着头发，红了眼睛叫道：谁要你管！老魏知道这话说到逢佳的要害处了，要说什么，却被逢佳给嚷回去了。这么几次下来，他干脆封口不说。等逢佳闹累了，又一轮过去，才重新开口道：逢佳，你说你要在外国，可是你一句英语不会，找个外国语学校，我来付费，好不好！这一个建议是比前边的许诺更为切实的，即使是在狂躁中，逢佳也注意到老魏说的是“去外国”，而不是“去美国”，这是一个微妙的措辞。但这一回，逢佳平静了下来，以后的一天，也平静地度过，这样，老魏走的日子就来临了。

最后一个夜晚，他们闭灯躺在床上，老魏忽然说起了他的家庭。他说他怎么和他的太太订婚，结婚，生儿育女，怎么成家立业，从餐馆起步，做成目前的公司。他说他太太是闽南客家人，小时候在家乡赶着牛犁耕地，十岁时跟了母亲乘大木船到菲律宾去找卖猪仔过去的父亲，不料父亲已在马尼拉另外成家，给了她们母女一笔钱，让回老家。她母亲却带了她跟人再上一条大木船，来到了旧金山。他太太虽不如母亲那样强悍有主意，可却吃苦耐劳。客家人本就是能吃苦的人，她又是客家人中最能吃苦的人，是苦人中的苦人。他说他女儿受完了教育现在一家大公司做事，去年刚结的婚，儿子正在服兵役。他从头至尾地说着这些，逢佳从头至尾静静地听，没有打断一次。等他说完，不再说了，她却翻了个身说：你和我说这些干吗？然后就合眼睡了。老魏知道她没睡着，却也不和她说话，自己在静夜中想心事。香港的夜晚从来没这样混沌滞重过，好像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叫人伤着脑筋。这内容是带着烧鹅和鱼片粥的热气和油味，而不是香槟酒的泡沫。香港忽然变作琐琐细细很是缠人，剪不断理还乱的。这其实是香港夜晚的深处，这深处是有着岩石一样的硬度。它不是灯火那样可以任意穿行的光和色，表面上熙熙攘攘，底下却是虚空。香港夜晚的深处是结结实实的一块，等待着人像黑暗中的鸟雀一样遭遇上去，迎头给一个打击。

老魏就这样走了。以后的走走来来的日子就这样开了头。他们都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在老魏是年纪和阅历造就；在逢佳，一半是生性，一半是对老魏谈不上有爱。老魏来的日子，他们过得不错，走的日子，过得也不错。他们互相间都没有太多的挂念，各自也都有各自要紧的事去做，时间都是排满的。他们互相间的责任也都是谈妥的，双方都是有信的人，并且彼此信任，也就没有什么需要纠缠的。他们又都不是咬文嚼字的人，平时是连封信也不写的。再讲可供他们说话的资料也实在没有，过去，是彼此无需负责，不必交代清楚的；将来，各是各的，相互也不便插嘴的；要谈之间那一份交易呢，谈多了难免会伤感情；虽说没有爱吧，情义总还有一份在，而情义又是无须嘴上说的。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供他们一天天过的，不是一句句说的。他们的关系虽说是彼此人生里的旁枝错节，但却枝是枝，节是节，没一点虚的。有时在香港的深夜里，逢佳也会接到老魏从旧金山打来的电话，那是在他的写字间里打来，外面是旧金山四季如春的大好阳光。老魏在电话里只是问道吃得怎样，睡得怎样，香港的天气又怎样。他们也开些玩笑，逢佳用新学的英语七颠八倒地与他对话。这种隔了时差的通话使他们都有渺茫之感，还有神秘之感，这恐怕是他们关系中最虚无的一笔了。但听见对方的声音在他们心里也还是切实地愉悦，被很遥远的一个人记挂着终是件切实的高兴事情。他们通话的次数越来越多，最后竟隔日就有一回了。深夜里分秒不差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和她的期待同步到来。由于隔日的通话，他们说话的内容就变得极其日常，连每日三餐的饭菜都要互诉的。干脆日常到这种地步，话便也多了起来：双层电车上叫人踩了鞋，地铁乘过了站，买东西忘了拿找头，什么都是话题。于是，越洋电话这一笔也成了虚中有实的一笔。有一日，公司派逢佳去深圳办事，是次日一早的直通车。逢佳担心第二日起不来误了车，这里的闹钟又个个不响，就朝老魏诉苦。老魏说，我来叫你。第二天天还没亮，老魏的电话就响了，在黑寂寂的屋子里，有一股特别殷切的味道。逢佳接起电话，话筒里传来的声音是温厚和慈爱的。那边是旧金山的傍晚时分，他们在一个黑夜的两头通话，一边即将黑下去，一边即将亮起来，其时则是短暂的同一个晦暗不明的时刻。还有一回，他们约好了由逢佳给老魏打电话，她先接通长途台，再用老魏教的那句“请对方付款”的英语告诉给接线员。接线员回答她的话一个字也听不懂，于是就反复地说那句“对方付款”。待到接通，老魏来说话了，她还是那句“对方付款”，使老魏忍俊不禁，紧接着便红了眼圈。

他们的关系里有了些称得上是快乐的东西，快乐是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额外多出的那种心情，带有奢侈的性质。这在老魏已是放弃了的，他深知快乐的不易，常常事与愿违，本是为了快乐，到头来竟是痛苦。而在逢佳则正是需求很多的时候，她往往会误把满足当作快乐。因此，这快乐的到来，于他们俩都是在不期而然之中，便有一种意外的惊喜。电话成了他们的好伙伴。渐渐地，他们除去谈日常起居外，也有了些憧憬性的题目，那就是设计他们小小的将来。这将来体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房子，二是度假。房子已有了一处最合适的，除了第一期付款稍高以外，其他条件都不错，老魏正托代理人去作交涉，可否将第一期付款降低一个百分比。于是，关于家具、装潢、摆设就成为他们周而复始的话题。至于度假，时间已经定下，就在逢佳的生日，老魏要送给逢佳一个出其不意的礼物。为了猜礼物是什么，他们足足花了几个夜晚的电话。老魏秘而不宣，逢佳怎么猜都不是，吊足了她的胃口。直到老魏动身前最后一个电话，他才告诉逢佳，要与她去泰国旅行。于是逢佳也偿还给他一个出其不意的礼物，那就是当他过了关，领了行李，走出通道，门外静静地站着逢佳。

他们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好像在为那些越洋电话，又好像为各自的礼物。他们有一阵子眼睛都不对视，找不到话说。逢佳还有些粗声粗气的，好像不高兴老魏来似的。他们乘上“的士”还无甚可说，沉默着，看着窗外流星般的灯光。他们直至到了北角，进了电梯，上楼开门，最终站在了公寓的厅里，才松了一口气。这一个假期是他们彼此人生都难得的假期。曼谷是旖旎的地方，艳到无法再艳，奇到无法再奇，像一个浓油重彩的怪梦。逢佳是有生头一回作这样的旅行，她好像是被罩在了水晶玻璃里面，一切看出去都是奇光异色，天不是原来的天，海不是原来的海，人也不是原来的人。逢佳这三十多年的生计，是脚踏实地的生计，是消除幻想面对现实的生计，即便是她的遭遇老魏，也是现实的浪漫，她是没有梦想的，而泰国却是一个梦。所有的旅行其实都是梦中游，而对老魏来说，唯有这一次是现实的，因为有了逢佳。逢佳是老魏的一个梦中的现实，有了这现实，梦就是醒，水晶罩子就是天，就是海，就是空气。泰国旅行是逢佳与老魏关系中最神话的一笔，即便是一个肥皂泡似的神话，那太阳光里的一个闪烁，也可照耀一下灰暗沮丧的人生。热带的阳光点有着迷醉之感，他们都有些感情，在逢佳最最快活，快活得不知怎么好的时候，她忽然对老魏说道：就这样也很好，干脆我做你的小老婆吧！

七

即便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也经不住朝夕相处，就是磨也磨出点真心了。他们彼此都有真心善待之意，这善待之意在效果上甚至超出了爱情。因爱情是不讲究实际，纯精神的，善待之意则是从实际出发，又落到实处的；爱情是狂热的，错乱的，以恨为爱的，善待之意是清醒的，是非分明，爱憎有别的；爱情还是自私的，善待之意却是为他人着想的。他们在内心深处，彼此都怀着一点怜悯的心情，怜悯也许不是太高尚的情感，但怜悯是最有用的情感。许多天长地久的关系，全是靠怜悯维系的。许多刻骨铭心的关系，也是靠怜悯维系的。怜悯可说是他们彼此的善待之意中的那个核。他们各有各的可怜之处，相互的怜悯便温暖着彼此的心。如今的香港，心是填满的，不再是一个心里空荡荡的香港。香港的灯火有了人间的表情，传奇也是有根有据的传奇，一步一个脚印的。浅水湾的海水一波一折，折皱里有着许多情节，一澜一澜地过去。太平山的雾，则是细声慢语地讲述，一个枝节一个枝节地从头说来。香港真是有善的，它的善不是言语上的，而是行动上的。不在原因上，而在结果上。它的善是实心的，皮和瓤都没有的。它的善是世故的，有风尘味的，而不是闺秀式的。香港的善是俗到头来反成雅，情到无处倒变真的。它是火锅里的丸子，可进口的；锅底的炭，可煮沸水的。

老魏最爱的是有时他们夜半醒来，有雨滴滴嗒嗒溅在窗户，谁家的排风扇还在呼呼地运作，逢佳会突然地说起话来。她的声音又快又高，空气都好像打了皱，水流湍急的样子。这是一个失眠的时刻，许多事情涌上眼前，在黑暗的背景下，这些事情变得有些痛苦，钻着你的心。这时候的说话都带有自言自语的性质，有一股根深蒂固的孤独之感。还有一股平地突起的味道，是压抑很久的爆发。老魏不会爆发了，他的地壳之下已没有地火岩浆这类热能和冲击，他有的只是暗河那样平缓却不息的流淌。但他却愿意作逢佳的听众，这时候，他好像钻进逢佳心里去了，同时，逢佳也钻到他心里来了。逢佳有一回突然地说起了她的父亲，她已经忘记她曾说过的那个资产者的故事。她说她父亲是个穷得叮当响叫花子似的学生，是她母亲供他读完大学，可是他却抛弃了她母亲，和他的相好跑到香港。几十年来，他每到春节就给她们母女寄一点钱，她母亲从来都不收，总是退回去。说他是买个良心安宁，没这么容易，就要让他良心不安宁到死。后来，她长大了，就不让母亲退钱了，她说，不拿他的钱才是便宜他呢！她还不听母亲阻拦，写信给他父亲提出让他办单程签证，这样，她就来到香港。她来香港本是准备再把丈夫儿子办出来，可不料她到香港的第一年，丈夫就提出离婚，然后去了美国。她说她要去美国，一是因为她那个父亲自顾不暇，不能为她创造什么条件，香港近两年进来的人越来越多，还都有些来历，她拼不过人家；二也是为争一口气。她说她才不像她母亲，用自己受苦去叫人家良心不安，她却是要用好，比过他几倍几十倍的好，叫他心里不安。一样是离婚，她母亲只要女儿，别的什么也不要，她正反过来，除了儿子，什么都要。她就不要儿子，让他拖个儿子，拖到美国去，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最后，她带有总结性地说道：我这个人好像总是在被人家抛弃，被父亲抛弃一次还不够似的，再要被丈夫抛弃一次，第三次又不知是被谁了——她忽然把话打住，不说了，房间里有嗡嗡的气流声，是沉底的静。

后来，逢佳睡着了，老魏却醒着，他暗自说道：逢佳，我应当怎样地再对你好呢？有一股痛惜轻微而仔细地咬噬着他的心。他人生最后一幅风景也不是那样明媚的，是秋风凋零的景象。可正为这凋零，于他才有着穿心之慰。他并不需要什么明快勃发来作鼓舞，进退的理由他都能识别真伪，情绪也是河床里的水，缓急有度，自是向东。他仅只要一点安慰。但当这安慰渗入肌肤，穿心而过，却含有打击的意思了。他想起泰国旅行时逢佳的那句作他小老婆的戏言，就有一种要落泪的感觉。他想，他是什么都可以给逢佳的，唯有一样东西不能给，那就是婚姻。逢佳与他是旅途中的伴侣，是人生的擦边球，真心也是旅伴的真心。而太太是与他终身同道的。他就算是中途开溜，走一圈也还是要回家的。情义是两种，缘分也是两种。他还想，逢佳是还有很长一段路程的，而他却是末途中人了，他不该绊住了逢佳的脚，她终是还须再向前走的。这个晚上，老魏头一次认真地考虑逢佳的前途。他并不仅作为对契约的履行，还是怀着一点亲情，因此，这考虑中便不无辛酸之处了。他想，美国还是不能让逢佳来。以前不让来是为了和她在一起，现在不让来却为了不和她在一起。他既然不能给她婚姻，就不能叫她来美国。在香港，他与她的这种状况，势必会影响她的将来，她终还要嫁人的吧。想到这里，老魏的思绪停顿了一下，好像走路绊着石头似的，带了点脚踝上的疼痛，他又继续赶路。这时候，他想到了澳大利亚。他回头看看熟睡的逢佳，忽然苦笑了一下，想他就像一个父亲在为女儿安排前程，再想逢佳虽然有父亲却和没有一样，也只有他来替她着想了。可他究竟不止是对女儿的情义，更有男人对女人的。这男女之间的事是最不遵从人的意愿的，即便是在他这样的年纪里。老魏没想到在他的暮年里还要再来体尝一番这五味俱全的男女之情，且又此种非那种，此时非那时。他是在开头便可看见结尾，身在其中又可望见全局，那滋味是更不堪承受的。这一个夜半醒来的晚上，前一半是逢佳独白，后一半是老魏独白，逢佳的独白有老魏听着，老魏的独白只有自己在听。逢佳独白过又睡着了，老魏独白过天色已经大亮，想睡也睡不成了。

老魏把移民澳大利亚的念头暂且藏在心里，一是没有考虑成熟，二是拖延。由于有了这一条出路，结局便成为不可避免似的了，所以，他分外地珍惜逢佳。搬家之后，他不问逢佳会不会的，给逢佳买了一架钢琴。于是，每天傍晚，天色将黑未黑，那里就传出软弱的叮咚声。这声音就像一拳打在棉花垫上怒气全消的样子。钢琴总是罗曼蒂克的，虽然终也弹不成个曲子，仅有只言片语的，那也是罗曼蒂克的只言片语。房子是极小的一室套的，交给逢佳去布置。原本是让她尽情发挥，不料她却为了投老魏的心意，样样朝相反的来。她本意是爱那红的，就以为老魏爱的是黑，她本意是爱那花哨的，就以为老魏爱的是老派。老魏要给她自由，她要给老魏出其不意，两人也就没个商量，最后出台的既不是她的喜欢，也不是老魏的喜欢，但两人嘴上都说喜欢。其中曲折的心意，老魏全领了。他眼圈红红地想：这才是逢佳，而不是凯弟了。逢佳是千差百错的，凯弟却事事相宜；逢佳是南辕北辙的，凯弟是左右逢源。逢佳才是个真呢！逢佳的真都是错着来的。为替老魏节俭，她买了次品；为要花长开不败，她买了绢做的。这经她手摆出的新家处处都是错，处处又都是错中的心意。墙壁涂料的颜色是错的，天花板上的灯是错的，家具的样式是错的，床上的垫子是错的，连屋里的人都是有错的。这就是老魏的香港的“家”。这不是跑马地的酒店，不是北角别人家的公寓，这是“家”。家又不是旧金山的家，而是香港的家。香港的家本就是个错，那钢琴声是有错的，电梯是上错楼层的，电车是乘过站的，路牌是写错地名的。广东戏的节拍是错的，电视是调错频道的，天气是错过节气的，心中的情意也是乱了套的。这是个错中有错的家，也是个错中有错的香港。在这家，老魏走到哪，碰到的都是错，可是错比对好，对的是道理，错的才是情义。

自己新屋里的生计，是全心全意的生计，它是全盘托付不留底的，即便是错，也是全盘托付的错。它是角角落落里都是自己，自己的手，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心。然后角角落落都到了手里，身子里，心里。就是错，也错了进去。它是叫人倚靠的，有终身相偎之感，一时一刻远是不够的，要的是天长地久。它是一种绵绵无尽的望断天涯的生计，什么都从长计议，讲的是细水长流。它叫人耐下性子，少安毋躁，什么都是从头细说。它要是对，就是一对再对，要是错，就是一错再错。它是一环扣一环，像逻辑那样的东西，还是像历史那样的东西。这生计是有理讲理，没理也要讲个明白的。它是要正本清源，不论那本是错的本，源也是错的源，错也要错个你知我知的。

逢佳在新屋里这边站站，那边站站，好像与新屋有话要说，那新屋也是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样子。街道上的灯光，全变作玻璃窗上的图画，是活动的图画。她对老魏说：现在，我相信你是真对我好了。她穿一件从泰国买来的麻袋似的花布长袍，松松垮垮垂到底的，头发编成一根辫子。她在了新屋，对服饰有些漫不经意，而她正是能在漫不经意中恰到好处的。她这一身显得柔顺和温和，好像卸下武装，不必再去冲锋陷阵，但却有一种竭诚请求和耐心等待的意思。接着她又说：从此，我也要对你好。她说这话时是下决心的表情，好像在发一个宣言。她说过这话就用眼睛去看老魏，老魏却正在看窗户。窗玻璃上爬着雨痕，将灯光的图画扭曲和模糊了，连这雨都是错下的雨似的。老魏忽然就说起他女儿生孩子做满月的事情，这话题来的很突兀，也不合时宜，就像一个存心挑衅。他以为逢佳会生气，又吵闹一番。不料逢佳却饶有兴趣地建议他买这买那，还询问美国人有没有过满月这一说，他外孙过满月是依美国的风俗还是依中国的风俗，或是两边风俗都依。逢佳的宽容大度，倒使得他像一个不讲道理的老小孩。他心里是请求她原谅的，表情却不是。他心里还是急于解释的，表情也不是。他反倒大讲起做满月的场面，讲这婴儿的聪敏和美丽。逢佳是注意听的，脸上带着微笑，这微笑是大包大揽，照单全收的。老魏说着说着收住了话，颓然道了句：你看，我已是做祖父的人了。这回是逢佳看窗上的雨了，这雨一行行的，像在诉说什么。自家窗户的雨和人家窗户的雨是两种雨，前种说的是自己的故事，后种说的是人家的故事，前种再错是贴心的，后种再对也隔着千山万水。她看了一会雨，就起身整理床铺，她这时又是一付将自己全部交出去的表情。但这交出不比那交出，那交出的是代价，这交出的是最终目的。前是一项买卖，倾其所有，孤注一掷，后却是全身相依，全心相托。前一回是悲烈，后一回是哀婉。

老魏现在期待逢佳提起美国，好向她说澳大利亚的计划，可逢佳却不再提了。她不提，他便也不忍提似的，提了就像是一个拒绝或者摆脱。但如若不提，逢佳又好像蒙在鼓里，受着欺骗。他有几次欲言又止，澳大利亚一经出口，便成为一个结局。老魏即便知道结局已定，可也是希望拖延得长久一些。逢佳是个暂时，他就希望是个有头有尾善始善终的暂时。他有一次心怀叵测地去查问逢佳的英文功课，逢佳不给他看，他又用英文去问逢佳话，逢佳也不答，只说听不懂。老魏说你听不懂到了外国怎么办？逢佳就说外国不去了。说到这里，两人心中都会停顿一下，好像静候对方的反应，而双方都谨慎地不作一点表示。逢佳有一次则去向老魏询问地产上涨的指数，老魏说问这个干什么？她就说好卖房子啊！老魏又说卖房子做什么？她说走人啊！然后又是一个停顿。有时候，这种揣摩和试探却是以认真和动情的方式进行的。老魏说：逢佳，我要再老一些怎么办呢？逢佳说：我侍奉你。老魏说：我死了呢？逢佳就说：我守寡。或者是逢佳发问：假如有人要娶我怎么办？老魏说：那必须经我过目的。逢佳再问：过了目又怎样说？老魏回答：通不过不嫁，通得过我千金陪送。这一类试探揣摩是以眼含热泪结束。他们心里却是有话不好说，压抑得难过。这难过使得他们情意绵绵，难舍难分。

他们心里的难过是各一份的，不能沟通渠道来行疏散的，只有自己难过自己的。但其实又是彼此能猜出几分，只是不好点破。有一回老魏夜里醒来，听见逢佳背了身体轻轻抽泣，他想劝又不知从何劝起，只得装听不见，直等那抽泣声渐渐平息，才敢动一动身子。又有一回逢佳从市场回来，见老魏戒了一年的烟又抽了起来，烟蒂已是一堆，要说又不知说什么。倒是他自己见逢佳回来，悄悄地掐灭了烟，并将烟蒂包了一包，放在口袋里借故出去扔了。这时节，他们之间倒有了些算得上是爱的东西。这点算得上是爱的东西，不是由他们悉心培育出来，倒像被他们逃避出来的，这点算得上是爱的东西，还不是受到欢迎的，而是躲之不及的。他们有时候会避免说亲热的话，做亲热的动作，一说一做便会哭出来似的。这时节，真可谓是两心相知，可惜这两颗心无论知到什么份上，到头也走不到一处，“知”也是无望的“知”。他们只能努力地为对方服务，抢着煮饭、倒垃圾、互相搛菜。一个要为一个买东西，另一个则拼命阻拦，在商店里拉拉扯扯的。他们还绞尽脑汁给对方创造出其不意，因世上本没有多少出其不意，所以难免会重复和入套。他们一样是对对方好，用意却是两种。于逢佳说来是带有争取的性质，老魏则是补偿的性质。所以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进取的，一个是退让的。

逢佳的争取是要到最后一刻的，该做的她都要做到，才可问心无愧。她不明白，许多事情是在开始便有了结局，凭什么争取都无用的，不是她的努力不到家，而是事情本来如此。老魏却明白其实人生在世唯一可做的就是补偿，就是在事情的开始与结局之间做一些修补工作，使之顺利抵达目的，减少损失。这是他们在年纪和经验上的差异。逢佳是会受到打击的，但她尚有机会从打击中崛起，老魏不会受打击，却也没有崛起的机会了。揣摩和试探还在进行，同时产生着难过和称得上是爱的那点东西。揣着这些，老魏在旧金山与香港之间往往返返。当他登上飞机，坐在舷窗边，望着远处香港高楼里的灯光，就觉着其中有一盏灯是望着他的，也是被他所望的。这个互望是沉重的互望，就是这沉重，将香港的梦境托实了，牢牢地嵌进他的人生，使他的人生有了一个空穴，供他逃避和休憩。

八

逢佳是要把香港的梦境变成真的。她是化虚为实的女人，即便是水晶玻璃里的景象，她用砖砌，用泥堆，也要做出一个来。逢佳的争取是耐心仔细，一点一滴的；逢佳的争取是有进有退，有抑有扬的；逢佳的争取还是手法多变，灵感倍出，一天一个花样的。老魏有时会有目不暇接之感，还有不能承受之感。逢佳对老魏的好，是层层叠叠，绵绵密密，是以多胜少，又以少胜多，以攻为守，又以守为攻。因她本不是个玲珑的人，再加上难免求胜心切，她这“好”便带有一股穷追猛打的味道，来势汹汹的。她的温柔是携裹了勇猛的温柔，她的体贴是夹带着霸权的体贴，老魏即使心中无愧，也是经不住她这般好的，更何况心中有愧。他难免推推挡挡的，还有些想逃跑的意思，而逢佳则是以加倍的好去挽留他。当小栉这一回来他们新家做客的时候，发现变了一个人的竟换了逢佳。她是那般地曲意奉承，小心翼翼。餐桌上，她为老魏剥壳剔骨，斟酒倒茶，碗一空便伸手拿过添饭，汤稍凉就端进厨房热汤。他看出老魏在享受中的一点隐忍，还有局促不安。逢佳笑口常开，兴致高涨，说着叫人开心的话，老魏的笑却是勉强的。逢佳又谈着一些家庭计划，添置什么或处理什么，老魏的应和也是言不由衷的。小栉一晚上都是心情黯淡，他们两人给他一个追一个逃的感觉，又像是各有各的苦衷，有口难开的样子。然后，老魏就说要与小栉出去走走，逢佳说着穿上外衣小心受凉不要偷偷吸烟的嘱咐的话，送他们到电梯前，等他们进了电梯才回公寓。

老魏到了街上，就向小栉要一支烟。小栉一边给他烟，一边问道：老魏你会打麻将吗？老魏说会啊！他忍住笑说起麻将桌上两人同时听一张牌其实互相都屏住的局势，两人都笑了。小栉接着说，这种局面出现的原由是因为只顾低头做牌，而不看桌上废牌的形势，一旦生米煮成熟饭，那就毫无办法，只能奉陪到底，不输不赢。由此开始，他大谈了一通麻将经，最后总结道，人生就是一桌麻将。老魏只是笑，又向小栉讨一支烟抽。两人心情都轻松起来，很开心似的，又把人生比作了中国象棋。说这卒子在河这边只能一步一步直接着走，过了界便可以横来竖往，这个界是个什么界呢？老魏说是阴阳界，人在阳间要守规矩，到了阴间就可以随意了。小栉则说这“界”其实是一句话，“想穿了”。他们上海人有一句描写“想穿了”的俗话，叫做“横竖横”，这特别符合卒子过河的情形。他们共同认为中国的游戏都是来自人生的，而外国游戏则是从蛮力出发，什么登山、冲浪、汽车拉力赛，这也算是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人生都是简单的，不拐弯的，原始人的。而中国人的人生都是曲折的，迂回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所以，中国人的人生才是真正的人生。他们越说越投机，而且互相佩服。老魏说他还不知道小栉这样深刻，小栉说他也从不知道老魏这样人性。他们都有些喝醉了似的，烟抽完了就到路边小铺买。他们互相拍拍打打的，有说不出的情义。为了不辜负老魏的评价似的，小栉更加发挥，从人生是一部东周列国的结论谈起，说开了历史。老魏则更加谦逊，一口一个好，就像戏院捧角儿的。他们站在霓虹灯的招牌底下，是两个灯影儿，身后粥店里的热气哈着他们，将他们熏成粥锅里的鱼片了。最后，小栉的东周列国讲到了一个大段落，老魏的“好”也叫到了一个大“好”上头，小栉忽然正了脸色，问道：逢佳怎么办？老魏也正了脸色，说：我会想办法。小栉说：你不会同她结婚吧！老魏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又一次说起张三吃饼的故事。他不厌其烦地描绘张三吃了一张饼，又吃了一张饼，直吃到第三张饼才饱了，然后懊悔道：早知道如此不如上来就吃那第三张饼呢！小栉这回有点听懂了，疑疑惑惑地问：你是说逢佳是第三张饼吗？老魏不说是，也不说不是，而是说：我们都是吃饼的张三。说罢，两人都沉默下来，身后的烟雾和顶上的霓虹灯还在作无言的喧嚣，那气氛却是要冷清许多了。

这一个晚上，老魏终于忍不住地对逢佳说道：你不能对我这样的好。他这话像是请求，又像是抗议，还像是讨饶。逢佳说：我并没怎么对你好，只是凭良心。老魏说：我怕我配不上你的好。逢佳就说：这怎么会呢？你也凭良心。“良心”的问题又一次提了出来。老魏觉得逢佳用“良心”这字用得很好，她总是能够凭了直觉抓住事情的本质，他们的关系与其说是凭“爱”，不如说是凭“良心”。老魏停了一时又说：我怕我心有余而力不足。逢佳把手里的东西一扔，说：你可以努力嘛！这回，他们的话已经接近真相了，却还是没有挑明，双方都缺少勇气似的，临到头又退了回去。以后，这一类的交锋又进行了多次，都以临阵逃脱为结局。但是，彼此要说的话其实也都说清了。老魏要走的那天，东西都收好了，逢佳不说送，也不说不送，她倚在窗前，先是默不作声，然后就说：老魏，你今天不要走，明天再走。老魏知道她是寻衅发难，却只当不了解，笑道：今天走，明天走，有什么区别吗？逢佳苍白着脸，嘴唇都有些哆嗦，说：假如我一定要你明天走呢？老魏笑得有些勉强了：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机票已经确认了——逢佳含泪打断他的话：机票重要，我重要？老魏说：怎么又耍小孩脾气！逢佳气喘吁吁地嚷：谁耍小孩子脾气？老魏手提皮箱站了一会儿，还是走了。他带上门时，身后悄无声息。他倒宁愿听到一点哭声，这一片沉默所表示的是天大的决心。他知道这不是一个几时走的问题，而是一个较量，一个原则性很强的较量。他还知道，从今开始，将有许多次的较量等着他。他若是一让步，就会步步让，他想他就是让到底，逢佳也未必见得就能人生如愿。

到了旧金山，老魏还是在通常的时间里给逢佳打电话。逢佳听见他的声音，就将电话挂了。再打时，却没人来接，知道她是将电话关了，也就罢了。过了一天，他又打过去，还是没人接，只得又罢了。就这样一连打了三天，三天都没人接。老魏心想：这怎么办呢？又过了三天，第七天时，逢佳却忽然来了电话，声音是和悦的，说要买一对真皮沙发，老魏自然是说好。他晓得她是改变了策略，但不知这策略是什么样的策略，也只有走着瞧了。他想到自己眼下是处在只能守不能攻的位置上，便苦笑了。不过，守也是一种攻，只要坚不撤退。隔了一日，老魏再按往常时间打过电话去，这回有人接了。逢佳描绘了沙发的样子和颜色，说还要买一个配对的茶几。老魏已看出点端倪，心中暗笑，也答应了下来。再隔一日的电话，逢佳要买的是灯具，配那茶几的。再下一回，逢佳要换窗帘和桌布，老魏就有些笑不出，说：才用了不久的东西，为什么就要换。逢佳说是为了和沙发茶几灯具协调，但她又口气和缓地说：当然，你说不买就不买，我本是无权做主的。这样，老魏便不好说“不”了，心里也打定主意，哪怕她要再买一套房子，他也只说“好”，就是不与她接火。逢佳也不客气，今天首饰，明天时装，直买到老魏招架不住，几乎举手投降，却突然地悄然而止，好像把老魏闪了一个空。老魏一边庆幸一边又担心，不晓得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下一个节目则是简单多了，也不那么破费，叫老魏先松了一口气。那就是通电话时让老魏聆听水声。那水声是从开头一直响到结尾的。老魏问是在做什么，她说已放水洗澡，他的电话来了。老魏说为什么不关掉，她就说放着也无妨的。这水声初听不觉怎样，时间一长老魏却忽然就心神不安起来。他眼前好像出现了一幅图画，热水的蒸汽从洗澡间漫卷到卧室，逢佳模模糊糊地躺在床上打电话。这幅图画其实也没什么不妥，可那一股暧昧之气却笼罩在老魏心头。他渐渐地领会到逢佳的用心，一面咬牙，一面也痛惜逢佳，为她的促狭和近于下作。有几次他想挂断电话，又不想让逢佳抓住口实，再兴风波，只得忍耐。好在逢佳总是在他忍无可忍之际收场，也是不把事情弄僵的意思。这样的时候，老魏一边调整情绪，准备迎接下一回合，一边也寄希望于逢佳出过气后就此罢手。但逢佳是一不做，二不休的，她还是没有回头路可走，背水一战的。接着，老魏的电话便常常铃响，提起来却寂无声息，良久，才轻轻一搁，断了。这样的无声电话有一种提醒莫忘的意思，还有一种告诫和警示的意思，同时，它又是含情脉脉，不言而喻的。再接着，无声电话出现在老魏家的餐桌和卧室。这是一个有力的骚扰，这是很多绝望中的女人无师自通的骚扰方式，它们是千篇一律，却又百试不爽的。它们无一不是最终断送前程的。当它们一次一次出现的时候，老魏心里反倒镇定下来，他想，结局终于是到了眼前。

这一回去香港，老魏是准备开诚布公。他想，尽是拖延，不如早一日你知我知，兴许还能携手走完最后一程，做个好合好散。他想他同逢佳既是半途中相遇，也只能半途中分手。邂逅本就谈不上永远。无始哪里有终？这就是香港际遇的实质。他们如今终于走到这际遇的实质，这是最最实的实处了，再也走不过去，这便是尽头了。他与逢佳的交易也到了清账的时候，只是交易过程中积起的那些恩怨，不知该怎么了法。他心里寻思着该怎样开头，这好像是一个质地坚硬的问题，他的思想刚一触及便滑了过去，并且滑开很远，好像是被弹出去的，等他蒙头蒙脑地寻路而回，飞机已经在下降了。香港的灯光一时出现眼前，他的心就有点被鼓荡，但这一回鼓起的却是伤感，还有委屈。香港真是叫人委屈的，它把对当成错，到头来，错的是你，它是没有一点错处的；它把真相变作假相，到头来，假的是你，真的是它。它就像是个圈套，却是你心甘情愿钻的；它是个陷阱，也是你心甘情愿跳的；它是个悖论，还是你心甘情愿挤到当中去的。老魏好像一个受了欺负的孩子，又没了大人。跑道上的灯从舷窗外无声地滑行过去，地面上蒙了一层光的膜，也是委屈的。机场总是繁忙，无论是节日还是平常。老魏在机场本想给逢佳打个电话，可又没打，他想这时候她在做什么呢？他发现这一段日子，他们过得有些粗糙，没有悉心体味。所有的日子，他们都过得粗糙，待到要悉心体味，已是看到结局了。

向家驶去的路上，老魏已将如何开头的问题放手丢开。他想这是一个不请自来的答案，想也是白想。而一旦不想，它倒纠缠上身了。灯火就像飞蛾扑光地扑向车窗，又像蜂群。人是迷乱的，心也是迷乱的。到家时，逢佳来开门，开过门便退回到沙发上，是迎战的姿态。她身下的沙发，是电话中要求新买的，也是迎战的。老魏走进洗澡间，龙头里的水声是迎战的。床头的电话，也是静寂无声迎战的。老魏却是放下武器的。他问了逢佳些琐事。告诉她路上情形，飞机遇到气流，上下颠簸了数次。逢佳并不回答，只看电视，电视的声音开得大大的，同时还吃冰淇淋。她是整个儿的一桶抱在怀里吃，酣畅淋漓，又像是对冰淇淋有仇。她的头发依然结一条辫子，穿一件麻袋似的长袍，却不是柔顺的意思，而是干净利落，轻装上阵的样子。这时，老魏在所有的迎战里看出了软弱和虚空。他走过去摸她的头，手心感觉到她头的温热，还有头发的凉滑，心里就有些绞痛，于是退了回去。再看那窗户上的灯影，也是绞痛的。然后他听见了逢佳的声音，她说：老魏，你太太好吗？这回轮到老魏不回答了，她又问：你女儿好吗？你外孙好吗？老魏依然不回答。她忽又笑了起来，说：要不要我替你生个儿子？要生我们现在就生。说罢她站起来，关上电视，丢下冰淇淋桶，就往床上躺去。老魏只是不回答。逢佳的声音又急又高地在房间里响着，她很无聊也很无耻地说着一些老树开花的街谈巷议，一边说一边笑，还问老魏听见没有，为什么不说话。她说着说着便在床上翻滚起来，好像腹痛如绞的样子。她左翻右侧，一会儿卷起，一会儿伸直。她渐渐地声音低下去，含糊不清，最后只是无声地扭动，就像一个服了毒的人，又像一条受伤的虫子，还像一尾搁浅在沙上的鱼。老魏走过去时，见她已是泪流满面，虽然没有声音，嘴唇却还在动着，像有说不出的怨和说不出的恨。

逢佳的怨和恨是一泻千里，挡也挡不住的。她是大怨和大恨，不是含含混混，曲曲折折的。她是把心的角落折皱都翻出来恨怨进去了，她是把她前半生和后半生一览无余地恨怨进去了。她没有给自己留一点缝隙去藏身，她是要恨死怨死的。她不是那种有术分身，分出一个自己躲在一边安慰另一个自己恨怨，而是一并恨怨进去，逃也没处逃的。她也是满腹的委屈没有地方说，她的目标其实也不是她选下的，而是人家帮她安排的，失败却是由她得的。她的奋斗也是人家派给他的，徒劳却又是她的。这真是个委屈死人的地方。她在床上乱刨乱抓，像要抓出一个泉眼似的。她喉咙口的声音只有她自己能听见，震着她自己的肺腑。她的怒火也是烧着她自己的心。逢佳的大恨大怨，是老魏目睹的逢佳最后一个真实，所有的真实全消耗尽了，全付之东流了。大恨大怨是最后一幕，大幕就要降落，至多再有个尾声。老魏按也按不住逢佳，逢佳是高山大河的，不是小桥流水的。老魏去按逢佳，倒险些儿被她按倒。他像与她打架似的，哪是对手呢？他已经不会汹涌澎湃的难过，他的难过是泥塘里的水，死水微澜，他哪抵得过逢佳的难过？他已经老了，逢佳还年轻，逢佳的难过都是年轻的，生气蓬勃，大河奔腾的。他的难过只是苟延残喘，他哪敌得过逢佳的难过！吃剩的冰淇淋在桌上化成一摊水，煤气炉上水壶却烧干了底，楼下的粥铺已开始煲第二日的粥，歌厅舞池里人意阑珊。

最后，老魏说：逢佳，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不会食言。他看逢佳不动，便去抱逢佳，逢佳由他怎样，还是不动。他说：我送你去澳洲。然后他就给她讲去澳洲的申请条件，手续步骤。他还给她讲澳洲是在什么位置，那里有许多华人和袋鼠，那里的气候，语言、人情、风土，都是要比美国亲切和平。他说美国有什么好呢？就向她数落美国的坏处，他从父辈那里听来的爱琴岛的囚禁，麦卡锡时代，大萧条，还有惨死的马丁·路德·金。他说到严格的税收制度，不容情面的交通法，昂贵的大学费用，还有唐人街的黑社会。他讲着这些，自己的一生好像历历在目。他想他这一生实在是不容易，最后的风景也是断肠的风景。他将逢佳的脸贴在他的脸上，心也贴在他的心上。他说：逢佳，我的话每一句都是真，你要听见。他说：其实天下都差不多，做人都是一个“难”字，而难中最难又是一个“真”了；逢佳你不知道，这“真”字有多难，为了这“真”，我们不得不去作假；我们要的是一个“真”，得到手的都是“假”，不是不诚心，也不是不愿意，更不是不努力。说到这里他便笑了起来。他这话不是对逢佳说，而是对自己说了。他自言自语的，许多感慨像数更的漏，丝丝缕缕地筛下，积起一堆。这些感慨已被筛得细而又细，咽下肚也不伤脾胃了。

然后，逢佳也说话了，她说她其实并不在乎和老魏做夫妻，夫妻又怎样呢？她的丈夫，还有她母亲的丈夫，不都抛弃了她们；有些人虽是萍水相逢，也许倒可托付终身。她说：老魏，要说爱吧，我并不是爱，爱算什么？我不懂也不想懂，我要的就是一个“靠”，可是，这个“靠”，怎么说？为了要这个“靠”，都贴进了原先的保障，结果无着无落；本是为托付个终身的，结果把终身也输了进去，结果一无所有；这个“靠”原是个安全，却成了个危险。

老魏又说：逢佳，要说爱我不敢，“爱”这事情太复杂，我只说个喜欢，我倒是喜欢你的，我老了，人老了就像太阳下山，天渐渐黑了，那么前边有了个光，你就满心地喜欢了。

逢佳再说：我这一辈子，正走到中间，我又认输又不认输，我其实是退中求进，我不信我能进到头，我也不信我就会退到底。

于是，老魏就和她讲张三吃饼的故事。关于这故事，他们讨论了很久，几个回合下来，基本同意：老魏已经在吃第三张饼了，而逢佳则只吃到第二张甚至第一张；而这饼又是他们互相供给的，老魏的第三张饼是逢佳，逢佳的第二或第一张饼则是老魏，既然他们吃的不是同一张饼，自然也不能终身同道，但他们却是可以互相支援的。

这一个夜晚，一个闹，一个静，一个说，一个听地过去了，谁也没有合眼。窗上的灯暗下去，黑下去，晨曦白起来，亮起来，屋里只是昏昏黄黄的一盏灯。街上宵夜的走了，饮茶的来了，面铺关了，粥店开了，屋里只是这一男一女的两个人。最后一部电车进了场，第一部电车又出了场，铁轨上的急急风停了一阵，又奏起了，屋里只是这三面墙一扇门。后来，逢佳坐了起来，泪痕给她的脸上蒙了一张壳，眉目有些朦胧似的，她说：老魏，这样也好，我们谁不欠谁。她又说：我们本就是两厢情愿。事情忽然变得简单明朗。他们心里竟都有些糊涂和恍惚，好像黑里走路，走一个大圈子，又回到了原处，却已月西日东，人还是那个人，景还是那个景，心却老了一个彻夜。他们弄不清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走了弯路，好不应该。逢佳先洗澡更衣，然后是老魏洗澡更衣。他们一先一后进入梦乡，鼾声先后而起。香港的白天本就是供人睡，然后好在夜里闹的。他们闹来闹去闹的，是自己，香港还是香港。

九

老魏和逢佳的关系还延续了一年，一切都是按和约进行。这一回他们是连细枝末节都谈了，以免再生谬误。逢佳辞了工作，但每天比工作还忙，英文、打字、电脑，还有钢琴，课程把一周时间全部排满。这么些学习中，钢琴是她比较喜爱的，她的琴声已经有泉水叮淙的意思，姿态是比声音更合格的。每当夕阳西下时分，她便弹奏“献给爱丽思”，有邻居家的中学生，一听琴声，便说“爱丽思又来了”。她喜欢的衣服和化妆依然是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可却是协调矛盾的。在两个极端之中有着急促的过渡，或者暗藏的呼应，就像弦上从高到低的滑音，那滑音有时出来有时则吃进去的。在她那冲突的颜色之中不再有原先的生拉活扯，而是好言商量，恳切妥协的。她说话也还是高声大语，但是高声大语上蒙了一层哭音也不知是鼻音的膜，使噪声变得光滑，聒噪也是悦耳的聒噪。邻居家那中学生，背后替她起了一个很奇特的名字，叫作“圣诞节”。猛一听是文不对题的，再一想倒觉出了几分形象。她确是如过圣诞那样热闹、快乐，和五颜六色的。她依然是粗和俗的，但粗和俗是要婉约一些，曲折一些，不是到底算数的那种，而是到底又拐个弯回来的一种。总之，逢佳还是逢佳，只是有了一些余地，这些余地是她像开拓阵地似的打仗打来的，还是她将自己缩起来节省下来的地盘？许是两种都有吧。

老魏总是常来常往，同时为逢佳办理移民澳洲。他的日常用品换洗衣服是旧金山香港两边各一套的，他的开支与花销是两边各一份的，他的心情和恩义也是两边各一种的。香港已成为他亲近的地方，是飘泊中的居家，居家中的飘泊的那种地方。香港对于他，似乎渐渐从酒还原成制作酒的粮食，酒是叫人迷醉，雾里看花水里看月的，粮食是让人果腹，度日月、度人生的。但香港的灯火依然，香港的圣诞节也依然，即便是岁月人生，也是雾里水里的岁月人生，这便是一般的粮食与做酒的粮食的区别。这也是老魏不满足住在跑马地的酒店，而要有一个房子的缘故。他不在香港的时候，就和逢佳隔日电话，一个在午后阳光充沛的办公室，一个在夜晚的卧室床上，窗外在起雾。他们说东说西，互致问候，互报起居日常，有时也诉说情义，那情义是滤去恩怨仇爱的理解，平等和互助，是情义中的情义。想到与逢佳分手这一天，不免会伤感，但还有一种轻松，在良心上，也在责任上。老魏并不哀叹时光流转，人事不长。他晓得“永远”只是说说而已，倒是“地久天长”这个词很恰当，地是永远，天是永远，人只是个暂时。就连香港，也不过个百来年，百来年还不是个瞬间。英国人租下香港一百年，就好像要作千秋万代的计议，可是，一百年不已到头了？一百年的契约尚且如此，更何况他和逢佳。

现在，老魏又要去香港了。旧金山到香港的飞机他已乘得熟而又熟，有几个旅客是常见的，便互打招呼和聊天，以解旅途的枯乏。尤其是当机上供应餐饮之后，酒足饭饱，站在过道里作原地的散步，再看见一张熟识的面孔，就有他乡遇故知的快活。这些大都是生意人，做美国和香港或者大陆之间的贸易。有年轻的，也有年老的。爱说话的大都是年轻的，对人没什么防备，心中也没什么隐情，加上狂妄，便都夸夸其谈，天下都是他们的似的，别人也插不进嘴去。年老的往往出言谨慎，听的多，说的少，表情谦和却是莫测的。有一位不老不少的先生，与老魏同机过两次，是从香港出来的。他总是抨击香港，情绪激动，措辞强烈。他说香港是个功利场，人人都想在那里拿好处，拿了好处就走，人人都说香港有什么利，却没有人说“我爱香港”。香港的利实在太多，它除了利什么都没有。老魏有一次笑着说：我看你是爱香港的。他就好像被老魏骂了一句似的，一迭声地否认，为了撇清还格外加一句：我恨香港！但他的眼睛里却浮起了泪光。老魏也不好再去揭穿他，就谈些别的，可心里却对这先生留下了印象，想他倒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每回乘上飞机，都会想起他。这一回，老魏的位置在机翼边，机翼上的灯在云海茫茫中闪着，叫人想到天的大和虚渺，地球只是个弹丸，香港就更是谈不上了。而当香港灯火扑面而来时，情形又不一样了。香港的灯火真是岁岁年年的，香港的机场也是岁岁年年的。

他到家时，逢佳已经在床上，又起来给他煮汤热饭，他自去洗澡换衣。然后，两人一个桌边，一个床上地说话。逢佳告诉他说，她也想做点生意，并且有一个机会，其实是做中间人的中间人。如今香港的生意环节就像会繁殖似的，越来越多，一口饭大家吃的样子。老魏知道逢佳做生意是赔的归他，赚的归她。不过这种中间之中间的环节，赔的不会多，赚的也不会多，权当是供她麻将桌上作赌资。逢佳说着说着就兴奋起来，明天就可发财似的。她从床上坐起，然后又站到地上，大谈生意经。老魏就笑了，说：难道你是在给我上课？但他心里是喜欢逢佳这种不懂装懂的样子的，这样子里有着天真。这天真有硕果仅存的味道。逢佳说：你别笑，今天的经济和你们当年不同，你们那时是资本积累时期，是讲勤劳节俭，今天却是要抓住机会，积累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积累的速度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老魏心里还是好笑，嘴上却与她认真讨论，说：你的意思就是投机的意思嘛！逢佳就很耐心地与他解释：投机是投机，是有欺诈的性质，而她说的则是一种财富的质变，就像打麻将，都是一条龙，混一色可翻一番，清一色就可翻二番，如果单吊，则又可再翻一番，这还是杠杆的原理。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例子越举越多，非常地渊博。老魏只作不懂，还提出问题，为的是让她继续发挥。逢佳便越扯越远，最后扯到了人生，说：这就是有的人生为什么成功，有的人生为什么失败的道理，有的人生是以一换十，有的却以十换一，就看机会抓的准不准，有的机会看上去像机会，其实不定，只是披着机会外衣，内中说不定还是个陷阱，有的机会却正好反过来，看上去像个陷阱，其实倒是机会。说到这里，两人心里都有些触动，老魏的笑不那么自然了，逢佳也神色有点黯然，她停了一下，道了声：不说了。就回到床上躺着去。这时也已午夜，街道上又是雾蒙蒙的时刻。两人就都睡了。

次日起来，已近中午，两人就商量去吃印尼饭，信德中心附近就有一家，然后再去信德中心买东西。天是阴沉的，到了印尼馆，便下起雨来。两人望着窗外的雨，就说雨下得很好。车辆像雨里的虫似的，在楼的缝里爬行。逢佳告诉老魏，她母亲从上海来信，说物价飞涨，青菜赶上了肉价钱，意思里是向她要钱。逢佳说：她不和她男人要钱，倒向我要；这事情就是这么不对头，她当初要我，是爱我，可到头来，她成了她爱的人的责任，她恨的那人，却一点责任也没有；我却是不愿把责任放在我爱的人身上，这也就是我所以把儿子推给丈夫的原因。老魏说：你的话听起来是对的，但想想又是不对的。逢佳就说：可再想想还是对的，这种就叫做否定之否定。逢佳用词总是用它最面上的那层意思，虽是胡搅蛮缠，却也有点歪打正着的意思，老魏总是笑。印尼菜是又甜又辣的那种，这甜与辣又特别地作了强调和夸张，好像外国移民有时候不得不加强本土的特色，可享受少数民族政策似的。他们喝的水比吃的菜多。外面的雨下得紧起来，窗内看出去，竟有些风雨摇荡之感。老魏放下叉子，说道：不过有一点大概是真的，爱其实就是一种虐待，你想人们说“爱得你要死”，这不是虐待是什么？逢佳说：那么“恨得你要死”呢？老魏就说：恨自然是虐待无疑，这是一目了然，直截了当的，而爱的虐待就不大为一般人能看出。逢佳又说：照这么看，不爱才是款待吗？这老魏又不同意了：不爱虽不是虐待，款待也是算不上的，我想还是喜欢比较恰当，它有分寸，讲道理，比如人们说，因为我喜欢你，我就希望你一切都好，嫁个好男人，生个好孩子，如是爱，那就不能了。逢佳就问：那么到底怎样的是爱，怎样的才是喜欢呢？老魏说：你妈对你是爱，我对你是喜欢。逢佳又问：那你对你太太呢？老魏答不上来，就拿起叉子继续吃印尼菜。街上的雨还是在下，听不见雨声，只看见树都在摇，雨则是斜来斜去的。

吃完饭，就去买东西，商场里无风又无雨，也是岁岁年年的。逢佳看中一件外套，老魏心里觉得不好，却不想与她对立，就说：你用什么衬衣和裙子去配它，再用什么鞋和包去点缀它呢？逢佳想了半天，确也想不起来，就放弃了。又看中一件，老魏还是觉得不好，就问用它去配什么衬衣、裙子、鞋和包？逢佳依然答不上来。再就遇上不喜欢的了。虽有老魏看了觉得好的一二样，都被逢佳三言两语打发了。逛了半日，终也没买成什么，只在心里留了个底，好到别的店里去作对比。走过售船票的地方，却动了去澳门赌博的念头。逢佳说兴许能赢它个十万八万的回来，老魏说即便是赢，也是要把赢来的再输进去才肯回来，倒不如一开始就输呢。不过，去不去也是下一天的节目了。虽已是回家的时间，又是雨天，暗沉沉不欢迎的样子，可是逢佳一件东西没有买成，这一天总是个未完成。老魏建议还是去铜锣湾，便出了中心排队要“的士”，且是要放晴的样子。天破了一块，露出太阳的脸，霎那间，无论是正下着的雨，还是已经下到地上的雨，以及包在云里未及下的雨，全都蒸发出热来。心不晓得应当振奋还是消沉，犹豫不决的。人也不晓得该回家还是继续逛下去，也是犹豫不决的。最后，他们就像是不得已地去了铜锣湾。铜锣湾的天就像是另一块天似的，太阳很好，地上的水全干了，天桥上的水也干了。逢佳终于买了称心的东西，晚饭是广式饮茶，再要去喝酒或看电影，却已经人意阑珊，想着回家了。到家后总是洗澡换衣，喝点东西，看会电视，千斤重担卸下身的样子。电视里的连续剧倒是另一部了。

香港的男女欢情，总带有酒足饭饱的味道，是由衣食住行打底的。其实，世界上哪一种男女欢情不是如此呢？所以，香港的男女欢情便是最见真理，也最见真心的一种了。它是慷慨大方，旷达不羁，就像老魏说的，连对方娶亲嫁人都不计较的，它不苛求，不奢望，不贪图，它是节制、俭省、本分。说的也是，虽然是灯火辉煌，虽然是大红灯笼，可即便是个小小的蜡头，也能在黑暗中网开一面，伴路人行走天涯。它是沉，沉，沉到底然后弹上来在天空中飘扬。你听，“献给爱丽思”的钢琴曲响起来了，兰桂坊的啤酒泡沫溅起来了，游艇从皇后码头出发了，太平山顶的缆车滑下来了。现在，连月亮都升起来了，不是挂在树梢，而是挂在楼角，细细弯弯的一牙，最罗曼蒂克的一种。还有雾也起来了，弥弥漫漫，也是罗曼蒂克的一种。灯光就不必说了，那是罗曼蒂克里的罗曼蒂克。霓虹灯闪闪的，好像在倾吐衷肠，衷肠也是酒肉烟食的衷肠。双层电车当当地响，真心为你好的样子。保龄球、桑那浴、犡犗、皮尔·卡丹，虽是虚张声势，也是冲着自己人来的。旋转餐厅里菲律宾歌手的爱情歌曲，却是外国人唱给外国人听的。香港的欢情是飘，飘，飘上去又徐徐落下，落也不落到地，只在人头上浮着，变成一片云，云不是无所事事的云，而是兴风作雨的云，是“朝来寒雨晚来风”的云。

夜里，老魏起来，看窗帘上亮亮的，以为是灯，不料却是月光。天很清澈，雾都散开了。他想，这是怎么了？就在窗前看了会月亮。然后就觉得冷，再上床时，逢佳就有点醒，也觉得不同寻常的清亮，就问是不是早晨了，早上还有一节健美课。老魏说只是深夜。逢佳清醒了一些，看见了月亮，说：这么好的月亮，大约是十五吧。一算却是十六，逢佳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嘛！他们两人躺在床上，静静地望着窗外的月光，逢佳说：抽支烟吧。于是两人就抽烟。逢佳问老魏这次回来住几天，老魏说了，她说那就不能和她过生日了。老魏一想真是，怎么把她的生日给忘了，说，那就晚几天走。只是晚几天还是到不了她的生日，董事会倒要开了。逢佳说不必了，她倒愿意把生日忘掉，外国人不记年岁这一点是真的很好。老魏心里一算，发现眼见得逢佳已经三十六了，眼下虽然还不错，可毕竟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心里难免有些沉重。但再想去澳洲的事正在积极有效的进行之中，便释然了一些。这或许是他最后一次为逢佳做生日的机会了，心又紧了一下。他说：逢佳，我不走了，我们也来个十五的月亮十六圆，给你做个大生日，你说，你要什么？逢佳说：要什么都行吗？老魏迟疑了一下，然后说：都行。逢佳笑了，并不与他为难，只说要个健身脚踏车。老魏当然是说好，又说要开个晚餐会，两人就商量请谁。最后，似乎该请的都想到了，逢佳却又说出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凯弟。

到了那晚，凯弟来了，穿了烟灰色的一身衣裙，裙子的下摆却镶了一种红。这种红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将那大片的烟灰都衬出艳来。这艳不是遍地开花的艳，而是晨鸡报晓似的，不是看的，而是猜的。逢佳穿的是紫色。紫色是种奇怪的颜色，它是人一生只能穿一回的颜色，就像白色一样，只在结婚礼服上才是生动和饱满的。在平时，无论怎么调配，全是苍白空洞，无声无色。紫色也是个难穿的颜色，甚至比白色更难处理，它是连结婚礼服这个归宿也没有的。它不知是亮丽还是暗淡，不知是鲜艳还是素净，不知是浮华还是老实，也不知是爆发还是压抑。它是那种犹豫不定，困窘不安的颜色。人人都去穿它，但人人都被它打败。而今天却是逢佳穿紫的日子。她穿的是紫色缎子的旗袍，头发也光亮得像缎子。她实在是鹤立鸡群的。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合适的服饰，这不是凭她的审美和情趣所定，而是命运选择所定似的。连老魏都有些吃惊，好像生平头一回认识，是第二个邂逅，这地方的邂逅真是多得不得了。凯弟就像是逢佳的影子，又像是逢佳的风，还像是逢佳的余音。凯弟就好像要在空气中化了似的，只是被她那套烟灰镶红边的裙子牵着不让走。老魏还发现穿一身紫的逢佳也好像淡了一层，虚了一层，人是宣纸上的墨似的，有一种洇染的意思，也要随凯弟一层层化了去。却是因为她是钻进老魏心里的，知道她即使化成烟，还留有一个核。这样，他便想到凯弟也是有一个化不了的核，只不在老魏之中，便只是一味地觉得她虚。他想到逢佳本是托住他心里那虚的一个实，可是好像他的那块虚会吃人，将逢佳的皮和瓤都消化了，只有那个核，消化不了。到头来，人都只剩个核。

凯弟对老魏说，逢佳今天真是高贵。这是凯弟头一回向他评价逢佳，他看见了凯弟脸上有一点妒意，这使他看到了凯弟的真实。他说，是啊，逢佳越来越高贵了。其实他知道逢佳的心永远是粗俗的，落地生根，酒糟粮糠的。凯弟转了话题，问老魏近况如何，老魏却还是说逢佳。他说：凯弟，你知道逢佳这身旗袍的料子是多少钱一码，做工又是什么价吗？凯弟说不知道，他便一一告诉她，然后又说那鞋在哪里买的，胸链在哪里买的，唇膏是什么牌子的，还有生日蛋糕在哪里定做的，健身脚踏车又是如何挑选的。老魏自己知道自己有点醉，说的也多了，却煞不住口似的。他眼前是觥筹交错，灯红酒绿，逢佳的那一点紫，是红里的最红，绿里的最绿。

十

好了，逢佳也是该走的时候了。所有的文件都全了，手续都齐备，悉尼的房子租好了，也找了个事，在老魏朋友的公司里先做着再说。走以前的事情总是多，腾不出空给“惜别”这两个字，其实这也是惜别的结尾处了。事情一开头，惜别就也开了头，告别的晚宴一夜连一夜，弄到后来自己都不知哪一夜是最后了。有时竟是彻夜不眠的，一天一天就没了间隔。到后来，连时间都忘了，只记着飞机的那个航次，走到跟前打住就是。一直到临走前的一晚，要做的事都做完，没做的也没时间再做，才稍稍有了点空，也稍稍有了点闲情逸致。老魏就说，出去喝酒吧！逢佳也说好，两人便锁门来到街上。他们去的是和合中心的旋转餐厅。已有很久不来，可一切依旧，就像昨天刚从这里走的似的。连那歌手也还是几年前的那菲律宾的三个，可再一问，却说是从泰国来的了，然后就请他们唱歌。这回是逢佳与他们交谈的，用简短的英语。她也是要一支爱情的歌，爱情的歌是多得数也数不过来，这支和那支面目相像，分也分不清。唱爱情歌其实只是个仪式，唱的人多，听的人少。打发他们走后，逢佳说，老魏，我要送你一个礼物。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什么，“当”一声丢进了老魏的酒杯，只见蓝殷殷地沉了底，是一对袖扣。老魏想起那年圣诞送逢佳的手链，在北角吵架时不知丢到哪里。可再一看，却见正系在逢佳腕上，两人就都笑了。老魏把她的手拿过来，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说：你在哪里找到它的？逢佳说：我扔的我当然知道在哪里。老魏心想倒也对，又从手链开始，想到别的一些事情，觉得恍惚间已有很多事情发生然后又过去了。他想，两个人在一起，光是面对面喝酒，就喝了有多少，话说的更是数不清了。可说没有就全没有了，连个痕都不留了。那歌手又在邻座声音沙沙地唱起来，天底下的歌手都好像从一个模里铸出来的。

逢佳说，一到走时才发现，这几年买的东西真是多得不得了，平时也不觉得，漫不经意，燕子衔泥似的，今天一件，明天一件，想不到，竟是这么多，还有好些是只用过穿过一回甚至连一回也没有过的，带呢，带不走，丢呢，舍不得，真是很难办。老魏就说，送人嘛。逢佳说，送人也舍不得。老魏也没了办法。逢佳说，人真是会垫东西的，那房子刚进去时空空的，现在满得几乎要溢出来，也不管有用没用的，只顾往家买。老魏说，过日子还是用一点，买一点的好，衣服吧，只须换洗的，东西呢，只须够用的，这样反倒轻松，东西多了其实是个累。逢佳说，我也这么觉得，到了澳洲，就从头开始，细细地过，不过，光是带去的就已经不少，已经是个累了，说不买东西，哪那么容易，琳琅满目的，真是什么都想要。老魏就说，人就是贪心，有占有欲，到后来全是自己累自己。逢佳接着说，东西中还有一类，是最叫人难办的，那就是礼品，这类东西往往是最精致，最可爱，最叫人喜欢，过节时别人送的，可拿在手里却不知把它怎么好，一点用处派不上。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再把它送人，只能是个礼品，可却爱不释手。老魏说：这就是奢侈吧！逢佳说：就算是奢侈好了，也不是那种奢侈得叫人不敢当的，比如一大座洋房，一部罗伊思劳埃思，或者一个游艇，它只是那种小小的，却解人心意的，你能责怪它吗？老魏说当然不能。

酒喝见底了，各人又都要了一杯。转厅慢慢地转，转，烛光是细细的，欲言又止的。老魏建议逢佳到悉尼，几年后开一家餐馆，这是一条稳妥的中国人的谋生之路，虽然是辛苦，可却总归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是靠机会而是靠勤勉的生计，机会总是有限，他从来不相信什么机会，他只相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关于机会逢佳就有话要说，可老魏用手势制止了她，继续往下演讲：这世界上的机会就和能源一样，总数就是那么些，所以靠机会吃饭，就像靠抢吃饭一样，紧张，冒险，担惊受怕，到头来兴许还是一场空。逢佳插了一句：人生就是战斗，老魏又把她止住了，说：人生才不是战斗呢，谁说人生是战斗谁就走了弯路，人生是地里种庄稼，你流多少汗水，就收获多少，人生是很诚实的，很温和的，很讲道理的，开餐馆就是最好的证明，你菜好，服务好，道德好，客人就多，你知道旧金山有多少个中国餐馆？这个数！他用手势做了个吓人的数字：可大家都要有饭吃，不破产，靠什么？靠机会？机会是没有那样多的，全靠勤勉，悉尼有多少中国餐馆，这个数，他做了个稍稍不那么吓人的手势，也靠勤勉，还是别提机会吧，一提机会就有落空跟在后头似的，勤勉更好一些，也更人性一些。逢佳终于可以说话了，来不及地说道：勤勉当然是不错的，我也没说勤勉不好，只是勤勉是对于时间充足的情况来说的，倘若时间不够，这边勤勉刚开头，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那边时间倒要完了，岂不冤枉，人的生命是短促的，像我们这些新移民又是短促中的短促。老魏抓住她的话头，说：正因为短促，才要加倍地勤勉，因为是连输的时间都没有的，机会是九输一赢，甚至九十九输一赢的。

酒是一点一点低下去的，然后酒的晶莹好像就跑到人的眼睛里去了，烛光也跑到人的眼睛里去了。逢佳说：短促其实也没什么不好，漫长有什么好的？“漫漫长夜何时旦”，一般都是用漫长来形容不好的事情，而把这漫长切成一个一个短促，不就不觉得漫长了？就好像能有几世做人生似的，你看，我这三十六年里，过了几世了？一世大陆，一世香港，澳洲的一世也要开头了，累是累一点，可也新鲜呀！老魏笑了，说你以为这一世一世是没有关联的？这一世一世全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也是个漫长，不过多几个风景，风景后面的东西全是一个漫长里面的。逢佳说：几个风景总比一个风景好，后面的东西是后面的，人却是从前面过的，人总是过着的那个是重要的。老魏又笑了：逢佳，你终是年轻不经事，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打柴人，逢佳就插嘴：他的名字不叫张三吗？老魏就说：对，就叫张三，张三有一日遇到一个仙人，仙人邀他进山洞下棋，一下就下了一天，等他出了洞，却发现一千年过去了，这个故事的意思你懂吗？不懂？那就是说，纵然是一千一万年，其实也就是一天啊！这回是逢佳笑起来了，说这故事讲的恰恰是另一种意思，是说一天的时间里，却可以有一千年的变化。老魏只是摇头和叹息，还有笑。

那三个歌手又回来了，刚要开口，见是方才唱过的，便走了过去，邻桌的客人已经换了一批。酒是到心里去了，醉意绵绵的。老魏越过桌子握住逢佳一只手，说：逢佳，我老了，伴你不到终身的。逢佳就笑：刚才还说一千年和一天是一样，现在又说什么终身不终身了。老魏说：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好好找个人吧，悉尼的中国人也是很多的，但是不要找外国人，他们的头脑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感情也和我们是两种，他们有爱，我们中国人有义，爱这东西可不如义，中国能有几千年的文明，全是一个义，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其实就是一个义，义是什么，你懂吗？逢佳。逢佳撇撇嘴，表示这是不用问的，还表示老魏已经喝多了。老魏这时候倒是极其清醒，思想很轻快，能跳能跑似的。他说：爱，只是个小善，义，却是个大善，爱只对人的，义却是对道理的，你说谁大谁小？爱其实最不讲信用，只要说一声爱，什么万恶的事情就都有了原委，连良心也交代了，而义却是笃信笃诚，没有空子好钻，也没有便宜占，那些白种人，爱得你死去活来，把你比作耶稣的母亲，可去吃汉堡包，还是各付各的账，我们中国人，凭着一份义都是可以送上命的。逢佳就说：谁要人家的命，自己一条命还照顾不过来呢！老魏不听她，继续说：楚霸王项羽，被汉军围困，弹尽粮绝，四面楚歌，死到临头，这时虞姬说，我为大王唱一歌，舞一曲，唱罢舞罢，从袖口抽出剑来抹了脖子，她这是为断霸王的后顾之忧，也是为保全神圣的霸王之节，这就是义！逢佳伸出一个手指头，在他颈下划了一道：把你抹了。老魏就把她的这只手也握住，说：要能使你幸福，我死了都情愿。逢佳就笑了。

老魏说：逢佳，你不知道，我满心里都是希望你好的意思，我耽误了你两年，我没有办法，我不把你比作谁的母亲。母亲在我们中国人脑子里不是可以乱比的，你就是你，我看到你心里就很高兴，本来是虚蒙蒙的，一下子却踏实了，我从一开始就对自己说，我要用这个女人两年，只两年，这两年的时间是比金子还贵重的两年，这不是五岁里的两年，这不是五十岁里的两年，是三十岁里的两年，我对自己说，我要补给你四年、六年、八年，不知道能不能补回来。逢佳两只手握在他手心里，眼睛看着他的眼睛，说：我觉得很值得，没有吃亏，假如靠我自己去奋斗，这两年到不了这程度，许多大陆出来的新移民就是例子，不说别人，只说小栉，出来七年，才把老婆孩子弄来，三口人住一个鸽子笼的公寓，为他想想，明年能怎样？后年又能怎样？我还是觉得自己不错的，我倒觉得这两年的时间是用在刀刃上了。老魏就摇头：逢佳，你总是不明白，你还是不明白，但你将来会明白的，你不知道什么才是刀刃，这两年的时间对于女人的价值你都不知道。逢佳说：我知道，代价大收获才多嘛！世上哪有无本万利的买卖，你不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勤勉呀！老魏还是摇头，我不知道是不是值得，可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我能做的都做了，即便这样，你的前程还很模糊，你要好自为之，我老了，你一走，我好像又老了一截，你不会知道人老是什么情景，人老就是没有前程，前边是什么？一走就走到香港公墓去的。逢佳就抽出手去捂他的嘴，他让开她的手，接着说：逢佳你对我也还是有点情的，也有点义的，那时你和我闹，我心里竟也有一点高兴，情义的事总是会叫人高兴，你我都是情义中人，也都是讲道理的人。逢佳调过脸去，说，一块石头抱在怀里都能捂热，莫说人呢，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说来也是，夫妻之间竟用一个“恩”字，互相都是奉献似的。老魏接着说，禅家有句话，叫“修千年才能共枕”，我们总是有缘的。逢佳就很谦虚地请教：你说这缘究竟是什么呢？老魏也很费思量地：是啊，缘是什么呢？缘大约是要推到前生前世去说了，前生前世里就栽培的一种关系，为什么我对别人不动心，唯独对你呢？要说凯弟，我和她早一年就睡过觉的。逢佳不由拍起掌来：现在坦白了吧！我问你，你还不说。老魏说：和她睡过也和没睡一样，和你就不同了，只看一眼，就已熟识亲近多少年似的，这就是前世里那个关系在作怪，这就是缘。逢佳点头说：这样我就懂了。

他们酒喝个没完，话也说个没完，倾心倾肺，又云里雾里。喝下去的酒，都变成了话，不单是今晚的酒，还有其他个夜晚的酒。他们走出旋转餐厅，进了电梯。电梯徐徐下降，他们便融于灯火之中。该说的都说完了，不该说的就不说了。其实今晚上他们说的都是该说的，说完之后，多出来的话，倒也不是不该说的，只是说不说都一样的。

第二日，送逢佳去机场的，还有逢佳的父亲。老魏想起那个圣诞前夜，他打电话找逢佳，与他通话的那个声音。看她父亲像是做了一生工的样子。飞机起飞后，老魏请他饮午茶，他推辞了一番就应下了。老人才坐定，便打翻了一杯啤酒。他和逢佳都有打翻饮料的习惯，不过逢佳是因为没有拘束，她父亲则因为局促。喝了两杯啤酒，老人才渐渐放松，开始谈起自己的经历，说自己是怎样和现在的太太一同来到香港，那时的香港，其实是要比上海辛苦的，他们全是苦吃苦做的人，辛辛苦苦，无怨无艾地撑起一个家，两儿两女都受了教育，其中还有去美国和加拿大读书的，拿的全部的奖学金，要说一生中有什么财富，这就是了。他还叹逢佳的苦经，对他就像对一个仇人，对他的太太，则是两个仇人，她在上海也没读什么书，身无长技，一般的事又不肯做，倘若不遇到老魏，还不知怎么呢！说到这里，他便缄了口，两人都有些尴尬。停了一会儿，老人不知想起些什么，忽然间说了句：那时候的香港还是有些真情的。

和老人分手后，老魏又去丽晶喝酒，看着香港岛的灯火一点一点弥漫上来，好像从海里升起似的。这晚他是在酒店过的，那房子他已托人出售，他连回去看一眼的兴趣也没有。一年多来，在那里留下了许多东西，又让逢佳一古脑儿全带走。那种空，不是本来的空，而是有了之后又掏尽的空，会叫人受不了，老魏又不想和自己过不去。他在香港还留了两天，见见朋友，第三天才乘上回旧金山的飞机。他系上安全带，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他心里是空的，脑子里却是满的，有点想要睡过去的意思。忽觉有人拍他肩膀，睁眼一看，是一位面熟的先生，曾经有过两次同机。他看见老魏很高兴似的，张罗和人换票，坐在老魏身边。老魏今天不想说话，可也不好驳他面子。那先生坐下之后就开始抨击香港，这时老魏才想起正是那位赤子。在他发表演说时，老魏的脸一直对着窗外，好像不在听，但当他讲到没有人爱香港的时候，老魏却回过头来，说：有一个爱香港的，那就是我，我爱香港。说罢，他竟难以自禁，热泪盈眶了。他想这个香港出来的先生不爱香港，进去香港的小栉也不爱香港，进去又出来的逢佳是一半爱一半恨，而他这个来来去去的人却是爱香港的。香港似乎是供他这样来来去去的人爱的。

不知什么时候，飞机已经在云层中间飞行。香港在云层底下，正是万家灯火。有一些灯火是龙凤呈祥般扶摇而上盘旋而下，有一些灯火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有一些灯火是平地起高楼，还有一些灯火，是农人播种一样一盏一盏点亮。多么喜庆，多么红火，是一个大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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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轶事

作者：王安忆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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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逝

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

“文革”轶事

妹头

流逝

一

隔壁房间里的自鸣钟当当当地打了四下，欧阳端丽在黑暗中睁开眼睛，再不敢睡了。被窝很暖和，哪怕只多待一分钟也好，她拖延着时间。谁家的后门开了，又重重地碰上了司伯灵锁——砰，随后，弄堂里响起一阵又急又碎的脚步声。端丽咬咬牙翻身坐起，把被子一直推到脚下，似乎为了抵抗热被窝的诱惑。一团寒气把她包裹了，打着寒噤，迅速地套上毛衣、棉袄、毛裤——毛裤软绵绵的很难套上。五分钟以后，她已经围着一条黑色的长围巾，挎着篮子，拧开后门锁，重重地碰上门。匆匆走了，身后留下一串沓沓的脚步声。

天，很黑。路灯在冰冷的雾气里哆嗦。几辆自行车飞快地驰过去，三两个人缩着脖子匆匆走着，一辆无轨电车开过了。端丽把围巾没头没脑地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活像个北方老大嫂。风吹来，刀子割似的，一下子就穿透了毛线裤和呢裤，她觉得似乎只穿了条单裤。俗话说：寒从脚底来。腿一冻，带得全身都打哆嗦。该做一条薄棉裤，她思量着。从没想到上海会有这么料峭的北风。因为她从来不曾起这么早并且出门，她也从不曾以为早起出门是什么难事。有时，阿宝阿姨没买到时鲜菜，她会说：“你不能起早一点吗？”现在，阿宝阿姨走了，轮到她早起了。她叹了一口气。

穿过马路，赶上前边那个挎菜篮的老太婆，又被两个小姑娘从身后超过，街面房子的门里不时有人走出，提着竹篮，打着哈欠，碰上了门，袖着手向前走去。走向菜场的队伍渐渐壮大了。到了路口，转弯，前面就是菜场。昏黄的灯光像一大团浓重而浑浊的雾气，笼罩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地上潮漉漉黏答答的像刚下过一场细雨，这里那里粘着菜皮、鱼鳞。人声嘈杂，都在说话，都听不清在说什么。一辆黄鱼车横冲直撞地过来了，人流被劈成两股。一伙小孩子和妇女挤在黄鱼摊前，吵吵嚷嚷，推推搡搡，眼看着要打起来了。端丽赶紧站远一点。这种地方，大都是被这些野孩子和以专给人家买菜为职业的阿姨垄断着，旁人休想插脚。他们似乎有一个什么联合同盟。如你想买时鲜菜、热门菜，早早地去了，排在第三位，甚至第二位，然而一开秤，转眼间，你会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第十七、十八人后面了，哪怕在你前边只是一块砖头，刹那间，也会变出这许多人来。他们互相拉扯，互相证明，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堡垒。

端丽身不由己地走在人流中，心里盘算来，盘算去，总也没法子把这八角钱的菜金安排妥。公公的定息、工资全部停发，只给每人十二元生活费，还不包括已经工作了的大儿子，端丽的丈夫文耀。他自然是到了自食其力的年龄，可惜他从没这么打算过。他拿着六十元的大学毕业工资，早早地结了婚，生下二女一男。端丽没有工作，大学毕业后竟把她分到了甘肃，她不去，她不少那几个钱用。谁想到过会有这么一天呢？六十元，要供给五口人的衣食住行。

六十元，扣除煤气，水电，米，油盐酱醋，肥皂草纸牙膏等费用，剩下的钱全作菜金，也只够每天八毛。越是没有吃的，越是馋。三个孩子本来吃饭都需要动员，而如今连五岁的咪咪都能吃一碗半饭。一碗雪里蕻炒肉丝放在饭桌上，六只小眼睛一眨一眨，一会儿就把肉丝全啄完了。端丽狠狠心，决定买一块钱的肉，干菜烧肉，解解馋，明天吃素好了。

想好了，便挤到肉摊子跟前。人不多，只排了十来个人，她在末尾站上，一边细细打量肉案上的肉，经过衡量比较，看中了一块夹精夹肥的肋条。前边有两位指着那块肉，斩去了五分之二，可别卖完了！她的心有点跳。又有一个人要买那块肋条肉，只剩三指宽的一条了。好在，她已排到了跟前，紧张、兴奋，使她一时没说出话来。

“要哪块？快点快点！”卖肉的小师傅不耐烦地用一根铁条在刀口“霍霍”地挫了几下，后边的人直推端丽。

“要这块肋条，一块钱！”她怕被人挤出去，两手抓住油腻腻的案板。

小师傅拖起肉，一摔，一刀下去，扔上秤盘：“一块两毛！”

“我只要一块钱的。”她抱歉地说。

“只多两角钱，别烦了好不好！”

“麻烦你给我切掉，我只要一块钱的。”端丽脸红了。

“你这个人真疙瘩，你不要人家要！”

“给我好了，小师傅。”后面一个男人伸过篮子。端丽急了：

“我要的，是我的嘛！”她夺过肉，掏出钱包，点了一块两角钱给他。

肉确是很好，可是，把明天的菜金花去了一半。要么，就作两天吃好了。这么一想，她轻松了。走过禽蛋柜，她站住脚：买几只鸡蛋吧！蛋和肉一起红烧，味道很好。孩子的营养要紧，来来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能太委屈了。她称了半斤蛋，四毛四分。作两天吃也超支了四分。不管它了，过了这两天再说吧！她吐了一口长气，转回头走出菜场。

天色大亮，路上行人匆匆，自行车叮铃铃地直响成一片，争先恐后地冲。有一些小孩子，斜背书包，手捧粢饭或大饼油条，边走边吃。端丽想起了多多和来来，加快了脚步往家走。

文耀和孩子们都起床了。多多很好，没忘了点煤气烧泡饭。这时，都围着桌子吃早饭呢！

“妈妈，买油条了吗？”来来问。

“妈妈买肉了，今天吃红烧肉烧蛋。”端丽安慰孩子。

来来欢呼了一声，满意地就着什锦咸菜吃泡饭。多多却噘起了嘴，没精打采地数珍珠似的往嘴里捡饭米粒。这孩子最娇，也许因为她最大，享的福多一点的缘故吧，对眼下的艰苦日子，适应能力还不如弟弟和小妹妹。

“别忘了给姆妈爹爹端一点过去。”文耀说，匆匆扒完最后几口饭，起身走了。

“好的。”她回答，心里却十分犯愁。

“我的语录包呢！”多多跺着脚，烦躁地叫。

“你自己找嘛！”端丽压制着火气说。她刚披上毛巾开始梳头，这么披头散发地在菜场上走了一早晨，简直不堪回首。

“咪咪，你又拿我的东西。没有语录包不能进校门的呀！”

端丽只好放下梳子，帮她一起找。咪咪也跟在后面找，她最小，却最懂事。最后在被子底下找到了。

“不是我放的。”咪咪赶紧声明。

“不是你，难道是我？”多多朝她翻翻眼，匆匆地检查着里面的语录，老三篇等宝书，这是他们的课本。去年年底划块块分进中学，每天不知在学什么，纪律倒很严，不许迟到早退，多多这样出身不好的孩子，就更要小心才行。

“多多，在学校少说话，听到吗？”端丽嘱咐道，“人家说什么，随他的去，你不要响，别回嘴，听到吗？”

“晓得了！”多多下楼了。她很任性，不肯受屈，端丽最替她担心了。

“妈妈，我走了。”来来也跟着下了楼，他还在上小学，很老实，不大会闯祸。

这时候，端丽才能定下心继续梳头。她的头发很厚，很黑，曾经很长很长，经过冷烫，就像黑色的天鹅绒。披在肩上也好，盘在脑后也好，都显得漂亮而华贵。她在这上头花时间是在所不惜的。可是红卫兵来抄家时勒令她在十二小时内把头发剪掉。她剪了，居然毫不感到心疼。当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时，谁还有闲心为几根头发叹息呢？她只求太平，只求一切尽快尽好地过去。只是从此，她再不愿在镜子前逗留，她不愿看见自己的模样。匆匆地梳好头，匆匆地刷牙、洗脸……她干什么都是急急忙忙，敷敷衍衍。过去，她生活就像在吃一只奶油话梅，含在嘴里，轻轻地咬一点儿，再含上半天，细细地品味，每一分钟，都有很多的味道，很多的愉快。而如今，生活就像她正吃着的这碗冷泡饭，她大口大口咽下去，不去体味，只求肚子不饿，只求把这一顿赶紧打发过去，把这一天，这一月，这一年，甚至这一辈子都尽快地打发过去。好些事，她不能细想，细想起来，她会哭。

“妈妈，我到楼下后门口站一会儿好吗？”咪咪请示。

“好孩子，在家里。妈妈煮好蛋，帮妈妈剥蛋壳。”端丽央求咪咪。她怕咪咪和邻居孩子接触。一旦有了纠纷，吃亏的总是咪咪，碰到不讲理的大人，就更糟了。

咪咪没有坚持，有些忧愁地叹了一口气，不知怎么，这孩子会叹气。她走开了，趴在窗口往下看。

端丽洗碗，扫地，揩房间，把肉洗干净泡上酱油炖在砂锅里，另一个煤气灶煮鸡蛋。

“妈妈，”咪咪从窗口扭过头来说，“‘甫志高’又来找小娘娘了。”

“噢。”端丽答应着。“甫志高”是小姑文影学校里高她两级的同学，长得和电影里的“甫志高”活像。这男孩子出身也不大好，父亲开私人诊所，两人都没资格参加红卫兵，逍遥在家，不知怎么开的头，来往起来了。

“他俩出去了，”咪咪又报告，“‘甫志高’走在前头，小娘娘在后边。”

“咪咪，来剥蛋！”

“噢！”咪咪来不及地跑了过来。能有点事干，她很高兴。

砂锅里飘出肉的香味，十分馋人。可是，肉却缩小了。端丽惶惑地看着它们，不晓得该如何阻止它们继续小下去。

“嫂嫂。”文光拿着一只碗一双筷走到水池子跟前，拧开水龙头冲了一下，收进碗柜。

“这么就算洗过了？”端丽恶心地说。看他那么懒洋洋的邋遢样子，她不晓得他当年和父亲划清界限的革命闯劲上哪儿去了。

“并没有油腻。”他和蔼地解释道，走出厨房，顺手摸了摸咪咪的脑袋。咪咪毫不理会，全神贯注地看着手里的鸡蛋，她轻轻地敲了几下，翘起小手指头，小心地揭着，像是怕把它揭痛似的，神情很严肃。

端丽在剥好的光滑的鸡蛋上浅浅划了三刀，放进肉锅，对边上神情专注的咪咪解释：“这样，味道才能烧进去。”

“肯定好吃得一塌糊涂，妈妈。”咪咪说。

端丽心里不由一酸，这种菜是乡下粗菜，过去谁吃啊！难得烧一小钵，直到烧化了，也很少有人动筷子。她看了就发腻，可现在居然真觉得香。

肉煮好，连同干菜、鸡蛋，有大半砂锅。端丽找了一个样式好看的小碟子，先在底下铺上一层干菜，然后放上几块方方正正的肉、一只蛋，送到隔壁房间去。他们原本是同婆婆一起吃的，公公停发工资后，婆婆说分开好安排，就分开了。

“端丽，你们自己吃好了，让来来吃好了。”婆婆客气着。

“一点点东西，姆妈，给爹爹尝尝味道。”端丽放下碟子赶紧走了。这么一点东西再推来让去的，她要羞死了。

她准备吃两天的计划，在中午就破产了。她先用筷子在砂锅里划分了一下，勉强够三顿，可一顿只浅浅一碗，分到五张嘴里，又有几口了呢！她毅然把碗盛满：要吃就要吃畅，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午饭后，是一天中最清闲自在的时候。端丽松了一口气，打开衣柜，想找几件旧衣服拆拆，翻一条棉裤。找出两条旧裤子，可做里子，又找了一件咪咪小时候的旧棉袄，把棉花拆出来可做心子。材料找全，就坐下开始工作。第一道工序是拆，拆比缝还难，很枯燥，又急不得。正拆着，小姑文影来了。文影不算十分漂亮，但举止有几分恬静，很讨人喜爱。她们姑嫂以前的感情并不怎么好，常为一些小事叽叽咕咕。文影见端丽做了新衣服要和妈妈吵，端丽见文影买了新东西也要和丈夫生气。现在，所有的东西一抄而空，再没什么可争的了。加上文影学校停课，整天很无聊，常来嫂嫂房间坐坐，反倒和睦了许多。

“嫂嫂，你在拆什么？”

“两件旧衣服，改一条棉裤。”

“这件也要拆吗？我帮你。”文影找了一把小剪子，也拆了起来，“棉裤太笨重了，应该用丝绵做。”

“几斤丝绵都抄掉了，还都是大红牌的呢！几件丝绵棉袄也抄了，全放在楼下，连房间一道封起来。只剩你哥哥的一件驼毛棉袄了。”

“再加一条厚毛线裤还不行吗？穿棉裤难看！”

“我老太婆了，难看就难看，随他去了。”端丽半真半假地笑着说。

“瞎三话四。嫂嫂你是最不见老的。不过，那时你真漂亮，我至今还记得你结婚那天的模样。”

“是吗？”

“真的。你穿一套银灰色的西装，领口上别一朵紫红玫瑰，头发这么长，波浪似的披在肩上，眼睛像星星一样，又黑又亮。那时我五岁，都看傻了。”

“是吗？”端丽惆怅地微笑着。

“我觉得你怎么打扮都好看。记得那年你妈妈故世，大殓时，你把头发老老实实地编两根辫子，还是很好看，怪吧！”

“有啥怪的。人年轻，怎么都好看。”端丽决计打断小姑的追忆，她不忍听了，越听越觉得眼下寒碜，寒碜得叫人简直没勇气活下去，“你现在是最最开心的时候，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可是我们只能穿灰的，蓝的，草绿的，只能把头发剪到齐耳根，像个乡下人。”文影叹了一口气。

“就这样也好看，仍然会有人爱你。”嫂嫂安慰她。

“但愿……”

“你那同学对你有意思？看他来得很勤。”

“嫂嫂，你又瞎三话四！”文影脸红到脖子根。

“我说的是实话，你也有十七岁了吧！”

“我才不想那些事呢！我还想读书。”

“想读有什么用。再说，真读了又怎么样？我大学毕业还不是做家庭妇女。”

“那是你自己要做家庭妇女。我就不！”

“说得好听！如果要你去外地，你去吗？我是怎么也不去外地的，在上海吃泡饭萝卜干都比外地吃肉好。”

“都传说，我们毕业了，有分配去外地的名额。”文影忧愁地说。

“端丽，”婆婆来了，一脸的惊恐不安，“楼下来了十几个人，都是你们爹爹单位的，戴着红袖章。”

“真的？”姑嫂二人顿时紧张起来，文影脸色都发白了。端丽站起身，把门关好，强作镇静安慰婆婆，“别怕。最多是抄家，东西也都抄完了。”

“我就怕他们上来缠，问这问那。不回答不好，回答错了，又给你爹爹添麻烦。”

“别说话。”文影低声叫，眼睛充满了惊恐。她很容易紧张，有点神经质。每次抄家之后，她都要发高烧，“别说话，让他们以为楼上没有人，就不会上来了。”

于是，三个人不再出声，静默着，连出气都不敢大声。只听见楼下传来拆封开门的声音，有人吆喝：“再来两个人，嘿——扎！”好像在搬东西。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房门忽然开了，三个人几乎同时哆嗦了一下。有人走了进来，却是来来。大家松了口气，婆婆直用手抚摸胸口以安抚心脏。

“你怎么上来的？”端丽不放心地问，似乎楼下布了一道封锁线。

“我走上来的。”来来实事求是地回答。

“楼下那些人没和你说话？”

“没有。他们在搬东西呢，把东西都搬到卡车上。小娘娘的钢琴也搬走了。”

“让他们搬吧！我什么都不要了。只要他们别上来。”文影疲倦地说。

大家又静默了一会儿，听见下面钥匙哗啦啦的锁门声，然后，是汽车的启动声，“嘟”——走了。

“妈妈，我肚子饿。”来来说。他十一岁，正是长的时候，老感到饥饿，随时随地都可进食。

“自己去泡一碗泡饭。”端丽随口说，可立刻觉察到婆婆极不高兴地看了自己一眼，便改口说：“给你一角钱吧。”

来来高兴地跑过来接了钱，把这张小钞票摊平夹在书里。仍然爬上椅子继续做功课，没资格参加红小兵，只好闷头做做功课。他是长孙，是阿奶的命根子。

过了一会儿，多多也回来了。端丽一边和小姑、婆婆闲聊，一边听见来来轻声得意地对姐姐说：“妈妈给我一角钱。”

“稀奇死了。”多多嘴巴噘起来了。

来来讨好地趴在姐姐耳朵边说了些什么，多多的脸色才和缓下来。端丽放心了，一旦孩子当着婆婆的面闹起来，就是她的过错了。

“你们爹爹置这份家业，是千辛万苦，你们不晓得。”婆婆唠叨，“当年他一个铺盖卷到上海来学生意，吃了多少苦头，才开了那爿厂……”

“那都是剥削来的。”小姑不耐烦地顶母亲。

“什么剥削来的？你也学文光。我的陪嫁全贴进去了，银洋钿像水一样流出去……”

“你不要讲了好吗？给人听到又不太平。”

“文影，你不可以这么凶的。”端丽制止小姑，“姆妈，你心里烦就对我们说，这话可万万不能对外人讲。”

“妈妈！”多多在叫，“我们出去玩，一歇歇就回来。”多多搀着咪咪，来来走在前边，一只脚已经下了楼梯。

“去去就来噢！”端丽嘱咐道，“人家说什么都不要搭腔啊！”

“晓得了！”多多回答，三个人扑通扑通下了楼。

淘米烧晚饭时，三个人才回来，一脸的心满意足，嘴唇一律油光光的，咪咪的嘴角上还残留着一些黄黄的咖喱末。

“你们吃什么了？”

“吃牛肉汤，妈妈。”咪咪兴奋地说。

端丽吓了一跳，一毛钱如何能吃到牛肉汤，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要瞎讲。”

“是吃牛肉汤，一人一碗。”来来证明，妈妈的惊讶叫他更觉着得意了。

“多少钱一碗？”

“三分钱。还多一分钱，给咪咪称了重量，咪咪有三十七斤呢！”

“这么便宜？”端丽更加吃惊，“在啥地方吃的？是淮海路上吗？”

“不是。要穿弄堂的，一条小马路，角落里有一爿点心店，名字叫红卫合作食堂。”

“你们怎么找到那里去的？”端丽不知道那个地方，她只知道红房子西餐馆，新雅粤菜馆，梅龙镇酒家……

“我们慢慢走，一边走，一边看。姐姐说要买合算的东西吃。”

“多多，”端丽叫道，“你们吃的那地方卫生不卫生？可别吃出毛病来。”

“有什么不卫生，好多人在那里吃呢！”多多说。

“我们吃得很合算，是吧，姐姐。”咪咪说，“我们对面那人吃一碗牛肉汤是两毛钱呢，其实和我们的汤一模一样，就是有几片肉。”

“你们的汤里没有牛肉？”

“我才不要吃牛肉呢！”多多说。

“我也不要。”来来和咪咪异口同声地响应。

端丽一阵心酸，说不出话来了。接连吃两天素菜的决定便在这一刻里崩溃了。

她每天上菜场，总要被一些荤菜、时鲜菜所诱惑，总是要超过预算。她不会克制，不会俭省，不会瞻前顾后，却很会花钱，很会享受。她习惯了碗橱里必定要存着虾米、紫菜、香菇等调味的东西，她习惯每顿饭都要有一只像样的汤。她觉得自己克得很紧，过得很苦，可是钱，迅速地少下去，没了。她苦恼得很，晚上和文耀商量，文耀比她还发愁，最后仍然得由她来想办法：

“有些用不着的东西，卖掉算了。”

“对，就这么办！”文耀高兴了，刚才还山穷水尽，这会儿却柳暗花明，他以为可以一往无前。于是翻了一个身，呼呼地睡着了。他在学校以潇洒而出名，相貌很好，以翩翩风度吸引了不少女孩子。有一次电影厂借学校拍电影，也把他拉去充当群众。他学的是土木，功课平平，却很活跃。学校乐队里吹蛇形大号，田径赛当拉拉队，组织学生旅游，开晚会，都很积极。他会玩，和他在一起很快活。高傲而美丽的端丽委身于他，这可算是一大因素。而到了如今这个没得玩了的日子，端丽发觉他，只会玩。

后门轻轻地吱嘎了一声，开了，又轻轻地咔嗒碰上了。然后，楼梯上响起轻轻的脚步声。是文光回来了。他就像个幽灵，神出鬼没的。出去，进来，谁都不知道，谁也不注意，更不知他在想什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他站出来同父亲划清界限，将铺盖一卷，上学校去住了。可是不到两个月，却又灰溜溜地回了家。不知是红卫兵仍不愿意接受他，还是他自己不愿参加。回来时，又黑、又瘦、又脏，据说身上还长了虱子。总之，像个叫花子。父亲没骂他，没赶他，却不再搭理他，连正眼也不瞧一下。母亲呢？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真是前世作孽，好好的一家人，变成这么一摊子，端丽只觉得自己命苦。

二

端丽翻箱倒柜，将穿不着的衣服找出来，准备送到寄售商店去。

多多的东西不能卖，她穿了还都能给咪咪穿，来来的衣服也可以给咪咪改。只有咪咪的衣服可以卖掉一些。她拣出一件橘红的小大衣，一套奶油色的羊毛衫裤。文耀的西装可以卖，只是怕卖不出价钱，这年头有谁穿西装？眼下最时髦的服装是草绿的军装。这件自己的织锦缎小棉袄也可拿去，还有几条毛料裤子，都是纯毛的，做工极考究，全是在“新世界”“培罗蒙”“朋街”“鸿翔”做的，剪裁合体，每件都经过很仔细的试样。她翻拣着这些东西，心里隐隐地作痛。她喜欢穿好衣服。穿着不合身、不合意的衣服，她会难受，会不自在，好像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另一个人了。她骄傲不起来，整个心绪破坏了。记得有一次，参加文耀表妹的婚礼。两个月前她就开始做准备，这在她的生活里是很重大的内容，她买了一块黑红碎花图案的料子，去“新世界”做一条连衣裙。她皮肤白而光洁，穿深色的衣服特别迷人。取衣时间正是婚礼那天的早上，她以为很巧，正好。可是早上去取，却回说还没从工场里出来，要她下午五点去取。下午，她穿着家常的裤子、衬衫和文耀一起去“新世界”，取了衣服直接乘26路去和平饭店，虽说要稍迟到一点，可出席这种场合端丽总是要迟到的，这是身份。衣服是取到了，可却很不合身，胸围宽了一点，原来工场的裁剪师傅将二尺八寸误认为二尺九寸了。胸围一宽，整体都松松垮垮，没了线条。她几乎要哭了。文耀安慰她：“倘若人家说你衣服大了，我们就告诉他们说，这是新兴的样子，时髦！”他是很能说笑话的，可这会儿端丽却一点也笑不出来。整整一晚上，她都无精打采，不说话，不动弹，也不太吃菜，只盼着宴席早散。

她把这件连衣裙也拣了出来，连同其他衣服，一起打成包裹。

“妈妈，”趴在窗口看弄堂作乐的咪咪叫道，“楼下来了两部卡车。”

端丽丢下包裹，也跑到窗口往下看。果然，小花园前的铁门敞开了，门口停了两辆卡车。车上跳下几个人，卸下一些破破烂烂的家什，往屋里搬。

“有几个小孩子。”咪咪说。

“是新搬进来的人家。”端丽自言自语。这是常有的事，弄堂好几幢房子搬进了新住户。插进来的都是住在杨树浦、普陀区等边缘地带的工人，举止和这里的老住户大相径庭。

楼下，一个妇女捧着一口米缸叫嚷着：“放在哪块？”

“江北人！”咪咪笑了起来，学着说，“放在哪块？”

端丽把咪咪扯过来，关上了窗：“别看了。江北人都凶得要命，千万别招他们。听见吗？”

咪咪不再趴在窗前看了，可端丽自己却没事找事地老跑到窗户前，隔着玻璃往外看。车上的东西渐渐地卸完了，只剩下一筐筐煤球和劈柴。然后，连这些东西也慢慢地都卸完了，卡车开走，留下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以及一群穿着一色改制的工作服的、大大小小的男孩女孩，在底下忙进忙出。端丽渐渐地认清刚才那捧米缸的大块头女人和瘦小的、只顾埋头干活不大说话的男人是一家，那女人被称作“阿毛娘”。另一个武高武大的男人和戴一顶纱厂工作帽的女人是一家，至于那一帮孩子，她没能搞清谁是谁家的，她觉得他们彼此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都很邋遢和粗野。端丽心里很乱，不知该如何同新邻居相处才好。这些人的脾性，她不了解，因为从来不曾与他们打过交道。隔壁弄堂里有几家不怎么样的人家，那些孩子常常过来捣蛋，对着端丽他们的背脊叫“阿飞！”甚至扔石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些孩子又都跑来把小花园围墙上插的碎玻璃统统砸光。然后骑坐在上面，呼口号，骂人，朝玻璃窗扔砖头，每日必来，十分尽职。楼下房间封掉后，才太平了下来。这些是端丽对这些人家唯一的经验。她担心得很，平添了一层烦恼。转而又想到封掉的三楼，要是再搬进这么两家，便可联合成战斗队，每日都可开斗争会了。正发愁，多多回来了：

“妈妈，楼下搬来两家人家，才好玩呢！他们把地板拖干净，进门就脱鞋。”

“这有什么好玩？”端丽心绪烦乱地说。

“他们真的赤脚在地上走？”咪咪极有兴趣，追着姐姐问。

“不相信你自己去看。”

“妈妈，我下去一歇歇。”咪咪来不及地要走。

“不许去！”端丽气汹汹地叫道。咪咪委屈地扁扁嘴巴，抽回了脚步，却并不走回来，靠着墙站在门口。

“妈妈，你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我上来时，一个大块头女人还朝我笑呢！”多多说。

“你不懂！来抄家，来斗你爷爷的，当初岂止是对你爷爷笑？”端丽叹了一口气，“咱们家如今是谁都能欺负的了。”

多多不说话了，坐在桌子前，从语录包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小书，咕噜咕噜背着，这是他们的功课。

端丽站起身，看看摊了一床的东西，强打起精神，收拾着。

“多多！”端丽叫。

“做啥啦？”

“多多，你来一下，妈妈有事对你讲。”

“人家在背‘老三篇’呢！明天学校里要抽查。”多多噘着嘴过来了。

“多多，你帮妈妈去寄售商店走一趟，拿着这些东西，给。”

“去干吗？”

“这，这都是没用的东西，放在家里也占地方，卖掉算了！”端丽连对孩子都羞于承认目前的贫困。在她看来，贫困如同罪恶一般见不得人。

“让我去卖东西？我不去，你自己去好了。”

“妈妈去不好，要让人看到，会以为咱们家还有什么东西，又要来抄家了。”

多多不响了，她对抄家十分惧怕。可是让她去卖东西，她是无论如何不干的。停了一会她又说：“那就不要卖好了。”

“你这小囡怎么这样不听话！”端丽火了，“大人叫你做点事情，真吃力。”

多多嘴一撇，眼泪掉下来了：“你让我干别的事情好了。”

端丽心软了，不得不说了实话：“多多，妈妈没有钱用了，真的。后天要收水电费，妈妈没钱了。好孩子，帮帮妈妈的忙。”她脸涨红了，觉得自己也要哭了。

“要是人家……看见我了，怎么办呢？”多多抽泣着问。

“你是小孩子，不显眼。”端丽重又把包裹和户口簿塞在她怀里，“咪咪，陪姐姐一起去。”

“好的！”咪咪一直靠在门口墙壁上，这会儿听见允许她下楼，精神来了。她过来牵着姐姐的手，来不及地拉她走，多多一边走一边擦眼泪。

端丽松了一口气，其实她和多多同样地不愿去干这事，甚至比多多还害羞。她怎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呢？

隔壁传来婆婆的说话声，很响。老太太一定又在生气了，否则她绝不会忘形到这个程度，在这时候大声地说话，让楼下的新房客听见岂不又惹麻烦？端丽决定走过去劝解一下。

“姆妈，你怎么生气了？”端丽说。文影在给母亲泡茶，文光半躺在角落里的折叠床上。

“端丽，你听听！这个冤家自说自话在学校里报名参加什么战斗队，到黑龙江去开荒种地。黑龙江是啥地方，你晓得吧！六月里落大雪，鼻头耳朵都要冻掉。”

文光一声不吭，根本不打算解释什么，仰天躺着，对着天花板发愣。

“姆妈，你消消气！”端丽接过文影手里的茶杯递给婆婆，一边扶她在高背藤椅上坐下，“也许人家一定要他报名，他也是不得已。”

“不，是他自觉自愿的。”文影说，她和二哥同校，“甫志高”又是和文光同级，看来消息可靠。

“报名也不要紧。”端丽宽婆婆的心，“现在都兴这样，动员大家统统报名，但批准起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

“我们这种成分，不自愿还要来拉呢！”

“也不一定。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成分不好，人家不批准呢！虽是去黑龙江，也是战斗队，政治上的要求一定很严。”

“去黑龙江还要什么条件？”婆婆困惑了，“五八年，一号里小老虎爸爸当了右派，不是把一家门都发配黑龙江了吗？”

“此一时，彼一时，变化大了。”

婆婆喝了一口茶，脸色好一点了。这会儿，她倒是有点庆幸自己有个极坏的成分。

“端丽，楼下搬进两家江北人，你知道吗？不晓得人怎么样。”

“我们横竖不和他们搭界。”端丽安慰道。

“江北人，也许是厚道的。”文影抱着幻想，“阿宝阿姨不就是江北人吗？”

“她吃我们的饭，狠得起来吗？”婆婆不以为然，直摇头。

“爹爹！”文影叫了一声，赶紧去拿拖鞋，端洗脸水。老头子干了一天的杂务工，一身灰，一脸阴云地回来了。

端丽站起身，问候道：“爹爹回来了？”

“回来了。”他敷衍着。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往日里谈笑风生，很有气派。文耀的风度就是承他而来，只是一点没将他的精明能干学来。老头子穿了一身灰拓拓的人民装，比旁人更显得邋遢，也许他生来是为了穿好衣服的。

“爹爹好好休息吧，我走了。”端丽走出房间，轻轻地关上门。文影却前脚跟后脚地出来了。

“六六届的毕业分配方案下来了。”文影轻轻地说。

“还好吗？”

“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留上海，照顾家庭经济困难、长子、成分好的；第二等是上海郊区农场，然后有苏北大丰农场，最差的是插队落户，有安徽、江西，真的就是扛铁鎝种田。”

“文光即使不报名，也难留住。”端丽沉重地说。

“就是呀！不晓得我们六八届的方案如何。”

“别想那么远。凡事恐怕都有定数，愁也没用，躲也是躲不掉的。”

“天晓得我是个什么命，真想找人去算算。”文影忧郁地说。

“妈妈！”多多回来了，“我们……”

“噢，回来了！”端丽打断了多多，“要烧晚饭了。文影，别发愁，趁现在年轻的好时候，和‘甫志高’多玩玩。”

文影扑哧一声笑了。

端丽把两个孩子推进了屋，关上房门，轻声说：“不能让阿奶他们知道我们在卖东西，阿奶阿爷要生气的。”

孩子听话地点点头。其实端丽并不是怕婆婆生气，而是……怎么说呢？总之是僧多粥少。想想过去，公公婆婆也并不那么顾这里。那年，端丽想买一套水曲柳家具，婆婆说没钱，等明年吧。可不久却给文影买了一架钢琴。想到这里，端丽坦然了。

“卖多少钱了？”

“一共一百零五块钱。”多多把钱和单据交给妈妈。

“一百零五块？”端丽一愣，光她那两条毛哔叽裤子，当时就花了七十多元。

“可不是，这么多。开始我都不信。”多多兴奋得很，“那营业员说，如果寄卖，就是放在他们那里卖出以后再付钱，还可以卖得更贵。我想一百块已经很多了，再说你不是讲后天就要付水电费吗？”

“对的，对的。不过照理还可以再卖多点钱的。”

“那你自己去卖好了。”

端丽不再响了，心里却思量，下次确实要自己去办，人家有点欺负小孩子。

“妈妈，楼下新搬进的人家，真的赤脚在地上玩。”咪咪说。

“哦。”

“那个大块头阿姨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他们以前住在哪里？是怎么样的房子呢？”咪咪很纳闷。

“住在棚户区，草棚棚房子。”

“作孽。”咪咪老气横秋地说。

吃过晚饭，端丽下楼去倒垃圾。对着楼梯的那间房间大敞着门。果然，那大块头女人坐在地板上做针线，四五个孩子在地板上滚成一团，嬉笑着，快活得很。门口放着一溜鞋子。屋里空荡荡的，没什么家具。当她倒掉垃圾回来的时候，发现那大块头女人正打量她，睁着一双很大的、有点凸出的眼睛。端丽低下头，赶紧上楼了。

晚上，夜深人静了，端丽把今天的收入告诉了文耀。文耀本已昏昏欲睡，一听骤然间有了一百多元，立刻清醒过来。

“一百零几？”

“一百零五块。”

“给姆妈五十块吧。”

端丽不做声。

“明天买只鸡，买只母鸡，炖汤。”

端丽不做声。

“再买两斤广柑，长远没有吃水果了。”

端丽仍不做声。

“买点火腿摆在家里。”

端丽扑哧一声笑了：“你怕我不晓得花钱？要教我花。”

“有了钱，吃掉最合算。吃在肚子里，谁也看不见。像爹爹，辛辛苦苦置份家业，到头来成了资产阶级。吃掉干净。”

“你指望一百块钱能置家业？”

“我是打比方的。”

“来来十岁生日，在国际饭店请客，一桌就是一百元。”

“不错。”

“不当家不知道，现在我可知道钱是最不经用的。”

“不错。”

“我想来想去，这一百块钱不能全吃掉，要留点备用。万一孩子病了，或者出了什么要紧事，到时候就不会发愁了。”

“不错。”

“后天要付水电，大后天要来抄煤气，离你发工资有十来天，菜金还没着落，这前后算算起码需要三十块钱，才能挨到发工资。发了工资又怎么？还是不够，所以还要留三十块补贴下月。”

“这么算下来，不能给姆妈了？”

“你看着办吧！”停了一会，端丽又缓和了口气说，“姆妈那里也有不少穿不着用不着的东西，说不定她也会想到走这步棋。咱们往那里送，他们也不好意思白收，还得再送还过来。这样客气来客气去反成了彼此的负担。”

“唉！”文耀叹了一口气。到了如今，他只会叹气。端丽发现自己的丈夫是这么无能。过去，她很依赖他。任何要求，任何困难，到了他跟前，都会圆满地得到解决。其实，他所有的能力，就是父亲那些怎么也用不完的钱。没了钱，他便成了草包一个，反过来倒要依赖端丽了。他翻了一个身，紧紧地抱住了端丽。

唉，轮到端丽叹气了。她甚至希望自己有个工作，哪怕是教书。嫁过来的第二年，附近的民办小学缺少师资，上门来请她去代课。她一口回绝了。她怎么能去教书？而且是当一群小娃娃的老师。尽管，正是由那么多老师的辛苦，才使她完成了高等教育，为她的嫁妆镀了金，然而，在她看来，教书却是卑下的职业。她不去。她不愁吃，不愁穿，何苦去干那个？

如今，吃也愁，穿也愁。她想到，要是当初去代课，也许早已转了正，每月也有五六十元工资了。哦，五六十元。她不由激动起来，甚至忘了以往五六十元，甚至更多的钱在她手里，南京路上走一遭就可以花个精光。时过境迁，人民币都增值了。

楼梯上又响起轻轻的脚步声：笃、笃、笃！老二回来了。他究竟在想什么？究竟为什么要报名去黑龙江？他好像竭力要离开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对他不起了？给他吃，给他穿。他说一声想学画，立刻请来一位家庭教师。学学不高兴了，说会一门外语有好处，又请了一位外语教师，结果什么也没学出来，反倒把功课落下了许多，连中学都没考上，再读了一年毕业班。这一年，家里请了两位家庭教师，补语文，补算术。老师比他更急，拿了人家的钱总要出成果，不为人家子弟负责，也得为自家的钱负责。文光倒像没事人一样，疲疲沓沓，笃笃定定，还常常逃课。家里怕他用坏了脑子，像侍奉月子似的，牛奶、鸡蛋、桂圆，也成了每日里的功课。第二年算考上了，逢到考高中，又如此这般地折腾了一番。还争气，也考上了。眼看着要考大学了，不知别人怎么认为，端丽是为他捏了一把汗。这当儿搞“文化大革命”，废除高考制，简直是救了他，只可惜也并没给他另一条路走。

端丽想起阿宝阿姨的一句话，她说：“你们家的人不是长的，是用金子铸的。”

是的，是用金子铸的。倒是贵重，却没有生命力。

三

端丽夹在买鱼的队伍中，紧紧挨着前边那个男人宽阔的背。她居然有勇气来买鱼了。大人孩子都想鱼吃，鱼又是较便宜的荤菜，她豁出去了。半夜三点钟就跑了来，她不信这样的诚意还感动不了上帝。前边的人越来越多，不断地把她往后边挤，离柜台越来越远了。还好，卖鱼的营业员出来写号头了，这是防止插队的有效办法。那人走到队伍跟前，先摊开胳膊，把队伍推了一遍，将凸出来的人全推进队伍，使之整齐了，也更挤得难忍了。然后从耳朵上取下半支粉笔，开始写号。直接就写在人们的胳膊上，一边写，一边大声地吆喝：

“三号，四号……”

端丽心里很不舒服，有一种屈辱感。衣服上写了个号码，叫人想起犯人的囚衣。

“二十号，二十一号……”

眼看号到她了，她决定和那人商量一下：

“同志，请你写在这里好吗？”她揭起夹袄前襟的一角。

“当心蹭掉！二十七，”那人很好说话，嘱咐了一声，继续往后号，“二十八，二十九……”

端丽松了一口气，好了，现在什么也不用再担心，只等开秤。

“五十九，六十！好了，好了，走吧，买不到了，后边买不到了，别白排了！”那人叫嚷。

这说明，号上的人就都能买到鱼。端丽换了换脚，心里很踏实，很高兴。没料到，吃条鱼还这么难，她想起过去对阿宝阿姨的种种责难，有些歉疚。

“一人两斤，一人两斤！”柜台上宣布。开秤了，队伍慢慢地往前移动，虽说挪动很慢，但毕竟是在往前动了。终于，她到了跟前。围着沾满鱼鳞的大围裙的女人，刷刷地抓起几条鱼，往秤上一摊，叫道：

“两斤一两，七角八分。”

端丽赶紧把篮子送过去，那女人正要往篮里倒鱼，忽然停住了：“你的号码呢？”

端丽提起夹袄衣角：“喏，在这里。”

“啥地方有？”那女人怀疑地盯着她，“人家都是起三更来排队，插队不作兴的。”

“我有号！”端丽把夹袄前襟又往前扯扯，这下子连自己都呆住了。夹袄的羽纱里子上，只有几点白粉笔灰，什么号码也没有。羽纱本来就很滑，写不上字，再加上人挤人，在毛线衣上蹭来蹭去，果真擦掉了。

“出去，出去！”后面有人叫嚷，还有人过来推她，拉她。

端丽绝望地扒住滑腻腻的柜台，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马上要哭了。

“她排在这块的！”忽然响起一个沙哑的苏北口音，“我证明，她排在这块的。”

大家都循着那声音回过头去，端丽看见，说话的正是楼下那个阿毛娘。她排在端丽后边十几个人远的地方，这时，探出身子对着大家说话：

“她把号头写在褂子里面。大家可以查查看，她前头那人是几号，后头那人又是几号。查得出的！”

前面的是二十六，后头是二十八，她正是二十七。而且，大家也确实想起这个年轻女人一直老老实实地站着，连窝都没挪。掌秤的女人把鱼倒给她，一边教训道：“以后晓得了伐？别把号头写在衣服里面，要什么好看？要好看就不要吃鱼。”

端丽提着篮子，仓皇地挤出队伍，连头都不敢回，她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可是，不管怎么，鱼，总归买到了。当她又买了点雪里蕻、土豆，转身走出菜场时，遇见了阿毛娘和另一个妇女，这妇女给弄堂里好几家买菜，大家都叫她金花阿姨，端丽也有点面熟。她认为应该向阿毛娘表示一下谢意：

“刚才，多亏你了。”

“实事求是嘛！”她爽快地说。

旁边的金花阿姨插嘴道：“你自己出来买菜啊？不容易呵！”

端丽觉得她话里有些讥诮的意味，没搭腔，阿毛娘却搭了上去：

“买菜还不容易？没得钱不买菜才是不容易哩！”

金花阿姨对着端丽的篮子瞧瞧说：“买这么点菜，够吃吧？”其实她并无恶意，只是好奇罢了。端丽家那两扇老是关闭着的门，对弄堂里的一般居民，都是个谜。

端丽为被人看出了窘迫，很难堪，脸红了，将菜篮换了只胳膊。

“有鱼吃还不好？皇帝也不过是吃肉吃鱼。”阿毛娘说。

“你不晓得，他们过去享的是什么福。”

“不就是资产阶级那一套！”阿毛娘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端丽听不下去了，加快脚步，谁知她们也跟着加快了脚步。

“现在靠不了老头子了，苦啰！”

“苦什么？自己工作就是了。”阿毛娘把一切都看得简单，这是一种幸福。

端丽把脚步放慢了，轻声说：“要有工作就好了。”

金花阿姨说：“我看你这样的情况，最适合给人家看个小孩。不要出门，在家里就把钞票赚了。”

“怎么个看法？”端丽心动了。

“早上送到你家，晚上领回去，给他吃两顿。”

“哦。”端丽心里活动开了。家用实在紧张，每月都须贴补进三四十元，那一百零五元早已用完。变卖东西已成为公开的事情，婆婆屋里也卖了好几包衣服。前些日子，“甫志高”借了部黄鱼车，帮忙拉一张红木八仙桌去寄售，端丽也让他把一张三面镜梳妆台拉走了。苦日子过过，孩子们懂了不少事。多多不再为跑寄售商店掉眼泪了，放学以后常常和几个要好的小朋友一起到寄售店逛逛，看寄卖的东西卖出了没有。如已卖出，她就极高兴地回来报告，端丽便松松手买一些水果、熟食、点心，最多不过三天，就能收到邮局寄来的领款通知单。然而，坐吃山空，靠卖东西维持，终究不是长远之计。找个孩子带带，不会耽搁家务，又有收入。咪咪在家很寂寞，也可帮着照看，倒是个两全的好办法。走了一段，她吞吞吐吐地开口了：

“金花阿姨，你，是不是帮我留心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家。我反正没事，也便当……”

话没说完，金花阿姨就领会了：“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

端丽出了一口长气。

金花阿姨晚上就给回音了，她很卖力，很热心，端丽家虽已败落到这程度，她依然很有兴趣来打打交道。请她进屋坐，她不肯，只肯站在楼梯口，却不时伸长脖子往房间里瞅。

她给找的是个一岁半的男孩子，名叫庆庆。父母双职工，三十八岁才得了这么一个宝贝，不舍得送托儿所。知道了端丽的情况，虽顾虑她家成分不好，怕会招惹麻烦，但也觉得这种人家生活习惯好，讲卫生，有规矩，孩子交过来可以放心。反复权衡，终于同意了。工资一月三十元，包括两顿饭一顿点心。另外，他们自己订半磅牛奶，每天就让送奶工人直接送这边来。

第二天一早，上学的，上班的都还围着桌子吃早饭，庆庆就被送来了。这是一个不认生的孩子，很白很胖，有一双黑葡萄似的眼睛。端丽抱着他，他挣扎着要下来，站在地板上。文耀、多多、来来、咪咪，站得远远地看着他，神情都很严肃，好像在看一个小怪物。端丽也觉得有点紧张，她从来没接触过别人的孩子。连自己的三个，也都是请奶妈带的。她虽有奶，却不喂，因为喂奶是很容易损害体形的。面对着大家的审视，庆庆并不畏惧，他也在审视着他们，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之间，他蹲下来，只听哗哗一阵水声，撒尿了。

“龌龊煞了。”多多叫道，“要死了！”

文耀皱了皱眉头。

“他怎么在地板上小便？”来来问端丽。

端丽也不知道，沉默着。

这时候，庆庆哇的一声哭了。他感觉到了大家的指责和不满。

咪咪走过去，拉起了他：“你们不要讲他了，他还小呢！”咪咪是唯一欢迎他的人，她实在太寂寞了。她最小，没有弟弟妹妹，常常对端丽要求道：“妈妈，再给我生个小弟弟，妹妹也行，好吗？”如不是“文化大革命”，端丽是还要生的，总还应该再有个儿子吧。她的职责就是养儿育女，而到了眼下，就这三个，她还愁养不活。

咪咪把啼哭不止的庆庆搀到浴室，指着抽水马桶：“尿尿在这里。”然后一扳抽水的扳头，哗哗哗地冲下一股水，庆庆不哭了。端丽松了一口气，赶紧去拿拖把拖地板，拖干净地就煮牛奶。沸腾的牛奶是这么迅速地溢出钢精锅，把她吓了一跳，险些儿把手指头烫坏了。

喂庆庆吃东西是一桩顶顶伤脑筋的事情，他拒绝进食，不时地用胖而有力的手推开勺子或玻璃杯。连哄带灌，总算喝下半杯牛奶，不料他喉咙口咕噜了一声，哗的一下，又全部吐了出来，前功尽弃，奶腥味搅得端丽也想吐。中午吃饭，一口饭含在嘴里可含上半天，饭不是糖，含含就溶化了。须用尽力气动员他嚼，用舌头搅拌，最后劳驾喉咙往下咽。端丽说尽了好话，简直要求他了：

“好庆庆，乖，咽下去。庆庆真乖，咽了吧，咽了，咽了，乖！”

庆庆包着一嘴的饭，只顾摆弄前面的积木，毫不理会端丽的奉承。端丽绝望极了，不晓得他为什么要绝食，她不知道自己那三个小时候比庆庆要难伺候一百倍。

咪咪饶有兴趣地站在旁边看，忍不住要求道：“妈妈，让我试试看好吗？”

“这又不是喂洋囡囡吃饭，有什么好试的！”端丽烦躁地拒绝帮助。

咪咪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她伸出手指头，在庆庆紧锁着的嘴巴上轻轻敲了三下：“笃笃笃，开开门，我要进来了。”

庆庆眨眨大眼睛，喉咙口咕咚一声，咧开嘴笑了。里面空空荡荡，端丽赶紧将一勺饭趁机送了进去，门又关上了。

“笃笃笃，小白兔在家吗？”咪咪换了个花样。

门开了。

“飞机大炮轰轰轰！”

门开了。

“汽车开进来了！”

门开了。

半碗饭下肚，却又听到喉咙口咕噜噜地响，像是呕吐的前兆。

“阿弥陀佛！”端丽念佛了。

咪咪忽然拿起一只锅盖，用一只骨筷乒乒乓乓敲起来，敲得他不知所以，惊慌失措，晕头转向，继而又兴奋起来，欢天喜地地手舞足蹈。饭，终于没吐，端丽却再不敢喂他了，就此打住。以后，端丽便把咪咪的先进方法全照搬过来：将庆庆的嘴假想成一扇门，用出其不意的响声压制倒食。于是，喂饭就成了一桩十分热闹的把戏。

值得庆幸的是，这孩子除了这个毛病，还有个极好的习惯，他上下午都各有一次相当长时间的睡眠。当他睡去的时候，端丽便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安静，她甚至在这乱七八糟的生活中感觉到了幸福。

这天，当她正尽情享受那难得的幸福时，文影却惊慌地跑来了：

“嫂嫂，二哥去黑龙江批准了，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走。姆妈在哭，爹爹在骂，你快去劝劝吧！”

端丽也很吃惊，赶紧跟着文影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嘱咐咪咪：

“看好小弟弟，别让他摔下来啊！”

隔壁房间里天翻地覆地乱。床上放了一堆草绿色的东西，是大棉帽、大棉裤、大棉袄，文光在打铺盖卷。婆婆哭得直哆嗦，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公公病假在家，坐在唯一一张红木太师椅上，脸板得铁青，对着婆婆发脾气：

“他不是去死，这么哭法子做啥？”

“不是死，是充军！”婆婆说，“冤家，你是自讨苦吃，总有一天要后悔，后悔也来不及了。”

“你让他去！我看他是忒无聊了。”公公说罢，站起身走了出去。

“你到啥地方去？”婆婆对着他叫，“让人家看见又要说你装病！”

“我上班去！”

“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端丽看看床上的棉帽棉裤，知道这一切已是不可挽回了。想了一想，她弯下腰扶住婆婆：

“姆妈，你不要太伤心，你听我讲。弟弟这次被批准，说不定是好事体。说明领导上对他另眼看待，会有前途的。”

婆婆的哭声低了。

“你看，这军装军裤，等于参军。军垦农场嘛……”

“不是军垦，是国营。”文光冷冷地纠正她。

“国营也好，是国家办的，总是一样的。”

婆婆擦了擦眼泪：“一下子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喊也喊不应了。好好的一份人家，一下子拆成天南地北的。”

“这些就不要去想了，文光是有出息的，出去或许能干一番事业。”

“我不要他干什么事业，只要人保保牢就行了。”说着又潸然泪下，文影跟着哭了。端丽一阵心酸，不觉也掉下泪来。

相对着哭了一阵，端丽冷静下来，心想：难过归难过。走，总是走定了。一个星期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很多具体的事都要一件件办起来才好。婆婆年高，又伤心，办不了什么事；文影年轻，从没经过什么，也不能指望。看来，要靠自己了。这么想着，她把眼泪擦了擦，对文光说：

“你先把铺盖松开，被里、床单都要拆洗一下才行。文影，帮二哥洗一洗。”

文影跑过来把被子抱走了。

“文光，你列张单子，看需要带些什么东西。”

文光愣了半天神，只在纸上写下“被子”两个字，便再也想不起什么了，似乎一条被子可以闯天下。端丽叹了一口气，接过笔，帮他列了下去：脸盆、箱子、帐子……这两兄弟怎么都这样没有用？！

列好单子，端丽又划分一下，哪些家里是现成的，哪些则需要去买。毛估估，起码要两百块钱才能把他送上“革命征途”。

“学校里给没给补助？”她问文光。

“没有。说凭通知能买帐子、线毯什么的。”文光回答。

婆婆说：“要么赶快到寄售店去，将那只寄售的八仙桌折价卖了，不管多少，总是现钱。”

“姆妈，先别忙。我想可以到公公单位里去申请一下，去黑龙江是革命行动，理应支持。他们给，很好；不给也没什么，再作别的打算不迟。”

“端丽啊，这事只能拜托你了。”

“你别发愁，姆妈。我去。”端丽这么回答，心里却也有些发憷。

趁着庆庆睡觉，端丽跑了一个下午，去了公公的单位，又去了文光的学校。两边都还通情达理，单位补助了五十元，学校补助了二十元。本来没有什么大指望，得了这些钱如同发了横财一般高兴。端丽将自家卖梳妆台的钱拿了出来，她明白了，这年头想要存钱是不可能的，她打消了这念头，倒也舍得往外拿了，人穷反倒慷慨了。七凑八凑总算有了两百多块钱。星期天，庆庆不送来，端丽陪着小叔子上街买东西。商店里人很多，不少商品上面贴着字条：“凭上山下乡通知购买。”不少人都是在买出远门的东西。文光在拥挤的人群面前很怯懦，不敢挤，挤了几下就退了下去，永远接近不了柜台。端丽心中不由升起一股怜悯，这样个娇生惯养、金子铸成的人，出门在外，如何能不受欺负。他为什么要报名呢？端丽忍不住对他说：

“文光，我看你是多心了。当初你划清界限有你的原委和苦衷，家里并没记恨，何苦赌气？”

“我不是赌气，嫂嫂。”

“那又是为什么？”

“我自己也不大清楚，也许爹爹倒说对了，是忒无聊！”

“这么样解闷，不是开玩笑吗？”端丽吃了一惊。

“不，嫂嫂，你不懂。”

端丽不响了。

走了一段，文光轻声说：“不知怎么搞的，我常常感到无聊呢！我不晓得人活着是为了什么。真的，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

“为什么？吃饭，穿衣，睡觉。”

“不，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的手段，我问的是目的。”

“天晓得。”端丽说。

“生活没有意义，好像我这个人没什么用处似的。”

“当初你和家里划清界限也是因为无聊？”端丽觉得他这样的想法很古怪，暗暗好笑。

“或许吧！”

“为什么又要回来呢？不在那里坚持着。”端丽不无讥讽地说。

文光神色黯淡了：“他们太野蛮了。我受不了，实在吃不消。”

端丽又开始可怜他了，不再说话，心里却仍然为他感到没事可做而奇怪，不觉自语道：“我可真想无聊几日，我实在累坏了，真担心会一下子垮下来。”

一个星期，确实一眨眼就掠过了。文光要走了，婆婆哭得昏天黑地，端丽一定不让她去火车站送，让多多请半天假在家看庆庆，自己和文影去火车站送行。

文光胆怯地靠在车窗口，一会儿便被从窗口挤开了。端丽愣愣地看着，不知他哪一天又会吃不消，想着回家。然而这一去几千里路程，回来就不易了。端丽的眼泪滴了下来，而身边的文影早已哭成泪人儿了。火车启动时，文光眼圈儿红红的，别转头去，不再转过脸来。火车越开越快，越开越快，在极远极朦胧的地方拐了一个弯，不见了。

端丽挽着红肿着眼睛的文影默默地走出站台，上了四十一路汽车后，文影出了一口长气，轻声说：“二哥走了，我也许就可以留上海。”

“怎么？”

“政策是‘两丁抽一’。”文影解释，又悄声说，“我那个同学分在上海工矿了，他是独子，特殊照顾。”

“哦——”端丽明白了，“你喜欢他吗？”

文影脸红了，却没回避：“他已经向我表示过好几次了。”

“这人还好吗？”

“他能力很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有依靠的。”

“这就好！”端丽简直羡慕起小姑了。要是她的丈夫能力强一点，可以减少她很多疲劳了。

“嫂嫂，你觉得他怎么样？”文影征求意见。

“只见过几面，印象不深。听多多他们都叫他‘甫志高’。”

文影打了嫂嫂一下。

“我看过那电影，甫志高并不难看，挺斯文。”

文影又打了嫂嫂一下：“难听死了。”

端丽微笑着端详小姑，发现她长大成人了。宽阔而白净的前额，给人明朗的感觉。鼻子很秀气，嘴角的线条很可爱，眼睛虽已哭肿，但却流露出一种少女才有的热望，显得极有光彩而又动人。端丽不觉感动了，但愿她能幸福。有一桩如意的婚姻，也可补偿其他的不足了。

回到家，已经六点钟。多多抱着庆庆正跳脚，说同学刚来通知她，今天晚上，要下达最新最高指示，七点钟就要到学校等着举行庆祝游行。可妈妈还不回来烧饭，庆庆家里也不来接人。她把庆庆塞到妈妈怀里，背着语录包就走。端丽叫：

“才六点，吃了饭再走。”

“不高兴，晚了！”多多带着哭音嚷，还是跑掉了。她是最受不得一点委屈的。

夜里九点多钟，多多才回来。端丽端出晚饭让她吃，一边问：

“什么指示？”

多多狼吞虎咽着，含混不清地回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四

早上，端丽买菜回来，照例弯下腰拿牛奶，送奶的把牛奶都放在门口地上。可是地上却只有一摊碎玻璃，一摊乳白色的水迹。一定是那些野孩子干的，他们常常来和张家捣蛋。在楼下大声喊：“张文耀，敲图章！”让人白跑一趟。或者学着红卫兵吆喝着打门，让人虚惊一场。甚至，在夜里将石头砖瓦扔进二楼窗口。大家都已经很习惯，认为这是生活中正常的插曲。然而今天的玩笑，有点过分了。这牛奶是庆庆的，要赔偿！一瓶牛奶一角七分，再加上瓶子共两毛。咪咪一直想要的一盒彩色蜡笔，可以买两盒……端丽看着碎玻璃，发起呆来。

后门开了，阿毛娘提着煤球炉出来生炉子。他们搬来这里是强占私房，房管处开不出房票，没房票煤气公司就不给装煤气。所以他们一直在烧煤球，每天生炉子，搞得弄堂里烟雾弥漫，昏天黑地，人家都不敢开窗、往外晾衣服。

“怎么了？”阿毛娘问。

“牛奶瓶被小孩子砸掉了。”端丽醒过来，弯下腰收拾玻璃片。

“哪家小伢子这么捣蛋？找他去，要他赔！”

端丽摇摇头，苦笑了一下。

“不知道哪家？那你骂，对着弄堂骂，骂他十八代灰孙子！”

端丽又摇头。

“你不会骂？还是不敢骂？怕什么！你公公是你公公，你是你，共产党的政策重在表现，不能把你们当一路人看。”她开导端丽。

端丽不响，笑笑。

“做人不可太软，要凶！”阿毛娘传授着她的人生哲学。

端丽抬起头看看她，心里倒是一动，似乎领悟了什么。

“就像上班挤汽车，越是让越是上不去，得横性命挤。”

端丽点点头。

文耀和孩子们都起来了，多多在打扫房间，她现在已将一部分家务接了过去。干得不坏，就是有个毛病，牢骚大得吓坏人。有时，端丽实在受不了，就说：“我宁可你不干，也不要听你发脾气。”“那我就不干！”她气得气都短了。可等到第二天，就看不下又动手做了，牢骚还是依旧。见多不怪，端丽随她去讲，好在她确能帮自己分去一点负担了。

“妈妈，买油条了吗？”来来问。

“买了，买了。”端丽把油条从篮子里拿出来。

“妈妈，我不吃油条！”多多说，“你把四分钱给我。”

“买都买了。没有钱给你。”

“不，给我嘛！油条我不吃，给我四分，公平合理。”多多固执地说。

“妈妈，庆庆要吃牛奶了。”咪咪搀着庆庆过来。

端丽猛地想起了牛奶，不由抬起手拍了拍脑袋：“牛奶被‘小赤佬’敲碎了。咪咪，你快吃早饭，吃过了到食品店门口排队买一瓶，去晚了就买不到了。”

零售牛奶十分紧张，每天只卖很少的几瓶，必须在九点半钟开门之前就等着。咪咪排队买东西是好样儿的，不急躁，不擅离岗位，乖乖地站着，无论排多久都没有怨言。而且这孩子很仔细，小小年纪出去买东西，大至交付五六元钱的水电费，小至两分一盒的火柴，从没错过账，丢过钱。她比哥哥姐姐都更知道生活的艰辛，谁让她生不逢时，刚懂事就遇乱世。

这会儿去排队，起码九点半才能买回牛奶，庆庆九点就该睡上午觉了。好歹得给他吃点东西，吃什么呢？端丽低头看看小家伙，他正半张着嘴愣愣地瞅着咪咪吃泡饭。咪咪把油条放在一边，光吃酱瓜，津津有味，很是馋人。端丽灵机一动，“咪咪，你给他吃一口泡饭看看。”庆庆居然吃了，而且咽了。端丽赶紧盛了小半碗泡饭，把油条撕碎，然后坐下来喂他。

“端丽，”文耀叫她，“妹妹学校来通知，晚上要召开家长会。姆妈耳朵不好，叫我去。我想恐怕是要动员上山下乡的事。我不大会应付这些事，你去吧，啊？”

“你怎么这样没用场？”端丽哀怨地说。

“现在又不比爹爹那时候，人要能干才能生存。托共产党福，一人一份工资，省心省力，没有肉吃，也有饭吃。”

“我看是爹爹的钞票害了你，什么事都不会干。”

“我是有爹爹的钞票。没钞票的人我看也不见得有能耐，不过比我多几句牢骚。”

“你的嘴倒能说。”端丽说不过他，这时候方能记起他在学校里是个辩才。

“好，不说了。晚上，你去开会啊？”文耀把碗一推，温存地抚摸了一下端丽的头发，走了。咪咪吃完了泡饭，手里拿着没舍得下饭的油条，一点一点咬着跑去排队了。来来还没吃完，悄悄地对多多拒绝的那根油条进行蚕食。多多站在自己的小床跟前，低着头不知在干什么。端丽好奇地望望她，见她在往一个泥罐子里丢钱。

“多多，你在存钱？”

“嗯。我同学送我一个扑满，钱放进去就拿不出来了，最后存满就把它砸碎。”

“你存钱干吗？”

“我要买一双松紧鞋。”多多说。目前，女孩子中间很流行男孩子穿的松紧鞋。

端丽发现女儿长大了，胸脯开始丰满，衣服绷在身上，显小了。姑娘大了，就知道要好看，知道打扮。端丽感到对不起女儿，心想着应该给她做几件衣服。自己在她这个年纪，有多少衣服哪！

多多把扑满小心翼翼地放在床底下，以免被庆庆顽皮碰碎：“这样才能存住钱呢！”

这给了端丽一些启示。当然，她不是小孩子了，自己能管制自己，用不着拿个扑满来强行节约。她找了个旧日用过的珠花小手提包，决定将一些可用却没用去的钱放在这里，虽是极少的几个钱，可总是在积起来。炒菜时，味精没了，她刚要张嘴喊咪咪去买一袋，转念一想：这完全可以省下，鲜与不鲜之间，本没有一道绝对的界线。她把省下的六毛二分钱丢进了钱包。上街买牙膏，她毅然摒弃了从小用惯的美加净，而买了上海牙膏，又省下两毛八分。她尝到了节约的乐趣，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心心念念想着如何装填钱包，以致文耀也讽刺她是“葛朗台”。

趁庆庆睡觉，她打开箱子，想找几件旧衣服给多多改两件衬衫。家里本来有着成堆成堆的各色料子。买料子，是她往昔生活里的一大乐事。走在街上，逢到绸布店必定进去，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她总要买几段。有时因为花样别致，有时因为料子质地优良，有时因为自己喜欢，有时仅仅因为想买。不少衣料买回来便忘在了一边，都被虫蛀了。抄家时把这些东西全翻出来，集中在院子里开“阶级教育展览会”，连她自己都吃惊怎么会积存了这么多东西。

端丽找出两件半新的旗袍，花色都很好看，一件是咖啡底色上奶黄碎花，一件是天青色的。她摆过去，摆过来，不明白该如何下剪刀裁。想了一会，她取出多多的一件衬衫，先用报纸照样儿放大一点，剪了几个衣片。然后把衣片放在拆开的旗袍上，尽力使衣片全部被容纳，再用划粉画下来，最后才用剪子。她慢慢地做着这一切，像小孩子做拼板游戏，颇有兴味。当她先用大针脚把衣片连上的时候，心中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她很佩服自己，多么聪明啊！居然想出这么个主意，她尝到了创造的滋味。多多放学回来，她立即要多多试样。多多穿上以后，就再不肯脱了。兴奋得红着脸，在镜子前左照右照。在她新衣服穿不完的时候，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娃娃，当她长成大姑娘，真正爱美了，却从没穿过一件新衣服。她没什么可以修饰的，只能在两根短辫子上下工夫，一会儿系紫色的玻璃丝，一会儿系红色的玻璃丝，不同颜色玻璃丝所带来的微妙的变化，只有她自己才能觉察。端丽告诉她，衣服还没最后做成，需用细针细线缲起来方可穿着。多多恋恋不舍地脱下衣服，就嚷着要自己缲。端丽不愿意，这件劳作这么吸引她，也许因为这是头一件从她手里创造出来的成果吧！这一个下午，母女俩都很兴奋。端丽一边密密地缝着，一边思忖着接下去，还要为来来和咪咪改做什么。

文影学校的家长会真是谈分配问题的。这届毕业生是插队落户一片红，百分之百的外地农村，简称“外农”。去向有黑龙江、云南、内蒙、贵州、安徽、江西。经济困难者，独生子女者，统统不予照顾，统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回家商议，大家决定屏住不走。姆妈说：“我已经把她养到十八岁，不信这会儿就少你一口饭了。”端丽也表态：“没什么了不起，我大学毕业还不过做家庭妇女。”文影从头至尾一直在掉泪，搞得大家好心酸。端丽很可怜她，也许只有她知道文影伤心的更深一层原委。“甫志高”已经正式上班了，在闵行一家大工厂做工。想想自己当年，这正是最开心、最无忧无虑的时候，而文影这些姑娘，却在青春年华承受这么多的忧愁。想到这里，她更下了决心，要帮助小姑赖到底。方案定了，可落实起来却不那么简单。

先是班主任来动员，端丽几句话就把他呛出去了。她虽不大晓得外面的形势，但看他那破破烂烂的一身便知他目前的地位不高，人人都可欺得。接着里弄里打着锣鼓来宣传，野蛮小鬼趁机砸碎两扇玻璃窗。然后，学校里开学习班，端丽出席，让文影在家带庆庆。名曰学习班，就是逼着表态，不表态不让回家，吃饭时给每人送来一碗开水一只面包。第一天端丽没吃，但第二天仍向她收钱，一气之下，索性吃了。这一关挺过来了，但学校和爹爹单位接上关系，将文影的生活费停发，爹爹因此挨了批斗。婆婆、文影成天啼哭不止，文耀只是连声叹气，一无所措。端丽和他说说，他反而不耐烦，说：“妹妹也是太娇气，我不信外地是地狱，那里不也有千千万万人在生活。”胸怀一下子广大了许多。最后，学校来了最后通牒，再不报名，就要强行将户口在总册上注销。并且，越往后去的地方越糟，只有内蒙、云南，甚至还有西藏。这些地方在只知道天井上方一块云的上海市民听来，就像是外国，想都不敢想的。实在无奈，文影决定了去江西。江西总比安徽远了一些，可安徽吃杂粮，那是绝对受不了的。

家里倾其所有，为文影准备一份行装。她远不如文光好将就，什么都要带，什么都要买。马桶、木盆、火油炉、钢精锅、上海大头菜、香肠、罐头，仅牙膏就带了十条，卫生草纸带了一肥皂箱。如没有钱满足她的需要，她就哭，哭得人肠子都揉碎了。后来，只得又卖了几件东西。端丽把钱包里攒的钱也奉献出来，多多空前地懂事，将扑满递给妈妈，转过脸说：“你摔好了，松紧鞋我不买了，现在反正已经不兴了。”端丽不忍心，收了起来，可是到最后，文影还要买十斤卷子面，端丽只好把扑满砸了。数数，已有四元多钱，超过一双松紧鞋的价值了。她留了一点钱，准备去买一块直贡呢鞋面，自己学着做一双。她深感到这家的子女都是无用且自私。楼下阿毛娘的大儿子也去安徽插队，运行李那天她看见，只有一只板箱一个行李卷放在自行车后架上一捆就驮走了。

给文影送行的场面极其凄楚。因是上山下乡的高峰季节，北站压力太大，所以是在彭浦货车站发车的。没有月台，送行的人站在很低的碎石路基上，伸长了胳膊也摸不到车上人的手，给人一种咫尺天涯的感觉。文影从未离开过上海，也从没想过要离开上海，尽管她的父辈是出生在浙江一个依山傍水的小镇上，十八岁才来上海学生意的。而说到了底，上海究竟又才有多少年的历史？但她只属于上海，上海也应属于她。尽管没去过外地，却听来了很多外地的坏话。包括端丽，也是对上海以外的一切地方既惧怕又憎恶。然而看到文影那种几不欲生的失态样子，端丽伤心之余又有些奇怪：外地究竟有那么可怕吗？究竟是谁也没去过那里呀！她有点觉着好笑，附带着把自己也嘲笑了。

公公也去送了，他以为文影走有他的责任。如果他当年不做老板，只老老实实当一生伙计，文影就可以屏到底了。火车开了，“甫志高”先走了，他还要上夜班。端丽陪着步履蹒跚的公公慢慢走出站台。默默走了一段，公公怆然说道：

“都怪我作了孽，带累了你们。”

“爹爹，你不要说这个话，我们都享过你很多福。”

公公不响。

“爹爹，你别忒担心了。文影很娇，没出过门，想得很骇人。也许真到了那里也不过如此。”

“文影是很娇，我们家三个孩子都很不中用啊！”公公说。

端丽以为自己说话造次，公公生气了，不敢再做声。公公却又道：

“端丽，我看你这两年倒有些锻炼出来了。我这几个孩子不知怎么，一个也不像我。许是我的钱害了他们。他们什么都不会，只会花钞票。解放前，我有个工商界的老朋友，把钱都拿到浙江家乡去建设，铺路，造桥，开学堂，造工厂，加上被乡下人敲竹杠，一百万美金用得精光。我们笑他憨，他说钞票留给子孙才是憨。果然还是他有远见。”

端丽不知道该怎么答腔，不响。

“幸亏是新社会，每个人总有口饭吃。无能就无能，罢了！只愿他们老老实实，平平安安，我也闭眼睛了。”公公凄楚地说。

“是呀，只求大家都太太平平。”端丽轻声附和。

五

庆庆要进幼儿园了，就要离开端丽的家了，全家都有些恋恋不舍。多多不再提起为他所受的委屈：炎炎夏日，自己的汗来不及干，却要给他扇风哄他入睡，他却偏偏不睡。她手扇酸了，最后是声泪俱下。她抱着庆庆上街走了一圈，用难得的一点零用钱给他买了根雪糕。来来对庆庆撕坏他邮票的罪行，重新采取了既往不咎的宽大态度，并且画了好几艘航空母舰送给他。咪咪本来就和他很好，但曾经因他用手捞菜吃，打了他的手心，于是就老问他：“庆庆，你恨我吧？”连老是叨叨庆庆太难弄的文耀都赏了他几句好话：“这孩子还是很乖的，不爱哭，不哭的孩子好。”最后的几天里，大家都抢着给庆庆穿衣，喂饭，抢着抱他。庆庆是个很有感情的小孩，经过这两年的共同生活，已经完全站在端丽他们的立场上了。有野小鬼来闹事，他会简洁而严正地指责：“坏！”家里带来水果，他会送到端丽嘴边说：“娘娘吃。”多多发脾气，他会和咪咪一起害怕，一声不吭，悄悄进，悄悄出。离开的那天，他居然抱着端丽的脖子放声大哭起来，哭得端丽心里酸溜溜的，好一阵难过。他走后，有很长一段日子，端丽不习惯，心里总是空空落落。买菜回家，她常常下意识地弯腰去寻牛奶；烧饭时常常把锅倾斜一点，使低处的饭能烂一些可供庆庆吃；坐着缝东西，她又会莫名其妙地一惊，以为庆庆睡醒了在哭。逢到这种时候，她就感到又好笑又不解。

自己有了三个孩子，却从没在孩子身上尝到这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她的孩子跟着奶妈长大，不跟她吃，不跟她睡，只要奶妈，不要她。她以为很正常，并不见怪，孩子是跟着奶妈长的，自然同她亲，跟自己疏了。

庆庆走了一个月，端丽才发现更实际的一块空白，每月突然少了近二十元收入。她不得不去找金花阿姨，请她再找一个孩子。去之前，她想到屡次麻烦人家，很不过意，买了一盒水果蛋糕带了去。金花阿姨一口答应帮她找人家，却死也不肯收蛋糕，连连说：“罪过，罪过！”要说过去她对端丽家的窘迫还有些怀疑，以为他们是“真人不露相”，哭穷；而如今，她是真相信了。她说：“像你这样的盘房小姐，少奶奶，居然帮人家领小孩，必定是山穷水尽了。”过了两天，金花阿姨来了，并没带来确切的回音，却带来了一斤三两毛线。

“张家媳妇，”她总是这么称端丽，“你会织绒线衫吧？”

“绒线倒是会的，不过不一定拿得出去。”

“不要客气，不要客气。有个老太太想织件绒线衫，只要暖热，不要好看。送出去织吧，全是机器摇，可惜了好绒线，想找人手织。”

“我试试看好了。”

“尺寸在这里，样子就是一般老太太套在外面的开衫。平针，上下针，随便你。工钱嘛……”

“我不要工钱，我横竖没事情，织织玩玩。”

“这有啥客气的？这是人家托我的事。工钱我去打听过了，四块钱，好吧？”

“我不要工钱。”

“你不要我就不给你织了。”金花阿姨说着丢下毛线就走了。

端丽专心专意，日赶夜赶地织了一个星期不到，完成了。收入四元，正好赶上付掉煤气账。她觉得自己狼狈，可又有一种踏实感。她感觉到自己的力量，这股力量在过去的三十八年里似乎一直沉睡着，现在醒来了。这力量使她勇敢了许多。在菜场上，她敢和人家争辩了，有一次排队买鱼，几个野孩子在她跟前插队，反赖她是插进来的。她居然夺过他们的篮子，扔得老远。他们一边去拾篮子，一边威胁：“你等着！”可结果却并没发生什么。来来刚升中学，在学校受了欺侮，她跑到学校，据理力争，迫使老师、工宣队师傅让那孩子向来来道歉。她不再畏畏缩缩，重又获得了自尊感，但那是与过去的自尊感绝不相同的另一种。

自从织过这件毛衣后，她去找了本《绒线编结法》，学了好几种花样，又去找金花阿姨，想请她再帮着介绍一点毛线生活。可是她一眼看见上次织的毛衣正罩在金花阿姨自己的身上，她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其实不用开口，金花阿姨也知道她的来意，歉然说：“我一直在打听，没有合适的人家。不过，我听讲街道工场间最近缺人手，你可以去申请一下嘛！”

“工场间？”

“生活很轻的，当然钞票也不多，我也不大清楚。”

“这事该找谁去说呢？”

“先找找你们弄堂的小组长。”

“好的，谢谢你。”

“谢什么？”

“我走了。”端丽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抚摸了一下金花阿姨身上的毛衣，轻声说，“我不该……”

金花阿姨推开她的手：“那老太太穿了嫌小，卖给我了。只要毛线钱，手工费就算她蚀的老本。”

端丽眼圈红了。

一路上，她考虑着金花阿姨的提议，越想越觉得是个好主意。咪咪马上要上学，不能在家帮忙了。多多下乡参加三秋劳动，去时只说两周便回，可忽然说是要备战，为疏散起见，暂不返沪，要作半年一年的打算。战争在端丽眼里太遥远了，她只知道多多不在家，不能搭搭手了。带小孩，非要有一双眼睛长在他身上，否则就会出事。这不是一瓶牛奶，碎了可以赔，这是性命交关的事啊！如今家里离得开人了，完全可以出去工作，生产组收入虽不多，可总是有一定保障的。在这一系列的考虑中，她居然一点都没想到自己的出身和那张大学文凭。她只想着生活的实际：房租、水电、煤气、油盐柴米。要是文光知道了这些，又会如何地悲哀啊！本是维持生存的条件，结果反成了生活的目的。他以为生存是用来为一个极伟大的终极目的服务的。然而，左右前后观望一下，你、我、他的生活却实在只为了生存，为了生存得更好一些。吃，为了有力气劳作；劳作，为了吃得更好。手段和目的就这么循环，只有循环才是无尽的，没有终点。唉，说不清楚，人生就像一个谜。有人说，生，为了吃苦；有人说，生，为了享乐；有人说，生，为了赎罪；有人说，生，为了牺牲……让那些吃饱穿暖的人去想吧，这会儿端丽满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设法进工场间，挣得一份固定收入，维持家里的开销。这个念头占据了她，充实着她。她没有回家，直接往里委会去了。

不知道是因为工场间缺人已到了不可拖延的地步，或者是为了好好改造端丽这位“资产阶级少奶奶”，回音很快来了，同意她进生产组做临时工。

端丽上班了。

工场间设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底层。弄堂太狭窄，两排房子之间距离很近。因此，房间里每天只有很少时间能照进太阳。很阴冷，而一旦太阳照进来，又很潮热。房间不大，约二十平方米，从这头到那头摆了一长条木板台子，上方是一长列日光灯，人就坐在木板台子两侧工作。端丽在指定给她的位置上坐下，环顾了一下周围的同事，大都是四十岁上下的妇女，有一些年纪很老的老阿姨。还有一部分小青年，有男也有女，都是因为身体不合格，不能去插队落户才分到这里的知识青年。另外还有一个看不出年龄的人，他总是憨厚地微笑着，笨拙地转动身子，跑上跑下，送活取料，喘着粗气，十分巴结。大家都叫他阿兴，对他动手动脚地开些极不礼貌的玩笑，他只是笑，口角慢慢地沁出一丝口涎。是个傻子。

做的生活是绕一种装在半导体收音机上的线圈，很简单，不需要技术，只要细心，耐心。如金属线绕得稍有点不匀、不齐，或松了或紧了，都要作废重来。

端丽仔细而努力地工作，做了一个小时还没有报废过一个。她有了兴趣，看见从自己手里绕出了一个个零件，整整齐齐地躺在纸盒子里，又兴奋又得意。当那阿兴来收活儿时，她都有点舍不得让他搬走。十点钟，墙上的有线广播响了，开始播送工间操音乐。大家放下手里的活儿，伸着懒腰纷纷起身往外走。邻桌的梁阿姨告诉她，上下午各有十五分钟工间操的时间，愿做操就做操，不愿做也可以休息休息，总之，这十五分钟是不用再做生活的。端丽放下手里的活儿，可是却不知干什么才好。她坐在板凳上，无聊地看着自己的指甲。小青年在弄堂里嬉闹，疯笑着，笑得很粗鲁。阿姨们都倚在门框上，东看看，西望望，扯着山海经。端丽感觉到她们不时好奇地回头看看她。

“是那边大弄堂里那资本家家里的大媳妇吧？人样生得蛮好看，像姑娘似的。”

“小囡都有三四个了。会保养呀，显得多少后生。”

“……搞得真结棍，少奶奶也出来做生活了。”

……

端丽本想出去和她们一起站站的，可是听到人家这么议论，她不好意思走出去了。手脚都无处可放，干脆，她又埋下头绕起线圈来。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这么巴结干吗？出来玩玩。”

端丽尴尬地笑着站起来，走过去。

“生活做得惯吗？”一个小矮个子阿姨问她。

“还好，蛮好！”她回答，她认出这阿姨曾经来家里破过“四旧”，几个四尺高的明代青瓷瓶全都是她打碎的。

“早上出来还来得及？”又一个高大壮实的女人问。

“有点紧张。早起点还是来得及的。”她回答。今天半夜里她就起来了，扫地、烧早饭、买菜。在菜场上听到喇叭里“嘟嘟”响了六点，她就再不敢逗留了，怕错过了时间。很久以来，她没被时间严格地约束过，七点钟的事放在八点钟做也可以。现在可不行了，七点半上班，晚半分钟也不行。

“小囡大了吗？会得帮忙了吧！”一个脸很黑，上唇汗毛很浓的阿姨问。

“老大已经十五岁，会做点了。不过跟学堂下乡备战去了。”端丽认出这女人的儿子时常来与她捣蛋作对。

“伲阿囡也去了，我叫她阿哥跑到乡下把她拉回来了。打仗就打仗，打起来，一家人死在一道。现在没死都得吃饭，她回来拆纱头可以拆点钞票来。”梁阿姨大声说。

“花样经透唻！一歇歇剪尖头皮鞋，一歇歇插队落户，一歇歇打仗。花样经翻下去，翻得没有饭吃才有劲！”

“小菜难买唻……”

端丽默默地听着阿姨们谈论时事，很有同感，但一句也不敢插嘴。心里却奇怪这些当初那么起劲地来她家破“四旧”的人，对生活有着和她一样的叹息。看来，他们过得也不好，“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多数人不回家，他们早上把带来的饭盒子送到居民食堂蒸热，这时就在工场间里吃。端丽匆匆忙忙往家里赶，心想，以后最好也在工场间里吃午饭，省得这么奔来奔去，吃完饭，还有时间打个瞌睡呢！只是中午文耀和两个孩子吃饭该怎么安排呢？唉，文耀是一点忙也帮不上。

下午的四小时就不如上午好过了。这一系列的动作，重复得毕竟太多了，并且她已经很容易很轻松地掌握了。新鲜感消失，只觉得很枯燥，很闷气。她的腰有点酸，脖子有点酸，眼睛呢，老是在日光灯下盯着看，也有点酸，她累了。她不断地看表，越看表越觉得时针走得慢，她怀疑表停了。

好容易挨到工间操时间，她赶紧放下活儿，站起来同大家一起走出工场间，站在弄堂里，她觉得很惬意。几个青年在捉弄阿兴，一会儿叫他唱歌，一会儿叫他跳忠字舞，十分恶劣。大家都呵呵地乐，连端丽也乐。她既觉得很缺德，想到人家家里人知道了，会如何难受，可又从心里想笑，她笑得很响，很放肆。

两个女青年学着骑黄鱼车，一直骑到马路边上，不时尖声惊叫，以为要翻车了。一个小伙子奔过去趁机找便宜：“叫我一声阿哥，我教你们踏黄鱼车。”

“叫你阿弟！”

“好极了，再叫叫看！”

“阿弟！”

不知他采取了什么具体的行动，只听得麻雀窝被捣了似的一阵唧唧喳喳的聒噪，然后便是乖乖地叫“阿哥”的声音。接着，便看见那小伙子踏着车，两个女孩子坐在后面，三个人脸上都带着满足和兴奋的神情，慢悠悠地骑了回来。

也许仅仅是昨天，端丽还会觉得他们又无聊，又轻浮。可今天，她同大家一起笑，觉得很有趣，很开心。工作太枯燥了。一点点极小的事情会使人振作。简单的劳动使人也变得简单了。

十五分钟极其迅速地过去，工作又开始了。端丽感到手指头的每个小关节都酸了，她已经是下意识地机械地操作。她清楚地听见时钟的滴答滴答。弄堂里有小孩子的嘈杂声，几个小孩背着书包噔噔噔地穿过工场间上楼了，这是楼上人家的孩子。终于，放工的铃声响了。端丽走出工场间，一身轻松。夕阳很柔和，天边染了一层害羞似的红晕。马路上自行车铃声叮铃铃地响着，像在唱一支轻松而快乐的歌。一个一定是被老师留了晚学的调皮孩子，头顶书包，在行人的腿间钻来钻去，招来一阵怒骂。生活像流动的活水，端丽是水中的一滴。她心情很好，很开阔，她从来没体验过这种心情。

回到家，咪咪告诉她，姐姐来信了。端丽忙着淘米做饭，让来来念给她听。多多的信写得十分懂事，一上来就写：“亲爱的妈妈、爸爸（她把爸爸排在妈妈后面）、弟弟、妹妹：你们好！”然后又向爷爷、奶奶问好。接下来就写他们的生活，她说他们基本上不大干活，每天睡懒觉，很开心。这个星期吃了一次肉，老师带他们一起走了二十里路，去一个叫什么陈水桥的小镇上吃了馄饨和大饼油条，很开心。晚上，大家早早钻进被窝，吹灭了灯，讲鬼故事，吓得夜里不敢起来上马桶，也很开心。只是有一点，很想家，每个人都哭过一次。不过，老师悄悄对他们说，可能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似乎这消息是来自一个很遥远很神秘的指令。老师叫他们不要说出去。所以多多也叮嘱妈妈千万不要说出去——然而这却被来来十分响亮地念了出来，端丽赶紧让他小声点——最后，多多又让妈妈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叫弟弟妹妹听话。端丽听到这里，眼泪汪汪的，觉得自己这么多辛苦没有白费。甚至觉得吃了这么多苦而听来女儿这么几句话，是非常值得的事情。

这天夜里，非常意外的，文影回来了。和另一个女生一同来，那姑娘坐都没坐，和文影一起将带来的花生、竹笋、香菇分了，说了声“明天见”，便提了自己的一份回去了。

文影虽只去了五个月，但大家都觉得如隔三秋，全家老小都披衣起床了。文影黑了，瘦了，却还精神。婆婆先是高兴，跑进跑出打水赥蛋、倒洗脸水，忽又想起文光，远在北国，不知何时才能见面，不觉又落下泪来。文影情绪倒很好，有说有笑，反比过去话多了，也活泼了。她谈到那里的山，山上的树和泉眼；谈到集体户里为一顿饭一担水的拌嘴；谈到那里的乡下人都叫做老表。大家饶有兴趣地听着，听了半天，才想起问她，是怎么回来的，出差还是探亲？文影回说看病。什么病？大家一愣，文影诡秘地眨眨眼睛，不回答，大家只以为是妇科病，便也不追问。一看，时间已过两点，就此打住，都回去睡了。

端丽却睡不着了，想想觉得有些奇怪，推推丈夫：“文耀，你觉得文影有点怪吧？”

“有啥怪？”文耀莫名其妙。

“话多得很，同她平素很不一样。”

“出去见过点世面了，锻炼出来了嘛！脾气又不是生死了不能改的。”

“我总觉得不对头。她到底是来看什么病呢？”

“我看你有点神经病了！”文耀翻了一个身，睡了。撇下端丽一个人胡思乱想了好久，不知什么时候蒙蒙眬眬睡着了。

第二天，她下班回来，正遇那与文影同行的女同学从家门出来，浅浅地打了个招呼，擦肩而过了。回到家，见婆婆坐在她屋里，愁容满面，叫了声端丽，连连说：“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怎么啦？姆妈。”端丽慌了，心中那不祥的疑云浓重扩大了。

“端丽啊！妹妹生的是这里面的毛病啊！”婆婆点点太阳穴。

果然。端丽的心往下沉了沉。

“文影本来就不情愿去，心里不开心，夜里老是在被子里哭。后来，她上海的那个男朋友写信去，意思说不谈了。她看了信反倒不哭了。发毛病了呀！”

“这个人真不讲仁义，当时他横追竖追，是他主动的呀！不过，一个在上海，一个去乡下，确实也不好办！”

“这种毛病叫花痴，老法人家讲，要结婚才会得好，这哪能弄啦！”婆婆捶捶桌子又哭了。

端丽赶紧跑去把门关严：“姆妈，万万不可被妹妹听见。这种病不能受刺激，一刺激就要发。”

“你说怎么办呢？端丽啊！我一个老太婆，不中用了，你爹爹现在也是自身难保，走出走进都不自由，文耀只会吃吃玩玩，就靠你了。”

“姆妈，这种话没什么讲头。眼下，给妹妹看病是要紧的。”

“我怕去看了毛病，传出去，害她一生一世。”

“毛病总要看的。我先去打听一下，你不要急。”

“打听的时候，只说为别人帮忙，万不可漏出真情。”

“你放心，姆妈，你放心。”

文影的症状一日日明显起来，老是听见“甫志高”叫她，就奔到楼梯口等着，等了半天等不来，就叹气。回到屋里坐坐，又坐不定。过一会儿又洗澡换衣，梳妆打扮，说晚上分明同“甫志高”有约会，去逛马路或者看电影。同行的那位女生将文影送到家就算完成任务，再不来了。于是，一家人为着她忙得团团转。端丽已去打听了精神病院的情况，可婆婆犹豫着不愿送去看病，怕事情传开，对文影将来不好。

端丽要上班，烧饭，洗衣，还要帮着劝慰文影，忙得焦头烂额。正烦乱着，多多回来了，一看到妈妈就扑上来，亲热得要命。她长高了一截子，稍黑了些，却不瘦，反显得很健康。端丽看着女儿，十分高兴，她还是头一回尝到离别和重逢的滋味。她毫不犹豫地煎了几个荷包蛋，慰劳多多，别人也跟着沾了光。文耀趁机让来来去打了一两黄酒，他是很会抓住时机享受的。晚上，多多一定要和端丽睡一张床，于是文耀被赶到屏风后头多多的小床上去，咪咪也挤了过来。母女三人叽叽呱呱谈了一夜，什么话都讲了，连同多多她们夜里讲的鬼故事都讲了。来来不能参加，很妒忌，不时地说一声：“疯子！”文耀睡醒一觉听见她们在笑，以为天亮了，坐起来看看月亮，摇摇头又躺下。

说着，笑着，多多和咪咪终于睡去了，端丽一手搂着一个女儿，心里充满了做母亲的幸福。她忽而又想起了过去的好日子，那日子虽然舒服，无忧虑，可是似乎没有眼下这穷日子里的那么多滋味。甜酸苦辣，味味俱全。多多翻了个身，细长而丰满的胳膊绕住了妈妈的脖子。端丽感动地想：我们再不分开了。一家人永远在一起，无论发生什么也不分开。她这会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的家庭，家庭里的每个成员，任性的多多，馋嘴的来来，老实厚道的咪咪，还有那个无能却可爱的丈夫。她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保护人，很骄傲，很幸福。

六

星期六晚上，婆婆把文耀、端丽找来，要同他们商量文影的事，让大家想想办法，然而她一上来就定了调子：

“精神病院，我想来想去不能送。”

于是，文耀和端丽也不好发表意见了。

“进了医院，要绑起来住橡皮房间，还要坐电椅，没有毛病也要坐出病来了。”

关于精神病院的传说确实十分可怕，虽然谁也没去过那里，但越是没有事实依据想象就越自由。文耀、端丽只好沉默着。

“我们宁波乡下，有过一个花痴，什么药也没吃，结过婚以后好得清清爽爽。”

端丽听到这里，开始明白婆婆的用意了，便小心翼翼地说：“文影年龄不小了，照理说是可以考虑婚嫁大事。只是现在人在乡下，一没户口，二没工资，恐怕难找到合适的人家。”

“是的，姆妈。再说有这种毛病，瞒人家是瞒不过去的，不瞒人家吧，人家说不定……”文耀没说完，就被母亲气汹汹地打断了：

“所以要请你们哥哥嫂嫂帮忙呀！要你们来做啥？不就是想办法。文影会得嫁不出去？真是笑话了。”

“嫁怎么会嫁不出去，总要找个靠得住的人啊！”端丽打圆场，“姆妈，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好吧？”

夜里，端丽和文耀商量来商量去，觉得只可能在乡下找个婆家。文耀凄楚地说：

“想不到，我们家的姑娘落到了这个地步。”

“怪谁？怪你自己姆妈老脑筋。有毛病不看，要结婚，自己要跌身价。”端丽没好气地说。

“姆妈活了六十多岁，会没有你我懂？进了精神病院，等于历史上有了一个污点。你懂吗？”文耀振振有词。他只敢在权威已经确立的理论前提下，坚持意见，发挥见解。学校里，权威是工宣队；家里，权威则是父亲母亲。

“那你就从命，不要怨天怨地。”端丽说毕，不再出声。

“动气了？”过了会儿，文耀不放心地问。

“没有。我在想，既然注定找乡下人了，总要找个好的。还有，能不能找个近处的，比如绍兴，昆山，结了婚以后还好调过来。离上海近，生活习惯好一点，也叫得应一点。”

“对，对！”文耀直点头，觉得妻子很聪明。

婆婆对此建议也十分赞成，当即决定给她宁波乡下一些娘家的远亲写封信。虽是“文化大革命”至今没来往过，可从前，没少给他们好处，想来不会不帮这个忙的。并且是把一个上海姑娘送上门去做媳妇，她认为该抢着要才合理呢！信，是由文耀写的，严格地说，是端丽口授，文耀记录。先寒暄了几句客气话，再把文影的情况写了一些，并附上一张相片，然后转入正题——找份人家。只说想往近处调，距上海近点。关于病，就写了极含蓄的一句：“受了点刺激，身体不大好。”信寄走了，以后的日子，便是在盼望回信中打发了。每日两班邮差，成了大家最欢迎的人。盼过上午盼下午，盼过下午盼明天，文影的病症似乎越来越严重了。

一件事未了结，又来了一件，多多的中学三年混过去，要分配了。同六八届一样的一片红，据市乡办的人说十年后、百年后，仍是一片红，这样才能代代红。天天上班，工场间里常常谈论这话题，看来上山下乡影响到了每一个家庭。

“女儿学校里上门来动员了，”梁阿姨说，“我对他讲：你放心好了，我们不会去的。讲过一句再不和他啰唆，让他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横竖他也不会偷东西。他坐了一歇就走了。”

“伲囡也要分配，她姐姐刚去安徽，学堂里不好意思来动员。我不让她去，她和我吵，我说我养活你，你还有什么可吵的！”

“跑得去插队落户，还是要养她。他们又养不活自己，反倒在火车上贴掉钞票。”

“在家里也不见得一生一世没有工作。上两届讲‘两丁抽一’，这两届一片红，下头两届又不晓得如何了。我们国家的政策不过夜，人就不好太呆了。”

端丽不好插嘴，可听听这些牢骚，能出出气，也能得到启发。她心里活动起来，是不是再应该试一试，把多多留住。当初文影分配时，如再硬硬头皮咬咬牙，说不定也就赖下来了。从感情上来说，她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女儿大了，和妈妈贴心多了，想到要把她送走，好比在心上剜了一刀。从经济上来说，她也无力再准备一份行装。小叔和小姑相继下乡，把家里最后一点老底都挖尽了。

“欧阳端丽，”梁阿姨叫她，“你家小孩挨着插队落户吧？”

“老大是六九届的，一片红呀！”

“你让她去？”

“讲心里话，真不愿，她读书早，读的是五年制，现在十五足岁都不到。但是我们家这个成分恐怕赖不下去。”端丽忧心忡忡。

“有啥赖不下去？你怕啥？插队落户么最最推板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到时候再讲了。”端丽说，心里却好像定了许多。

回到家里，多多就告诉她，晚上学校要来家庭访问，让她等着。

吃过晚饭不多久，果然有人敲门，正是多多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和一位老师。他们坐下来先是环顾了房间，接着便和蔼地询问家里的情况：多多的父亲多少工资，母亲多少工资，弟弟妹妹多大年龄，多多的身体好不好，等等。然后就开始了动员工作。端丽心里别别跳着，早就在做着回绝他们的发言准备。这会儿，不等他们把话说完，就气急败坏地说：

“多多年龄很小。参军年龄，工作年龄都是十八岁，她不到十五，不去。”

“李铁梅也很小……”那工人师傅说。

“多多比李铁梅还小三岁呢！”

“早点革命，早点锻炼有什么不好？”工人师傅皱皱眉头，那老师只是低头不语。

“在上海也可以革命，也可以锻炼嘛！再说她是老大，弟弟妹妹都小，她不能走。等她弟弟到了十八岁，我自己送到乡下去。”也许精神准备过了头，她说话就像吵架一样。

工宣队师傅和老师相视了一眼，说不出话来了，转脸对着文耀说：“多多的父亲是怎么想的呢？”

文耀摸着下巴，支吾道：“上山下乡，我支持。不过，多多还小……”

“多多的出身不太好，她思想改造比别人更有必要。”

端丽火了，一下子从板凳上跳起来：“多多的出身不好，是她爷爷的事，就算她父亲有责任，也轮不到她孙囡辈。党的政策不是重在表现吗？你们今天是来动员的，上山下乡要自愿，就不要用成分压人。如果你们认为多多这样的出身非去不可，你们又何必来动员，马上把她户口销掉好了。”

这一席话说得他们无言以对，端丽自己都觉得痛快，而且奇怪自己居然能义正词严，说出这么多道理，她兴奋得脸都红了。

他们刚下楼梯，多多就从箱子间冲了出来。刚才一听妈妈吵起来，她就吓得躲进了箱子间，关上门，也不怕闷死。多多冲着妈妈说：

“什么什么呀！你这样对待工宣队，我要倒霉的。”

“倒什么霉？最最推板就是插队落户了，再坏能坏到哪里去？”

文耀抱着胳膊看着她，摇着头说：“真凶啊！怎么变得这么凶，像个买小菜阿姨。”

“都是在工场间里听来的闲话，”多多嘀咕，“真野蛮！”

“做人要凶。否则，你爷爷这顶帽子要世世代代压下去，压死人的。”

文耀同意了，“这倒也是。”

“那我怎么办呢？”多多发愁。

“怎么办？在家里，爸爸妈妈养你！”

来来忽然说：“刚才妈妈一下子站起来，那两个人吓得往后一仰。”来来学着，大家都笑了，连多多也止不住笑了。

待了一段日子，多多自己不定心了。说她的同学都走了，常常和端丽闹。端丽只说：“让他们走，你还怕没有地方给你插队？”也就随她闹，不理会。多多从没见过妈妈这么有主意，这么强硬。心里倒也安定了，太平了许多。整天在家买菜，烧饭，管理弟弟妹妹，她戏称自己是“小家庭妇女”，“小劳动大姐”。她分担了妈妈很多劳动，使妈妈在工场间里工作得很安心，很好，常常受到表扬，每月总可有四十元上下的收入。端丽每月补贴婆婆十五元，充作文影的生活费。

宁波方面早已接上头，只是介绍的人家总不称心，直到八月才初步选定了一家。这家姓王，父亲是当地的大队会计，儿子今年二十六岁，比文影大三岁，年龄很合适。文化程度是高中毕业，这点也合适。现在是生产队会计。姊妹很少，只一个十八岁的妹妹，口舌是非便能少了许多，这也中意。全家商量，又问了文影的意见，对她说只说是结了婚可往南方调，女大终要当嫁。文影也同意了。然后再由端丽给宁波的王家写信，表示同意见面，同意考虑。

立秋这天，那人来了，由端丽婆婆的一个亲戚陪同。小伙子长得不错，身高体阔，一双眼睛虎虎有神。头发三七开分得很整齐，青年装的上口袋里插了三杆钢笔。正巧是星期天，端丽想方设法弄了一桌小菜待客。

婆婆对小伙子还满意，公公只轻轻地说了声“粗坯”，也没发表不同意见，文耀和端丽自然也不能有意见。只是端丽总有点觉得那人生相不太厚道。文影自己倒挺喜欢，精神好了许多，而话又比往日多了数倍。人家不知道内情，只当是生性如此，活泼而已。只有自己家的人暗暗担心，怕她发病。而实际上，这终是瞒不过去的，但此时此刻，谁都不那么想，一门心思地自欺欺人。

中午吃饭了，因为来客是乡下人，也就不必讲究。公公没有陪客，倒是多多等三个孩子一本正经地坐去三个座。端丽在厨房里炒菜上桌，正忙着，忽见三个孩子冲进厨房，把门关上就憋不住地笑了起来。多多笑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咪咪捂着肚子蹲在地上。

“发什么人来疯！没有规矩。”端丽斥责道。

“妈妈，那人的吃相真好玩。”多多忍住笑报告。

“怎么好玩？”端丽好奇起来。

“就像前世没有吃过似的。”多多说。

“他一边吃，一边眼睛瞪这么大，在菜碗上看来看去。”来来学着。多多和咪咪又笑瘫了，蹲在地上。端丽也笑了，可笑过之后，心里却酸酸的，很为文影难过。

吃过饭，婆婆打发文影去睡觉，对客人抱歉道：“这孩子身体不好，不能太吃力了。”然后，向端丽使了个眼色，端丽会意地把孩子们赶出去。她知道婆婆要和客人正式谈判了，自己也识相地走出去带上门，可婆婆叫道：

“端丽，你也来坐坐吧！”

她走进房间，见婆婆的表情有点张皇，知道她是怯场了，这事少不了又落在自己身上了。端丽心里也是一阵为难，不知该怎么开口才好。她故作镇静地泡来两杯茶，心里紧张地思忖着。

“阿娘，吃茶。”她把茶端过去。

“噢，嘿，罪过，罪过！”那老太太连声客气着。

“弟弟，吃茶。”端丽坐下，聊天似的说，“乡下年成还好吗？”

“一个工一元两角。”小会计报账道。

“那就很好了。文影插队那山里，一个工只值四五角，她又做不了一个工。”

“太穷了，太穷了！”老太太说。

“所以妹妹心里不开心呀！身体也不好了。心情是很影响身体的。”

“自然，自然。”

“张文影到底生的什么病？”那年轻人发问了。

端丽和婆婆不由交换了一个眼色，停了一停，端丽说：“她这个病也不算什么病，只要开心就像没有病。就怕生气、伤心，就要发作了。”

“发作起来什么样呢？是癫痫吗？”他刨根问底。

“不是癫痫，不是癫痫。发起来不过是闷声不响，或者哭哭，或者笑笑。”

年轻人和老太太交换了一个眼色，不再问了，神色却黯淡了许多。

端丽扯开了话题：“你们一个大队多少人家？”

“总有百十来户。”他敷衍。

“主要种点什么东西？”

“稻哇。”

气氛冷了许多。这么又坐了一会儿，婆婆起身出去找咪咪买点心，端丽也起身去拿热水瓶来斟茶。当她拿着热水瓶走到门口，听屋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

“这种病结了婚就会好的。”那老太太在劝小伙子。

“我又不是一帖药。”小伙子闷闷不乐地说。

“她毛病好了，有你的福享了。张家是什么人家，你知道？”

“现在还有什么，不都靠劳动吃饭。”

“你年纪轻，不懂。有句老话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端丽的心冰凉冰凉，站在门口怔住了。

“端丽，做啥？”婆婆过来了，奇怪地瞅着她。

“姆妈，你来。”端丽转过身，不由分说地拉住婆婆的手，走到厨房，关上了门。

“啥事体？端丽。”婆婆莫名其妙。

“这门亲算了吧！嫁过去，对谁也不会有好处。”端丽压低声音急急地说，“且不说结了婚，妹妹的病不一定能好。那里虽是姆妈你的老家，可那么多年不走动，人生地疏，妹妹在那里举目无亲。万一婆家再有闲言碎语，只怕她的病只会加重。再说，人家好端端一个小伙子，为何要到上海来找媳妇，恐怕也有别的方面的贪图。”接着端丽就把刚才听来的话一一转述了。

婆婆怔怔的，过了一会儿，眼泪下来了。“前世作孽，前世作孽！”

“姆妈，你听我一句话，我和文影虽不是亲姐妹，但我决不会为她坏的。她的病不能再耽误了，要看病。”端丽恳切地说。

婆婆哭着：“我老了，也有些糊涂了。这事全靠你了。虽说你只是个媳妇，可比我儿子还强，爹爹昨天还夸你呢！”

这次是正式的权力下放。端丽立即行动起来。带文影去看了病，医生说需要住院治疗，可是病床很紧张，回家等医院的通知吧！端丽又设法托人找关系。她如今工作了，有了新的社会关系。工场间的阿姨虽粗鲁，却很热心，热心中掺了点好奇，因此促进了热心。七转八转，居然和精神病院住院处的护士长联系上了。十一月时，终于得了一个床位。

端丽送文影住院去了。

女病房是一间很大的房间，足有二三十个床位，一个个身穿白衣服的病人，坐在各自的床上，神态各异。有的极其冷淡，有的十分粗鲁，有的兴奋地动个不停，有的懒懒地昏昏欲睡，还有一个像幽灵似的从这头飘到那头，从那头荡到这头。文影沉默着，沉默中含着恐惧。她紧紧地依着嫂嫂，像个孩子似的需要保护。端丽搀着她的手，轻声安慰着，实际上也是安慰着自己：

“这里倒蛮静的。好好休息，什么也别管，下午，我和姆妈就来看你。”

文影听话地点点头。

办好了住院手续，听护士交代了探病的规章制度，服侍文影换了衣服。白色的，染有几块黄色药渍的病员服罩在文影消瘦的身体上，像套了一只口袋，把人都显小了。文影好像一下子小了十岁，脸色苍白，眼神怯怯的，每一转眸都像是在寻求保护。她又好像突然苍老了十岁，眼角、额头有了细细的皱纹。背有些佝偻，走路行动透出迟钝、蹒跚。

端丽走的时候，让她躺着别动，可她不声不响，仍然站起身，默默地跟在嫂嫂身后，走到门边。端丽回过头：

“进去吧！”

文影不说话，倚着门，凄楚地看着嫂嫂走下楼梯。在这一瞬间，端丽几乎对自己的做法动摇了，她怀疑自己是不是错了。在这里，她感到每个人都是精神病，而独独自己的小姑不是。她了解小姑发病的原委，她认为小姑的发病是合理的，她是极清醒极正常的。她不该和这些反常的人在一起。她这么认为，更加觉得把文影送进去是桩错误了。

下午，婆婆去看了文影，回来就哭。以后，每个人去看望回来都唉声叹气的，言语之间，不免有些责备端丽心狠手辣，似乎她把妹妹送入了地狱。端丽压力很重，而且有些负气。于是更加觉得对文影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责任压得她很疲倦，很紧张，可却也使她精神大振。

她从来没对谁负过什么责任，自己生下那三个孩子，如果生了病，她只需向奶妈问罪，自己心灵上是没有一点负担的。这会儿，却要为文影及其全家负责任了，她觉得这是个很沉重的负担。

她几乎每天下班跑医院，看望文影，向医生询问情况。为多挣点钱为文影买营养品，她请金花阿姨又找了一个孩子带。这个孩子，基本上由多多负责。

这当儿，文光回来了，是探亲。然而半个月过去了，他又去信续了半个月假。一个月过去了，他又续假。这么拖了三个月，他干脆连续假都免了，毫无走的打算。每日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和插队前一样，百无聊赖，闷闷不乐，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声响，只多了一个抽烟的习惯。他回来不走，本在端丽意料之中，可暗地里又总希望他不至于那么糟糕。这会儿，是真正认定他没出息，从心里可怜他又瞧不起他。

这么过到了七三年，忽然下来一个文件，凡有医院证明有病的或独养子女，均可办理回沪手续。端丽行动起来，到处奔波，为文影办理病退。她的病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手续办得十分顺利，只是最后还须去一次江西。

“让二弟去吧！他在家横竖没事，并且又是出过门的人，总有数些。”文耀提议。

“我？不行！江西话我听不懂，如何打交道。”文光很客气。似乎除他以外，其他人都懂江西话似的。“还是哥哥去。哥哥年龄大，有社会经验。”

“我要上班呢！”

“请假嘛。你们研究所是事业单位，请事假又不扣工资。”

“扣工资倒好办了。正因为不扣才要自觉呢！”文耀顿时有了觉悟，“弟弟去嘛！你没事，譬如去旅游。”

“我和乡下人打不来交道，弄不好就把事办糟了。”

兄弟俩推来推去，婆婆火了：

“反正，这是你们两个哥哥的事，总不成让你们六十多岁的爹爹跑到荒山野地去。”

“哥哥去，去嘛算了！”

“弟弟去，弟弟去，弟弟去了！”

端丽又好气又好笑，看不下去了，说：“看来，只有我去了。”

“你一个女人家，跑外码头，能行吗？”婆婆犹豫着。

端丽苦笑了一下：“事到如今，顾不得许多了。总要有个人去吧！”

最后，还是端丽出马，去了十天，回来了。带来了户口、粮油等关系，还把文影的箱子衣物带了回来。另外，她把文影没用完的草纸、肥皂、毛巾、牙膏和不易携带的热水瓶、钢精锅、火油炉，在当地处理了。变卖来的钱，正好抵偿了来回路费，还剩两块三角。

回到家，大家都很欢喜，婆婆告诉她，文影的病情有了好转，就怕复发。医生说，再巩固一段时间便可以出院了。端丽一阵轻松，腿却软了，不由瘫坐下来。一家人惊慌地围住她，问她怎么了。她疲倦而幸福地微笑着，噙着眼泪喃喃地说：

“总算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团圆圆。”

七

三年的时间，一分一秒地熬过去了，回过头看看，又好似只有一眨眼工夫。公公婆婆老了一些；端丽转正了；文影作为病退知青分在街道幼儿园做老师；来来中学毕业分在隔壁弄堂口小烟纸店站柜台；咪咪升了中学；多多终于赖下来，进了街道一爿做洋娃娃的生产组，交了一个男朋友，人品模样都好，出身工人阶级。虽总难免有屈就之感，但想到多多的孩子可不必再戴资产阶级帽子，也就心安了。独有文光、文耀两兄弟，依然如旧，一个在家里睡睡懒觉，逛逛马路，发发呆，不想前也不想后，得过且过；另一个省心省力地捧着国家铁饭碗，碗里饭不多也没少，六十元，倒是一点没有显老。

到了一九七六年年底，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反映到张家的，首先是知识青年的回沪，文光立即抖擞起来，跑回黑龙江，把户口办了回来。然后，政策落实了，退回了抄家物资——实际上只是幸存的一小部分，十年里停发的定息和工资补发了，存折还了，三楼的房间启封了，楼下那两户，也受到了房管处的催促。他们趁机向房管处提出条件，当房管处给予满足时，那条件忽又提高了，水涨船高，不知何时能解决。这是他们改善自己居住条件的最难得的机会，确实不能轻易放过。而张家惨淡十年能有今天，只认为是天赐洪福，千谢万谢，心满意足，并不要求百分之一百地偿还。

一家人，个个欢欣鼓舞，公公婆婆像是年轻了几十岁，容光焕发。孙子孙女也是欢天喜地。他们中间除了文耀，都是在最低级的小集体单位，看不到前景，加工资轮不上，找对象也难排上号。如今，就是不工作也能过得舒舒服服，十年的艰辛终于得到了补偿。

父亲拿到了十年强制储蓄起来的一大笔钱，豁达地说：“我老了，钱是带不到棺材里去的。”他将钱分给了每个子女一份。另外，又给了端丽一份，他说：

“端丽在这十年里，很辛苦。这个家全靠她撑持着。在文光、文影身上花的心血是不可用钱计算的。”

“爹爹，我不要！”端丽说。这半年来的迅疾变化，使她觉得像在做梦。如今，这一厚沓钞票放在面前，日光灯下，票面上每一道细巧的花纹都清清楚楚，她才感到真切。然而，这么厚的一沓拾元票面的钞票，又叫她有点莫名其妙地骇怕，“十年里兵荒马乱，我就算是有心也无力，并没有做什么。我不能拿这钱。况且孩子都大了，我也有了工作，我们不缺钱用。”

“爹爹既然已经讲了，你就不要客气了。”婆婆说。

端丽还想推辞，却感觉到文耀在轻轻地踢她的脚，又把话咽了下去。可心里却定了主意，决不收那钱，她认为多拿了钱会难做人的。

回到三楼——三楼归还，他们住上去，公公婆婆独自住二楼。关上房门，文耀立即就说：

“你的主意真大，也不和我商量，当场就回脱爹爹的钞票。”

“是爹爹给我的，当然由我做主。”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是你丈夫，是一家之主，总要听听我的意见。”当家难的时候，他引退，如今倒要索回家长的权力了。

“那么现在我对你讲，我不要那钱，要这么多钱干吗？”

“你别发傻好吗？这钱又不是我们去讨来的，有什么好客气的？”

“我不想……”

“为啥不想要？你的那个工作倒可以辞掉了，好好享享福吧！”

“不工作了？”端丽没想过这个，有点茫然。

“好像你已经工作过几十年似的。”文耀讥讽地笑道。

端丽发火了：“是没有几十年，只有几年。不过要不是这个工作，把家当光了也过不来。”

“是的是的，”文耀歉疚地说，“你变得多么厉害呀！过去你那么温柔，小鸟依人似的，过马路都不敢一个人……”

他那惋惜的神气使得端丽不由得难过起来，她惆怅地喃喃自语道：“我是变了。这么样过十年，谁能不变？”

文耀温存地将端丽一绺夹着银丝的额发撩上去：“你太苦了，老了许多。我是个没用场的人，只有爹爹的钱，可以报答你。”

端丽不响，慢慢转过脸，对着五斗橱上的镜子。很久没有细细地打量自己，镜子里的形象生疏了——头发的样式俗而老气。眼睛下面不知什么时候悄悄地垂下了两个泪囊，嘴角鼻凹又是什么时候刻下了细而深长的纹路？面颊的皮肤粗了，汗毛孔肆无忌惮地扩张开来，她情不自禁地抬起手抚摸了一下脸庞。这时，她看见了自己的手，皮肤皱缩了，指关节凸出了，手指头的肉难看地翻过来顶住又平又秃的指甲，指甲周围，长满了肉刺。

“我是老了。”她沮丧地垂下手，呆呆地看着镜子里那个丑陋而陌生的形象，那确定无疑的正是自己。

文耀走到她身后，抚摸着妻子的头发，轻声说：“别难过。这十年，我们要赎回来。”

端丽从镜子里端详着丈夫，她似乎又看到了十多年前那个风流倜傥的丈夫，他潇洒自如，谈吐风趣而机智，浑身洋溢着一种永不消退的活力。她爱他。

当天夜里，他们就把钱存进了银行的通宵服务处，让它毫不耽搁地生利，生息，变本，再生利，生息……可是，工作她没舍得退。这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再说，天有不测风云，说不定哪一天……一切都是不可靠的，唯有职业是铁打的，这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她考虑了一下，决定请病假，工资全扣完了不要紧，只要保留这个职业。这些年的辛苦，她得了轻度的腰椎间盘突出症。里弄里的合作医疗，很容易开出病假，只要你自己舍得钱。

她去送病假条时，梁阿姨看都没看，就爽快地说：“你休息吧！这种生活本不是你做得长远的。”

也许梁阿姨确有弦外之音，也许只是她自己多心了，端丽涨红了脸，急忙解释说：“其实不休息也可以，不过就是想治疗得彻底一点。好了之后，我还是要来做的。”

“可以，可以。你啥时候想来就啥时候来。”梁阿姨说。

旁边的小矮个子阿姨插嘴道：“你也是有福不会享。叫我是你，真不来做这种短命生活，每日里不歇一口气地做，也只有一块六角。”

大块头阿姨说：“张家媳妇，想穿点，有钞票不吃不用，真是‘阿木林’了。”

“靠工场间这点工钿不会发财的……”

“不不，话不能这样讲。毛病好了我还是要来做的。”端丽红着脸说，赶紧出来了。走出石库门，穿出弄堂，到了马路上，一阵风迎面吹来，她才感觉到背心出了一层汗，衬衫都湿了。她出了一口长气，往家走去。走到路口，看见金花阿姨迎面走来。

“张家媳妇！”金花阿姨叫她。

“哎，金花阿姨，这一向还好吗？”

“蛮好！昨日碰到你家先生了，他说你们家要找个阿姨。你们要半日的，全日的，还是光洗衣服或者买小菜的啊？”

端丽忽然窘起来了。这事虽是这几天家里商量的，她也觉得有必要找个保姆，可是她坚决不同意请金花阿姨推荐。不知为什么，她认为拜托金花阿姨帮这个忙是极不合适，极不应该的。为了这，还和文耀吵了嘴，他为她不服从自己很觉气愤，很是怀念十几年前不敢过马路的端丽。

“我倒认识一个人，五十多岁，人蛮清爽，蛮老实。不过就是临时户口，你们要看看人吧？”

“究竟用不用人也还没说定呢！”端丽支吾着。

“你回去和你家先生商量商量好吧？不要想不穿，有钱就过过惬意日子嘛！”金花阿姨开导她。

“好的，我回去商量商量。过几天给你回音，让咪咪到你那里去。”

“我来，我来。”

“咪咪去，咪咪去。”

她们客气着，然后分手了。端丽背心上又出了一层汗。

以后的十几天里，端丽就跟着文耀一起跑商店：添置家具，买电视机、电冰箱、电风扇，买衣料、衣服、皮鞋，买种种护肤、护发的面霜，还有染发水、洗发精……端丽烫了头发。

她坐在理发店的镜子前，心别别地跳着，想象不出自己会变成什么模样。当头发一绺一绺地卷起，放下，做好，吹好，整理完毕以后，她对着镜子出了好一会儿神。镜子里的形象，她既感到陌生，又感到熟悉。她欣慰地发现，自己还没老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蛮好，蛮好！”文耀站在她身后，满意地说，把她从迷茫中唤醒了。她羞涩地一笑，站了起来，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无意中瞥见橱窗里自己的影子，她很满意。自我感觉变了，变得十分良好。她想，还可以再好好地生活一番呢！

南京路上，人来人往，十分拥挤。人们像排成队似的慢慢行走着，绝不可能快步如飞，也无必要快步如飞。在这里，人们就只是为了走走，看看，买买东西。这是一条没有目的地的道路，或者说，这道路的本身就是目的地。端丽走在人群中，耐着性子慢慢挪着，手不能甩，腿不能迈，不觉有些急躁起来，总想快点穿过人群向前走。难免挤着了几个人，于是人们便都回头看她，皱眉，撇嘴。

“你干吗这么快？难道去赶火车？”文耀拉住了她。

“这么慢吞吞，肚肠根都痒了。”她说。

“急什么！家里有什么事，有阿姨在，又不要你回去淘米烧饭。”

“我晓得。不过，我们也没什么事呀。”

“没有事慢慢逛逛玩玩呀！你看，这块料子很雅致。”

“我穿太嫩气，多多穿又有点老气。走吧！”她极力往前走。

“难道非要买才可以看吗？欣赏欣赏玩玩嘛！”文耀极力挽住她的脚步。

“这皮鞋也挺好，后跟还有点样子。”

端丽细细瞧了一回，说：“要三十张专用券呢，真辣手！”

“看看嘛！”

好久好久没有来南京路了，她感到路上行人比十几年前多出好几倍，每个店里都挤得满满登登，头都发昏了。从东走到西，一边走，一边不时地需要吃点东西增加动力。这么走着吃着，就只为了看看。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挤到柜台跟前，也就为了更贴近地看看。也许这走、挤、吃的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乐趣吧。这太浪费时间和精力了，端丽实惠地想。然而再静下心来细想想，她如今有的是时间和精力，总要有个出处吧！这样使用未尝不可。她想起，过去自己曾经很希望有一天能悠闲地走走、逛逛，不要再像赶火车似的往家赶——家里总有那么多的杂事在等她：晚饭、脏衣服、庆庆……她又想起，更远的过去：自己时常在南京路、淮海路逛的，那时候一点不急躁，常常能得到意外的收获：一双样式新颖少见的皮鞋、一块五分钟之内便会抢光的衣料。那时候，常常有亲戚朋友，或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羡慕地看着她，问她：“你这件衣服在哪儿买的？”“现在还能买到吗？”“这皮鞋不是外面带进来的吧？”……

“端丽，”文耀在叫她，“这个电视柜和咱们那套家具很协调，是吗？”

“嗯，让我看看。”端丽细细地打量了一下橱窗里的电视柜，乳黄色，水曲柳木料，一排七个抽屉，样式朴素而华贵。

“喜欢吗？”

“确实很好，多少钱？哟，一百块，太贵了。”

“贵什么？喜欢，就买嘛。咱们也需要个放电视机的东西。”文耀拉着她走进家具店，挑中一个。然后走到付款处，刷刷地点出一百元钱，轻轻巧巧地往小玻璃窗里一递。那派头，那风度，大方而优雅。文耀花起钱来总是很漂亮。端丽满意地抚摸着电视柜，心想：今天一下午终究不是白逛的。

以后，她时常出来逛了。偶尔真能买到一点新鲜的东西，就算买不到什么，也能了解市面上的商品情况，服装流行款式，所谓市场情报吧！因此，每一回她都不认为是白逛的。渐渐地，她开始对走、挤、看的本身也感觉到了乐趣，于是，逛马路便成了她生活中的一大内容。

这时候，公公的一些工商界老朋友重又走动起来，其中有不少女眷是端丽很要好的小姐妹，社会交际频繁了。获得新生之际总要庆贺一番，不知是由谁领的头，开始走马灯似的设宴请客，新雅，美心，国际，和平，几乎每周都要赴宴。第一轮结束，又开始第二轮：结婚宴席，第三轮：生日宴席，第四轮：为了宴席的宴席……赴宴，请客，又成了端丽生活的一大内容。而这一项又连带起了第三项——做衣服，做头发，修指甲，按摩面部皮肤肌肉。走进工场间，蓬头垢面都不要紧，而走在栗色的光亮的打蜡地板上，坐在杯盘碗盏闪闪发亮的餐桌前，便要有个同样发光闪亮的外表。工场间里要的是产品，这里要的却是文雅的态度，好的吃相，入时的衣装。大家都在互相打量，暗中比较。

这三项，使得她的生活丰满了，忙碌了。端丽感到自己青春勃发、精力旺盛，她觉得自己确能够再好好生活一番。她不仅想到自己，还想到孩子们，这十年里，他们跟着父母受了很多委屈，应该好好地补偿孩子。她决定给三个孩子各买一块进口表。咪咪还小，暂不买，等她中学毕业了再买，那时兴许又有更好的进口表呢。多多三天之内便打听到了表的一切行情，买了一块瑞士罗马女表。来来却不大热心，只顾忙着功课，准备考大学。七七年落第了，决定再考一次。端丽催他：

“明天礼拜，跟爸爸一起上南京路走走，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表。”

“明天我要温课，不行！”他一口回绝。

“那么让爸爸做主买了。好吗？”

“随便！”

“英纳格，好吗？”

“随便。”

“欧米迦，好吗？”

“随便。”

端丽不高兴了：“你怎么这样随便？”

“是随便嘛！戴什么表不一样？要紧的是考上大学。”他埋下头，不再搭理妈妈。

端丽默默地看着来来，这孩子如今变得又瘦又高，跟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对吃食的热心转移到了学习上面，但仍然是那么一副急吼吼、急不可待的神气。每天在小烟纸店站八小时柜台，晚上还要用功到十一二点。端丽让他请半天病假温习功课，不要开夜车了，错过子夜觉是极伤身体的。来来听从了，请了半天假，却比平日更加拼命。端丽以为还不如上班轻松呢！站柜台虽然是“站”，但无须用脑子。因此也不再劝他请假了。

“何苦呢！”端丽自言自语，“‘文化大革命’苦了十年，现在还不享点福，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妈妈，你真是！”来来不耐烦地抬起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种人，拼死了也上不了大学，现在好不容易一律对待择优录取，你又来烦。”

“大学，大学有什么意思？妈妈正正式式大学毕业，又怎么样？‘文化大革命’当中，给人当保姆，工场间当学徒，什么没干过？我想来想去也想穿了，只要有钞票，什么都有了。”端丽想起这些年身无分文的窘迫，她想起为了挣每一分钱所付出的辛苦和委屈，眼圈红了。

十年的苦难，留给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很不一样的，而在一个人的每一个时期也都是很不一样的。这会儿，端丽从这十年的体验中吸取的只是一种实惠精神。她决心好好生活，像文耀所说的，赎回十年。她以为那十年是白过了。

八

端丽一个月一个月地开病假，但她自己不再亲自送去，总打发咪咪或者阿姨送去。有一次，阿姨带来了梁阿姨的一张条。梁阿姨说：现在待业青年很多，又有从外地回沪的青年要安排，工场间人手很够了。她身体实在不行，可以把工作退掉。如同意，让阿姨过去讲一声就行了。阿姨是刚从扬州乡下来的，很老实，规规矩矩站在一边等端丽回话。端丽笑笑说：“等会儿再说吧！”把阿姨打发走，准备等文耀回来再商量。可文耀回来时，带了一架日本索尼的四喇叭收录机，全家欢腾，多多为了邓丽君，来来为了英语，咪咪既为邓丽君，也为英语，心中尚有个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所为，则是为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这孩子不知怎么，土头土脑的，姐姐叫她“阿乡”。给她做一件衣服，她叠好收起来不舍得穿；让她一个人出去吃点心，她只吃一碗阳春面。端丽也高兴，是为了家用电器的日益齐全。大家商量着如何安置这个四喇叭，端丽便把要同文耀商量的事忘了。第二天想起时，又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无须这么认真。随他们去，将她除名，无所谓；给她留职，无所谓。

家里事很多，都在为文影的婚姻问题忙。如今，有了一份数量可观的陪嫁的文影，已不乏追求者了，轮到文影挑挑拣拣。文影对自己的估价很高，却没想到自己年近三十，再如何保养，也要见出点老气。再加上前几年生的那场病，服的药似有些副作用，据说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她过早地发胖了，体形不再像过去那样秀气苗条，显出了蠢笨。因而造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局面。前几天，端丽的一个小姊妹又为文影介绍了一个对象，男方是在某科研单位工作，长相很体面，魁梧，健壮，又很斯文，家里也是颇有些底子的。文影很欢喜，可那男的态度却不甚明朗。往来几次后，还是断了。文影很不开心，似有些要犯病的样子，家里人极担心，想尽一切办法让她散心，姆妈陪她去了一次苏州。回来后精神好了点，端丽趁机劝她：“妹妹，你快三十岁了，不要拖得太久了。”

“我也不想拖，可总要找个称心如意的。”

“当然。但眼光稍稍放平一些，要实事求是。”

“什么叫实事求是？我的要求并不过高，对男的条件总要对得起我自己才行。”

“那自然。不过，身外的条件究竟是次要的，主要是看人品。”

“人要好，条件也要好。”

“条件不是主要的，还是要感情好。”端丽想起文影曾经过的爱情波折，她应该懂得势利眼的可恶。怎么还如此看不破，实在是白白地病了一场。可端丽却忘了多多——她让多多与那位工人出身的男朋友断了关系，她对多多说：“凭你现在的条件，可以随你挑，随你拣。”果然，多多找到了个极好的——父母均在国外，早晚要出去接受遗产。

“条件为什么不重要？”文影说，异样地盯着端丽的眼睛，“你当初不也是看我哥哥有钱才嫁过来的？”

端丽的脸刷地红了：“妹妹，你可不要这样说话。我跟你哥哥享了福，可也受了苦。‘文化大革命’……”

“爹爹不是补偿你了？给了你那么多，我这个亲生囡也不过只比你多一倍。”文影刻薄地说。

端丽脸白了，嘴唇动了动，却没说出话来。她站起来转身就走了。回到家里，她不由得哆嗦了起来。原来小姑这么在看待自己。当然，她和小姑的这类纠纷，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常常发生，虽没有这么粗鲁地面对面拌嘴，可私下却没少生气。可这会儿，她感到不习惯，无言以对，不知道该怎么辩驳小姑。她一整天都憋着气，胸口起伏着，焦灼地等待文耀回来，好向他倾诉这一切。然而她等不及了，等多多下班回来，统统告诉了多多。多多是任性惯了的，一听气得火冒三丈，一定要找小娘娘去讲清楚。端丽说过之后，气平了不少，反倒劝起女儿来：“算了算了，不和她一般见识。”多多不想算，找着机会把话说给娘娘听。

早上多多去上班，走到二楼文影门前，端丽趴在楼梯上嘱咐了一句：“骑车子小心。”多多新买了一辆台湾小轮子车，进进出出，哪怕只一百米距离也要以车代步，弄得端丽好不提心吊胆。

多多听了妈妈的话，站住脚，大声说：“妈妈，你又要多管闲事，管了也不会落好的！要是你不管，人家现在做乡下媳妇，多少有劲！”

文影在屋里隔着门说：“闲事不是白管的，有报酬，何乐而不为。”

于是一句来，一句去，没完没了了。

这样的摩擦越来越多，连端丽都觉得无聊了，可又无力解脱，心情十分不好。文影也忒气人，嫂嫂或是多多，每买一件东西，她知道了都要闹，闹过之后，总要得到一件同样的或不同样的东西才能解气。而每回她向父母要东西要不着，也必定迁怒到嫂嫂身上，用嫂嫂得到的那份额外的财产压父母。她越来越难伺候，越来越难满足，婆婆一个人都对付不了了。而端丽认定了，不再去管闲事，一句嘴不插，只是心里奇怪：文影为何不与插队落户那情那景比较比较，总该有一番忆苦思甜吧！当她责备着小姑时，却丝毫没想起自己，实也应该好好地“忆苦思甜”一番。她都把那十年忘了，那不堪回首的十年没有了。有时候，端丽常常会感到一种突如其来的怅惘，但她从不追究那怅惘从何而来。

面对着这矛盾，各人的态度均不相同。公公骂文影忘恩负义；婆婆责备端丽得了便宜还不肯让人；文耀很乐观，认为这是过渡时期的矛盾，等妹妹出了嫁便会解决；文光很淡泊，认定这是有闲阶级无聊生活的反映。看见嫂嫂为此烦恼，便劝说道：

“何必！这都是吃饱了饭撑的。生活没有意义，各自为自己的精神寻找寄托。”

“你又有什么寄托呢？”端丽没好气地顶他。

“没有什么。每天上下班，做满八小时，月初领工资。一切都不用费心，一切都是现成。我们只需吃了做，做了吃。”

“你也不一样的无聊！”

“当然，所以我想着，把工作退了。”

端丽点点头笑道：“是啊，吃饱饭了，又要想出花样来了。”

“爹爹给我的钱，足够做本钱了。现在政府不是鼓励个体经济吗？我想开个西餐厅。”

“发疯！”端丽想到他连炒鸡蛋都不会。

“我是觉着自己要发疯了。我们活着，就只为了活着。我们对谁都没有责任。”文光忽然变得忧郁起来。

端丽缓缓地劝他：“你能有今天，很不容易，要知足了。”

“是的，”他闷闷地说，“省心，又省力。吃了做，做了吃，平行的循环，而生活应该是上升的螺旋。”

端丽不理他了，只是摇头。

“嫂嫂，那年我去黑龙江，你陪我去买东西，还记得吗？”

“记得。”

“路上，你对我说的话，我这会儿感到很有哲理。”

她吓了一跳：“请你不要寻我的开心。”

“不不，是真的。我问你，人为什么要活着。你说：吃，穿！当时我觉得庸俗，可现在我想透了。就是为了吃，穿。我们劳动，是为了吃穿得更好；更好地吃穿，是为了更努力地劳动，使吃和穿进一步。人类世界不就是这么发展的？”

“你想的总是很好。”端丽肯定他。

“所以我想，不要那铁饭碗，自己创造新大陆。”

端丽仔细地看看他，摇了摇头：“我劝你就这么想想说说算了，千万别动手去做，你做总是做不到底的。”

“何以见得？”文光不服气。

“你和爹爹划清界限，没划到底；去黑龙江建设边疆，也没建到底。”

“那时太幼稚，现在成熟了。”

端丽还是摇头。

“你等着看。”文光说。

等了不少日子，端丽见他并无什么动静，每天上下班，不高兴了就请半天病假，躺在床上捧着一大堆杂志看小说。如今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任他怎么看也看不完的。那开西餐馆的念头也许已自生自灭了，或许，这正是他成熟的标志。端丽心中暗暗好笑，但在内心对他倒有了一点好感，觉得这些年他毕竟有过一些思考，因此也有了一些长进，尽管只停留在口头，但总比连口头的长进也没的人强些。她想起了小姑，她这十年的长进，不过是从小姐脾气发展成了老小姐脾气，越发难弄。看到多多和她的男朋友走进走出，都要说几句闲话。多多完全能意识到自己的优越，索性不理小娘娘，不屑于和她拌嘴。她觉得自己迟早要离开家，有一种临时观点，经常迟到，早退，旷工。端丽看不过去，有时说她：“你不去也要请个假，病假还是事假，总要有个说法。我在路上碰到你同事都不好意思说话了。”

多多噎妈妈：“你自己不也不去上班？让他们把我开除好了。”

端丽气得说不出话来，发现多多的脾气和十年前一样的坏了，娇纵，任性，贪玩，爱打扮。她忽然十分想念“文化大革命”中那个下乡回来、皮肤黑黝黝、叫她“亲爱的妈妈”的多多。她叹了一口气，心想，这十年家里苦虽苦，感情上却还是有所得的。熬出头来了，该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吧！生活难道就只是完完全全的恢复？

生活在恢复，连更早一点的交谊舞会都恢复了。虽然没有舞厅，可是大学里，工厂里，机关里，甚至自己家里，都开起了舞会。文耀常常带着端丽和孩子去朋友家跳舞，有时在自己家里开。来来的复习迎考到了最紧张关键的阶段，他从不参加。咪咪只是坐在旁边看，土里土气地傻笑。她真土，居然还扎着两根牛角辫，穿着黑布鞋。新衣服，皮鞋，她总不穿，好好地收着。多多警告她：“再不穿，式样就要过时了，想穿也穿不出去了。”她仍不穿，有点乡下人的派头，小家子气。

多多很快就学会了跳舞，但总有一些变异，肩膀，腰，随着节奏扭着，并觉得古典的交谊舞已满足不了，年轻人都去学新式的扭摆舞。端丽这一辈人是不欣赏的。端丽的舞姿是最最古典，最最标准的，含蓄、优雅，有点懒懒的，却又是轻盈的。当她随着圆舞曲旋转时，会忘了自己四十多岁的年龄，她以为回到了大学生的舞会上，她和文耀这一对，总是舞会中心的漩涡。

每一个舞会，都是欲罢不能，直到深夜、凌晨才能结束。人的兴奋有着惯性，当这惯性终于消失，随之即来的却是寂寥，这寂寥使人疲倦，疲倦得烦躁。端丽惧怕这种寂寥，因此总不愿舞会结束，而拖延得越久，则越感到寂寥，疲倦感也越发强烈。弄到后来，她简直怕听到人家邀请她参加舞会了。她既抵不住舞会的吸引力，又抵不住跳毕之后的寂寥和倦怠。真不知如何是好。

自从有了舞会以后，端丽养成了晚睡晚起的习惯，准确的应该说是恢复了这习惯，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她都是这么着的。十点钟才起床，喝一杯咖啡，两片夹心饼干当早餐。也不换衣服，只穿着睡衣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她最怕这时候来客人了，于是感到房间不够用，就去找婆婆商量：

“姆妈，‘四人帮’打倒有两年了，我们再去催催房管处，把楼下的房间要回来，可以做客餐厅。现在，爹爹、文耀的朋友都来往起来了，没个客餐厅不方便啊！”

“这几天，你公公也在叨咕这桩事，不晓得能不能要回来呢，下面人家不知足得很，条件提得越来越高，也不想想过去住的是草棚棚。”

“去催总比不催好吧！”

公公又去催了几次，房管处迫不得已，加紧与楼下两家谈判，过了一个月，总算谈妥，楼下人家要搬了。

端丽想起阿毛娘对自己的种种好处，心里倒有点过意不去，买了一只蛋糕，表示恭贺乔迁之喜。阿毛娘不接蛋糕，眼睛望着别处，冷冷地说：

“还是老板有钱，住洋房，工人穷得响叮当啊。”

端丽不知说什么才好，站了一会，把蛋糕放在已搬上卡车的一张小桌子上，上楼了。她站在三楼窗前，默默地看着一筐筐煤饼、劈柴，一件件破烂的家什搬上卡车，最后，卡车“嘟”的一声，走了。

她走下楼，推进门去。房间很干净，地板拖得发白了，墙壁用石灰刷得惨白，墙上还留着一张新崛起的电影明星的照片。他们尽自己所能保护这房子，装饰这房子。她想起，阿毛娘说过：他们从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她又想起，当咪咪听说他们原先住草棚子，老气横秋地说：“作孽！”这时，端丽心中升起一丝歉意，她想，他们现在搬到哪儿去了呢？但愿不再是棚户区。

不几天，房管处来人将两间房间打通，恢复原样。墙壁糊了贴墙布，地板打上了蜡。沙发买来了，三人的，双人的，单人的；茶几买来了，宽的，窄的，长条的；立灯，窗幔……都买来了。客餐厅重新建设起来了。

现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切，都恢复了。

当端丽重新习惯了这一切的时候，她的新生感却慢慢儿地消失尽了。她不再感到重新开始生活的幸福。这一切都给了她一种陈旧感，有时她恍惚觉得退回了十几年，可镜子里的自己却分明老了许多，于是，她惆怅，她忧郁。这是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她自己都没有意识清楚，也不知道这感觉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觉着百无聊赖：宴会，吃腻了；舞，跳累了；逛马路，够了；买东西，烦了。她想干点什么，却没什么可干的。这会儿，她倒开始羡慕文光。文光看小说看入了迷，居然学着动手做起小说来。他将他没有勇气实践的一切都交给小说中的人物去完成。这些东西居然发表了一两篇，还收到几个傻里傻气的中学生的来信。他愈加起劲了，请了长假在家里写作。多少年来苦恼着他的问题解决了。经过这么些折腾，他总算为自己找到了一点事情做，这是一桩非常适合他的事情。他不再感到空虚，不再悲哀了。开始，端丽认为他是回避，可后来也服气了，他毕竟还能想出来，并能写下来，这也是不容易的。她读过他的小说，那只是一片透明的幻想，倒也给人一种安慰。端丽也很想找点事来做做，她太无聊了，无聊得烦闷。

在这烦闷的日子里，来来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是全国第一流的重点大学。来来捧着通知的手直颤抖，半晌也没平静下来。其他人的高兴都很适当，不过分。张家并不缺少大学生，只要没有意外事故，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受到大学程度的教育。到了八月底，来来要报到住校，端丽为他收拾行李。买蚊帐，买床单，买箱子，买卧式的录音机，一眨眼，三百元钱就出手了。她不由想起在那动乱的日子里，为文影、文光整理的两份行装。那时真难啊！多多把一分一分从嘴里挖出来的钱都奉献了。想起这些，端丽疲倦地坐了下来。光是想想，也吃力，也后怕。当时自己是多么能干，多么有力量。那个能干的女人这会儿到哪儿去了呢？而且，究竟那个能干的女人是不是自己呢？她恍恍惚惚的，心里充满了一种迷失的感觉。她像一个负重的人突然从肩上卸下了负荷，轻松极了，轻松得能飘起来，轻松得失重了。

人生轻松过了头反会沉重起来，生活容易过了头又会艰难起来。

来来欢天喜地地去了学校，多多欢天喜地地出了嫁，家里更加冷清了。文耀见端丽闷闷不乐，以为家里客人多，送往迎来的太累了，便提议趁国庆三天假去杭州玩玩。端丽也以为自己是累了，想出去散散心，或许情绪能好转。她同意了，并建议带咪咪一起去。

“人家都说咪咪小家子气重得很，怪我们不带她出去见世面。”

“这孩子命苦，一生下来不久就碰上‘文化大革命’，该让她多享点福。”文耀也说。

可是咪咪不愿意：“我不去，我要复习功课。这次测验，代数只得了八十分。”咪咪学习很巴结，可是也许学习方式有问题，成绩总是平平。端丽可怜她，认为她大可不必费那么大劲读书。

“功课回来也有时间复习的。你不是还没去过杭州？”

“回来又要上新课了。今年升高中要考，代数没把握考一百分，就没希望进重点高中。”

“进不了就不进，我们不和人家争。现在家里好了，不会让你吃苦的。”端丽说的是真心话，她觉得咪咪和来来不同，她不是个读书的料，读起来吃力不讨好，何苦拼命呢！她怜惜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你跟着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现在有条件了，好好玩玩吧！”

咪咪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妈妈：“妈妈，我们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有钱了？”

“爷爷落实政策了嘛！”

“那全都是爷爷的钱？”

“爷爷的钱，就是爸爸的钱……”端丽支吾了。

“是爷爷赚来的？”

“是的，是爷爷赚来的。但是爷爷一个人用不完，将来你如果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靠这钱过一辈子。”

“不工作，过日子有什么意思？”咪咪反问道。她从小苦惯了，是真的不习惯悠闲的生活。

端丽说不出话了，怔了一会儿，淡淡地说：“你实在不愿去就不去吧。”

“好的！”咪咪解脱了似的重又埋下头去做功课。端丽走到门口又回过身看了咪咪一眼，她后脑勺上两根牛角辫冲着天花板，一笔一画都贯注了十二分的兴趣和认真。她从来就是这样，干每件事都很认真，很仔细，很有兴味。她喜欢做事情，端丽无论让她干什么，她都欢天喜地，似乎这些琐事有着无穷的趣味。有一次，端丽让她排队买西瓜，队伍很长，太阳很辣，两小时之后，端丽才去换她。她汗流满面，却兴致勃勃，看到妈妈高兴地说：“只有九十八个人了。”九十八个人仍是一列很长的队伍，但总是在慢慢地缩短，接近目的地了。咪咪从小习惯的是在日头下，流着汗，一小步一小步地接近目标，获得果实。这十年的艰苦岁月，在咪咪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岁月，毕竟不会烟消云灭，逝去得那么彻底，总要留下一点什么。要想完完全全恢复到“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情那景，是不可能的。端丽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滋味：好像是安慰，又好像是悲哀，她对杭州之行的兴趣淡漠了许多。

在杭州的三天，还是愉快的。跟着旅游车，凡事不用操心，可以尽兴地玩乐。三天之后，旅游车返回上海，车上那几对新婚夫妇，随之感叹：

“好了，再会了，杭州。明天又要上班了，唉！”他们叹着气，但那表情却并不悲哀。端丽不由得羡慕起他们来。他们回去了还有事干，尽管也许是极苦极脏极费力的事。自己确不用辛苦，没有什么事等着她，她可以自由地安排时间，想干什么干什么。然而，干什么呢？她沉默地望着越来越远的西湖，心里空落落的。

“是呀，明天要上班了。”文耀也说，“你看，还是你惬意。”

端丽愠怒地看了他一眼，她以为他是在嘲笑她，气她。过后又觉得自己可笑，神经过敏。然而一想，自己难道已经无聊得有点神经质了吗？不觉又害怕起来，极力使自己愉快。她试图轻松起来：

“过年，我们到宁波去玩吧！”

“对了！宁波的小镇很有风味，还可以从普陀山绕道去烧炷香。”文耀对游玩的路线总是十分明确。

前后左右几个小青年把脑袋靠拢过来听着。

“普陀山是佛教圣地，据说现在又修复了，每日里，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

一个新郎官说：“我们也去。”

他的小爱人，一个很清秀的女孩子白了他一眼：“啥地方来这么多钞票？”

“加几个班，不缺勤，年终奖金肯定够去一次。”

新上任的小主妇认真地核算了一下，点头批准了：“这倒是够了。”

端丽又悲凉起来，她老是羡慕人家，使得自己心情越来越糟。

到家了，一进门，阿姨就告诉她，工场间梁阿姨来过了，讨她的回话，请她无论如何要在这个星期决定了。

“阿姨，去烧洗澡水吧！”文耀吩咐，转头对妻子说，“退了吧，爽气点。”

“退了，”端丽怔怔地看着丈夫，“就没有工作了。”

“没有就没有，不就几十块钱吗？”

“这倒不光是为了钱。”端丽说。

“不为钱是为什么？”文耀脱外套，换拖鞋。

“要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呢？”

文耀笑了起来：“要再来就亡党亡国了。”

“这倒是。”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彻底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是过去了。”端丽同意，可是她却想，要真是这么一无痕迹，一无所得地过去，则是一桩极不合算的事。难道这十年的苦，就这么白白地吃了？总该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吧！难道，我们这些大人，还不如咪咪吗？

“你不要心有余悸了。”

“先生，水开了，浴缸也擦了。”阿姨说。

“好，好。”文耀答应着，“哎，阿姨，你去工场间，讲一声……”

“不！”端丽叫了一声。

“怎么？你还要去工作？有福不享。”

“你不要管我。”端丽心烦地说，“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你主意也太大了，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过去我倒蛮想听听你的主意的，可你有过什么主意吗？”

文耀真的恼了：“好了，不要吵了。阿姨你去讲，欧阳端丽明天就去上班。”

“阿姨，我自己去讲。”端丽说。心里却有一点发虚，真要她明天就去上班，她能去吗？那阴冷的石库门房子，惨白的日光灯，绕不完的线圈，粗俗的谈吐，轻薄的玩笑，阿兴流着口涎的微笑……她软弱地又说了一声：“明天我自己去讲。”

晚上，她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客厅前的小花园里，望着天上幽远的星星出神。秋夜的天空又高远又宁静，给人一种空明的心境。

“嫂嫂。”有人叫她。

“哦，是文光，吓了我一跳。还没睡？”

“已经躺下了，可脑子里忽然升上一个念头，就再也睡不着了。”文光靠着落地窗，抽着烟，烟头一明一暗。

“是来了灵感？”

“也许。有一个人，终生在寻求生活的意义，直到最后，他才明白，人生的真谛实质是十分简单，就只是自食其力。”

星星在很高很远的天上一闪一闪，端丽忽然想哭，她好久没哭了，生活里尽是好事，高兴的事，用不着眼泪。

“用自己的力量，将生命的小船渡到彼岸……”

眼泪沿着细巧的鼻梁流入嘴中，咸而且苦涩。她好久没尝过这滋味了，她如今什么味也尝不到。

“这一路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尝到的一切甜酸苦辣，便是人生的滋味……”

“你说得总是很好，可实际上做起来却多么难呵！”端丽在心里说。

端丽的头发湿了，天，开始下露水。夜，深了。丁香花香更加浓郁，客厅里的大钟当当当打着。时间在过去，悄悄地替换着昨天和明天。它给人们留下了露水，雾，蓓蕾的绽开，或者凋谢。然而，它终究要留给人们一些什么，它不会白白地流逝。

1982年5月9日　徐州

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

一

好姆妈不生养，走进走出免不了被人多看几眼。其实看上去很好，块头不算很小，也结实，气色红润，臀部的宽度也可算够了尺寸，虽不曾生养，看上去倒像是已经生过几胎的样子。于是便怀疑到她男人谢俊和。谢伯伯身坯也很高大，不算胖也绝不算瘦，一张面孔天庭饱满，地角方圆，腮上被剃胡刀刮得一片苍青，十足男人家样子。然后，就很自然地想到他俩之间的那种关系，这个疑问也被他家保姆小妹阿姨排解了。

小妹阿姨原是隔壁六号张家阿婆的陪房娘姨，很受东家的信赖，后来，张家公公和张家阿婆都死了，几个小辈就不再买她的账，她深感忿懑，怆然离开六号，到了五号谢家。除此以外，还帮十号周家买小菜，一号王家洗衣裳，收入相当可观，她又没有结婚，所以就过得十分宽裕。她不像一般阿姨那样，吃与东家一起，而是向好姆妈提出，将饭钱另外算给她，她自己烧来吃。她说她这个人十分疙瘩，世上有多种东西不吃，鱼只吃河鱼，并且要有鳞的；肉只吃精，不吃肥；家禽只吃鹅，不吃鸡鸭；蛋则是吃鸡蛋不吃鸭蛋、鹅蛋；鸭子一身只吃一副肫肝。好姆妈一听就想打退堂鼓，这么考究的阿姨，弄到头不晓得是谁服侍谁了。她生怕本末倒置，可无奈小妹阿姨意在谢家十分坚定，好姆妈是个懦性子，拒绝人的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这样，小妹阿姨便自己开起伙食，吃得十分用心；而谢伯伯夫妻俩，是一砂锅蹄髈就好打发的。吃是这样，睡则睡在大房间后面的朝北的小房间里。这个小间本是套在大房间里的一个箱子间，不过除了与大房间相通的门外，另外还有一扇门可以进出。通往大房间的门关死了，用一只大橱挡上。挡是挡上了，声音却隔不断，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而没有结过婚的小妹阿姨，对那些异常的声响又有着特别的敏感。当人们对好姆妈和谢伯伯的那种关系有所疑义时，她总是不作声，然后微微含笑反问：“是吧？噢。我不晓得。”等人谈腻了这话题，转移了，或者干脆走散去各忙各的了，她却扯了扯三楼宁波阿娘的衣角，凑到她耳边，将声音压得极低、极低：

“我实话告诉你，阿娘，你不晓得，那是一夜都不漏掉的呀！”

“哦？”阿娘一吃惊，转过脸，望着小妹阿姨。小妹阿姨脸色微红，躲避似的躲开了阿娘的视线：

“外面看看是蛮正经的，都是有文化有工作的人——”她刹住了话头。

“这怎么吃得消！”阿娘这才说出话来，这话说得露骨，她想起小妹阿姨是不曾结过婚的人，便也有些脸红，解嘲似的笑了。

小妹阿姨也笑了。两个人就一起吃吃地笑了起来。

这些讨论全是在背后，到了面前就不是这样的了，而是轮番的来问好姆妈：

“怎么不养一个啊？养一个玩玩嘛！就两个大人，一日到夜，有多少话讲？”

好姆妈不忍拂了对方的好意，就说：“过去年轻不想要，现在年纪大了，又怕养不好了。”

人们便越加热情起来：“怎么会养不好？你和谢伯伯都是相貌堂堂，又聪明，怎么会养不好！”

面对这样的鼓励，她只好说：“年纪大了，养也怕难养。”

“剖腹产嘛，现在已经有不少人做过剖腹产了。剖腹产很好，一点不痛。自己养，无论多大年纪都难养的。”于是，便纷纷回想自己生儿育女的苦楚，细细地述说，直说得从没生养过的她窘得涨红了脸，走也走不脱，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听到最悲惨处，她不由自主地夹紧双腿，宛如上刑，而心底却隐隐地有着一种奇怪的忌妒。

她迫不得已拿出了最后一块挡箭牌：“我并不喜欢小孩。”

却招来了热烈的反驳：“你不喜欢小孩？瞎讲罢了，你会不喜欢小孩？”

连好姆妈自己都觉得是在撒谎，不由低下了头。她没有小孩，看见别人的小孩就格外喜欢，觉得那笨拙的一举一动好玩得要命，闹夜的啼哭也好听，屁股上的青记也好看，尤其是那股扑鼻的奶香，当她抱起任何一个小毛头，都要忍不住地朝毛头的胸脯上拱几下。好姆妈这个名字就是让前后隔壁的小孩子叫响的，叫到后来，连大人也都跟着叫了起来。实在走投无路，她投降了：

“我，我养不出。”

“你，好姆妈，养不出？怎么会？不会养不出的，只要想养。”人们惊讶得了不得地表示不相信，经她再三强调，解释，才承认了现实。然后，则是深沉的叹息，表示着惋惜和遗憾，叹息过后，就开始了安慰：

“不养也好，养个小孩苦得很，也烦得很。”

这么说，好姆妈又不能苟同了，因她仍然是想要孩子的，所以就不说话。

“想等他长大，享他的福啊，那是想也不要想的。”

好姆妈确实不曾这等功利过，她想要小孩只是因为想要小孩。这大约是女人的天性，就像小时候，女孩一定要有一只甚至几只娃娃，大起来也一定要有小孩的。她无数次地想象过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鼻头像谁，眼睛像谁，嘴像谁，脾气像谁。慢慢地，心里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孩的形象，集中了她和她男人的放大的优点。眼睛自然是大的，有一点吊起，像她；鼻子，自然是挺的，鼻翼不要太肥，要像他；嘴唇要有棱角，大小倒不论；皮肤要细腻，黑白也可不论；脸形要是圆圆的，略略地往下削，这样长大就可望是一张瓜子脸，甚至是一张鹅蛋脸，是男是女就随便他去了。

更有些热心人找了好医生，陪她上红房子医院、国际妇幼保健医院去看过，看不出什么毛病，样样都正常，很好。谢伯伯也去检查了，同样是很正常，很好。可是，就是不养，没有一点办法。中医也看过了，吃了无数帖中药，吃得反胃，还是不养。折腾了十几年，过了四十岁，她也就死了心。除了在心里继续编织着孩子的形象，以作消遣，再不作任何行动，心情也慢慢平静下来。要说生活，也可说是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谢伯伯的工资很高，好姆妈尚有一份不高不低的工资，夫妻感情也和睦，从不曾正经地吵过闹过，日子过得蛮舒服。小妹阿姨又十分能干，把个家料理得干干净净，妥妥帖帖，想吃什么，对她说一声就行了。衣服也洗得清清爽爽，不让好姆妈操一点心。因为没有生养，还显得后生，邻居们也常常恭维她：

“好姆妈显得多年轻，大小姐似的。”

她知道自己再后生也不至像大小姐那样，听了这恭维不由有些惶惑，一边客气着：“阿娘真会寻开心。”一边怏怏地挪动脚步，进了门里，全没看见阿娘对着正洗衣裳的小妹阿姨颇有深意的微笑。

小妹阿姨喜欢把衣服放在脚盆里，搬到后弄堂里洗，尽管厨房里有水斗，楼上有浴缸。她坐在小矮凳上，在搓板上“吭哧吭哧”搓衣服，搓一会儿，展平了看看，摇摇头，再“吭哧吭哧”搓，再展平看看，便叹了一口气，对二楼的菊香奶妈说道：

“这家人家的衣服是最最难洗了，你看看，你看看，油腻似的，洗不掉。”

菊香奶妈伸过头看看，看见一层浓厚的肥皂沫，便点头道：“真的哩，油真大。”

小妹阿姨放下衣服，走进厨房提了一吊滚水，直浇下去，一股水汽和着一股肥皂味腾起，她半掩着鼻子说：“你嗅嗅，你嗅嗅，气味多重啊！”

菊香奶妈缩了缩鼻子，点着头说：“真是，这是什么气味啦！”

小妹阿姨重新在小矮凳上坐下，“吭哧吭哧”搓衣裳：“我自己的衬里衣裳，穿一个礼拜，肥皂水里用手一搓就清爽了，他们的衣裳怎么会这么难洗？我也想不通了。”

“有油嘛！吃的油水足，身上就出油嘛！”菊香奶妈大敞着怀，由那毛头吃奶。她的奶又多又好，只管给毛头吮，毛头一叼上奶头就不哭，她省了心，两下都方便。

“女人家油这么大也少见的。”小妹阿姨嗫嚅道。

“我们乡下都讲，雌鸡油太厚不生蛋！”菊香奶妈没说完，就笑得前仰后合，那毛头却呛了奶，咳了起来。

“小鬼太促狭了！”宁波阿娘骂道，也忍不住笑。

好姆妈坐在前面客堂间里结绒线，脚搁在紫红的平绒拖鞋上，拖鞋搁在发亮的打蜡地板上，淡青色的绒线团从皮沙发上滚落，她也不去拾，听凭它滚进墨绿色的床罩里，床罩边上的流苏被绒线团碰得摇动起来。她一针一针织着，很有节奏。听到外面一阵阵疯笑，并不知道笑的是什么。她却想起刚才宁波阿娘的恭维话，心里颇不自在。她虽看不见她们的表情，可她们的目光却使她的背脊感到压迫。在这些目光的逼射下，她觉着自己不是个完整的女人似的。要说也是，一个女人没有孩子，可不是不完整了？下午将暮的阳光照在东壁，涂了一面黄色的亮光，她感到了惆怅。渐渐停了编结，陷入了沉思。假如有个孩子，在脚边和她搅搅，那会是热闹得多了。那孩子会逐渐长大，会得很懂事，而她则渐渐老去，行动都困难，要有个孩子陪着才好。她又开始想孩子了。她忽然想到，可以去领一个孩子。

夜里，上了床，她便把这个意思向男人说了。谢伯伯曾有一度也是非常地想要孩子，可就像一个高潮过去了似的，现在也渐渐默认了现实，淡薄了许多。没有孩子，固然是缺憾，就像一份人家终其不成一份人家似的，终归缺一只角。可是虽没孩子，他却疼爱他女人，女人比他小八岁，他把她当女儿似的捧在手上，把应给予孩子的那份心疼全加在了女人身上，也同样从女人那里得来了加倍的心疼。虽然女人已是四十岁出头，男的更是往五十奔的人了，可大约是因为没有小孩，日子过得清闲优裕，两人的身体像年轻人一样健康，没有一点衰退的感觉，过得非常协调。这协调补偿了没有孩子的缺憾，以致使他们从不曾想到为这个问题吵架甚至离婚。只有好姆妈使性子的时候说过那话，也是当气话说说，谁也不当真，倒反换来一番慷慨言辞和柔情蜜意，那一个夜晚，便格外地不平凡，心荡神怡，魂销肠断，使平静的生活有了波澜。因此，看到别人家虽然有了孩子，却为着种种原因闹得不亦乐乎时，谢伯伯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是美满的了。

然而，一旦念头提起，便又重新激起了他对小孩子的向往。他不由得想象着，房间里有着一个小孩在活动，是一个女小孩，他喜欢女小孩。他要像他的一些同事们那样，让女儿从小学一样乐器，钢琴或是小提琴；再像另一些同事那样，学习一门外语，英语或是俄语。他要她漂亮，大方，读书聪明，戴三道杠，考上重点中学，再考重点大学，再出国留学，让大家全羡慕他这个做父亲的。他被自己的美好憧憬激动起来，便回答道：

“要领就领一个女小孩。”

“男小孩女小孩我都喜欢。”好姆妈说。

“女小孩好，”谢伯伯坚持，“女小孩有感情。”

“对，女小孩贴心。”好姆妈同意了。她想到，领来的孩子没有血缘的关系，全凭感情来维系，女小孩自然比男小孩容易产生感情。而且男小孩养得再大，也是人家的血脉，而女小孩在血脉的承继上似没有男小孩那么牢不可破。于是，她心目中那个遐想的孩子便有了性别。接下来是取名字的问题了。好姆妈建议取两个，一个大名，一个小名，小名叫咪咪，大名叫丽娜。谢伯伯说小名叫毛毛，大名叫兰妮。好姆妈说，小名叫毛毛还是咪咪尚可以商榷，“兰妮”则是万万叫不得的，因为，这样的名字到了学堂里，极有可能被起外号叫做“烂泥”，这简直太不好了。谢伯伯就说，干脆叫兰兰，好姆妈说太土太俗，要么叫尼娜。谢伯伯却说明明是中国人偏起外国人名字，反倒“洋泾浜”得很了。讨论到最后，便确定大名叫谢妮，小名就叫妮妮，这个“妮”字听起来有点土，看起来则很洋，又是时下少有的单名，也很别致了。然后讨论装束，好姆妈说要留长头发，用火钳轧轧梢，扎一只蝴蝶结，谢伯伯则说还是童花头好看，像个日本娃娃，好姆妈讲就怕弄不好，结果像一只马桶盖。争了半天，人在哪里还不晓得呢！谢伯伯笑了起来，好姆妈也笑了，楼上的收音机“嘟嘟”的报了二十三点，谢伯伯伸手关熄了床头灯。

小妹阿姨房间里透进的几线细丝般的光亮灭了，顿时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这小间只有一扇窗，对着天井，天井套在厨房、厕所当中，四周是三层楼高的墙，活像一口深井，透不进一点点阳光或者月光。小妹阿姨睡得早，这时正好一觉睡醒，楼上的收音机关了，四周毕静，大房间里种种细碎的声音就变得响亮起来。她不由自主地屏息敛声，细听着每一点响动，根据那一点响动再推测其来源，不由得脸红心跳，便愤怒起来，不出声地骂着，或者用牙齿咬着被头。

小妹阿姨原籍是浙江余杭，十二岁时就给乡里首富人家买去当丫头，看她聪敏伶俐，人也生得端正，就在太太小姐房里做贴身的活。后来，大小姐出嫁到上海张家，把她当作陪房娘姨一起到了上海。姑娘是个懦弱人，什么都倚仗她，姑爷要讨小老婆要她帮忙想对策，姑爷嗜上赌博也要她拿主意，姑爷是只晓得吃吃玩玩、百事不管的大少爷，一大份人家都交给了她似的。小孩子不怕爹娘，独独怕她，她想得出办法让爹娘惩治他们。她在张家如鱼得水，虽说是个下人，实际上却谁也不把她当下人看待。只是年复一年，眼睛一眨，到了婚嫁的年龄，张家虽舍不得她走，可也不能耽误她的终身大事。她也诚心想要嫁过，却总不称心。要她回乡下去，她是死也不回的，那乡下的日子，她一日也过不惯了。回了一次家，不过一礼拜，带了一身不舒服回来，又是泻肚子，又是身上起泡。要嫁个做工的，她也起心不愿意，那一身臭汗就嗅不得。她在张家过的是什么日子？要嫁一份好人家，却又难了，无论怎么讲，她是个帮人家的娘姨。后来，解放了，又有人劝她，还真帮她介绍了一个人，是个干部，工资也高，老婆生血痨死了，没有小孩，偏偏是个山东人，一口大蒜气味就叫她吃不消。一拖再拖，拖过了年纪，她倒慢慢地不想嫁了，就这么单身一个地过了下来。也过得蛮好。

大房间的响动静了下去，剩下几息微喘，渐渐消失，眼看着要静下来，却又忽地开了灯，几线光亮透过门缝钻进来，小妹阿姨闭着的眼皮抖了两下，她慢慢地睁开眼睛，屋里的黑暗淡薄了一些，显出家具的轮廓。一个红木五斗橱，这是张家送她的。张家阿婆生前说得清清楚楚，可死后小辈们却不认账。她可不客气，从乡下叫来两个堂房兄弟，硬是把它抬了出来。五斗橱旁边摞了三只樟木箱，是她这几十年来攒的东西。外人对此有许多猜测，惟有她自己心里清楚。大跃进那年，里弄劝她出去工作，她也顾虑帮人家不是一生一世的事，总会有一天老了做不动的。可她跑到工场间看了一眼就逃了回来，从此再不动别的念头，只是一心一意在张家做。只要看到这三口樟木箱，心里就安定，什么也不怕了。

紧靠樟木箱的那面墙上，有着鼻涕虫闪闪烁烁的浊迹，她一阵心痛，灯却又灭了，黑暗罩住了一切。

二

好姆妈要领小孩子，热心帮忙的人很多。先是好姆妈的表姐姐上门来，推荐自己的小姑娘。小姑娘长得倒不难看，细眉长眼，一张小嘴像一颗樱桃，才两岁的孩子已经能说会道，样样懂得了。表姐姐说：

“领养小孩，最好是亲眷家的，血统上有联系，讲到底也是自家人。更何况知根知底，不会有什么偏差。”

好姆妈说：“姐姐说的自然有道理，不过我就怕，亲眷的小孩领了来，大人小孩总要常常见面，弄不好，会得戳穿，让小孩知道了亲姆妈就难办了。”

表姐姐笑了：“这个顾虑妹妹完全不必有的，小孩就像一只小狗，谁养和谁亲，只怕到后来叫她认我这个亲姆妈她还不认呢！我堂房阿哥的一个小孩，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养的，一养出来，就让他奶妈带到乡下去，过了三年回上海，看到爸爸妈妈一点不要，直往个奶妈身上靠，妈妈去抱他，他就哭，直到现在，和妈妈还是很生分，看到那奶妈却亲得什么似的。”

听了表姐姐一席话，好姆妈便有些动摇，夜里和男人商量，谢伯伯略一沉吟，便说要不得。

“为什么？”好姆妈倒吃了一惊。

“你这位表姐姐历来和我们过往不甚亲密，今日突然来说此事，其中一定有点奥妙。”谢伯伯说。别看他身高体阔，一副男人家派头，心思却比女人还细，凡事想得周到。

“其中会有什么奥妙呢？”好姆妈不能理解，人家情愿牺牲一个小姑娘，总不能说人家是来算计我们的吧。

“说不定是看我们没有后辈，要想做我们的继承人呢？”谢伯伯一针见血地说道。

“哦——”好姆妈出了一口冷气，真有点不寒而栗。

“这位表姐姐看上去就十分精明，是断断不会做出吃亏的事的。”谢伯伯越加相信自己的判断。

“那么我怎么去回她话呢？”好姆妈为难了。

“你就说，她的小孩固然很好，我们也喜欢，不过太聪明了，年龄也稍许大了一点，怕是骗不过她了。”谢伯伯教她。

当表姐姐前来听取回音时，好姆妈便照此一字不漏地回答了。表姐姐流露出莫大的失望和掩饰不住的不快，连如此善良单纯的好姆妈，都不得不怀疑表姐姐的用心了，同时更加佩服自己男人的头脑，庆幸没有中了圈套。

表姐姐这头打发走了以后，来了谢家的堂房弟弟，他大学毕业分去了甘肃，讨了一个当地的姑娘作老婆，在甘肃安了家，已经有两个男小孩了，弟媳妇却又怀上了第三个。他表示了想把小孩过继给堂房哥哥的意思。他说那小孩还在他女人的肚子里，只要哥哥嫂嫂说声“要”，一落生就抱了去，连面都不让见一下，纵然将来山不转路转，相遇了，也是认不出来的。他说甘肃生活极苦，养育两个孩子已相当吃力，这第三个本不打算要，明明是上了环的，却想不到仍然怀上了，又发现得晚，要动手术也已经来不及了。好姆妈听着他的叙述，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人这样容易怀上，有的人却这样不容易怀上，两下里平均平均多好。过了一天，堂弟又把弟媳妇带了来，意在让他们看看母亲的形象，可对其种气有正确的评价。那女人虽是外地人，倒长得端正大方。大眼睛，高鼻梁，只是皮肤很粗糙，布满了褐色的孕妇斑，头发很枯黄。这全是由于甘肃水土的问题，只要在上海养两个月，保险都转了颜色，那孕妇斑就更不能算了。好姆妈又有些动心，看看谢伯伯，谢伯伯靠在沙发上，矜持地微笑着，不置可否，她便也不敢造次。等客人走了，她立即问道：

“怎么样？蛮好的是吧？”

谢伯伯若有所思地一笑：“既是不想要，总有办法不要。不能流产也可以引产嘛。”

好姆妈不响了，看着他。

“我看堂弟是想给这个小孩报个上海户口罢了。”

好姆妈说：“小孩报上海户口和他有什么关系？”

谢伯伯哈哈一笑：“你真是太天真了，小孩子是上海户口，他们将来退休了，回来认小孩，长住在这里，你是让他住好，还是不让他住好？”

好姆妈有点不同意：“他不是讲，一生出就抱走，看也不看一眼嘛？”

“你倒都相信？”谢伯伯大有深意的又是一笑。

好姆妈却动气了：“你总是横不好，竖不好，这样挑剔下去，我看也别领了。”

“领个小孩又不是你到玩具店买一只洋娃娃，买来了，欢喜蛮好，不欢喜往角落里一扔，最多蚀几块钱。小孩一旦领来，就不是想扔就扔得掉的，好好坏坏，都要一生一世在一起，到时候，你怨也没处去怨的。”谢伯伯耐心地告诫她。

好姆妈却一径气了下去：“是好是坏，自己养出来的，再坏也是好的，再坏也不会怨的。讲到底，还是我不好，我不会养，叫你伤脑筋。”

“你看，你看，又来小孩子脾气，我怎么又惹你了？养小孩又不是你一个人养得出的，怎么能怪你一个人？”

好姆妈见男人来劝，越发逞性了：“我看小孩也不要领了，我们离婚算了。你趁现在的年纪，还好讨一个三十来岁的老小姐，我反正无所谓。”说到伤心处，便抽抽噎噎地哭了。

“你看看，你看看，讲的什么话，不怕人家笑话。生小孩算什么本事，会生养的女人遍地皆是。”

“你嘲笑我！”好姆妈嚷道，哭得越发伤心。

“是不是你外面有了小白脸，借因头要离婚？”谢伯伯故作认真地说，还板起了脸。

好姆妈倒忍俊不禁，收了眼泪。

谢伯伯趁机贴了上去，将她的脑袋揽在胸前，轻声细语地说：“你这样的女人，两个三个我都不换的。”

“十三点！”好姆妈骂他，一边却将脑袋往他宽大暖和的胸前钻。停了一会儿，轻声说，“昨天我在南京西路看见有一套三只樟木箱，雕着花，很细巧。”

“我倒想过一段时候，买一口红木大橱。”谢伯伯说。

两人正亲热，忽听房门外有人叫：“先生的莲心汤热好了。”

两人赶紧分开，好姆妈心急，慌忙地用手理着蓬乱的头发，一边站起身迎了出去，“我来拿，我来拿。”开了房门，见小妹阿姨端了莲心汤毕恭毕敬站在了门口，便赶紧地接了过来，脸上止不住有点臊热。

经了两次挫折，领养小孩的事暂时搁下了。照旧是早起上班，傍晚下班，吃过晚饭，好姆妈结绒线，谢伯伯听收音机看晚报。小妹阿姨来报账，好姆妈便停下结绒线，写账。一个报好，一个写好，算好，再商量第二日的小菜。好姆妈嘱她买一只鸡或者一只蹄髈，或者一斤牛肉，或者半条青鱼，先想好一只荤汤，再想两只炒菜，一荤一素，偶尔再叫小妹阿姨到熟食店买一只冷盘。有时候实在翻不出花样，小妹阿姨便介绍过去张家的吃法：

“买一斤螺蛳，用针一只一只把肉挑出来，洗清爽，把香莴笋切成螺蛳肉大小的丁，再用鸡蛋发成糕，也切成一样大小的丁，烧只汤，鲜得眉毛都掉了。”

好姆妈听了就说：“小妹阿姨你烧给我们吃吃呀！”

她便说：“先生不欢喜这种清汤的，先生欢喜吃大荤的。”

好姆妈鼓励她：“先生吃过就晓得了，会喜欢吃的。烧一只嘛！”

她一边摇手一边退出门去：“长远不烧，不会烧了，忘记光了，弄起来烦得很呢！”

等到下一次算账，她又介绍了一种精致的菜，说得有声有色，把人的胃口都撩了上来，一旦请她正式烧一次，她就又退却，弄得好姆妈很是沮丧，还有点尴尬。这样平静地过了几日，谢家也把领养孩子的事淡了。

这一日，弄堂口的派出所里，有几个红领巾少先队员，送来一个小孩子，说是在隔壁小弄堂的垃圾箱里拾到的，不知被哪个狠心的大人丢弃的。这种事在解放偌多年的大上海毕竟是不常见到的，派出所顿时门庭若市，大家争先恐后跑去观看，看了以后就啧啧地惋惜，又纷纷跑回家去拿一点东西送来给小孩吃。那小孩精光赤条的身子，炭样墨墨黑的脏，只有两个眼白是白的，胸前的肋骨历历可数，四肢狭细。看不出他的年龄，从身体的大小形状来看，不会超过一岁半，可那神态举止尤其是吃东西的老练，却大大不止这个岁数。两只爪子似的脏手抓到什么就往嘴里塞，塞进什么就吞下什么，永远不会堵塞。围观的人群发出一阵阵的叹息，心软的不禁掉下了眼泪。派出所的同志开始还试图把人们拦在门外，很快就发现这是徒劳无益的举动，便开放了。让大家来看看并没坏处，只有好处，给小孩带来那么多的吃食，省得他们操心了。剩下的问题就是一边给各个地段派出所打电话寻找孩子的父母家人，一边和社会福利院联系，前一个行动明知是不会有结果的，可必须走一走过场，后一个行动则是确切可行和必要的。

那小孩并不在乎这许多生人的围观，只顾狼吞虎咽，眼见着他的胃部渐渐鼓起，奇怪地凸在精瘦的身体上。

“真可怜啊！”人们叹息道。

“爹妈黑了良心，良心墨墨黑啊！”

“小孩子好随便掼掉吗？又不是一件旧货！”

户籍警小黄电话打不通，就停下来，看看大家，笑了：“看你们都这么喜欢他，抱回去好了。”

人们便和他逗趣：“你又不是他爸爸，你好为他作主？”

小黄皮厚地说：“我是他爸爸，我作主了，谁要，送给谁！”

“脸皮老得很啊！女朋友都没有，就要做爸爸。”众人嘲笑道。

正打趣，忽然，有谁想了起来，大叫道：“快去叫好姆妈！”

大家先是一怔，随后立即领会了：“对，对，快去叫好姆妈！”早有腿快的跑了去，剩下的人便安抚小黄：

“同志，你先慢一步打电话，五号里谢家没有小孩，一直想领一个小孩子。”

“我不是他爸爸，我不好作主的。”小黄说。

“好了，好了，玩笑归玩笑，这是规规矩矩的事情。”大家都说。

小黄这才严肃下来：“谢家的人呢？”

“已经去人喊了，马上就来。”大家告诉他。

好姆妈刚刚下班到家里，换了拖鞋，洗了一把脸，坐下来结绒线，随手打开收音机，正在唱“宝玉哭灵”这一出，蛮好要享享清福的，不料门口一片呼叫，不由慌了，赶紧迎了出去：

“什么事情啊？”

来人便告诉道：“好姆妈，派出所有个小孩，蛮好玩的，你快去看看。”

好姆妈一怔，心想并没有托过派出所领养小孩，就又问了一遍：“什么事情啊？”

“那个小孩被大人丢在垃圾箱里，你去看看，户籍警讲可以领养的。”

好姆妈一听是垃圾箱里拾出来的小孩，顿时有点不是味道，又不忍拂了邻居们的好意，犹豫着。

“快去呀，晚了，福利院就要收走了。”人们催她。

“等我男人回来商量商量好吧？”她恳求道。

“你先去看看好了，看过了再和谢伯伯讲好了。”大家非常热情，要不去，就太对不起人了。

好姆妈就说：“让我进去换双鞋子吧。”

“就在弄堂口，穿拖鞋有什么要紧！”大家见她动心，便将她拥走了。

派出所门口早就有人踮着脚在望了，望了半天没望到，这时才见好姆妈被一群人簇拥着来了，便对里面叫了一声：“来了。”

人群立即让开了一条路，让好姆妈走了进来。好姆妈走进房间，定了定神，便看见申报户口的柜台上，高高地坐着一个鬼似的小人，一手抓着几根刀豆，一手抓着一束咸菜，轮番地往嘴里填，菜的汁水沿着手臂浑浊地流着，所经之处，便留下白色的痕迹，好姆妈不由自主朝后退了一步，又本能地抬起手，用小手绢捂住鼻子，可她立刻觉出这样做不太好，有点对不起大家，就把手重新放下了。

“其实，这小孩脸架子很不难看，洗洗干净就很好的。”

“吃胖起来就好了，你看，一双眼睛多少活络。”

“蛮好玩的，蛮好玩的。”

大家纷纷赞扬着小孩，小孩浑然不觉，费力地咬着咸菜，咬咬又吐掉，去吃刀豆。于是大家就说：

“你看他多聪明，晓得咸菜没有刀豆好吃，样样都有数的。”

好姆妈心里实在不愿再多看一眼，可嘴上却只得“是啊，是啊”地应着。正没有办法应付呢，却听外面有人叫：

“谢伯伯来了！”

回头一看，果然，谢伯伯拎着牛皮提包从人群里走进来，便如同获得了救星一般心中大喜，鼻子却是一酸。

谢伯伯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礼貌地打量了孩子一遍，说道：“这个小孩倒是蛮乖的。”

“是啊，是啊，他多乖啊！”大家说。

好姆妈真想去捏他一把，他却又说了起来：“蛮好的一个小孩，大人怎么舍得丢掉！”

“就是呀，多么黑良心的大人！”大家说。

“我也蛮喜欢的，不过，我们是想领一个女小孩。”

这时，大家才顾得去朝小孩两条腿之间瞧上一眼，果然看见了那个性别的证明。好姆妈这才松下一口气。

有人劝道：“男小孩是蛮好的呀！”

谢伯伯笑着说：“男小孩是好，就怕讨了媳妇忘了娘，还是女小孩贴心啊！”

大家都笑了，一片笑声里，谢伯伯轻轻握着好姆妈的手臂弯，走了出来。

难得大家这样热心肠，好姆妈还是感激的，只不过有点难堪，总不希望为了一个小孩，这样兴师动众。但是大家的热情，却重新撩动了他们对孩子的向往。回到家中，两人都有些闷闷的，有了心事似的。两人闷闷地吃饭，心里都在找话说，却都没找到，那沉默便越发不自然起来。蛮好的饭菜吃在嘴里却没了味道，一顿饭吃完了，小妹阿姨将饭碗菜碗收了出去，门一关上，好姆妈就哭了。她一哭，谢伯伯慌了神：

“你干什么，你？”

好姆妈摇摇头，不回答。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好姆妈只是哭，不出声。

男人的心也碎了，抱住女人的肩膀直摇，她却越加伤心了起来，眼泪像泉涌一样流出来，沾湿了男人的白衬衫，他心慌意乱地问：“是我惹你了吗？我这个人很粗心的，你有什么委屈就说出来。”

好姆妈这才说了出来：“我，我想要个小孩！”

“我们去领就是了，领一个小孩还不便当吗？”他哄她。

“你说便当，怎么到现在还没领成功？”她向他撒气。

“你赶快收了眼泪，我明天就去领了来。”

“你到什么地方去领？什么地方有小孩等你去领？”

“六一儿童商店呀！”他一本正经地说。

“十三点！”她骂道。

他一听这口气，晓得事情差不多过去了，拍拍她的背：“快去揩把脸，小妹阿姨要来算账了，看了多少难为情，这么大的人，还一天到晚哭哭笑笑的。”

“哭哭笑笑，是怪我吗？”她又不服气，他只好讨饶：

“怪我，怪我。”

她这才走进浴间洗脸。过了一会儿，小妹阿姨就来了，将白日的开销一项一项报了，结了账，开始讨论明天的小菜。这会儿，好姆妈心烦意乱的，脸虽说洗过了，又搽了油，却仍然显露出疲惫。她一点想象力也没有了，靠在椅背上，懒懒地对小妹阿姨说：“随便吧，你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好了。”

小妹阿姨就说：“你说随便，我反倒难了，还是你讲两样的好。”

“终归弄一只蹄髈汤好了。”好姆妈振作起精神回答。

“天天蹄髈汤，天天蹄髈汤，怎么吃不厌的呢？”小妹阿姨唠叨，“张家过去常常吃的是只甲鱼汤，活甲鱼买来，斩头杀死，切成四块，放大半砂锅清水，几滴黄酒，细苗苗的小火炖，最后再放几片黑木耳，放点盐，汤是碧清碧清，鲜得不得了。”

好姆妈不作回答，停了一会儿，勉强笑道：“你只不过是说给我听听罢了，又不会烧给我们吃的。”

小妹阿姨是极有眼力的，一听就晓得今日不比往常，好姆妈心情不大好，赶紧说：“不是我不肯烧给你们吃，实在是甲鱼难买不过，现在的小菜场，真正是要啥没有啥，唉！”

“是呀，我也晓得的。”好姆妈附和着。

小妹阿姨看好姆妈对她说话，不像往日那么随和，反倒小心了起来。她停了一会儿，往好姆妈身边凑近了些，放低了声音说道：“我讲句不怕你嫌弃的话，其实，养小孩最是没有意思的事了，没有小孩多少清爽，前前后后都讲你好姆妈好福气呢！弄个小孩多少多少烦，屎啊尿啊，汤啊粥啊，有得好苦了。真的要有了小孩，我可就不在你家做了啊！”

好姆妈说：“是啊，我晓得你也不是会带小孩的。”

好姆妈这句话本是随便敷衍敷衍，不料却触动了小妹阿姨，小妹阿姨脸一沉，走了，门关得也比平日里重了些。好姆妈今天没有工夫去理会她了。

三

好姆妈和男人商量，还是要抱个小孩。他们通过熟人介绍，决定到福利院去抱一个。

去抱小孩的前两个礼拜里，好姆妈夫妻俩就忙了起来。先去买了一张小床，可以摇晃，四周有铁栏杆，奶黄色的床上画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老头。喊了一辆三轮车，拉了回来。买了小毛头的衣裤鞋帽，从里到外，从春到秋，还有牛奶锅，牛奶瓶，小面盆，小毛巾，洋娃娃，拨浪鼓，办小人家家的家什。样样东西看起来都那么可爱，叫人的心肠都软了。等到礼拜天，要去福利院的时候，东西都买齐了，房间里摆得琳琅满目，五彩缤纷，像个儿童乐园。

这一天，谢伯伯在家里留守，好姆妈由那位熟人陪同到福利院去，小妹阿姨板着面孔，按了好姆妈的交代，将奶瓶、奶头，放在蒸锅里消毒。昨晚上算好账，好姆妈对小妹阿姨说：

“假使你一定要走，我也没有办法。但是假使你肯帮我一个月的忙，等我寻了人，新手做熟了，再走，我就谢谢你。工钿我自然要加你，弄个小孩子是很麻烦的。”

小妹阿姨回答说：“那我自然是要帮你的，就是邻舍隔壁也要帮忙，不要说我给你家做了这大半年，也好说是半个家里人了。钞票我倒不在乎，一个月横竖也没多少钱，我是看你也困难，年纪不小了，又从来没带过小孩。”

好姆妈颇不自在地红了一下脸，没说什么，事情就这么谈妥了。

太阳越来越到头顶心，谢伯伯从房里出来到后门口张了几次，直到十二点钟，才看到面孔晒得通红的好姆妈抱了一个小孩弯进了弄堂，朝家里走来。谢伯伯笑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好姆妈不说话，却忍不住一笑，朝他走来，走到近处，谢伯伯不由怔了一下。

孩子的两个眼睛又黑又大，在深深的双眼皮下泛着，两排浓黑的睫毛便一扫一扫，嘴很宽，下嘴唇朝里弯，上嘴唇则俏皮地翘起一角人中，穿了一件粉红色的连衫裙，露出雪白滚圆的胳膊和腿。头发茸茸的，穿透了阳光，一层金黄。并不算难看的好姆妈夫妇俩，立即褪了颜色似的暗淡起来。

“嘿！”谢伯伯轻轻地赞叹了一声，伸手便去抱，那孩子并不认生，也不热情，冷冷的让他抱在了手里，一双美丽极了的眼睛不屑似的看了他一眼。

“简直就是只洋囡囡啊！”谢伯伯说，流露出满意的神情。他抱过毛头，像捧了一束花似的，一只手弯过来拥着，另一只手很尴尬地垂着，垂了一会儿，才抬起来，牵起毛头的小手走回了房间，好姆妈跟在后面。

“我走进去，看见房间里睡了六个小孩，我一眼就看中了她。”好姆妈得意地说。

“噢，一共有六个小孩啊？”

“是呀，有六个呢，都在睡觉。我就去抱她，一抱起来，她就醒了。”

“你抱她走，她倒不哭噢？”

“不哭！一点都不哭。多少乖啦！”好姆妈又从男人手里接过毛头去，放在膝盖上，看她。她却不看她，而是注意方桌上的一只玻璃杯，注意了一会儿，就犟起身子，伸出手去拉，一下子把玻璃杯拉倒了。玻璃杯滚在地上，碎了。好姆妈的脸呆了一下，谢伯伯晓得女人忌讳这个，便说：“岁（碎）岁平安，岁岁平安！”好姆妈的脸色却还转不过来，谢伯伯便打岔道：“她要玻璃杯会不会是嘴巴干了，要吃开水？”好姆妈这才转了过来，说：

“你快去冲点橘子汁，放五分之一橘汁，五分之三冷开水，五分之一开水。把奶头在开水里烫一下。”

谢伯伯好不容易完成了这一系列动作，将个奶瓶递了过去，好姆妈一摸便说：“太烫了，太烫了！”

“我看还好嘛！”谢伯伯说，一边将奶瓶端起来自己吮了一口。

好姆妈看见了，便说：“你怎么好去吃毛头的奶瓶，不行了，换个奶头去。”

谢伯伯嘀咕道：“我又没有传染病的。”一边却还是去换了来，好姆妈又令他在开水里烫一下，他心里便有些不耐，好姆妈没注意他的脸色，心心念念都在毛头身上。她把奶瓶送到毛头那玫瑰色的嘴唇边，她一张嘴就叼住了，再也不肯松嘴，专心吸吮了起来。吮得高兴了，便伸出胖胖的手，自己捧住个奶瓶大喝起来，一只脚还极力向上跷高。两个大人全叫她迷住了，欣赏着她。她一边吃一边用眼睛打量他们，墨黑的眼珠在半开的眼皮里微微动着，睫毛不仅是浓密而长，还朝上翻卷了起来。

这时，小妹阿姨来通报，邻居隔壁都要看看小毛头，好姆妈就说：“进来呀，不要客气呢！”

呼啦一下进来一大群，一进门就“哦”地叫了起来：

“多么好看的小毛头啊！”

“怎么会这样好看的呢？”

纷纷过来抱她，把她从这里传到那里。她一点不认生，大胆地看人，黑色的瞳仁照得见人影，每个人从她的瞳仁里看到的自己，都有点尖头尖脑，丑陋得很。

阿娘问道：“是好姆妈自己抱的，还是人家派给你的？”

“我一走进房间，就看见六张小床上睡了六个小孩，我一眼看中了她。”好姆妈告诉道。

“她哭吧？闹吧？”菊香奶妈凑过来问，她怀里的小孩一经比较，简直就是一摊肉，除了肉，鼻子眼睛什么也没了。

“不哭！”好姆妈答道：“一点不哭，看看我，一声不响。”

“是呀，她来这里是享福的，哭什么呢？”菊香奶妈略略有点惆怅地说道。

“这就是缘分啦！”阿娘解释，解释完了，又去看那美丽的毛头。她在人头上传递着，都在抢着抱她，抱了一次不够，还要抱第二次。

小妹阿姨站在人群后面，看着那毛头，心里暗想：“像是个夹种呢！”

这时，好姆妈看见了小妹阿姨，便叫：“小妹阿姨，你抱抱毛头啊！”大家便把毛头传了过去，直传到小妹阿姨手里。她一手挟着毛头的胳肢窝，一手托着毛头的屁股，面无表情地耸了几下，毛头照例是睁着大大的眼睛，毫不胆怯地审视着对方。她看着这双黑大的眼睛，心里不由惊道：“多么恶的一双眼睛啊！”她停了一会儿，又耸了几下，把毛头交了出去。

“好姆妈，小毛头叫什么名字啊？”三号里的小姑娘小红问道。

“叫妮妮。”好姆妈不假思索地回答，转过头，看看男人，两人会意地一笑。

“妮妮，很好听的。”大家说。

“谢妮妮，很好，很好。”大家又说。

“谢妮，读书时就叫谢妮！”好姆妈纠正道。

“谢妮，笑笑，妮妮，笑笑。”大家逗她，她并不笑。这时，小红的哥哥小明，将她接过去，两手叉着她的胳肢窝，高高举起，一甩，众人大惊，她却已稳稳地坐在了小明的头颈上，笑了。腮帮上旋出两个又深又大的酒窝，璀璨极了的一笑，格外地美丽，眼前好似亮了一亮。

“妮妮笑了，妮妮笑了！”大家欢呼着。

正高兴，小妹阿姨喊了一声：“敲过十二点了，吃中饭啰！”这才恍然醒悟：饭焐在煤气灶上；铁锅早已坐好，幸好没倒油。大人小孩都觉出了饿，一起往外走。小红恋恋不舍走到门口，还朝毛头招手：“妮妮，再会，下午再和你玩噢！”小妹阿姨端来了饭菜，接过毛头，坐在方桌的另一边给她喂奶糕。

“碗盏烫过吧？”好姆妈要紧地问。

“烫过了，手也用肥皂洗过了。”小妹阿姨回答。

好姆妈脸一红，她确是不曾想到还要洗干净手。便低下头吃饭，不再做声了。

小妹阿姨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让毛头坐好，一手抱着，另一手便在小碗里舀奶糕，一匙不稀不干的奶糕送进小嘴里，再在小嘴边上轻轻刮一圈，半碗奶糕吃下去，一张小嘴仍是干干净净，棱角分明。好姆妈看得出神，由衷地说道：“小妹阿姨，看你样子是带过小孩的。”

小妹阿姨说：“我也是瞎弄。张家几个小孩都是我带大的。张家阿婆没奶，看看蛮大，其实是肉奶奶，没有奶水的。虽是找了奶妈，可也都年轻轻什么也不懂，都要我去照应。别人她是放心不下的啦，一定要我在旁边的。其实，牛奶并不是好东西，火气很大，吃多了大便也大不出来。张家的小孩，天天吃两顿米汤，那米汤稠嗒嗒的，营养好得不得了，调一点蜂蜜，白糖不吃，白糖火气也大。豆腐浆却很好。”

“明天早晨去买两碗来吧。”好姆妈说。

“买来的豆腐浆怎么好吃？都是掺的自来水，张家自己有一盘小磨，自己磨的好黄豆，做的豆腐浆。豆腐浆烧新米粥，香得没有命了！”

“那么说要不要去买一盘小磨，或者去借一盘？宁波阿娘家里好像就有的，看她们年年春节都磨水磨粉的。”

“我也不会磨，磨也磨不动。我从来没磨过，专门是李妈磨的。五八年动员回乡的时候回去了，现在也不晓得在不在了。”她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把豆腐浆的事搁在一边不提了。她不提，好姆妈也不好提了。

毛头吃过饭，就睡了。睡在画有白雪公主和小老头的小床里，仰面睡着，小腿微微蜷起，一只手举起放在枕头上，一只手握成拳，伸出大拇指含在嘴里，睫毛盖着眼睑，投下一排树荫般的影子。

看样子她已过惯了福利院的生活，吃饱就睡，一觉睡得很长，三号里的小红来探了几次头，都没有结果，只好扫兴而归。好姆妈第三次打发走小红，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床跟前，却见她早已醒来，一边吃手指头，一边睁大眼睛，望着镜子在天花板上的反光，随着太阳的转移一点一点移动，最终消失。

晚饭以后，要洗澡了，小妹阿姨将一脸盆的温水端在了面前，好姆妈开始给她脱衣服。先把连衫裙领口后头的两粒揿钮拉开，把裙子拉到胳膊下面，便再也无法进一步把她的胳膊从袖口里脱出来了。胳膊是那么柔软却坚韧，她将它弯起来，袖口撑不到这么大，将它伸直，袖口又拉不到那么远，她试了左胳膊不行，又换右胳膊，还是不行，真是左右为难。无数次地屈伸着那双圆润肥胖的小胳膊，无数次地脱不出去。她揩了一把汗，努力静下心来回想自己脱连衣裙的动作，每日都要做的动作，要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眼看着洗澡水就要冷去。她正着急，小妹阿姨来了，把毛头接了过去，坐在腿上，两手扯起裙子的下摆，兜头一扯，只见两只小手朝天一伸，一颗毛茸茸的脑袋挣了两下，便彻底解脱了出来。然后再把她横着平放在腿上，退去小三角裤，放入了水中。动作简捷利落，没有一个是多余的。毛头坐进水里，立刻快活起来。小腿踢腾着，小手拍打着，溅了一地的水花。她周身汗毛浓密，黄色的，有点卷曲，在背脊上打着旋。好姆妈看着，觉着就像一只刚孵出蛋壳的小鸡，欢喜得不得了。小妹阿姨将手从她胳肢窝下抄过去，将她挟持着站起来，另一手便开始满身的擦肥皂，肥皂从她背脊上滑过去，背上那茸毛的漩涡更加醒目，一朵朵花似的。小妹阿姨心里暗想：

“是个夹种。”

一走神，肥皂沫溅到毛头眼睛里去了，毛头便低下头，小手握成圆圆的拳头，揉着眼睛。洗完了，小妹阿姨便把她抱起，横放在她铺好了毛巾的膝盖上，用毛巾擦干，扑上痱子粉，套上干净衣服，交给了好姆妈。

好姆妈将她抱在手里，走到坐在沙发上看晚报的谢俊和身边，叫他看毛头的可爱样子。男人看了一眼，伸出手指头托了托她圆润的下巴，“啧”了一声，便再没有话说了，依旧看晚报。好姆妈也有些无聊，不晓得应该和毛头怎么玩法，看看毛头，毛头也看她，她笑笑，毛头却不笑，气氛似有些尴尬。她在屋里走了两圈，仍没想出什么话和毛头说，便拿了一把蒲扇，到后门口去乘风凉。

小红老早就等在后门口了，一见毛头出来，欢呼着迎了上来，抢着抱过她，说道：“妮妮，洗过澡啦？穿新衣裳啦？哟！妮妮的新衣裳多么好看啊，绣了这么多的花，还有两只‘嘎嘎’。”妮妮脸上的表情也活跃起来，眼睛随着小红的手的指点，移动着。忽而扑翅膀似的打一下手臂，嘴里发出“咯，咯”还是“波，波”的声音，像是对小红的回答。

“妮妮，喊我姐——姐，姐——姐。”

妮妮嘴里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声音，小红却欣喜若狂：

“她会得叫我了！”然后又将她面朝着好姆妈，说：“叫妈——妈，妈——妈！”

好姆妈顿时有些窘迫，脸上的笑容也不自然了。幸而天色已暗，谁也看不见，只听妮妮嘴里发着似是而非的声音，小红又激动了：

“好姆妈，你听，她叫你妈妈呢！”

好姆妈不得不夸了一句：“乖囡！”说得生硬，连自己都觉得难受。小红早抱着她往自家门前去了。

三号门口聚了一圈人在乘风凉，小红抱了妮妮一走过去，就听见发出了一阵惊呼声：

“这么好看的小毛头，哪里来的？”

“像个小外国人嘛！”

“小红，你当心抱好，不要给人家跌坏了！”

“洋因囡嘛！”

这一片赞叹声却令好姆妈很不舒服，她便叫：“小红，抱回来吧，妮妮要吃开水了。”小红只好抱了回来，还给好姆妈。她抱着毛头往里走，小红在外面叫：“妮妮，再——会，拜拜！”妮妮伏在好姆妈肩头，朝后看，嘴里吐出奇怪的音。走进房间，关上房门，毛头便沉静了。好姆妈苦想着，该找点什么游戏和她玩玩，却怎么也想不出。她想像小红一样与她交谈，却总开不了口。心里明白那毛头什么都不懂，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便有些苦恼。和她缠了这一整天，人也有点累了，很想闲坐一会儿，心里盼望小妹阿姨快来换手。可小妹阿姨拎了一吊开水进了浴间，洗到这会儿还不见出来。她看看妮妮，妮妮正看着什么出神，顺着眼光看去，见是床头柜上放着的一只娃娃。她这才想起，特意买的玩具还没拿给她玩呢。她赶紧把毛头放在大床上，拿了娃娃给她玩。这是只做工很精致的娃娃，梳着两条辫子，扎着蝴蝶结，穿着粉红的绸衣绸裤，一双大红绣花的褡袢缎鞋。娃娃放到了毛头面前。毛头却害怕似的停在那里，只盯着她。

“娃——娃！”好姆妈告诉她，还往她跟前送。她的眼里却越来越流露出害怕的神情，忽然伸出小手，狠命抓住娃娃的辫子，一拽。好姆妈猝不及防，娃娃被她拽过去，摔在了地上。

“要死！”好姆妈叫了一声，赶紧绕到大床的那边，拾起娃娃。娃娃美丽的脸颊上摔脱了一块漆，露出黄色的泥土，很有些心疼，就骂毛头：“坏小孩！”毛头看着她，那双眼睛实在太大太黑，便有些逼人了。好姆妈心里很不悦，暗暗想着：毛头的力气怎么这样大？这么点点的人，却有这么大的力气，从哪里来的力气呢？一想到毛头的来源，好姆妈心头便掠过一丝不快。好在，小妹阿姨终于从浴间里出来，穿一件白竹布的斜襟小褂，干干净净的来了，抱走了毛头。

晚上，要睡觉了，小床放在大床旁边，方桌上又放了一瓶牛奶，一只小热水瓶，一只大碗。万一晚上毛头要吃，伸手倒一碗热水，温温奶瓶，马上就可以吃了。毛头早早地就睡着了，好姆妈夫妻两人却很难睡着。他们分开着各自睡在各自的枕头上，不敢太动作，也不敢说话。屋里突然多了一个人，便觉得很不自在，没了安全感似的。他们静静地却又不安地躺着，想说话，却又都不说，不好意思似的。无意中碰着了对方，也快快地收回了手，总是难堪。毛头一夜酣睡，并没要吃水，甚至也没要小便，可他俩却都没有睡踏实，这一夜十分地难熬。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好姆妈才对小妹阿姨提出，让毛头睡在她的房间里，因为不习惯房里有个毛头，一夜提心吊胆的，没睡好。

小妹阿姨说：“早上我要起早买菜呢！”

好姆妈说：“你隔着门叫我一声好了，我睡觉惊醒得很。”

小妹阿姨没话说了，停了一会，抬起眼睛看了好姆妈一眼，慢慢地说道：“其实，毛头夜里睡得很好，不会吵你们的。”

好姆妈脸红了，说了一句：“乖是很乖的。”便不再说什么。小妹阿姨也不再说什么了。

四

毛头和小妹阿姨一道睡了。过了几天，吃饭也到厨房里来吃了。因为谢伯伯吃饭时不喜欢旁边有外人，他吃不定心，便让小妹阿姨抱她在厨房里吃。这么一来，一到吃饭的时候，三号里的小红就溜了过来，抢着要给毛头喂饭。小妹阿姨落得清闲，自己坐在一边吃自己的饭，一边看小红喂毛头，看得高兴了，就用筷头在自己的菜碗里蘸点汁汤，往毛头小嘴里抹一抹，让她咂咂味道。毛头的一张小嘴很灵，好坏一下子就能分辨，现出津津有味的表情，小妹阿姨便很得意。好姆妈看见了也不太在乎了，不知从第几天起，烫奶头，消毒锅碗的手续一道一道简化，最终全部取消了。

很快，毛头和小红便熟了，第二相熟的是小妹阿姨，和好姆妈则有些淡淡的，和谢伯伯更是生分了。时间过得很快，一眨眼工夫，一个月过去了。好姆妈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阿姨，就请求小妹阿姨再帮一个月的忙。碰巧小妹阿姨也没找到中意的东家，便顺水推舟答应了，说是全看在好姆妈待她和气的份上的。好姆妈逐渐将毛头全部托给了她，礼拜天上午，夫妻俩才带着毛头去公园玩玩。带着这样的毛头在外面走，是很光彩的事，行人十之八九要朝她看一眼，甚至摸摸她的脸蛋，拉拉她的小手。男小孩会得朝她吹一声口哨，女小孩则站住脚让在一边，叽叽喳喳地目送：“小毛头，小毛头！”相比之下，她的父母就太平凡了，有时也会有不识趣的再三地问：“是你们的小囡？”令他们生气而难堪，兴致全无。从公园回来，走进弄堂，要是小红在，便立刻接了过去。好姆妈总要叮嘱一声：“不要跑出弄堂噢！”小红也应着，可最终，一兴奋起来，便什么都忘了。好姆妈实际上也懒得去管，随她去。小红抱着毛头到处乱窜，显宝似的。人一见，当然要问：“谁家的小毛头？”小红就回答：“好姆妈的。”人便惊讶：“好姆妈的？”偶尔叫好姆妈听见，心里就不自在。夜里，她伏在男人的枕头上，说：

“毛头很聪明，正是学话懂事的时候，要是让她晓得我们不是她亲生的父母，怎么办？”

男人听了也有点发愁：“那可是不大好，白养了她一世不说，说不定她还会作怪。”

“怎么办呢？”好姆妈毫无办法。

“要么，搬家。搬得远一点，不要告诉邻居地址，小妹阿姨也不要做了，另外找一个。”男人说。

“这倒是个好办法。”

办法想出了，夫妻俩便关了灯，安心睡了。

等到调换房子有了确凿的线索时，好姆妈便把他们的计划向小妹阿姨说了。好姆妈说：“你这两个月帮了我大忙，我会得谢你的。”

小妹阿姨说：“我又不是要你谢我，我是看你对我好，像自己的姐妹一样，毛头也乖。我帮你做了这一年，也是我们缘分一场，千万不要提什么谢不谢的。”

好姆妈见小妹阿姨这样通情达理，十分感动。以后的日子里，小妹阿姨比往常更加殷勤，菜饭汤水更加周到，尤其是待毛头，格外地亲热，干什么都抱着她，实在腾不开手就放在童车里，童车靠在身边，将些碗勺递给她玩，还用萝卜削出花果给她。小红要来抱，也不让抱远，走出三两个门就要叫了：“快回来，毛头要伤风了！”毛头果真伤风了，她连夜抱着去挂了急诊，好姆妈却还在睡梦中，什么也不知道。于是，毛头和小妹阿姨的感情急剧上升到第一位，反将小红冷落了。

最后，调房的两头谈妥了，阿姨也找了，让她直接上新房子报到。小妹阿姨要走，先就回避开毛头，好叫毛头淡忘了她。好姆妈自己请了假带几天毛头。然而，毛头却无论如何不跟她，怎么都弄不好。吃饭，打架似的喂不进嘴里，最后将碗打翻在地，摔个粉碎。谢伯伯实在看不过，把她按在床上，打了她的屁股。她不屈不挠地挣扎着翻过身，用两只眼睛瞪着谢伯伯，力大无穷，两个大人都弄不服她，到末了，还大声号哭起来。她难得啼哭，不料一旦哭起来是那么嘹亮，小喇叭似的，而且蛮横。大颗大颗的眼泪从眼睛里滚下来，滚不尽似的。她愤怒地哭着，一边抗议地嗫嚅着什么。眼泪一会儿就将衣服前襟弄湿了一大片，却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好姆妈走近去抚慰她，不想她一甩小手，“啪”的打在好姆妈脸上，好姆妈也火了。谢伯伯说：“不要睬她，越睬她越起劲。”于是两个大人就收拾收拾，自己吃起来。可她的哭声是那样地响亮而刺耳，经久不息，撩得人心火上升，怎么吃得安生？好姆妈往嘴里拨着饭米粒儿，说：“这小孩脾气这样犟！”

“犟种！”谢伯伯悻悻地叱了一句。

两人心里却都动了一下，像是触到了什么心病，默不作声了。味同嚼蜡的吃罢饭，草草收了场。夜里睡觉就更糟糕了。她不睡，只是哭，好姆妈只好陪着她不睡，抱着她在房间里来回地踱，踱到半夜她还是哭，哭累了就闭一会儿眼，好姆妈刚要把她放下，却又“哇”的一声哭了，是存心和大人过不去。好姆妈又困又累，两条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却还得抱着她，一边踱一边摇，忍不住地落下泪来。那毛头似乎是因为有人做伴，哭得更加响亮，那哭声里没了委屈和愤怒，已经没了任何表情，只是唱山歌似的哭，恶作剧一般。比起来，好姆妈的眼泪要真实多了。谢伯伯坐起身，拥着被窝抱着头叹气，叹了一会见没什么结果，又重新躺下。正没法收场，小妹阿姨在门口叫了：“抱过来算了！”

她的声音并不高，可毛头却听见了，一下子静了下来，随即则是更大声的号哭，把人的肠子都要哭断似的。好姆妈的一腔怨气便朝小妹阿姨身上发作了：

“你不要来叫，刚刚哄好了一歇，你一来叫，她又闹！”

小妹阿姨就说：“好，好，我不叫，我不叫。”

毛头又听见了声音，哭得昏天黑地，浑身乱抖，四肢乱挣，眼看着就要抱不住，从手里滑出来了。好姆妈真的慌了，大声地说：“你回去睡，回去睡！”

小妹阿姨不响，停了一会儿说：“哭成这样，怎么睡得着。隔壁邻居都给闹了起来，要说话的呢！”像是给她的话作响应，果然听见有人碰门窗的“砰砰”声。好姆妈软了下来，一开门，那毛头陡地从她怀里竖起来，扑向小妹阿姨，小妹阿姨叫了一声“心肝！”那毛头的哭声立刻低了下来，化成伤心的抽噎，抽噎越来越轻，越来越轻，最后静了。月亮透过窗帘映了进来，小床被褥凌乱地空着。

以后又经历了两次试验，都以失败告终。好姆妈沮丧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谢伯伯也没了主意。小妹阿姨无可奈何地对好姆妈说：

“你也别烦恼了，看来我和毛头大概前世的债还没清，和你的缘分还没尽，走也走不脱了。我既帮你就帮到底算了。”

好姆妈不响。

小妹阿姨又说：“我晓得你怕的是什么，这你就可以放心了。我的嘴向来是紧得很，决不会漏一点点出去。过去在张家，我们张家老太太的私房铜钿全在我肚里一本账，我是对谁也不讲的，要不是我口紧，张家怎么这样相信我？”

好姆妈轻声说：“我倒不是怕什么。”

小妹阿姨立刻就说：“其实小孩认生，哭几天自然好了，哪有大人弄不过小人的呢？我也是有地方去的，真要走了，毛头也没办法了。”

听她这么一说，好姆妈就有点慌，赶忙抬起头说：“事到如今，你还是要帮我帮到底了。”

小妹阿姨就留了下来，随着谢家了。

搬家的消息传出后，邻居们都表示了十分的惋惜和留恋，毕竟是做了二十年的邻居，朝夕相处，从没有过大的不开心。好姆妈的脾气是没有话讲的，谢伯伯也是通情达理的人，平时虽不太搭讪，可见人总很和气，从不生事。能和他们做邻居，是前世修的啊！但是，搬家也是必要的，大人们虽然口紧，可小孩子们就不敢保证了，还是搬到新地方好，只不过有时间要常来坐坐啊！好几家给他们送了蛋糕，好姆妈也发了团子。小红盯住小妹阿姨问新地址，小妹阿姨说：

“我又不识字，怎么晓得地址，去过了才晓得呢！”

小红只好去问好姆妈，好姆妈很尴尬，正应付不了，搬家公司的汽车来了，她赶快说了声：“再会！”就跑了。

他们夫妻俩加上妮妮，再加上小妹阿姨，一起搬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条弄堂里。这是一条庞大的弄堂，一共有一百多个号头，他们搬进的是59号，二楼。也是一大一小两间，大的有23平方米，朝南，小的是间亭子间，十来个平方米，朝北，当中相隔几级楼梯和一段走廊。少了一只小花园，多了一只阳台，煤灶卫生设备也都有，条件基本相等。

汽车停好，开始往楼上搬东西了，正好是中午，小孩子都放学了，围了一圈看热闹，大人们也都从各自的窗户里伸出头来张望。谢伯伯指挥请来的工人搬东西，小妹阿姨自己收拾厨房里的一块领地，好姆妈就负责看护毛头，她只需把手搭在童车的扶把上就成了，毛头坐在童车里，睁大两只眼睛看得出神，一点不捣蛋。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个美丽的毛头，先是小学生们看到的，一个个都惊叫起来：

“多么好玩的小毛头呀！”

“小毛头，叫什么名字？”

他们问道。毛头很矜持地看看他们，不响。他们去拉她粉红色的小手，她却把小手挣脱了。于是他们便说：

“真好玩啊！”

有的孩子跑回家去，拿来了糖果饼干，同时作了宣传，引得大人们也来看了，一个个赞不绝口：

“好玩唻，好看唻！”

“毛头，抱抱好伐？”大人引她，她傲慢地看了一眼，掉开了头。大家又是一阵夸奖：

“多么好玩啊！”

然后才看到毛头的妈妈，站在一边的好姆妈，就问道：“几个月啦？”

“十四个月了。”她告诉大家。

“真好玩啊！”

“坏得不得了。”她笑着说，心里涌起一股骄傲的感情。

小孩子们把脸凑到毛头跟前，朝她殷勤地笑着，她却扬起胖胖的小手，打了最近处的一个小朋友的嘴巴，引起一阵哄笑。那被打的小朋友很得意地笑着。

“怎么可以？”好姆妈喝道，弯下腰，拿起毛头的小手，摊平了敲了一下：“打！”

“打！”她也跟着说。

“你叫什么名字？”小孩子们问她。

她总是不响。好姆妈便说：“说呀，叫妮——妮。我们叫妮——妮！”

她还是不响。好姆妈抱歉地说：“平时在家里很会说的呀！这会儿是陌生了。”

“这个毛头养得倒很好。吃什么呢？牛奶？奶糕？”一个阿姨模样的女人问，手里的一把锅铲在往下滴油。

“牛奶也吃，不给她吃多，牛奶火气大得很，吃多了大便也大不出。奶糕现在不大吃了，给她吃烂饭，烂面，肉粥，炖肉，蔬菜斩成菜泥，每天一只苹果，用调羹刮给她吃。”好姆妈耐心地告诉她。

“她是吃你自己的奶，还是吃奶妈的奶呢？”那阿姨又问。

“我没有奶。”好姆妈脸红了一下，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我看看蛮大的，其实是肉奶奶，一点奶汁也没有。倒没有请奶妈，人工喂的，也蛮好。就是小时候毛病多一点，现在也好多了。”

“养得真好，养得真好。”那阿姨连连赞道，忽听隔壁有人叫：

“阿姨，油锅烫了！”

她响亮地拍了一下大腿，转身就跑，跑进了57号的门里。这时候，毛头已经让一个阿婆抱在了手里，阿婆问道：

“爸爸呢？爸爸在哪里？”

好姆妈就指给她看，谢伯伯正在和人商量吊一只大橱。阿婆眯着眼看了一会，又转回脸对毛头说：

“让好婆看看，是像妈妈，还是像爸爸。”

“谁也不像。”好姆妈坦然地说，“人家都讲她比爸爸妈妈好看许多。”

“像总是像的。只不过是把爸爸妈妈的好看地方都讨得去了，是伐，毛头？香香——香！”

好姆妈笑着说：“这事情有时也蹊跷，爸爸妈妈都十分好看的，生出的小孩倒也有不怎么样的。”

“这有什么奇怪，是爸爸妈妈把小孩的风水都占光了呢！”好婆解释道。

好姆妈笑得十分欢畅，说道：“还是好婆懂得多啊，样样事情都讲得通。”

好婆听得很开心，把毛头抱远了一点，端详着说：“你看看，眼睛是像妈妈的。”

旁边的小朋友都说：“哎，像的，像的！”

好婆又讲：“比妈妈的还要大！”

小朋友又说：“是的，是的。”

“嘴巴像爸爸，脸架子又像妈妈了，对伐？”

“对的，对的。”小朋友们说。

“好了，好了，好婆要烧小菜去了，讨债鬼都回来讨饭吃了。妈妈抱，妈妈抱！”好婆把毛头送还给好姆妈，好姆妈接过来，抱在手上。毛头的表情立刻平淡下来，将手指头塞进嘴，无聊地吸吮着。好姆妈这会儿心里却充满了幸福，她满心里都已经以为，那毛头确是她亲生的。她生养了一个毛头，她是一个最令人羡慕的母亲，她是一个很圆满的女人了。

“妮妮妈妈，”小朋友这么叫她，“你们家原来住什么地方啊？”“那边，很远的。”她笑眯眯地回答，很满意他们对她的称呼，这称呼叫她觉得又新鲜又感动。

“妮妮妈妈，你们老早的房子为什么不住了呀？”小朋友又问。

“那房子没有这里好啊，交通也不方便，上班很远呢！”她和蔼地回答。

忽然有个小姑娘叫了起来：“妮妮小便了！”

好姆妈一惊，差点儿把毛头从手里扔掉，只觉得自己肚子这一片一阵湿热，那湿热漫延下去，又凉了。她失声叫道：“小妹阿姨！”

小妹阿姨从厨房里跑出来，接过毛头，小声埋怨着：“这半天辰光，你怎么没把她一回？”

好姆妈红了脸，心里的一团高兴不知怎么顿时烟消云散，无影无踪。她稍站了一会儿，就进了门。这时，几件主要的家具也已经安置好了。

五

谢家就在这里住下来了。隔壁邻居都叫好姆妈“妮妮妈妈”，谢伯伯则为“妮妮爸爸”，唯有小妹阿姨一个人仍称“好姆妈”，好姆妈听了难免别扭，像是这称呼唤起了一段不应存在的记忆似的。在这个新的环境里，真正知道内情的也唯有小妹阿姨一个人，因此好姆妈看见小妹阿姨总是不自然。心里希望她和自己一样，彻底忘记妮妮的来历，真正相信确是她好姆妈养的。可这又不可能。尽管小妹阿姨从不曾提过，也不见她有所泄漏，可好姆妈却总是紧张。因此，对小妹阿姨也格外客气，表示着充分的信任，想使她能够彻底地和她合作。家务上的事，无论大小巨细，都要征求她的意见，她的意见往往又是举足轻重的，并且她的意见也永远有着道理。比如，好姆妈要给妮妮买皮鞋，小妹阿姨就说，给小孩子穿皮鞋最不合算，买大了，穿了不合脚，难看；买小了，不等穿旧就踩不下了。并且，嫩嫩的小脚过早地套上那么坚硬的鞋子，会得变形。像张家小女儿就是，一双脚十分难看，大脚趾的骨节突出一大块，穿什么鞋都要走样。谢伯伯高兴起来，给妮妮买了半打一盒的雪茄巧克力，小妹阿姨却不让妮妮吃，说是火气大，吃了不消化，大便不正常。张家的小孩，一个星期才吃一块巧克力，怎么好给她一下子吃那么多，而且，这毛头吃起东西来从不知肚饱，只要给她吃，她就可以一径吃下去，一直吃到倒出来。“这小孩吃东西怎么是这样的？”最后，她说道。好姆妈听了这话，心里总是怦地一跳，像有什么秘密被窥破，又像有什么难堪的事被提醒，每当小孩显露出各种陌生的秉性时，她就感到惊慌不安。而谢伯伯，为毛头的美丽惊叹过一阵以后，天天看，天天看的也看惯了，并不觉得有什么稀奇，渐渐地对她淡了，而对毛头不断显现出的脾性，不仅是不习惯，而且是反感的了。然而，毛头每出现一项新的行为，小妹阿姨从不会忘记来汇报，绝不让他们忽略：

“毛头欢喜热闹哩！隔壁57号阿姨和她东家吵架，她一声不响地看，懂得不得了呢！”

“带她去买小菜，我把一捆芹菜放在她车上，她统统帮我撕烂掼掉了，坏透了。”

“刚刚买的棉毛裤又短了，长得快得很，大概要长成个长脚！”

她自然是有义务汇报的，好姆妈也是有义务聆听的，还应当高兴，所以她总是说：“真的啊？这小鬼头！”可却说不自然，也笑不自然。她暗暗在心里怕着小妹阿姨似的，凡事都不敢与她犟，都听她的，更不敢回掉她，要是搞僵了，她把这事张扬出去，妮妮已不同才来的时候了，别人说什么，她是能懂一点的。所以，好姆妈得留着她，不敢怠慢了她。话说回来，小妹阿姨要真一撒手走了，这个家会成什么样子呢？毛头自然是不必说了，两个大人不穿的衣裳放哪个箱子？被里被面放哪个抽屉里？棉花胎有几条？哪些是铺的，哪些是盖的？好姆妈心里是一点数也没有，她长远没有去操持这些，一个家统统捏在了小妹阿姨手里，小妹阿姨把她给宠坏了。

毛头一日一日长大，头发变黑了，却是鬈曲的，给她齐耳剪了个童花头，黑乌乌的，衬得脸蛋越发的雪白、红润。也会走了，却不大会说，说话很混沌，含含糊糊。好姆妈怕出什么毛病，就和小妹阿姨带她去医院。医生只略略检查了一遍，就说：“没有关系的，有人说话早，有人就是说话晚。你和她父亲小时候说话是早是晚呢？”

好姆妈脸又是一红，赶紧地说：“没毛病就好了，就放心了。”

医生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窘，就奇怪地看了她一眼，她更是如坐针毡了。医生又说：

“你们大人也要多和她说说，有话没话的说说，引她说话。”

“好的好的。”她答道，赶紧地站了起来，逃跑似的出了医院。小妹阿姨抱怨她：

“我说不会有毛病吧，白白的排了这么长的队。”

“看过就放心了。”好姆妈说。

“小孩子就是这样，走路早的说话晚，说话早的走路晚。毛头就是走路早说话晚的。”她告诉好姆妈。

“我不大懂的。”好姆妈只好承认。

“一般女小孩大都是说话早，走路晚，这毛头偏巧反一反，真滑稽！”小妹阿姨说。

“哦。”好姆妈看看毛头，竟有些难过起来，受了委屈似的。一路上再没说什么话，小妹阿姨也识趣的不再说话，三个人默默地走了回来。

这一天，好姆妈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听见毛头“咯咯咯”放肆的笑声。走上楼梯，见亭子间的门开着，有个小姑娘弯着腰在逗毛头。小妹阿姨坐在旁边做着毛头的小鞋，笑嘻嘻地问着小姑娘的话。好姆妈走到门前，再一看，却见那小姑娘不是别人，正是老弄堂三号里的小红，不由大吃一惊，血液忽地涌上头顶，脸通红通红。小红叫了声：“好姆妈。”见她那副模祥，也怔住了，不晓得该说什么好。毛头什么也不顾，只是狠命揪着小红的小辫。小妹阿姨笑着说：“你看，小红多少牵记毛头，硬是给她摸了来了。”

好姆妈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说：“噢，噢。”然后便上楼进大房间去了。进了房间，她往沙发上一坐，拖鞋也不换，脸上不洗，只是定定地坐着。坐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心里想着应该和小红说的话。要问她，这地址是从哪里知道的。还要对她说，以后不要来了，毛头刚刚不陌生了，她一勾她，又要闹得不安生。再有，千万别把这个地址再告诉别人了，一个人也不能告诉，因为我们很忙，没工夫接待客人，也没有时间去看望别人。最近，谢伯伯身体也不大好。虽说只是对一个小姑娘说几句话，好姆妈却紧张得像要去进行一场国际谈判。她是从来不会说伤人面子的话的，自己先就觉得丢了面子。她准备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站起身，走下了楼。

小红却已经跑了。毛头自己在床上玩着积木，把积木扔得满地，小妹阿姨静静地做着针线。西下的太阳照进来，黄灿灿的一房间。她站了一会儿，问道：“小红走了啊？”

小妹阿姨抬起头看看她说：“小姑娘看你板了面孔，吓得跑掉了。”

好姆妈反倒尴尬了，掩饰道：“我并没有板面孔，路上走累了罢了。”说罢就走了上去，心里却十分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没有落实似的。到了晚上，小妹阿姨来报账，她心不在焉地算错了几回，总算轧平了，也商量好了第二天的小菜，小妹阿姨要走，她叫住了她：

“小妹阿姨，你没有回过老房子吧？”

“我倒是想去，可是哪里有时间呢？我跑开五分钟，你这里就要‘阿姨、阿姨’的叫了。”小妹阿姨回答。

“那小红是怎么晓得我们这里的地址的呢！”

“好姆妈的意思是说我告诉给她的吗？”小妹阿姨立刻拉长了脸。

好姆妈有点慌，赶紧说：“没有没有。我知道你是最最口紧的，只是奇怪，小红怎么会摸得来的。”

“我也一样奇怪，问她，她说是问和我们调房子那家的小孩，小孩也是只说了大概地方，她找到了弄堂，就一家一家摸了过来。”

“噢。”好姆妈听了，心里却总有点不相信。

“小姑娘想毛头，想得疯了似的。”

“小妹阿姨，这条路可不好叫她两头走通了啊！你没告诉她别讲给别人听吗？”

“我当然讲了，她也答应得很好。”小妹阿姨说。

“这就好。”好姆妈说，心里却还是不尽相信。从此以后，就有了疑心病。弄堂里的小孩子抱了毛头玩，叫她：“小外国人。”她听了心里就老大的不乐意，再不能坦然了，总要借故把妮妮抱走。每听到有人夸毛头好看，她也不自在。渐渐地，很不喜欢看到毛头在弄堂里了，再三地嘱咐小妹阿姨：“不要老是让她在弄堂里，小孩子乱给她吃东西，吃坏了也不好。”

小妹阿姨说：“我总是盯着看，不叫他们给她吃东西的。”

好姆妈又说：“有几个男小孩皮得很，老说下流话，妮妮聪明得很，学到了就怕难改了。”

小妹阿姨就说：“我也难得让毛头在弄堂里的。”

“这就好。”好姆妈说，心里仍是不放心。她晓得小妹阿姨喜欢把童车推在弄堂里，有小朋友和她玩，就等于是帮她看毛头了，她可以腾出手做别的事情。尽管这样忙，她仍然不和东家在一锅里吃，自己另外烧。有了个小孩缠身，她也丝毫不肯邋遢，又爱穿素净衣服，更须勤洗勤换了。每天单单一个头，便要梳去不少的时间。吃过早饭，她把一个红色涂漆的梳妆盒打开，架起镜子，把头发打散，先密密地篦上一遍，端出半碗刨花水，用一柄牙刷蘸了朝头上抹，抹了几抹，再用一把牛角梳子细细梳一遍，梳得溜光乌黑。然后就用一根布条子贴着头发从前额推往头顶，将布条子的两头紧紧地朝下顺着脸颊拉下，在嘴里交叉一下，再死死地用牙咬住，这样，额前就不会有乱发散出来了。咬住之后，才开始盘髻，盘好了用钗子钗住，再罩上一张黑色的小线网，一抽头，网住了髻，再怎么也散不开了。等松开牙齿，解下布条，一个干净利落的头便梳好了。最后还要把梳头用具一件件摆好，收好，才算完事。乌黑油亮的一个髻，配着一副赤金的耳环，小妹阿姨原是很俏的啊！可惜年岁大了。不少人望着她，心里都这么暗暗地想。

隔壁57号里的阿姨和她最要好，小妹阿姨有时将自己几件穿不着的旧衣服送她，她便帮小妹阿姨排位子带菜。到了下午，毛头睡着了，两人在后门口站上一会儿，话就格外地多。

57号阿姨是苏北人，二十岁出头就守了寡，带了一个儿子过，不料儿子又得了绞肠痧死了。她便出来帮人，至今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长得虽是端正，眼眉都清秀，可颧骨上始终有着两块桃花红晕，正应了红颜薄命之说。她过继了一个侄子，为的是今后有一天做不动了，好让他养老。而眼下她却把苦挣来的钱统统贴在了这个过房儿子身上。那儿子也并不客气，常常从乡里跑出来找她，要这要那。有时是媳妇来，有时是兄弟来。每次送走他们，57号阿姨就要对着小妹阿姨哭一场。小妹阿姨对她说：

“你太不聪明了，你要晓得，他们现在找你，‘妈、妈’的喊得热络，全因为你有钞票。所以，这钞票你万万不能松手，要捏在手里，只要你手里有钞票，他们会‘妈、妈’的一径叫下去。”

“我是看他们可怜，”57号阿姨说，“屋顶叫风刮跑掉了，猪又死了。兄弟要讨老婆，妹子又生病。他既是来求我，我能不给哪？”

“你看他们可怜，谁看你可怜？你做这几个钞票是容易的吗？你不给又怎么，他们会得来抢？”

“他会说：我还叫你妈呢！你就这样无情无义！”她又哭。

小妹阿姨叹了一口气：“我看你也是想不穿，要儿子有什么意思。多少亲生儿子都不养父母，讨了老婆到屋里，把娘忘得精光。我和你说，人只要有了钞票，总会有办法的。”

那阿姨还是哭。

“下个月发了工钿，我带你去银行存个折子，要有人来讨，你就说钞票存了银行，不到期不好拿，折子放在隔壁阿姨那里了。”小妹阿姨说。

到了下个月发工钿的日子，小妹阿姨抱着妮妮带她去了银行，买了贴花。小妹阿姨和她算了一笔账，每月靠住了存上，到了一年就有二百多呢。二百多元钱对于57号阿姨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她惊了一会儿便兴奋起来，对小妹阿姨说：

“阿姐，你大概存了有五六百块积蓄了吧？”

小妹阿姨先是一笑，然后说：“五六百块？吓死我了！我哪有那么多的钞票，我是吃光用光的。”

57号阿姨再迟钝，也能听出她的讥诮来，便不做声了。

静安寺地方总是很热闹，人来车往，路也走不畅。妮妮东张西望看街景，两个大人走着路。走了一会儿，小妹阿姨问道：

“那天来找你，你留他吃中饭的是你什么人啊？”

57号阿姨一红脸，低了低头，说道：“是我那个死鬼的兄弟，我叫他叔叔的。他在闸北住，过来便当哩！”

“噢，我看你们蛮亲热，原来是亲眷。”小妹阿姨说，将妮妮换了个手抱，“这大毛头越来越重，抱不动了。”

57号阿姨在小妹阿姨背上拍了一下：“你看你说得多难听！什么亲不亲的，叫人听了，还当是什么事呢！”

小妹阿姨说：“我说你们是亲眷，错了吗？”

“亲眷是没得错。你说什么亲热不亲热，可是瞎说！”

“亲热又有什么道理？又不是旧社会，哪有这么多规矩，封建！”她笑着说，又将妮妮换了一个手，另一手拉拉直她缩上去的裤脚管。

“你又瞎说！我怎么和他亲热了？”57号阿姨又在她背上拍了一下。

“你手轻点呀，打我不要紧，把小孩吓着了，我怎么向东家交代！”小妹阿姨说。

“你瞎说，我就敲你！”

“你急什么呢？不亲热就不亲热好了，你也不要这么急嘛！难道真的有什么事情吗？”

57号阿姨更跳了，脸涨得通红，想气，又憋不住要笑。两个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地过了马路，差点儿叫一部脚踏车撞了，这才使得她们稍微收敛了一点。笑够了以后，小妹阿姨将毛头换了手，说：“和你讲笑话的，你倒当真的了。反正，他来得蛮勤的，是伐？”

“他就住在闸北，过来便当的嘛！”

“他有老婆伐？”

“有的，小伢子一大群了。”

“都在乡下？”

“在乡下。”

两人说着话走进弄堂，不想几十步外，好姆妈也进了弄堂，远远看着她俩叽叽咕咕说话，心里又是“咯噔”一下，总觉得她们说的和妮妮有关。她跟着她们走过半条弄堂，那怀疑便像雪球似的滚大，压在心头，怎么也卸不去了。她不由加快了脚步，接近她们，几乎是和小妹阿姨前后脚的跨进了后门。小妹阿姨回头看到好姆妈，因为意外，倒是真的吃了一惊，好姆妈便更加疑心，脸上也不自然起来。

“下班了，好姆妈？”小妹阿姨招呼。

“下班了。”好姆妈回答，又问，“你和隔壁阿姨在讲什么，讲得这样开心。”

“讲笑话呢！”小妹阿姨憋住笑说。

“什么笑话，讲给我笑笑呢？”

“没有什么。”她这又说没有什么，能不叫好姆妈怀疑吗？好姆妈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好悻悻地上了楼。她心里很怨，可对小妹阿姨却越加小心，很不敢冒犯她，就想她能好好的，不会与自己作对。小妹阿姨自然是一如既往，闭口不提有关妮妮来历的一个字，外界也无任何流传。好姆妈却总是放心不下，小妹阿姨并不觉察，自己弄得十分苦恼。

她这么苦苦地守着妮妮的秘密，已不仅是为了维系他们的血亲关系，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人们印象中一个幸福母亲和完美女人的形象。也许也是为了保护她对自己的一种假想，要自己能够相信，这一种假想是真实的。然而，她的护卫是太紧张了，这使得她永远忘不了妮妮真实的来路，在她心底深处，她无法真正认同妮妮，使得她这一份假想永远说服不了自己，因而也永远实现不了。

更何况，还有小妹阿姨的存在。小妹阿姨挟持着那一份秘密，无论她的缄默是多么可靠，也无法使好姆妈忘记了。

六

日子一日一日过去，妮妮有两岁半了。大家商量着，把她送进托儿所。日托，早上送，晚上接。第一天上托儿所，小妹阿姨送去了回来向好姆妈汇报说：

“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哭，独独我们毛头不哭。老师都讲她乖，欢喜她。有个家长就有点吃醋，说：‘小孩第一天进托儿所总归要哭的，又不是一生出来就蹲在托儿所蹲惯了的。’”

好姆妈脸色立刻有点变，小妹阿姨紧接着说：“我就不服气了，对她说：‘谁家小孩一生出来就蹲托儿所的？我告诉你，我们家小孩家教就是好，从来听话。’我又对毛头说：‘妮妮，乖噢，下午妈妈来接噢。’毛头讲：‘噢。’你看她多少乖！”

好姆妈这才转了脸色：“这种人家，自己小孩不听话，倒说那样的闲话。”

“是呀，那女人打扮得活像妖怪，也不像是好好的人家。”小妹阿姨说。好姆妈心里便对小妹阿姨有了几分感激。心想，到底是在自己家做了三两年的，总是帮自己的，对她就更好了。

下午，好姆妈自己去接妮妮，一进门就看见妮妮坐在小椅子上捧了一只“开口笑”在啃。她喊了一声，妮妮抬起眼睛看看，站起来不快不慢地朝她走过来。而另一个男小孩，一看到家长来接，立即跳起来，又蹦又跳地往外跑，把地板蹬得“咚咚”乱响。他那激动的情绪表达得太热烈，显得家长没到的小朋友更加凄凉，有人居然哭了起来。老师很生气，把他喊了回来，说：“怎么走路的？会不会走路？好好地走一遍。”那小孩只得从头安安稳稳地走了一遍，临到门口，却实在按捺不住，还是跳了两下，老师忍了忍，放他过关了。相比之下，妮妮的态度是过于冷静，好姆妈心里便有些隐隐的不悦。

妮妮上了托儿所，学了一些歌曲舞蹈回家，在亭子间里表演给小妹阿姨看，小妹阿姨脸上淡淡的，没多大兴趣。好姆妈高兴时，也要她表演，虽然一个动作不漏掉，却总是缺少情绪，敷衍似的。而爸爸妈妈的叫好也是非常礼节性。

“乖囡。”妈妈说。

“蛮好，蛮好。”爸爸说。

慢慢地，她不再表演，大人也渐渐地想不起要求她表演，就不表演了。

她语言表达的进度也有所加快，口齿虽不甚清楚，可总算可以一句一句而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表达了。可是却变得邋遢了。一件反穿娃娃衫的前襟总是沾着汤水饭粒，巴了一块一块的。鼻子底下总有着两道鼻涕的痕迹，一双小手稀脏。每日明明是弄得干干净净的去，回来就是这么一副模样。而且还学会用手抓菜吃，跪在凳子上，张开五指，一把抓下去。虽然她已经和大人吃一样的饭菜，可大人们仍不要她进房间吃，仍然在厨房和小妹阿姨一起吃。她吃她的，小妹阿姨吃小妹阿姨的。她晓得小妹阿姨碗里的菜有时比她好，她就去抓，小妹阿姨就要告诉好姆妈。好姆妈听了，眼面前就忽然浮起多年前，那个坐在派出所柜台上用手捏着刀豆吃的、鬼似的小孩，便一阵恶心，要打她的手心。打了也白打，到了下回，她还是抓，再打。她并不哭，打痛的小手往衣服上擦擦，然后抬着眼睛看好姆妈。那大而黑的眼睛里有着一种极陌生极遥远的神情逼视着她，叫她无法接近。当她又一次重犯，小妹阿姨又一次拖了来告状的时候，好姆妈便说：

“小妹阿姨，你代我管教好了，你给我打手我不会肉痛的。”

于是，妮妮再有了什么错处，小妹阿姨就不去请示，直接在厨房里处理了，事后再对好姆妈汇报，说：

“今天我不怕你好姆妈肉痛，还是自作主张打了。”

或者是：“今天我自作主张骂了，你好姆妈要是肉痛，就骂还我好了。”

好姆妈总是鼓励：

“小孩怎么可以这样？当然要打的。”

或者是：“小孩可以这样吗？是要骂的，骂不好就给我打。”

有了好姆妈的允诺，小妹阿姨便加倍地严格起来。可是这一天，妮妮却犯了一件非同小可的错误，以至使得小妹阿姨不敢擅自作主行使管教，而是等好姆妈谢伯伯到齐了，吃过晚饭了再说。

好姆妈夫妻俩正在议论加工资的事情，谢伯伯是笃定要加一级，好姆妈也略有希望。谢伯伯打趣她：“你加一级还不如我的小半级呢！也不必太顶真了。”

好姆妈就生气：“那么我辞了工作回来做家庭妇女好吧？”

谢伯伯说：“蛮好嘛！我养活你是笃定，只怕你连家庭妇女也做不像。”

好姆妈却又反悔：“算了吧，弄不好，你哪根神经搭错了，找个小娘子来，我岂不要讨饭去了！”

正说笑，小妹阿姨领着妮妮一径到了他们跟前。

“又犯错误了？”谢伯伯用一根牙签剔着牙，微笑着问。

小妹阿姨将妮妮带到房间中央，然后松开手，自己退了几步，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会场，然后说道：“让她自己讲。”

“自己讲吧。”谢伯伯又说，看着她很觉好玩。

妮妮不讲，两只小手在身上来回地搓着，手背都皴了，脸颊上也皴了，皮肤很粗糙，却像熟透的苹果那样通红着。

“讲呀！”好姆妈催她。

小妹阿姨双手交叉在肚子前，看着妮妮，耐心等待着。

妮妮不讲，垂着脑袋，很丧气的样子。偶尔一抬眼睛，左右看看，那眼睛里却并无内疚的意思，十分坦然，倒像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她弄到这里来，并且这样对待她。她长高了，身体也宽了，不如小时候那么好看得迷人了。

“讲呀！”好姆妈又催促她。

她还是不讲。好姆妈只得回头向小妹阿姨求教了：“她到底做了什么坏事情？”

小妹阿姨走上一步，朝妮妮微微俯下身，说道：“老师怎么讲的？小朋友做了坏事情要自己承认，对不对？你这么犟，要不要告诉老师，叫老师来啊？”

妮妮动了动脚，好像在犹豫。

小妹阿姨继续说：“要么我去派出所叫人民警察来，好吧？”

妮妮抬起头，环视了一圈，然后出了一口气，叹气似的。

“讲吧！”好姆妈趁热打铁，加紧催了一句。

“拿糖。”她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声。

“拿的什么糖？是老师发给妮妮的糖，还是小朋友送给妮妮的糖？”小妹阿姨启发她。

她使劲地摇了一阵头。

“那么，是拿的什么糖？”

“盒子里的糖。”她说。

“别的小朋友们拿吧？”

“小朋友拿一粒。”

“妮妮拿几粒？”

“拿两粒。”

好姆妈和谢伯伯莫名其妙，至此也还不得要领。小妹阿姨却已相对满意地结束了盘问，直起了腰，朝向他们说：“你们看，她居然偷糖。”

好姆妈和谢伯伯不由得大吃一惊，看看妮妮，妮妮也正看他们，却是一副轻松下来的样子。

然后，小妹阿姨才细细地从头说起：每天上午十点钟左右时，小朋友们要吃一次开水，吃一粒糖。糖是老师在办公室里按人头数出来，放在一个纸盒子里，拿到教室，放在桌子上，由小朋友们排着队，依次从桌子前走过，每人自己从盒子里拿一粒糖。有一天，轮到最后一个小朋友拿糖的时候，盒子里却没糖了。老师想，大概是自己心急慌忙的点错了，就跑回办公室里补了一粒。第二天，最后一个小朋友又没拿到糖，老师又补了一粒，心里想：“我这几天是怎么了，糊里糊涂，连糖都数不清了。”第三天，她自己数过之后，又请别的老师帮忙数了一遍，心想这总不会错了。不料，还是少一粒。她这才意识到其中有鬼，便把小朋友叫拢来，说道：“有一个小朋友拿了两粒糖，这很不好，是谁拿了两粒糖，自己交出来。”所有的小朋友都说只拿了一粒，有的还将那一粒糖举给老师看，还有的已经把糖吃了，就把那张糖纸头举给老师看。老师看实在没办法查出来，就叫小朋友排成队，一个一个摸口袋，外衣袋袋摸了，裤子袋袋摸了，揭起绒线衫把衬衫袋袋也摸了，还是什么也没有。老师心里奇怪极了，怎么也想不通，真的出鬼了吗？也没听说鬼会在乎一粒糖。这天中午，吃过中饭，要睡中觉了，她帮小朋友脱衣服，脱到一个小朋友，忽然发现这个小朋友衬衫的两只袋袋是在上边，而不是在下边。她心里一亮，一下子开窍了。原来，小朋友的衬衫，有一种是把袋袋开在上边的。她就重新摸了一遍袋袋，专找口袋在上面的衬衫摸。结果，在妮妮衬衫上边的两只袋袋里摸到了两张糖纸头和一粒还没吃掉的糖。

好姆妈大惊失色，半天说不出话来。谢伯伯则皱起了眉头，将一直咬在嘴里的牙签嫌恶似的吐了出去。小妹阿姨叙述完了，就停住了，静静地站在一边，并不加任何评语。妮妮又吐了一口气，换着脚站，站累了，干脆就蹲了下去。

“立好。”小妹阿姨说。

妮妮只好又站了起来，不停地倒换着脚。

“老师是怎么教的？立好呀，会得站吗？”小妹阿姨说。

“妮妮，你怎么好偷糖呢？”好姆妈简直要哭了出来，她不明白，这小孩怎么会是这样！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谢伯伯看也不看妮妮一眼，走到房间另一头，开了一盏立灯，打开了晚报。

“妮妮，可以偷东西吗？”好姆妈责问道。

“不可以。”妮妮回答，声音很低，沉痛似的。

“偷东西是好小孩、坏小孩？”见她有悔改的意思，好姆妈口气温和了下来。

“坏小孩。”妮妮回答。

小妹阿姨发言了：“这事情可是要好好管教的，否则大起来还得了！”

“是呀！”好姆妈说，她简直不知怎么办才好了。她活了四十多年，扒手的故事听过多多少，自己也叫摸掉过皮夹子，可自己家中出了个小偷，是怎么也想不到的。她只能管管用手抓菜吃这一类的事故。

“你看看她，小小的人，却这么有心计。晓得多拿的糖要藏起来，晓得糖纸头也要藏起来。她不藏在裤子袋里，衣服袋里，偏偏藏到衬衫袋里。你看她这个小人，有多少聪明。”

“要打。”好姆妈抖着声音说。

“我也说要打，要叫她记住，不打是不会记住的。”小妹阿姨说。

然后两个大人就把妮妮提了起来，脱了鞋，将她横在沙发上，脸朝下的趴着。妮妮立刻明白过来了，拼命挣着要翻过身来，哪里翻得过来。她就拼命踢脚，把袜子都踢了下来，赤脚搓在皮沙发上，发出“咕嗞咕嗞”的声音。谢伯伯便不高兴地说：“不要把沙发弄破了。”好姆妈就腾出手按住她的脚，两只小脚发着浓郁的脚汗味，几乎叫她呛了一下。总算把她放平了，小妹阿姨手里的一管木尺朝她屁股上打了下去，与之同起的是一声尖利的叫声，三个大人都叫她吓了一跳。当小妹阿姨打下第二记时，那尖叫还久久持续，没有到头。然后，才难以觉察地换了气，又开始了漫长的第二声。她这样一声一声叫着，声音渐渐嘶了，却还是不停歇。好姆妈几乎觉着了恐惧，好像手下按着的不是一个小孩，而是一个小野兽，她的手不由颤抖起来。妮妮的叫声刺激着耳膜，叫人心惊肉跳。谢伯伯实在吃不消了，光起火来：

“杀猪一样，搞得四邻不安，叫人家听了像什么！”

好姆妈见谢伯伯光火，不由手松了，两只小脚立即像踏水车一样蹬起来，小妹阿姨也只好悻悻地住了手。那尖叫戛然而止，平息了。

好姆妈瘫了似的坐在了沙发上，那小妹阿姨却对妮妮说：

“记住了吧，下次要再偷，这把尺都打断掉！”说完就带了她下去了。房门刚一关上，就听谢伯伯的香烟盒子“啪”的打在桌子上。他心烦地点着了烟，吸了一口，吐出一蓬烟，轻轻说了声：

“贼坯！”

这一声“贼坯”就像针一样刺进好姆妈心上，她立即说道：“你嘴里也干净一点，什么‘坯’不‘坯’的，她是你的女儿。”

“哼。”谢伯伯冷笑了一声。

“你‘哼’什么？难道她不是你的女儿？”后面一句话，连好姆妈自己都有点气虚，便更加急躁起来，“她总不是外人了，你就没有一点责任？”

“作孽！”谢伯伯从牙齿缝里挤出两个字。

“你这是什么意思，作什么孽？怎么作孽了？”好姆妈气汹汹地问道，声音已经不对，要哭的样子。

“那么不是作孽，是我的福气，好不好？”谢伯伯勉强笑着。

“你不要用话来刺我，我又不是小孩子，听不出你话里的意思。我晓得我没本事，养不出毛头，不能给你们谢家接血脉。我老早讲过，可以离婚的嘛！”好姆妈这才哭了出来。

谢伯伯更加烦躁起来：“谁说你了？不要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拉好吧！”

“是我拉的吗？是你拉的嘛！你也不要看我不顺眼，就在别的事情上发泄，有什么话可以讲清楚的嘛！”好姆妈抽抽噎噎说个没有完。

谢伯伯心烦得厉害，站起身，跑到浴间洗脸洗脚了。洗毕之后回到房间，好姆妈却还在哭，他想去劝劝，走到她身边，刚要伸出手又觉出了无聊和腻味，一点哄劝的兴致也没有，便又走了回来，自己揭了床罩，往椅子上一堆，整了整床铺，上床了。好姆妈哭了一会儿，也觉着了没有意思，便渐渐地止住哭泣，又坐了一会。然后站起来洗脸刷牙，弄完之后上了床，关了床头灯。

两人躺在黑暗中，各自躺在一边，都闭着眼睛，却都没睡着，互相隔离着，连手都没碰一下。他们没有像以往无数次的吵嘴之后，拥抱在一起，互相抚慰，都觉着了无聊和厌倦，连互相偎依的愿望都没有，更谈不上别的了。他们一无兴致。睡不着，总是闭着眼，时间长了，眼皮觉得了累，于是便微睁了眼。月光映透了窗帘，将窗帘上的图案花纹隐隐的映在了地板上。打蜡地板发出幽幽的暗光。她看着椅子上堆的一大团床罩，有一角几乎拖在了地上，她极想起来去拉上一把，却没有力气，乏得厉害，可是又撇不开，总要去看它，关心它。闭一会眼睛，就要睁一会儿看看，就这么折磨着自己，久久不得入睡。

七

第二天早上，好姆妈去上班，下楼看见妮妮在厨房间，坐在一张方凳上吃一大碗泡饭，整个儿的脸都快埋进碗里了，吃得鼻子上、脸上，都是饭米粒儿。心里不由一阵难过，既有点可怜她，又有点嫌恶她。好姆妈匆匆走出门，不想再多看她一眼，心里却掸不去一个念头：她究竟是像谁？她那些恶习，究竟秉承谁而来？这个念头叫人又害怕又作恶，却充塞在心里，牢牢地堵着。

妮妮越长越失去小时的可爱了。身体宽而且扁，肩膀平平的有点扛，脸庞也阔大了起来，一派粗相。要命的是她的姿态，永远不能够四平八稳，走起路来岔开着两条腿，一摇一摆，还喜欢奔跑，一跑起来，简直不像是个女小孩了。坐相也难看，两只膝盖不会并拢似的，总是分开着，然后两只手就从两腿间撑着板凳的一角，使得本来就扛起的肩膀更高地耸了起来。睡相更难看，小妹阿姨曾喊好姆妈到亭子间观赏过，她在床上朝天睡了个大字形，又粗又硬的头发乱蓬蓬的，额上沁出密密的汗珠，还磨牙，那声音简直是刻骨铭心，不堪忍受。在站相、坐相、睡相等等相中，吃相又是顶顶难看的，活像强盗，一副穷相。对她说：“慢点慢点，没有人和你抢。”可她就是慢不下来，直吃到噎住为止。她那一切姿态动作，都叫好姆妈又困惑又憎恨，她老觉得这小孩是被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操纵着，那是两个什么人呢？想到这里，好姆妈真正是不寒而栗了。她一整天都心不在焉，错了几笔账，坐在她对面做出纳的，是她最要好的同事张秀英，看她脸色少有的憔悴，就问：

“你是不大舒服吧？”

她赶紧回答：“还好，还好。”

“看你脸色不大好呢！”

她摸摸脸颊说：“还好吧！”

张秀英又端详了一会儿，说：“大概是头发长了的缘故。”

她便拢了拢头发：“有三个礼拜没有做了，疯子似的。”

张秀英便不再问了。

好姆妈心里暗暗叫苦，她憋了一肚子的疑惧和不安，真想找个人倾吐一番，可又不想说，这是对谁也不能说的。好姆妈虽软弱，却又要强，她怎么也不能让同事们知道她家里有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何况，她的家庭向来是单位里人人称赞的，尤其是女同事，都羡慕她男人待她好，小宝宝似的捧在手心上。虽然没有孩子，可是也没什么，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事？俗话说，月满则亏，还不如索性缺一只角更安全些。并且，她不是领来了一个娃娃似的女小孩？这么好看的女小孩，少有人能生出来的。女同事们都这么对她说，虽然心里却又对自己说：“再不好看也还是自己生的好啊！”可是她们的小孩子往妮妮跟前一站，便像旧的一样，顿时退了颜色，这是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好姆妈和同事聊天，向来只拣那些光彩的说，男人给她买了一块什么样的表，她又如何地看不中，又去换了数次；她生病，男人怎么服侍她吃药，那药极苦，她可不愿意吃，又如何哄劝得才勉强吞了下去；她家小妹阿姨做了一个什么好菜；她家妮妮学会了多么有趣的一支歌，如此这般，同事们便只有羡慕的份了。有些新来的不知底的年轻人，只当那妮妮是她亲生，更是羡慕得没有话说了。因此，好姆妈心里纵然有天大的委屈，也不好对人说了，哪怕是张秀英这样要好的同事。她只好自己默默地忍着，忍了一天，总算下了班，回到家，一进弄堂，就看见两个大孩子在打三毛球，妮妮跑来跑去帮他们拾球，两条腿七跷八歪，肩膀摇着，哪有一点女小孩的形状？她忍住气，走过去叫：

“妮妮，回家来，不要疯了。”

妮妮听了，便垂着手，乖乖地走进后门，在后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下，两只脚趴开着，手撑在腿间的板凳上，耸起肩膀看人家一板来一板去地打三毛球。

“坐坐好。”好姆妈又叫。

妮妮看看她，不晓得怎样才是“坐坐好”。

好姆妈只得亲自动手，将她的两只膝盖并拢，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按了一会儿才松开。随着她松手，两只小膝盖又分开了，只是脚跟并拢着，形成一个倒八字，一双小手顺着腿滑下去，滑到底，最终抱住了两只穿着鞋的脚。而她的眼睛，却自始至终一直朝上看着好姆妈。好姆妈经不起这双眼睛的注视，这双眼睛决不像是孩子的，十足是成人的。她扭头走了，小妹阿姨正从楼梯上下来，好姆妈就说：“小妹阿姨，你上楼来一趟。”

上了二楼，进了大房间，把房门关上，好姆妈才问：“今天在托儿所里没有闯祸吧？”

“今天蛮好，”小妹阿姨回答，“老师说，叫她在全班小朋友面前讲了。”

“讲什么？”好姆妈问。

“就是讲，糖是她多拿的，这是坏小孩做的事，以后不作兴做了，什么的。老师说她讲得蛮好。这小孩聪明是聪明得不得了。”

“是啊，人虽然小，门槛却是很精。”好姆妈松了一口气说道，既是她检讨得很好，想来是要改了。

“你想想，一般小孩子，嘴馋拿了糖，吃了就吃了。她却晓得要把糖纸头藏起来，她晓得吃这糖是不好叫人看见的。你说她聪敏不聪敏？”

“真是聪敏得很。”

“老师说了，这聪敏要引到正道上，就有出息了。”小妹阿姨说。

“就是啊，以后真要好好管教她哩。小妹阿姨，我们一天到晚的上班在外面，这小孩子就交给你了。”好姆妈信任地说。

“你要相信我呢，就放心好了。张家几个小孩都是我带大的，都是很有规矩的。有一次，那个老大回家，一进门，就眼泪汪汪地对着墙角落站好了。我晓得他是闯祸了，就问他，他说了，和小朋友玩球，把人家玻璃窗打碎了，要他回家拿五角钱去赔。你看他精吧，晓得犟是没有好处的，自己就给自己罚立壁角。”

“蛮可怜的。”好姆妈情不自禁地说。

“我对他说：‘今天你犯了错误，自己对我说了，没有瞒我，是好的。可是我还是要打你，为的是你以后不再做错事情。’”

“你就不要打他算了！”好姆妈说。

“我打了。”小妹阿姨说。

“可怜，可怜。”好姆妈直说。

“好姆妈，你不晓得，欢喜小孩不是欢喜在脸上的，否则就是害了他。现在打他，骂他，都是为了他好。我对小孩是很凶的，欢喜放在肚皮里。要是肉痛小孩，我可以不管，管起来也很吃力的。”

“不，不，妮妮你还是要管的。你就当作自己小孩那样管好了。”好姆妈赶紧说。

正说着，谢伯伯回来了。两人赶紧住了口，晓得他是不喜欢听到谈小孩的事。小妹阿姨说了声：“我炒菜去了。”就出房间下了楼。好姆妈和小妹阿姨谈了这一阵，心里却松快了许多，似乎一天的心事都有了发落，对男人也和颜悦色的，昨天的事就不提了，算过去了。一个夜晚很平静地过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也很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每天两个大人上班，下班，小孩上托儿所，小妹阿姨买菜，洗衣服，烧饭，和57号阿姨谈天，晚上吃过晚饭，就向好姆妈报账，结好账，商量好第二天的小菜，小妹阿姨就向好姆妈汇报妮妮一天内的表现。因为先生不喜欢听这个，就到亭子间去谈。慢慢地，算账就移到亭子间进行了。两个大人说话，妮妮就睡在床上看小书，她的小床早已换了一个两尺八宽的铁架单人床，从寄售店买来的，天蓝色的漆有点剥落，别的都很好。她枕着被子，一条腿撑着，架着另一条腿，将书页翻得飞快，哗啦哗啦一会儿就翻完一本，等全部翻完了，就瞪着眼睛听两个大人说话，说完了，好姆妈对她说一声：“妮妮，睡觉了。”小妹阿姨说：“和妈妈讲‘明天会’。”妮妮就说了声“明天会”。好姆妈也回答了一句，就拿着账本走了。

这样平静地过了两个礼拜，又出事了。妮妮居然跑到办公室里，直接从大盒子里拿了糖。大盒子里的糖是很多的，拿掉一两粒，简直是沧海一粟，老师再精明也是没有数目的。所以，这次是被邻班的一个老师当场抓住的。当小妹阿姨去接时，别的孩子都在做游戏，独独妮妮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个老师守着她，怕她跑掉似的。

这一次处罚是在亭子间里进行的。小妹阿姨先问：

“是哪个手偷的？”

妮妮先伸出左手，犹豫了一下，又换了右手。

一管木尺就重重地打了下去。

妮妮凄厉的叫声惊动了四邻，楼上楼下都跑得来看，只当是小孩子给开水烫了，或是从楼梯上滚下来了。好姆妈窘得面孔一阵红一阵白，只恨没有趁早关上房门，叫那么多人在门口观看，可不是现世。小妹阿姨一边打一边还说：“还偷不偷了？还偷不偷了？”妮妮便扯着嗓子叫：“我——不——偷——了——”一时间，左右隔壁全晓得这小孩是个偷儿了，暗暗地说：看她这么漂亮，就不大对，果然是有点特别，会偷！世界上没有比这个字更难听的了，好姆妈熬不住自己也动手给了她两下，一边打一边恨恨地说：“你再叫，再叫！”她便叫得更为尖利，吸足了一口气，再慢慢地叫出去，活像汽笛在回荡。只听得二楼大房间的房门“砰”一声巨响，这边才收了场。邻居们慢慢地散了，好姆妈把门掩上，对着小妹阿姨哭了。从这一瞬间开始，她发现男人是那样的不可理喻，她和男人之间是那么难以了解、沟通。过去，她凡事都靠他的，可如今，却靠不了他了。她觉得自己又是孤单又是命苦，自己成了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

小妹阿姨轻轻对着妮妮说：“你看，妈妈给你气得落眼泪了。”

妮妮不响。

好姆妈却更加泪如泉涌。

“你以后还要偷吧？你要把妈妈气死吗？”小妹阿姨又说。

妮妮不响。

“妈妈多少喜欢你，买了这么多好东西给你，你有良心吗？”

妮妮仍是不响。

好姆妈哭得更伤心了，心想：谢俊和啊谢俊和，你真还不如一个做娘姨的懂得我心呢！

小妹阿姨轻手轻脚给妮妮洗了脸，洗了脚，服侍她睡下了，再转到好姆妈身边。好姆妈也哭得好些了，小妹阿姨说：

“老师今天问我，是不是家里平时吃东西管她太严。这小孩胃口特别大，人家小孩子一碗饭都吃不下，她吃完了还不肯走，要再添。会不会想吃又没得吃，就去——”

好姆妈揩揩眼睛，说：“小妹阿姨，你是晓得的，我们家在吃上面，是一点不曾委屈她啊。糖、饼干、点心，家里总是不断，当然，她穷吃起来不要命也是要管的。小孩子不晓得轻重，由她这么放开量吃下去，可不是要吃坏了肚子！”

小妹阿姨说：“照理讲，当然要管的，怎么好由她吃去。”

“比起别人家小孩，她可算是有得吃了，你说是吧，小妹阿姨。隔壁的小君君，难得吃几粒乌龟糖；她可都是吃的巧克力，太妃糖，蛋糕！”

小妹阿姨就说：“谁叫你们条件好呢！”

“条件有多少好也并不见得，就是想叫她身体好，学好，都是为了她好！”好姆妈眼圈又红了。

“老师讲，是不是吃上面再放开一点，让她放开量吃，叫她吃足，吃够，这样她见了吃食兴许不会馋嘴了。”小妹阿姨说。

“只要她能改好，别的我都是无所谓的。”好姆妈说。

“试几天看看好了。”小妹阿姨建议，好姆妈也同意，然后就拿了账本出了亭子间，上了楼。谢俊和已经上了床，她便蹑起手脚，洗过之后，也上了床，关了灯。

两人睡在床上，不说话，也不翻身，连呼吸都很节制，怕惊扰了对方似的。过了一会儿，好姆妈终于熬不牢了，说：

“老师讲，家里在吃的方面不要太管她，尽她吃，吃畅快了，兴许就不……那个了。”

男人不说话。

女人又说：“我和小妹阿姨商量，试几天看看，明天去多买几斤什锦糖，放在亭子间罐头里，随便她吃。”

“那么她就要吃得撑破肚皮了。”男人开口了。

“试几天看嘛，总要想点办法。”

“我看也没什么办法，天生的秉性，到死也不会改的。”

“你又要讲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那么你说怎么办？你也想想办法，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好姆妈火了，却压低了声音，“当时要小孩，又不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好了，你也不要啰嗦了，我不和你吵架。”男人重重地翻了个身，不想再说了。

“难道我要和你吵架？我怎么啰嗦了？你是我男人，我有事不和你商量和谁商量？”

“你们不是已经商量好了，明天去买什锦糖！”

“我不是来问你的意见吗？你怎么就是这种态度？”好姆妈委屈地抽泣起来。

男人心烦地翻了个身，心想着过去的那种和平清静到哪里去了呢？自己女人的脾气越来越怪，什么时候变成了这样？以前是那么娇媚喜人，可如今，喜怒无常，烦琐得吓人。会不会是因为没生过孩子的女人就像没结过婚的女人一样，总有着难以容忍的坏脾气？他怎么都弄不好她了！越想心里越懊恼，自己是个男人家，又不好像好姆妈那样掉眼泪，只能闷在心里。那苦恼得不到排解，便更加深重起来。两人各睡在床的一边，背对着背，这时节，一切抚慰都失去了吸引力，也失去了作用。生活转眼间变得那么烦闷，各自都有着一肚子的理由，埋怨着对方。月亮没了，一房间的黑暗令人窒息，压迫着，沉重得令人难以喘息。

八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弄堂里有好多人家抄了家，夜里梦中常常被擂鼓似的敲门声惊起。虽则俗话说道：“白日不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可事实上，只要听见有乱七八糟的脚步“沓沓”地走来，每个人的心就都吊了起来，屏气敛声地静听，生怕那脚步声停在自家门前。看来夜里敲门是人人都不会轻松地听着的，抑或是每个人活在世上，或多或少都做了一点亏心事。谢家自己先把家给抄了一遍，将那些着“奇装异服”的照片都烧了，穿结婚礼服的结婚纪念照也烧了，几双尖头皮鞋自己就剪了，裤脚管不满尺寸的也拆成了裤片，心里还存着一丝复辟的妄想，什么时候风头过去又好穿了，还可以再做起来。他们虽不是资产，也不是干部，是清白人家，从不涉及政界，也没发过横财，倒都是拿薪水吃饭的普通职员。但是到了这年头，谁也不敢确准什么，昨天还很威风地在万人大会上作报告，今天就打倒在地，还踏上一只脚；昨天政协请客吃饭，还要摆摆架子的人，今天就拉出来游街。谁也不能算准明天的事情。在他们的头脑中，这几乎有点像赌博，是输是赢，只有等轮盘转停了才好讲，而这只轮盘便是风水轮了。因此，他们便怀着这种宿命的心情，却也平安地捱过一天又一天，那平安却咄咄逼人似的叫人反不安起来。日日都在等待着什么，日日将这不安传接下去。

弄堂里有几个保姆在造反派的教育启发下，提高了觉悟，向东家贴了大字报。保姆的起义，好比是后院起火，是顶顶要命的事。鸡毛蒜皮的事一经抖落，便无限膨胀，落到造反派手里，件件派得上用场。小妹阿姨心里也骚动起来，她想着被张家小辈们辞掉的情景：老太太尸骨未寒，她服侍着给她擦身，穿衣，扶头扶脚地送上殡仪馆的车子，大殓时，小辈们却不让她去哭几声。大殓回来，一个个沉着脸，就把她开销掉了。这些没有良心的东西，一个个都是她喂大的，老太太没奶，奶妈又年轻贪睡，是她早起五更、夜睡三更地喂奶糕，喂粥汤。好了，长大了，翅膀硬了，就一脚叫她去了。讲起来还很有道理：人大了，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了，老人小孩都没了，经济上也有困难——都是放屁！他们的经济，小妹阿姨还不是一笔账在肚子里。她小妹阿姨还不都是当作自己家一样为他们着想，为他们打算？老太太是最清楚不过的了。可是老太太不在了，没有人为她说话了，老太太活着时讲过要给她那个红木五斗橱，他们都还要赖账，多么狠心啊！这些没有良心的，都是她带大的啊，当自己的小孩一样带大的。想到这里，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头，她有心想去贴一张大字报，却又下不了手，心想，到底是自己带大的啊。她夜夜想着这些，一想就要淌眼泪，又是恨又是狠不下心，百般矛盾，痛苦不堪。

这时，隔壁57号阿姨，来找她商量，她要给她东家贴一张大字报。她说：“阿姐，你评评理，精肉，烧到后来是不是要缩的？两斤肋条肉，能有多少？一烧要缩，她不相信。买菜回来，朝我菜篮里张张，快到中午了，又揭砂锅瞧瞧，就说话了，‘阿姨啊，蛮大的一块肉，烧烧怎么就变成这么点了？’这话里意思，不就是说我偷吃了吗？你不晓得，就像防贼一样防我。帮人家，苦啊！”说着便落下泪来。

小妹阿姨劝她：“你有话，就和东家评理，大字报我看你还是不写的好。写了以后，你还想做伐？不做了，回乡里去？我看你回去也未必过得习惯。再另外找一份人家，做来做去也差不太多，这家倒还是做惯了的。吃人家饭，受点委屈，也是免不了的，到哪家也都一样。”

57号阿姨抹着眼泪说：“我看谢家对你就不错。”

小妹阿姨不答，只是笑了一下。

57号阿姨发泄了一通，也慢慢平静下来了：“我倒不是一定要写他们大字报，是实在气不过了。”

小妹阿姨说：“这大字报一贴，即使你不做了，将来说不定还会碰头，碰了头难为情吧？”

“我也是拉不开脸，要不，早贴上去了！”

“其实你家师母就是疑心病重，对你也还说得过去的。”

“对我是还可以，逢年过节，总塞几块钱给我。说话也凭良心。”

“那就好了，人嘛，总有坏处也有好处的。”

57号阿姨点点头，不响了，坐了一会儿，说：“我走了，要不又要叫了。”

“下午还有什么事？”小妹阿姨问。

“事情是一点也没有，过一会儿就要下来瞧瞧，看我在不在，要不在了，就当我出去给人家洗衣服去了！算了，今天就在这里玩了，让她叫去吧，横竖都搞文化大革命了！”说着，一赌气又坐了下来。

“你那个亲眷昨天又来了？”小妹阿姨问。

“哪一个？”57号阿姨明知故问，脸却红了。

“就是上次的那个。”小妹阿姨含笑瞥了她一眼。

“什么上次下次的，我不晓得！”57号阿姨脸更红了，一扭身子，从桌上的淘箩里抓了把毛豆剥了起来。

“不晓得就不晓得好了，也不要这样急嘛！”小妹阿姨撩她撩得更加起劲了。

“哪一个急了？我不急你急啊！”她又把毛豆丢下了。

“我有什么好急的？我好好的问你一句闲话，是你发急嘛！”

“我走了，看你没个正经样子！”她说走却不走。

小妹阿姨这才说：“就是闸北的那个，你又装腔。”

“哪一个装腔？我家亲眷多哩，晓得你说的哪一个？”然后才慢慢地告诉她，“昨天是他的厂礼拜，来坐坐的。上海他没有别的亲眷，就我一个嫂嫂。”

“他有多大年纪呢？”小妹阿姨问。

“比我大三岁，也得叫我嫂嫂呢！”她回答。

“那自然是要叫的，大十岁也不好叫妹妹的。”

“他那个女人比他还大三岁，是我婆婆作的主，女大三，抱金山。”

“我们那里却说，女大三，屋脊坍。”

“各有各的说法，哪个晓得呢？”

“那么，他家有没有抱金山啦？”

“有个屁！就会生伢子，下蛋似的生。”

两人都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的，小妹阿姨捶着她：“促狭鬼，怎么好这样说人家！”

“我说的是实话嘛，你不知道有多会生。”她凑到小妹阿姨耳边，压低声音，“一那个，就有了。”

轮到小妹阿姨脸红了，努力镇定地说：“那不蛮好。”

“好什么？穷死了，那么多讨债鬼，又不是一口气就能吹大的，怎么养得起！弄到末了，我叔叔干脆不回家了。”

“回家又有什么要紧，分床好了。”

“男人家能熬得住吗？”57号阿姨冷笑着，却又撑不住，笑了起来。小妹阿姨也红着脸笑了。笑过之后，57号阿姨才站起身告辞：“这回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她要到处找了，找不到就发急了。”说罢，匆匆地走了。

小妹阿姨停了针线，默想了一会儿，红了红脸，看看日头，也不早了，便收拾收拾准备去接妮妮，接回来就好烧晚饭了。

妮妮已升上幼儿园，托儿所的老师将她的情况详细向幼儿园老师作了介绍，所以幼儿园老师就对她特别当心，那样的事情倒还不曾有过。妮妮一日一日长大，比同年龄的小孩都高大健壮，力气也很大，动作很重，弄不巧就撞倒了小朋友，碰坏了东西。随着她长大，一头鬈发又多又硬，怎么也梳不平复，干脆剪得更短，更加像个男小孩。眼睛依然是又大且黑，嘴巴也是宽宽的，有棱有角，外人见了也常常叫她“小外国人”。人样日益显得粗气，站在一群娇嫩的小姑娘中间，倒并不显得漂亮，只不过每一根线条都用墨笔粗粗加重过似的，触目得很。她玩不好女小孩的游戏，跳皮筋她总是不能协调地交替双脚，常常自己绊了自己。造房子也不能把那串纽扣或螺蛳壳抛到应定的格子里，抑或有时扔到了格子里，却总不是在合适的位置上，挨着边线，需跳着脚去勾，而她是绝无这等灵巧的。她便只好跟了男孩子玩玩“鸡毛信”的游戏，也不受器重，只派她扮演羊群中那只头羊，很快又被降为一只普通的羊，让另一个男小孩做了头羊。因为那男小孩的裤子的屁股上有一只口袋，可以代替头羊的尾巴，收藏那封性命交关的鸡毛信，而她的裤子后面没有口袋。可她也总兴高采烈地跟着“头羊”又奔又跑，紧张和兴奋得出了一头汗，汗珠从她浓密的头发里流下来，流了满脸。谢伯伯下班回家，一进弄堂就听见她那兴奋得嘶哑的声音，心情便一下子坏了，继而看见她那张花脸，压低声对她说道：“回去。”就在前面快快地走了。妮妮的兴致顿时低落下来，从“羊群”中撤出，垂着头，含着一根稀脏的指头，慢慢地走了回去。“头羊”对她也不挽留，逃跑得正上劲头。她一个人走出热热闹闹的队伍，往家走去，远远地跟着爸爸走上楼梯，走到大房间门口，就犹豫着站住，靠门站着，两只脚拧麻花似的交错着，一身衣服布满了奇怪的斑渍。谢伯伯回过身看看她，说道：“下去。”她便像得了赦令似的转了身下楼，呆在后门口，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人家快乐地玩，一会儿便被那快乐的气氛所感染，高兴得助威似的大喊大叫了，声音又粗又哑。小妹阿姨一边炒菜一边看她，心里总会升起许多奇怪的联想。

这小孩汗毛很重，小时候那一层金黄转了颜色，黑茸茸的，脸颊上一层密密的茸毛，遮得皮肤都暗了，而一旦到了阳光下，那阳光将茸毛照亮了，脸上却像覆了一层灿烂的金光似的，显得那样地出奇。“是个夹种！”小妹阿姨心里说，不晓得她的爹妈是什么样的人，那一对男女究竟是怎么不得已地生下了她？越想越好奇，觉得好玩，真是个没法破的谜！她苦苦地想着，一想到深处，便不可自拔，被自己弄得恐惧起来。妮妮白日玩疯了，夜里便会做乱梦，常常在梦里高声说话，逢到这时，小妹阿姨便竖起耳朵屏气听着，似乎能从她的梦话里听出一点秘密。她的梦话常常是叽里咕噜一连串的，说得很长。小妹阿姨有时接上去问：“妮妮，你要什么？”她还会叽里咕噜地回答，只可惜是十二分的含混，一个字也听不清楚。小妹阿姨暗暗叹了口气翻身再睡，却睡不着了。一切都静下来之后，有时会听见57号的后门极轻极轻地“吱咯”一声，有人“沓沓”地走了出来，然后听到司必灵锁极轻极轻弹回去的声音，一切才彻底静了下来。小妹阿姨的一双耳朵是极灵极灵的，那“沓沓”的脚步声和司必灵锁的弹簧声里所有的故事，她尽收耳底，便在心里轻轻地骂：

“这死鬼，要闯祸呢！”

万籁俱寂，小妹阿姨又翻了个身，闭着眼睛却仍无睡意，夜长得没有尽头。她闭累了眼睛，便半睁着，月光已照进屋里，照着红木五斗橱，五斗橱细洁的红木纹理依稀可见。她将眼睛慢慢移过一点，落在一摞三个樟木箱上，樟木箱的铜锁擦得锃亮，闪着灼灼的光。

这一日下午，57号阿姨来找小妹阿姨了。黄着一张脸，低头不说话。小妹阿姨瞅瞅她，也不说话，顾自缝一件衬绒夹袄。停了一会儿，57号阿姨伸手摸摸夹袄面子，她便挪开了一点，说：

“别把丝勾出了。”

57号阿姨看看自己一双粗糙的手，尴尬地缩回了。

小妹阿姨缝了几针，把针朝夹袄上一戳，说：“好姆妈叫我下午擦擦大房间的窗户，你要没有事情，就回去吧！”说着就站了起来，57号阿姨一把拽住她的衣襟，开口了：

“好姐姐，救救命！”

小妹阿姨睁圆了眼睛，吃惊道：“救什么命？你不要吓我好伐？开玩笑的是吧？”

57号阿姨眼泪直流下来，手还不松开，抓得紧紧的：“好姐姐，我只有去上吊，去投河了！”

“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寻死觅活的，魂灵都叫你吓出了！”小妹阿姨却还不坐下。

“我没得活路了，只有去死了，好姐姐！”57号阿姨哭出了声。

小妹阿姨这才坐下：“这就奇怪了，好好的，又怎么没有活路了。”

“好姐姐，叫我怎么对你说呢！我，我，我真是该死了！我，”她拍了一下肚子，几乎号啕起来，“这里有了！”

“你在说胡话吧！”小妹阿姨又要站起来，却叫她死死按住了。

“这不怪我，他力气牛似的大，我打不过他……”

小妹阿姨脸气得通红，大声打断了她：“我不听你这些龌龊事，你不要对我讲！”

57号阿姨抽泣着，不敢再多说，只是连连念着：“我不说谎，我不说谎！”

小妹阿姨的一颗心怦怦乱跳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57号阿姨的抽泣声也慢慢地静了下去。两人一声不响地坐着。下午的阳光照进后门，照在门前的水门汀地上，一只小虫在阳光里飞舞。小妹阿姨眼睛盯着那只小虫，忽上忽下，忽下忽上，然后慢慢地说道：

“你讲，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57号阿姨擤了擤鼻涕，慢慢地说了起来，将事情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地全说了出来，有不清楚的地方，小妹阿姨便要仔细询问，直到说清楚了为止。她开头是脸色木木地说着，越说到后来，越有了表情。说到有些地方，便淌眼泪；而另有一些地方，则忍不住扑嗤地笑出声来，小妹阿姨便骂：“下作东西！”脸色一阵红一阵白的。一个说，一个听，直说到弄堂里有小学生放学回来，脚步噼里啪啦乱响，才告结束。小妹阿姨对她说：

“我要去接妮妮了，明天下午你来，我们再商量商量办法。”

57号阿姨千谢万谢地走了回去，她自己坐了一会儿，也收拾收拾去幼儿园了。

第二天下午，57号阿姨遵命来讨主意，小妹阿姨提出新的问题，关于时间推算上的问题，57号阿姨便又向她细细解释了一通，哭着，又笑着，骂着“下作！”又询问着，不觉又到了接妮妮的时间，只好推到后一天。后一天，小妹阿姨提出的是关于受孕确切性的问题，57号阿姨只得解答，两人像讨论生理卫生常识似的讨论了足足一礼拜，57号阿姨将那故事反复讲了有十八遍，再没什么遗漏了，小妹阿姨才慢慢地对她说：

“你只有去打掉了，你讲呢？”

她用力点着头，眼泪却像珠子似的一串串落在了膝盖上。

“我说，你就对东家讲，要开盲肠炎，她就不能不答应的，性命交关的事情。随后，你就到闸北去住几日，在闸北的医院里打掉。对医院说，你是他的女人，在乡下种田。你东家这里的衣服，我可以顺带着洗掉，还可以代买买小菜，只有几天的事情，我和好姆妈讲讲就可以了。”

57号阿姨一边流泪一边点头，这方才觉得是死里逃生，捡到了一条活路似的，简直要跪下来磕头了：“好姐姐，来世我做牛做马来报答你。”

小妹阿姨便笑道：“不要又讲迷信了，我不相信什么来世不来世。你买二两生晒参给我补补，叫我长寿是真的。”

57号阿姨说：“那还用说嘛，我从闸北回来就送给你。”

小妹阿姨连忙摆手：“我和你讲讲玩玩的，你倒当真了。”

57号阿姨却执意要送，也只好由她去了。

两人心满意足地分手，一个回57号烧晚饭，一个上幼儿园接妮妮。

九

妮妮又偷东西了。幼儿园里分全托和日托，全托的小朋友可以从家带糖果饼干来，放在办公室里，由老师掌管。妮妮不知怎么摸到全托的办公室里，看见了那么多的糖果饼干，她便老实不客气地拿了。她打开口袋拿了糖，又照原样扎好，第二次又打开另一只口袋。所以当她被捕获问她是第几回拿时，她坦白说已经是第四次了。老师气愤极了，不让小妹阿姨将她带走，一定要爸爸妈妈自己来领，谢伯伯自然是请不动的，只有好姆妈来了。她难堪得简直想死，一定要小妹阿姨陪她，小妹阿姨只好丢下烧了一半的晚饭，跟她去了。

两人到了幼儿园，小朋友都已经回家了，妮妮站在办公室的角落里，好几个老师守着她。见家长来，便一齐转过脸，用十分鄙夷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好姆妈，好姆妈像被无数根针在扎着，只好窘迫地低下了头。

“她爸爸怎么不来？”一个老师问。

好姆妈说不出话，喉咙叫什么噎住了。

“她爸爸还没下班呢！”小妹阿姨代她回答。

“你不要响，我是问妮妮家长呢！”一个老师说，好像犯错误的是好姆妈，而好姆妈也和妮妮一样，是个小孩。

小妹阿姨却说：“妮妮是我带大的，我也好算半个家长的。”

老师们见她那么凶，也随她去了，却依然向好姆妈提问题：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好姆妈照实说了。

“你爱人做什么工作的？”

好姆妈又照实说了。

其实这些在报名表上都填写清楚的，现在这样问来，就好像是怀疑妮妮的品行和父母有关系似的。好姆妈虽软弱，却也不是笨人，自然听得出这层意思，简直无地自容。直到她们盘问到家庭环境的情况时，才稍稍轻松了一些。

“楼上楼下，左右邻居都蛮好，很正派，小孩子也蛮好的。”好姆妈照实说着。

“看起来，你们对谢妮小朋友的教育很不够啊！”

“那两次事情发生以后，我们都打的，打得很重的。”好姆妈说。

“打是没有用的，要教育。”

“上次老师讲，吃的方面不要太限制她，我们也照实做的。她要吃什么，就给她吃什么，无论她吃多少，也不管她。”好姆妈说。

“这算什么教育，越吃越馋嘛，还是要严格教育。”

好姆妈委屈得要掉眼泪，只好什么也不讲。低了头听几位老师进行了一番关于“教育”的教育，才领着妮妮走出了幼儿园。一出幼儿园，好姆妈便把妮妮的手甩了，从口袋里摸出一块手绢，捂着嘴，免得哭出声音。小妹阿姨一手拉着妮妮，一手扶着好姆妈，小声说：“算了，算了，好姆妈，回去再讲，马路上难看伐！”

好姆妈呜咽着说：“我只有死给她看了。”

小妹阿姨紧紧挽着好姆妈的手臂弯，劝慰道：“回去再讲，回去再讲。”

天色已经暗了，马路上的人都匆匆忙忙地走路，深秋的风已经有些料峭。她们三人在人群中穿行，终于走到了弄堂口。弄堂里还有几个男孩趴在地上打弹子，见她们走来，却都站了起来，靠在墙上让开着，注视她们走过。后门口有一个大人，摸出钥匙开了门，老远地看她们，等她们走到近处却进去，关上了门。好几扇窗口有着眼睛，紧紧望着她们走过。好姆妈急急地走着，差点儿叫什么东西给绊倒，定睛一看，原来地上蹲了一个很小的小孩子，抬着头，睁着一双亮晶晶的眼睛看着她，随后忽地跳起，鬼叫似的嚷了声：“小偷来了！”飞跑着不见了。

好姆妈浑身哆嗦，手在口袋里摸了半天钥匙也没摸到，还是小妹阿姨开的门。三个人进去了，刚把后门关上，楼梯上就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然后，楼梯灯“啪”的亮了，谢伯伯站在楼梯上，看着她们，问道：

“晚饭烧好了吗？”

小妹阿姨说：“再稍微等一歇歇，我把菜炒了。”说完，松开妮妮赶紧进厨房去忙了。

“几点钟了，菜还没炒！”谢伯伯不高兴地说。

好姆妈赶紧解释道：“是我让小妹阿姨陪我去接妮妮了。”

楼下客堂的门开了一条缝，有人朝外张着，楼梯边上，也出现了几张关注的面孔。

“去接她干什么？让她死在幼儿园好了。”谢伯伯说。

好姆妈不响，把妮妮往厨房间里推推，自己低着头要上楼，谢伯伯却说：“叫她出去。”

好姆妈只作没有听见，继续往楼上走，谢伯伯却挡住了她，对她说：“你叫她出去！”

好姆妈压低声音说：“回房间再讲好吧？楼梯口，多少难看。”

“有什么难看？我们的台老早就叫她坍光了，叫她出去！”

好姆妈几乎是在哀求他了：“关了门讲好不好？人家都在看呢。”

楼梯上静静站着的邻居们，想劝，又不敢开口，有识相的大人就叫小孩回家：“吃饭了。”小孩却扭着身子回答：“肚皮不饿。”

“你是要我自己去赶她出去？”谢伯伯冷笑着，说罢就要下楼。好姆妈一转身，掩着脸快步跑下楼梯，打开后门，把妮妮推了出去，后门“砰”地关上了，她发出一阵压抑不住的哽咽，冲上了楼梯。厨房间里油锅“哔哔剥剥”的爆响了，一股油烟弥漫开来。

直到九点多钟，楼上静了下来，小妹阿姨才悄悄开了后门，把蹲在门口已经睡着的妮妮拉了进来。她像只小猫似的蜷成一团，冻得冰凉，站都站不直了。小妹阿姨从烘在煤气灶上的饭锅里挖了一碗饭，又把两碗剩菜朝她面前推推。妮妮对着热气腾腾的饭菜，惺忪的睡眼陡地睁大了，几乎是扑了上去。无奈冻麻的小手怎么也操纵不了筷子，筷子从她手里一只东一只西地掉了出去，她干脆就用手去抓，小妹阿姨拦住她的手，塞给她一把调羹，她才得以狼吞虎咽起来。不一会儿，嘴里便叫饭菜全部塞满，几乎要闭过气去，伸了几次脖子，才稍稍缓解，可不等咽下又活吞起来。小妹阿姨站在一边，双手在肚子前交叉着，看她吃饭，又是皱眉，又是微笑，等她一碗饭下肚，动作放慢下来，稍有节制了，她说道：

“妮妮，你为什么要去偷东西呢？是肚子饿吗？”

妮妮摇了摇头。

“嘴巴馋？”小妹阿姨又问。

妮妮又摇摇头。

“那么你为什么要去偷呢？”

妮妮不响，垂着眼睛慢慢地吃着。

“下次不要再偷了，好伐？”

妮妮仍然不响。

“下次再偷，爸爸就要把手斩掉了，听见吗？”

妮妮点点头，渐渐地吃快起来，第二碗饭吃完了。

“下次再偷，爸爸把你关在门外，我再不放你进来了，听见吗？”

妮妮又点了点头。

“爸爸关你在外面，是谁放你进来，又给你饭吃的？”

妮妮没有说话，只是感激似的看了她一眼。

“下次要再偷，爸爸把你关在了门外，我要不要放你进来了？”

妮妮迟疑着摇了一下头，又坚决地摇了一下头。

“下次再吃偷来的糖，爸爸用针把你嘴戳烂掉，听见了吗？”

妮妮点点头。

小妹阿姨叹了一口气，把碗筷收了。

半夜里，妮妮便发了高烧。小妹阿姨早起买菜时，见她两颊通红通红，一摸额头，才知是病了。这一天就不能上幼儿园了。好姆妈让小妹阿姨带她去看了病，打了针，配了药，然后就回家。虽是三十九度的高烧，可她仍然神气得很，跟在小妹阿姨身后忙来忙去，小妹阿姨扫地，她端畚箕；小妹阿姨揩房间，她搓揩布；小妹阿姨烧饭，她拣菜。小妹阿姨见她乖乖的，心下便有些可怜她，给她洗了头，又用红头绳给扎了两个小牛角辫，一边给她扎，一边对她讲道理。

“人家的东西，再好也是不好去动脑筋的。世界上最最不要面孔的事情就好算是偷东西了，给人家叫做‘小偷’、‘扒手’，多少难听！懂吧？”

妮妮就点头，小妹阿姨则说：

“不要动，辫子又动散掉了。”然后又重扎，再从头讲，“你偷东西，叫爸爸妈妈出去怎么做人？同事和邻居晓得他们家小孩是个小偷，还会得看得起他们吗？你长大了，也要做人的呀！晓得你会偷东西，谁看你得起，谁把你当正派人看？”

妮妮不敢点头了。

“过去，我们张家的小孩子，人家的东西送到面前，也不许拿的，总要看看我，假如我说：‘谢谢吧’，他们才敢拿，这是做人的规矩，规矩要从小做起的。”小妹阿姨系好了红绒线，又用自己的刨花水给她刮了两下。刨花水已经干了，小妹阿姨的头发也剪了，是隔壁来抄家的红卫兵叫她剪的。剪成短的，别在耳朵后面，耳朵上两个金圈圈也拿了下来，只留下两只耳环眼。她看看干了的刨花水，叹了一口气，推开妮妮：

“好了，玩去吧。”

妮妮一整天没大疯，不时用小手小心地摸摸两只小辫，连颈子都不敢大动，怕那小辫子坏了。她只坐在小板凳上看人家玩，跟着笑。打了针后，她很快就退了烧，退去了红晕，脸色却有点苍白，倒比往常秀气了一些。小组长带领一帮停课在家的中小学生和退休工人，在弄堂的墙壁上写毛主席语录，先用铅笔打上格子，再在格了上写上四方四正的美术字，然后涂上颜色，字涂成红的，底色是白的。弄堂口是一幅很大的毛主席像，是从隔壁电影院请的一个专门画电影广告的老师傅在画。他爬在一架梯子上，用刷子似的笔画着，半天下来，就初具领袖的规模了。大家都拍着手说：“很像。”妮妮也拍着手说：“很像。”人家说：“真好啊！”妮妮也说：“真好！”小妹阿姨不时差她上楼送衣服、拿脸盆的跑腿，她也很卖力。

她分开双腿，骑马似的骑在小板凳上，一前一后摇着，把板凳摇得“咯嘚咯嘚”响，小妹阿姨说：“不要摇了，难听死了！”她便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不知不觉地摇了起来。傍晚时，她远远看见谢伯伯穿了一件灰拓拓的人民装拎了包走来，便立即没了笑容，也住了嘴不再叫了，那板凳却依然下意识地摇着：“咯嘚咯嘚”。谢伯伯走过忙碌着的人群，微笑着打招呼，问道：“要帮忙吧？”

小组长说：“你刚刚下班，不要来弄了。”

他便说：“辛苦，辛苦！”

走到门口，看到了妮妮，脸色沉了下来，他下意识地停了一下，然后说道：“坐坐好，像什么样子！”

妮妮眼睛瞪着他，不知是思维中断听不懂他的话，还是根本没听见他的话，依然“咯嘚咯嘚”地摇着，摇动的频率还越来越密。

“坐坐好，听见了吗？”他生气地说。

妮妮眼睛一动不动地看着他，还是摇，越摇越快，快得紧张。谢伯伯心跳加快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狠狠地盯着她，她的眼睛又大又黑，似乎把他的目光溶解了，他感到一种被缴了械的恼怒。幸好小妹阿姨及时听到声音，跑出厨房，把妮妮从板凳上拖了起来：

“叫你不要摇，不要摇，矮凳都叫你摇散了。”

谢伯伯这才松下一口气，悻悻地走进门，上了楼梯。他的心还在别别跳着，走完了楼梯，打开房门，径直走到沙发跟前，坐下了。皮沙发在他沉重的压迫下像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咕嗞”了一声。他不脱外衣，也不换拖鞋，连拎包还放在身边，一只手仍然搭在上边，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才觉着了闷热，便动手解人民装上的风纪扣，一只手解不开，又加上一只手，才算解开了。然后又重新垂下手，坐着，眼睛定定地看着前边的大床。他觉得很疲乏，不想动。眼睛看着彩条泡泡纱的床罩，无数彩条在眼前滚动交叉起来，颜色与颜色之间互相交换，互相溶化，混成一片。这一片混沌的彩色中，却有一团永不会混淆的大红，醒目地立在固定的位置上，由着条条颜色在背后变幻。他将眼光慢慢集中，定了过去，发现那一团鲜红还不是平面的，立体似的凸着。他觉出了不对，便努力站起朝大床走去，弯下腰，俯视着那团红色。那团红色呈现出不规则的圆形，直径大约有半寸，微亮。他用手去碰碰，手上也沾上了一点红印，不知为什么，又送到嘴里去舔了舔，无味，经过鼻子时，却留下了一股异常的气味。“油漆！”他暗暗叫了一声，心里直升上一股怒火，那怒火似已憋了许久这才有了出口，于是那烧灼便有了奇异的快感。他愤怒却又激动，情绪一下子变得十分亢奋。他直起腰，稍稍克制一下，使之不要太失态了，然后就走出房门，走到楼梯口，他犹豫了一下，站住了，俯身朝下叫了声：

“小妹阿姨，你来一下。”随后回了房间。

楼梯上响起小妹阿姨的脚步，来了。

“小妹阿姨，你看看这个。”他朝床罩上略略指点了一下。

小妹阿姨俯下身细细地看了一会，伸手摸了摸，嗅了嗅，然后说道：“要死了！”

“能洗掉吗？”他故作天真地问。

小妹阿姨并不回答他，沉浸在自己的分析之中：“上午我扫房间，除了妮妮在这里玩，没有外人进来，再说，上午也没有红油漆，红油漆是下午小组长他们拎进弄堂来的。下午，我和妮妮一直在后门口，没有看见有人上楼，谁呢？这么促狭！”

“下午没有人进过房间？”谢伯伯问。

“我来过。妮妮也来过两次，是我差她的，一趟是送衣裳，一趟是拿脸盆，她跑了两趟。”

“那么还有谁呢？不是很清楚了吗？”

“这个小孩真是不听话，我叫她不要去碰油漆，我和她讲，那油漆碰在衣服上洗不掉的，你看看，你看看。”

“这样一摊红的，多少难看！小妹阿姨你说呢？一条床罩报销了！”谢伯伯极惋惜地说，虽然这只是一条普通的旧床罩，为了表示俭朴特地从箱底翻出来的，布面都起毛了，他也并不是个把细的人，今天却特别地可惜起来。正说着，好姆妈走了进来，问道：

“什么事情啊？”

谢伯伯就把床罩点给她看，小妹阿姨则作着注解。谢伯伯：“这摊红漆揩在当中，看样子不是不当心揩上的，你们讲呢？”

果然，那摊红漆是在床罩的中间偏右的地方，假如是不当心揩上的话，应该是在旁边。谢伯伯不再说话，有些得意似的看看好姆妈，又看看小妹阿姨。她们俩沉默着，好姆妈的脸色十分难看，又苍白又憔悴，她受着双方面的折磨，是什么滋味只有她自己明白。

“今天晚上不给她吃饭了。”她恨恨地说。

“你不给她吃，她不更要去偷了？”谢伯伯故意要去刺痛她似的说。

“吃好饭再讲，吃好饭再讲！”小妹阿姨劝着，然后就快快地下楼去弄晚饭。她看见五斗橱上的钟已经指向五点三刻，那谢伯伯吃饭是一分钟也不好拖延的。

小妹阿姨一走，房间里就只剩夫妻二人了，那气氛陡地紧张起来。好姆妈从床底下摸出拖鞋换上，把拎包放好，坐在梳妆台前开始梳头发。她的手微微地抖着，扯断了不少根头发。谢伯伯这才脱了人民装，在沙发上坐下，专心看一本批判专刊。钟在嘀嗒嘀嗒地走着，像一个活物似的从他们之间嘀嗒嘀嗒走过。房间里逐渐暗下去，只因镜子尚反射着一面微光，才没彻底暗下。好姆妈一下一下地梳着早已波浪平复的头发，谢伯伯则一页一页翻着批判专刊。

小妹阿姨把饭菜端上来，“啪”地开了电灯，然后叫：“吃饭了。”

谢伯伯立即放下批判专刊，走到方桌跟前坐下，好姆妈却没有动。

“吃饭了，好姆妈！”小妹阿姨叫。

“我不吃了，吃不下。”她愤懑地回答。

“有什么话吃了饭再讲，饭总是要吃的。”小妹阿姨劝她。

“我不吃了，你下去吃好了。”好姆妈不耐烦地打发她，她只好走了，嘴里嘀咕着：

“怎么好不吃饭呢！”

好姆妈仍然坐在梳妆台前，似乎在等着什么，可终于什么也没等到。男人自己慢慢地吃着饭，喝着汤，她听着他轻轻的碗筷声，慢慢地失了希望。等他渐渐地吃完，即将离开饭桌，才说道：

“吃饭吧。”

如果他早五分钟叫，好姆妈也许就去吃了，可是遗憾的是他错过了时机，好姆妈再不会去吃了。结果，这一顿晚饭，没吃的倒是好姆妈自己。

尽管在饭前，小妹阿姨就对妮妮作出了警告，让她及早地有了思想准备，可她的食欲并没有因此减退。她已经能够沉着地不抱任何幻想接受一切挑战了。等一切都过去了之后，小妹阿姨给她洗过弄过，让她钻进被窝，她很快就呼呼睡去。好姆妈坐在她小床对面的板凳上，看着她热红了沁出汗珠的脸颊，心里真是愁得不得了。她无限哀怨地对小妹阿姨说：

“这个小孩，人这么小，心思却这么恶，大起来怎么得了呢！”

“她心里是很有数的。真是聪明透了，要是用在正道上就好了。”小妹阿姨表示着无限遗憾。

“小妹阿姨，她反正睡着了，我讲句不应该讲的话，我当初真不该把她……”话没说完，她便哀哀地哭了起来。

“好姆妈，你再不要讲这些没用的后悔话了。说到底，养小孩全是上一世欠了他的债，这一世来还债的。”小妹阿姨劝。

好姆妈想想这一世的债不知还到什么时候是头，实在绝望得很，哭得更伤心。

“再讲，人大了兴许要变的。现在到底小，还好管教的。”小妹阿姨开导着。

好姆妈揩揩眼泪说：“我总觉得这小孩的种气不大好呢。”

小妹阿姨沉默了一会儿，压低声音说：“我也讲句不当讲的闲话，这种小孩的父母，总是很少有好人家的。”

好姆妈止了哭泣，屏息听着，心跳不由加快，出气也有点不匀。

“一般讲，生出小孩却要掼掉的，总是穷得没饭吃的人家，这样的人家总是——当然，现在新社会，文化大革命了，不好讲那种话了。还有掼小孩的，就是不当生却生了的，讲得不好听，就是私生子。有时候，我看看她，长得那么漂亮又聪敏，父母会是怎么样的呢？心里总也想不通。”

好姆妈颤着声音说：“人家讲，私生子都是又聪敏又漂亮的。”

“是有这种说法的。”小妹阿姨肯定道。

好姆妈抬起眼睛，看着妮妮。妮妮睡熟着，长而浓密的睫毛投下一排浓重的阴影，脸颊红红的，有棱有角的嘴唇十分鲜艳，娇嫩地微开着，乌黑的头发散了一枕头，两只红绒线圈东一个西一个地落在头发上，衬得头发越加浓黑。两只小手握成松松的拳头，搁在腮边。

两个女人怔怔地望着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十

他们两人睡在大床的两端。女的侧了身子，远远地避着他，他的呼吸声叫她嫌恶，假如偶尔接触了一下，更是心烦。她一夜没有睡好，心里想着，明天要让小妹阿姨给她另外搭个小床。过去那些与他偎依亲热的情景，如今回想起来觉得不解和恶心。她头一回发现，男人是那样地恶心，并且越是亲近的男人越是恶心。单位里的男同事，倒也并不曾激起自己这等的反感。与这反感随之而来的，就是常常会无端地生起一腔忿怨，那忿怨在她体内四处碰撞，却撞不开缺口，发泄不了，更使她痛苦不堪。夜深人静，无穷无尽细碎如鸡毛蒜皮的小事一点一点涌上心头，搅得她无限委屈。她在心里一桩一桩剖析、诉说、陈述、解释，像是面对着一个万能的公正的上帝，又代替那上帝作着判决、评价，表示了同情，使之更觉酸楚、凄凉、委屈。她反反复复地折腾到半夜，才昏昏入睡，早晨醒来，心绪便出奇地沮丧，疲乏加深了那沮丧。她觉得整个世界都在与她作对，而这个糟糕的世界的代表便是她男人，她对这世界的全部怨艾和烦恼全集中在了她男人身上，见了他总是恨恨的，不能够好好地说一句话。这忿怨一直涨满到她走出家门，去上班的路上，才渐渐削弱，以至平息。一进单位，便又和颜悦色，甚至有说有笑，那情绪自然地控制了。但是，内心却在惦念着回家，好像家里有一桩要紧的事情没有落实，牵挂着她。所以她就坐立不安，心神不定，终于到了下班时间，随着一步一步接近家里，那一团忿怨又逐渐涨满。假如她到家时，男人还没回来，那么她尚可平静地喘息一下，否则，便会陡然地激动起来，头脑轰地一声胀大了。当然，她也会有十分振作的时候，那兴奋所抵达的程度，与愤怨不相上下，但是就像一切都是有心安排好的，她的兴奋总无法得到回应，当她情绪高涨之日，往往却是她男人情绪低落之时，所以她的兴奋常是以扫兴作结束，这更使她对男人的不满进了一步。

细想起来，也不知是从哪一天开始的，谢伯伯对夫妻间的亲近逐渐淡了兴趣，他的注意力逐渐集中到自己身上。他尽可能地把自己装束得整齐，虽然到了这年头，什么花样也翻不出，可即使是一件人民装，他也要穿得服服帖帖，整整齐齐，一双老头皮鞋总擦得锃亮。他向来是爱整洁的，可是近来更为讲究。他越来越爱惜自己，早上梳头多落了两根头发，他也会烦恼一阵，身体里极微小的不适都令他担忧。他的注意力全在自己一身，身外的一切就不再放在眼里。因此，无论好姆妈是多么不开心，他也绝不会想到去慰问一下，即便是礼节性的。但是，假如有人妨碍了他、影响了他，他便会怒不可遏，毫不退让。好姆妈的坏心情，假如偶尔被他发现，他则会认为是故意败坏他的心绪，故意和他过不去，便升起了一股厌烦。而他认为，对他生活破坏和扰乱最大的则是妮妮。妮妮进入他生活的前因后果他早已忘得精光，对她的厌恶无法压抑。他不想看到她，一看见她就来气，而她却不回避，假如看他走来，就迎着他的目光站着或坐着，结果总是他先避开了她的眼睛，于是，小妹阿姨或好姆妈就会因此受到责备：没有管好小孩。

妮妮上了小学，幼儿园的表现一五一十写在表格上送入小学。尽管老师们早已有所准备，可是当她显露出那一要命的恶习时，仍然很轰动了学校。老师们大惊失色，家长们也颇感不安，生怕自己的小孩受了影响学坏，老师只得让她单独坐一套课桌椅。她偷的是小朋友的一支铅笔和几张白纸头，这便打破了是因为嘴馋而偷的说法，可见她不止为了一种理由。她偷东西，变得很频繁，家常便饭似的，老师们也逐渐习惯，不再大惊小怪，只是不明白，这品质究竟从何而来。家庭访问过数次，家长也来过数次，大人都是正派人，很懂道理很有身份的人家，家庭条件也好，决不会缺吃少穿委屈小孩的。妮妮的偷，越来越成了有趣的谜语，谁都来猜，谁也猜不出。偷似乎成了她一种无法用理性控制的本能，这本能随着年龄增长，日益强烈起来。她偷的东西常常是她没有用的，偷来之后就随意糟蹋了，或是胡乱往哪里一塞，随后自己也忘了，当然也有一些是她喜欢的，有用的。情况多种多样，形形色色，无法推理出动机和原因。好姆妈逼她写检查，她便专心写了，和时下一切文章一样，首先选用一段毛主席语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选用的可说是恰当的，接下去的行文也流利。小妹阿姨不识字，叫她念了听，听罢对着好姆妈直说：“多少聪明的小孩，写得那么好，要是用在正道上会有多少大的出息！”好姆妈也很是感叹。检讨写出不久，却又重犯，令她再写，她便换了一条语录：“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选用得也恰当。然而这一切不过是浪费几张白纸罢了，写过了再犯，犯过了再写，每一次犯罪和每一次检讨形式上略有变化而已。

谢伯伯主张送她去少教所，好姆妈不允，说是她要去了少教所，谢家的脸是没有地方放的，为了家庭的荣誉，谢伯伯就没坚持。况且，这乱糟糟的世道，公检法都砸烂了，少教所究竟有没有也是个问题。虽只是个提案，并未作出决定，可她却已听进耳朵，并且揣摩出那少教所是个去不得的坏地方。

这一天，谢伯伯下班回家，看见他心爱的皮沙发的面子上被小刀深深地割了一道口子，翻了起来。他心如刀割，似乎是看见了一个活物的伤口。他脑海里先是一片空白，什么都退去了，只有这道口子，像一个细长的眼睛，可怕又可怜地看着他。随后，他稍定了定神，心想：“这是沙发啊！这是真的皮沙发，而不是人造革的。”接着又想：“如今是再买不到这样真皮的沙发了，全是人造革的。那人造革，冬冷夏热，如何坐得下去！”他喘息了几下，再想：“这是修也修不好的，要送去店里修，他们一定是给你换张人造革面子，将这真货撕下藏起来了。”想到这里，他愤怒起来，感到那沙发是一整个儿地断送了，一点希望也没了，一点点的希望也没了，这个家全完了，完了，统统完了！多么惨啊！怎么会这么惨呢！愤怒过后，他又伤感起来，伤感过后，他便跳起来，对着楼下厨房大叫：

“小妹阿姨，你上来！”

小妹阿姨从没听见过谢伯伯这么大的声响，真正慌了，三步并两步上了楼来，“什么事情啊，先生？”

“你看看，你看看！”谢伯伯点着那沙发，手指头激动地抖着。

“要死了，要死了，真的要死了！”小妹阿姨连叫要死，去抚摸那沙发的伤口。

“一定是妮妮做的事，这小孩心思忒恶了！”谢伯伯气得声音都变了，变得细起来，像女人家似的。

“我去叫她上来，你问她。”

“不要叫她，我不要看见她，等她妈妈回来再讲，我看也不要看她！”谢伯伯拒绝和她作面对面的斗争。

“好，等好姆妈回来，等好姆妈回来。”小妹阿姨只有答应的份了。

“这还得了，再给她搅下去，她要放火了！”谢伯伯暴跳如雷。小妹阿姨从来没见过这样斯文的一个先生会有这么大的脾气，只是一味地俯身看那沙发：

“送到店里去修修看，兴许会得补好。”

不提沙发也罢，一提沙发，谢伯伯更加火冒三丈：“去补一块？你不要瞎讲好吧。假如破在旁边还马马虎虎，这里，正正当中，补上一块，像什么？”

“是呀，这地方真划得促狭啊！”

“这不是人造革的呀，是真的皮货，现在上哪里去买啊！”说到这里，谢伯伯绝望得简直要哭了。

“买是没有地方买了，没有地方买了。”

“要送去店里修，只怕店里就把这一块皮子藏起来，换一块人造革骗骗你。”谢伯伯觉得这一天世界都是阴谋，活着真正难死人了。

好姆妈拎着包回来了，一进门就看见男人气得面孔煞白，虽是自己也一肚子不快活，可因为从来没见过男人这副样子，不由也有点害怕，暂且把自己的不如意放在了一边，集中力量同男人一起对付这世界。看见沙发被破坏成这副模样，她也是说不出地心疼，好比有人拿刀在心上割去一块肉似的，她抚摸着那伤口，不停地说：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她男人却把她的手赶掉：“你不要去撑那口子，越撑越大了。”

她不服气，说：“我怎么是撑呢？我只是看看，这口子究竟有多少长，好不好补。”

“补！”不提补还好，一提补，谢伯伯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怎么补，你说怎么补？你补给我看看！”

“问我，我怎么晓得！当然要去问店里。”

“店里，店里会好好给你补？要么把这张皮撕下来藏起来，补给你一块人造革算了！”

“去找个私人老师傅到家里来补好了。”

“什么地方会有老师傅，会上门服务？你做梦吧！”他讥笑道。

“过去不是来过一个老师傅修这沙发里的弹簧。”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候？我想你是真的搞不清，还是装糊涂！”

“也没有打听过，怎么就晓得这种老师傅没有了呢？”

“就算有老师傅，这又怎么补，正正当中，贴一块橡皮膏似的，像什么样子！”

“你问我我也不晓得，老师傅自然会懂的。”

“老师傅，老师傅来了也没有用！”

“你不相信老师傅，你自己去补好了。”

“老师傅在哪里？听你口气，好像老师傅就在弄堂口，等你去请呢！”

“问总问得到的。”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私人老师傅！”问题又兜了回来，这样没有终点地兜了几个圈之后，好姆妈也火了，说：

“给你这么一讲，那就一点办法也没了。”

“你说有什么办法？”

“所以要商量呢！”

“商量个屁！”

“你嘴巴干净点啊！”好姆妈见男人连这样的话都说了出来，又是当着小妹阿姨的面，不觉恼羞成怒。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小妹阿姨无力地劝解着。没有人听她的，一直吵到六点钟，谢伯伯想到了晚饭，才渐渐安静了下来，小妹阿姨就赶紧奔下去弄晚饭。这一顿饭，没让妮妮吃。处罚过后，又向她宣布了一项决定，这条决定是从二楼大房间向亭子间传达下来的：从今以后，再不许她上楼进大房间，连门口都不能站。把她打发上床以后，小妹阿姨忽然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也想不通了，我带小孩一直很有办法，张家几个小孩，对我是服服帖帖，对她却没有办法了。”

好姆妈说：“你要没办法，我就更没有主意了。”

小妹阿姨停了一会儿，又说：“看来我也不好再做下去了。”

“为什么？”好姆妈吃了一惊。

“妮妮大了，心里越来越有数了，她今天去划沙发，我想一定是为了先生讲了一句要送她去改造的话，她就记仇了。”

“是呀，这小孩子小小年纪，却晓得记仇。”

“妮妮是你交给我的，总是要我不要手软，好好管教她。她心里大概老早已经和我结了仇，她要对我来这样一记，我就吃不消了。”小妹阿姨说。

“不会的，小妹阿姨，你放心好了，不会的。她要真敢，我真送她去教养，真的。”好姆妈劝她。

“前几天，我去静安寺买木耳，碰到张家小女儿，她倒先叫了我，还蛮客气的。她养了个毛头，想叫我回去带毛头呢！”

好姆妈一听，真的急了，拉住小妹阿姨的手：“小妹阿姨，你可千万走不得啊！你要走了，叫我怎么办呢？”说着便落下泪来，“你看看我，多少命苦，老的这样对我，小的又这样不争气，我真正难做人啊！多亏你帮我，我有话也有个人商量，真的，我真的求你，你一定不好走。”

小妹阿姨也落泪了：“好姆妈，我也就是舍不得你。要说张家我是呆惯的，那几个小的都是我带大，一听他们对我有改过的意思，我心里真是立刻就想回去。张家小女儿说，她家抄得精光，什么东西都没留下，我就对她说：‘叫你男人来，把这只红木橱搬回去，放放毛头衣裳也好的。’她一听就抱住我哭了，要我回去。我想来想去，就是舍不得好姆妈你啊！我晓得你难做人得很，但是这个小孩我怕弄不好，结果反倒了霉。”

好姆妈直摇头：“她不敢的，她要敢，我打死她，再给她抵命去。我真不想活了，活着有什么味道呢！”好姆妈哭出声来。

小妹阿姨去端来热水，绞了一把毛巾，给她揩面，“不要哭了，我给你哭得难过死了，我不走了。你对我这么好，我也不能无情无义，我小妹阿姨脾气是不大好，不过做人却是凭良心的。”

好姆妈听她说不走了，才慢慢地平静下来，不哭了。但是从此多了一块心病，小妹阿姨的话无疑是个提醒。小孩一日日长大，性子又很野，这么小就会报复，再大一点又会怎么呢？简直不敢想象。看来，留在家里终是个祸患。她想着是否将她送到哪里去住一段，也算是个惩处。少教所自然是去不得，那么除了少教所以外有什么地方可以让她去过一段的呢？她把这意思和男人说了，谢伯伯一听要请她出去，正中下怀，便很积极地想办法，夫妻两人一直讨论到下半夜。这是多日来难得有过的融洽的谈话。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床上躺着，平静地谈着，很快达到了相互的谅解，彼此都得到了一种平和的愉快，大约也是尽情发泄之后所特有的安恬。安详地入睡了，这也是多日未有的安详的睡眠。

十一

好姆妈和谢伯伯商量下来，最终决定，将妮妮送去甘肃表弟家里，每月贴给他们四十元生活费。四十块钱，对于那样一个清贫的家庭，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进项。谢伯伯发了信去，信写得谨慎，只说夫妻二人很忙，又经常出差，保姆也年迈了，照顾不了她，想让她在甘肃住半年或一年。表弟很快就回了信来，信倒写得豁达大方，表示欢迎妮妮去，家里有三个男孩，惟独没有女孩，他女人也很欢喜，只是甘肃生活苦，要她作好思想准备。至于生活费，就不必了，反正，他们吃肉，有她一口，他们吃菜，也有她一口，只须带学杂费和粮票便可。好姆妈立即去给她办了转学手续，换了全国粮票，买了车票，仍然将生活费汇了过去。到了这天，就和小妹阿姨一起送她上车了。

妮妮背了一只书包，书包里放了课本和一些点心水果，还有一个小茶缸；一只装衣服的小皮箱另外给她托运了。小妹阿姨把她交代给列车员，看她靠窗坐好了。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个解放军，对面是个中年妇女，看她长得漂亮讨喜，很快就喜欢了她，问她上哪里去，去干什么，送她的又是谁，等等问题。能答的她都答了，不能答的就不答，只笑。解放军立即给她削了一只苹果，她谢也不谢地接了过来。

“谢谢叔叔呀！”好姆妈在车窗外面说。

她放下苹果，并不开口，只是为难地含着已经咬下的那一口，犹豫着。

“吃吧，吃吧！”那叔叔说。她这才飞快地吃了起来，一眨眼工夫，一个苹果便只剩一个瘦骨嶙峋的核子了。车也开了。

“怎么不和妈妈说再见？”那叔叔说，她这才转过脸，嗫嚅了一句：

“再会。”

“乖啊，妮妮，要听话啊！”好姆妈很热切地跟着火车对她说。车子开快了，远了，她松了一口气，停下脚步。等火车开得看不见了，她便和小妹阿姨慢慢地往回走。

“去到那种地方，就苦了！”小妹阿姨说。

“苦苦，说不定能改好呢。”好姆妈说。

“改好就好了。”

“是啊，改好就好了。”好姆妈很疲乏似的，不想多说话，只想快点到家，早点睡觉。

“那种西北地方，不晓得有没有大米吃呢？”小妹阿姨又说。

“没有大米吃面粉也蛮好的。”好姆妈回答。

“就怕要吃杂粮。”

“让她去吃几天杂粮，回来就晓得要学好了。”

“要学好就好了。”小妹阿姨同意道。

“是啊。”好姆妈应着。两个人走完了长长的站台，出了站，走在车站广场，有些寂寞似的。

“明天买只鸭吧，先生前天就说想吃鸭了。”小妹阿姨说。

“好呀，那你就买一只吧！”好姆妈说。

“蔬小菜买点什么呢？”小妹阿姨问。

“随便买点什么好了，有什么吃什么，我也随便的。”好姆妈回答她。

两人挤上了无轨电车，车子停停开开，开开停停，总算到了，她们又下了车，走回了家。

谢伯伯一个人靠在床上在听无线电，无线电里唱着《智取威虎山》，铿铿锵锵，十分热闹。好姆妈走进去，脱了两用衫，往沙发上一靠，说道：“很吃力。”

“早点睡好了。”谢伯伯把无线电关小了一点。

“有什么好听的，闹得要命！”好姆妈努力站了起来，洗脸洗脚，准备就寝。

谢伯伯没理会她，依然听着，不料一曲唱罢，没了。只得遗憾地关上了无线电。他朝后一靠，说道：“也不知怎么搞的，天天坐在办公室里，坐一天，也没大动，却这样觉着吃力。”

“坐也是会得坐疲的。”好姆妈在浴间里回答他。

谢伯伯伸伸手臂，打了只呵欠，往下一溜，缩进了被窝：“今年冬至起，我想吃点白参。”

“你吃好了。”好姆妈说。

“你也吃一点好。”

“我蛮好，不用吃的。”好姆妈从浴间里走出来，走到自己的一张小床跟前，上床了。大灯关了，还留了一只大床上的床头灯。

“今天走过旧货商店，看见在卖抄家物资，有一只红木玻璃橱，只要三十块，简直是白送。”

“谁会有心思去买？”好姆妈睡在床上说。

他不响了，停了一歇，又说：“我的被子要洗了，你和小妹阿姨讲一声。”

“和小妹阿姨讲一声好了。”她答应。

又停了一会儿，他伸手关了床头灯。房间里暗了下来，很静，两个人的呼吸声很平静地起伏，慢慢的都睡着了。

妮妮走了，家里又只剩下三个大人，恢复了旧日的和平安宁。小妹阿姨每日里的事情突然地轻松起来。好姆妈是忘了还是怎么，并没有因为少了一个小孩而减去小妹阿姨的工资，小妹阿姨便也懒得再去找份人家洗衣裳，只不过早上替隔壁带带小菜，多赚几块钱而已。每日里，早上买菜，收拾房间，拣菜，洗菜，洗衣服，早饭后，做几针针线，做着做着就困盹起来，昏昏欲睡，然而放下针线，摆平了睡，却又睡不着了，眼皮抖着，闭得发酸，只得再起来拿针线，一拿上针线，眼皮却又耷拉下来。她索性就那样拿着针线半垂着眼皮，脑袋一磕一磕，险些儿磕在了方桌边，这才惊起。57号阿姨有时来串门，说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将那过去的丑事开几句玩笑，说多了，也没了兴趣，又没有新鲜的事情发生，那困盹便又袭来。两个人一句紧一句慢地说着话，说着说着一起磕*起来，脑袋一磕一磕，直到磕醒。57号阿姨便陡地站起：“该死了，什么时候了！”赶紧地走了，把小妹阿姨倒惊了一跳，骂道：“魂灵也给吓出了！”再过一会儿，日头转到了西边，小孩子放学回来，呜哩哇啦吵了一弄堂，自行车铃也响了，有上早班的下班回来了。各家的后门乒乒乓乓地响着，弄堂像苏醒过来了似的，等暮色将临时分，才是最最活跃的时候，各家厨房里飘出饭菜香气，油锅哔哔（（爆响。小妹阿姨忙着烧饭，活力重又回到身上，年轻了几分似的。

正忙着，谢伯伯回来了。他穿着笔挺的人民装，拎着包，笑嘻嘻地走进弄堂，向家里走来。那笑容逐渐消失，进了家门便绷紧了。他走进后门，上了楼梯，进了房间，房间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无可挑剔，他却总闷闷的，不知为着什么，总有点不开心，有点生气。那一点不开心因为找不到原因，便更加不开心了。他感到闷气，打开窗，窗下几个小孩在玩捉人，尖叫声、疯笑声简直震耳欲聋，他皱皱眉头又把窗关上了。他趿着拖鞋去开开无线电，寥寥几个频道都在读社论，他选择了一个女播音员的频道开着，有点声音，总比没有好。转身看看钟，还不到开饭时间，便有些失望，在房间里漫无目的地走了几步，最后才在沙发上坐下。

这时候，好姆妈回来了，他才稍稍振作了一下，问道：

“下班啦？”

“下班了。”好姆妈回答他。

“车子挤吧？”

“还好。”

好姆妈一进门，鞋不换，衣服不脱，先在椅子上坐下，喘口气，很累的样子。一边坐着，一边环顾了一下房间。住了七八年的房子，就好像变得不认识了似的。她看了一遍，也没看出什么破绽，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站起来换拖鞋了。过了一会儿，她问道：

“有信吗？”

“没有信。”他回答，又加了一句，“你去问问小妹阿姨，我也刚刚回来。”

好姆妈就走到楼梯口，喊了一声：“小妹阿姨，有信吗？”

“没有。”小妹阿姨的声音穿过一阵油烟传了上来。

“没有。”她回到房间里说了一声。

“噢。”他回答。

好姆妈走进浴间，随后又走了出来：“热水瓶怎么只只是空的？”

“我洗掉了一瓶水。”他回答。

“那么还有三只呢，也是空的。”她又走到楼梯口，朝下叫了一声，“小妹阿姨，烧吊水，热水瓶只只是空的！”

“炉子没有空。”小妹阿姨回答她。

“那你刚刚是在干什么的？”好姆妈不开心了。

“先生六点钟一定要吃饭，我炒好菜就烧。”小妹阿姨回答。

“一下午不晓得在干什么，连吊开水也想不起来烧。”好姆妈嘀咕着，脸色越发阴沉。

谢伯伯本来心里就有些不痛快，看她这副样子，就说：“你不要啰嗦了，吃过饭再烧开水也不要紧的。”

“我想洗把脸，吃口开水，一点点开水也没了怎么办？”好姆妈火气大了。

“我刚刚其实只洗了大半瓶水，还有一点呢！”

“一点瓶底脚脚，我也不要的。”

“烦死了！”谢伯伯一光火，关了无线电，那清脆的女声戛然而止，窗缝里漏进外面小孩子的嬉闹声。

过了一会儿，小妹阿姨端了饭菜上来了，放下要走，好姆妈却叫住了她：“烧水噢！”

“烧上去了。”小妹阿姨生硬地说。

“老早就好烧了。”好姆妈还不罢休，又说了一句。

“老早嘛在烧饭呀，先生吃饭一分钟也不好慢的。”小妹阿姨哪是个肯让人的人，自然是有一句回一句。

“我是讲烧饭前头，一下午，你在干什么？”

“我干什么？我在逛马路。”小妹阿姨脸拉得很长。

她真的动了火，好姆妈就不敢多说了，只是沉着脸往嘴里拨饭米粒儿。

“我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小妹阿姨嘀咕着走了，带上了房门。

第二天下午，当57号阿姨来串门的时候，就有了新的话题。

“你看看好姆妈蛮和气的吧，其实也是疙瘩得很，性子也急，她要什么，你慢一步，讲出话就不好听了。”

“好姆妈就算蛮好的了，我们家的老太你没尝过味道呢。晚上和我讲，明天买点菠菜，要买了青菜，她连饭都不吃。我又不是种菠菜的，菜场没有卖的我又不好去偷，偷也没处去偷呢！现在蔬小菜多少难买，你是晓得的。”

“我们先生嘛，顿顿离不开荤，蔬小菜倒是不在乎，荤的就不好少了。蹄髈，老母鸡，这样厚的油，两顿就吃光了，也不怕吃出高血压来。”

“人家有钞票，不吃做什么用。”

小妹阿姨扁起嘴冷笑了一声：“吃也是不算会吃的，只晓得鱼、肉、鸡、鸭。我们张家，鱼肉鸡鸭是蛮少碰的。他们才叫会得吃呢，鲍鱼、海参、鲥鱼、干贝、发菜、蹄筋……”

“那当然是，好了还要好，好起来是没有底的。”57号阿姨公道地说。

说着说着，又困盹起来，两个人便一起瞌睡，直到日头西去。好姆妈谢伯伯相继回来，上楼，进房。好姆妈总是那么疲倦，而谢伯伯则是有点百无聊赖，两个人相对而坐，也没多少话讲，不由得要找出一些事由吵吵。吵过了不觉得，可一次一次积累起来，便有了隔阂。他们两人变得很难相处，互相都有些厌烦，彼此都苛刻得吓人，并以苛求对方为乐事，每时每刻都有无穷无尽的挑剔。生活，就这么令人生厌地一日一日打发着，没有任何新鲜的事发生。外面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因为妮妮还小，也幸免了涉及。街上锣鼓喧天，红旗漫卷，哭声笑声一片，与他们一无关系。那最紧张最严重的时刻已经过去，最初的患难之感也随之消失，他们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安宁得有些惶惑，于是便自己折磨着自己。

十二

甘肃来信了，是表弟写来的，很简单，只是报了平安，表示了问候，还叫下月不必寄钱，很不过意的几句话。只当作他是客套，好姆妈到了关饷还是照例汇四十块钱过去，倒也不见退还过来。等她寄走第六个月的生活费时，夜里忽然被叫门声吵醒。

“谢俊和，电报！五十九号，谢俊和电报！”一个中年人和着摩托车的马达声嘶喊着，惊起了左邻右舍，睡在亭子间的小妹阿姨爬了起来，又敲了半天大房间的门，才把他们叫起。自然是好姆妈披了衣服找了图章下去，领了电报，摩托车呼啸着开走，弄堂重归于静。电报的封套上只写了甘肃两个字，来不及地拆开，电文写道：

“妮于昨日走失，如到沪望速告。”

她连着看了两遍，还没完全明白，又看了第三遍。

“什么事情啊？”小妹阿姨披着衣服还站在亭子间门口，问道。亭子间的灯光从后面照耀着她。

“是她叔叔打来的，说妮妮跑掉了。”好姆妈回答。她看明白了电报，抱着胳膊站在大房间门口，走廊上的一盏电灯从上面照下来。

“跑到哪里去了？”

“她会得跑到哪里去呢？”

“她会不会是回上海了？”

“除了上海，她也没有别的去处啊！”

“是啊，只有回上海了。”小妹阿姨说。她两手交叉着，从腋下拉着披着的衣服角。

好姆妈抱着胳膊，站着。

两个女人一上一下地站着，不动了一会儿。

“要往上海跑，还有几天人才到呢！”小妹阿姨说。

“那就等几天再说吧。”好姆妈说。

“等几天再说吧。”小妹阿姨答应，然后退进了房间，关上门，掩住了灯光。好姆妈也进了大房间，走廊的灯灭了，一切复又寂静下来。

“什么事情？”谢伯伯躺在床上问。

好姆妈把电报交给他，自己回到小床上睡了。

谢伯伯打开灯看了一会，又关了灯，睡了。

此后的几天，便有了事情可以等待。小妹阿姨不时地要到门口朝弄堂口张望一下，听见小孩子的脚步声明知不像也要探头看看，午后的困盹不由也打消了许多。好姆妈每天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都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到了家，便问道：“回来了吗？”小妹阿姨回答她：“没有。”她则骂一声：“被人拐掉了才好！”或是“给火车撞了才好！”然后就怀着失望与期待交织在一起的心情走上楼。谢伯伯虽然不问：“回来了没有？”可自然有人向他报告：“还没有回来。”他自然是什么也不回答地走到一边去，打开无线电，听那清脆悦耳的朗读社论的女声。

几天过去了，妮妮依然没有回来，却收到了甘肃来的航空信，详细叙述了妮妮出走前的一些动向。信上说，妮妮到了甘肃，别的都好，就是吃不惯，由于水土不服，身上起了一些块，有一些变成了泡，却并没有生大病。每天上学，功课也不错，人很聪敏，只是有一些小偷小摸的行为，不知道在上海时有无发现。这一天，她早上起来，吃了早饭，照例背了书包去上学。到了中午放学的时候，却没有回来，只以为又给老师留下有什么事情，便没有去追究。到了下午，来了两个住在附近的同学，说是老师派他们来看看谢妮，是不是病了，怎么一天没去上课。这才知道她并没有上学校，再去找，哪儿也找不着了。他们感到十分内疚，小孩子交给他们，没有照看好。除了吃的方面实在无能为力以外，他们觉得妮妮在那里还是愉快的，和三个哥哥相处得很好，都乐意带她去玩，钓鱼、放风筝，她玩得也高兴。大概就是为了吃得不好吧，除此，她没有逃跑的理由啊！

好姆妈把信念给小妹阿姨听，小妹阿姨说道：“她哪吃过那个苦啊！哪顿饭不是有荤有素有菜有汤，总是尽她吃的！”

“她是给我们养娇了。”好姆妈也说。

“除了三顿饭，零食不断，她一张小嘴巴什么好东西没吃过！”

“我们也是觉得，既然有条件，总要让小孩吃好点。吃上面总不委屈她的，小妹阿姨，是吧！”

“这小姑娘也吃得下。吃得下又有得吃，可不是有了口福？”

“唉，要像她这样只吃得好，吃不得坏，大起来要像楼上阿大那样插队落户去，她怎么吃得消！”好姆妈说。

“就是在上海，也不是个个小孩像她吃那么好的！早上总是油条、粢饭，人家是一碗泡饭，豆腐乳戳戳，大头菜过过，就算了。”

“我们待她这样好，弄到头说不定反害了她。你讲是伐，小妹阿姨？”

“就是啊！”

好姆妈和小妹阿姨十分理解地说着，叹息着，最后决定，明天让小妹阿姨到老房子去找一趟，那妮妮会不会摸到老房子去了。虽然几乎没有一点可能性，可是除此以外，她们也不明白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找的。然而，她们总得要找一找，无论找到或是找不到，她们必须去找了才能心安理得。第二天下午，小妹阿姨收拾了一下，换了一件干净衣服，梳了梳头，拎了一只线钩的袋袋，走了。

自从搬到现在的房子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去过。当她调换了两部车子，最后下了车，朝前走了几十步，看见了那熟悉极了的弄堂时，她奇怪地陌生起来。她的心别别地跳着，手脚微微发凉，呼吸稍稍有些不匀，她不由放慢了脚步。这条马路总是那样热闹，即使是到了这个年头。她穿过拥挤的行人，终于走进了大弄堂。那弄堂奇怪地熟悉却又陌生着，那地上一块一块方形的水泥板，踩在她的脚下，被她的脚一步一步踩过去。水泥板上的裂纹曲折而漫长，回绕着，似乎缠住了她的脚。她略略有些头晕，踩过了那一盘一盘的裂纹，走过了弄堂。她的眼睛情不自禁地要朝六号张家的门上望，那一扇黑铁皮门紧闭着，原先爬满墙头的常春藤一根筋也不见了，只有夹竹桃依然开出一树白花，却更加添了凄凉。她几乎站住了脚，却还是走了过去。心里暗暗希望着能从那门里走出一个人来。她已经长久没有看到张家的人了，她对好姆妈说她见着了张家女儿，纯粹是编出来骗骗好姆妈。骗好姆妈，也骗自己，这么随口说说，心里也像好受些了似的。毕竟是她一手带大的，心里边其实早已是当作了自己的小孩。万万没想到他们是这样绝情，他们怎么能这样绝情。他们心里觉得她得了老太太多少好处呢！真正天晓得，她对别人不敢说对老太太可是没有二心的，什么都为她着想。她劝老太太多收点私房钱，要不是听了她的话，一点钞票老早叫老先生赌光了，吃光了。她叫老太太对孩子不必太纵容了，也是为了他们张家好，为了张家不出败家子，她是处处为张家着想。她从小跟了张家，内心里早把张家当了自己家。然而，张家终不是她的家。老太太是给了她一些好处，她吃穿是不愁了，可是老太太没有给她一个家，没有给她哪怕只是放一张床大小的栖身之地！而她必须要有个栖身之地。她离不开上海，离开上海的任何地方，她都过不惯了。她自己来到了上海，挣了钱，挣了东西，独独没有挣一个落脚之地。她从六号张家门前走过，眼圈早红了。她赶紧揉了揉眼睛，轻轻咳了一声，然后快步向前走去。五号门关着，她敲了一会儿，才走出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开了门，却立在门口，不让她进去。

“三楼宁波阿娘在吗？”她问道。

“宁波阿娘已经过去了。”那女人说了一口诸暨话，回答道。

她吃了一惊：“怎么过去的？她不是还很健康吗？”

“脑充血，一歇歇工夫，人就没了。”那女人说，身后钻出一个十来岁的男孩。

她认出是菊香奶妈奶大的小老虎，便说：“小老虎，认得我吗？”

小老虎瞪着她，摇了摇头。

“这位姐姐是从哪里来的？”那女人问道。

“我过去是住在这楼下的，搬走有八年了。”小妹阿姨回答。

“噢，那么进来坐坐吧。”诸暨阿姨说，把她让了进来，请她坐在厨房间里。一边给她倒茶，一边说：“我在他家做的。”她用下巴点了点小老虎。

“他的奶妈叫菊香，年纪轻轻的，和我们都蛮好的。”小妹阿姨说。

“菊香奶妈，我听讲过的。是给她男人从乡下叫回去的，她小孩子出痧子死了。小孩子是给她老阿婆看的，老阿婆眼花耳朵聋，看不好。喏，就是为了给他奶吃呀！”她又用下巴点了点小老虎，小老虎蹲在地上，做一把弹皮弓。

“菊香也是苦命的。”小妹阿姨说。她打量着厨房，厨房的墙壁又熏黄了许多。原先她家的煤气灶旁，放了一架碗橱，还有一个小方桌。家家人家都多出了东西，有的是碗橱，有的是方桌，拥挤得很。地板朽烂了，一条一条都会翘起来，长长的铁钉矗立在外面，弄不好就会绊一跤，这一跤绊下去可就不是开玩笑的了。玻璃窗上一层厚厚的油垢，油垢上又蒙着厚厚的灰尘，午后的阳光蒙蒙亮地透进来，照着厨房。隔壁小学校响起了音乐，小妹阿姨不晓得那是眼保健操的音乐，只晓得，那音乐响过以后，再有一个多钟头，小孩子们就要放学了。她站起来说：

“我到隔壁小红家去看看。”

“小红插队去了，她奶奶在家呢！”诸暨阿姨送她。

“我去坐坐就走了，再会噢！”

“再会，姐姐，有空过来玩啊！”那阿姨倚着映着阳光的一边门框上，一张黄白的圆脸，眉眼间有些妖娆似的。小妹阿姨回过头不再看她，径直进了三号虚掩着的后门。

小红奶奶在家，一个人倚在藤圈椅里瞌*，看见小妹阿姨，欢喜得不晓得怎么才好了：

“哟，小妹阿姨啊！你怎么来了？我们一直在讲，怎么不来看看，怎么不来看看，还当你不做了，回去了呢！”

“回去？回到哪里去？”小妹阿姨笑道。

“就是嘛，我想你也不会回去的。还在好姆妈家里做啊？”小红奶奶忙着去倒茶，开水洒了一地。

小妹阿姨赶紧接过茶杯，然后就把妮妮的事和她的来意简单扼要地说明了。

“没有来过，没有来过。”小红奶奶说，“搬走的时候，她只有两岁吧，不会记得这里的。”

“我们也是这样想，也是急得没有办法，比如不如地找找。”

“小姑娘现在生得趣得不得了了吧？”

“倒还没有小时候好玩呢！”她又压低声音，把她后来的种种作为讲了一遍，小红奶奶听得怔住了，然后便“啧啧”地感叹起来：

“那怎么弄呢？那怎么弄呢？”

“你看看，这样的小孩子要不要命，好姆妈的性命也要送在她手里了。”

“小妹阿姨，要我讲，小红又要说我迷信了，是种不大好啦！”小红奶奶说道。

小妹阿姨轻轻拍了一下桌子：“奶奶真和我想到一块去了，我也是这样想，是种不好啊！总是不干不净的人家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我和好姆妈讲，就只好当作是前世欠了她债，今生今世来还债的了。”

“好姆妈真是蛮可怜的，蛮可怜的。”

两人感叹了一阵，又转了话题：

“小红到什么地方插队落户去了啊？”小妹阿姨问。

“安徽淮北。到安徽去了，没有大米吃的，吃山芋干，六谷粉，真正是作孽啦！”小红奶奶忧愁地说。

“去的也不是她一个人，这么多小孩子都要去呢，奶奶也不要怨了。”

“她爸爸妈妈都是不要她去的呀，她硬要去。叫她不要走，在家里等着，她哭死了，随便怎么也不肯做社会青年，自己去报了名，迁了户口。冤家啊！让她去，苦死了也是活该！”

小妹阿姨安慰了她一番，又打听小红的哥哥：“小明呢？”

“小明后来不是读了大学吗？读了一年就文化革命了，到溧阳乡下去劳动了，那种地方，穷得裤子都没有穿的。”

“大学生都要劳动的呀！没有办法的，多少大干部、大知识分子、大资本家都去劳动，人人都要劳动的，也只好由他们去了。”

“讲到大资本家嘛，我想起来了，张家的事情你晓得吧？”

“不晓得呢！”小妹阿姨心动了一下，却又按捺住了，“我是不高兴管他们的闲事了。”

“我又要讲迷信了，张家阿婆确是有福之人啦，还不如早早过世算了，也算是享了一世福。他们家抄得是兜底翻了翻身，天井里挖了几寸深，小辈们排队跪了，戴着高帽子斗啊！”

“资产阶级人人都要抄家，他们总也逃不掉的。”小妹阿姨平静地说，声音却有些颤抖。

“天天早上扫弄堂，大媳妇肚子这么大了，也要扫，一日不扫，弄堂里的小鬼们就要敲上门去了。”

小妹阿姨垂下了眼睛，沉默着。

“过去是多么骄傲的人，走进走出头也不低的，现在，好了，唉，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啦！房间都给人家抢光了，只好住三层阁，唉……”

小妹阿姨沉默着，过了一会儿，才抬起眼睛，问道：“小明有朋友了吧？”

“没有，屁股后面小姑娘跟了不少，他总是架子大得很。小明现在长得很挺刮的，很好看的。”

“小明小时候也不难看的。”

“小红倒有了个男朋友，两个人一道去的安徽。”

“时间过得多少快，一眨眼工夫都变成大人了。”小妹阿姨不无惆怅地说道。

“我们怎么会不老？小孩子都这么大了起来。”

“是呀，我们怎么会不老？”

“可是，小妹阿姨，你却是一点不见老。”

“奶奶又开玩笑，只怕是老得要做不动了吧！”

“不会，不会，哪能会呢？”

“会的，会的。”

“不会，不会。”

“也没有办法，只好让它老去，老了做不动，铺盖卷卷回去！”

“小妹阿姨又讲笑话，你怎么会老得做不动？即使真的有一天做不动了，好姆妈也不会回头你的。她心肠是那么好，一定会留你的。”

“她留我，我还不愿意留呢。一生一世靠两只手做一碗饭吃，叫我吃人家白饭是随便怎么也吃不进的。”

“不会，不会。”小红奶奶安慰她。

她便笑笑。

窗外西墙上，停满了下午的阳光，一只麻雀在墙头上跳着，跳了几步飞了。

“我要回去了。”小妹阿姨站起身告辞了。

小红奶奶一直将她送到门口，看着她走远，拐出小弄堂，方才关了后门。

小妹阿姨走过爬满裂纹的水泥地，那裂纹很深很深，一直裂进了地壳深处似的，看久了却又好像高高地凸了起来，贴着她的眼睛那样地接近。她踩过曲折迂回的纹路，走出了弄堂。阳光普照，街道明晃晃的。人们东西南北地匆匆走着自己的路，从她身旁擦肩而过。她一步一步地走着，到了车站，挤上了无轨电车。电车开走了，街上的景物从车窗前掠过，她的心情渐渐清澄起来。她下了车，又上了另一辆车，然后又下了第二辆车。

她回来了，走进这条一百多个号头的大弄堂，很坦然地走着，小孩子们放学回来，前前后后地奔跑着，叫喊着，有一个还推了她一下，她却没有生气。她走到自家门前，摸出钥匙，开了门。一进门便忙碌起来，先在煤气灶上坐了一吊水，再到前边阳台收衣服，一件一件叠好，如有绽了线、掉了扣子，便找来针线缝上，再各归各地放到抽屉里。这时水开了，便提了水上来，冲了热水瓶，接着就该淘米烧晚饭了。

到时候好姆妈回来，进门照例是问：

“回来了吧？”

“没有。”她照例回答。

“小姑娘会得跑到哪里去呢？”好姆妈问道，夕阳在她身后。

“真是猜不透了。”小妹阿姨回答，夕阳越过好姆妈的头顶，照亮了她半张脸。

“也没地方去找了。”

“没有地方好找了。”

两人面对面站了一会儿，好姆妈上楼了，小妹阿姨依然烧饭。

过了一会儿，谢伯伯回来了。照例是什么也不问，好姆妈照例却告诉他一声：

“妮妮还没有回来。”

他不响，上了楼，进了房间，换了拖鞋，先去洗了脚，因为这天是参加了劳动。洗完脚，便坐在床沿剪脚趾甲。暮色浓了，他开了床头灯，戴上老花眼镜，搁起脚，俯下身子慢慢地剪。好姆妈坐在沙发上，正好对着他的背脊，他的背脊厚了许多，脖子后面，挤出几圈肉，很难低头。他费力地低着头。他老了。好姆妈心里想，继续织自己的绒线。小剪刀清脆地响着，接着便有一些什么落在地板上，发出细碎的响声。

十三

晚饭端上楼了，小妹阿姨在厨房间方桌上摆好了碗，开始吃饭。妮妮却像个鬼似的挨了进来，倚在厨房门上，一脸一头的漆黑，只有眼白是青的，眼珠是亮的。她赖皮似的倚在门上，两条腿绞成了麻花，手背在身后，脸盘尖出了下巴，脖子细了，一双眼睛灼灼地盯着小妹阿姨手里的饭碗。

小妹阿姨端起的饭碗重重地一磕，站起身跑到楼梯下，仰头朝上喊道：

“好姆妈，回来了！”

只听房门一响，“啪”地一声，走廊灯亮了，楼梯上响起磕磕绊绊的脚步声。好姆妈慌慌张张的身影出现在昏暗的楼梯上，脸色苍白，声音颤抖地叫：

“谁叫你回来的？啊？谁叫你回来的？你回来做什么？没有人要你回来！”她心里陡然升上一团怒火，这火已经憋了很长很长的时间，这会儿终于寻着了出口，一蓬头地发作了。

妮妮背靠着厨房那扇油腻腻的门，像一摊烂泥似的。

“说啊，谁叫你回来的！”好姆妈朝她逼近过去。

妮妮不响，身体一点一点往下滑。

“说不出来？没有人叫你回来？那么你再回去！走啊！”好姆妈走过去，推她。手刚碰到她，她一下子坐倒在地上，一双又深又大的眼睛从下向上看着好姆妈。

“算了，好姆妈，让她吃了饭，再和她说，要她说说清楚。”小妹阿姨劝解着，伸手拦住好姆妈，像是怕她打她。

“怎么了？”楼梯上又出现了谢伯伯，俯视着下面问道。

“你看看，你看看，鬼似的！”好姆妈用手点着她说。

“为什么回来，大概是改好了吧！”谢伯伯微微笑着说。

妮妮不说话，眼睛慢慢地看上去，看住了他。

“是不是不偷东西了？”谢伯伯说。

妮妮仍然不响。

“哼！”谢伯伯冷笑一声，拂袖而去。

“你是怎么回来的？”好姆妈问她。

“乘火车。”她回道。

“买票了吗？”

她摇头。

好姆妈就对着小妹阿姨说：“你看看，人这么小，本事却这么大，不买票，就从十万八千里以外跑了回来！”

小妹阿姨直是摇头：“要是把心思用在正道上，真不得了了啊！”

“我现在对她还有什么指望，不指望了！只要她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做个正派人，就朝她拜了！”

“这小孩子本事实在大呀！我千年难得回一次余杭，就已经伤透了脑筋。她从西北地方就这么样跑回来了！”

“主意这么大，怎么管教呢！”

两人说着，等再回头去看她，她已经靠在门上睡着了。

“啊呀，这么龌龊的人，怎么好进房间，先给她洗一洗吧！”好姆妈说。

“我现在就烧水。”小妹阿姨立即划自来火点煤气。

洗好澡，换了衣裳，才让她坐下来吃饭。她一嗅到饭菜的香味，眼睛都绿了，几乎放出光来。来不及握到筷子，就伸出嘴去叼饭吃。一旦捏牢了筷子，就风驰电掣般地往嘴里划起来。

“慢点，慢点，真正是饿死鬼投胎。”小妹阿姨嘀咕。

她划过了饭，又搛菜，大把大把往嘴里拖，牛吃草似的。

“在甘肃，吃得到这样的小菜吗？”小妹阿姨看她吃得有趣，就问道。

她摇头。

“有饭吃吗？”她又问。

她却点头。

“有这么好的大米饭吃啊？又瞎说。”小妹阿姨扁着嘴，做出不相信的表情。

她就摇头。

“吃点蹄髈汤啊，不要噎死了。”她拿给妮妮调羹。

妮妮就吃汤，大口大口地灌，烫得发出嘶嘶的声音，却还不肯放慢了吃。

“有这样的汤吃吗？”小妹阿姨又问。

她摇头，摇了几下，又摇了几下。

小妹阿姨便长叹了一口气，说道：“怪你自己造孽，蛮好的家，不能好好地过日子，要去偷东西，偷几粒糖，几张白纸头。好了，妈妈气伤心了，送去了那么苦的穷地方，充军似的，你说是不是你自己造孽！”

她吃着饭，呼噜呼噜地吃菜，吃出极响的声音。

“回已经回来了，你好好的，乖乖的，再不要做那种不要脸的事了，我和你妈妈讲，把你留下来，好吗？”

她点头。

“你看看，人瘦了这许多，头发也黄了，稻草似的。在那里，衣裳谁给你洗？”

“婶婶。”她含糊不清地说了声。

“婶婶？”小妹阿姨又扁嘴，“婶婶会给你洗？一定是你自己洗的，衣服都洗乌掉了，小短裤墨黑，揩布似的。”

吃罢饭，小妹阿姨遵嘱将她领上楼，站在大房间当中，好姆妈向她宣布几条规定：第一，不许偷东西；第二，不许损坏东西；第三，门门功课要五分，最少也要四分；第四，今后，手绢袜子都要自己洗。给她留在上海半年作为察看期，期内假如违反了以上任何一条，便立刻把她送回甘肃。这一次送去，是真正的送去了，连同户口一起迁走，再没有回来的希望。要她自己动手将这份规章抄写两份，一份交给爸爸妈妈，一份带到学校交给老师。

就这样，妮妮又留在了上海。

妮妮离开了半年，却好像长大了几岁，脾气也有点改变，好像有了心事似的。常常一个人独坐着，两只手撑着下巴，默默地想着什么。高了许多，瘦了许多，脸色十分干枯，看来在那里是很受了罪。不过，回来之后，吃了几餐好饭，又迅速地胖了，白了，红润了。头发在甘肃留长了，便柔软了些，婶婶帮她梳成了小辫。这会儿颜色也转黑了，粗粗的两把刷在肩膀上，衬得脸庞更娇嫩了。小姑娘长大了，又长好看了。因为身材比同年龄的小朋友高大了许多，常常被外班的人喊作“留级生”。可谁都不得不承认，这个“留级生”是个很漂亮的“留级生”。

小妹阿姨喜欢向她打听甘肃的事情，一空下来就问她：

“甘肃有上海热闹吗？”

她便摇头。

“甘肃人有上海人摩登吗？”

她摇头。

“婶婶待你好吗？”

她便点头。

“哥哥待你好吗？”

她点头。

除了摇头和点头，再从她那里掏不出什么，小妹阿姨不免失望，便有些愤愤的了。这一天，她见妮妮放学回来，先是趴在亭子间的桌上做作业，写完了字，又做算术，做完了算术，又从练习簿上撕下一张纸，摊开，手里拿好了笔，写几个字，就停下来想想，再写几个字，再停下来想想，写写、想想，想想、写写。小妹阿姨心里便有些奇怪，从没见她做过这样艰难的功课，更没见她做功课有过这样的专心。就借故从她身边走过，瞅瞅那纸。她把身子俯得极低，挡住了纸。小妹阿姨说道：“坐坐好，大起来变成了驼背，嫁也嫁不出去。”她便直了直腰露出了那张纸，可是凡写了字的地方，全叫一个铅笔盒子压住了。即使不用铅笔盒子压住，小妹阿姨也是看不懂，可她却觉得她所以看不懂全是因为那铅笔盒子的缘故，认定这小孩有什么事情在瞒着她，必定是一桩不光彩的事。等妮妮终于写好，将那纸折起来，放进书包，跑下去到弄堂里玩了，小妹阿姨就打开她的书包，抽出那张纸，放进了口袋。晚上，等好姆妈、谢伯伯都到了家，就把这纸头交了出去。

这是一封信，写给甘肃的叔叔婶婶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接下去写道：亲爱的叔叔婶婶，你们好，原谅我不告而别——念到这里，好姆妈停了一下，看看谢伯伯，眼睛里流露出惊讶的表情，似乎是说：“她会用这样的词，用得多少恰当，亏她想得出来！”——我已经安全到达上海。你们对我无微不至——好姆妈又停了一下，与谢伯伯相视了一眼——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非常感动。我做了一件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叔叔婶婶的事，经过斗私批修，我决定坦白交代——好姆妈一口气念到这里，不由自主地叹出声来：

“这小姑娘多么会写，叫我也写不出来的。”

小妹阿姨早已听愣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那张神秘的纸头。

——我偷了抽屉里的五块钱——好姆妈继续念着，三个大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皱起了眉头，像是有什么极丑陋的东西破坏了他们正进行的美好享受——我偷了抽屉里的五块钱，我是拿去买饼干吃的。用掉以后，我一直很后悔，叔叔婶婶对我这样好，我却偷了你们辛辛苦苦用血汗换来的钱——这句长句念得好姆妈几乎喘不过气来，她停下来，喘息了一会儿，只能摇头了——希望叔叔婶婶对我进行批评帮助，使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此致敬礼，妮妮。

读完了信，三个大人都沉默着，过了一会儿，小妹阿姨略有些得意地说了半句话：

“你看。”

好姆妈才想起说话：“要不要叫她上来？”

“随便。”谢伯伯不表态。

“小妹阿姨，你去叫她上来吧！”好姆妈吩咐。

过了一会儿，她上来了，怀疑的目光轮流从三个大人脸上移过，站住了。

“婶婶的五块钱，是哪一只手拿的？”好姆妈问道。

她犟着脖子，不响。

“把手伸出来。”好姆妈又说。

她不伸。

“伸出来！”好姆妈提高了音量。

她还是不伸。

好姆妈恼了，走进去拉她的手，她把手藏在了身后。好姆妈就拉她的胳膊，拉不动。她的力气比好姆妈大多了。

“小妹阿姨，你怎么不来帮我一把！”好姆妈叫道。

小妹阿姨只得上前帮着抽出妮妮的手，她却紧紧地握着拳，怎么也不肯摊开。好姆妈掰她的拳头，掰不开，干脆就抓起木尺直接打在她的拳头上。尺敲在骨节上，比敲在手心里痛得多了，好姆妈都有点打不下手，可为了面子，只得咬着牙打。妮妮却仍是捏着拳头，嘴里却发出了压抑着的呜咽。好姆妈气极了，忍不住对着她脸抽了一个嘴巴。一回身，看见了男人，抱着胳膊冷眼旁观着，更是怒从中来，发泄道：

“你看什么西洋景？难道不是你的小孩，你一点不管教！”

谢伯伯冷笑着：“怎么管教？骂？我骂不出口。打？我也不想碰她。何况，骂得好吗？打得好吗？”

“那么，你讲怎么办？”好姆妈问道。

“送走嘛，叫她走嘛，我们家里不要她这个人了嘛！”谢伯伯也气了，伸出手臂，朝空中挥着。

妮妮吓得不敢哭了，缩在一边。小妹阿姨劝道：

“不要吵了，吵有什么用？吵了她也不能改好！”

好姆妈便哭：“这份人家弄不好了，弄不好了，我实在不想过了。”

谢伯伯一听她哭，心里更烦，进了浴间，把门摔得山响。小妹阿姨只得带着妮妮悄悄地下来。

“你看，都是为了你，你不能好好的吗？”小妹阿姨对妮妮说。

妮妮不响。

“你等着好了，妈妈明天又要送你去甘肃了。”

妮妮看了她一眼，不响，可是能看出她有些担心了。这天晚上，异常地乖，自己早早地洗了脸洗了脚，上床睡了。

好姆妈的啜泣声却响了许久许久。眼泪哭干了，却还觉得没将委屈哭净，就歇歇气，往伤心处想去，眼泪不觉又涌了上来，再接着哭。停停哭哭，哭哭停停，直哭到半夜，哭到最后，人倦了，心里也像是清除了杂质，明彻起来，才渐渐地睡去。而这时，谢伯伯却被她搅出一肚子的烦恼，好似沉渣泛起，天昏地暗，再也睡不着了，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十四

因为这五块钱是规章制定以前的事，本着既往不咎的精神，对她作出了宽容的处理，只令她写了一篇检讨便算过去了。然而，妮妮终于没有熬过半年的察看期，她偷了隔壁邻居的一条的确良裤子，拿到寄售店卖，寄售店的老头向她要户口簿。她却不晓得卖东西还要户口簿，神色便有些不对。老头极善察言观色，便扣住了她，一问两问就问出了真相，然后就将她押送了回来。她一回到家，便知道这一次是无论如何也逃不过去了，自己就收拾好了东西，坐在亭子间里等候发落。

好姆妈回到家，望着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叫她先去吃了晚饭再说。她便悄悄地下了楼，坐在厨房间的方桌边。小妹阿姨给她摆了菜，盛了饭，她端起碗，朝嘴里划了两口，忽然停下来，问道：

“我是不是爸爸妈妈生的？”

小妹阿姨惊得险些儿把筷子落到地上，问道：“你听谁瞎说了？”

她摇头。

“你怎么不是爸爸妈妈生的？不是爸爸妈妈生的，会给你吃这么好，穿这么好，还找了我来带你？”

她不响。

“你是爸爸妈妈生的，他们才给你吃，给你穿，找了我带你。你们小朋友家里都有阿姨吗？”

她摇头。

“你看，你比人家条件都好呢，是不是？”

她点头。然后，不再说什么，继续吃饭。

晚饭后，好姆妈就叫小妹阿姨带她上来，要她写一份保证书，到了甘肃，第一，不能跑回来；第二，不许偷东西；第三，要听叔叔婶婶的话。再三强调，决不允许擅自回来。她咬了一会嘴唇，忽然问道：

“假如我考取上海的大学，好回来吧？”

三个大人被她问得一愣，再一想，大约是前几日三楼阿大在农村被推荐上了复旦大学，他姆妈发了一圈喜糖的缘故。

她睁着又黑又大的眼睛，询问地轮流望着三个大人。三个大人沉默着，停了一会儿，谢伯伯首先冷笑了一声：

“照你这种样子，能上大学吗？”

“是啊，你这种样子，怎么能上大学呢？”好姆妈这才有话说，也跟着说道。

“人家三楼阿大多少卖力啊！不但不要人家的东西，还把自己的东西给乡下人吃，自己的钞票送给乡下人用，人家乡下人才推荐他上大学的呀！”小妹阿姨说。

她垂下了眼睛，却是一副很不服气的样子。

“好了，小妹阿姨，你领她下去吧，写好保证书，就睡觉。”

妮妮又走了，这一次走是小妹阿姨一个人送的，因为谢伯伯突然有了点热度，一定要好姆妈陪他去挂急诊。

好姆妈陪着他走到中心医院急诊间，先去挂号。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的一个长脸护士吃饱生米饭似的，硬着声音问：“多少寒热？”

谢伯伯拉拉好姆妈的袖口，好姆妈却没有觉察，如实报道：“家里量了，三十七度五。”

“三十七度五挂什么急诊啊？”那护士眼睛也不抬，伸手撩开他们，接过后面人的挂号卡。

“虽只有五分寒热，人很难过呢！”谢伯伯向她解释。

她再也不回答，低着头，手托着腮，眼睛朝下，不知在看什么。

“谢谢你给挂个号吧！”好姆妈求她。

她毫不动心。

谢伯伯就埋怨女人：“真是拎不清，你多讲几分热度不就好了！”

“我又不晓得。”好姆妈狼狈地说。

“不晓得，不晓得，你说说看，什么是你晓得的？”谢伯伯更加来气了。

“让我再和她讲讲看。”好姆妈说。

“讲有什么用，你看她面孔铁板一块，讲得通吧？”

好姆妈俯下身子，哀求道：“同志，谢谢你了，人家快六十岁的人了，有点寒热经不起呢！”

那女人就是不响，眼皮动都不动。

好姆妈不屈不挠地哀求，直求到绝望，正要罢休，那护士却活起来似的动了一下：“卡！”

“啊？”好姆妈一时没反应过来，谢伯伯急了：“问你要挂号卡。”

好姆妈赶紧把卡递过去，护士劈手夺过，看了看，别在病历卡上，扔了过去：“三号。”

他们赶紧跑到三号桌子，在一位正在挖耳朵的医生跟前坐下，惶惶然地递过病历卡去。

“五分寒热来看什么急诊，寻开心啊！感冒，没有病假！”他草草写了一纸天书似的药方，扔给了他们。

领了药，谢伯伯就安心多了，人也放松下来，慢慢地走着，说道：

“这种医生，是要害人的啊！”

好姆妈不搭腔，细细想着刚才挂号时两头受气的情景，心里又是无限的委屈。

“病假也不肯开，明天寒热不退怎么办？”男人说。

“寒热不退嘛，再来看好了。”好姆妈回答了一句。

“寒热要不高怎么办？仍旧没有病假呀！”他又说。

好姆妈无法回答，看了他一眼，见他走路略有些蹒跚，显出了老态，不由上前搀住了他的臂弯。一旦搀住，便感到他的重量在慢慢地依附过来。

“他也老了。”好姆妈想，不觉有点辛酸，倒把自己的委屈暂放了一边，一双手再不曾离开他，就这么握着他的手臂，一步一步走回来。

小妹阿姨已经带着妮妮出门了。妮妮自己背着书包和一只水壶，小妹阿姨拎了一只旅行包，搀着妮妮的手。妮妮的手捏在她手里，不动一动，她松开手，妮妮的手便垂下，再不抬起。她说：“手。”妮妮就把手抬起，由她去搀。她捏着这只冷漠的小手，一直到了火车站。

上了火车，妮妮眼睛一直望着火车的前方，不看小妹阿姨，也不说话。小妹阿姨说：

“到了那边，要写信噢！”

她点头。

“要听叔叔婶婶话噢！”

她又点头。

“不要自说自话跑回来啊！”

她点头。

火车叫了，小妹阿姨赶紧说：“再会，妮妮。”

妮妮木然地抬起手，招了招，车开了。

“听话噢！妮妮。”小妹阿姨忽然有点难过，朝前跑了两步，大声说。

妮妮这才转过脸，看了一眼，那目光却十分淡漠，看一个陌生人也应更注意一些呢！小妹阿姨停住了脚步，一阵伤感袭来，感到心灰意懒。她望着火车逐渐加快，加快，飞快起来，变成玩具似的一小点，这才拖起脚步，一点一点往家里走。

她心里空荡荡的，不明白为什么会这么空，空得人都恍惚，不晓得往哪儿依托。她心里空落落的走出了车站，车站广场很是热闹，人头挤来挤去，行李碰来碰去，车辆开来开去。她慢慢地穿过行人车辆，走上归路。

到家时，已经十点钟，弄堂里黑着，十分地安静。她摸出钥匙插进锁洞，“咔哒”响了一下，门开了，门关上时，无可避免地碰响，一条弄堂都有了回声。她开了厨房的灯，收拾起菜篮，又拿了一只干净碗放进篮子，做完每日例行的明早买菜的准备工作。忽然一阵腿软，不由坐了下来。电灯蒙了一层薄薄的灰，静静地照亮着厨房间，白亮的钢精锅挂在熏黄的墙上，左一个，右一个，煤气灶下面放着一盒自来火，还有一把引火用的麦管，架子上是油盐瓶，高高低低地立着。她感到很累，坐了一会儿，定了定心，然后站起身，上了楼。

她走过亭子间，上了二楼，站在大房间门口，轻轻叫了声：“好姆妈，睡了吗？”

“没有呢，小妹阿姨，进来好了。”

谢伯伯已经睡了，靠在一叠枕头上，好姆妈坐在沙发上，开着立灯结绒线。

“什么事情，小妹阿姨？”她问道。

“我想和你商量商量，好姆妈。”

“有什么话说好了。”

“我又碰到了张家小女儿，人，瘦透瘦透，拉了我就哭了，说是小毛头带不好，老是生毛病，她也是一身病，找了几个阿姨，都弄不好，还是想叫我回去。”

“小妹阿姨，你实在要走，我也不好留你了。”好姆妈说。灯罩下一圈灯光，柔和地罩着她，头上有几根白头发闪着亮光。

“我也十分为难，这里，我也是舍不得走；张家……”

“我晓得，小妹阿姨，你从小在张家做，是做熟的。他们小辈既然有了悔改的意思，你总是回去的好。”

“好姆妈，你要是不让我走，我是一定不走的。”

“我倒也不敢硬留你的，假如因为我，你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也会过意不去的。”好姆妈一针一针地织着紫绛色的绒线，紫绛色的绒线一股一股抽出来，抽不到头似的。

“那么，我就走了。我走，对这里还有点不放心呢！”小妹阿姨轻轻地笑了一声。

好姆妈也笑了一声：“假如你再帮我找一个做半天的阿姨，也是帮了我的忙。”

“只要做半天？”

“我想，半天是足够了，就两个大人，中饭又都在食堂吃，一顿早饭自己买点点心吃吃算了。只要帮忙烧一顿晚饭，洗两个人的衣服，是吧？”

“也是。半天也足够了。”

“那么，小妹阿姨，你是明天就走，还是再等几天？”

“当然是再等几天，被子我总要拆掉洗掉，弄弄停当的。”

“好的，谢谢你了，小妹阿姨。”

“那我下去睡了，好姆妈？”小妹阿姨轻轻地退出房间，轻轻地带上房门，下了楼，进了亭子间。她没开灯，趁着月光摸到床沿上坐下，停了一会儿，忽然哀哀地哭了起来。

上面房间也没了声音，好姆妈收了绒线，关了立灯，脱了衣服，上了小床，问道：

“出汗了吗？”

“出了点。”男人回答。

“明天就好了。”她说。

“望它能好。”男人说，停了一会儿，又说，“我们应该去买一对小床，并排放，中间隔着床头柜。”

“过一段日子再说吧！”

“那样子房间可以整齐一点，也大一点。”他说道。然后伸手拉灭了床头灯，睡了。

1985年10月24日一稿

1985年11月8日二稿　上海

“文革”轶事

一

赵志国是那种小弄堂里的精英，尤其在七十年代灰溜溜的上海街道上，他带有一种平地而起的味道。他好像突然出现似的，以他一米八三的身高，骑一辆三飞的自行车，疾驶而过。他的发型是那种经过了革命而显得含蓄的“飞机头”，隐约透露出上一个时代的摩登气息。他的脸形有点像美国好莱坞明星马龙·白兰度，也是含蓄化了的。当他走在工宣队的行列里，进驻到上海一所师范学院时，张思叶便对工人阶级的面貌增添了新的看法。其实，在那个年代，上海这城市，“青工”这字眼往往意味着一种现代的形象。他们年纪轻轻的，就有了薪水；他们头一年买自行车，第二年买手表；他们的衣着，是这城市里最时新的；他们的口头禅也在这城市里蔓延流行。这和我们从马列教科书上读到的无产阶级形象相去甚远。但是从另一些方面来说，“青工”又是个俗气的字眼，它是考不上大学、没有受教育的代名词；它还是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代名词。这两种看法，很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级对新生市民的不同观念。张思叶是属于后一种观念的阶级的。她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去和一个青工有什么瓜葛，这也是时代做成的一桩好事。

张思叶能和赵志国做成这一桩好事，全是钻了这时代的空子。这时代是一个什么都不讲究，什么都不计较的时代。这城市也是一个什么都不讲究，什么都不计较的城市。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继破除了许多清规戒律，为张思叶和赵志国铺平了道路。因此，此时此地，他俩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要说有那么一点，也不过是为这乱哄哄的世道再添上一宗乱罢了。作为面临毕业分配何去何从的张思叶，和青工赵志国结婚，无疑地就在留上海的可能性上押了一块筹码。同时，工人阶级赵志国，还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张思叶，撑开了一顶保护伞。而赵志国呢，人们也并不以为他是吃了什么亏，或者说是丧失了立场。像张思叶这种家庭，在这城市的市民心目中，总有着“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想象。他们又大都有着通达的世界观，认为“六十年风水轮流转”，别看张思叶家现在倒霉，说不定日后会有崛起的一天。因此，人们还认为赵志国很有放长线钓大鱼的眼光。总之，人们觉得，赵志国和张思叶是平起平坐，谁也不吃亏，都占了对方便宜，也都让对方占了便宜，也算是珠联璧合吧。唯一的遗憾，是张思叶相貌平平，及不上赵志国的一半。看上去，倒像是反过来，赵志国是个资本家的大少爷，张思叶却是亭子间嫂嫂家的女儿。可话又说回来，漂亮顶什么用？赵志国再漂亮，他爹爹也是个领月薪的职员，人家张家，却是吃定息的，虽然这已是旧话了。

赵志国踏进张思叶家中，有点像贾宝玉踏进了大观园。他不曾想到，在这黯淡无光的时日里，还藏有着这样鲜艳活泼的一个世界。这带有一种后花园的景象，还有一种暖房的景象。这情景将方才走进弄堂走上楼梯的凄凉气氛一扫而空。这房子是这条大门紧锁悄无人声的弄堂里到底的一幢，夹竹桃在墙头盛开，青枇杷落满了地，使赵志国想起一行“门前冷落车马稀”的通俗的旧句。张思叶是带他从后门进去的，楼道里一片漆黑，门上都贴了封条，二楼房门也贴了封条，然后就到了三楼。赵志国永远忘不了走过楼梯拐弯处亭子间时的情景。张思叶停住脚步，对着敞开的门里说了声什么，便有许多双眼睛扑面而来，它们一律是缓缓的，盈盈的，舒回慢转的，都带了点惊愕的表情，这使他们全有了些孩子气。然后他便跟张思叶去了她在三层阁上的闺房。

没有人能像赵志国这样领会生活的精华了，无论这精华是如何深藏不露，他都能一针见血地将它发掘出来。他只一眼，便从张思叶家那些身穿蓝布罩衫，梳着齐耳短发的女人身上看出超凡出众的气质。这是一种养尊处优的气质，虽然经历了这些年的颠沛流离，却依然存在，只不过是如受惊的鸟雀，藏进了深处。他从她们的短发上看出“柏林情话”式的端倪，还从中式罩衫上看出复古的摩登。她们无论年长年幼，都含有一种贵妇的仪态，这仪态不是任何人都能领略的，它们往往是有一种朴拙的表面。她们长得各有差异，可是细部却一律经得起推敲。牙齿整齐，皮肤细腻，指甲润泽，表现出后天的精致调养。赵志国甚至对张思叶也有了新的看法。张思叶在那乱纷纷的校园里，实在是被埋没了。与那些追随潮流的同学相比，她显得格外落伍。即使是洞察秋毫的赵志国，也不免为时尚迷住了眼睛。有时候，对某种事物的认识是需要一个激发和唤起的。有的认识过程走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道路，有的则反过来，走一条从一般到个别的道路。这一回，赵志国走的就是后一条道路。张家的女人们以集体性的攻势启发了他的审美心智，使他对张思叶的认识揭开新的一页。这一天，赵志国在张思叶的闺房里，走出了超越边界的一步。

闺房不是随便可以去的地方，可是当此乱世，张家早已经纪律松懈，错了规矩。昔日的张老板在隔离审查；大儿子从写字间下到车间做三班倒的工人；二儿子已经划清界线去了内蒙古，家中只剩下女流之辈。她们足不出户，天天坐在这间充当厨房又充当客堂的亭子间里，把旧毛衣拆了再织新的，或者把旧衣服拆了再做新的。她们以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来为自己变换行头，并且消磨时间。她们一边做着女工，一边叽叽哝哝地说着闲话。她们的闲话有一个名字，那就是：怀旧。她们压低了声音，细说往日里的起居、出行、待客、赴宴，还有娘姨和裁缝。往事好像回到眼前，脸上都浮起迷惘的表情。这种迷惘的表情，使她们中间最年幼的那个，也变得苍老起来，成了个小女人。赵志国出现在亭子间门前的那个时候，是她们清闲而消沉的午后重要的一刻。她们不由得都感到一股无名的喜悦。她们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有些活跃。两点半的阳光越过楼顶，蔓延到窗台上来，玻璃窗将阳光一摇一摇的。她们听见了麻雀的啁啾。

张思叶很平静地结束了她的少女时光，她躺在那里，阳光透过窗帘照着她的脸，麻雀的啁啾也传进了她的耳朵，她还听见弄堂口的小学校传来的眼保健操的音乐。她忽然想起她昨天还在用玻璃丝编织一条金鱼，这就像上辈子的事情了，现在金鱼就系在赵志国的钥匙圈上。赵志国嗅到了楼下夹竹桃的气息，这气息有一股叫人心灰意懒的味道。他从窗帘缝里看见了这条弄堂的楼顶，他想，怎么会是这样寂无声息？在这样的午后，有许多至关重要的大事情草率而平淡地决定了，这些午后似乎专门是为了日后的凭吊而存在着。这些午后几乎面目划一，亘古不变，它们永远驻守在我们的回忆之中，制造出深入骨髓的孤独，散布着惆怅的空气。

二

后来，赵志国和张思叶也参加了亭子间里的聚会。张思叶来到亭子间不免带有屈尊的表情，还有恩赐的味道。她看出大家对赵志国有好感，赵志国给家中带来新鲜的空气。和赵志国的婚姻是她在这个受尽损失的时代里唯一的收获，在她这个尽是损失而一无所获的家庭中，她觉着自己是拥有了一笔财富。这种富足的心情使她变得宽容和随和。她也看出赵志国对亭子间里聚会并不反感，甚至有些喜欢，所以去亭子间也是为了叫赵志国高兴。张思叶是那种将自己缺点看得过重的生性谦逊的姑娘，她因自己相貌平常而抱愧于赵志国。赵志国是那样英俊潇洒，真是叫她看也看不够，她觉得自己掠取了不义之财似的。所以，她对赵志国便格外地细心，看他的眉眼行事，把自己的欢喜全都寄托在赵志国的欢喜上面。当他们从三层阁走下亭子间的时候，受到了由衷的热情欢迎，这是性情孤僻为家人疏远的张思叶始料未及的。她体味到亲情的温暖，她往日里看不顺眼的嫂嫂、妹妹，还有侄女儿，这会儿都显得可爱起来，她想她以前为什么没发现呢？

他们初次与大家在一起，双方还都有些拘谨，彼此都有些不好意思，客人似的。他们互相不摸底，不知该如何对待，便又平添一层紧张的心情。赵志国平日里其实是个能言善辩的人，此时此地他却分外小心，生怕出言俚俗，叫张家的女人们看轻。他面对满屋子的大小女人，脸上保持镇静，心里却忐忑不安。他觉得自己就好像面对了一个阶级阵营似的，这真是一场阶级斗争啊！想到这里，他一贯的调侃的笑容便浮上了嘴角。他的笑容使大家情不自禁地松了一口气。就在这时，赵志国已经察觉到她们内心同样地局促不安。他的心放下了，自信又一点一点回来了。像赵志国这样的人，最怕的就是丧失自信，有了自信就什么都有了，没了自信，就什么都没有了。自信就像是他们的立命之本。而正因为此，他们的自信就格外地容易受损伤，好像是超重负荷的结果。还因为此，他们有时候必须虚张声势，做出格外傲慢的样子，其实内心里虚空得很。这种做法，在某种情形下，卓见成效。比如对于张思叶就是这样，她几乎是对赵志国怀了感恩的心情，这又反过来稳定和充实了他的自信。弄到头来，他这种虚伪的自信就渐渐变成真的了。

赵志国用了一则车间里流传的笑话吸引了她们的心。这种笑话她们闻所未闻，她们有限的社会经验使她们辨别不出其中猥亵的成分。她们个个都惊讶得不得了，觉得这真是天上人间头一个精彩故事。她们对赵志国的口述能力也表示出由衷的欣赏，她们简直被他迷住了。赵志国也感到了惊讶，想她们对这粗鄙故事浑然不觉，欣然接受，如不是身经百战，便是真正的天真无邪了。他暗中对她们生出嘲弄的心思，又觉得不忍，玷污了她们似的。然而要征服她们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他刹不住车了，又讲了一个车间笑话。这一回，气氛是真正活跃起来，她们几乎放声大笑，赵志国却不动声色。第三回，他讲了一个好莱坞的电影：《魂断蓝桥》。亭子间里静了下来，暮色渐渐来临，这是午后将尽未尽的温馨的一刻，它令人想要缩起身子，自怜自爱一番。《魂断蓝桥》在七十年代初是一个未及陈旧的梦，好莱坞在这城市还是一个特征，代表了一段欲说还休的往事，赵志国赶上了这段往事的一个尾巴。这城市为美国电影风靡的时候，他仅只是一个男孩，对《魂断蓝桥》的真正领略其实是在大人的追念之中，还有那些灿烂明星的余光照耀。对那个时代他只有着朦胧的记忆，不等他这一个恋慕浮华的男孩长大成人，一切场景就都一去不返。在他心里，其实始终有一种温婉的伤感，这为他增添了几分贵族的情调，弥补了受教育不足的缺陷。《魂断蓝桥》这故事与这一个暮色将临的时分格外地相亲相近，和女人们的心境也相亲相近。它有点像从箱底抖出的一件只穿过一回的绣花嫁衣，带了脂粉的香味和樟脑的气息，温存而哀婉。

大嫂嫂胡迪菁被打动了心，她不由回想起她的少女时代。那时候，她是一个中学生，提着花布书包，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她们上课前就约好了，下课后去看电影。她们还买来赫本、费雯丽的照片，夹在书本里。她们正是那种做梦的年纪，好莱坞电影为她们提供了最好的摹本，还为她们提供了明星风范的摹本。她们一个个都出落得风姿绰约，仪态万方。她们从街上走过，那些洋行里供职的年轻人便都停住脚步行注目礼。她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做过明星梦，明星生涯在她们看来犹如天上人间。胡迪菁就是这样从一个小家碧玉成长为大家闺秀。这城市有许多小家碧玉这样地成为大家闺秀，好莱坞是不可或缺的课程。胡迪菁她有时回娘家，走在弯弯曲曲的弄堂，过街楼上的湿衣衫滴下冰凉的水珠。胡迪菁忽然会有一种梦醒时分的悲哀，她想：人生多么像一场梦啊！这天午后，当赵志国开始讲述车间笑话的时候，胡迪菁有一刹那好像故地重回，又走在了过街楼下的弯长里巷之间，满耳噪声。赵志国的笑话她都明白，心里暗暗惊讶，他看上去像一个大少爷，骨子里却原来是个下等人啊！她为张思叶委屈，又有点称心如意的快感。凭她的聪慧和敏感，她一进张家便觉察到了张思叶对她的鄙夷。她想，尊贵的张思叶最终也不过如此。她还想，女人有两次投胎，一次是出世，二次是出嫁。她第一次没投好，张思叶则第二次没投好。等到赵志国开始讲述《魂断蓝桥》的时候，胡迪菁又听出几个错处，错的虽然不多，可只差那么一点，就背离了好莱坞的精髓。她望了赵志国轮廓鲜明的俊美的脸，发现他有些像马龙·白兰度，随即又想起白兰度和费雯丽主演的《欲望号街车》，心中暗暗一笑。然而，渐渐地，缅怀的气氛笼罩了她，伤感升起，她不知不觉放弃了冷静的评价，沉浸到往事之中。

在新婚的日子里，赵志国和张思叶一个不上班，一个不上学，成天在家，亭子间是每日必到之处。有一次，胡迪菁给亭子间里的景象取了个名字，叫做“派对”。听到这个词，赵志国不由朝胡迪菁看了一眼，他们相视一笑，共同地回想起一些光影绰绰的往事。这些往事是不会再来了，胡迪菁她还亲有体验，赵志国赶上了尾巴，张思叶只瞄着一个背影，挨下去的张思蕊她们，连背影也没看着。这一天，胡迪菁还对张思蕊说，我们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是最最快活的了。中学生张思蕊正为毕业后的出路发愁，学校里传来的消息一天一个，今天说去垦荒，明天说去戍边，都是坏消息，没有好消息。她这话像是说给张思蕊听，又像是说给赵志国听，因为真正能听懂这话的人，其实只是赵志国。张思叶和张思蕊都是生于末世的孩子，其余那些孩子的出生，则连末世都谈不上，出生是在乱世了。她们的青春是饱经忧患的青春，还是黯淡无光的青春。上海的繁华和时代的进步与她们似乎已是隔世。张思蕊每天坐在家里心中其实很烦闷，外面的世界是人家的世界，于她无份。她每一回去学校都是惴惴不安，每一回都带回坏消息。她到亭子间里来，是为排遣，心里总是愁肠百结。亭子间里的女工和闲话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亦将年复一年，这日子何时才了得？赵志国来到家中使张思蕊暂忘心事，他使亭子间的午后面目一新。赵志国还是在女中读书的张思蕊除去兄长而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男性，她甚至在心底深处有些嫉妒姐姐张思叶。张思蕊和所有女中的学生一样，有着对男性的好奇心。男老师往往会被她们匆匆拿来，当作暗中倾慕的对象，具有男子气的女同学也会被她们匆匆拿来作倾慕的对象。她们由于平日里缺少实践操练，便缺乏与男性相处的技巧和方式，她们一个个都显得有些过度腼腆或者过度奔放。张思蕊全凭了家里规矩大，才能做到不失大方，将轻薄收进肚子里。她看见赵志国，心里就有些按捺不住的兴奋，难免话多，问东问西的，行动也露出了琐碎。

赵志国到张家，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两个侄女儿，她们一个十二，一个十一，都是那种秀丽无比的孩子。她们懂事不久就来到这罹祸的日子，先是惊恐受怕，后是沉闷压抑。她们对已逝的良辰美景一无所忆，她们只有着追求快乐的天性。她们最敏感于赵志国带来的轻松气氛，犹如久居黑暗中的人看见一线光亮，全身心地赴向。只是受了教养的约束，她们便不由自主地有点装腔作势，故作平淡。她们还将此当作操演她们大家闺秀风范的舞台，这些风范光听母亲说，却无实验的机会。就都有些竞相表现，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可她们毕竟还是孩子，撑不多久便露出了马脚。她们朗声大笑，说一些蠢话，甚至爬上赵志国的肩背，攀住他的脖子。她们向来很缺乏父爱，她们的父亲以为没有儿子全是她们的错，是她们占了儿子的地盘。因此连她们的名字都嫌烦似的不肯好好起，就叫个大妹和小妹。而她们恰恰是那种需要亲爱喜欢热闹的孩子。赵志国的来到真是解救了她们的困境，于她们身心成长都是一个帮助。从此以后，每天早晨都像是拉开一道帷幕，悬念重重地，将要演出一幕戏剧。

三

现在，亭子间的“派对”便开始了。赵志国发现，胡迪菁是个善解人意的女人。有时候她明知道他说错了，却不指出，只是在事过之后，漫不经心地重新说一遍，纠正了他的错误。别人不会留意，只有赵志国留意。他心里有点感激还有点恼怒。感激的是她没有当众出他洋相，恼怒的是居然被她窥出破绽。他心里就有点紧张，胡迪菁的在场使他感到压力，但也正是这压力让他兴奋，好像处在一种竞技的状态中。为了在心理上战胜胡迪菁，他甚至坚持自己的错误。当胡迪菁纠正地说了两遍之后，他又再说第三遍，来恢复那个错误。他们脸上都带着和气的微笑，心里却斗着法。在他说过第三遍的时候，胡迪菁决不再说第四遍，去坚持她的纠正。她本来也不是要让大家了解正确的说法，她只是要赵志国一个人明白他的说法错了。她的退让姿态则叫赵志国真的着恼了，这是一种失败的心情。其实他们各执一端的事情全是些鸡毛蒜皮芝麻绿豆大小的，比如吃西餐喝汤喝到最后，是要将汤盆向外倾还是向内倾；再比如衬衫袖口要比外面西装袖子长出半寸还是四分；还比如嘉宝是瑞典人，英格里·褒曼是丹麦人，还是嘉宝是丹麦人，褒曼是瑞典人，抑或嘉宝和褒曼都是瑞典人，或都是丹麦人。这些小事情在他们看来非同一般，是检验真伪的原则问题，这将决定他们谁是真货，而谁只是赝品。而使赵志国真正恼怒的是，这并不是一场平等的竞技，更像是一场考试，胡迪菁不是他的对手却是他的考官。于是他也百般地留神，想要挑出她的错，不料胡迪菁滴水不漏。其实她早已窥测赵志国的用心，言语上便分外留心，不知道的不说，知道不全的也不说，只拣那些最拿得稳的才说。但到底经不住赵志国时刻耳明心亮地盯着，还是被他捉住一两回错处，待他也以微妙的方式纠正过后，她并不坚持，至少表现了良好的风度，使得赵志国虽胜犹败。

妹头

傍晚时，他在马路上看一个女孩吵架。

一辆出租从马路中间斜穿过来，在人行道边陡然停下，车门哗地打开，走出那个女孩子。她绕过车头，跨到那边车门，又哗一下拉开，冲着里面说：出来，你出来！那司机不得已地出来，说：出来就出来！虽然是行人稀少的时分，可还是围上了一些人，他就在其中。人们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那女孩子的气势又如此凌厉。女孩子穿一条浅颜色的牛仔裤，足下登一双麂皮矮靴，垂肩的直发微有些枯黄，但依然柔软，手里提着几个购物袋。她叫出了司机，便跨到马路中间的快车道上拦车，专拣那种桑塔纳型的出租车，一边说：打赌，我和你打赌，赌一百块钱！那司机说：赌就赌。有几辆出租车绕过她开走了，而有一辆则迟疑地停下了。女孩子打开那车的门，身体向里一探，大声叫道：你过来！这才是打暖气了，打暖气是什么样的？是这样的！和她打赌的司机缩在后面，就是不过去，嘴里硬着：那是新车，我是旧车。女孩有他这句话就把车门一关，这司机到底没明白是怎么回事，迟疑地又把车开走了。女孩回过头。说：你旧车？你不是说你是桑塔纳2000型？你明明不打暖气，骗子，一百块钱拿来！那司机听了这话，就好像抓到理了，向着围观的人说：我怎么会说是桑塔纳2000型？桑塔纳2000型是这样的吗？女孩并不饶他：你自己说，暖气也打不出来，还要做生意，你随便叫谁来看，有没有暖气！她的声音又高又急，可一个字也不含糊，清楚而犀利地吐出。她像只小鹿一样，绕着那辆出租逼问那司机，司机几次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又被她逼了回来。

他从头至尾观看了这场吵架，直至那司机不收她车钱，让她下车，她又另打了一辆出租，开走，结束。他想起了他的前妻，妹头。妹头就是这样的人。

妹头是她的小名，完整的叫法是阿妹头，简称为妹头。在上海话里，“妹”是发“怀来”的音，十三韵里的第六韵，第一声，有些像羊叫：咩——，“头”则是浊音，很短促的一收，又和上海话里的“豆”同音，叫起来，就有一种乡俚的娇憨，是那种摔摔打打的宝贝。人呢？是生在闹市里的人口密集的弄堂里，这种女孩子，从小到大，都有着一个特别亲密的女友的圈子，那种类似工厂里的小姐妹的圈子，彼此都是称呼小名的，所以她的小名要比大名叫得更响亮。她的大名，叫做朱秀芝，像这一类闺秀气十足且乡气未脱的名字，都是出自妹头那样的父母。父亲从常州乡下出来，到上海学生意，最后学成一个绸布店职员，妻子是同乡人介绍的，不过是苏州木渎镇上的人，在上海的纱厂做细砂工，后来身体不好病退了，在家做家庭妇女。老实，勤勉，本分，再加一点过日子的精明。

他们住在淮海路上一条弄堂里，这条弄堂要说也是正宗的洋房，红砖的墙面，高高的台阶，石砌的圆拱门，宽大的木楼梯，荸荠色扶手的栏杆雕着花，天花板四周也雕着花，窗是双层的，有一层是木百叶窗。要是一家一户住，那定是大户人家，都可住得洋行的买办，可事实上，住的却是小家小户。像妹头这样的人家，就算是上等的阶层了。他们住底层朝南的大房间，是一幢房子里最好的房间。要是一户人家住，这一间大约就是客厅，而后面的，朝北的，略小些的，由另一户人家住的一间，则是内客厅，抽雪茄，打牌，或者女眷们聚集的场所。现在这两个厅已经分隔，封死。在那面墙画境线的位置以下，墙面突然收进了半匹砖的样子，这就是后来砌上的。在这并列的两间厅外面，是楼梯，楼梯的另一侧，则应当是书房，更要小一些，略呈狭长的，也是并列的两间，还是住了两户人家。再推后，便是厨房，楼梯底下有个三角间，本是堆杂物的，如今做了谁家的卧房，可安一张床和一张桌，顶里面的地方，却不够抬头的，只能伸脚。在厨房和三角间当中，由于房子的深度，到了这里，光线已相当暗了，在这暗中，几乎看不见的，有一扇小门。这扇门的尺寸，厚薄，和所用的木料，都与这座房子的体积、结构、气派甚不相称，它不仅是窄小，还低矮，并且单薄，也没有锁和插销的装置，一推，便开了。不由眼前一亮，北面的均匀平铺的光亮涌了进来。紧接着，洁净的边缘清晰的鹅卵石地面也扑进眼睑。这里是后弄。这条后弄很意外地，人迹罕至，与前弄里的嘈杂喧嚣形成对比，它相当寂静。

妹头家住的这间大间，南边，临弄堂，还有个内阳台。妹头家在这个内阳台里做了个大大的文章。他们在内阳台的一侧，隔了一间，做成一个小卫生，里面有一个抽水马桶，还有一个洗脸池。底层只有一个小卫生，是套在内客厅里，也就是与妹头家一墙之隔的，后面那家的房间里。因此，像对面的两户人家，因为隔不出地方装卫生，不得不用马桶。二楼和三楼，因是作卧房设计的，有大卫生，但又是套在某个房间里的，其余人家，也要用马桶。住在洋房里，却用马桶，虽然不相称，可也不奇怪。这城市，尤其是这闹市，就是有许多不相称。弄堂里有一首童谣，便是唱的这个：赤膊戴领带，赤脚穿皮鞋。必要用沪语来唱，“领带”的“带”和“皮鞋”的“鞋”，是发第一韵，发花韵，就响亮。节奏上呢？“赤膊”两个字后面带有副点，和接下去的“戴领带”的“戴”，组成切分，下一句也是，唱起来就十分昂扬。像妹头家这样有自家独用的卫生，在这弄堂里，又好算上层了。自家搭的小卫生，仅占去内阳台的四分之一，还有四分之三的地方，很宽松地安了一张大床，床头放一个被柜，床脚一架缝纫机，还有地方走路。妹头的奶奶，就带着妹头的哥哥和弟弟睡这张床。妹头则是同她妈妈合睡的，睡在大房间里。

大房间是一个很漂亮的，有着中产阶级气息的房间，它和很多上海中等人家一样，将卧室和客厅做在一起，非但不局促，还很舒适，并且堂皇。在这个长和宽比例适度，因而就显得很敞亮的房间里，靠着北墙，也就是方才说的，那一面凹进去的墙下，放着一具镶有穿衣镜的大衣橱。离大衣橱半步距离，横向地，并列两张三尺半宽的单人床，之间隔一张床头柜。再过来些，是一张三人长沙发，长沙发对面的墙下，是一具五斗橱。沙发和五斗橱之间的那一片相当可观的空地，就是一张独脚的圆桌，四把高背靠椅，形成了这个房间的中心。家具一色柚木，西洋款式。柚木的颜色比较暗，光线又是充足的，于是，房间里就有了一层暗光，显出一种古典的厚重的气质。床上蒙的床罩是垂了流苏的麻织的质地，桌布，沙发套，房间通向内阳台的落地门窗的帘子，都是麻织，扣纱，流苏垂地。这又在古典厚重之上，添了一层华丽。而那两张床，也并没有一点因为涉及私人生活而生出狎昵气，相反，它们使得整个房间有了居家的气氛，因而变得温馨和实惠。并且，它还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房间的俗丽格调，它们毕竟是堆砌过度了，几乎散发出一些奢靡的味道。但它们因为是那样地满满当当，实实足足，倒正好反映出它们实是出自一颗纯朴的心，它本着勤劳的原则，照着中产阶级的摹本，描画了自己的生活。

妹头和她的母亲睡在靠大橱的那张床，另一张床是父亲的。比较她的睡在内阳台，奶奶床上的哥哥弟弟，就可看出她在家中受宠的地位。她脚上穿的是皮鞋，哥哥和弟弟穿的则是出自奶奶手的，家做的布鞋。到了星期天，妹头穿上妈妈用各种零头料子替她做的新衣服，妈妈再用一把火钳，将妹头的额发和辫梢卷得蓬松和弯曲。把妹头收拾停当了，妈妈再接着收拾自己。这时候，妹头就在弄堂里，领受着小伙伴们的艳羡和欣赏，共同讨论衣服的颜色，式样，还有发梢的卷曲程度。妹头虽然受宠，可是并不受放纵，所以，她倒一点不骄矜，同人很合得来。她很欢迎这样的讨论，因为成了中心。比往常还更谦逊一些。等她的父母终于打扮停当，姗姗地走出，搀起她的手，将她从小伙伴堆里领出，这时候，由不得她的，便也矜持起来。这一家三口啊！你能说他们就不是从隔壁的公寓里走出来的？男的，穿着浅色的西装，双色镶拼接缝的皮鞋，戴一副金丝边眼镜。女的，白色真丝的长袖衬衫，束在西装裙里，臂弯上挽了一件西装外套，玻璃丝袜，高跟鞋，头发是化学电烫的短发，但做得很自然，只在前额上，波浪略大一些，但很快便顺下来，变成小小的一卷，从耳后弯到腮边。小姑娘，则是像天使似的。在邻人们的啧叹声中，他们走出了弄堂。

这是这个家庭的黄金时代。最好是，大人永远不要老，孩子永远不要长大。做不到永远，那也慢一些，让人们充分地享受够了，再说。妹头睡在大房间里，妈妈的床上，枕头是宽大松软的，木棉芯子，荷叶边绣花的枕套。被子是鸭绒被，缎子包的胆，再套一个棉布的贴花的被套，中间镂空一个棱形的方块，露出内胆的缎面。由于十分的舒适和得意，妹头忍不住要动来动去，滚来滚去，这就要招来妈妈的责打，怪她要把被子蹬破。要知道，这是鸭绒，绒头很细，有针尖大的缝，绒头就要钻出来。妈妈给妹头看内胆的接缝，都镶着双边的滚条，一条墨绿压着一条铁锈红。针脚那么细密，几乎就看不出针眼。要是把它蹬脱线了，怎么办？妹头流着眼泪躺倒了。这会儿老实了，老实了一会儿，就进了梦乡。妹头由于和父母生活得贴近，其实是比哥哥和弟弟更多地挨责打。吃饭嘴里吃出“咂咂”的声音，要挨责打；坐相不好，坐在椅子边上，将椅子朝后翘起来，也要挨责打；和弟弟吵嘴，奶奶生了气，向妈妈告状，当然，她可能告的是完全另一件事，告她自己到橱里拖了新毛线衣去给楼上玲玲看，更要挨责打。这样的责打，一方面是使妹头学习了做女人的规矩，这规矩不是深宅大院里的教养，也不是小户人家的带有压迫性质的戒约，而是这样弄堂里的中等人家，综合了仪表，审美，做人，持家，谋生，处世，等等方面的经验和成规。既是开放，又是守旧的一点原则。这点原则，在妹头身上落实得挺完美，她真的长成了一个聪明，能干，有风度，又有人缘的小女人。但另一方面，这样频繁的责打也使得妹头有点皮厚。这皮厚，倒不是寡廉鲜耻的意思，而是，有承受力，在关键时刻，能豁得出去。

妹头在弄堂里和学校里，都不是最出挑的那个。最出挑的那个，或者是独立独行，或者是众星捧月地身边聚一大帮人，妹头这两样都不是。她总是有伴的，不多，那么三个或者四个。这三个或者四个中间，又总有一个是最最要好的。但也不是确定哪一个，而是一段时间这个，一段时间那个，这样便于说其他两个的坏话和不满。这样贴近的好朋友，互相总是要有些看法的，要她们憋在心里决不可能，她们都不是含蓄的人。可她们也不是对人严格的人，只不过有点小心眼，再带点嘴尖。所以，挑剔过了，之间的友谊反倒更亲密了。倘不是好朋友，谁能让她们这么计较？她们这些一伙的，在一起玩，大多就是胳膊和胳膊勾在一起，头碰头地，小声叽叽喳喳，不时翻起眼睛，向某一处瞟一下，十分机密的神色。在这一小伙里，妹头就是个头了。她的各方面，似都要比其余这几个出色一些，也更有主意，性格则更强硬，表现出领袖的素质，虽然，在更大的范围里，她们这一伙可能是比较沉默，比较不引人注目的，但在她们内部，也是有着头脑人物。并且，在没有交手的情形下，她们也许没有什么声色，一旦要交手，人们会发现，这一伙是相当不简单的。她们甚至要比那些平时出头露面的更具有潜在的能力。她们的判断，答辩，反应，以及引而不发的沉着，都胜人一筹。更令人们吃惊的是，她们对事物的看法，竟然是相当独到和精确的。她们自成一体，不受局势和潮流的影响，所以站不到风头上去，可这不表明她们没有立场，是浑浑噩噩的一伙。

妹头在弄堂和学校的小圈子里，有一个共同的成员，就是楼上的玲玲。玲玲住二楼朝西朝北的一间房间，房间里套了一个大卫生。可是这个大卫生不仅是通向玲玲家房间，还通向另一间朝北的小间，这小间一直横向二楼楼梯，将三角形的楼梯间接了起来，住了又一户人家。所以，这个大卫生就成了两家共用的卫生，同时，也做了两家共用的厨房。这条弄堂的房子，在二房东的手里，根据不同的房客的身份、要求，都进行了不同的改造，所以，房子和房子外部尽管一致，内部却千差万别。玲玲家有姐妹四个，加上父母，一家六口住这一间房间，在弄堂里也算是好的人家了，但比起妹头家，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玲玲在姐妹中排第三。在弄堂里，流行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行三的女孩都是家中最漂亮又最聪明的女孩，所以，玲玲便也认为是她家姐妹中最漂亮最聪明的一个。她的漂亮主要体现在“白”上面。像她们弄堂里出来的孩子，脸色都是带些黄的。是那种清淡的，且带着褊狭口味的饮食，使这里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嘴巴都很刁钻。她们这不吃，那不吃，专捡一些古怪的少见的东西吃，比如海瓜子，比如糟鸡爪，比如缝衣针大小的海蜒拌点麻油。饭是要烧成泡饭，尖细的筷子头在水里捞上几粒米粒儿，那么吃。这样少油水又味道细致，她们的舌苔都干净得几乎透明。她们的皮肤也是透明的。又是居住在这样深而阔大的楼房里，逼仄的房间，人口拥挤，她们本来就少见太阳，出于生怕晒黑的偏见，又格外不愿见太阳，不喜爱户外运动，皮肤更没了活力。在黄黄的脸色中，玲玲的皮肤显得格外地白，但并不是说气色好，而正是相反，她比其他女孩子更加孱弱。她的白是单薄的，稀释的白，就好像她缺少某一种什么色素，任何颜色都要比别人浅一成。她头皮是褐色的，眼珠子是褐色的，眼白呢，白过头了，倒有点泛蓝，这就使她看上去有些异样。她的头和脸很大，也是和身体相比的缘故，黄褐的头发薄薄地贴了头皮，编了两条齐肩的辫子，因为分不出头发来作刘海，就光着额头。眉毛很淡，几乎看不出来，双眼皮也几乎看不出来，很细的一道。鼻翼很小，仔细看去，便看见它们在轻微地翕动着，好像呼吸有些急促似的。嘴唇宽而薄，人中较长，就使得嘴形有些“包”，这种嘴形的女孩子大都有着暗藏的心计。其实，她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佝偻病的症状，这些症状却使她变成了一个干净、白皙、精巧的小姑娘。

妹头的脸色也是黄的，但比较人家的黄，她的黄里则含有一种质地比较厚密的牙色，这使她在某一些情形下，或者是受了光，或者是受了热，她的脸色会忽然焕发起来，变成光润的象牙白。并且，在她发育的青春期，这样美好的肤色就会长驻不褪。这大约是因为她家毕竟有两个男孩子，男孩总是喜爱味厚的东西，所以，饮食就比较荤，口味也比较开放。和两个食欲旺盛的男孩同桌吃饭，往往会有一种争夺的气氛，这最能刺激胃口了。因此，妹头的营养就要比弄堂里其他女孩丰厚一些，胃口也大一些，甚至有着一些美食的倾向。等到她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已经会烧几个很像样的苏锡帮的小菜了，四鲜烤麸，糖醋小排。当然，此时还只是些浓油赤酱的菜种，更进一步的，还有待她在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的过程中，慢慢学习。妹头的头发，是比较黑亮而且浓密的一种，由她妈妈做主的时候，总是将它留长编成辫子，然后用火剪烫弯辫梢和刘海。她妈妈多少有些把她当洋娃娃的心情，这也是小时候宠她的原因。可等到妹头有权力为自己的头发作决定了——这种权力，弄堂里的女孩子都是比较早获得的，她们的形骸稍一脱离小孩子，有点小女人的样子，父母就给了她们平等权，尤其是妹头的母亲，当妹头不再是个洋娃娃了，她便急于她作自己的姐妹——这时候，妹头便改作短发了。在做母亲的姐妹这一点上，妹头的性急也是一样的，她来不及地要长大，长成一个成熟的女人。这也是和母亲给她的印象有关的。妹头不像有些孩子那样，单纯地从儿女的角度看母亲，这样，母亲就只能是母亲。她却不，她还从女人的角度看母亲。

妹头的妈妈是一个好看的苏州女人，她显得比实际岁数年轻得多。平日里，她多是穿家常的蓝布或者花布衣服，蓝是毛蓝，花布呢，又多是浅色的底上细小的碎花，两样都是贤淑又带点妩媚。等到了节假日要出门了，她便换了比较正式的装束，比方方才说过的那一套洋装。这时候，她又变成了一个文雅的女学生。到了夜里，妹头的妈妈则穿上苹果绿的绸睡衣裤，袖口，裤边，都绣着小朵小朵的草莓红花样，于是，陡然地娇艳起来。妹头很爱看她母亲，怀着喜欢和羡慕。母亲的每一件衣服，每一种装饰，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好看，并且有趣。比如，她用指甲油给手提包和皮鞋上的金属扣上光，她两只手指捏着沾了指甲油的棉花球，小手指则抵着擦拭的皮鞋或者皮包，手指的骨节由于用力而略略有些突出和发白，就显得格外修长。还有，她织补长筒丝袜。她从来不把长筒丝袜送去弄堂口那两个专补丝袜的女人那里，花钱请她们织补。那两个女人，从早上起，便背靠着街这边，朝阳的墙上，鼻子垂在绷箍上面，补着丝袜上的破洞。太阳先是照在她们面前的圆凳，一堆补好和没补的丝袜，然后慢慢移到她们的手上，脸上，弯着的背上，再移向她们上方的那面墙，最后，从墙上移走，她们也就收摊了。多是些保姆模样的乡下女人，送来她们女东家的丝袜，补一个洞一毛钱。妹头的妈妈也有一个绷箍，茶杯口大小，将破了洞的一面网在绷箍上，撑开，撑平，然后用一根极细的针，一针一针挑。由于专心，妹头妈妈的眼睛略略有一点斗鸡，却并不难看，而是带一些稚气。她也是用两个手指捏一根针，小手指向下抵着箍，那么缝着。再有，洗头以后，头发里裹着卷发的纸卷，头发因为卷紧了，就短了，短到耳朵上方，妹头的妈妈就变成了一个外国女人，活泼和风骚的那种。什么时候，妹头也能做着妈妈所做的一切呢？

妹头的短发，不像她那个年纪的孩子那样，中间挑一圈头路，系一个小辫。她是正中略偏一些的地方，分开，额前留几绺不规整的散发，然后用火剪烫得蓬松了。发少的一边，挽在耳后，发多的一边，就由它垂下来，遮住一些脸颊。这果然使她成熟了不少。妹头的脸是一种略短的瓜子脸，这种瓜子脸是比较俏丽活泼的。她的眼睛是杏眼，分得较开，就使脸相变得开朗了。因为眼睛分得开，鼻梁这儿就自然显得有些平，事实上，从侧面看，她还是有鼻梁的，甚至算得上挺拔。但这一点埋没无碍大局，相反还给她带来另一样好处，就是年轻。尽管她远远没到需要显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弄堂里的流行观点，说塌鼻梁比高鼻梁显年轻。妹头的嘴很好，是标准的嘴形，画上画的那种，端正。在后来看来，是嫌薄削了一些，因为后来都时兴夸张的唇形。但在妹头的那时候，这样的嘴形却是最好了，又秀气，又能言善辩。妹头的下巴略显尖了一些，这也是从后来的观点看，后来人们的审美越来越倾向欧式，或者西亚式，要大而饱满的，有轮廓的下颌。其实，妹头的尖下巴，正是她的瓜子脸的一部分，是很协调匀称的。所以，妹头的长相称得上完美，没什么可挑的。但妹头的好看不是风头很健的好看，因为缺少一点光彩和气度，也是和她的聪明才智一样，在小圈子里算头挑。不过，妹头对好看不好看，也是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不人云亦云，因此，她对自己还是满意的。

就这样，妹头在各方面都要比玲玲略胜一筹，这是在有意无意之间，玲玲成了妹头好朋友的原因。玲玲的性格也和她的长相一样，比较淡泊，基本由妹头摆布。只有当妹头暂时抛弃了她，倾向于这一伙中另一人选，而她也不得已只能与第四个人为伴，才会对妹头做出小小的背叛。这背叛也是在一个固有的同盟内部，相对而言的。但是就像所有的多子女家庭的，身体孱弱的孩子一样，玲玲是小心眼的。这就使得她对妹头的背叛，变得比较严肃起来，两人之间便会发生一些认真的龃龉。这也是她成为妹头好朋友的原因，妹头并不需要完全的服从，她也是要一些不尽一致的可供互补的立场的。所以，这样好好坏坏的，两人从幼年到上学，再从小学到中学，都是一个圈子里的，要好的朋友。

玲玲也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输给妹头的，至少有一项，是妹头所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她的二姐姐。玲玲的二姐姐要比她大六岁，当玲玲还是上小学时，二姐姐已经初中毕业，并且分配到了这条街上的，以荤素豆皮和生煎包子著称的一家国营饮食店里当服务员。在这样的弄堂里，上大学是做梦，去新疆农垦也是做梦，做的是噩梦，现实是，在家里做社会青年。每一条弄堂里，都闲逛着几个不同届别的社会青年，他们吃着家里的闲饭，竟还追赶着摩登。住在这条街上，又是个青年，命运再不济，也逃脱不了摩登的浪头。在摩登的下面，其实全是青春的苦闷。不说远，只说近，玲玲的大姐姐，二姐姐上面的那一个，就是社会青年。现在，二姐姐却有了工作，进去就领薪水，一年一加薪，三年满师再是一大加，劳保也有了，福利也有了，将来的退休金，也有了。还不是那种，大杨浦的，三班倒，流水线的操作工，而是市中心，淮海路，国营店里，除了薪水，还包一日三餐，随便舀的经济汤，都是小排骨或者鸡骨汤，一月只需交九块钱伙食费。玲玲的二姐姐，也正应了人们中间流行的说法：“阿大憨，阿二精”。她不仅精，还运气好。妹头和玲玲有时候到二姐姐工作的店里，去看她。她们不敢进门，就在店门外面，偷偷地朝里看。看见二姐姐穿了一身洁白的工作服，托着盘子，脚步轻盈地在店堂里穿行。她灵巧地绕过方桌和椅子，身姿非常好看，就像舞蹈。有顾客问她什么，她不屑于回答地不作一声。在她的压着带褶边的白帽子的几绺卷发底下，是一张白净的，娇小的，绷得很紧的脸。只有当她收走一托盘碗碟，走出店堂，在店堂和厨房之间的过道里，遇到老师傅和同事，她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笑容，说一句很简短的话。这有些像一个自信的女演员退下舞台，走到后台时候的表情。妹头悄声对玲玲说：你二姐姐是粉质皮肤。粉质皮肤就是像敷了一层粉似的皮肤，这种皮肤特别显白，细致，匀净，而且晒不黑，缺点就是容易长雀斑。可她二姐姐连这点都很幸运，她脸上没有一个雀斑。

因为有这样幸运的姐姐，玲玲也变得骄傲了，妹头呢？则对她更在意也更要好了。星期天里，她们站在台阶上，高大的门廊上方，突出的水泥檐投下的荫地里面，看玲玲的二姐姐在太阳地里晾晒洗好的衣服。这条弄堂的前边是一个小学校的操场，用竹篱笆墙隔开着，弄堂里的人，就将晾衣服竿一头搭在竹篱笆墙上，一头搭在窗户顶上。这里的窗户都有着突出的雕花的水泥护檐。她二姐姐先用丫杈将晾竿杈下来，揩拭干净。她用抹布也很有讲究，叠成六叠，擦一遍换一面，每根晾竿揩拭三遍，揩拭完四根晾竿，正好面面俱到。她把揩干净的晾衣服竿暂且一头搁在窗台上，另一头插在低处的篱笆缝里，等晾满一竿就送上高处，架牢，再用丫杈送上这一头。衣服的每一个部位她都要扯平整了，卷起的口袋沿拉上来，窝着的衣领抻开来，袖管，裤管，更是要绷了又绷。裤子，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穿进一条腿，垂着一条腿，而是要将垂下的裤管用衣夹夹在穿进的裤管上，这样垂下的裤腿就不会垂荡得长出一点，也不会因为擦着过路的人的头顶蹭脏了。妹头注意到她还特别地沿了衣缝掐过来，掐过来，使劲地一抻。妹头领会到这是因为缝衣线往往更容易缩水一些，就将两面衣块收紧，皱缩起来。这样一掐，一抻，就把线捋直了。所以，玲玲二姐姐穿出来的衣服才能像熨过的一样，特别平服。二姐姐晾满了四竹竿的衣服，回去整理整理，就出门去了。

她是娇小苗条的身材，穿一条花布长裙，系在白衬衫外面，腰上紧紧地箍一根白色的宽皮带。头发是电烫过的，在脑后扎两个小球球，额发高高地耸起，蓬松的一堆。肩上背一个皮包，带子收得短短的，包正到腰际。这是她这样刚出校门，又走进社会的女青年的典型装束，标明了受教育和经济自立的身份。许多社会青年也这样装束自己，可到底掩饰不住内心的空虚，表情是落寞的。玲玲的二姐姐则是自信的，她绷着一张粉白标致的脸，目不斜视地走出了弄堂，去度她的假日。人们传说她有男朋友了。

在这样的年龄阶段，相差五六岁几乎就像隔了一代，怎么赶也赶不上似的。妹头看着玲玲二姐姐，就是这样的心情。她对日复一日的上学、下学的生活，简直都是灰心的。所以她的成绩没有太坏，而是保持在中游水平，那只是因为她的聪明，以及恪守义务的天性，她认为读书是她应尽的义务。事实上，她对书本上的知识是谈不上有什么兴趣的。弄堂前边的操场，就是妹头他们小学校的操场。下午放学回家，隔了篱笆墙，听着那些晚放学的班级在操场上体育课，吵吵嚷嚷，夹着老师的口令，哨子，还有呵斥，她好像从局外看见了自己生活的不幸。这时候，她就像个淑女一样，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用绷箍绷了一片枕头布，绣着花。妹头她们的小学校，就是间在弄口的民居里面，教室，办公室，都是东一处，西一处的。弄堂里的孩子，听到打预备铃了，再奔去上课，也来得及。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妹头还没上学，哥哥已是三年级学生了，两节课后的大休息，他都来得及奔回家，吃一碗猪油拌饭，再奔回学校。这条弄堂又地处闹市中心，课堂外边就是繁华的市面，下课时，女生们拥在窗前，点点戳戳地看着街上走过的摩登男女，还有对面橱窗里皮鞋的样式。她们给街上经常出现的人物起名，比如，“淮海路上一枝花”。这其实也是一个社会青年，家住在这条街上的某一条横马路上，她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有时手里托着一包油津津的熟食，有时是几条固本肥皂，还有时是一卷布。眼尖的女生甚至能看出这是一卷短裤的裤片，还是一卷龙头细布的口袋布。虽然是为了这些琐事进出，“淮海路上一枝花”依然穿得很正式，丝袜，皮鞋，过膝的裙子，衬衫的袖口端端正正地扣着扣子。她也是烫发，但不是妹头妈妈那样的短发，也不是玲玲二姐姐的蓬松额发，脑后扎两个小球，她是长波浪，可又不是披散在肩上，而是做成束发的样式，额发略有些小波纹，但比较平服自然。这种发式多是电影明星做的，摩登里带几分艺术气。她的头发又特别黑，衬着她端正小巧的额，鼻，脸颊和下颌，分外秀丽。她有一件黑白格子的呢外套，下面配着舍味呢的长裤，特别和这发型合适，真是醒目得很。有一次，大约是匆忙出门，她竟穿了一双拖鞋，露出了赤裸的脚后跟。裤子也是家常的，人造棉裤子，洗白了，她又走得急，裤腿就裹着她的身子飘动摇摆着。女生们都傻了眼，心里激荡起一股嫌恶和羡慕夹杂的感受。望了她从马路对面走到这面，再走到马路那头，拐了个弯，消失了。玲玲忽然说了一句：“真像是马路天使。”大家并不知道“马路天使”是什么意思，但都觉得，这是再恰当不过的形容。妹头尤其吃惊玲玲会说出这样精辟的话，并且还说得那么冷静，就好像是很平常的一句话，几乎要对她刮目相看。这些名词都是从她姐姐那里听来的，有姐姐就是好，眼界都开阔。

女生们还很狂热地崇拜于追逐一名年轻的女老师，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她其实并不漂亮，脸部甚至还有些缺陷，就是她的下巴略有些短，装束又很朴素，总是白衣蓝裙，一双横搭襻皮鞋，还有些土气地留着一对垂至腰际的长辫子。但是，她却是有一种风度，严肃，端庄，文静，姿态则很挺拔。这使她有些像女演员。女生们为了学习她，都留起了长辫子，走路也挺着腰，端直地，目不斜视地，一步一步迈着。女生们干什么都是一窝蜂，有一些是真喜欢，有一些则是盲目的，瞎凑热闹。妹头就不，她没有加入潮流。她并不喜欢这位辅导员老师，她觉得她有点官腔。她尤其不喜欢辅导员那口咬得很准的，朗朗的普通话，这加深了她的官腔。她宁可去喜欢学校里另一位男老师，美术课的李老师。

李老师是一个精神略有些萎靡的男人，传说他曾经患有结核病，从大学退学，病愈以后就来到这所小学校来教图画课。他的脸黄而瘦削，头发却偏偏比较长，也不是那种时髦的，经过修饰的长发，而是没什么型的。不经意而留长了。额发本是想朝后梳，却没有梳平，于是便竖着。在春暖很久的天气里，他还穿着一件棉袄，蓝布罩衫的袖口很长地盖在手背上，中式的连肩的衣襟从他单薄的背膀上垂挂下去。看上去，他就像那种穿长衫的旧式的男人。可他一旦脱了棉袄，换上一件毛蓝洗白的中山装，忽然又年轻起来，你发现他几乎还是个少年人，而且很新派。上课时，他夹了教具走进课堂，将东西一放，就转身在黑板上作演示，同时简短地解释几句。他画得非常娴熟，自然还流露出不屑：画这点东西，还不是毛毛雨？这样，大约占去有三分之一的课时，还有三分之二时间，他就让同学们照他的示范画，自己则坐在黑板一侧的下方，静静地等待下课。他虽然是有些病态，但出于幽默的天性，他并不忧郁。他脸上带着懒散的温和的笑容，略带打趣地批评学生，学生要是画得实在糟糕，他就说：“怕唻！”“怕唻”是上海话形容难看的说法，好看则是“趣唻”。“唻”是语气词。他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不带任何乡音，比方苏州，宁波，或者本地的口音。苏州腔多少有些狎昵，尤其是男人来说，就有些轻佻；宁波音呢，难免有些卖弄风趣，便油滑了；本地话，指的是上海郊县的土语，倒是老实，可委实乡气又太重了。所以，这些口音多半是有些俚俗。上海话本又是杂合之音，总是要有侧重的，偏偏李老师说的一口没有习气的上海话。他又不是刻意地，一字一句去咬，而是轻松，随便，自然。有一些难发的音，他一吐口就是。比如仙鹤的“鹤”，上海话里是发的舌根鼻音，他就这么发音——“鹤”。他说话的声音不响，可也不是有意地轻柔，而是觉得不必要大声说的，还是带些懒散。妹头中意他的，就是这口上海话。还有，妹头喜欢有一些颓废气的男人。那种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男人，会让她觉得有官腔。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就是昂首挺胸，理直气壮的语言，所以是官腔的语言，而大队辅导员，则是个官腔的女人。总之，妹头不喜欢官腔，而颓废气，是与官腔最无干系的。所以，她就比较欣赏李老师。无意识地，她对图画课也比别的课更有些兴趣。当然，也是一般的兴趣。她对美术并无特别的才能，只是能过得去而已。不过，有一次，李老师还是注意到了她。就像方才说的，李老师大半时间是让同学们自己画画，画完之后立即交上，当场批了分数，便可离开课堂，不必非等下课铃响。这一次，妹头送上她的作业时，李老师注意了一下她的名字：朱秀芝。其实这是个很大路的名字，但碰巧引起了李老师的联想。他问道：六年级一班的朱秀荪是你哥哥吗？这更可能是哥哥的名字给了李老师印象，因为一个男孩子名字里有个“秀”字，总有点特别，使人想到这也许是个班辈，所以才进一步留意到“朱秀芝”的名字。末尾又都是草字头的，这是认真起名的父母常用的手法。这表明李老师对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还是相当有兴致的。妹头回答“是”，李老师就说：你哥哥很巴结的。“巴结”也是上海话的说法，是“努力”“不放松”的意思。

虽然李老师表扬的不是她，可表扬了哥哥，妹头还是很高兴。妹头在家受宠，却并不因此而狂妄地以为，自己就是家中了不起的人物。不用谁来告诉她，她都知道，哥哥是比她重要的。他们这个家，在父亲母亲之后，要再有一个主持的人，那就是哥哥，而不是她。虽然哥哥是睡在内阳台，和奶奶、弟弟合一张床。内阳台就好像这个家庭以外的另一个家，那里有着和大房间不同的气氛和生活方式，是以常州乡下出来的祖母为代表的。甚至，空气都不一样。这里的空气里带着一股糟油的气味，来自床头柜子上的一个糟货钵头。这股气味带来了乡土的渊源的气息，这使得内阳台里有了一种家庭的历史感。哥哥睡在这里，也更多地在这里活动。他就在窗下那一架缝纫机上做作业和做他的手工。他是祖母带大的，就不怎么和父母亲，保持着一点距离，可他在父母心目中的分量，却是不言自明的。父母很少呵斥他，与他说话都和缓了口气，很郑重似的，好像是平等的关系。也或许是天性使然，他一向就是个有责任心，稳重的孩子。他不像妹头，把弄堂当家的。他很少到弄堂去，弄堂里的人说起他，也是用一种很尊敬的，慎重的口吻。妹头和小伙伴们在弄堂里玩得忘形，大喊大叫时，她会陡然地停住，喝道：轻一点，我们大弟在做功课呢！“大弟”是她哥哥的小名，她这么称呼他，并不带有丝毫的不敬。她是真正为他骄傲的。妹头很小就会在缝纫机上缝制衣服，像男式衬衫的领子，肩背，袖口，她都会做。其时，奶奶的眼睛已花得穿不进针了，而哥哥也已不再是小孩子，不能总穿中式的乡气的衣裤，所以，渐渐地，哥哥的衣服全都由母亲自己，或者到裁缝铺请人裁好衣片，让妹头来缝制。这个，妹头也很骄傲。

哥哥比妹头大三岁，妹头升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则考进一所全市重点的中学。这所学校就在这条街的横马路上，从妹头的弄堂，能隐隐听见学校的高音喇叭，一早是升旗的国歌声，接着是广播体操音乐，再晚些，则是眼保健操。乐声虚无缥缈地传来，就有了神圣庄严之感。这条弄堂里的孩子，极少有奢望进这所学校读书的，他们大多是上这所学校的马路对面的初级中学，还有别的街道上的一些杂牌，民办的中学。妹头的爸爸妈妈在弄堂里发了糖。晚上，她听见爸爸和妈妈在说，一定要供大弟上大学，妹头呢，初中毕业上个技校就行了，小弟反正还早，大弟上到大学，他才上初中，就算他考得取大学，到那时大弟也已经大学毕业，出道了。他们讨论到此，便想到大弟大学毕业可能会分去外地。隔壁公寓里，不是有个大学生，不服从国家分配去甘肃，结果成了右派吗？那不行，大弟不能去外地，宁可妹头去，还有小弟呢，小弟功课不好，说不定还要去新疆呢！当然，小弟也不能走，妹头要是读个护校什么的，分到杭州这样的地方，也好。讨论到这里，就有些讨论不下去，因为即便是妹头走了，也不能保证大弟就分在上海。但这总归是太遥远的事，所以也就无须再讨论了。妹头听了这样的安排，尽管是将自己作筹码让哥哥在上海，自己且又是父母宠惯的人，可也并没有太难过，觉得事情真要到那个地步，也只有这样了。这好像不仅是妹头，还是这条弄堂里所有女孩的心理，她们总是要让家中的男孩子的。因在这样的弄堂里的家庭，多少是有些旧式的。在这繁华摩登的街市后面，却有着如此陈腐的风气。其实一点也不奇怪，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完全开放，在某一面上，甚至是相当封闭。这也是使它们保持稳定和凝聚的因素。它们就是依着一些固定不变的原则，才能够基本完整地延续下来。在经过了许多变故以后，淮海路上的生活还能相对地保持原貌，就和这封闭有关。

大弟和妹头一点不像，不是说长相，而是气质。大弟是有些土的，长年是家做的蓝布衣服，脚上的鞋是手纳的厚底，再上一层轮胎胶，圆口的鞋面，鞋帮铁硬的，好像要穿一百年的样子。衣领上又总是系着一条红领巾，臂膀上别着两道杠的少先队中队长的标志。他是那些学校里的好学生，倘若不是因为土，他大约就也要有妹头所不喜欢的“官腔”了。当然，对自己家人是会有另一种标准。大弟的头也常是剃得很糟糕。他倒是到街对面小马路上的理发店去剃，那是他们通常去的地方，师傅们也都认识。虽然是个很小的店，可却经营了很多年，师傅都是老师傅，说着扬州话。别人都知道挑人，因师傅中有个女师傅，是大跃进时参加工作的家庭妇女。她倒是上海人，可为了表示她是剃头的正传，她也操了一口扬州话，但这对她的手艺丝毫无补。像大弟这样不挑不拣的半大顾客，往往就落入她的刀下。她把大弟的头剃成一个标准的乡下人：后面刮得发青，头顶一径推上去，形成一个尖，额前，却留了一绺长长的发，这一绺头发落到眉际，就像小姑娘的刘海。想想看，这样的发型，脚上是那样的鞋，因为在长个子，袖口裤管总有些吊，身上散发着淡淡的糟货的气味。你简直不相信这是淮海路上的人，可淮海路上，就有这样的人。这样半大不小的男孩子，目不旁视地走在摩登的男女中间，并没有一点自卑的表情。相反，他们很自如。像大弟这样的，手里还握了一本四角卷起，皱皱巴巴的旧书，去找他们的谈得来的好朋友。在这条马路的街面或者弄堂的房子里，住着不少这一类的严肃老成的孩子，后来大弟戴上了近视眼镜，白边的学生眼镜，这使他就像一个来上海学生意的外乡人。可是，就是这个外乡人，要是和真正的外乡人站在一起，他却变得一点也不像外乡人，而成了地地道道的上海人。这条街的浮华像水一样从他身上流过，还是留下了一些痕迹。这些痕迹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见识，虽然谈不上广博，可也够他打底了。有了这个底，他大体可做到从容镇定。

在学校教育的范围内，哥哥是个发展比较全面的人。他的速算参加了区里的比赛，还得到了名次，他又是市少年宫手旗队的队员，还有，他喜欢航模。六年级时，他做了一艘舰艇，涂上了油漆，漂亮极了。爸爸妈妈将它放到五斗橱上，作为摆设。这艘白色，围着红线条，插着彩旗的舰艇，与房间里小资产阶级享乐主义的风格并不相称，可它带来了一种开放的气息，它使这个家庭有了新鲜的希望。妹头很珍爱这艘舰艇，她用一支废毛笔，沾了水，轻轻地扫着它上面的落灰，犄犄角角都扫干净。她的本心是不会对这类玩具有兴趣，妹头不是一个喜欢玩具的人，或者说，她喜欢的是另一种玩具，带有真实性和实用性的，比如缝纫机，绣花绷，绒线针，等等。但是，这舰艇却不同。这里蕴藏着妹头所不能理解和掌握的智慧和技能，又是出自家人的手，她对此怀着崇敬的心情。

可是，就在哥哥考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了。此时，人们还没有认识到事情将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一切都还平静。妹头和小弟依然上学下学，小学尚未停课。哥哥则和几个要好的同是逍遥派的同学来往着，今天你去我家，明天我去你家。有时，妈妈还留他的同学在家吃饭。这个社交很少的家庭，是很欢迎哥哥的同学的。原先的枯乏的生活倒有了些变化。再后来，小学也停课了，妹头和小弟也闲在了家里。这时，妹头已经成了一个称职的小主妇，里外都由她负责，她非常乐于承担她的责任。副食的供应日益紧张，她天不亮便起床去买鱼，给全家改善伙食，妈妈倒与她反过来了，现在是妹头裁好了衣片，妈妈坐在缝纫机前缝制。除去逼迫小弟洗碗，小弟不从而引起的争吵这一点，妹头完全能够掌握起家政了。停课停了一段，小学继续开课，妹头和小弟重新回到学校，大弟却在停课期间初中毕业，面临何去何从。已经有两届学生分配了，政策都是长子照顾留沪，或者“两丁抽一”，就是两个孩子一去一留。在讨论大弟的去向时，父母也越来越明朗地表示宁可妹头出去，也要留大弟的意见。这个话题过多地提起，妹头虽然还未临到分配，命运却已经决定了似的。妈妈将年底所余的棉花票买了一条七斤重的新棉胎，就会说：留给妹头走时带去。妹头依然没什么不悦，这条弄堂里的家庭，都是这么安排儿女的前途。况且，有时候，父母倒对妹头不过意了，就自我安慰说：妹头比大弟凶，出去不吃亏。这样，妹头就受了褒奖，然而，事情的结果恰恰是：大弟他们这一届毕业生，一片红，全部要去农村。

当妈妈在送大弟去黑龙江的火车站上，哭得几乎晕过去，还推着妹头扶她的手，很不讲理地说：大弟走了，你好在上海了！妹头一点都没当真生气，她泪眼婆娑地想到：幸亏，幸亏奶奶不在了，否则，看到大弟走，奶奶怎么受得了啊！大弟是不习惯和父母亲近的，当母亲这样裸露地表达恋子之情的时候，他很感难为情地缩在车窗后面，但眼泪却不听话地从白边眼镜后边落了下来。他们这些人家，生活的范围一直很狭隘，对外面的世界抱着成见，真是说不出有多憎恶，有多恐惧。大弟虽然是个少年，接触的社会也略多一些，但也是同样地惘然。在生离死别的哭声中，火车起动，开出了站台。

当时，学校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那几个，人称做“拉三”的女生。

他一直不知道，“拉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它好像忽然就流行开来，挂在了人们嘴头上。它专指那些风化有问题的女生，后来，又渐渐扩展到一些长相与风度出众的女生。然后，由于“拉三”的这个称呼，这些长相风度出众的女生，一律都有了风化方面的嫌疑。“拉三”这个词就像是个切口，有一股鄙俗的味道，它当然是批判性质的，却又带有着垂涎和玩弄的意思，是一个下流的词。它远远不及“阿飞”这个词质朴可喜，虽也是不尊重的，但由于“阿”这个乡土气的冠词，就变得像昵称一样，有些率真的意思了。“拉三”却更有辱意。不幸被它叫上的女生，就好像被套上了一种命运。这种命运一律是纠缠于男女关系之中的，好像，一旦被叫做“拉三”，她便陷入了男性的包围之中。而微妙的是，谁是“拉三”其实并不是由男生，却是由女生叫出的。在那个年龄里，女生一律比男生成熟，她们都已经是个小女人了，而男生还懵懵懂懂的。并且，似乎是，女性比男性更有直觉，她们直觉到哪一种特质是合乎男性的隐秘的意趣。她们对这类特质的心思是相当复杂的，她们觉得这不好，可是却又忍不住地，羡妒它。这不光是产生于禁欲时代的心理，它几乎是带有先天的性质，它发生在审美本身，是两种矛盾的审美标准造成的心理状态。就这样，事情是由同性发端，然后，异性们便欣然接受。虽然，他们懵懵懂懂，但他们也已经注意到了，并且，还有更年长一些的男生呢。他们尽管只大上一至二岁，但却已经有了男人相。就像前边说过的，在这一年龄阶段，差一点点岁数就好像隔了一代似的。这些年长的男生，总是占据了学校最中心的舞台——操场，玩着球类运动。女生们从操场边上走过，不禁都低了头，止了声息。但有时候则是反过来，球场上的男生们止了动静。那就是，某一个“拉三”从操场边上走过了。

他是小男生中的一个，看见女生，就要匆匆走开的那种。在那散发着雄性气息的操场跟前，他也是自卑地匆匆走开。这时候，他们还处在以嫌恶来表达受女生吸引的时期，他们在一起，从不谈论女生，而是谈着些哲学政治之类的，高深和枯燥的话题。这是他们展现他们性别所属的一种方式。当然，这里的他们，指的是那些有求知欲，智能较高的学生。在这么一个教育不力的学习年代，他们反倒变得主动，积极，四处汲取着知识。他们看许多杂书，交换杂芜的感想，你听他们旁征博引地说话，就奇怪他们的小脑袋里，塞了多少乱七八糟的东西。在人们眼里，他们就和小孩子一样。他们中间有个男生，竟还在蓝布罩衫外面，翻出白衬衫的领角，一点不明白，只有女生才这么穿法的。人们说起他们，带着不屑的神情：七〇届的。当然，这种不屑仅止是对他们男生，女生，就不是那么容易被忽视的了。他们懵里懵懂地，已经感觉到与同龄的女生之间的不平等，他们就好像是比她们更低一个年级，甚至两个年级似的。然而，他们还是从某一个女生走过操场边，操场上陡然降临的静默中，敏感到性别的差异，以及吸引。

他们其实也已经开始注意女生了，只是因为害羞不肯交谈。他们被年长的男生的目光指引着，也由于内心自然力的驱使，他们注意的多是那些称做“拉三”的女生，这些女生几乎一律要显得更为年长，他们看她们，都有些仰望似的。他们身心尚未发育成熟，还没有产生欲念，只是单纯地感受到她们的超凡出众的特质，在内心里欣赏着她们。甚至，各人还有着自己的单个的所爱。

他暗恋着的一，是人称“七〇届的拉三”的那个。由于他们这些学生都是在取消升学考试以后，按居住地段划分进校的，所以，其实他和“七〇届的拉三”几乎是住在一条街上的，“七〇届的拉三”住在那条繁闹的淮海路主干上，而他则住与淮海路相交的较小的横马路上。虽然是住得那么近，但以前似乎从来没看见过，现在，却不同了。进来出去，他常与“七〇届的拉三”走对面，或者走同路。当然，只是他认识她，她是不会注意他的。她总是和她的女友一起，女友，他在心里总是称她女伴，女伴是个长相和表情都很平淡的女生，他也知道她住在哪里，就在街角上一家儿童服装商店的楼上，他还给她起名叫“陪衬人”，这些都是从莫泊桑、契诃夫的小说里看来的名词。有时候，看见她们俩一起走过操场边，场上打球的高年级男生噤声等待她俩走近，她们显然意识到了这个等待，于是，态度就变得更加矜持。他便在心里暗暗好笑她的女伴，是“狐假虎威”。事实上，她的女伴很可能是并未觉察周围气氛的变化。能够坦然地伴在出众女友左右的人，或者是性格麻木，或者是胸襟宽大，而她的女伴更像是前种类型的女生。所以，更不至于做出那样敏锐的反应。他很奇怪地仇视着这个女伴，很不公平也很没道理地刻薄人家。有一时，他的注意力不是放在爱慕“七〇届的拉三”身上，而是放在仇恨她的女伴上面。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没长熟的小男生，他们的爱慕也是不对路的。

“七〇届的拉三”不和他同班，只是同届。所以，应是与他同岁，这一年就是虚岁十五。她的个子很高，大约有一米六八的光景。由于是平肩、高腰、长腿的身形，看上去要比实际高度更高。她的面部轮廓是欧人式的，眼睛有些陷，鼻梁的角度照常规是不够好的，鼻梁有些趴，趴到中途却起来了，就把鼻尖拉长了。侧面看起来有些突兀，但由于脸颊的线条也是有曲度的，下唇下边有一个凹度，如同欧人那样的，型比较突出的下颌，就与有些尖锐的鼻型对应了。她正面的脸形略有些宽和短，但不是那种方腮，而是一种横向的椭圆。听起来也是不好看的，但实际上却相当秀丽。后来，他看了意大利影星索菲娅·罗兰的电影，便想起了“七〇届的拉三”的脸形，就是索菲娅·罗兰的这种，但线条要柔和与细致多了，是东方人的情调。“七〇届的拉三”肤色偏深，可能是有意识的，她总是穿些紫红色调的衣服，这给她的肤色染上了一层玫瑰红的色泽，有一种强烈的色彩效果。有时，他碰巧与她同往一个方向去，他走到距她五六步的位置，就好像走在她投下的阴影里。

那时候，他个头大约在一米六上下，却已经开始往横里长似的，有些胖，这使别人和他自己都怀疑他会不会蹿个子了。事实上，后来他很缓慢很勉强地长了十厘米，就不再长了。他的头很大，脸很白，宽阔饱满的额角下，架了一副近视眼镜，但却不是那类会被人起绰号叫“四眼狗”的男孩子。“四眼狗”一般都是瘦脸，孱弱，苍白，多少有些精神涣散，对人畏怯的，戴眼镜的孩子，很习惯承受屈辱的样子。他的绰号叫“白乌龟”。“白乌龟”，是江浙一带对鹅的俗称。沪语里，“龟”是念成“驹”，所以就是“白乌驹”。听起来，就好像不再是鹅的形状，而是另一种比较抽象的动物，但它一定是具有白和胖这两大特征的。他穿一件藏青卡其学生装，领口没扣，略敞着，好显得潇洒一些，脚下是一双塑底黑面，鞋口有松紧带的布鞋。他走路拖着地，步子却迈得很大，并且始终保持着一个奇特的姿势。那就是，身体向左前倾，左手斜插在裤袋里，右手摆，就好像在水里游侧泳。他就是这样地走在“七〇届的拉三”的阴影里。

“七〇届的拉三”显然是知道自己受人注目，所以，她经常性的表情便是垂着眼睛，微蹙着眉，显出厌烦的意思。有时候遇到面对面的大胆的眼光，她便会微微偏过头去，即便是低着眼睛，也能看见她做了一个白眼。垂着的上眼皮起了一点细细的褶，随了白眼，她的嘴也动了一动。于是，她那女神像的面容，便忽然闪现出凡人的动态，变得生动起来。他还见过她笑的模样，她和她的女伴并行走在马路上，两人陡地朝着两边分开了，还弯下腰去，她的两条黑而且粗的辫子，甩到了脸颊边。他一点没有看见她的笑脸，但她活泼的身姿却使他惊呆了。他有一刻几乎停止了继续走路，而是愕然地看着她们，看见的是她小半个侧影，毛茸茸的发辫偎在脸颊边，肩膀抖动着。他从她们俩中间走了过去，他走了很远才意识过来，她们笑的正是他。你想想看，一个大头上架着一副眼镜，侧了身子，一手插在裤袋里，一手划动着，直直地走来。

由于是住在一条街上，这条街上的生活是相当开放的，几乎是可窥见日常起居，所以，他就常常能看见她相当生活化的形态。早上端着豆浆锅，锅盖反过来扣在锅上，上面放了几根油条，就这样，匆匆地走着。有一次，她摊平了手掌，掌上并排托了两块奶白蛋糕。这姿势难免有些僵，可在她却并不，她依然仪态万方地走着。这些琐碎的日常的细节一点没有侵蚀她的美丽，相反，她使得这些细节变得优雅了。这种优雅并不是出于某一种特殊的认识，仅止是因为，这不过是一些很正常的小事。这条街上的女孩多少都有些这样的素养，她们能够很自然地将浮华与家常调和起来。但是，别人不能够像她，“七〇届的拉三”那样，将这素养变得那么富有审美性。

那时候，还有一个切口样的词，也和“拉三”一样在学校里流传开了，就是“敲定”。“敲”字，在沪语里念“拷”的音，这词就有了一股粗鄙气。“敲定”指的是恋爱关系中的男女，由于这词的粗鄙，这里的谈恋爱就成了一件不规矩的行为。这种切口，一律都有着狎邪的暗示，刺激着少年人的好奇心。班上的同学，主要是女生，交头接耳着，传说某某人有“敲定”了。他耳朵边吹到一句，“七〇届的拉三”也在谈“敲定”。他们班的男女是不说话的，进来出去，犹如陌路人，彼此视而不见。但是，女生们比较地不那么避讳他。他的大头，还有肥白，都使人不太在意他的性别。也不是不以为他是男生，而是更觉得他是一个好玩的孩子。不像班上那两个，小学里留过级，所以年龄就要大几岁，又发育得早的大男生，他们在教室里，女生们便明显地要拘束得多。而对他却不，他在他的，她们说她们的。虽然也是不说话，可她们的态度就比较随便了。这时，她们与他隔着一条走廊，将头簇到一起，很神秘地说着，其中的一句，就这么吹到他的耳朵：“七〇届的拉三”有“敲定”了。下一回，他再看见“七〇届的拉三”，竟然生出一股膜拜的心情：她已经有了新鲜的，根本不为他所能体验的经验。她的美丽变得具有涵义，她大大地超越了她的同龄以及同性的人。

学校里进驻着一支工宣队，来自城市边缘的一个重型工业厂。其中有一部分是老工人，说着苏北方言。另一部分是新进厂不久的青工，他们多半都是从中专或者技校毕业以后，分去那家大厂的，其实也是刚出校门的学生，但却走进了领导阶级。他们因为有文化，也因为年轻，要比那些老工人更热衷于学校里的派系斗争，在三结合的领导班子里，占据了位置。当他们这些七〇届学生进校的时候，学校里的运动局势已经稳定，高年级的学生又陆续分配离校，或去农村，或去工厂，校园里尽是他们这些新生。没有经历过文化革命的洗礼，又没有正经地读什么书，都有些浑浑噩噩的。工宣队这时候的工作，就有些失去方向，不晓得该往哪里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和讨论，定在了“冲击社会不良风气”的运动上。他们今天大会，明天小会，然后又定出一批重点冲击对象，将他们召集一处开办学习班。这些冲击对象，都是依着校园里的风言风语所定，于是，那些被称做“拉三”的女生，无一遗漏的全算作内。这样，学习班里除了两三个男生，以打群架为由进来，其余全是女生。“七〇届的拉三”也在其中。

学习班是吃住都在学校，每天早上有早训练，晚上有晚点名，吃在教工食堂，住是从家搬来行李，集中在教学楼的三楼，走廊尽头的两间，分别为男女生宿舍。这一周内，学校里充斥了一股莫名的紧张空气，女生们不那么聒噪，男生们就更为沉默了。大家都不愿意多在学校逗留，下了学便匆匆地走过操场，走出校门，操场上也空寂了。学校里，就在他们的身边，某一个地方，正在发生不幸的可怖的事情。这一个念头压在每一个学生的心上。此时，学校很造作地在一早一晚吹起了军号，是工宣队里一名从部队复员的号兵担任吹号。学生是按地段分进校的，就住在学校的附近，所以都能从家里听到号声。军号声横亘在这昔日繁闹，如今已清寂下来的人口密集的街市上空，带着一股粗暴之气。它就像一个凶蛮的外族人，侵入了安宁祥和的友邦。

这一天下午，他和他的好友，阿五头，相约要去人民广场。这一阵子，他和阿五头越来越亲密。阿五头个子比他还要矮，也戴一副近视眼镜，但同样不是会被人叫做“四眼狗”的类型。他住在这街上的一条公寓弄堂内，有着良好的知识分子家庭的出身。他家一共有兄弟五个，一律戴着瓶底厚的近视眼镜，他排第五，所以叫阿五头。他虽然矮，而且瘦，但他却有着一股沉着大度的气质，很成熟老练的样子，这未免就有点滑稽。人们并不给他起绰号，而是直接以“阿五头”的昵称来称他，这就有一些戏谑的意思了，但却是友善的。因为阿五头看起来真的很好玩。他爱到阿五头家里去，阿五头家的书多，他看的书大多是从阿五头家借来的。他父亲学校里的红卫兵已经给他家的书橱打了封条，可他们全有办法从打了封条的书橱里拿书看。怎么样把书橱的门卸下来，再装回去，他们都有一套了。是哲学和政治的话题，将他们结合起来的。阿五头也喜欢到他家去。他家是宁波人，家中长年飘散着一股咸鲞的气味。他们两人就像旧时代里的人物一样，相对半卧在一张老式宁波眠床上谈话，看书。这张宁波眠床不论冬夏，都挂一顶夏布帐子，布质很粗，经纬又很稀疏，光亮透进来，有一点昏暗，很幽静。眠床的靠墙的一面，是一个镶着一排小抽屉的架子，小抽屉原是为放吃食零嘴，现在则放了他小时候玩过的，玻璃弹子，香烟牌子，蛐蛐罐，缺了口的喂鸟食的小瓷碗，是有着家世背景的男孩子的玩意儿。他们头枕着被子卷，将男孩子的不爱清洁的头油味染在上面，有些腻歪，却不在乎，还觉得很自在。未长成的小男生，都是有些像小女孩子的，喜欢挤在一块。嘴也是碎的，只是自觉得是个男生，不能像女生那样家长里短，就找些比较硬气的话来说：黑格尔，中途岛战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等等。光是在宁波眠床上，或者阿五头家四壁书架的书房里，谈着这些，还嫌不够享受他们的友情似的，他们有时候还需出去。比如，去人民广场谈话。

这天下午，他俩说好了，放学后去人民广场，临要走时，阿五头被班主任老师叫去办什么事了。阿五头把书包交给他拿着，让他等着。他先是在教室里等，后来教室里的同学都走空了，只剩他一个人，便站到教室门外走廊上等着。阿五头还没回来。整幢大楼都很寂静，最后一些学生也陆续下楼走了。他所在班级的教室是在二楼，接近走廊的顶端。两边教室的门一关，走廊上的光线就暗了，而前方楼梯口那一块，则显得亮起来，但却变得幽远。偶尔有几条小小的人影从那里掠过，响着脚步的空空的回声，随即又安静了。这所中学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女子大学，欧式的老建筑，十分森严。他觉得时间已经不早了，是傍晚的天光了，可是阿五头还没有来，就决定去找他，看他到底在做什么，到底还去不去人民广场了。班主任办公室是在另一幢楼，与这幢楼成直角的，高中部的楼。现在，高中生都毕业离校，初中又暂时停止了升高，就只剩一些教师办公室了。他回到教室拿了自己和阿五头的书包，向楼梯口走去。楼梯口有着几扇玻璃长窗，正对外面的校园，原来，阳光还相当明亮，他的心安定了一下，正要下楼，忽然有人叫他名字，这声音好像是从上一层楼梯朝下喊的，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有些可怖似的。他抬起头向上看，没有人。停了一时，他决定不去理睬。再要下楼，那声音又响了，并且比方才更接近了一些，好像是走下几级楼梯再喊的。他立即返身向上追去，想当场抓住那人。这时，他听见了脚步声，还有咯咯的笑声，是阿五头！他心里认定就是阿五头，虽然他的声音在这空旷的楼道里，变得一点不像了。他追上一层，那脚步又上了一层，他就再追一层，一边兴奋地喊着：你往哪里逃！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也变得不像了，好像是另一个人的声音。他直追上四楼，楼梯到此为止，可是阿五头不见了，脚步声也消失了。他疑惑地左右望望，走廊两边的教室都锁着门，没有人，悄无声息。门上方的玻璃窗上，透出一块一块模糊的光线，有一些灰尘在光里打着旋。

他顺了走廊走去，从门上方的玻璃窗望进去，看阿五头有没有躲在里面。他从来没有上这层楼来过，从玻璃窗里看进去，里面早已不是教室的样子。课桌椅都堆着，直堆到天花板下。还有的房间，则是空的，什么也没有。他想，阿五头躲到哪里去了呢？这时候，他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房间前边，他看见这一间教室的地板上，铺着床单，就像他们下乡劳动时的宿舍，各种颜色花样的床单一条一条地挨着，铺了有半间房间。靠墙的一头都放着被子，也是各种颜色花样的。有几个女生在屋里，手里托着饭盒，在吃饭。他这才想起，这就是学校里开办的学习班，她们在吃晚饭。教工食堂下午很早就开饭了，好让食堂的阿姨五点钟准时下班回家。那几个女生有的站着，有的坐在房间另一半的一排课桌前，有一个已经吃好了，正踮起脚扯铁丝上挂着的毛巾擦嘴。“七〇届的拉三”是坐在地铺的一头，她的侧面正对着他。她屈起腿，膝盖并拢着，勺子在铝制的饭盒里舀着，一勺一勺送进嘴里，她也吃完了，正喝水。她的席地而坐的姿势，将身体形成几个曲度，某些部位特别地突出了。她的形态，以及房间里的情景，带有着一股逼人的私密的气息，他从这气息里，感受到受虐的猥亵的性质，他忽然感到极其地嫌恶。这时候，阿五头出现了，在他肩膀上重重地一拍。这是所有这种年纪的男女孩子，恶作剧的一贯程序，尽管由于无数次的重复而变成单调，却依然能够激起强烈的效果。但是这一次，他本能地吓了一跳以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震惊，使得阿五头也有些呆。两人没再说什么，一起转身走出走廊，下了楼。

很多很多年以后，他已经和妹头离婚，有一次，他和朋友约定，在一家老酒店的咖啡室见面。这家老酒店就在和淮海路相交的茂名路上，而此时他也离开了淮海路多年。老酒店是旧时代里沪上一家著名公寓，虽然经过几代改建，客房已标准化，但餐厅，酒吧，咖啡室，等等设施，依然透露出旧时的家居的痕迹，有着隐秘的私人气氛。他正和朋友聊天，看见邻桌来了一批客人，显然是海外与沪上的亲属关系，有老有少，亲近又生分的一伙，其中就有“七〇届的拉三”。她一点都没有改变，以致他一眼便认出了她。她甚至还变得小了一些，而不是更加地成熟。她依然穿着玫瑰色调的衣服，由于是留着中长发，束起在脑后，所以看起来连发型似乎都还是原来的。她看上去是个时髦的小女人，一点不是他印象中的年长的大女生。他想那时候，他把她看得多么大啊，大到了嫌恶的程度。真的，那一个时期里，他憎恶大女生，大女生散发着一种受虐待的，猥亵的气息。而妹头，妹头却是他的小朋友。这城市里，小学生称自己的同学或者伙伴，是称为“小朋友”的，妹头就是这样的小朋友。

就像方才说过的，班上的男女生是不说话的，完全是陌路人。但事实上，彼此之间是有着一定的了解。谁住哪爿店面楼上，谁又住哪条弄堂里面，他们的母亲或者祖母也许就是熟人，在一个菜场买菜，在一个公园里早锻炼，或者在一个居委会里供职。甚至你很难断言，他们在课余时间里是否也是这样互不理睬。总之，他们这样完全不说话，是有些装样的，有些故作姿态，但也是不得已。没有谁敢在学校里搭讪，这样，他们的名誉就算完了。但是，班上总有那么几个很“咋”的女生，她们大多有些没心少肺的，长的呢，又不那么具有女性的特质，就容易使人们放松警惕。有时候，当男生们在说着什么——当男生们说着什么，女生们并不是完全不听的，某些时候，她们会听得相当专心，教室里就有了一股凝神屏息的空气——这时候，那些很“咋”的女生竟会忘乎所以地，发问一声，或者搭上一句。这真是惊世骇俗的一刻，男女生双方都傻了眼，笑也不好，不笑也不好。由于她们搭话搭得那么自然，就使有的男生也昏了头，接口令很快地也对上一句，这可不就说上话了吗？这可不就犯了大规了吗？于是，教室里终于哄然起来，森严的对垒局势便有些松动了。她们是班级里少不了的宝贝，而每一个班级，都会有一些女生来担任这样调和气氛的角色。有了她们，男女生之间的对话，就变得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了。

他几乎是对本班女生毫不认识的，甚至叫不出她们的名字，他眼睛里只有“七〇届的拉三”。而自从他对“七〇届的拉三”起了嫌恶心之后，她也退出了他的视野，他的视野里就再没有女生了。他只和阿五头要好，要好得有些缠绵。他们互相勾着颈脖走路。那年月里，小男孩也兴勾脖子的。他们勾着颈脖，走到人民广场，挤坐在一根水泥的隔离桩上面，讨论他们所看过的书。人民广场上方的一片天空，是少有的辽阔，心就变得十分旷远。广场四周的市声，漫到这里已经偃伏到地面上了。只看见那些甲壳虫大小的汽车往来着，悄然无声。他们说话的声音也扩得很散，浮在他们的顶上。他们被这广阔感动了。住在城市中心的孩子，真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大”，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远”，他们从来没有放开过视线。他俩可算是找到了个好地方，好让他们的心翱翔一回。有时，天上会有一只风筝，放飞的是一个山东老头，坐在另一根水泥桩上面，手里握着一轴线，慢慢地放着。等那风筝成了一小点，便停止了。就这么坐着。也不像他们那样仰脖子望他的放飞物，而是低着头，想着心事。等暮色起来，天黑了，才一点一点，顺了风势往回收。这时，他们也该回家了。起身走了一段，身后远远传来“扑拉”一声，回头看去，原来风筝落地了。那声音其实不大，但却特别清晰入耳。

后来，妹头进入了他的视野。星期天早上，他去买油条。油条总是最热门的，油锅前排了一长一短两条队伍，他先排短队买了筹子，再接着要去排长队领油条。这就要费些时间了，因为须等油条现做现炸，然后出锅。他正要往队尾走去，忽然，队伍里有一个人，很灵巧地一转身，从他手里夺去了筹子，这人就是妹头。她拿过他的筹子，也不看他，若无其事地，继续排队，再过两个人就要轮到她了。大家都在勤勤恳恳地排队，而他，不劳而获。倘若被人发觉，立刻就要谴责他，并且逼迫他拿回筹子，老老实实到后面去排队。可是妹头，手脚那么利落，没有人看见这一瞬间她做什么勾当。他不敢站在那里，慢慢地装作也要去排队的样子，踅到队伍后面，在一棵行道树底下站着，心却激烈地跳荡着。他认出了这个女生，正是他们班的，平时几乎没有注意过的，没想到，她竟也认得他呢！过了一会儿，妹头走过来了，她端了一个淘箩，里面装着七八根油条，其中有一半是他的。她略有些气急，头也不回地说：快走，后面的人在骂了。他们分开着走了一段，走到路口，正对面是妹头家弄堂，而他家是要过了马路往东走，再拐弯，那一条横马路上。妹头站住了脚，将油条分在了他的钢精锅里。交割完了，两人都拘束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立刻分头，一个过马路，一个朝左转。

从此，他就认识了妹头。他发现在妹头老气的装扮底下，形容却特别地稚气。她的略分开了些的眼睛，睁大时有一种惊奇的表情，她的小样的身材有着孩子似的纤细。她的嘴里总是在吃着东西，一些女生们专爱吃的话梅，桃板，芒果干之类的零食。这种零食是需细细地含食的，所以，她的嘴便总是微微鼓着，慢慢地动着，即使上着课也是，而她又是那样完全不动声色。妹头还有一个习惯动作，就是她有意让头发垂下来，挡住一半脸，然后，鼓起腮，吹出一口气。吹气的同时，脸一抬，垂发就掠开了。这一串动作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却又并不匆忙，因为衔接得很紧，所以就很协调，而且自然。这些都使她显得活泼和生动。但仅此而已，自从买油条那次以后，他们再没有过别的接触，两人依然像是陌路人一样，坐在各自的阵营里。两人都是不起眼的男生和女生，也是安于本分的，无心要出风头。就这样，一直到了初中毕业。

在等待分配的日子里，有一段闲着的时间。他们不用每天上学去，班级就有些散了的样子，男女生之间的对垒也随之打散了，彼此都有些解除戒备。虽然不一定就是说话往来，但至少态度上不必那么紧张和决绝，和缓了许多。他和妹头的第二次接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还是买油条。也是因为他们住的太近了，活动范围又都很小，男生和女生虽有相对不同一些的生活内容，可在他们这样的年龄，区别实在不大，买油条又是孩子们最经常承担的家务劳动。所以，他们就又碰上了。这一回，没有遇到排长队的情况，因为不是星期天，时间又略迟了些。他们各买各的。但他们很有默契的，先买好的那个，稍等了等后买的那个，两人就一同往回走，路上互问了毕业分配的打算。其时，上山下乡高潮已经过去，但还是有部分的毕业生需要去农场或者农村。她很笃定地告诉他，她哥哥已经去了黑龙江，她总归是留上海了。他的情况就复杂些了，他上面有一个姐姐去了安徽，但又有一个哥哥在工厂，所以他就有了两种去向的可能性。她就说，你们家是一工一农，所以完全叫你去农村也是不对的，最多是去上海郊区的农场。她又说，她们弄堂里有一个人去了苏北大丰农场，现在已经抽上来，在江南造船厂工作。大丰农场虽然在苏北，但它是属于上海的农场，而上海的农场都是有计划的，一批一批抽调上来，总归能回上海。他发现她挺多话的，而且说话的口气、用语都很老气，好像是一个世故的成年妇女。但她的老气又带着一种做作，分明是一个小孩子在学大人腔调，学得也还不错，这就有些好玩的意思了。他和她一同过了马路，她将进弄堂时，又说：我认识你阿娘，一个宁波老太，最喜欢买蟛蜞了，对吧？他红了脸，好像被她窥见了什么隐私。他们家饭桌上，长年不断要有一碗蟹酱，阿娘是用廉价的蟛蜞做的。过了几天，阿娘对他说，你那个小女朋友真是活络极了，黄鱼摊头排个位子，带鱼摊头排个位子，前边排个位子，再绕到后边排个位子，一个人买了几份，还让给我一份。他一猜就是她，又有些难为情。现在，他吃什么，都瞒不过她去了。

本来，他是可以将他的遭遇讲给阿五头听的，阿五头是他的至交。可是他却没有说。阿五头是他思想和知识的伙伴，他们的交往十分高洁，一应生活小事都进不了谈话的领域。所以即便他想和阿五头谈谈妹头——他是从那几个很“咋”的女生叫她时，听来她的小名，他觉得这名字很像她——他想和阿五头谈谈妹头，也不知道从何谈起。和妹头的遭遇全是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买油条，买黄鱼，还有阿娘，多么无聊啊！阿五头不见得会有兴趣，这真的一点也不值得和阿五头说，他这样对自己说。于是，就将这个遭遇隐瞒了下来。所以，后来，他已经和妹头来往得不可开交，而渐渐与阿五头疏远，阿五头还蒙在鼓里。那时候，阿五头正对法语产生兴趣，日日捧着一本法语毛主席语录。这是一个真正的书蠹，不像他，书本上的东西吸引他，生活里的东西也吸引他。

妹头老早就和玲玲讨论他了。女生天生喜欢议论人，不只是因为嘴碎，也是对人有兴趣。别看她们表面对男生视而不见，其实心里的鬼大着呢！而且对这些虽然与她们同龄，但看起来却要更年幼的小男生是肆无忌惮的。她们给男生们起着绰号，嘲笑他们的举止。但她们议论男生也是有选择的，这些男生大多是比较有趣，而且也更显得小一些，还有就是，他们必是正派的，清洁的，斯文的男生。那种强壮，粗鲁，有习气，满嘴切口的男生，则是带有着侵略性和攻击性，她们就像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决不会选他们作议论的对象。还有，在学校里负些责任的男生也不会充作议论的角色。他们显得过于正经了，她们必得要正经地对待，不大能轻浮的。而那一些就不同了，他们实在很好玩。有好几次，他在前边走着，妹头和玲玲在后边跟着，硬忍着好笑。他眼睛里全是“七〇届的拉三”，一点没有觉察身后还有两个女生。这就好像寓言里的一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以，那天妹头帮他带油条，在她，是再自然不过的。你想，他那样的人，白胖的大头，架了副眼镜，满腹经纶地沉着脸，拿了一只单柄的小牛奶锅。后来她将油条分给他，那油条只能站在锅里，他就用一只手撮着，忍着烫，快快地移着脚步。看上去，竟作孽得很。她又是硬忍着笑的，但心里不知什么地方，却触动了一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触动，她后来没有把这个出色的笑料告诉给玲玲，与她分享。以后，和他的一些接触，也没有告诉玲玲。

玲玲没有兄弟，两个姐姐又比她年长得多，尤其是二姐姐，因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交男朋友就更早也更公开。有时候，二姐姐会带她一起去赴约会。那年月，男女约会都时兴带着年幼的弟妹，就像婚礼必要有男女小傧相。所以，玲玲对男女间的事情，是有些了解的。而且，像玲玲这样，担任女友的配角的女生，心思其实是更加曲折一些。她们一方面是受屈抑惯了的，另一方面又有些不平。她们不能像她们的女友那样无所顾忌，自由自在地表达自己，就在肚子里做功夫。因此，她们决不像她们外表上看起来那么简单和安静。玲玲老早就在注意妹头了，像她们这样要好的，朝夕相处的女朋友，内心有一点动静都难逃过对方的眼睛。并且，玲玲很自然地就将这点动静归于男女之间的原因。她想，妹头有敲定了。想到这个，她心里就有些不高兴。倒不是因为妹头对她隐瞒了什么，这个她并不在乎。别看她是扎在女孩子堆里，实际上她不是那么重视同性间的感情，甚至是怀有戒备心的。她不高兴的就是，妹头有敲定了。妹头向来占她的上风，她都视为平常，可惟独这件事，她却不太能容忍了。也就是因为扎在女孩子堆里，她对男孩子的兴趣是很强烈的。而且，现在她又长得更好看了。由于进入了青春期，皮肤有了些血色，变成瓷白色的，头发还是黄，可是略厚了些。尤其是个子，她长得很高，有一米七〇的样子。身架子虽然有些扁，也不够挺拔，但却有一种瘦弱的韵致。她的眼白依然发蓝，瞳仁猫眼似的发褐色，眼神里藏着一种洞明一切的表情，这使她显得很微妙。说起来，她是要比妹头有特色，招人眼目，可她却还是妹头的配角呢！妹头还是占她的上风。这是因为她缺少妹头的热情。无论是她的好看，还是她的微妙，都含有着一种淡漠，所以，很难激发别人的情感。而妹头则正相反。

可是玲玲有心计。她注意妹头在小菜场里和那个宁波阿娘打得火热，帮她占位，帮她排队。而她也认为，这个宁波阿娘正是“白乌驹”的祖母。她还注意到，妹头近来不太取笑“白乌驹”了，也不太提他了。并且，妹头现在也不像以往那样，总和她一起在弄堂里玩了。她更多的，是一个人在屋里，关着门。有一回，玲玲也不敲门，径直推门进去。见妹头正在桌上摊开着，裁一块衣片，被她吓一跳，抬起头说：你吓我做什么？玲玲笑着说：哟，做盘房小姐啊！又退回去，拉上了门。妹头骂了一声：神经病，依然裁她的衣片。这时候，确实的，她们有一些疏远了。女生们就是这样心细如发，有一点点变化，就会受到影响。不过，和以前许多次疏远和芥蒂不同，这一回，似乎是玲玲凶，而妹头则有些理亏，就软了。她有几次去找玲玲一同去买菜，或者买别的什么，却遭到了无理的拒绝，妹头竟也没有发作。她隐隐地感觉到玲玲是因为什么对她气不过，但实在无从解释起，只得听之任之。接下去发生的一件事，终于叫她按捺不住了。

时间已到了夏天，热得很。热天里，最大的享受是到弄堂对面的食品商店吃一杯赤豆刨冰。这天中午，妹头和弟弟一同去吃刨冰，正吃着，他也来了。于是，三个人就占了一张圆桌，头顶上是一架吊扇吹着，水磨石的地面渗着凉气。望着玻璃门外，马路当中那一条没有树荫的太阳地，耀眼地反射着光芒，汽车轮胎从柏油路面上柔软地轧过去，就格外地觉得凉爽。这时候，他们之间已经不那么拘束了，说话就比较放开。他们说的还是毕业分配何去何从的事情，但话题扯得挺远，说到彼此的兄姐，在工厂和外地农村的见闻。弟弟是个性急的人，再加也有自己的小朋友，没耐心听他们的闲篇，三口两口吃完刨冰，就自己回家找人玩去了。剩下他们两个，有意无意地拖着时间。正在这时，玲玲进来了。这是个很大的、开有几个门面的食品商店，供应刨冰的冷饮部是在商店的一端，对着一扇玻璃门。玲玲推开的正是这扇门，于是就同他俩打了个照面。她很夸张地退出门去，弹簧门打了几个大大的来回。妹头的火气陡然上来了，她又有意地拖延了几分钟，才同他一起站起身。这时她看见玲玲已经从那一端的门重新进了商店，装作很专心的样子，看着柜台里的零食，好像一点也没看见他们。就在这一瞬间，妹头很冲动地对他说：明天你到我家来，我给你看我哥哥从黑龙江寄来的、白桦树皮的信。然后就走出门去，挑衅地将门一摔，反弹回来的弹簧门差点儿将她自己撞着。虽然是炎热的午后，可是梧桐树投下了满街的荫凉，光和影都像碎了似的，烁烁地闪亮。他走在轰响的蝉鸣里面，头脑里懵懵懂懂的。他对这个女生的心情不是喜欢，而是，而是十分地自然。就好像她是又一个阿五头，一个女的阿五头，情况就又有些不同了。当然，他还是不能够告诉阿五头他的遭遇。并且，他的遭遇越来越发展了，究竟要发展到哪一步呢？

下一天，他如约去了妹头的家。他无数次地走过这个弄口，这个弄口处在这条街的最重要的路段上。食品店，油条铺，文具店，书店，还有阿五头家的公寓弄堂，都在它的附近。可是他这是第一次走进去，心里竟有着几分悸动。每一条弄堂都有着自己的生活习性，有着不同的气味，并且包裹得很严。就好像古代的部落，有着一种封闭自守的性质。走在妹头家的弄堂里，他觉得妹头也变得不可思议了。他的大头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潺潺地流着汗。他们这些男生女生都没有午睡的习惯，也不怕热，在别人午睡的时候，他们串着门。弄堂里很清静，人们都躲在家里，太阳把石板地晒得白森森的。妹头家内阳台的窗户上垂挂了竹帘子，竹帘的缝隙里，透着耀眼的亮光，显得房间就有些暗，但却令人心安。妹头穿了一件无袖的方领衫，和一条花布裙子，裙子稍短，露出了浑圆的膝头。上下两种花色不一样，一种是绿花，一种是桔色的花，显见得是不经意的家中的穿戴，却很意外地相配。妹头郑重也做得主地煮了一锅绿豆汤，早起就煮好凉在那里，现在还微温着，他喝了一碗，豆大的汗珠都出来了。她就绞了把毛巾给他，上面有着香皂和百雀灵香脂的气味，不是像阿五头和他那样的浓厚的人气，还有馊气。经这一会开场式的忙碌，终于把他安顿下来，两人的尴尬也好了些，渐渐地适应了新的处境。她这才想起去拿哥哥的白桦树皮的信给他看。柔软的白桦树皮上，写着流畅的钢笔字，抄写着一些激情洋溢的诗句，他看了看就放在了一边。妹头把缝纫机从内阳台拖进房间，接着她的永远不会完尽的缝纫活计。缝纫机的走针声，十分轻快，她又是十二分地熟练，一边踩着机器，一边同他说话。她又变得多话，教他如何应付毕业分配，说倘若真叫他插队落户去，他就不去，赖着，怕什么，最最坏了，也不过是插队落户，还怕人家不让他去？倘若不让他去，正好。她学着精明厉害的成年妇女，撇着嘴，开导他：有什么呢？你说是不是？真是的！然后看透了的样子，摇摇头。

这是和阿五头在一起完全不同的经验。和阿五头在一起，他是深奥的，现在，他则变得很浅薄。对，妹头就是这样，浅薄。他有些惭愧，可是有谁知道呢？别人知不知道无所谓，重要的是阿五头不知道。阿五头是沉迷在思想里的人，对俗世毫不关心。

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那锅绿豆汤已经喝干了，身上的汗也凉了下来。在妹头的聒噪和缝纫机声，同时停止下来的一刹那，他们忽然听出了窗外的寂静。这不是一般的静，而是有意味的。因为午后的炎热已经过去，竹帘缝隙里的光也已变得柔和，太阳明明西移了，这时候的寂静就显得不自然了。它就好像是有意地，屏住了声气。他们便也不自然了，说话不像方才那么流畅，而是东一句，西一句的，并且都有些没情绪。妹头想他怎么还不走，就有些生气地猛踩缝纫机，态度明显不太友好了。他呢？并不是不想走，而是不知道该怎么走。太阳又下去了一些，正好下到那样一个角度，就是和窗上的竹帘的缝隙平行，它扁着进入窗内，房间里的光反而比方才亮和热了一些，但却有着一种阑珊的意思。他无论如何也要走了。他站起身时，妹头也站起身来，把手里的活计一团，朝机器上一扔，说，我带你走。妹头推开房门，没有朝弄堂走，而是朝相反的方向，向房屋的纵深处走去。他蒙着头脑跟在妹头身后，不晓得妹头带他到楼梯底下黑暗的过道里做什么。忽然眼睛一亮，面前开出一扇小门，门外是平展的清洁的鹅卵石夹道，流淌着明净如水的阳光，没有一个人。他溜出门去，走上了鹅卵石路面，身后的门关上了。事情到此，才有了些不正当的含义。

初冬的时候，他们就都有了去向。妹头分在一家中型国营羊毛衫厂里当质检工，他则如妹头预测的那样，去了郊县的崇明农场。去时他带了满满一板箱的书，大部分是从阿五头家中书橱里取出的，还有一些是从各学校图书馆流失到社会上，再在偶然间传到了各人手上。好像他不是去农场谋生，而是读书去的。这也是因为在心底深处，他决不以为他真的会在崇明农场待一辈子。倒不是说他有什么远大的理想，他们这样的，乱世里长成的少年，热情和颓唐都谈不上，而是务实的心。他所以不以为他会在崇明农场待久，亦是出于实际的经验。不是先前下去的知识青年都在陆续回来吗？所以不必太为前途挂虑。并且，在他这个年龄，还都是乐意离开家庭的，以为那样就可以获得自由。所以，他没有因为有人留在上海，他却去了崇明农场而感到委屈，只是和阿五头的分手使他伤感了一时。阿五头的情况本来和他很相似，上面的哥哥也是有去有留，但是他的父亲又一次进了牛棚，这不可能不影响他的分配。所以，很识相地，分配方案一下来，阿五头就报名去安徽插队落户。分手前，他俩又去了一次人民广场。这一回，两人都没有什么话说，互相觉出对方有些陌生，却又不知道该如何接近，了解，再交流。阿五头甚至已开始在啃原版的“康德传”，所啃的一些东西大都与原义相去甚远，可他的思想却已被引进一个抽象的境地，与现实离远了。而他的，有关妹头的一些事情，却是浮在现实的表层。他们俩相距有十万八千里了。天色黑了，那山东人的风筝已经“扑”地一声落到地上，擦着地面，他们还没有回去的意思。暮色里，山东人在线轴上绕线的身姿看上去很寂寞。他绕完了，将风筝叠了收起，走了。

他和妹头的告别却是简单得很。妹头上他家来，给他送了一件手织的毛线背心，还有一双买来的松紧布鞋。他阿娘看见妹头来，高兴得很，下了糯米圆子给他们做点心。这时候，她已经把妹头认作她的孙媳妇了，哪里晓得，在后来把妹头迎进门的日子里，她和妹头做了天下第一对头。他对妹头的来访态度冷淡，因为感到尴尬，就干脆摆起了架子。他从头到尾斜倚在那张宁式眠床上看一本书，对妹头带来的东西看也不看一眼。妹头背对着他坐在床沿上，和阿娘说话。他很厌烦似的掉了个身子，脸朝里躺着。不料，妹头一边同阿娘说话，一边背过手在他的脚底心搔了搔。他险些跳起来，好容易忍住了，余下的时间里，他都板着脸，不理妹头，但却时刻警惕着不让妹头的手来搔他的脚底心。不过妹头已经够了，她把手收回去，放在膝上，端端正正地坐着，和阿娘一起讨论着如今买菜的种种难处，叹着苦经。妹头还向阿娘介绍着一些新方法，既可节约，又可将单调的品种换出花样。比如买那种猫鱼大小的杂鱼做鱼松，再比如冷油条切成段，油里炒了蘸辣酱油，也是一个菜，最妙的是那种小而多刺的盎子鱼，打上了一个鸡蛋，放在饭锅里清蒸，肉就凝结不散了，特别鲜嫩。阿娘一边谦虚地听着妹头的经验，一边又有些不服，就给妹头出难题，说，她的孙子是肉和尚，靠鱼是打发不了的，要靠肉。妹头就眼睛一亮，身子一直，说：肉？肉就更好办了，三毛钱买一个鸭壳子，炖汤给他吃；两毛钱一堆的肉骨头，炖汤给他吃；还有圈子，放葱结，姜块，浓油赤酱，烧给他吃！这个“他”既是泛指，又是指的他，就带着些嘲笑。又听到要给他吃“圈子”，这种猪下水部位，就更生气了。他在眼角里看着妹头的背影，她的短头发下面露出一截颈子，颈子中间有一道浅浅的凹槽，长着一些茸毛，他直想在那上面使劲拍一下。阿娘去端了糯米圆子来，他们就一个半躺着，一个坐着，端了碗吃。吃完了，妹头就要走，阿娘让他起来送，他磨蹭着下床穿鞋，妹头早已出了门。等他穿好鞋走出去，妹头已走得看不见了。他本来也可以回身进屋的，可却又奇怪起来，想她走这么快为什么？便也向弄口走去。弄口对着一条嘈杂的马路，街道很窄，而且弯曲，多是些日用杂货，家用五金的小店，洋铁匠“哐哐”地敲着铅皮桶，车辆壅塞在街心，性急地摁着喇叭。他正左望右望，想妹头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忽然眼睛就被一双手蒙住了。他晓得是妹头，但是惊讶她的放肆。还好，她只蒙了一下，很快松了手。

然后他们就走到前面大马路上去买冷饮吃。天很冷，包装纸冻在坚硬的冰砖上，揭都揭不开来。可他们不怕冷，也不怕刚吃过糯米圆子就吃冷食，伤了肠胃。都是这样的年纪，又都是好食欲的身体，生冷不忌。他们很坦然地吃着冰砖逛着马路，嘴上没说，心里都认为自己已经是走上社会的人了，不必再忌讳什么。尤其是妹头，她已经有了工作，自立了。

现在，她每天早上，背着包，背包的带子，也像玲玲的二姐姐那样，收得很短，卡在腰里。她背着包，去乘公交车。临到车站前，就紧跑几步，正好和后面上来的公交车同时到站。挤上车，她把包拉到前面，抽出月票，朝卖票的一扬，管他看不看见，就抬着下巴，对着车窗外面看街景。车上的人，还有马路上骑自行车的人，都是和她一样，去上班的人。带着忙碌，郑重，还有些疲乏和厌倦的表情，向着各自的工作单位赶去。下一路车，还要再转一路车。转车的气氛就更紧张了。许多人都是走同一条路线，一齐拥下这一路车，跑步着冲向下一路车。那一路车的卖票的，多少有些认得他们，有意在站上等他们，同时虚张声势地“啪啪”拍着铁皮的车厢壁，吆喝着关门离站，等他们一个个气喘吁吁地上车，门还没关上，车已经动了。上大夜班的时候，公交车就比较空一些，不那么疾风骤雨的，但却有着一种孤单和冷清。尤其是下班回家的路上，天刚蒙蒙亮，车上没几个人，都在打瞌睡。卖票的也懒得说话，到了站都不报站名，反正这时候坐车的都是老乘客了，谁能不知道什么地方下站？简直是笑话。而且，车上再人少也总有几个同路的人，他们彼此都有些认识，但从不说话。他们都要比她年长，一个是中年妇女，两个是男的。有的转车的时候，那一个比较年轻力壮的跑得快，还会帮他们拉住车门，等他们一一上去，才最后一个上。等她走进弄堂，那些读书的正好是去上学。她青着眼圈从他们身边擦过，有气无力地回应着他们的招呼。说：看你们多么享福啊！然后她草草洗漱了就上床睡觉。睡是睡得着，就是睡得浅，有什么声息都传得进耳朵。小弟中午回家吃午饭，揭锅盖，关锅盖的声音，妈妈让他轻一点的声音，窗外那些不上班的人晾衣晒被，说话走路的声音，还有小孩子做游戏奔跑的声音。她听见妈妈对着弄堂，压低声音呵斥：轻一点，妹头在睡觉，做大夜班呢！于是，这一切声音也都压低了，小孩子压低了声音在争吵。这些都使妹头感到很甜蜜，她渐渐变得很清醒了，但还是睡着，听着妈妈在桌上安置着她的一份饭菜碗筷，等她起来吃了早晚饭好去上班。她起了床，仔细地梳洗一遍，感到精神很好，和早上起床没什么两样。但她依然恹恹的，将开水泡了饭，一点一点往嘴里划，很勉强的样子。要是小弟正好跑进来，发现桌上有一样中午未曾见到的特别的好菜，眼睛陡地一亮，妹头就总是慷慨地邀请他共享。正在长身体的男孩子，随时都可进餐的。妈妈则在一边训斥小弟不懂事。妹头就说：让他吃，让他吃，反正我也吃不下，再说，还有夜餐呢！她很着重地点出“夜餐”这两个字，小弟就问她“夜餐”吃什么。妹头不耐烦又不得已地说：夜餐嘛，就是吃夜餐，油豆腐线粉汤，什锦盖浇饭，两面黄炒面，馒头，随便吃什么，并不好吃。她放下碗，就到出门的时间了。此时正是弄堂里人最多的时候，读书的回来了，上早班的也回来了，晒出的衣服在收，烧晚饭则还有一会儿，就在弄堂里说几句闲话。她从人堆里走了过去，去上大夜班。

妹头的师傅是文化革命前不久毕业的技校生，比她大七岁，已经谈好了朋友，国庆节就要结婚。她家住杨浦区，是苏北人，说话经常会带出粗字，而且满不当回事的，这叫妹头听不太惯。但她宁可装听不见，因为她是崇拜师傅的。师傅长得很好看，是那种肌肤丰腴，面若桃花，典型的苏北好看女子。可她却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的好看似的，一点没有架子，特别爱和人说笑打闹，尤其是和那些男机修工。也听不出来他们是有些吃她的豆腐，可能是听出来了却不当一回事。总之，她一点不像那种好看女子一样傲慢和娇气。上班的时候，她把一头黑亮黑亮的头发统统塞进白帽子里，连一丝刘海都不留。饭单一系，手里端一只几乎有热水瓶大小的茶缸，就进了车间。她还对妹头很好。大约因为妹头是她第一个徒弟，所以就非常喜欢。头一天上班，她就拉妹头去洗澡。妹头有些难为情，推说没带换洗衣服。师傅就说，回家再换好了。她把妹头拉到浴室，妹头一看那阵势又吓呆了。一个旧车间改造的淋浴室，足有二百平方米，几十个莲蓬头，一起喷着水。雾气朦胧中，是赤条条的人形。热气挟裹着香皂味，臭皂味，还有女性的又香又臭，多少有些不洁而腻歪的体味扑面而来。妹头几乎窒息了，她真的想退出去了，可已经来不及，师傅三下两下地把她衣服扯了下来，并且大声说道：你这个小姑娘怎么搞的，难道有毛病？水汽中，师傅的声音就像从很远传来，隔着一层膜。转眼间，师傅也脱光了，她将妹头的手夹在自己肋下，一手拿着香皂和洗发粉，走进淋浴室，并且硬挤到一个莲蓬头底下，将妹头推进水柱之中。妹头已经彻底懵了，湍急的水柱击打着她，眼睛也睁不开，只听耳边一个声音命令道：洗头，并有只手把她的头往前一按，她便机械地洗头。洗了一阵，她的身子又被一扳，就有肥皂在她背上抹起来，抹罢冲罢，一双大手开始在她背上搓泥，搓得皮肤生疼，再打一遍肥皂，冲净，这回好了，剥了一层皮。然后，这块肥皂就塞到了妹头的手里，耳边的声音说：你替我洗。她这才影影绰绰地发现，师傅站在她眼前，将一面背对着她。师傅已经洗好了头发，将头发拢上去，在头顶打一个结。她的背脊的右边，靠近肩胛骨的地方，有一块朱红的胎记。她可真是个美人啊！妹头在心里感叹着。师傅几乎要比妹头高半个头，肩膀不宽，可是结实饱满，腿很长，尤其是小腿，腿肚子高高的，直削下到脚踝，腰是有点粗，可是因为髋骨宽，把腰收了进去，就不显得粗了。而师傅一点不觉得自己的出挑，一径和女工们嬉笑着，用肥皂水去辣人家的眼睛。她们相互帮着洗好，来到更衣室，揩干身体穿上衣服。师傅对妹头说：你胸部有点小。妹头窘得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师傅接着又安慰道：不要紧，有了男朋友就长好了。妹头更窘了，并且她也不知道男朋友和胸部有什么关系。师傅还爱给妹头带菜吃，她就这么自信她做的菜要比妹头的好吃。她将狮子头，青鱼块，虎皮蛋，装在一个广口瓶里，到吃饭时，就用勺子往妹头的搪瓷碗里挖。她的菜一律是红烧的，上着浓浓的酱色，并且烧得烂熟，这和妹头她们向来的口味大相径庭。可是因为经过了体力劳动，出力出汗，这样的厚味倒使胃口大开。再加上是敬爱的师傅做的菜，又要平添几分喜欢。所以，妹头就很爱吃这样的菜，也因此渐渐变得口重，家中清淡的饮食反不够过瘾了。

师傅结婚，当然也邀请了妹头去吃喜酒，她和两个小姐妹相约了一同去。妹头现在也有小姐妹了。她们乘了很长时间的车，又走了些弯路，打听了许多人，才找到师傅的家。师傅家是住那种砖墙瓦顶的本地房子，新家和旧家其实靠得很近，相隔几间平房，新郎和新娘显然是青梅竹马。新郎是独子，家境一定不错，新房经过翻修，用水泥板架起了两层楼。底层是客堂和她婆婆的房间，楼上便是新人的房间。新房很是宽敞，布置得大红大绿，就像乡下人的洞房。床上挂了帐子，张了缎子帐屏，粉红地上绣着莲花莲蓬，鸳鸯戏水。床单是大朵的并蒂莲。大衣橱的镜子上贴了大红喜字，洗脸架前的镜子上也贴了双喜。看着床上一条一条叠起的红绿缎被和大花枕头，妹头自觉着带来送师傅的那对枕套太素了。它是湖蓝色的府绸地上，嫩黄的布贴花，四周带宽大的滚线的荷叶边。没想到师傅却十分喜欢，当即又套了一对木棉枕头，放在被子垛上。看上去有些不协调，却十分醒目，一眼就能看出是出于另一种趣味。酒席分别摆在新郎家和新娘家，还不够放的，邻居家临时掀了床铺，又摆了两桌。屋里屋外挤挤地全是人，有的是上桌的，有的只是看热闹。终于摆平入座，准备开席，新郎又站起来，四下里看着，问：淮海路的呢？淮海路的来了没有？这时候，妹头看见师傅朝新郎斜了一眼，小声说来了，来了，似乎是有些怪他大呼小叫。妹头发现师傅是很在乎她的，不过她一点没有骄傲，而是充满了感激。

妹头的小姐妹中间最要好的一个，是和她同时进厂的薛雅琴。薛雅琴和妹头同届，不同校，她家住另一个区，曹家渡那里。她很捧妹头。妹头的长相，妹头穿衣服穿鞋，妹头做活，妹头住的地段房子，妹头的爸爸妈妈，什么都是好的，总是一迭声地称赞。却也并不是无故讨好，是真的从心里觉得好，十分地羡慕。其实她自己也并不差，她的五官，身材，都称得上端正和匀称，只是皮肤有些焦黄的，人就显得暗了。穿衣服呢，也比较守旧。当然，那时候，谁都很难有突破，大体就这么几种式样、颜色。可是在这一致的保守底下，其实也还流行着时尚啊！比如那种蟹青色的，的确良卡其，那种长尖领的衬衫，还有劳动布做的长身，贴袋，圆盆领，肋下打裥的外套，再有浅灰色的百褶裙，虽然只是一些微妙的差别，可就是不一样，就是摩登。而薛雅琴，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变得十分守旧。方领的，的确良卡其，藏青两用衫，那藏青倘若是偏灰一些，带些钢蓝，颜色就出来了，可她偏偏是偏红的，马上就老气了。丁字形皮鞋，不是有短丁字的吗？不就别致了吗？可她还是学生式的长丁字，因为脚背高，丁字的竖道中间就打了褶，看上去有些邋遢。头发呢？像她这样较低矮的额头，就不能留刘海，她就还留了很长，头路是中分的，剪得很短，只遮住半个耳朵，更显得头尖腮宽，颧骨突出。而她一双黑漆漆的大眼睛，却几乎叫刘海遮住了。总之，她对自己都没了信心。好在她生性十分自谦，还有些愚钝，所以也并不太为此难过。只是惊奇同样的东西。在妹头身上就局面大改，于是就对她非常欣赏和崇拜。

薛雅琴对妹头很献殷勤。她找话和妹头说，夸奖妹头，为妹头服务。在休假日里，到妹头家去。到了妹头家，不是坐着做客人，而是帮着做家务：买米，买油，洗衣服，给地板打蜡。由不得妹头本性是不会喜欢这样性格枯乏的人，到底受她感动，和她做了要好的小姐妹。原先的好朋友玲玲，如今已连话都很少说了。这样从小一起长大的女朋友，一旦分道扬镳，比陌路人还要生分。陌路人是毫不了解，一无渊源的，而她们则知根知底，有恩有怨，难以交割。不如一了百了，了断算数。玲玲本是要去崇明农场的，但她父母说可以养她，她也就不去了。背后她妈妈也和妹头妈妈叹过苦经，说有一个大的养在家里，这一个不养，要她出去，会记恨大人的。玲玲闲在家里，没什么事情，心思全在打扮上。她现在脱离了妹头，就好像得到解放似的，个性变得独立起来，能够大胆地表现自己的思想。她的穿着可真是不同凡响。她将头发留长，紧紧编一条辫子，盘在头顶，盘到右耳后时，正好到辫梢，梢上那个红头绳就别在耳后。衬着她微黄头发和雪白的皮肤，格外鲜艳触目。她，独进独出的，比当年她二姐姐还要有风头，是弄堂里最招眼的人了。妹头并不羡慕她，妹头有妹头的生活，她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而薛雅琴，却是和妹头有着共同的新生活。

薛雅琴这样的自谦，倒使妹头在她身上挖掘出许多优点。妹头发觉薛雅琴其实并非像她看上去的那样糟糕，问题是需要扬长避短。她首先从头发上着手，改变薛雅琴的形象。她让薛雅琴把头发留长，前刘海梳上去，再从偏旁分路。想不到，这小小的一点变化就使得情形大为改观，薛雅琴变成了一种大眼睛，方下颌，有点洋派的脸型，只是她的表情还有些瑟缩。但这不要紧，慢慢培养起了自信，就会好的。妹头还把自己的一件衣服借给薛雅琴做样子。薛雅琴借去了很久，也没有还来。后来听别的小姐妹说，看见薛雅琴就穿了这件衣服在曹家渡走。妹头自己没有说话，倒是师傅去和薛雅琴讨了。薛雅琴来到妹头面前，说自己是如何如何喜欢这件衣服的样子，真的，她从来没有穿过这样好的式样的衣服。妹头听了这么些好话，当然不好意思立刻要回衣服，就让她再穿一段时间。于是，本来是偷着穿的，现在则公开穿了，并且一直穿到破也没有还回妹头。像薛雅琴这样的自谦里面，多少有一些不自爱的，而妹头对她的纵容，也多少有些轻视在里面。可妹头自己并不觉得，只是一味地和她好，甚至有一次和妈妈说，让薛雅琴和哥哥好。这个建议也是含着不把薛雅琴放在眼里的心情，因为哥哥这时已在黑龙江谈了个朋友，东北人。妹头因为从小爱戴哥哥，而哥哥又向来对妹头不屑，所以，这消息使她有些生妒，同时，也有些害怕，不晓得哥哥的女朋友有多么厉害。而薛雅琴却是可由她拿捏，要她长就长，要她短就短。当然，事情不能跟她的如意算盘走。然而，这话一说出口，妹头从此就有了个心，那就是给薛雅琴介绍朋友。介绍谁呢？就是弄堂到底的一扇门里面，三层楼的阿川。她曾经说起过的，从苏北大丰农场抽调到江南造船厂的那个，就是他。

也已经有人给妹头介绍朋友了，师傅倒是帮妹头挡，说小姑娘刚进厂，还没出师，现在不谈。私下却问妹头，有没有要好的朋友，学校里的同学什么的。师傅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觉得还是自小一起认识，住一个地段，生活环境相近的比较好。像你这样的，师傅说，就最好还是嫁在淮海路上，要到我们那里去，单是一只马桶，就够你怨的。像师傅这样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总是把市中心的生活想得格外豪华，妹头就说，淮海路上的人也不是都是抽水马桶的。师傅笑起来，打趣说，怎么，喜欢上我们那里的人了？是不是我家兄弟永新？妹头也笑起来，她想起永新就是吃喜酒那天，跑上跑下最忙的那人，大约有十二岁。两人笑了一阵，妹头才说目前还不想这个问题，师傅很认真地看了妹头一会，然后肯定地说，那么，你就是有了。

他每个月回上海几天，回上海就必来妹头家。妹头的爸爸妈妈就好像已经承认了他似的，他们并不嫌他是崇明农场的，晓得他早晚是要回来的。而且，他还使他们想起远在黑龙江的大孩子，同样是戴眼镜，同样是斯文的读书人的样子。他们喜欢家中有成年的男孩子进出，这使他们感到有了依靠。所以，他来，还都留饭，妹头的父亲与他喝点酒，有点老少兄弟的意思。妹头和他呢？也很要好。他们两人最热烈的时候，也说不上是“爱”。“爱”这个字在他俩，总有些言过其实似的，有点肉麻。他们就是要好。两人一同逛马路，吃冷饮，买东西。现在，妹头就叫他“小白”，择“白乌驹”的“白”字，好像他是姓白。起先她叫，他不应，她再多叫几声，他也不得不应了。就这样，连阿娘也叫他“小白”了。小白现在晒黑了些，也不太黑，与他们农场其他知识青年相比，还算是白的。他黑一点，倒显得瘦和结实了。事实上，他也确是瘦了，还长了些，终于有一米七二了。所以，小白看上去成熟了，甚至，有一点英俊。在农场里，学会了抽烟，也耳闻目睹了如何交女朋友。总之，他的内心也成熟了。他自然地，就想和妹头一起尝试一下男女之间的事情。

现在，妹头时常上他家去，这稍稍违反了女孩子矜持的原则。但妹头一方面是比较率性，另一方面也似乎并不把他当做正经的男朋友。他也好像是又一个玲玲，却不是又一个薛雅琴。玲玲于她更具有玩伴的性质，而薛雅琴，多少有些像奴仆。当然，他要比玲玲有趣得多，他没有玲玲的刁钻乖戾，更主要的，他是个男生。妹头也看出他的变化，他有了几分男子气，不完全是以前的，大头娃娃的形象了。这也使她喜悦。所以，她并不忌讳这样频繁地出入他家，会被人看轻。他家住的那条弄堂房子，是比较零落的那种，房屋的样式，结构，新旧的程度，都不一致。有的有天井，有的没天井，有的有阳台，有的也没有。他家住的那幢，是直上直下的一幢两层楼。倒是独门独户，但没有天井，没有阳台，甚至没有厕所，用的还是马桶。楼上是他父母的房间，楼下是阿娘带他们姐弟三人住。姐姐去了安徽插队落户，哥哥从小在外婆家长大，从来是住外婆家多，住自己家少。所以，实际上是阿娘带他一个人在楼下睡。

小时候，他和阿娘一起睡这张宁式眠床，帐子一放，就成了他的小房间。他在床里的抽屉里，藏他的各种玩意儿，甚至有一次，还在抽屉里养了一只没长毛的小麻雀。这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不知是谁扔在那里一个麻雀巢，他好奇地拨开看看，看见里面有一只刚出生，眼睛还睁不开的小麻雀。他小心地把它捧在手上，感觉到它的体温，还有微弱的脉动，于是惊喜地发现，它还活着。他就带它回来了，养在床里的一只抽屉里，抽屉里仔细地铺了一些棉花和碎布。他用一只眼药水瓶吸了米汤和牛奶，滴在麻雀的小嘴里，小东西竟然长大了，羽翅渐丰。并且和他很要好，停在他的手心里，他将手一托，它就飞了起来，飞一圈，再回到他的手心站着。可到底是个活物，又是有翅膀的，最后到底飞走了，他还为此伤心地落了泪。他其实是有些像小女孩子，喜欢做些婆婆妈妈的游戏。但后来喜欢上了读书，就渐渐把这些玩意儿丢开了。他觉得书本里面的世界要广阔得多，虽然不是那么生动，但却是不受限制，很自由，而且也比较合乎他懒散的，疏于行动的天性。白天黑夜的，他就窝在这张宁式眠床里看书，思想遨游着。姐姐插队之后，他也长大了，阿娘睡到姐姐留下的小床上，把这床让给他一个人睡，就更成了他的天地。

他就是在这张床上，同妹头一起尝试男女之间的事情的。他们实在是连一点常识都没有的，事情给他们搞得一塌糊涂，可彼此都兴趣不减。下午的时候，阿娘照例要到隔一条横马路，独身而居的舅公家去，帮他洗洗衣服，收拾房间，再烧一顿晚饭。他们便锁了房门，放下帐子。底楼的房间光线总是暗的，尤其到了下午。隔壁人家是有院子的，伸出来一方，院墙上的植物在他家窗上划下些疏淡的枝影，屋里面就更是影影绰绰。这本是闲暇的时分，他们却紧着忙碌。他们这样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连猪狗都不见，不晓得交合是件什么样的活动。又都是生活在保守的市民中间，将男女间的话题视为禁忌，无法得到一点点言传身教。那时候，也没有这类的科普性的书籍，全只有靠他们自己摸索了。严格地说，他们连接吻都接得不对，可他们也领略到了快乐，还不到心旷神怡的境界，只是彼此觉着亲热。忙碌了一阵，消停下来，相拥着，东一句，西一句地扯着闲篇，也都十分满足了。因此，他们也就并不觉得难舍难分，分开一段日子还给各自留下回味的余暇。这也使他们的技艺不容易长进，分开一段再聚一起，先要复习一下，才可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进取。并且，他们还以为事情就这样算完了，就会停滞一个阶段，再慢慢有所发现。就这样，这个尝试进一步，退两步地，拖延了很长时间。好在两人都是同样的不懂，又同样的有兴趣，因此就十分合作，没有一点相互不满和埋怨而积下的阴影。在这尝试的过程中，他们还变得格外要好，甚至有些缠绵，生出温柔的小动作，他摸她一下，她揪他一把。他们靠得那么近，彼此可看见对方瞳仁里，自己的影像。变了形的，两头尖，就像一只枣核。多么难看啊！而且非常可笑，可是，极其地亲热。他们仔细分析着脸上和身体上的纹路，斑块，痘疤，还有一些不可思议的凹塘，比如妹头的髋部，就有一处，当她的腿或者臀曲动的时候，那一处便忽然一旋，出现一个凹塘。还有气味，也是他们研究的项目。他们发现，他的背部有一股暑天里西瓜的气味，凌冽而清甜，而到了腋下，气味就变得辛辣起来。就在他们探索着人体的奥秘，不期然地，他们成功了。可是成功一点没有使他们欢喜，而是两人都大大地吓一跳。他们慌乱不已，认为是闯了大祸，出了轨，不晓得如何收场。他们想，事情真是糟糕，他们以后再不要在一起了。慌慌张张地收拾了现场，立马分手。可是欲念却产生了，不约而同地，他们又上了那张床。

可他们还是不到难舍难分的地步。他们都还不习惯，或者说不接受，欲念。这多少有些吓人。似乎是，这样的欲念过于实质性了，都有些担当不起。可是事情到了这一步，却退不回去了。他们只要在一起，就无法不做这件事。有一个假日，他甚至没有回上海，她心里也挺庆幸的。但过了不到一个月，他就提前请了事假回来了。她呢？也正想着他。两人就又胶在了一起。事情到底不再像最初时那么可怕了，他们也基本掌握要领，情绪逐渐安定，放松，乐趣就又滋生出来。

有一次，在厂里洗澡，师傅趁人不注意，在她乳房上揪了一把，小声说：有谁碰过了？妹头脸羞得通红，好在莲蓬头的水很汹涌地冲着，她张嘴想申辩，师傅又跟了一句：小心点，别闯祸，还没出师呢！她脱口而出问：怎么小心？话一出口便晓得说错了，被师傅捉住了把柄。可师傅却没有再笑她，而是认真地向她传授机宜，让她到药房去拿药，药是免费领的。妹头就不肯，说人家问起来怎么说？师傅就说：那你让他去拿。妹头说：他不肯的。师傅紧着问一句：“他”是谁？妹头又红了脸，再不理睬师傅了。第二天上班前换衣服，妹头见更衣箱角落里放了一个小纸包，里边是白色的药片。回头看看，师傅正对她眨眼，然后小声告诉她服用的方法。这样，妹头一直到正式嫁给他之前，一次事故也没有出过。

妹头和小白的关系，基本已被各方承认，只剩下一个具体问题，就是时间。妹头还须一年满师，小白呢，则要等待抽调回上海。他们心里也不急，觉得这样挺好，结不结婚都一样。而妹头自恃是已经有男朋友的人了，就公然过问起别人的事情。她真的动议要给薛雅琴介绍阿川了。

阿川比妹头的哥哥大一岁，读书时候功课不怎么样，只考取一所普通初级中学。但他的运气好，分到苏北大丰农场，两年后就招工到船厂做电焊工。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到他们厂拍电影，还选中他做群众演员。特别给了他一个镜头：在船台上焊接，电花四射，他很潇洒地将防护面罩一推，焊好了。以此可见，他的形象是很不错的。瘦长条，宽肩膀，五官生得很紧凑，而且轮廓鲜明，头发是自来卷，皮肤黑黝黝的。这样的形象，老派人是要叫他“粗胚”的，可新潮却以为是男子汉。其实呢？这两种看法都有道理。看轮廓，他确实有男子气，脸部和身体有些像西洋人的雕塑，肌肉的块面很有力度。但是眉眼间却有一股蛮横之气，看人很凶，而且无礼。他是独子，从小死了父亲，寡母便格外地宠爱，两个姐妹也凡事都让着他，所以就养成他独霸天下的为人。在弄堂里，他谁也不怕，只有一个人，也不能说怕，而是服帖，这个人就是妹头。小时候，他骑着他大伯的自行车，在弄堂里直来直去，那些小小孩就纷纷避让，贴着篱笆墙看他过去，再过来。一条弄堂都成了他的天下。只有妹头，硬拖了几个小女伴，将牛皮筋横过来一拦，顾自跳着牛皮筋。等他骑到跟前，妹头就说：你骑呀，你骑呀。他真就骑过去，牛皮筋眼看着被自行车的轮盘拖得老长老长，立刻就要断了，身后是小女孩子们一片锐声尖叫。妹头的声音最响，还是那两个字：你骑！你骑！你骑！他到底不敢再骑过去，只得下了车，退了回去，松开了牛皮筋。妹头还是不依不饶：你骑，你骑，你骑！后来长大了，到底懂事了些，又有了工作，自然稳重了，就不大在弄堂里混，却是变得傲慢了，见了人爱理不理的，谁也不放在眼里，也只有看见妹头，还会打个招呼。可妹头是什么样的人，你理她，她还不定理你呢！倒对他爱理不理的。但妹头心里，是能感觉到阿川是有些喜欢自己的。这喜欢也不是大喜欢，究竟没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只是有一点点在意罢了。将自己的女友介绍给暗暗喜欢自己的男人，几乎是女人的本能，这里含有一种占有欲，还有一种支配欲，很有优越感。

妹头的媒人做得很成功，阿川和薛雅琴很快就好起来了，两人都是妹头的不同程度的崇拜者，很愿意服从她的调遣。再说薛雅琴早有心愿嫁到妹头的弄堂里来，因为妹头曾经对她说过，倘若哥哥没有谈朋友，就一定让哥哥和她好，这类的话，这自然是提示了她的。住进这样的地段和房子，无疑是意味着进入了上海的上只角，也就是上层的意思。而阿川的形象放在那里，她看上一眼就觉得没什么话说，只有听男方的意见。阿川对这个方脸大眼的女孩子说不上什么好，也说不上什么不好，但她结实的身体，以及颟顸的神情，却激起了他的情欲。阿川就属于在农场里，给予小白他们男女关系启蒙的，那类大男生。他们都已经是有些经历的。农场的生活相当枯乏，前途又茫然，男女青年们就寻找些刺激，以充当青春的快乐。而回到上海以后，情形就不同了。在规范的生活里，道德的约束也很强，没有什么单纯的感官的快乐，要就是，婚姻。所以，妹头一给他们搭桥，他们就接上了关系，开始了热络的往来。现在，薛雅琴到了妹头的弄堂，就径直走到弄底，进了阿川的家。替妹头干活，也换成了替阿川家干活。他们谈恋爱谈得和人家不太一样，很少有出去逛马路，看电影，吃饭，消遣性质的活动，总是在阿川家里。或是薛雅琴帮着他妈干活，或就是两人门窗紧闭地关在房间里。阿川没什么变化，薛雅琴却像换了个人似的。她脸色红润了，体态也丰腴了，她的神情也变了，变得自信和满足，甚至有那么一点点骄傲。她带着炫耀地，在弄堂里洗阿川油渍斑斑的工作服，大头鞋，床单被套，或者是一堆油腻腻的猪肠猪肚，一边告诉人家，是要炖汤给阿川吃，阿川的身体很亏。妹头学着师傅的眼光去打量薛雅琴，结论是他们一定有过了她和小白间的那种关系。她心里似有些不平，好像是，竟被向来看不起的薛雅琴迎头赶上了。但是，还不是靠她妹头吗？没有她妹头，能有薛雅琴的今天吗？可是，上一回她让薛雅琴帮着缠几桄毛线，薛雅琴竟然说她要去给阿川排队买年糕，断然拒绝了妹头。这叫什么：忘恩负义。

可是，没过多久，薛雅琴就又找到妹头门上来了。起先，妹头没什么好声气，爱理不理的，可一听薛雅琴说她有喜了，不由就把脸正了过来。薛雅琴经历过了男女之间的事，说话都没有什么顾忌了。妹头虽然要比她早经历，但却是第一次听这么内行又露骨的说法，不禁红了脸。但她依然保持着镇定。她先是训斥薛雅琴没有脑子，怎么能什么都由着阿川？再是埋怨薛雅琴不顾后果，还没有满师，就出这种事情，追究起来，还要追究到她妹头的头上，谁让她给他们牵的线呢？然后就反问薛雅琴，她准备怎么办？薛雅琴又恢复了原先的谦卑，要妹头说怎么办。妹头火气上来了，说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应该去问他！他说随便，薛雅琴说。妹头更火了，拉了薛雅琴就往阿川家去。噔噔噔走上三楼，推开房门，阿川正在床上睡午觉，被妹头叫起来，一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很紧张地问：怎么啦，怎么啦？妹头把薛雅琴往他身上一推，说，问你自己！说完扭头就走，将房门使劲一带，发出一声巨响。阿川还真是有些在乎妹头，开始认真对待了。他找到他原先农场里的老关系，帮忙开出一张介绍信，带薛雅琴到郊县一家医院里做了手术。过了一天，薛雅琴就黄着脸来上班了，并没有流露出多少痛苦的表情，相反，还饶有兴趣地，趁没人的时候，要和妹头谈点细节。妹头可没有胃口听，转身走了。闯过这么一次祸，薛雅琴他们非但没有接受教训，从此收敛些，反倒因为看见了出路更加放心大胆。就这么，又做了一次手术，好不容易捱到薛雅琴满师。几乎是，前脚拿到三十六元满师工资，后脚就去办了结婚登记。等到结婚那一天，有经验的人都看得出新娘子的身孕了。果然，半年以后，薛雅琴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既像爹，又像娘，像的都是优点，十分漂亮。个子又大，长腿长身，落地就有八斤重。阿川的寡母和姐妹都欢喜极了，抢着带他。薛雅琴一下子成了他家的功臣，几乎被供了起来，月子做得非常享福。连阿川也很高兴。他们家是宁波人，特别重子嗣，阿川也是要儿子的人，从此就对薛雅琴器重起来。这时候，薛雅琴才想到妹头，真正地感激起她来。她当然不会像老派那样真的送十八只蹄髈谢媒，而是买了一对金华火腿，夫妻两人很郑重地送到妹头家中。

薛雅琴的儿子都生好了，小白还没有抽调回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多少有些疲了，但是呢，又确实习惯了在一起，分手的时候，彼此心里都很空。好像生活里有一个缺口，就不那么完满。他们很自然地，情绪低落。事情在了这么一种停滞的状态，该做的都做了，再要做什么，却由不得他们了。他们只有耐心地等待，等待事情的转机。妹头是不惯于等待的人，她总是要做些什么。这时候，她就着手于嫁妆的准备。这是物质比较紧缺的年月，样样要配给，且十分有限。除了布票，还发有工业券，购买丝绸，毛料，化纤织品，都需要工业券。对于一个准备结婚的人来说，工业券是远远不够用的。但是，什么事情能难倒妹头呢？她寻觅着那些少收，甚至不收工业券的处理品。由于是为外销生产，它们的颜色，花样，款式就都不是市面上的大路货，而是别出蹊径。又由于外销生产严格的把关，质量就相当有保证。所以“处理”，只不过是因为一点肉眼难以发现的瑕疵。一旦有卖，立即就排起长队。所以说是处理品，其实更是紧俏物质。买紧俏物质，正是妹头的强项。她能够很敏锐地觉察到，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将要出售处理品，就好像商店里有她的眼线似的，她总归能及时赶到。她还不像大多数热衷于处理品的人那样，赶上什么买什么，照单全收。她可是有选择的。有一些处理品看上去不错，实际上却不怎么样；又有一些处理品确实不错，可并不合用。她便当机立断：放弃。总之，她消息灵通，又有眼光，还头脑冷静，有全局思想。所以，渐渐地，她就拥有了一些品质优良又富有特色的床单，被面，枕套，而工业券则一张也没花出去。她积攒了数量可观的工业券，眼光在正品的柜台里搜索。她要将这些宝贵的工业券，用在最要紧、最值得的东西上。倘若遇到这样的机会，她可是一点不手软。有一次，她看见一条淡雪青的软缎被面，上面织着同色的牡丹，非常华贵，而且吉祥。她毫不犹豫地付出一百二十张工业券，妹头全家全年的工业券都在这里了。这条被面带有经典的意思，将她的收藏提高了品位。处理品好是好，可毕竟过于别致，难免游离于潮流之外，而妹头是尊重潮流的。她还很留心那些串弄堂的乡下人。那多是妇女，穿着江南一带家织的蓝花布衣，系着围兜，扎一块头巾，肩上背一个大布袋。她们木讷的面部之下，隐藏着世故，经验，还有狡黠。她们并不做声，也不乱看，挨着门走过，忽然就停住了脚步，迎上前去，悄声问道：阿姨，湖州大红牌丝绵要吗？她们几乎一问一个准，没大错的。这家或是有待嫁的女儿，或是要进人口，总之，添衣添被的当口。然后，便被让进后门里的灶间，看货色，谈价钱。这事情妹头又是在行的，哪一样次货能混过她的眼睛？真的，从一个女孩亲手备起的嫁妆，就能看出她的头脑，心智，趣味，和生活经验。

有些东西，妹头和一般女孩一样，一定要全新的，有的，妹头却情愿要旧的。比如，还记得吗？妹头妈妈床上的鸭绒被。妹头就问妈妈要了来。这条鸭绒被，因为缎面有些磨损，经纬稀疏了，鸭绒便钻出来，一抖，飞飞扬扬的。妹头妈妈却不舍得继续盖，又不舍得花大价钱送去换胆，只得收在樟木箱里。这时，妹头就要了过来。她决定自己换胆。她无师自通地，将旧胆上的缝线拆一行，脱出一行，把新的缎面罩上去，细针缝上一行。再拆一行，套一行，缝一行。新胆的四边周，也是用双滚条缲边。缎面和滚条都是重新配的色，橘色掺黄的软缎，滚条则一色绛红压一色翠绿。是大开大阖的颜色，听起来相当冲，可放一起，铺陈开来，竟是富丽堂皇。做好以后，弄堂里的人都来欣赏，连玲玲的骄傲的二姐姐，回娘家时，听说了，也来参观了。她嫁了一个西餐社的厨师，生了个女孩，却依然年轻，白皙，小巧，冷面。妹头虽然已经不以为她怎么样了，可因是小时候的偶像，所以，还保持着敬畏的心情，很荣幸地将旧翻新的鸭绒被铺开了，供她批评。玲玲的二姐姐面无表情地看了一遍，并没说什么，可她看了那么长的时间，妹头就已经知道了她的评价。妈妈送妹头鸭绒被时，将装鸭绒被的樟木箱也一并送了她，妹头也接受下来。她到车间里找了些擦铜油，擦去铜锁上的绿锈，锁立即锃亮，既是新，又能看出是老货，显示出厚重的家底。

在这同时，小白那边也把新房的安排方案拿出来了。这方案很简单，一句话，就是把底层让给他们做房间。阿娘和偶尔回家探亲的姐姐住到楼上，吃饭呢，还是在楼下，在他们的新房里放一张吃饭桌子。妹头心里是想二楼做房间的，但再一想，楼上很是晒顶，要大人让房间毕竟不好意思，还有，她新生出了一个念头，她决定要在楼下做一个卫生间。她宁可将外间灶间的隔墙往里面移一米，这样，她们的房间虽然要收缩四个平方的面积，但是这样就有了卫生间，不必在房里拦马桶间，也不必倒马桶，重要的是，房子的性质不一样了。再有，灶间也扩大了，可以连带做吃饭间，就不必在他们房间开饭了。所以，还是划得来。她主意定了，然后和小白商量，小白听了就有些头大。严格说，他们的事情一进入具体的操作，他就一直头大着。他也知道，这些事情是躲不过去的，那么，最好是做梦似地做过去。正好，这时候，阿五头回来了。阿五头患了肝炎，回家养病。小白再从农场回上海，就分出一半时间往阿五头那里跑。由于分离了这么久，之间的疏远倒像是不曾有过似的，他们一下子又回到最好时候的那样。虽然各自都有了些决然不同的经历，却都搁下不提。他们是那种心有灵犀的朋友，不用多说，只要在一处，自然互相就懂了。他们又去了人民广场，那山东人竟然还在，因从来也没有看清楚过他的面容，就觉得他一点也没有变。这使他们感到并没有过去多少时间，人事依旧。那时候还没有同性恋一说，妹头只是觉得他们好得奇怪。他们俩的世界是妹头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但她能够接受这样的事实。相反，要是小白的一切，都是在妹头智能范围内的，她就要感到无趣了。她喜欢小白有一些超出自己的东西，这种对男性的理解多少是来自哥哥在她生活里的影响。所以，她并不硬拉着小白一起去实现她的计划，而是说，你只要说服你们家大人，其余的都由我来。这要求一点不过分，小白也觉得再推脱不好了，就去征得了父母，还有阿娘的同意。对这个计划，大人们说不出一点不是，可也不见得有多么赞成，他们甚至还有些不悦，觉得妹头是在挑剔他们。但既然妹头说了，她全包，就也不好反对。于是，妹头便拿了小白的户口簿，房票簿，去奔走活动，争取房屋部门的许可和派工。那时候，工程队都是由房管处统一调派的。由于是增建卫生间，还要排放一根排粪管，这根排粪管需走一些弯路，才可放进化粪池，就要破路面。事情涉及三头六面，可妹头都摆平了。

妹头再说她全包，小白也不能看着不问，到底也是他家的事情。开工时也就请假回来一起张罗，送烟送水，和工人热络热络。有几次，阿五头也来看看，主要是找小白说话。说起来，妹头也是和他同班同学，可他却对此一点印象也没有。看起来，他对妹头也并无什么兴趣。这点，小白和妹头都能感觉到。背地里，他没有向小白发表一点对妹头的意见，当面呢，他和妹头就没有一句话可说。他的冷淡态度无疑是使妹头极为恼火，从此就种下对此人的不满，一有机会就要进行挖苦和攻击。而小白则是感到有些羞愧，好像在阿五头面前感到抬不起头。有时候，他就会有意地和妹头唱反调，好像要把关系弄坏似的。但他立即会遭到妹头的遏止：你要做什么？小白，识相点吧，不要没事找事！妹头一句一句地向他而来，并不针对他的意思，却又很针对他的意思。这就是妹头的本事，无论表面多么纷纭，她都能一眼看透，直指真相。你要想和她搅浑水，是搅不成的。所以，闹了几次情绪，也没闹出什么成果，在妹头这里全输。为表示自己对妹头的无所谓，他只有更频繁地跑阿五头家，和阿五头在一起。

他们现在的谈话更加深奥玄虚，环绕着生存的意义和无意义。他们都很年轻，并没有多少生活经验可作推论的材料，只是凭着论证的方式和顽强的精神，一步一步地推理。所以，都是以空对空，纯粹是思想的运作。这种运作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虽然是在虚拟的条件下进行，可是它们展现了独立的思想过程。这个过程在他们执著的推进之下，终于能够自圆其说。他们俩真是最好的搭档，配合得极为严密，并且各司其职。比较起来，阿五头更善于出思想，他有着奇思异想，思路在本质上和常人不同，而且逻辑严谨，显示出机械论训练的良好成果。前者是来源于热衷想象的天性，后者却要归功他大量的庞杂的阅读。而小白呢，他其实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所以更加侧重文学和诗歌，这使得他迷恋于华丽的词藻，汪洋恣肆的表达。后来，小白成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文论家。他的文章都是以对话的形式结构，对话的双方为犃和犅。犃就是阿五头，犅则是他自己，小白。从此也可看出，他无意中认可了妹头给他起的名字，“小白”。偶尔的，他们三个人也会一起出去玩，看电影，或者逛马路，妹头随他们说什么，一般是不插嘴的，方才说过，妹头认为男生们是应该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话题。但有一种情况下，妹头就不得不说话了。由于用上海话不便于表达，他们常常会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尤其是概念性的名词，非是普通话不可。这样的时候，妹头就会给小白一个白眼：开什么国语！他顿觉尴尬，讨论不下去了。阿五头并没听见妹头的话，也不是个敏感的人，兀自夸夸地说着。半时，才发现没了对手，小白消极地沉默着，便也没劲下来。有了这么一两回，小白就再不让妹头参加他和阿五头的聚会了。

卫生间修好了，小白一家首先享受了极大的便利。灶间也按妹头的设计，扩成一个手枪形的空间，在手枪柄上放了饭桌，做了一个小饭厅，也做了全家人聚集的中心。趁此大兴土木，底层的新房间一并做出来。修门窗地板，粉刷天花板，贴墙纸，装壁灯，小白家的大人给了一笔钱买家具。阿娘希望他们能够继承那张宁式眠床，小白无所谓，妹头坚决不受，毫不顾念他们在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这张床在她眼里是老八股，又不是洋式的老八股，像她那床鸭绒被和樟木箱，而是乡气的八股，这含有一种阴暗的历史。谁知道上面睡过多少死人呢？是要做噩梦的，妹头刻薄地说。小白说：好像你没有睡过似的。妹头厉声道：所以，所以呀，就不要睡了呀！小白别想说过她。处理这张床出了点小难题。阿娘先是要搬上楼，表示，你们不要，我要！小白的父母也不大想要，嫌它占地方，好像房间里又套了个房间，但不愿和阿娘生气，只好往楼上搬。不想，楼梯太窄，抬不上去，就提议还是卖了。阿娘不允，守着床掉了眼泪，大家都看妹头，无奈妹头就是不要，最后是抬到小白的舅公家去了。事情虽然解决了，阿娘心里却是不高兴的，好像不是这张床，而是她这个人，被妹头从家里逐了出来。芥蒂就是这样种下了。

现在，房间是一崭新的，每月小白休假回来，一个人睡在里面。平时多是空关着，只有妹头有权进来，东看看，西看看。此时，妹头的东西还没有搬过来，床上是小白的旧被褥，窗上也是旧窗帘，桌上，五斗橱上，都没铺台布，沙发是包在塑料纸里的，椅子也是。油漆味道还没有散尽，新家具又带来木脂和胶水的气味，还有新打的地板蜡的气味。总起来，是新事新物的气味，叫人高兴。什么都有了，就缺一个小白，小白什么时候能调回来呢？

玲玲也有男朋友了，是一个华侨，父母都在香港，结婚后也要去香港的。男方的父母已经正式上门提过亲，带了许多稀奇东西：半导体收音机，电动缝纫机，各色衣料，毛线，又请她们全家去国际饭店吃了饭。现在，玲玲进出的都是这样高级的场所。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末期，服饰上的风气还是比较保守，但玲玲却在夹缝中求发展，稳中求变。既新颖，又没有越过雷池半步。比如，衬衣做成男式的领子，袖子的克幅比通常延长一倍，一列三个扣子，腰身窄长。裤子比较宽，又宽不到喇叭裤的程度，那就出格了，其实就是后来的直筒裤，裤管扁扁地遮住脚面。还有灯芯绒的外套，前襟和后背，经过拼接，以条纹组成图案，接缝处都是明线，也是压出图案的效果，有些类似猎装，又不是那样男性化。总之，是十二分地独特。玲玲现在是弄堂里的人尖了，在家里的地位也上升到二姐姐之上。其实，她心里一直是憋着股气的，一定要挣出头来。她晓得结婚是女人第二次投胎——像她父母养了那么多女儿，又无能力为女儿创造更好的条件，对女儿的希望大都是寄予第二次投胎上——于是，抓牢了这个机会。比起妹头来，玲玲更有心智，而且冷静，不像妹头那样率性。这也是处于配角的位置，韬光养晦，积成的性格。妹头很难不对玲玲生妒，觉得她怎能这样事事现成？但一旦为自己的事情忙起来，就又被其中的乐趣抓住，觉得玲玲这样也没啥意思。她看见过玲玲的华侨男友，瘦长单薄的身体，带着一副澹然的表情，倒和玲玲很配。妹头也觉得不如她的小白有趣，她想象不出玲玲和这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能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无论如何，她和玲玲也已经是桥归桥，路归路，不再有什么关系了。

又过了半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了退休顶替的政策，小白的妈妈退休，让小白顶了班。这样，小白终于回了上海，他们也终于结婚了。

此时，阿五头已办了病退回城，分在一爿街道小厂工作。他父母要他考大学，就像他的哥哥们那样，他却不考，说大学有什么上头？这话倘若换一个人说，就是狂妄了，可阿五头说，谁都会认为他说出了事实。他是那样老成，稳重，用功的青年，甚至不再是个青年，而是，而是什么呢？他脸上有着一个哲人的昏晦而又明智的光辉。他的近视眼镜布满了圈圈，眼珠在深邃的焦点里沉思。他弯着背脊，但给人的印象不是背驼，而是背负了超载的重荷，这重荷就是思想。他好像是居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核里面，已经突破了表象，而抵达本质。上大学在他看起来，无疑是属于表象上的生存和竞争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他也并不书写他的思想果实，书写也是表象，真相是无法物化的，一旦物化便又成了表象。因为，世间万物均是流逝的状态，任何挽留都是无济于事的。所以，阿五头又是个东方的哲人，他是攀着西方实证主义的锁链，过渡到东方神秘主义的彼岸。他正在读梵文，以便研究印度教。阿五头所以还没有完全堕入虚无，是因为他有着一些男女朋友，这些男女朋友都是他的听众和谈话伙伴，他还有欲望发表他的思想。要是没了这点欲望，他就和现实世界彻底断了往来。小白是这些朋友中最为他看重的一个，因为小白最有能力触及他的思想。他需要刺激，思想才能步步上升。小白所以具有这样的能力，一是因为他基本伴随阿五头的思想成长，中间虽然有些空当，但也以他的聪明和虚心好学赶上了。二是因为小白既能跟上阿五头的思想，又是现实中人，他身上有着那样有趣的分裂：当他思想起来，可以是一个脱离表象的，抽象的核中人，可在具体的日常事物中，他又时时被那些表象所吸引，所羁绊。所以，他在和阿五头的对话中，无意就扮演着两种角色，一种是同向的，另一种是相向的。他时不时地，会深有感触地提出，如何处置玄思和肉体生存的关系的两难问题。这其实是最要紧解决的问题，对阿五头的思想工作是巨大的挑战，激起了他的探索热情。看到小白书写着犃和犅的对话，并且在日益开放的报纸杂志上发表，阿五头微笑着想：这就是小白！他必须将思想物化，否则便不甘心。小白了解他的想法，所以并不把发表他文章的刊物送给阿五头看，有时候，宁可让他看一些草稿，以为这样就比较能为阿五头接受。阿五头的意见是，小白的文字太过华丽，不够“质”，这些华丽的文字大有脱离思想之嫌，为这充满物质的世界再又增添一件物质，在重叠、繁复的表象之上再蒙一层表象。

阿五头的意见，小白也觉得对，可他到底不能摆脱华丽的文字的吸引。小白迷恋文字。正像阿五头说的，文字在他笔下有着一种独立生存的状态，可以脱离含义，自行繁殖生长似的。他沉醉于文字在思想的动力之下，流淌，流淌，一生十，十生百，万流奔腾，汹涌澎湃，最后，百川归海。况且，自然是，他的文章发表后，所得到的赞赏也是叫他高兴的。这些外界的肯定，丰富了他的书写的意义。就这样，回沪和结婚以后，又是思想解放的好形势，他开始了他的写作。他白天到外滩上班，在母亲工作过的设计院做一名描图员，晚上就伏案写作。

妹头从来没有试图过，要去了解他写作的东西，但她喜欢他写作。就像前面说过的，她喜欢他有一些她所不了解的东西。但由于他们实在太过稔熟，她在心底里又并不把他的写作看成多么了不起。她想：他，小白，白乌驹，贪嘴的肉和尚，还很贪恋床笫之欢，他肚子里有几根肠子，她还不知道吗？看见他伏在桌上写着，她心里就好笑：像真的一样！觉得他很好玩，由这“好玩”生出一些温情，就要去和他搅一搅。把冷水洗过的手塞到他后脖领里面，或者在他胳肢窝底下哈他一下。他有时候会真生气，说：你做什么？再继续他的写作。更多的时候，他是不经搅和的。妹头三逗两逗，他便放下笔，和妹头缠在了一起。他们两人在一起真的很开心，有许多玩的念头。两人打争上游，输的那个要背赢的在房间里走三圈。或者下斗兽棋，输的要学狗叫和猫叫，直叫到赢家满意为止。他们看电影，看完以后就吃夜宵，吃过夜宵再兜马路，兜到十一二点回家，还不消停，还要折腾，反正明天星期天，一觉睡到下午。幸好，幸好，吃饭间做在了外面，谁也碍不着谁。连小白也不得不承认妹头英明了。他们还请朋友来家吃饭，这就是妹头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妹头的手艺很给小白面子，妹头的形象也很给小白面子。妹头烫了头发，短短的，留了些额发，很俏丽。妹头在米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外面，系一条荷叶边的围裙，很利落。婚后的妹头肤色很白，而有光亮，淡淡地描了眼圈，眼睛的形状更鲜明显著，杏形的，渐渐地往上收了梢。唇形也略夸张了一些，就显得丰满了。总之，妹头很有光彩。她特别愿意招待客人，提前把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迎接客人的到来。她泡好茶给客人喝，买好烟给客人抽，做好菜给客人吃。倘若是小白方面的客人，她还变得很乖，在一边，静静地听小白和客人们聊天，尽管开国语好了。小白的客人大多是些海阔天空的谈客，一谈能谈至通宵。她不吵不闹，还提供夜点。但这并不等于说，她对他们的谈话有什么兴趣。她只是喜欢这样的场面，高朋满座，而她是一个贤良的女主人。等到她的小姐妹上门，她就要变个角色了。她对小白吆五喝六，凶得很，好像小白是她的仆人。有时还把小白轰出门去，她们自己好说自己的事情。其实不是小白不便于听，而是为了向小白作威作福，颐指气使。小白表现得也很好，倒不是有心给妹头面子，而是他习惯了妹头出花样。妹头总是能想出各种不同的游戏，而小白则是个默契的玩伴，本能地做出反应。

但是，在小姐妹跟前，妹头对小白的写作，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她故意把刊有小白文章的书报放在显眼的地方，然后随便地扔开，轻描淡写地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又没有多少钱的。于是小姐妹们就很惊讶，能白纸黑字地印着妹头男人的名字，已经很了不起了，竟还有钱！她们将这些报刊传来传去地看着，最终什么也看不明白，更觉得深奥了。小白被妹头安排在外边灶间里剥蚕豆，听见妹头在向她们介绍说，这是哲学。“哲学”这两个字，妹头是用普通话说的，听起来很好玩。小白心里暗暗好笑，还有些感动。倒不是感动妹头对他劳动的尊重，他当然知道妹头不是尊重，而是炫耀，他感动的是妹头的天真。妹头很天真地又要试图扮演一个新角色，多少有些露拙了，但一点不影响她的认真和诚恳。妹头的师傅轻轻地说了一句：妹头嫁了一个书生。她师傅已经长成一个壮硕的女人，但依然匀称，而且好看。这些女工，即便是清秀苗条的，也很奇异地显得壮硕。她们一来，房间里便壅塞了一股热蓬蓬的浓郁气味。不止是那种中低档的散发强烈化工合成香气的化妆品气味，也不止是那种汗腺很旺的劳作女性的体味，还是来自身体更深处的，一种饱满，活跃的能和热。它们饱满与活跃到绽开的程度，有着一种威慑的力量。这些在生产线上操作的女性，就好像是真正的同胞姐妹，她们买一样颜色，一样款式的衣服穿，说着只有她们自己明白的，车间里的，特殊的语言，她们的笑容，举止，形态，都有着说不出来的相似之处，这样的一致性又增加了那股能和热的强度。当小白完成了妹头安排给他的劳动，和妹头交换位置，由妹头上灶，他则进房间去招待客人。他一踏进房门，原来是喧腾着的，这时戛然静了下来。她们一下子拘束起来，只有妹头的师傅勉强笑了一下，即刻又收敛住了，她们敬畏地看着他。这便是妹头向她们吹嘘的结果。她们敬畏的谦卑的眼光，造成的是逼视的效果，他终于受不了，嗫嚅着退了出来。

妹头有一次开玩笑说，要把她的小姐妹某某某，介绍给阿五头做朋友，小白笑得几乎从床上翻下来。妹头也很得意地笑，这是她对阿五头最成功的一个诋毁。她说她想来想去，要治好阿五头的毛病，她咬定阿五头是有毛病的，要他病好，就是结婚，和谁结婚呢？就和她的小姐妹吧！妹头又说，怎么不可以？人家是国营企业，阿五头才是个大集体，阿五头肝功能还不好，肝功能不好肯定要影响那个功能，否则为什么都要叫“功能”呢？妹头是很能胡调的，胡调起来没边没沿，可以一路胡调下去。他在妹头的怂恿底下，不禁要去想象阿五头和妹头小姐妹结婚的景象。那景象竟是很惨的，就又要笑。他越笑，妹头越得意，胡调得越起劲，说功能和功能之间是连带的关系，这功能说不定就把那功能带好了，带好了，阿五头就会有小孩子，有了小孩子，阿五头的哲学病就彻底好了——妹头说“哲学”时又用了普通话——阿五头要洗尿布，洗奶瓶，烧鲫鱼汤给产妇发奶，还要抱小毛头。说到小毛头，妹头忽然温柔下来，抚了抚肚子，说，小毛头在这里呢！阿五头怎么配有小毛头。小白就也要去摸妹头的肚子，妹头却不让，说他要把“哲学”病菌传染给小毛头的。传染给她不要紧，她有抵抗力，小毛头却是很嫩的。他非要摸，妹头非不让。两人推来推去缠成一团，最后，妹头才让他轻轻，轻轻地摸了一下。

小毛头给了他意外的惊喜，虽然结婚生子是天经地义，可具体到他和妹头，这事情就有些不可思议。他和妹头，从开始到现在，都像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可居然要有一个小毛头了。事情忽然就变得严肃起来。小白全家，尤其是阿娘都很兴奋。因他哥哥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所以就把生儿子的希望寄在了妹头身上。上海就是有这么多的，重子嗣的宁波人。阿娘甚至开始很虔诚地吃素，但她吃的很奇怪，只戒葱，韭，蒜，鱼肉照吃。问她道理，她说菜蔬也是分荤素的，“荤”指的就是菜蔬中的荤，而鱼肉则是荤腥的“腥”。她是戒荤不戒腥，她要不吃腥，小毛头生下来怎么有力气带得动呢？妹头在背后就和小白说，阿娘这样和菩萨调花枪，她本来是生儿子，半路上也要换女儿的。小白就说，生女儿有什么不好，我就要生女儿。妹头立刻掌他的嘴，不让他再说生女儿的话。她也是要生儿子的，这可以使她在小姐妹中间更有面子。再说，薛雅琴都生了儿子，那妹头凭什么就生不出儿子？妹头有妹头的生儿子方式，她回家把她侄儿带来，和她睡一张床，小白就只能睡沙发上，脚也伸不直。妹头说：小白，现在顾不上你了，儿子要紧。小白气恼又无奈地蜷在沙发上，明知这些荒唐，却只能听其任之。妹头的侄儿是个小东北，说一口东北话，还喜欢插嘴。妹头倒不嫌了，很耐心地向他解释这，解释那。小白笑话她也“开国语”，她并不理睬，停了一时，才说：你去找个不开国语的来陪我睡呀，阿五头行不行？我倒不要生他这样的儿子了。小白听她又胡调，且胡调得不像话，只好不理睬。小东北却问：阿五头是谁？妹头说：阿五头是妖怪，专讲白话。小东北问什么是白话？妹头说，就是空话、废话、梦话。小东北再问什么是空话、废话、梦话？小孩子是可以一径这么问下去的。妹头再想生儿子，此时也憋不住发火了，她厉声道：放屁，懂不懂？吃饱了放出的空气！小白躲在被窝里偷偷笑了起来，他想，无论如何，妹头说的是有几分道理的。

妹头很是争气，生下一个儿子。阿娘喜欢极了，连舅公都过来看外甥，送了一对银手镯。阿娘一天给妹头烧六顿吃食，一应宁波口味，咸而腥。妹头说她什么都不想吃，惟独要吃一个汤。阿娘果然烧了一个汤，却菜多汤少，还是咸和腥，因是鱼膏汤。妹头仗了是生儿子的人，就教阿娘烧汤，教的这个汤又很刁钻，有心难阿娘似的。什么汤呢？糟鱼汤。先用糟油糟了鱼块，再用火腿，笋片，淡菜，木耳，小火煨汤，最后放进糟鱼，开大火，一滚即起。阿娘一听就来气了，心想，婆太太烧给你吃，哪怕是一只咸菜，也是你做小辈的福气，还有调派我的！于是，就一顿不烧。妹头才不怕她不烧呢，不烧只有好，她自己烧。她其实压根不信产妇只能躺不能动的道理，尽管站在厨房里炖，炒，煎，煮。还要给小毛头喂奶，拍小毛头睡觉，但她就像长了七八双手，忙而不乱，有条有理。只是买和洗这两大项，落在了小白头上，关于产妇不能受风和接触冷水这一点，妹头是严格遵守，一点不敢贸然。这样，小白一早就要起床，在嘈杂肮脏的菜场挤来挤去，然后在水斗跟前杀鱼割肉。洗尿布当然也是他的，一双手都洗白了，发出肥皂的碱味，还有鱼肉的腥气。他又没有妹头的素质，会得合理安排，将事情归纳，分类，见缝插针，又顺手带过。他只是一股脑儿地上，于是，就看见他一天到头扎在了水池边，洗个不停。妹头对尿布把关很严，不仅用眼睛看，还用鼻子闻，必须闻不出尿味，又闻不出肥皂味，才算合格。阿娘看见他埋头苦做，总是用惋惜的口气说：男做女工，越做越穷。妹头当然能听出她挑拨的意思，有意还要小白多做，还要在阿娘面前差他，表示不理会。小白受了苦，还要受她们的气。她们彼此的意见，都是通过折磨小白来体现的。

这一老一小两个女人，都是老派里夹缠点新派，各有一套经过改良的传统，新生的小毛头，且又像一条纽带，将她们俩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各人都有各人的权力，妹头仗的是，小毛头是她肚子里生出来的，阿娘仗的是，小毛头是她的曾孙子，是他们家的正传，妹头说到底还是外人。那妹头也不让了，说阿娘你其实也是外人呀，你又不姓他们家的姓。阿娘就说我怎么是外人，我是婆太太，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样子。所以，妹头到底是不能不让她进房间来看小毛头。一涉及小毛头，矛盾又来了，阿娘要把小毛头捋直了，包一个蜡烛包，这样长大不会罗圈腿。妹头说大热天，痱子都要捂出来的，不等长大，就要热死了。非把蜡烛包打开，阿娘趁妹头在灶间，偷偷又包上，妹头再解开。一来二去，倒把小毛头着了凉，半夜赶去挂急诊。于是，妹头坐在急诊间里哭，阿娘坐在家里哭，彼此怪来怪去。妹头发作说，要带小毛头回娘家住。在这同时，阿娘也有了个主意，就是从宁波乡下叫个远房亲戚出来，专带小毛头，让妹头上班去，不是已经出月子了吗？她不晓得现在有了新规定，产假可延至一年到一年半的。妹头和阿娘结下了冤家。

阿娘其实也是一种刁钻的人，现在是因为年纪大了，做了长辈，只得仁厚一些，但到了关键时刻，便也要露出来的。现在，阿娘进来出去，有当无的，总念叨一句话，就是“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张纸”。底下的含义不言自明，说的是妹头追小白。妹头气极，说，我就让你“男追女”好了！就带着小毛头三天两头往娘家跑，不让阿娘看小毛头。后来她和小白离婚的时候，阿娘竟是站在支持的立场，为满足妹头关于房子的条件，她甚至想出了那么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让舅公搬过来，舅公的房子给妹头。反正舅公没有子嗣，她的子嗣就是舅公的子嗣。小毛头虽然判给了妹头，这点上阿娘又开通了，她想走到天边，小毛头还是他们家的人。她就是这样不能容妹头了。然而，意外且又意中的，在妹头离开她家的第二年，阿娘病重的时候，她一定要小白把妹头找来，要妹头答应同小白复婚。她简直是带着要挟地，说：我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你就不能答应我吗？妹头说：就算是这样，阿娘你也要讲道理呀，再说，你不会死的，你要活到小毛头结婚呢！阿娘听了这话，哭了，妹头也哭了。两人嘴上没说，心里都想起最早的日子里，妹头在小菜场帮阿娘排队占位子，买紧俏货的情景。那时候，阿娘的手脚多灵便，而妹头还是个小姑娘，拎着个篮子，活鱼似的在人堆里钻进钻出。妹头抬头看看，阿娘现在又躺回到了她那张宁波眠床上，帐子垂挂下来，染了几片傍午的阳光，她又想起了和小白在一起的时光。时间真是不留情，一天一天地剥夺人，一直剥夺到完为止。不过，总算有了小毛头。阿娘问小毛头的小鸡是不是还有些歪，要注意正过来。妹头说没有的事，小鸡怎么可能歪，就算是歪，又怎么正得过来，这又不是橡皮泥捏的。阿娘就说，完全可以，把尿的时候，用手推过来，天长日久，就正了。妹头说，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推一把。阿娘说，你让我把吗？你从来不让我把他尿。过去的宿怨又涌上心头，冲走了方才那一刹那的伤感。小白就坐在外间，听着她们的对话，简直像独脚戏里的台词，可双方又都是严肃的。他感慨地发现，其实，她们是真正的一对。当然，这是过来以后再说的，在当时，他可没法那么洒脱地对待，他几乎是焦头烂额。

那是极其混乱的日子，心里憋了一团无名火，一直在找地方发泄。结果，有一日，妹头在仔细嗅过他洗的尿布后，指出有一股鸡屎的气味。他觉得妹头十分无理，即便是他没洗干净，尿布上应该是人屎的气味，也不会是鸡屎的气味，可妹头坚持说是鸡屎的气味。小白就责问道：鸡屎从何而来？上海市内又不允许养鸡。妹头反诘道：我正想问你呢，你从哪里弄来的鸡屎？他怎么缠得过妹头，一气之下，他就把这块尿布撕了。尿布是用旧的细绒布做的，十分绵软，却有筋道，还撕不动。他就去找了把剪刀，剪一个口子，撕一条。整个过程因此拉得很长，不像是一时发怒，倒像是有意为之。他的怒火无法一泻倾之，就更加积蓄起来，堵在胸口，郁闷得很，眼泪都快流了出来。而妹头竟还不放过他，她很冷静地看他撕完了这条尿布，然后，猝不及防地抓过缝纫机上的，他写了一半的稿子，他现在就沦落到这个地步，只能在缝纫机上写作，妹头抓过他的稿子，撕成几半，还不够，又揉成一团。小白浑身颤抖着，手指着妹头要说什么，最终却是哭了出来。他转身出了家门，走到马路上。

天下着雨，他也没带雨具，一个人走在雨中，真是凄凉得很。他任凭雨水和泪水交流在一起，就像一个壮士。可他哪里有这样博大的情怀，他连痛苦都谈不上，尽是些鸡零狗碎的烦恼。他一个人走到人民广场，坐在平素常坐的水泥桩上。雨水将广场上的方砖洗刷得很干净，几乎没有人，因此显得天地更大了，而他是渺小的。天阴着，看不出时辰，他也不关心这个。只看见广场周边的马路亮起了路灯，本来是灰暗的颜色，现在有了一种昏黄的暖调子。他心里开始平静下来，但却很空。他努力回想方才发生了什么，于是又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想了起来，最后一个细节是妹头将他的稿子团了起来，好像在团一张旧报纸。他一点也想不起来，这篇稿子写的是什么，犃和犅的对话进行到哪一个章节。他怀着些自暴自弃的快乐站起身，走回了家去。雨呢，早已经停了，空气爽朗得很。这些，也都帮助他安静下来。

他走进家，推开房门，看见妹头背对着他，在熨衣板上熨东西。雨天里，尿布全靠熨斗熨干的。电灯在她头顶，光洒落下来，也是酱黄的暖调子。妹头听见门响，回头看见他，朝他笑了一笑。有些讨好，又有些戏谑的笑容。他这时才看见，她熨的是他的稿子。那稿子已经用糨糊拼贴好，正用熨斗熨平，熨平的几张放在干净的尿布上面。婴儿睡熟了，但被推到了墙边，妹头把他的被子从沙发搬到了床上。他吃了蒸在锅里的饭菜，又洗了澡，躺进被窝。妹头也收拾了熨板上了床。她挤进小白的被窝，皮厚地说，要让小毛头从小锻炼一个人睡觉，长大是不是可以不要女人。这一晚上，他们一家三口窝在一张床上，翻过来折过去都是人。那小小的一个婴儿，似乎比两个大人还人气重，奶香挟裹着尿臊，还有肉的汗酸，热烘烘的，充满了房间，有一种甜蜜的窒息感。他拥着妹头的温暖的背脊，心里十分想不通，如此平庸的生活，怎么会被妹头过得这样喧腾。

妹头现在时常回娘家了。娘家已经改了样，哥哥在东北安家，孩子却送回上海，预备在上海借读。小弟在家结了婚，将大房间横断拦了三分之二，给他们做房间。再直向地隔出一条沿墙的走道，可以不经过新人的房间，通到父母住的内阳台。内阳台扩充了有一倍，但要住两个老的，再一个小的，还是全家人吃饭聚集的地方，就显得相当逼仄。父母原先的对床已经换了一张双人床，小东北是睡沙发的。一个家庭是经过了重新的分解与组合，变得有些散漫，而且零乱。照理说是经历了变故的，并且，生活似乎在走下坡路，可奇怪的是，妹头的爸爸妈妈并不显老，也不显得有什么失落，他们只是略略比以前不讲究了些，比较好将就了些。但是并没有任何受压榨的憔悴萎缩之状，还因为有了孙儿孙女，流露出安详和仁慈的神态。他们是一对从壮年自然过渡到老年的夫妇的典型。他们遵循着一些简单的，基本的道理，从来不打算去违背这些道理，而自制出一些新的来。这就使他们在每一个时间段上，都承起义务和享受乐趣，同时还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他们对子女、儿孙的爱和责任，也是遵循常理的，从来都有着分寸，寄予的希望也有分寸。所以他们的心情就不会太为儿女的命运，遭际，以及态度左右。他们和下一辈之间自始至终，都是留有距离的。这或许是有一些出于利己主义，可这利己主义并不损害他人，就谈不上有什么坏处，甚至，还有些好处，那就是他人也不必对他们负有回报的义务。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和所有回娘家的女儿一样，妹头回到娘家，也要述说小白家的坏话。她的爸爸妈妈听是听了，却并不怂恿她，更不留她过宿，而是说：你看，家里哪有你睡的地方？自然也因为是女儿，心理上要接近一些，妹头妈妈也会向她述说她弟媳妇的不是。这一回，又轮到妹头有理智了，她一点不揣掇母亲。因是联想到她在阿娘手下的处境，还多少有些同情弟媳。再说，她也不是看不见，母亲一边控诉媳妇，一边十分地疼爱小孙女儿。这倒是一贯的，她母亲从来是比较喜欢爱娇的小姑娘。她将小姑娘稀薄而柔软的头发，编出各种花样的发型，把她打扮成一个娃娃，这使妹头想起她的童年。但因妹头不是一个沉湎儿时的人，所以，这并没有激起她的感伤，仅只是有一点似曾相识的情景，一闪而过了。她现在回娘家，倒是更多地到薛雅琴家玩。薛雅琴请了长病假，不上班了，每月只拿一些象征性的基本工资，靠阿川养她。阿川则正式辞职，专做服装生意。他在较为偏西的区域的服装街上，租了一个铺面，雇了个安徽女孩，替他看店，自己脱出身去进货。所以就经常不在家，而是往深圳，珠海，石狮，集美，这些南边地方跑。薛雅琴的儿子刚刚上学，婆婆又在年前去世，姐姐妹妹都出了嫁，家里就剩她一个人。平时十分清闲，也很欢迎妹头来玩。于是，两人就又回到从前做小姐妹的时光，你来我往，朝夕相处。

女人之间的好，其实是很任性的，也很实际，只要需要，只要想好，就能好起来。或者就是反过来，坏下去。在这点上，妹头尤其更甚。她是个能够左右局势的人，而薛雅琴则比较被动。如今，妹头和薛雅琴正处在彼此需要的当口，彼此就都想着对方的好处，很快续上前缘，好到割头不换。境遇毕竟是能改造人的，薛雅琴现在自信多了，也会打扮了。她穿着甚至要比妹头时新，因为妹头正处在最不在意穿着的时期，那就是刚有孩子的时候，一心都在小毛头身上，自己好像不存在了。她身上常染着奶迹，孩子的口涎和尿渍，又因不上班，更没必要穿戴整齐了。在这个季节里，她自始至终替换着两件小白穿旧的格子衬衫，一件灰绿格子，一件灰红格子。裤子也是小白的，怀孕时穿惯的那条，因为宽大，又是草绿色，看上去就像一条军裤。头发也没心思剪烫，在脑后夹了一个尾巴，散了些碎发，就像是个女学生，或者小保姆。薛雅琴却已经度过这个时期，加上阿川是做服装生意的，进来的衣服都要先让她挑一遍。在淮海路上生活了这些年，耳濡目染，不说学，熏也熏出来了。她现在做了一个极短的发型，后面看起来完全是男式，但前面留了较长的额发，烫过后翻卷上去，特别配她的有棱有角的方脸型和大眼睛，有一种越剧里小生的妩媚。衣服呢，常是宽肩窄身，齐膝的一步裙。看上去很正式，好像随时准备出席礼宾场合，也是和她形体相貌配合的。她也学会了化妆，本来暗淡的肤色便焕发了。总之，她看上去很亮，甚至有些过于艳丽了，就稍稍乡气了一些，但光彩照人。即便是如此鲜明的差异，妹头仍然是主宰者，薛雅琴仍然是依顺和服从的地位。在她光鲜的外表下，总是有一种“木”。妹头呢，这一派的泼辣和邋遢，在她身上，反体现出一种风趣。

有时候，阿川在家，小白也来妹头家看望岳父岳母，他们四个人就凑起来打一桌麻将。这是四个完全不同的人，可在麻将的兴趣上，竟是一致的。这里含有一种单纯的刺激，它以简单的竞技性达到无限的可能性。小白现在已由一家大出版社为他支付基本工资，请下长假，写作一本新书，依然是犃和犅的对话的形式。他基本成为一个操文字生涯的人了。并且，在写作的圈子里，他可称得上是个名人。但这并不妨碍他和妹头他们打麻将。这就是小白的可爱之处，他从来不拒绝平庸的诱惑，他甚至还有点放纵自己。当然，这也是因为有自信，自信是超凡脱俗，就不害怕有堕落的危险。而他不会想到，这一点，却被妹头利用了。她不了解他的思想，可是她了解他的感官，她本能地知道什么是可以羁绊他的东西。她做好吃的给他吃，想好玩的和他玩，她几乎每晚都和他缠绵。后来，到了他们摊牌的时候，妹头坦白说出，她所以和他每晚纠缠，是为了不让他有精力去到外面胡来。而妹头自己呢？却出了大轨。小白发现自己是这样被妹头肆意占有着，他的婚姻生活原来是受虐的生活，真是悲从中来。

此时，他们在麻将桌上，玩得挺好。比较起来，阿川牌艺最高。因为经常和生意场上的朋友打牌，锻炼较多。他记忆极好，可将几家的出牌全盘记下，从中推出各家的局势，再对阵出牌。但却实在野心太大，一味要做大牌，不肯做小牌，一点妥协都不干，所以，赢是大赢，输也是大输。其次，是妹头。妹头反应快，能够及时做出转变，审时度势，有大做大，有小做小。所以，均衡来看，还是她得分高。小白其实是智能最高的，他完全可能做得和妹头，甚至和阿川一样好，可是他比较沉溺于做牌的乐趣，不够现实，求胜心也不切。他毕竟是个思想者，有些虚无。他流连于牌的奇妙组合，以及偶然性的神秘，常常将好机会放过。他就比较不容易成牌。薛雅琴，智商无疑是要低一筹，但谁也没她手气好，正应了一句俗话：不会打牌的人最上牌。她就是这样，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这样一来，他们四个人就基本上势均力敌，是很好的麻将搭子。他们四个还有一项好处，就是牌风很好，没有人会为输赢动气翻脸。阿川是大将风范，妹头天生就有镇定自若，处惊不变的禀赋，小白，则是名士派的，本来就不重输赢，薛雅琴生性迟钝，也是厚道，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过激的表现。所以，他们的牌桌上气氛也很好，一点伤不了和气。还有，他们也都是节制的，到底条件有限。阿川有生意，要跑码头，小白要写书，妹头拖着个小毛头，薛雅琴虽然闲，可她一个人闲顶什么？只听过三缺一，还没听过一缺三。就这样，他们至多一周打两次，打起来，也决不通宵达旦，风气很好。

麻将桌上结成的友谊也是很亲密的，两对夫妻背后免不了要说说对方的不是，但这也是极好以后才会说的。事实上，他们相处得很和谐。阿川有时候出去进货，妹头会带了小毛头和薛雅琴一起睡，让给小白清静，好赶稿子。薛雅琴现在住得很宽敞了，一大一小两间房间，就住他们夫妇带一个儿子，又有了钱，装修一新，很舒适。阿川现在每次进货回来，不仅要让薛雅琴挑拣喜欢的衣服，还要让妹头挑拣一轮。妹头要比薛雅琴慎重得多，薛雅琴挑十件，妹头只挑一件这样的比例。因为妹头手头毕竟不如薛雅琴宽裕，也因为妹头的眼光比较苛刻，而薛雅琴却有些拿不准，宁可错十，也不漏一。并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妹头知道这些衣服其实都是旧的，谁知道是什么人穿过的呢？心下总有些嫌恶。要不是有一些实在是喜欢，又实在便宜，这些衣服大都是论包或论斤两收进的，阿川本意是不要妹头钱的，但妹头一定要给，才象征性地收一些。

阿川一回到家，将这些衣服摊了一地，妹头和薛雅琴就在其中翻捡着。这些来自南边的衣服，大都是轻薄透明的化纤尼龙的质料，色彩鲜艳，镶着繁复的蕾丝，式样相当夸张，做工且十分粗糙。它们散发出一股不是不洁净，也不是洁净的气味。很暧昧不明的。好像包含着一些来历，却又无从寻查，确证。但是，这些衣服带来了一股开放的气息，它以它的粗鲁和新颖，冲击着这个城市的傲慢偏见，打破了成规。妹头再是嫌恶，也按捺不住好奇和兴奋，她比薛雅琴更仔细地，一件件审视这些衣服，为它们设想最佳搭配。她和薛雅琴一起，用洗衣机将衣服洗涤一遍，再将它们熨平，这样，它们变了一个模样，变得高雅了一些。妹头还对它们进行一些小小的改造，比如，把有些特别薄而透明的衬衣的垫肩拆除，免得看上去就像是两片补丁，而给另一些宽肩阔袖，质地垂挂的装上垫肩，夸张它们的宽和垂。将一些太过累赘的蕾丝去掉，而给一些过于平淡的缀上蕾丝。有的配上腰带，有的则配一个别针。她还将这些零散的衣服自行配套，配成一身一身的，让阿川挂在铺子的壁上。而且，妹头别具慧眼，她总是能够一眼看出，哪一种款式正当时令，而另一种则即将过时，然后建议阿川定出天壤之别的价格。她很超前地认识到，价格有时候也能制造和率领潮流。因此，有一些价格是可以商量的，有一些却雷打不动，宁可卖不出去。卖不出去又怎么？她又不是不知道这些衣服的真正价值。后来，妹头甚至比薛雅琴更加盼望阿川回来，他回来，就能带来那么多的新鲜衣服。她还催着阿川赶紧再出去，出去收进个新鲜的衣服。这些衣服款式更替得这么快速，叫人目不暇接。妹头真是欣喜得很，每一次，看见阿川扛进一大蛇皮袋的衣服，她都急不可待地打开来，往外掏着，又有什么新东西在里面哪！她就像一个接受节日礼物的小孩子。

等她一年半的产假满了，临到回厂上班，而厂里效益则在大幅度下降。由于原材料减缩统一配给，逐步走向市场，产品价格又无法自行提高，厂里不得不停了一半以上的机器。这时候，阿川便提议妹头跟他做生意。妹头说，当我外来妹啊！阿川说怎么敢，是请你做老板，我们合伙。妹头就说我又没本钱。阿川说你出智能，折合本钱。妹头问：说话算不算数？阿川反问：我几时说话不算数过？妹头哼了一声，表示不信，阿川就举出例子：我说和薛雅琴结婚，不就结了？妹头再一想，果然阿川从来没有食过言，就不说话了。不过，她也还是交给阿川七千块钱作为投股的本钱。小白正好得了一笔稿费，再加上平时的积蓄。小白知道妹头是个精力旺盛的人，她总是要给自己找事做。现在，婚结了，孩子生了，养到可以进托儿所了，她再做什么呢？那么就做生意吧！小白不指望她赚钱，却也不怕她赔钱，二话不说，就让她去了。妹头帮阿川做事，薛雅琴也是高兴的。因做生意总是有风险，现在妹头也上了船，就算是同舟共济了。在妹头为小毛头联系到托儿所之前的几个月里，她就帮着妹头带孩子，让他们两人专门做生意。等到孩子安顿下来，妹头到理发店剪烫了头发，重整装束，就跟了阿川到南边去进货了。

一周后回来的妹头，黑了一成，瘦了一成。她洗一个澡，睡一大觉，都没来得及和小白说上几句话，就跑到阿川家去整理服装了。她到南边走了一遭，亲眼看见在那些沿海的小镇，深长的巷子里，制作服装的工场一间挨一间，缝纫机嚓嚓地响成一片，粗制滥造着各色服装，然后再缝上名牌商标。制作名牌商标的工场也是挤挤挨挨。旧衣服的市场更是一眼望不到头，全国各地的商贩张着蛇皮袋，就像农人盛粮食一样盛着衣服，一袋袋地过磅，付钱，扛走。要不是身临其境，你是万万想不到，当代的时尚就是从这样的地方发源，流向各地。这些潮湿，闷热，飘散着海水和鱼虾的腥味，由于壅塞了内地的打工者而拥挤，嘈杂，混乱，充满犯罪和疾病的小镇，就是我们的时尚的源头。

这一周，妹头不仅了解了货源的情况，也了解了阿川做生意的方式。阿川多少是有些凭了蛮力做的。他大进大出，其实是薄利多销，是缺乏策略的。妹头和阿川商量，他们的生意要以牛仔裤和布制衬衣为主。因为她看下来，这是服装潮流中，发展最为稳健的两项，一般来说，它们万变不离其宗。而且，从制作的流程和工艺来说，这两项也较为成熟。生产的批量大，成本就低，赚头也大。所以，他们的生意中，至少有一半要是牛仔裤和布制衬衣，再一半做时装，高价位的，旧衣服只可搭一点，卖统货，极低价。由于这些旧衣服往往式样夸张怪诞，便给人稍纵即逝的印象，这反而证明了这是一家很负责的时装铺，那些高价位的时装也变得可信了。阿川认为妹头的看法很对，很受启发，决定一回来就着手修改店铺的门面。两人都是火辣辣的性格，做事情很上劲头，一时间，店铺面貌一新，生意也面貌一新。生意一好，货就走得快，必须更快地进货。于是，又雇了一个外来妹，和原来的那个一起看铺面，这样，他们就更脱得出身了。

妹头已经把这条线走得很熟了。也遇上过几次险情，但凭着她的机巧和阿川的蛮力，总能化险为夷，循着不打不成交的常理，有几回交过手的对头，也成了好朋友，互相都用得上。这一点，妹头也给阿川帮了忙，她有人缘，更多的时候，人家是看妹头的面子。在服装街上，妹头也很注意关系。晓得生意好招人嫉，她就适当地让一点生意给别人做，一点不骄横。但别人也不要想欺她，欺了她，倒霉一辈子。阿川从小就对她服帖，现在更是没话说。两人就像是倒过来了，本来是妹头跟了阿川做生意，现在却是阿川跟了妹头做。他样样都依妹头，能不依吗？妹头说的都有道理，都是为生意好，而且态度也不坏，商量的，建议的，甚至恳求的。妹头记得自己做生意是阿川挑的。这就是妹头，而不是别人了，她知恩图报。现在，服装街上的生意淘里，都称妹头“老板娘”。这称呼是不太妥当，可妹头也没办法每一回都纠正，就随他们叫去。叫多了，也应，慢慢就变得自然了。后来，有一回，小白送孩子到服装街给妹头。妹头不在，问上哪里去了，隔壁铺面里的人说，和他老公吃饭去了。小白晓得这“老公”是指阿川，也晓得人家是误会了，根本没往心里去，他把孩子交给看铺面的外来妹，就走了。

妹头的装束也是老板娘的派头。她从不穿自己铺子里出售的衣服，而是让两个外来妹一人穿一身。她亲自为她们挑选，搭配，线袜，头饰，鞋，都要经她过眼。她把她们装扮得有些乡艳，妩媚活泼，表明着她们受雇且受过调教的身份。她自己是穿一条牛仔裤，高腰小裤腿，一般的中等的品牌，却是正宗的，从可靠的专卖店买来。上面是一件男式的条纹休闲衬衫，宽大的圆后摆罩到腿上，一双意大利软皮平底鞋。是低调的时髦。有时则是丝织的中间色的时装裤，有垫肩的西服领的丝衬衫，白色，或者亮一些，铁锈色，下摆束进腰里，足下便是高跟鞋。比较女性化也职业化。发式总是短的，但波形要比从前夸张一些，经过焗油，也更乌亮了，稍稍亮得有那么一点不真实，有点像假发。脸部，她化了浓妆。倒不是有意要化浓妆，而是不知不觉之中。凡长年化妆的人，往往都会越化越浓。她们的眼睛日渐习惯亮色，宁有过之而无有不足，不由得就加重了色彩。也还是为了掩盖辛劳奔波的倦容，以及妆粉侵蚀而变得粗糙的皮肤。她的妆就也有些夸张，眼圈很深，很大，大白天也画着显著的鼻引线，用的粉底是覆盖力较强的一种，再扑上定妆干粉，就像罩了一个壳。最欠自然的是妹头的嘴，因她是那类旧式的美人嘴，今天看来就嫌小嫌薄了，于是就往大和厚里描，明显地超出了天然的唇线，就好像嘴上面又套了一张嘴似的。这样的妆真是有些俗艳的，而且透着粗鲁的生活的痕迹。但由于妹头分得略开的双目，杏眼，微翘的鼻尖，还有脸颊柔嫩的线条，这些都有着一股轻灵的稚气。所以，这个粗俗的妆就变得天真了，它有一种卡通的效果，至多是叫人觉得滑稽。小白有时会注意到她奇怪地改变了的脸，惊诧地说：你就像一个熊猫。因是那样稔熟，接近地生活在一起，人们特别容易忽略表面的东西，而表面的东西有时候却是事情的征兆。

这些从南边进来的货有时也会临时堆放在小白的家里，这时候，房间里就壅塞着一股陌生的气味。这气味十分混杂，有化妆品的脂粉气，各类香型的香水味，洗涤剂的气味，药品的麝香和薄荷味，再加上淋雨受潮又阴干的布臭味，帆布的浆作味，羊毛的膻味。在这许多说得出名目的气味之下，还隐匿着一些说不出名目的更复杂的气味。好像是什么人身上的体味，油汗味，种种分泌物的怪诞气味。凡此种种合在一起，便十分强烈，而且极有洇染力。尤其在那种气压很低，湿度很大的梅雨的季节，它们可滞留数十天之久，不能消散。它们特别叫人郁闷，而且不安。

这一天，小白正坐在屋里写东西，忽然觉着身后似有什么窸窣的动静，回头从开着的房门看出去。隔着吃饭间和灶间，可看见敞开的后门口的弄堂，弄堂里很亮，充盈着午后的光线。门口有一个人，正伸头往里探着。因是背光，又隔得远，看不清是谁，小白以为是个无关的过路人。待要重新回头到书桌上写着的东西里，却见那人很固执地站在门口，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再注意地向那里看去，发现这人是认识的，是妹头的朋友，薛雅琴。他略感意外，站起身迎出去：薛雅琴，你找妹头吗？薛雅琴见他出来，不由自主地往后缩了一下，说：妹头不在吗？这时，小白已经走到后门口，站在她对面，这会儿他看清了薛雅琴。她脸上重新有了那种瑟缩的表情，眼光犹疑不定地从小白身上滑过，看着他身后黑洞洞的灶间。小白说：妹头在店里面，你去那里找好了。薛雅琴说：好的，我去店里。她期期艾艾的，欲转身离去，又站住了，然后说：其实，我是找你，小白。小白更觉意外，说：那你就进来说好了。她却不肯进去，很有顾虑地伸头看着。小白满腹狐疑，就提议：那么我们找个地方坐坐。他让薛雅琴等他一会儿，进去拿了香烟和打火机，锁上房门，再又出来。薛雅琴则又要小白管自己走，她跟在后面。小白兀自走出弄堂，走过马路，上了前面的淮海路。有几次他回头看，薛雅琴便一躲，好像怕给他看见似的。小白觉得十分滑稽，并且荒唐，但又觉得薛雅琴是真的有什么事情。他穿过马路，走进一家食品商店，在咖啡座上占了一张圆桌。不一会儿，薛雅琴也到了。他要了两杯所谓“奶咖”，是用温吞水冲泡的速溶咖啡，“知己”没有化开，浮在面上，屑屑粒粒的。桌面上铺了塑料薄膜，粘着手和衣服。整个情形都是令人极不舒服的。又捱了一会儿，薛雅琴说道：小白，你好好给妹头说说，但不要说是我对你说的，你就说是你自己说的。小白被她绕口令的话弄得十分厌烦，可心里已经明白了一半。他继续耐了性子听薛雅琴绕，渐渐绕到了主题：这不光是我和阿川的事情，也是妹头和你小白的事情，我思来想去——小白在心里奇怪了一下，薛雅琴会使用“思来想去”这么个词汇——我思来想去，薛雅琴说，还是来找你小白，你是知识分子，讲道理，也上路，她絮絮叨叨着。小白此时的厌烦远远超过了恼怒和震惊，他想，妹头将他扯到了这般无趣又无聊的纠葛里面，他竟和对面这个颟顸的女人处境相同，实在是不可理喻。他不想再听薛雅琴絮叨，而是转过头四下打量了一番。他想起他曾经和妹头一起在这里吃过刨冰，那时候这里非常清洁，刨冰做得很地道，可算上乘的消费。他回忆起那时候刨冰下面的赤豆，一颗颗又大又饱，非常酥甜。这就是那时代的生活，简单，朴素，但是货真价实。这段往事并没有使他感伤，他一心想着如何尽快摆脱对面这女人。

极度的厌烦，竟使他一连三天没有向妹头摊牌。他仅仅是比较地沉默了些，其实，已经有很长时间以来，他都是很少话了。妹头早出晚归，还要出门跑码头，他基本是过着单身的生活。但是，妹头是何等样的人？她发觉了不对，由于自知理亏，就格外有眼色。小白的沉默，很像是一种城府，似乎有什么重大的举动跟在后面。妹头这几天过得很不安，她等待着小白发作。可小白就像哑了似的，无甚表示。后来，妹头甚至以为小白是对此事无所谓的，这就使她心头火起了。这一天，她又要出门了。她告诉小白，她要去南边，小白说：好的。妹头又说，我和阿川一起去的，小白又说：好的。妹头从来没有这样给小白拿住的时候，她只得不讲理了。她蛮横地说：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一切后果由你负责。这句话小白实在听不懂了，可他心里就是厌烦，厌烦，厌烦！他一点没有兴趣和妹头接火，干脆不说话了。妹头把门砰地一声摔上，走了。这一声响倒是把小白摔得清醒了一些，他冷静地想道：怎么还是妹头凶呢？可是，再一想，他又能怎么办？于是，他便想到了离婚。想到了离婚，他忽然就安宁下来，心里一直壅塞着的那股污浊的感觉也褪去了。并且，因他向来是个滞于行动的人，所以，妹头不在家倒帮了他，使他可以不必立即着手“离婚”这件事。现在，他希望妹头越晚回来越好，反正，他已经做了决定，再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可是这一次妹头却很快就转了回来。她正和小白相反，她决不能让事情这样不明不白着，她一定要搞个究竟。她回来的时候正是早晨，孩子已经让小白的妈妈送去托儿所，小白因为前日晚上开了夜车，还未起床。房间里四处摊着孩子的玩具，换下的衣服。外面的饭桌上放着酱菜，腐乳，冷油条和泡饭，等着小白起床后吃。这是一日中最乱的时刻，叫人意气消沉。妹头这时候进门来，照例拖了鼓鼓囊囊的一大蛇皮袋。小白忽然从床上跃起，将她的蛇皮袋向门外踢去。蛇皮袋臃肿，庞大，而且柔软，他这一脚就像踢在棉花包上。蛇皮袋略歪了歪，没有动。他泄气地回到床上，将被子蒙了头，一言不发。但他的这一发作，还是使妹头满意了，她想：小白你到底不是没什么的！而且，她感到了小白的可怜，小白真的很可怜。她想起他拿了那么小的一个牛奶锅去买油条，油条只能站在锅里的情景，心里软得要命。她走到床跟前，摸摸小白露在被子外面的一丛乱发，小白一动不动。小白，妹头喊他。小白听见她的声音，忽然感到无尽的委屈，便流下了眼泪。妹头感觉到他的抽泣，也流下了眼泪。她隔了被子抱住小白，哭着叫他：小白，小白。小白开始想挣，挣不动，就罢了。被子把他裹得那么紧，眼泪又哽住了鼻腔和咽喉，闷得简直透不过气来。两个人被里被外地哭了一会，小白终于挣脱了出来。伸出半个身子，停了一会儿，他说：怎么办？妹头说，随便你。小白就说离婚，妹头说，我知道你会这么说的。两人谁也不看谁地坐着。平静了一会，小白正过眼睛，看见了妹头的侧面。夜间旅行，再加方才哭了一场，脸上的脂粉斑斑驳驳，蓝的眼影，黄的粉蜜，红的唇膏，混在一起，成了一张花脸。小白又有点可怜她，就松了口气：那你说怎么办？妹头冷笑了一声：我还能说什么吗？我算是输给你了，其实，你又是什么好人呢，还不是我抓得紧！小白不禁奇怪地问：你怎么抓得紧？妹头就说出了，每天与他缠绵的真相。小白深深地感觉到受了欺凌，他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他跳下床，套上裤子，简短而又果断地说了两个字：离婚！

他和妹头的离婚顺利经过通常的那些手续，有一件节外生枝的事情，就是他们两人的结婚证没有了。在几年前的一次吵架中，妹头把它们撕得粉碎，扔了。谁知道还会有用得着的时候，并且是在离婚的时候。所以，他们只得又补了两张结婚证，才算完。

他和妹头办完离婚，就好像前嫌尽释了，他问了妹头一句：阿川会和你结婚吗？妹头冷笑道：我要和他结婚早就结了。这话说得固然不错，但毕竟带了一些苍凉。此一时，彼一时，阿川现在是不会和妹头结婚了。男人大都不会和婚外关系的女人结婚，再说，在他们的生意淘里，婚外关系是无所谓的，阿川可能是会对妹头有几分真情，但一旦混入生意淘里，事情也就变了面目。而老婆是可靠的，稳定的。更何况是薛雅琴这样的老婆，凡事都不大计较，一点不妨碍的。她还给阿川生儿子了呢！宁波人是重子嗣的，尤其是阿川这样，父亲早逝，又是独出的儿子。再反过来说，妹头也未必对阿川有真情，单是为了薛雅琴这一层，她就不会把阿川放在眼里。但阿川确是动了她的欲念，这种欲念好像在他们之间埋藏很久远了。当他们头一次发生那样的事情时，两人不约而同的，耳边都响起小时候，阿川的自行车骑向妹头她们的橡皮筋，妹头逼人的叫声：你骑！你骑！你骑！这是翻成普通话的说法，沪语里“自行车”是被叫做“脚踏车”的，所以，妹头叫的是：侬踏！侬踏！侬踏！这个“踏”字发音“哒”，音更短促：侬哒！侬哒！侬哒！他们耳边响着这声音，有一股施虐和受虐的刺激，加强了快感。这是在南边一个叫“东莞”的小镇上的旅馆，气候炎热而潮湿，窗外是挤挤挨挨的屋顶，破碎的瓦爿上林立着电视天线，挂着一些肮脏的塑料袋。他们出生并长大的上海，那条城市中心的弄堂，一下子退到无影无踪，他们都好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他们一下子变得如此相像和接近，他们均是充斥着旺盛粗野的欲望，还有活力。

离婚后，妹头带了孩子搬到隔了一条横马路的舅公的房子里。小白的房间，先是去掉了一半家具，然后，紧接着就填满了更多的舅公的旧东西，那张宁式眠床又回来了，老迈而多病的舅公，从早到晚睡在上面。孩子虽然跟了妹头，但因这里是他住惯了的地方，所以，几乎每天都要来，三顿饭里有两顿在这里吃。甚至连妹头也一起来，熟门熟路的，倒反比过去更热闹也更杂沓了。小白就在西边开发区里借了套一室户的工房，搬过去住了。生活陡然地清静下来，变得很单纯。开发区的夜晚是寂静的，他这才发现他在喧哗的市声里已经生活得多么久了。远处有几部塔吊在工作，塔吊上的灯在夜雾中一明一灭，更显出了夜的辽阔空旷。他的思想便在这空廓中活跃着。

就这样，他开始了真正的写作人的生涯。他结交了许多朋友，在一起讨论着思想和写作。但这许多朋友中并没有阿五头。阿五头依然住在他们家的老式公寓房子里，读着《周易》。他和小白已经很久不通信息了。在小白结交的朋友中，常有年轻的女性。她们思想开放，特别喜爱清谈，其中有一个做了小白的女朋友，他们的关系甚至发展到了同居。小白却不打算与她结婚。倒不是说他惧怕婚姻，而是觉得他与女朋友的关系有一种不真实的性质。他们是思想的伴侣，婚姻却是，生活。而他多少有一点惧怕生活。后来，女朋友主动了断了这样的、没有结果的关系，另寻归宿。女朋友的离去，使小白伤心了一阵，他感到了一个人生活的寂寞。于是，他又有了一个女朋友。但这一个是比上一个更没有婚姻的希望了，因为更加不真实。前一个到底是小白第一个情人，要从思想的接近和交流来说，她又可算是小白的第一个异性朋友，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影响，有过一些动情的时刻。而这一次，似乎只是对上一次的某种模拟和重复，不管承认不承认，是有些填补空白的意思。之后，小白也还有过另外的，或长或短的异性经验。这些异性像流水一样从小白的生活里流过，陪伴着小白的孤夜。小白住的这座楼的周围，渐渐矗立并簇拥起高楼，最终，这座旧楼宣告废弃，将进行爆破，夷为平地，再建新的大楼。小白便搬出了这个套间。这时候，他已经在开发区另一角的高层里，以按揭付款的方式买下了一套两室一厅。他住进了新居，夜晚，拉开窗帘，见已是万家灯火。

他很少回家。舅公和阿娘相继去世，哥哥去了美国，将父母接去探亲，姐姐一家则从住房逼仄的婆家搬回了老房子。他就更少回家了。儿子有时会来看他。他已经是个小小少年，迷恋电视和游戏机，和他并无多少话讲。他从来就不怎么喜欢孩子，觉得他们很麻烦，现在就更不谈了。他只是替儿子支付生活费，交纳学费，还有赠送礼品。妹头的消息时有时无，最新的一个是，妹头出国了，去的是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略有些惊奇，想妹头怎么会去那么一个冷门的地方。但再一想，又觉得妹头和这地方相配极了。小时候，这城市的大大小小弄堂里的孩子，都是用一句沪语的谐音，来记诵地理课上的这个地名，叫做“玻璃木梳眼泪水”。谁让它有这样奇怪的冗长的发音呢？就这样，“玻璃木梳眼泪水”。他们念经似的背诵着，心里其实并不相信，世界上真有这么一个地方，谁会叫做“玻璃木梳眼泪水”呢？可妹头果真去了。

现在，他走在熙攘的街道上，迎面而来，最触目的，是年轻美丽的女孩子们。她们一律穿着最为时尚的衣着。由于时尚，她们的面目彼此就有些相像，而不是以往那样，每条马路的女孩子都有每条马路的风范，她们各不相同。在他从小长大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有着特殊的脸相，她们渐渐地出现在他眼前。有“淮海路上一枝花”的端正的鹅蛋脸型，这种脸型轮廓特别匀称，额，颊，眉棱，下颌，线条紧凑而柔和，在颧和腮之间，有些微的凹陷，这一处凹陷使得脸部有了股伤感的格调。这种脸型有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些憔悴，这就是那伤感格调忽然间并发的缘故。“七〇届的拉三”的脸型比较华丽，色彩相当强烈，从细节看，不是那么均衡，但每一个冲突，都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是，整体的和谐。由于它性格突出，所以，并不是每个角度都是好看，某一个角度，甚至颇为难看，可这难看也是有色彩的。总之，它招人眼目。玲玲是有些怪异的脸型，她的近乎透明的白皙，浅蓝的眼白，微黄的头发，还有包着的嘴形，流露出的是诡秘的情调。没有人说她像异国人，她不是那种异国人的形象，但她怪异。她特别适合她后来选定的发型，就是将头发梳向一侧，在一侧的耳畔系起一束，这加强了她的怪异。淮海路上还有一种脸相，是有些像动物，比如说，狐狸。吊眼梢，尖下巴，鼻子细长，嘴，阔而扁。这种脸相的女孩子，大都聪明活泼，但是也有些刁，口齿尖利，不怎么好相处。再有一种类型是接近亚热带的种族，肤色黝黑，小而圆的头部，面部肌肉结实，瞳仁的颜色特别深，眼睛的重睑阔而显著。她们大都是小个子的女孩，动作富有弹性，适合劳动和运动。许多脸相涌现在他的眼前，街上的女孩都换了脸，变成他所熟悉的那些。在她们中间，他好像看见了妹头。妹头的脸，是的，妹头的脸，是他说不出哪一种类的，可却无法混淆。妹头面目奇异地走在人丛里面，走着，走着，然后飞翔起来。她越过了那么多的各不相同的脸，飞翔起来，很多脸都落到了她的身后。她飞翔，飞翔，一直飞向，布宜诺斯艾利斯。

1999年5月20日一稿

1999年6月15日二稿　上海